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鉴定报告范文

学历鉴定报告篇1

（一）历史争论--作用相斥

随着人们对报表审计中内部控制重要性认识的深入，是否对内部控制进行单独评价及报告作为难题之一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历史上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而争论的焦点在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出具是否会降低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可靠性。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财务领域的学术研究逐渐表明，年度财务报告仅仅是债务和权益投资的部分决策因素，而对季度会计信息、内部控制、预测等信息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明显。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对注册会计师进入这些领域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并使用问卷表来调查公众对此的态度。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53年出版的《注册会计师手册》中指出一个新建议：在审计人员对财务报表的意见中，应包括一个对内部控制系统的意见。这个建议立刻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指出：对内部控制在审计报告中加以评价容易引起误解。到60年代，《审计程序说明书第49号--内部控制的报告》把在审计报告中是否需要说明内部控制的权利交给了管理当局。这使得如何表达对内部控制评价的意见成为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1980年，《审计准则公告第30号--内部会计控制的报告》取代了《审计程序说明书第49号》，《审计准则公告第30号》指出：为了表示意见，注册会计师必须审查企业的内部控制结构。审查既可独立进行，也可以结合财务报表审计进行。可见，《审计准则公告第30号》采取了折中的态度，这也反映了实际中人们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与审计报告二者关系认识上的转变。

在长期争论的基础上，人们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与审计报告关系的认识于80年代末出现了明显的改变。1988年，《审计准则公告第60号--审计师对关注到的内部控制结构相关事项的传达》被颁布，该公告要求注册会计师就控制环境、会计制度和控制程序中存在的重大不足与审计委员会进行沟通。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利用法（FDICIA），这一法律规定：所有资产大于2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管理当局必须对内部控制结构的有效性进行声明。该法同时还要求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当局的报告进行验证。21993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了《鉴证业务准则第2号--财务报告外的内部控制报告》及《鉴证业务准则第3号--符合性鉴证》，对企业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及注册会计师对其进行评价并表示意见提供指导。至此，对于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报告关系的争论，以职业规范对内部控制评价及出具报告的认可而告一段落。实践的发展告诉我们，对内部控制进行单独评价及报告是因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是独立审计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正确选择。

（二）关系重新定位

虽然对于内部控制报告与审计报告关系的争论已告一段落，但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否影响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审计报告的可靠性？二者的关系到底如何定位？笔者试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对于被审计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书面文件。这里的会计报表是企业管理当局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方面财务信息的手段。一般地，会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注册会计师以第三者身份，对企业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报表进行检查，并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和一贯性作出独立鉴证，以增加会计报表的可信性。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对被评价企业内部控制声明书发表评价意见的书面文件。内部控制声明书是企业管理当局对其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所作的认定。按最新理念，企业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个要素。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对企业管理当局的内部控制声明书中的认定进行鉴证，并发表评价意见，以满足利害关系人对此信息的需求。

从审计报告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审计报告仅仅是对企业年度财务信息的鉴证，范围较小，时效也较短；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则是对"……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的鉴证，范围广，时效也较长。正因为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对过程的鉴证，审计报告是对结果的鉴证，所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会对注册会计师的报表审计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表面上的意见类型的一一对应，即不能认为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无保留意见，则审计报告也应该是无保留意见。由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对整个企业范围内的、某个时期的全过程的鉴证，而审计报告是当年度财务信息发表意见，故财务报表所示财务信息的合法、公允及会计处理方法保持一贯并不表示整个企业的内部控制也一定是完整、合理及有效的；同理，企业内部控制在完整性、合理性或有效性上存在重大缺失也不等于企业当年财务报表一定不可信。内部控制对财务信息的影响是一种基础性的影响，是一种过程性的影响。

审计报告侧重于向信息使用者传递被审计企业当年度或短期的信息，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反映出来的信息则具有长期性的影响。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是对审计报告所提供 信息不足的补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增加证券市场及其他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及有效性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R·卡迈克尔 约翰·J·威林翰 卡罗·A·沙勒 著 刘明辉 胡英坤 主译. 《审计概念与方法--现行理论与实务指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香港会计师公会. 《高级审计实务》.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3. 超越企管出版研发组. 《内部控制制度作业要点及实务--公开发行公司自我评估规范》.超越企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局局版. 1999

4. 文硕. 《世界审计史》. 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6. 第二版

5. 王光远等编著. 《会计大典第十卷--审计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6. 阎金锷 陈关亭. 《内部控制评价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7. 吴水澎 陈汉文 邵贤弟. 《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启示》. 《会计研究》.2000.5

学历鉴定报告篇2

1、鉴定委托书。委托书应载明鉴定机构名称，清楚扼要说明委托事项，简单阐述案情，被鉴定人或其人的联系方式等。

2、若为交通事故，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3、被鉴定人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明文件须带有被鉴定人的照片，复印件亦可，用以校对是否为被鉴定人本人，防止冒名顶替，如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社保卡等，如为未成年人，则提供户籍材料复印件。

4、病历及辅助检查材料。病历包括伤后所有的门诊病历、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记录等；辅助检查材料包括影像学片及检查报告、必要的实验室检查报告。

