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礼仪范文

贵族礼仪篇1

这时，方总的手提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铃声使前面一组正在挥杆的人停住了动作。方总打开电话，热情地说：“你好，我在伦敦打高尔夫呢！这里好极了……” 前面一组人回头观望着方总，等待着他关机，以便再发球。方总并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眼光背后的内容，继续聊天。开球处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对威利说：“先生，球场的规矩，你们了解吗？”威利尴尬地说：“对不起，我请他马上关机。”方总不高兴地关了手机。

开始打球了，方总的技术并不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高超，第一杆下去，他的球就落进了草丛。他毫不介意地说了声：“重来一次！”就再次发球。连发几次，他的球不是落在草丛中，就是落在沙坑里，他都要求重来，却不在自己的计分单上加杆数。

由于他常常要求重打不理想的球，影响了他们的速度。缓慢的速度使威利不得不两次按规矩让后面一组超越他们。每次打完球，方总都会把球杆递给威利，由威利替他放回包中，击球前又向威利发号施令――“3号木杆”或者“7号铁杆”。每当他的球打丢了，他就把手伸向威利：“再来一个球。”每当威利要找球，他都会豪爽地说：“别找了，别浪费时间。” 一场球下来，他丢了十几个球。尼奥非常不满地对威利讲：“你应该教他球场上的礼仪。难道他在中国也这么打球？”从此，威利发誓再也不陪同中国的代表打球了。

高尔夫在全世界拥有“贵族的运动”的美誉。美国作家艾丽斯・卢丽把高尔夫描述成“高级运动”，因为“一项高级别的运动项目，从定义上来说，就是要求大批昂贵的用具，或者昂贵的设施，或二者兼备。最理想的是，这项运动应该能够迅速消耗物品和各种服务。例如，高尔夫就要求许多亩未经耕种、建筑，未用于商业目的的宝贵土地。完善的高尔夫球场还需要经常除草、浇水、修剪，并且用价格昂贵的机器对草地滚轧。”在这样昂贵的运动中，我们认为，一个人能够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他至少是个有产阶级，他一定能够支付得起昂贵的费用，他一定事业有成，他一定有品位和修养，他的举止应该和他的成就一样让我们敬佩。

但是，出现在高尔夫球场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进入了所谓的贵族阶层，并不是能够挥杆就是绅士了。所谓的贵族，并不是有钱之族。它是需要一定的精神品质和文明修养的。因此，“贵族的运动”的真正含义，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它昂贵的场地费及运动器械，更重要的是，进行这样的运动，需要运动者有一定的贵族品质。它要求运动者心平气和、全神贯注，及周密的策略、冷静的头脑，任何杂念和外界扰乱都会破坏运动者的心绪，而导致出杆失败。任何懂得高尔夫技术的人都知道，这项运动的取胜在于稳定、平和、自信、沉着的心理，排除焦躁、好胜、争斗、恐惧、多变的情绪，能够从容镇定地处理不理想的状态。依靠体力、爆发力、激情、冲动和冒险，在高尔夫球场上并不能给你带来优势，相反，它可能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正是打球者必须修炼的绅士品质，成为高尔夫被列入“贵族运动”的原因。只要焦躁，你的球一定进入草丛；只要你望着前方的水池时缺乏自信，祈祷“千万别落到水里”，你的球一定落入水中；只要你大脑不专注，距球洞半英尺的球也不会进洞。没有比这个小小的球再能够考验你的心理素质的了！没有高度的自我修养，就无法达到这种平静、祥和的境界，也无法成为一个出色的球手。

高尔夫在西方又被称做“绿色鸦片”，很多人接触它后，就情不自禁、不能自拔地爱上了它。那挥杆的动作看起来简单，它却让你体会到了：我永远也达不到完美，我永远需要超越，我的不良心态是最大的敌人。但是，它又在不断地鼓励你，因为你会发现，你每天都在进步、提高，只要你努力，总能够战胜自己。这个一转身、一挥杆的动作，几乎包括了成功学所探讨的一切人生内容，它教会了你什么是领悟，什么是提高，什么是超越，什么是专注，什么是和谐，你深深地懂得了平和、松弛、自信的心态会如何回报你。就在这样的专注投入、静心领悟中，你修炼了平静，你成了贵族。

