胡适:战时中国驻美大使

时间:2022-09-22 10:44:31

胡适:战时中国驻美大使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倡导和实践科学、民主、法治、人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之一。同时,他又自称是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与国民政府以及、等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期间,他应国民政府之“征调”,赴美欧宣传抗日,后就任战时中国驻美大使,时近四年,在民国外交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记录。

“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胡适曾经是政府的反对派。他与当局关系的建立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反对武力抗日、等待国际环境变化的外交主张, 特别是同情“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态度,引起领袖的关注和重视。

胡适的主要观点是:反对以武力对抗日本,对日本怀有相当的敬意,甚至认为日本对发展缓慢的中国进行侵略并非毫无道理;相信国际舆论和国际协定对日本会有约束力;企盼日本明识之士能够劝阻日本军阀,不要走“民族自杀之路”;认为“目前中国所能做的只能是忍耐”,“可以等待50年”,并以法国当年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给普鲁士且过了48年才收回为例,宣称由于中日之间国力悬殊太大,“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赞扬《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支持当局签署《塘沽协定》,认为“既然中国并无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在华北作出让步,以换取和平,是中国唯一选择”;华北事变后,认为日本的独霸无法制裁,期待“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等等。

胡适的这些言论遭到反日情绪高涨的国人的反对,却为执行妥协政策的领袖重视,其基本主张与国民政府当时执行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相吻合的,为此,军政领袖、先后会见胡适,对于局势与外交有所垂询,也建立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渠道。独立评论派中的骨干人物蒋廷黻等则进入政府担任要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胡适应邀参加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会,发言赞成谈话。7月底,平津失陷,胡适仍认为中国准备不够,主张再忍让,并直接向提出“对日外交路线不可断”。其时,当局上层形成了以周佛海为中心人物而为精神领袖的“低调俱乐部”, 主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胡适是该俱乐部的骨干分子,他不仅经常参与该集团的活动,而且“低调俱乐部”之名也出于胡适之口。

奉派赴美欧宣传抗日

参加庐山谈话会是胡适参与国民政府外交事务之始。1937年9月,他奉派以非官方身份出游美欧,宣传中国抗日。在美国各地及加拿大发表许多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讲。次年7月,又赴欧洲访问,继续宣传抗日的行程。

胡适此行的最大希望是:“一面使美国政府能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政府被迫而抗战的苦衷;一面加强美国民间对中国的同情,并唤起美国民众对孤立政策有所警惕,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可以有所举动。”

期间,胡适提出了“苦撑待变”的名言,称“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他解释说:“我们这次可以说是为世界而战,至少是为民主国家而战,但我们自己要先咬牙苦撑”,等候国际时机的到来,胡适的预断为后来的战争进程所证实。

“应征”就任驻美大使

1938年7月26日,胡适在伦敦接到要他就任驻美大使的电报,他考虑一周后毅然决定应命,并称“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

胡适作为民国外交史上少有的文人大使,积极努力与美国政府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尤注重发挥自身的专长,频频参加集会和演讲,他在任期间发表演讲之多,是很多外交官都望尘莫及的。“胡先生最善于演说,他写稿极其用心,内容极其丰富,诉说极其动听,故事中见真理,严肃中带风趣,讲者滔滔不绝,听者久久不倦,他不单在演说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且引起日本舆论的愤怒与抗议。”他的成百次演讲,增进了美国各界、各阶层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同情,促进了美国社会普遍支持中国抗战的舆论。

推动搁置美国中立法案,是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的当务之急。他积极奔走于白宫与国会之间,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多次,与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更是频繁接触,力言此案关系中国抗战利害,终于推动该案被搁置,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个成功。

胡适协助已在美国专门从事借款活动的陈光甫,先后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合同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后又协助宋子文达成中美一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对于中国抗战是巨大的支持。

胡适在阻止美日妥协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41年春,避战心切的美国与日本达成临时协定草案,胡适获悉后,两次向美方表示强烈反对,并代表中国政府对美提出强烈抗议,加上英国丘吉尔亦对此表示疑虑,终于迫使美国放弃妥协打算,美日谈判破裂,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给中国的抗战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离任风波

由胡适这样的文人出任驻美大使,在国民政府内部始终是一件颇具争议的事。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不断发生“去胡”风波。攻击他的人既有想取而代之的外交官颜惠庆,也有行政院高官孔祥熙、宋子文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美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1941年底,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常驻美国,开始独揽对美外交大权,成为“太上大使”,胡适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日记中记载:宋子文“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的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私下批评宋子文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能驳回一字。我则半年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见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

胡适虽有去职之意,却并未正式辞职。决定胡适去职的是本人。他评述胡适之使美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藉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亦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个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争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惟恐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乃彼之功。幸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早予撤换,否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这表明不仅不满于胡适的大使业绩,甚至担心其誉高震主了。1942年9月,行政国务会议决议魏道明继任胡适为驻美大使。胡适自此退出政界。对此,美国朝野表示惊讶,《纽约时报》为胡适去职发表评论,称“重庆国民政府寻遍中国,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他1938年来美上任,美国友人对他期望甚高,而他的实际表现,却又超过大家对他的期望”。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赞扬胡适,把他描述成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又最受人尊重的一位使节。

两次谢绝再任驻美大使

胡适离任后,移居纽约,继续其学术研究。1945年曾被任命为出席联合国创立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上签字。1946年归国,出任北平大学校长。其间,他与国民政府高层继续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1947年2月,先后邀请胡适担任考试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以及再任驻美大使,均为胡适谢辞。1948年3月,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故作姿态,提议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胡适有所心动,一度接受,后又推辞。但此议因在党内遭到强烈反对而罢议。

1949年春,胡适见在大陆大势已去,再次乘船赴美,当起了寓公。6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气球。在的默认和支持下,宋子文、蒋廷黻、顾维钧等人筹划敦促胡适组阁的计划,认为这“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一方面,他们劝说胡适就任外交部长,进而出面组建一个由自由分子组成的内阁;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内外开展游说活动,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支持新内阁,进而改变对华政策。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计划,胡适在最后关头谢绝再次出任外交部长。

1957年9月,胡适曾被台湾当局任命为出席第12届联合国大会代表。1958年4月,胡适自美国赴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病逝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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