学历鉴定报告篇3

【关键词】 人事档案 内容 来源 鉴别 利用

人事档案是组织人事等部门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在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等工作中，形成的记载个人经历、政治思想、品德作风、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工作实绩等内容的文件材料，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和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中组部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人事档案管理包括：档案管理的体制、机构和职责；档案的内容和分类；档案的管理范围；档案材料和收集、鉴别与归档；档案的保管与保护；档案的提供利用；档案的转递等。

人事档案作为国家档案中的一种特殊的档案，依据中央组织部及国家档案局的要求，在档案管理中有其完整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对档案材料的收集、鉴定、整理、查阅、保管范围以及转递程序都有原则上的要求，确保了人事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从规章制度上杜绝了涂改、撤换、销毁、伪造等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保障了档案材料自身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保障了人事档案的利用价值。

人事档案不仅是考察了解和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更多的利用于人事工作中。档案作为记录个人经历，政治面貌，品德作风等内容的重要材料，在现阶段仍发挥着凭证、依据和参考的作用。如调动工作、出国政审、评定职称、求学、公证、出具各类人事证明等，办理退休、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等问题上，个人档案记录的工龄、工资、待遇、职务、参保时间等都将成为主要依据。

1. 人事档案内容和分类

档案的内容分为十类：

第一类履历材料：履历表、简历表，干部、职工、教师、医务人员、军人、学生等类人员登记表，个人简历材料，更改姓名的材料。

第二类 自传材料：自传及属于自传性质的材料。

第三类 鉴定（含自我鉴定）、考核、考察材料。以鉴定为主要内容的各类人员登记表，组织正式出具的鉴定性的干部表现情况材料；作为干部任免、调动依据的正式考察综合材料；考核登记表，干部考核和民主评议的综合材料。

第四类 学历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材料。学历、学位、学绩、报考高等学校学生登记表、审查表、毕业登记表、学习和培训结业成绩表、学历证明材料、选拔留学生审查登记表；培训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专业技术职务考绩材料，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审批表等材料。

第五类 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包括甄别、复查材料，审查结论、上级批复及有关的依据材料；入党、入团、参军、出国等政审材料；更改民族、年龄、国籍、参加工作时间等的组织审查意见，上级批复以及所依据的证明材料。

第六类 参加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及派的材料。

第七类 奖励材料。包括科学技术和业务奖励、英雄模范先进事迹、各种先进人物登记表、嘉奖、通报表扬等材料。

第八类 处分材料。违犯党纪、政纪、国法等处分决定（免予处分的处理意见），查证核实报告，上级批复，本人对处分的意见和检查；法院审判工作形成的判决书等。

第九类 录用、任免、聘用、转业、工资、待遇、出国、退（离）休、退职等的登记表、呈报表、审批表、审批材料；各种代表会代表登记表。

第十类 其他可供组织上参考的材料。包括有残疾的体检表，残疾等级材料，因公受伤的证明材料；讣告、悼词；年度思想总结、小结，大中专毕业报到证等材料。

2. 档案材料的来源与收集

档案材料主要来源、收集及补充约有以下途径：

（1）通过组织、人事部门收集职工工作中形成的档案材料。

（2）通过教育院校、培训部门收集学生登记表、报考登记表、毕业生登记表、学习成绩表、学位审批材料、学历证明、培训结业成绩、鉴定等材料。

（3）通过所在单位收集在党、团组织建设中形成的入团材料、已批准转正的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转正申请书、自传、政审材料、党员登记表、个人总结、退党等组织意见材料。

（4）通过评定专业技术资格部门，收集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工作中形成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申报表、专业技术职务考绩材料、聘任专业职务的审批表、晋升专业职务（职称）审批表。

（5）通过有关部门收集表彰奖励活动中形成的先进工作者的登记表、先进模范事迹材料等。

（6）通过纪律检查、监察、司法及有关的行政部门，收集形成的处分决定、免予处分的处理意见、记过材料、查证核实报告、上级批复、个人对处分决定的意见、本人检查、交待材料、通报批评材料，法院判决书，复查甄别报告、决定、上级批复材料。

（7）通过审计部门收集形成的对经济工作中的评价材料，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等材料。

（8）通过科技部门、报刊等收集科研成果及重大影响的论文、著作、译著等的目录。

（9）通过卫生部门收集工作人员因病、工伤、意处事故、致残的体检表、鉴定等有关材料。

3. 档案材料的鉴别及归档要求

为保证档案材料的原始性、客观真实性，保证人事档案的安全与利用，严格控制进档材料的来源与收集是必要的，对档案材料的鉴别也是必不可少的：

鉴别归档材料，必须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以有关规定为依据，根据形成材料的历史条件、材料的主要内容、用途及保存价值，确定材料是否归档。

对收集、补充的档案材料必须来源清楚，甄别材料的真伪及价值，确定材料是否归档。

属于归档的材料应真实客观，材料必须文字清楚，对象明确，手续完备，属于成套的材料必须完整齐全，有些材料需经组织审查盖章或本人签字后方能归入档案。

归档材料应是原件，一般不得使用复印件代替原件存档。

人事档案材料，须统一使用16开规格的办公用纸，不得使用圆珠笔、铅笔、或红色及纯蓝色墨水和复写纸书写。

材料转递、归档的过程要符合组织转递手续及程序。

4. 利用人事档案的有关查阅原则

查阅档案单位及查阅人，在其批准权限、职责范围内，因工作需要查阅和借用干部档案，须以《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中的查阅原则为依据，遵守档案的提供利用之规定。