在现代商业交往中，很多商业的谈判、前期接触及保持客户关系，都在高尔夫球场进行，而不是在足球场、网球场进行，因为高尔夫球场为承受高压的商人们提供了一个轻松的交流环境。但是，和餐桌礼仪一样，在球场上也是检验一个人的情绪、思想状态、性格、修养的最好时刻。公司和个人的形象，是通过你对高尔夫礼仪的遵循和球艺来表现的。这使得西方的金融、保险、高级销售界及客户关系的经理们花费大量时间在球场上，他们对高尔夫的精通，不亚于职业高尔夫球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风度、修养是保持客户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贵族运动意味着有钱人的运动，“贵族”是物质成就上的标志。“物质贵族”产生的时间，只有几年，甚至更短。许多贵族活动是暴发户们显示物质实力和身份的最好时刻，而活动本身所包含的修养和内涵，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

然而在西方，“贵族”包含一个人的品行和对礼仪的精通。只有财富上的成就，没有优雅的举止，没有绅士或淑女般的风度，不能算是贵族。在英国人观念中，贵族是指不但有钱，而且深谙贵族礼仪的人。伦敦人称南肯辛顿区为“老贵族”区，因为在那里生活的是英国遗留下来的贵族、皇室，因为人们相信，那些高雅的举止是豪门家庭长期熏陶培养的结果，这种优雅和高尚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因此，那些非贵族出身的新贵族们会在成功之后或之前，为自己的举止、礼仪付出卓越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的新贵族们去英国学习礼仪，甚至出重金买“爵位”，以区别自己与众不同的高雅和高贵。

所谓“贵族运动”，也是文化的沉积。早年，这些运动用昂贵的消费及繁琐的礼仪把贵族与平民区分开来。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让平民和贵族都可以平等地参加贵族运动，然而，运动的精华――礼仪，依然保留着。

在英国，很多私立的高尔夫俱乐部都有严格的推荐和考试制度，想要入会，必须由了解他的3个会员推荐，并且通过沟通技能的面试和高尔夫球场上的礼仪考核才能入会，其目的是保持俱乐部人员绅士素质的纯度。对于一个真正的绅士而言，他参加贵族活动，能自觉地遵守球场的礼仪，不用在场地上设置“不许开手提电话”、“不许大声喧哗”的标牌。

经历过这种考验的英国阿比银行的比尔说：“这个俱乐部打球人的素质和行为让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设立考试入会制度。在那个球场上，人人都是绅士，他们彬彬有礼，友好而优雅，没有手提电话声，连说话的声音都很小。” 他曾在中国青岛打过一次球，领教了“贵族”们的喧哗和显赫。很多人参加所谓贵族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身份，把自己纳入高消费、有钱人的行列，为的是附庸风雅，假装精神贵族。不提高个人的修养和素养，只能够停滞在“土大款”的阶层，永远无法走进真正的贵族行列。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虽然无穷多的物质成功者早就摆脱了贫穷的威胁，但是，他们没有摆脱“心理贫穷”，长期形成的不安全、不自信，只有通过参加贵族运动来展示自己已经步入富豪之列， 这样，他们认为就会被人刮目相看。他们的内在世界缺乏作为一个成功者应拥有的真正的自信，这种自信产生于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满意，对生活的信任，对他人的尊重。这些，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

贵族礼仪篇2

周兴，不再实行共主制，而是用封建制，就是分封诸侯，大者为邦，如齐、鲁，小者为国，如卫、曹。分封的诸侯，多数是周的同姓，即姬姓国，也有商的遗民，如宋，还有功臣，如齐。周的封建，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持续进行的，新的诸侯国也陆续产生，如秦、楚、吴、越等。

周天子靠什么统治这众多的诸侯呢？礼，宗法礼制。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即是家族的扩大，宗庙里祭祀辈分的亲疏，规定贵族间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碟，即是政治上的名分。所以我们看春秋、战国，多是同姓兄弟之国，或者这样那样的亲戚。那么礼又是什么呢？礼就是祭礼，天子祭天，诸侯助祭。祭前有会猎，是为巡狩。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祭祀时职掌分肉（胙）的“宰”，和职掌礼仪的“相”，就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也就是辅佐天子定立名分、维持秩序的当家人，就是治国理政的宰相。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保存下来的颂词，祷文，誓书，就成了后来的历史档案。

