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胡适全集》

研究现代学术思想史，想绕过胡适，是不可能的。中华书局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集》，一九八五年出版了《胡适的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了胡适有关古典文学（《红楼梦》研究单为一册）的论著，华文出版社一九出版了唐德刚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出版了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些书外加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引起了社会上对胡适的广泛关注。一九九年代，中华书局以“胡适学术文集”的名义，陆续出版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语言文字研究、中国佛学名、语言与文化、教育、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一九九四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公布了大量此前不易得见的材料，更是推动了对胡适的研究。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版有《胡适书信集》、《胡适文集》。

此后，大陆学者在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的基础上，全面利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编纂出版《胡适全集》，大概首先推出的就是曹伯言先生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出版十年后，我陆续购得这部分册定价的日记，近来因查材料而翻阅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记，不料一读即不想放手，于是决定从二十年代开始，通读一过。读的过程中，又不时取胡颂平先生所编《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1984）及《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重印本）相关部分加以核查，望着堆在地上的小山似的四十多本《全集》，心中总有种莫名的情绪。

胡适写文章，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时评，都是正正经经立说、辩论，从不嬉笑怒骂，语出刻薄。他常说写文章态度要严正，不可流于轻薄。所以他对刘半农当年在《新青年》化名“调侃”林琴南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有很多名言，比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拿证据来”，比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等等，征引率极高。但随着《胡适全集》的出版，随着学术界对胡适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们今天会不会有些新的理解和认识呢？比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长期被视作他的治学名言。事实上，胡适的确也是这么强调的，他认为这是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的总结和概括。但我们觉得将此仅限定于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实在是有些“矮化”了这句话在当时的作用和意义。

胡适回国不久，一九一九年于《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全集》第1卷），其中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随后他又引用尼采的话，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他还举了文学、、旧戏、礼教、政府与无政府、财产私有与公有等例，认为都需要重新估定、重新评判，“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要质疑成说，要成说，一切未经论证、未经验证的东西，都不可以盲从―这哪里仅仅是一种治学的方法呢？这分明是要鼓励人们建立起一个理性、思考、质疑的态度。怀疑一切、研究一切（拿证据来），建立理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即以治学方法而言，有学者称，胡适提倡以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成绩主要是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对自然科学似乎作用不大，起效也不明显。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完全需向西方学习，不存在体用的问题（或者说，在鼓吹中国文化本位的人眼中，自然科学本来就属于器、属于用，而不属于体）。晚清，政府已开始派学生出洋学习，但真正大规模的留学，大概要到民国初年，除利用庚款外，各地方也有公费派遣等，而要等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并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更要往后推延了。所以，在胡适大力提倡科学方法的时候，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还不见很有起色，那是当然的了，况且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主要是针对整理国故，而不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

胡氏日记，久播人口的一句，就是胡氏是为了给人看才写的。读完了日记，我才认识到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胡适很重视史料的收集、保存和流传，经常劝人写回忆录、编年谱，因此他写日记，也有着保存史料的目的。但与他同辈人竺可桢、学生辈顾颉刚的日记一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并没有认真地坚持写日记，所以他常常劝自己坚持写日记，还劝自己写得要详细一些，否则用处不大云。我们现在看他的日记，经常是几天、一二十天乃至几个月不写，已写下的，又有相当数量的读书札记和对时事的一些想法，而这些读书札记和对时事的想法，绝大多数日后都敷衍成文，公开发表了。如果他返国之前，还有写日记以待后人来读、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念的话，他回国暴得大名，成为社会贤达，长期担任中基会董事，前后办过几种有相当影响力的刊物，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他哪里还需要借日记为自己身后扬名呢？即使他在日记中说了他自己的种种善行，那也是他已经做出来的。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很少发现只有在他日记里我们才能了解到的他的嘉言善行。

我认为，这部《胡适全集》是大陆出版的整理得最好的文集，但也不无瑕疵。比如，《问题与主义》收入《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收此文，注明此文见《胡适文存》一集和《胡适文选》，却没有指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何时何刊。《全集》注明了胡适该文最初发表的时间（误标为1917年）和刊物，但对“问题与主义”的标题没有作出说明（中华本作了说明，这是胡适在编《胡适文存》时，将自己这篇文章以及与此相关的蓝志先、以及自己的三论、四论一并收入时，起的一个总名）。又如第三卷收《胡适文存》三集，但没有标出每篇的出处，这很奇怪，有悖于《全集》的通例。第四卷收入的是《胡适论学近著》，但改称为《胡适文存四集》，问题是这个“四集”的名称，是一九五三年远东出版社重印胡适论著集时的名字，在篇目上，胡适也作了不少删削。选《胡适论学近著》为底本，是正确的，但有两点需要斟酌，一是既以论学近著为底本，则书名就不必也不能改为“四集”，二是应标出哪些篇目已被胡适删去。当然，如胡适有文字上的改动，能够标出则更好。

此外，“日记”应有人名索引，但遗憾的是没有（台湾联经版的日记全集有索引）。最后两卷是胡适的著译年表，每篇文章都标出了现已出版的胡适著作被收入的情况，遗憾的是，却没有标出它们在《全集》里的册、页数。而如果能编制一份胡适论著篇目主题索引，会更好。还有，《全集》有没有因敏感避讳而被删削呢？我没有细细核对，不清楚。如果有，最好能作一标示，如此处有删减之类。

胡适的手稿已经出版。将来可以将他已发表的论著，找到原刊的报纸杂志，照原样将其论文影印出来，以反映最初发生影响的他的论著的原貌。―从学术观点和认识上说，我们尽可以他最后的定稿为准，但作为研究对象，我们是需要了解他发生作用时的论著原貌的。

我一向认为，学者不必出全集，因为并不是每一篇文字都是精心之作，也不是每一篇文字都能站得住、都值得存下来，在篇末附一较为详尽的简谱和论著目录即可。但胡适的东西，不仅值得出全集，而且值得认真整理，即像日本学者校勘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那样，选定一个本子（或是作者最初发表本，或是作者最后审定本）作底本，将前后的文字改动一一标识出来，为我们研究胡适的学术、思想提供最详尽最可靠的材料。

我希望可以将《全集》分成若干单元（整理时即分成了若干单元），分别定价出售。非但不会影响全集的销路，而且可以增加总的销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