查阅单位及查阅人应携带填写规范、经单位组织负责人批准并加盖公章的《查阅人事档案介绍信》，填写查阅《干部档案审批表》查阅档案，不得凭借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查阅干部档案。

凡查阅干部人事档案，利用单位应派中共党员干部到保管单位查阅室查阅，档案一般不外借，如必须借出使用，要说明理由，经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并严格履行登记手续，限期归还，妥善保管，严格保密，不得擅自转借，不准交给无关人员和本人翻阅。

查阅干部人事档案一般要求两人或两人以上，查阅档案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阅档规定，严禁涂改、圈划、抽取、撤换档案材料；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借用、查阅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拍摄复制档案内容，因工作需要从档案中取证的，须经档案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办理。复制的档案材料，不得给无关人员观看或自行转递，用毕负责销毁。

查阅者不得假公济私，不得泄漏或擅自向外公布档案内容，违者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直至纪律处分。

参考文献：

[1] 杨俊平.《人事档案管理》.中国档案

2007年5月专刊.

[2] 中央组织部. 国家档案局《干部档案工作条例》. 1991年4月.

学历鉴定报告篇4

一、鉴定材料

鉴定材料是鉴定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鉴定材料有问题，鉴定报告一般也有问题。围绕鉴定材料的质证一般包括：1.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2.鉴定材料提取、收集过程有瑕疵；3.鉴定材料未经公证、验证、质证等。

比如，在计算机软件代码同一性司法鉴定中，如果原被告双方分别提交了自己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但双方对对方提交的程序互不认可，为确定代码的原始性、真实性，在对比双方代码之前，通常要进行“三步验证法”：1.验证各自备案的源程序是否被包含在各自提交的源程序之中；2.验证各自提交的源程序是否可以生成各自提交的目标程序；3.验证各自提交的目标程序是否可以在其声称的环境下运行，并实现既定的功能。这是司法界根据我国软件登记备案流程的要求和现状，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探索出的软件代码验证方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如果能通过上述“三步验C法”，在无合理理由、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推定该代码原始、真实，可以作为鉴定的基础。如果未经验证也未经质证，作为鉴定基础的检材或样本存疑，鉴定报告也可能因此存疑。

二、鉴定机构选择

鉴定通常涉及案件争议的关键事实，鉴定报告对案件走向具有重大影响。鉴定机构权力很大，甚至被称为“认定事实的法官”。选择鉴定机构是一个重要而且敏感的问题，一般通过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法院指定。鉴于选择鉴定机构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剥夺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权，可以成为对鉴定报告的质证理由。一方面，一方当事人未与对方协商、未经法院同意进行的事先鉴定，如果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法院通常不会直接采信。另一方面，如果一审法院未给予当事人选择鉴定机构的权利，当事人因此提出上诉，也可能成为二审改判的理由。当然，如果当事人放弃选择鉴定机构的权利，或者当事人消极、躲避、不参与法院组织的鉴定听证或询问，或者法院在组织双方协商失败后告知当事人将由法院以摇号或指定等方式确定鉴定机构，均不能视为法院剥夺当事人对鉴定机构选择权。

三、鉴定程序

（一）鉴定人回避。《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是关于回避的规定，该条第四款规定：“前三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有当事人提出，鉴定机构未向当事人告知回避权利、询问回避意见，鉴定报告因此不能采信。笔者认为，《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没有规定鉴定机构在鉴定实施过程中必须履行告权、询问程序，鉴定行业实际操作中未告权、询问的情形大量存在，不宜仅仅以此为由否定鉴定报告。如果有证据表明鉴定人存在应回避而未回避的事由，则鉴定报告不能采信。

（二）鉴定机构回避。有些鉴定机构不仅从事鉴定业务，还从事技术咨询、专利等业务。因此，案件的当事人可能也是该鉴定机构的客户，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就会受到质疑。《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仅对鉴定人回避作了规定，没有对鉴定机构的回避情形作出规定。笔者认为，鉴于司法鉴定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当事人因此提出的质疑是正常、合理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参照《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关于利益冲突不得接受委托的规定，从严自律。鉴于处理结果对司法鉴定整个行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宜由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等层面在认真研究后作出统一规定。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至少可以作为一项质证理由提交法院，由法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审查决定。如有判决因此否定鉴定报告，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通知当事人到场参与鉴定过程。有当事人提出，鉴定机构未通知当事人参与鉴定过程，直接出具鉴定报告，剥夺其程序权利，属于程序违法。笔者认为，《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司法鉴定人有权了解进行鉴定所需要的案件材料，可以查阅、复制相关资料，必要时可以询问诉讼当事人、证人。普通民事诉讼中的行为能力鉴定，鉴定人和当事人必须见面、交流，这是由该项鉴定的特点决定的。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司法鉴定，一般不需要当事人和鉴定人直接交流。是否询问当事人或通知当事人到场，由鉴定机构自行决定。鉴定机构未经询问、未通知当事人到场，并不当然影响鉴定报告的效力。