所以，贵族的首要任务，就是习“礼”。“礼”涵盖的范围很广，最早的“三礼”指天、地、人之礼，后来才指儒家的三部经典《周礼》、《仪礼》、《礼记》。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说，“人无礼不立。”大到祭祀天地、朝拜天子，邦国盟会，小到省亲会友，戴帽穿衣，无一不受“礼”的约束。譬如打仗，多么惨烈的事情啊？也要讲“礼”，其中就有“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等讲究，就是说对方没列好阵时不能进攻，不能对已经受伤的对手再行伤害，不能擒获有黑白两种发色的长者。今天看来，这简直迂腐透顶，可在周时，就是战争的礼仪规范，况且对立的双方多是这样那样的亲戚。但“礼”的主体人群却很小，只限于贵族以上，天子和公侯伯子男贵族阶层，这叫“礼不下庶人”。

敬天法祖，尊法守礼，是贵族的首要任务，是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贵族终身习学的重要课程。贵族必须接受教育，也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接受教育，学什么呢？礼、乐、射、御、书、数，此为六艺。所以别轻视驾车的技术，驾车，参乘，都得有贵族地位才行。也别轻松射箭的技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贵族才有资格随从出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就是贵族从征写下的诗句。诵诗赋诗，是贵族传统，也是高雅艺术。盟会宴享，祭祀朝拜，重大场合都会有，私下感慨也会有。《春秋左氏传》，记载有众多诵诗、赋诗的案例。

贵族的核心价值观，即是尊王攘夷，忠君保民。周天子及诸侯，属华夏农耕，以文化先进而成统一民族，又始终处于夷狄游牧族群的威胁之中，所以孔子这样肯定管仲的功绩，“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在周代，敬天与法祖是统一的，敬天与保民也是一致的，正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贵族有忠君的责任，有从征的义务，贵族精神最终体现为“礼”的秩序，“仁”的内核。贵族要习礼，要接受教育，由此诞生出附带的特点，即是举止优雅，好学多艺，民间所谓“有样子”和“识书达礼”是也。

贵族礼仪篇3

[关键词] 妻妾制度；宗教；元服礼；平安装束

　 《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号称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爱情写实小说。围绕《源氏物语》的研究及相关作品层出不穷。电影《源氏物语——千年之谜》就是根据高山由纪子的小说《源氏物語 悲しみの皇子》改编而来。影片通过把《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身处的平安时期与书中的天下相交错，大胆地解密《源氏物语》的起源，除此之外，这部影片为观众再现了日本平安时代绚烂豪华的贵族社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日本在奈良时期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唐文化进行了大量的吸收和发展，平安时代则承袭了奈良文化。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帝から誰よりも愛され、楊貴妃もかくやと言われるほど……”（……却蒙天皇万般恩宠，其所受恩宠，可让杨贵妃失色。）此处用唐朝杨贵妃作为宫廷女人的比较对象；藤原行成爱不释手的《白氏文集》也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自编的作品集，足以反映中国唐朝文化对日本平安时期的影响。下面就其他的文化角度进行深度分析。

一、平安时代的婚姻文化——“一夫多妇”的妻妾制度 很多研究都指出日本是“一夫多妻制”，但笔者认为称为一夫多妇更准确。日本的妻妾制度起源于中国，又与中国唐代的妻妾制度有所不同。中国的《唐律疏义》中说“妻者，齐也，妾通买卖。等数相悬。” 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准确说应为“一夫一妻多妾制”。而日本的《养老令》却明确规定妻和妾同为二等亲。《古记》中记述有“本令妾比贱隶……此间（指日本）妾与妻同体。”10世纪中叶以后的平安文学作品中，“妻”“妾”等汉语词汇减少，“北方”“当腹”“外腹”等增多，用以区分同居和别居的妻子们，所以说，笔者认为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实行“走婚”式 “一夫多妇”制。平安贵族的婚姻，无论从婚姻理念还是婚姻形态上来说，都是一种一夫多妇制，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将“正妻”的名分永久固定，也无法在制度上将其与其他女性做明显的区分。当然这种一夫多妇制并不意味着妻子们之间的完全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所区分的，日本中世有一种“後妻打ち（打后妻）”的习俗，即先结婚的妻子在预先通知后，可以对后结婚的妻子家庭进行袭扰，以表示自己的嫉妒和愤怒。