四、鉴定资质

鉴定机构、鉴定人应当具有相应资质，否则鉴定报告不能采信。但是，如果某一鉴定委托涉及的领域过于狭窄、偏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尚未将其纳入鉴定资质管理范围，任何一个鉴定机构、鉴定人均无相应资质，而该项鉴定又涉及案件的关键事实争议，只能由不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参与解决该项技术难题，可以作为一项例外。此种例外情况下，法院可以在向双方当事人作出解释说明后，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鉴定。

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司法鉴定人，是实践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知识产权法是技术和法律高度融合的学科，既精通法律又精通技术的专家确实存在，此等高人取得司法鉴定执业资格、从事司法鉴定业务都没有问题。因此，笔者并不盲目反对这种做法。但是，司法鉴定要解决的不是法律难题，而是技术难题，法律专家也不等于技术专家。如果某鉴定人是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但其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并非鉴定涉及的技术领域，虽然其取得了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当事人仍可对其技术专业能力提出质疑，法院也可对其技术专业能力进行审查。

五、越权鉴定

鉴定机构解决的是事实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鉴定报告只能作事实判断，不能作法律判断。有些鉴定报告认为：“XX信息构成商业秘密”、“XX软件抄袭XXX软件”、“XX侵犯了XXX的商业秘密”，均超出了事实判断的范围，行使了法律判断的权力。根据法律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除“不为公众所知悉”，该信息还需满足“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等条件，才能构成商业秘密。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不仅仅是事实判断，还包括了法律判断，属于法院的审判权的认定范围。是否抄袭软件、是否侵犯商业秘密，则需对趋同抗辩、合法来源抗辩等结合证据进行审查。此种鉴定报告均超出鉴定机构的职权，僭越了法院的审判权，其认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六、鉴定意见科学性

司法鉴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分析鉴定报告也需要很强的专业性。要结合技术领域，运用技术原理，对鉴定报告进行专业解读。比如，鉴定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正确，鉴定的分析推理过程是否符合逻辑，鉴定意见有无科学依据。

笔者承办的一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某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认为：被告软件与原告软件不相同的内容约300M，占原告软件约50%。被告律师质证认为：原告软件太大，有“虚胖”嫌疑，怀疑其中有视频、音频、图片文件。后经法院勘验，原告源程序中含有9000个以上的图片文件。勘验表明，鉴定报告没有剔除非代码文件，鉴定方法不合理，b定意见不准确。

笔者承办的一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某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认为：“原、被告软件各有2000多个文件，相似文件有700多个”。被告律师质证认为：文件个数不表明文件大小，正如10张钱未必大于1张钱。法院认为：相似代码可以按字节统计，也可以按行数统计，但以文件个数作为统计口径并不专业，需进行补充鉴定。

七、鉴定意见关联性

科学性是对鉴定报告进行的技术分析，关联性是对鉴定报告进行的法律分析。分析关联性，就是分析鉴定意见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分析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和法律影响。

以计算机软件司法鉴定为例，代码相似未必等于软件侵权。计算机软件在我国受著作权法保护，要结合著作权法基本原理对鉴定报告进行法律解读，比如趋同抗辩和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要对相似代码进行深度分析：1.如果相似代码属于公用术语、通用表达、常见数据库结构、接口文件，趋同抗辩可能成立；2.如果相似代码属于开源代码或第三方商业软件，则原告未必有权主张权利。3.要分析相似代码在双方软件中的功能、地位、意义，是否属于核心模块，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重。

八、鉴定人不出庭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司法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律师从来没有见过鉴定人，主要是因为当事人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根据民事诉讼法，如果当事人对鉴定报告有意见并要求鉴定人出庭，鉴定人必须出庭。否则，鉴定报告不能据以定案，鉴定机构还要退费。《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如果当事人、人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不能从专业角度询问鉴定人，可以另外委托专业人员作为技术辅助人出庭，协助自己询问鉴定人。

学历鉴定报告篇5

据了解，大学生暑期参加的社会实践主要分为学校组织和学生自发组织两种，而现在，许多大学生的实习和社会实践也进入了总结阶段。记者采访发现，大部分学生并未重视这一环节，只是简单地将它作为一项作业，草草勾勒，马虎了事。殊不知，实结也可以表现创意，而且还可以为大四的就业加分。

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怎样玩创意？

人物型：老总执笔增加分量

大三学生英子暑假在一家it公司实习，公司不大，人也不多，但名声在外。英子平时帮公司同事做一些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虽然琐碎，但却是锻炼的好机会。由于好学上进，英子深受公司上下的喜欢。眼看实习快要结束了，可实习鉴定让谁来写呢？英子想起了公司的总经理，刚开始时她还有点忐忑不安，但总经理的爽快出乎她意料。于是，她独立设计了一页纸交给总经理，希望总经理的话不仅是对自己几个月的工作的小结，说不定还可以作为推荐信备用，在大四投递简历时派上用场。

点评：实习鉴定一般由实习单位填写，知名公司可能有一套流程，

但许多小公司却有发挥的空间。英子的想法虽然大胆，又何尝不可以呢？这样的实习鉴定附在简历后，定能为她增色不少。

图表型：

图表案例让报告鲜活

在大多数人眼里，实习报告只不过是一叠打印着铅字的纸而已，文科生在这些铅字里书写着体会心得，理科生罗列着数据公式。但细心的同学可能会想到，白纸也可以装帧得漂亮且富有创意。有一位经济学科的学生，由于实结里堆放着大量的数据，为了反映这些数据变化，他把那些数据一一输入电脑，绘成精美的走势图表。原来死板的内容瞬间“活”了。