影片中光源氏是天皇桐壶帝与宠爱的妃子桐壶更衣的儿子，受桐壶帝之命与左大臣之女葵完婚，先后又走进东宫太子的遗孀——六条御息所和普通女子夕颜的家，与她们发生感情纠葛，甚至在这些女人相继死后，走访桐壶帝的妃子、酷似自己生母的义母——藤壶，两人发生的爱，并且生下一个儿子。这种松散的走婚式“一夫多妇制”，造成了那个时代贵族男子可以到处寻花问柳，不负责任。女方住在娘家，被动地等着男人来相会，成为贵族男子的泄欲工具和渔色对象，随时可能被男人抛弃，所以难免会出现像六条御息所那样“修羅の心”（嫉妒心）强的女人，她们惟一的反抗方式就是化身厉鬼，害死自己心爱男人身边的其他爱宠。

另外，贵族家庭的婚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讲究门当户对。光源氏出生后自己的母亲就去世了，长大之后，光源氏成为“能够夺走所有人的心”的贵公子。光源氏虽然深受桐壶帝的喜爱，但由于没有强大的后盾，所以未能成为东宫，只能做一名普通臣子。在行完“元服礼”即成人礼之后，桐壶帝让光源氏与左大臣之女葵完婚，就是为光源氏找靠山。葵是左大臣的女儿，从小被灌输的理想是长大之后要成为东宫（太子）的夫人，所以她与光源氏的结合实际上是政治联姻，而葵就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由此可见，“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①。

在日本平安时代，血缘关系比婚姻关系更加稳固，是维系婚姻的纽带。影片中藤原道长命令紫式部写下动人的爱情故事来吸引天皇常来彰子宫中，是为了让一条天皇的心留在女儿彰子身上，在彰子生下皇子后，下令让紫式部停止继续写作，因为有了皇子这层血缘关系后，彰子和天皇的婚姻关系就能够得以维系，不再需要靠故事来吸引天皇了，当然这种婚姻关系保障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利益。还有，桐壶帝在临死之前，可能知晓了光源氏和藤壶的“”，但是，并没有惩罚光源氏，反而托孤给他，因为光源氏是桐壶一直觉得亏欠的亲儿子，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二、平安时代的宗教文化——佛教和阴阳道

佛教在6世纪初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起初只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非而被引进的，佛教主张的“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受到各阶层贵族和广大民众的欢迎。后来，随着最澄的天台宗和空海的真言宗的创立，平安时代佛教得到空前发展。直到现在，佛教在日本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众多的日本人的精神和现实生活。据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记载，平安朝共有16位天皇和无数的皇后、皇子出家。平安朝信奉佛教之盛况，由此可见一斑。佛教认为凡事都有因果，世人行善者，必得好报；作恶者，必受恶报。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藤壶和光源氏发生之后，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斩断青丝出家了，为自己的“罪孽”忏悔，光源氏也失去了心爱的女人，这样的结局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报应。

影片中还有一个频频出现的人物，就是安倍晴明，活跃于平安时代中期，是位受到平安贵族们信赖的大阴阳师。从安倍晴明和藤原道长的对话中可以了解到，他是深得道长信任的，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阴阳道盛行。公元6世纪，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传入日本。在日本登陆后，又渗透了很多当地文化，于是便形成了独特的“阴阳道”。阴阳道已有别于早期的中国阴阳思想，它兼备了占卜、祭祀、天文、历法等应用，上至国运皇命，下至庶民之事，都可用之来解释。影片中安倍晴明可以摘叶变出精灵，可以驱鬼，可以从紫式部的表情中看出心中的魔，无所不能。他的咒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来自于老子的辩证统一哲学思想。在天武天皇时期，阴阳道成为律法制度的一部分，并且严令禁止一般百姓拥有《河图》《洛书》《太乙》等阴阳道的专门典籍。阴阳师成为国家专属的占术师，在平安时代，达到了巅峰。安倍晴明服务于藤原道长，帮助藤原道长控制着朝政和国家安全，所以在天皇出现在道长府中时，他在一侧护卫，以防紫式部幻化为鬼魂为祸。

所以说，在平安时代，佛教是规范人们思想、约束他们日常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而阴阳道是贵族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它们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并存，共同维护着贵族阶级的利益。片中就出现了安倍晴明和很多和尚携手收服六条御息所的恶灵的场景。

三、平安时代的礼仪文化——元服礼

影片中有较长的镜头给了光源氏在清凉殿举行的“元服礼”，元服礼是日本奈良时代以来男子成人礼的意思，是一种重要的日本礼仪文化。元，是头的意思；服，是动词穿的意思。解释为“头戴帽子”，也有戴帽子和初次戴帽子的意思。元服礼，即成人加冕礼。实际上起源于中国的“冠礼”。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汉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初期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随之传入的成人礼仪式首先被日本贵族阶层所接受，并成为日本最初的成人礼仪式——元服。②随着成人礼仪式日渐融入日本的民族文化，诞生了 “乌帽子礼”。元服者需要邀请社会地位高的人来担当 “乌帽子亲”，元服时由乌帽子亲将乌帽子交给元服者，两人之间就建立了义父子关系，元服者会一直受到乌帽子亲的庇护，一般乌帽子亲都是选家中最有权势的人。身为二皇子的光源氏，虽然桐壶帝有心传位于他，不像弘徽殿女御的大皇子有乌帽子亲——有权有势的右大臣的庇护，无法成为东宫，只好降为臣籍。这表明了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对于贵族来说，元服礼是多么重要。如果光源氏的乌帽子亲有权有势的话，也许光源氏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四、平安时代的服饰文化——平安装束

在平安时代，平安装束是日本平安时代王公贵族的衣服。818年，遣唐使羊倌营源清公任式部少辅，奏请朝廷规定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官品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嵯峨天皇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③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平安时代中期，日本停止了遣唐使，唐服在日本渐渐起了变化。这部电影呈现了光鲜亮丽的日本平安时代服饰文化。丰富的款式和颜色、优雅的长袍宽袖，成为日本独特的服装形式。男子以“束带”、女子以“十二单”为礼仪装。平安时代的男装还有衣冠、直衣、狩衣等。衣冠是男性的略礼装或者勤务服。直衣是日本天皇、皇太子、亲王和公家的常服。狩衣是公家的常服，与直衣一样的盘领，头戴乌帽子。白色无纹狩衣配白色无纹指贯又叫“净衣”，是日本神道教神事专用装束，安倍晴明在道长迎接天皇和东宫太子时就穿的这种衣服。“十二单”是日本贵族女性的正礼装，正式名叫做女房装束，由小袖、长袴、单、五衣、打衣、表衣、唐衣、裳等多层构成。绚烂的唐衣穿在最外面，下摆加长的腰部里裹有裳，弘徽殿女御在得知光源氏被降为臣籍时，得意洋洋地大笑时的着装就诠释了这种衣服。在服装颜色的安排上导演也是煞费苦心，比如紫式部大部分时候穿紫色衣服；在居家休息时穿白色；生小孩时，产房内所有的女人都穿白色；厉鬼穿黑衣；红色在平安时展成为一种奢侈色，红色的颜料被视为贵重，影片中光源氏是稀世贵公子的时候就穿着红色。另外，笔者注意到，影片中天皇的着装与其他臣子没有明显的区别，这点与中国文化有较大出入，中国的皇帝一般穿黄袍，并且所戴皇冠与臣子的官帽区别明显；并且，所有女子，无论是皇后还是普通女子，无论是正装还是便装都没有戴头饰和挽发，这一点不知道是导演的刻意安排还是失误，有待考证。

总之，这部影片向广大观众充分展现了绚烂的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妻妾制度、宗教、礼仪以及服饰方面的文化。实际上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有一些文化在被吸收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然，影片中还展现了其他方面的文化因素，比如建筑、音乐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② 江新兴：《从“成人式”看日本人的传统成人意识》，《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六国史索引编集部：《续日本后记》，吉川弘文馆，1974年版，第345页。

[参考文献]

[1] 姜天喜.日本婚姻礼俗的历史与现状[J].西北大学学报，2001（02）.

[2] 叶渭渠.日本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39.