点评：实习报告，不仅要注意内容，也要注重形式，这种形式可能体现在大小标题的摆列和制作，也可能体现在排版的细致整齐。好的形式总会有夺人眼球的效果。

时尚型：

博文展播以细节取胜

刚刚在深圳某报工作的小宇，就是利用博客把自己推销出去的。实习期间，小宇用博客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还写下了不少实践经历。虽然小宇写在博客上的实习报告并不是学校认可的有效报告，但这并不妨碍小宇钟情于博客这个平台，而这个写作实习报告的平台，也为他就业添了分。小宇说，他的简历封面上明显的博客地址引起了面试官的好奇。面试官通过浏览小

宇博客里的文章，发现了他在简历里无法呈现的才华与勤奋。于是，面试完的第二天早上，小宇收到了该报社的录用通知。

点评：博客用作实习和求职的工具，小宇并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这种集文字、图片、视频于一炉的媒介，可以充分地表现你自己，也给应聘者一个观察你的窗口。当然，到底能否加分，关键点还在于博客的精彩，在于面试官的耐心。

记者 邓仲谋 通讯员王雯倩

暑期社会实践两极分化

在这个暑期即将收尾的时候，记者采访了一些大学生，想了解他们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到底收获了些什么，得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一部分学生认为“大有收获”，而另一部分学生认为暑期实践成了“走过场”，太过形式化、功利化。

据中山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透露，每所学校都有上交实习鉴定报告的规定，这也是学生综合测评、评优的依据之一，“实习鉴定表上一般会记录学生实践、实习活动的内容、心得、感受，实践、实习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据悉，高校对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非常重视，每年社会实践结束后，各高校都要进行相关的评比，媒体报道成为评优重要标准，有的高校还作出硬性规定，没有见报的项目

，就不能参加优秀项目评比。优秀团队不仅能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其队长和队员还能在奖学金、评选优秀干部等方面获得加分。

收获：“情商”得到很好锻炼

学历鉴定报告篇6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在现阶段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之前，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证据材料，则可以尽量避免其法律属性分歧而使该制度所本应具有的法律和社会功效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为证据材料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都可以统称为证据材料。而我国现实语境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起源于各地实践，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更是种类繁多，各地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形式也不尽相同，将其视为证据材料，可以使各种不同形式的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经过法定的证据规则取得证据资格和证明能力，进而对行为人的量刑产生影响。

学历鉴定报告篇7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患关系；患者权益

0 引言

由于医疗行业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其行业的特殊性质以及习惯的信息封闭等因素，使医患双方的地位呈现极度失衡状态。因而出现医患纠纷之后，患者一方总是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患者的维权之路往往坎坷曲折。他们在身体上遭到医疗事故损害饱受痛苦的同时，心里和精神上也常常受到伤害。愤懑、无奈、悲伤、绝望，往往会使他们做出过激行为，导致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结果不仅造成更多尴尬的“悲剧”，也使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趋于恶化。

1 现行医疗纠纷中患者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

我国对医疗纠纷争议的处理机制，目前通常分为三种程序：一是医患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程序；二是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主持调解程序；三是向人民法院的诉讼程序。从上述所列举的程序中可以看出，医疗纠纷中患者所处的地位与医疗机构一方并不平衡，其弱势与不利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医疗行业极强的专业技术性以及医疗机构掌握医疗资讯的垄断性，是患者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

医疗行业的宗旨是治病救人，它日常的中心工作就是服务患者，为患者解除病痛。其医疗行为极强的专业技术性、先进的科学诊疗手段以及不断创新的医疗成果，就是患者对其产生依赖和信任的前提。因而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医疗机构与患者信息不对称，患者求医治病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所以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双方地位失衡显而易见。

1.1.1 医疗知识不对等，患者过于依赖医院和医生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患者和其家属都不懂医疗知识，到医院看病，完全是盲目听从医生。尽管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医院对患者的病情有告知义务，患者对于治疗方案有选择权。但对于极具专业性质的医疗方案，患者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明白，怎样治疗、是否手术、选择何种手术方案，大多都有医生决定。出于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和依赖，绝大多数患者都是抱着把身体和命交给医院和医生的想法，很少有人会去过多的怀疑医生定出的治疗方案。所以，各种病历、手术记录上的患者及其家属签字本质上是走形式化的。可是，当出现医疗纠纷时，医疗机构却以患者及其家属已经签字同意、院方已经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推卸责任，这显然对患者一方是不公平的。患者一方由于不懂专业知识，很难找出医院存在过错的证据。即使通过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患者一方也往往不知道哪些病历资料和检查资料对自己有利。而作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医疗机构一方来说，对此却十分清楚明白。因此，在提交病历资料和医疗资讯时，医疗机构往往占有主动权和优势地位。这种医疗知识不对等，患者过于依赖医疗机构的现状，是导致医疗纠纷时，双方地位失衡，患者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所在。