贵族礼仪篇4

文/星岛

中国乃礼仪之邦，相见礼俗内容也很丰富，且各朝代有异同，而各民族因风俗习惯不同，要有相当的差异。塔吉克族人若久别相见时，多以吻手为礼，若遇尊贵长者于特别隆重场合时，则抱膝而吻或捧足而吻。藏族人平素相见，则伸出双手，掌心朝上，并弯腰以示恭敬。解放前，若普通藏民路遇大贵族，则需站在路边，脱帽弯腰，低头吐舌，以示恭敬；若遇贵族小官，则只需低头弯腰即可。若藏族贵族相见，则以额头轻轻相触为礼。汉族则沿袭古俗，行跪拜礼、拱手礼、鞠躬礼等等。另外，清朝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礼仪：

1.九白之贡

这是清代蒙古族最高礼俗。自古以来，蒙古族尚白，重九，以白色为圣洁、高贵、吉庆的象征，以九为神圣、众多、富足的数字。崇德三年（1638年）清王朝命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每年各进献白驼1匹，白马8匹，称为“九白三贡”，并形成定制。

2.抱见礼

清中叶以前，满族流行抱见礼，这种礼只限于亲人久别重逢或分别时，但不限男女。行礼时，双方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皆抱腰接面。后由于汉族文化的影响、渗透，清中叶后，满族尚觉此礼不够雅观，渐渐改行汉族执手礼。

3.拜冬礼

清代，每年逢冬至日，家家户户都要相互拜贺尊长。无论男女，都要换上新衣互相作揖，拜贺；家家幼小都要向尊长行跪拜。

4.利是礼

“利是”，俗称“红包”或“封包”，包内裹着银钱。这种“利是”包用于春节贺岁，相见互送吉利；还用于婚嫁时的聘礼或赏物。清末，开始出现的“利是封”，印制十分精美，红纸上印有金字或图案。相见送以“利是封包”，不仅体面，而且显得特别吉利。

5.行乞礼

乞丐之间相见，亦要按“礼”行事。乞丐多居破庙，新来的乞丐不得随便闯入，若想入伙，便要按“礼”行事。陕西韩城一带的行乞礼为先把打狗棍和布褡裢放在门外，点燃一袋烟后，手捧烟袋进门，说：“各位老少请！”乞丐头发问，新乞丐要规矩回答圆满后，乞丐头才会允许新乞丐入伙，并给他规定休息处。否则，将被赶走。

清代皇家为何挂白色春联

文/杜雨

如今一进沈阳故宫的大清门就可以看到，朱红的门扇上挂着硕大的“将军门神”，而大门两侧的对联是白底黑字，也是采用挂的方法，和我们现在贴的对联大不一样。

对于清代皇宫对联不用红色而用白色，专家解释这一点源于满族特有对色彩的偏好，主要与满族早期狩猎经验有关。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说，满族早期有一个风俗叫尚白贱红，就是说崇尚白的颜色不愿意用红的颜色，为什么呢？因为早期满族是狩猎民族，白色是雪的颜色，很崇拜雪的颜色，红的颜色对猎人来说是一个不好的颜色，在森林里面或者雪原里面红的颜色是最容易受到野兽攻击的颜色，所以猎人一般不穿红衣服。

满族的先辈认为白色是吉利的颜色，但随着受汉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入，满族的平民百姓想法首先转变了，满族平民百姓开始贴红色对联了，而白色对联渐渐成为清代皇宫的专用色。

至于对联采用挂的方式，佟悦介绍，这样不仅用起来干净，而且如果保存得法的话，可以多次使用。像目前摆放在沈阳故宫的一副皇家对联，就是光绪年间的，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紫禁城名称由来

文/王晓梅

北京的故宫又称紫禁城，是皇帝、皇后和皇族居住的内城。

我国古代的人们把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位居三垣中央的就是紫微垣。它的位置在北斗星的东北方，被认为是玉皇大帝居住的地方。而人间的皇帝总是自诩为天子，所以他们生活的地方必须以“紫”字开头。又因为皇宫严禁平民百姓靠近，所以皇宫就被称为“紫禁城”。

贵族礼仪篇5

【关键词】舞蹈礼仪；文化；民族礼仪；社会功能

舞蹈或某种舞蹈现象为什么得以存在和产生，为什么得以长期发展，首先在于它对人类具有生命意义或社会存在价值，或具有某种社会性功能。古往今来，舞蹈礼仪是宣传教化、陶冶情操的有力手段，让所有舞蹈行为规范系统化，在舞蹈者、观众、社会三者之间体现互相的一种尊重与促进，也让舞蹈这门艺术具备了更多的标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舞蹈礼仪之所以依然处在举足轻重之地位，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其二，自身独特的社会功能，从而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并且在参与人员身上发挥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一、舞蹈、礼仪、社会

（一）舞蹈与礼仪礼仪是人们在社交活动需要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舞蹈是一种以肢体动作作为交流语言，结合多种艺术塑造人物、诠释情感的表演艺术形式。和人们平日生活中的礼仪相差无几，舞蹈礼仪的目的是让舞蹈变得标准化、体系化与典型化，例如各类舞蹈场合的穿着要求，不同舞种间的交流方式，如果想融入其中，并享受不同文化习俗的乐趣，就请遵守相应的礼仪规范。掌握舞蹈中的礼仪文化不仅仅体现舞者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并且其象征着不同舞种相对应的本土文化特征。具有了舞蹈礼仪的规范，才能营造出合理合适的舞会氛围；才能让人们沉浸在舞蹈当中，领悟舞蹈优雅表面之下涌动着的精髓，精准展现出舞蹈的情感，感受舞蹈的生命力；才能避免在舞蹈中产生不经意间侵犯他人的情况，进而相互尊敬。

（二）舞蹈礼仪与社会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中，为了让彼此间的交往能够顺利开展，不得不重视礼仪。交往中，博得对方喜爱与信赖的第一步就是要懂礼节、讲礼仪。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结下良好的情谊。舞蹈艺术的物质载体是人，是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更加直观性地展现出人的内心思想与精神情感,透过舞蹈礼仪，可以感受到一个民族的风格气质和精神信仰。自舞蹈诞生于婴儿时期起，就有了礼仪加以规范，对于舞蹈来说，“礼仪”似乎已经渗入舞蹈本体，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王朝统治者制立了一套严明的制度——“制礼作乐”，以“礼”来区分等级贵贱，以“乐”来协调人际关系。为何将“礼”与“乐”联系在一起？“礼”是包括了仁、义、礼、智、信等在内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血缘制度正是其摇篮。宗法血缘制的特点及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情感性，将“礼”渗透其中，使得伦理规范的强制性被一种“人情味”所笼罩，人们的种种“发乎情”的行为，都在一种不言中“止乎礼”。由上文可知，“乐”亦是充斥着“情感性”，因此，“礼”与“乐”的并肩而行，似乎如虎添翼，使得人们在受到“礼”的规范下，甘心沉溺于内心的情感圣地，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有序、等级严明。综上可知，舞蹈礼仪与社会有着紧密的关联，加之其对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舞蹈礼仪的社会功能使其一直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二、舞蹈礼仪的社会功能

（一）规范形体、提升形象如今，每个人都置身于这张社交大网里，社交犹如空气般无所不在。人的外在形象，举手投足间都会对双方之间的交往产生微妙或显著的影响。舞蹈的最初目的，就是借助舞蹈严谨的礼仪程式来规范身体姿态，展现出优雅的风度，高尚的修养，使受众群体把感悟延伸到在社会生活中,对人对事都能以礼相待，从而获取愉悦的情感，达到社会和谐。所以，无论是为了自身形象还是出于国家形象的考虑,舞者都应当加强礼仪规范的学习。

（二）发扬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建设中国自古以来就被世人尊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国的礼仪文化历史悠久，根底深厚，它的积淀在社会中展现出独特且耀眼的光芒，舞蹈礼仪的出现就是充当着对这一文化继承的角色。从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礼仪与舞蹈的结合,历史篇章被重新翻开，一些民族独有的传统舞蹈文化在消失的边缘被救回，在舞蹈工作人员与其他专业学者跨学科调查的分析下，挖掘出被世人所遗忘、遗漏的礼仪文化；第二，正是因为有舞蹈礼仪的存在，舞者能在一些演出、比赛的活动中尊重舞蹈组织的规定，尊重对手，从而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与民族文化素质。

（三）展开和谐互动，促进人际关系“讲礼仪”一直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所信奉的圭臬之一。汉代是我国古代乐舞发展兴盛繁荣的时期，“倡优伎乐列乎深堂”，在这样的环境中，汉代的豪门贵族亦加入舞蹈的行列中，歌舞自娱便成了汉代宫廷与豪门贵族的日常活动之一。“以舞相属”便是汉代风行的一种自娱舞蹈之一，是一种带游戏性质的礼节舞蹈，类似于宴饮聚会中传酒令或诗令的游戏。它是在一人自舞——相属他人——他人继舞为报——相属另一人这样的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体现舞蹈礼仪与人际关系。《后汉书》中，“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可见，“以舞相属”的目的不在跳舞本身，而是要通过这种舞蹈来审视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优劣好坏。在这样一种互动的舞蹈礼仪活动中，可以使个体感受到与群体联系的一种安全感，并且建立礼尚往来、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舞蹈礼仪作为礼仪的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无疑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使得人们在舞蹈中既能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又能借舞达礼、借礼传情，在以礼相待与舞蹈娱人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人际交往。