1.1.2 医疗资讯掌握不对称，患者信息掌握不及医疗机构

在医疗损害领域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受害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在医疗资讯的掌握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从患者在医疗机构寻求医疗诊治过程中，患者的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等医疗资讯几乎全部都掌握在医疗机构一方，所有病历资料都是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的，而患者手中却一无所有。对于病历记录是否客观真实，病情记载是否全面详细，患者都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去进行监督和检查。事实上，出于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很少有患者去查阅质疑病历资料，也没有人去主张对病历资料的知情权。然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等，就会使受害患者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在医疗侵权纠纷案件诉讼中，患者一方向法庭提供的病历资料，多是医疗损害事实发生后，从医疗方封存的病历复制所得。由于医疗方掌握主动权，为规避侵权责任进行病历的篡改与伪造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种时候，仅仅指望以所谓的职业道德去约束医院的行为并不现实。医疗方完全可以打着修改的旗号行篡改之实，或者直接重填一张空白病历取代旧的病历。而患者一方却由于病历从始至终掌握在医院手里，对于病历的虚假性绝大多数时候无法证实。因为患者一方根本不具备证实病历虚假性的能力和条件，无法找到医院对其病历造假的证据。

因此，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医疗资讯掌握的垄断性，使医疗侵权事故发生后，患者方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患者这一“不利地位”常常成为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判决患者一方败诉的重要原因。

1.2 医疗事故的鉴定在医疗纠纷中至关重要

在医患之间就患者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发生争议时，无论当事人选择哪种解决方式，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医疗事故责任在谁。因此，医疗事故鉴定①在处理医疗纠纷中至关重要，合理、公正的医疗鉴定结论，往往是医疗纠纷调解的依据和诉讼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目前比较混乱。国务院的《条例》中规定由医学会进行鉴定，《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究竟是医学会进行鉴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者另行设立新的鉴定制度，并未做出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委托司法鉴定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问题往往就成为医患双方反复争执的焦点问题。而围绕“过错”与否，不同的医疗鉴定部门往往又会出具不同的结果。如从某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情况来看。2002年10月～2006年10月期间，委托某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案例共62例。其中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有15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有47例（47例中有28例在鉴定报告书分析意见中记录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违规行为或医疗缺陷）。这62例中，有25例因一方或双方不服，又经省医学会进行了再次鉴定，再次鉴定后，两次鉴定结论完全一致的有19例，不一致的有6例。另外在全部案例的审理中，有10例原告方（患者方）又提出进行了司法鉴定②。这种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现象的普遍出现，往往使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时间长、难度大、成本高，患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到维护。

注释

①医疗事故鉴定，是指由医学会组织有关临床医学专家和法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运用医学、法医学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对涉及医疗事故行政处理的有关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

学历鉴定报告篇8

根据2010年7月联邦政府调查报告，教师的自白中述及他们采用的手段多种多样，不但会默许学生作弊，甚至公然协助——或者告诉学生答案，或者在考试后涂改成绩。

据统计，亚特兰大市一共有56所公立学校，涉案的达44所。不包括82名自首的人员，178名教师及校长参与其中，超过教职总数的80%，而受影响的学生无以计数。

这是美国有史以來最大的教育丑闻。

而在此之前，《洛杉矶时代报》上的一则新闻已经震惊了整个美国，一名中学老师因学校把他学生的成绩登载在报纸上而自杀了。

这些事件的矛头，通通指向了2001年通过的NCLB法案。那么，这个法案究竟对老师产生了什么影响？这项替代传统教师体制的法案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低标准、高门槛的教师制度

教师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这是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共识。美国在1825年就颁布了第一个规范教师资格的教师证书法令，然而在这近两百年内，美国的教师评鉴经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

按照历史划分，美国教师评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段。1920年代为第一次，主要评鉴标准为教师教学行为是否符合杜威和心理学家詹姆士的教育哲学和教育心理学。第二阶段开始于1950年代，着重判断教师是否具有成为优秀教师所要求的各项标准。1960年代则把重点放在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上，它适用于各种教学场景。教师评鉴变得复杂，但也更加具体和立体化，容易让教师拥有阶梯式的专业成长。

在第三阶段的第一个十年，教师评鉴是教师薪金、续聘和升迁的主要标准。从此时开始，美国教育上的评鉴开始具备更广泛的意义，但是这个时期对于教师本身的专业提高和教育行政人员的评鉴极为模糊，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直到美国国家教育研究机构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求根据能力评鉴教师而不是学历，才有所改变。这是专门针对教师，有确切标准的评鉴的开始。

1983年，美国题为《国家在危机中》的报告，由于在报告中教育被认为是当时美国社会最落后的生产力，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很多领域的优秀人物开始参与教育改革，引发了一场广泛的教育革命。

在三年后，也就是1986年，美国再次发表了两份国家报告。一份是卡内基基金会的《准备就绪的国家：21世纪的教师》，另一份是霍姆斯小组的《明日之教师》。

这两份报告都呼吁，要想提高美国学校的教育质量，必须吸引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从事专门教学，让他们承担起改造美国学校教育的重任。

它们对教师改革的建议，最后集中在两个方面：

1.取消本科水平的教育主修，代之以硕士水平的教师培养；

2.改变教师的专业结构制度，实行专业阶梯制度。

卡内基基金会的这份报告还建议，希望能够应用市场基因及教师专业化推动学校重建，除大幅提高教师的薪酬待遇外，更要建立“国家教学专业标准理事会”提升教师评鉴。

这两份报告改变了整个美国的教育历史。1987年，国家教学专业理事会成立，它由国会预算收支，并建立专业教师标准，同时提出五大核心主张，以彰显有效能教师的品质：

1.教师现身于学生及其学习活动。

2.教师了解所授学科，并将有效的知识传递给学生。

3.教师对管理和督导学生学习负有职责。

4.教师有系统地思考教学实务并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5.教师是学习社群中的一员。

理事会作用虽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主张和评鉴被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为模糊和不具可操作性。

1996年，“国家教学与美国未来委员会”发表报告批评，美国教师改革一直失败，实际上，大多数学校和教师根本不能提供改革所要求的教学品质。

报告指出，其中的问题至少包括五项：学校对教师并未认真采用标准、教师培训存在缺陷、教师聘用草率、新进教师辅导不当以及缺乏专业发展机会和知识技能奖励。

当时的美国，不合格教师非常泛滥，虽然 99%的教师拥有学士学位，52%的教师拥有硕士学位，但是教师的聘用整体遵循一种高门槛、低标准的体制。

所有的教师，只有38%在教育学科以外的学术领域获得了学位。也就是说，有差不多2/3的教师都缺少所教授学科的学位。超过1/4的新教师在进入岗位时根本不能达到州标准，超过28%的教师在任教科目上，不具备大学主修或副修的条件。

尤其是，大部分教师仍然是通过教育学院和教师培养项目获得的学历。在美国的大学招生中，教育学院往往不能吸引优秀的学生，所以培养出来的高质量的教师屈指可数。根据全国教育统计的数据，70%多的新教师感到不能满足不同学生和那些能力有限的学生的需要。

而且，由于美国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师在授课的时候可以讲有关这个课程的所有内容。教师的授课效果也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去评定。如此一来，优秀的教师便不能凭借他们的成就获得合适的薪酬或提升。最后造成许多美国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根本不考虑进入教师行业，新教师中几乎有一半的人，在5年内就离开了学校。

为了缓解矛盾，以及解决教师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和评鉴一直没有停止。而NCLB法案，只不过是中和左右激进者的一份柔和方案。但也正因为此，在十年的实施过程中，它遭遇到各方面的抨击也前所未有，而失败和成功似乎也是半半之数罢了。

高质量评鉴

美国的教育改革缓慢而柔和。在进行极大的改革之时，以往的改革并未见得会被立即废止。因此在美国，从事教师职业的前提仍然是拿到教师资格证书。

要申请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最常见的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比较传统的途径，即在州教师教育机构中学习教育专业，毕业后就可以直接申请教师资格证书。这种教师培养模式为4 年。

第二种途径是直接向州教师管理机构递交申请。这要求申请者必须满足所申请证书在学历等方面的相关要求。

第三种途径是选择性教师培养方案。一般综合型大学的学生，在完成大学的学科专业课程、获得学位证书之后，若有志从事教育事业，可以在大学的教育学院继续学习1 年的教育学课程，参加教育实习，修满学分即可毕业，并可以申请教师资格证书，即“4+1”学制。

此外，还有两种较为特殊的途径可以获得教师资格证书。一种是紧急教师资格证书，主要针对一些教师紧缺的科目，如科学、数学和外语等，同时也针对一些教师紧缺的偏远地区。另一种是社会杰出人士聘任制度，这种资格证书主要颁发给在某些领域特别有声望和成就的个人。

为了改善教师质量普遍不高的局面，NCLB法案提出了“高质量教师”方案。这个方案在教师资格证书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它要求教师必须：一是要具备学士学位，二是要取得州教师资格证书，三是能够胜任核心学科。所谓的核心学科是指英文、阅读/语言艺术、数学、科学、外国语言、公民与政府、经济、艺术、历史和地理。

NCLB法案还把教师分为两类。2002年7月1日以后取得州教师证书的教师是“新进教师”，之前的则是“非新进教师”。这两类教师可以依照各州规定，完成州立证书委员会的考试，或是通过“高度客观一致的州评估标准”考核，取得NCLB法案中规定的高质量教师资格。

另外，对于代课老师，NCLB法案要求必须于2006年前在高等教育机构完成两年的专业学习，获得美国大学肄业证书或更高学历，或通过州政府或地方正式的评估，确保具有协助教授阅读、写作和数学的能力。

所有州的教师必须全部成为“高质量教师”。它的截止时间是：2006年。

漂亮成绩单的背后

联邦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开展了大量教师培训工作。比如专门拨款60亿用于提高教师的阅读能力。这笔钱先由联邦教育部的专家组成“阅读优先专家考察组”分配给各州，各州再用这笔钱从教师的音位意识、语音、流利度、词汇、综合理解五个方面进行培训。

对那些选择在低收入学校任教，并提高了学生学业成绩的教师，以及缩小了不同社会背景下学生学业差距的教师，政府也乐于给予奖励。例如，明尼苏达州州长在2003年年底提出了一项计划，该州将雇用一批优秀教师，充实5所最贫困地区的连续不达标的学校。优秀教师的年薪最高可达10万美元，那些有效地提高了学生考分的教员，可拿到高达4万美元的奖金。

但是，如果哪个州连续三年的“高质量教师”的比例没有提高，并且学生的年度成绩也没有得到充分进步的话，将不被允许雇佣新的教学辅助人员。

在这样一个竞争机制下，许多州的学校被迫对教师实行责任制。在教授前，教师要先对学生目前的情况进行描述，再根据学生的成绩，为学生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预测一年后学生成绩提高的幅度。所有这些，要以协议的形式与学校进行签订。州、学校根据教师的协约履行情况，评定教师专业发展的等级，衡量教师是否有资格更换资格证书或获得优秀教师的资格。

在NCLB法案实施了五年后，美国对高质量教师的数量做过一次统计。

2003年至2006年三个学年度，由高质量教师授课的班级在全国的比例分别为86%、91%和92%；高质量教师的比例达到95%以上的州有21个，达到90%的州有37个。虽然说，在2006年没有完成高质量教师的比例达到100%的要求，但与目标已经不远。

作弊和争议

但是，这么漂亮的成绩单之后，又何来争议？

如果检视各个州对高质量老师的计算方法和评定标准，就会发现由于官方预留时间太过紧张，各州唯恐苛刻的评鉴标准会造成大量教师流失，最后不惜修改对高质量教师的定义和要求，以求让更多教师通过资格检定。

在NCLB法案中，高质量教师必须要有教师证书，同时还要通过专门学科的考试或州评估标准考核。而有些州将此两项规定统和起来，只规定教师具备教师证书，并不要求是否通过检定考。

另外，很多州的评估标准过于宽松，评估中各项指标所占的比例也规定得五花八门。以非新进教师以往的教学经验举例，阿拉巴马州总分为150，其中教师经验最多只占到30。加利福尼亚州的总分只有100，而教师的经验却可以换算到50。

而且，大部分州采用的都是由教育测验服务中心编的“教师实践能力”系列的考试试题。该试题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教师候选人的基本知识，包括阅读、写作和数学，第二部分考察了教师候选人的学科专业知识。

不得不说，这种测试将会阻碍一批不擅于考试而有潜力的教师进入教师队伍。教育学家班科斯和库安·史密斯曾总结出了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够成功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合作；能够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来满足多元化的教学；能够理解不同种族和不同社区的文化；理解学生以往的经历。而这些能力更多地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培养，笔试无法测量出教师的这些隐性能力。

还有，早在2007年，美国学者多戈·塞恩也对以标准化笔试作为教师入职门槛提出了质疑。因为测试的内容更有利于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学生，他们的母语是英语，而且他们的文化背景与测试所反映的文化背景很相似，所以很容易通过测试。而这些人大多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和有色儿童几乎没有交流。而据美国教育部的另一个数据表明，到2035年，公立中小学中有色学生的数量将超过白人学生。到2050年，有色学生将占到公立学校所有学生的57%。

由此看来，在学生群体异质化增大的同时，教师群体却越来越趋于同质。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评鉴标准不但很难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甚至会成为甩不掉的灾难。

在高贫地区或乡村，NCLB法案在教师评鉴中虽然做了一些政策上的倾斜，不过，因为得到的资源、技术和社区的支持都非常稀缺，在过去，那里的学校基本倾向于招聘没有教师资格证书的老师。据统计，在NCLB法案实施前，家庭收入低的学生占大多数的学校中，没有教师资格证书的老师的比例大于70%。让这些老师在2006年之前全部取得高质量教师的标准可谓是难于登天。

而且，一旦这些地区的教师通过考核，学校必须要提供更高的薪水来降低高质量教师的流动率。这对于本来就资金短缺的高贫和乡村学校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欲速则不达，这是很显然的一件事。问题是，难道还要再进行一次激烈的改革来改变这一切么？

评鉴的目的

NCLB法案引入的是一种“你或者通过或者失败”的竞争意识。

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准备考试，而花在批判性思考、培养终身学习技能和习惯的时间越来越少。很多教师看到，在课堂上学生没有自由思考的时间，只是对预设的进程进行回应，而老师的作用只是传授照本宣科的课程，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阅读书上已有的内容，尽心尽力为他们的学生准备标准化考试。这一切，让老师的自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迫使一些有潜力的老师离开。正如一位新教师凯斯所说：“假如这里仅仅只有一种方式——测验——来学习东西和评估，那是令人伤心的。它和我进入教育行业的原因是相违背的。”

问题是，对教师进行评鉴的目的何在？是为了寻找“有效能教师”么？那么什么又是有效能的？是为了让教师成为高质量么？那么什么又是高质量的？

一直以来，美国理论界对于教师工作的看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斯坦福大学的达玲·哈默德教授在研究中提出的，认为教学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需要正规的、有专业化准备的老师才能完成。另一类是切斯特·芬恩提出的，认为教学是一种常规工作，大部分人都可以完成。

持第一类观点的人认为州教师资格证书、专业问责制度可以提高教师的素质。持第二类观点的人则认为，教学是一项很轻松就可以获取知识的活动。新教师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随时学习。所以，建议用短期教师培训计划代替教师资格证书的获取，以增加教师的数量和质量。

甚至早在1969年，施泰格努克就曾做过调查：93%的教师比较认同评鉴在改进教师的教学能力上成效显著，54%认为评鉴在于要解聘不合格教师，只有17%的人认为与加薪有关。在1970年代，很多学者也批评评鉴方式缺乏可信度与有效程度，大多数评鉴都是通过考试完成，仍然属于目标导向。而真正的教师所希望的评鉴，更加倾向于形成性评鉴，即应更加重视整个教学过程中的表现以及教师专业成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