三、舞蹈礼仪的文化性体现

追根求源，之所以具有这些独特的社会功能是因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下面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来阐述舞蹈礼仪文化性在社会中的体现。

(一)不同的时期，呈现舞蹈礼仪的文化性众所周知，文化具有时代性，固然，舞蹈礼仪也拥有着深厚的时代特征，处在不同的时代，舞蹈礼仪所凸显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使得人们认知不足，对大自然产生畏惧，幻想通过巫术祭祀达到目的，而后发展出的远古氏族乐舞，其动作厚重古朴，体现着原始宗教的巫术礼仪文化。改革开放时期，舞蹈的礼仪逐渐多样化，把中西方元素融入一体，并且对舞蹈动作、服饰等各方面进行精雕细琢，让人目不暇接，舞蹈礼仪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新颖的服装类型、打破成规的舞蹈动作，相互吸收、交融的文化是当时文化背景最好的诠释。

(二)不同的地域，诠释舞蹈礼仪的文化性世界上共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带有各自特色的舞蹈礼仪文化特征。在礼仪方面尤为突出的是西方芭蕾舞,它以开、绷、直、立为技术原则，是塑造个人礼仪形象形体美的核心点；以典雅、和谐、流畅为审美原则，在芭蕾舞中常常见到优雅礼仪性的肢体动作，如男女生表演之间的互动，开始结尾的造型等，这些元素都是西方礼仪文化的重要体现。芭蕾舞在欧洲跨越封建与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它高贵的气质和统治阶级的礼仪形态与当时的社会意识融合在一起，舞蹈礼仪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舞蹈礼仪中的文化性得以充分体现。

(三)不同的历史背景，体现舞蹈礼仪的文化性中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孕育着不同的舞蹈礼仪。西南边陲的部落民族与北部边远的游牧民族的舞蹈礼仪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傣族舞蹈风格温婉柔和，婀娜多姿，具代表性的孔雀舞充分反映着民族的性格，像水一样柔软，轻快婉转；蒙古族的摔跤舞属于男性舞蹈，是勇敢、实力、荣誉的象征，舞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们的开朗豁达和豪放英武。

四、结语

贵族礼仪篇6

一、传统礼仪

礼仪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祭神敬鬼活动。当人类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以后，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原始礼仪也就逐渐演变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体系。西周的周公“制礼作乐”，十分注重以礼教推动礼制，一生呕心沥血，兢兢业业，留下“周公吐哺”的美谈，堪称遵礼的典范。特别是到春秋时期，孔子积极提倡礼仪及其教育，儒家十三经中，讲述礼仪的精神实质与行为规范的就占了三部，即《周礼》、《仪礼》和《礼记》，通称“三礼”，成为历代读书人必读之书。在孔子看来，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不学礼，无以立”，而孔子所设定的具有道德理想人格的“士君子”，更是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另一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非常重视礼仪教育，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其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洞学规》中开宗明义地对学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礼仪要求。凡此种种，中国传统礼仪教育有效地实现了礼仪在全社会的推行，使礼仪文化深入人心，同时也保证了礼仪在历史上的连续传衍，“礼仪之邦”的美称也正是由此产生。

二、传统礼仪的当代价值

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时代潮流等因素而形成，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传统礼仪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存在着一些封建性、宗法性、专制性和保守性的因素，但我们仍不能忽视传统礼仪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代表着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塑造完美人格、协调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有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礼仪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我们在评价一个国家时，通常是从这个国家国民的言行举止、文明习惯所体现的公民素质与精神面貌人手。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在于其国民素质的提高，我国要跻身世界之强，一定要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讲，礼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社会风貌、道德水准、文明程度、文化特色和公民素质的重要标志。我国清末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的这一思想被后人引申为：欲灭一国，先灭其文化。同时，传统礼仪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改革开放虽然使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相比之下我们的人文素质教育却在下降。国民在公共生活及私人生活领域的礼仪教养的缺乏，已严重造成国民形象的危机。因此，学习传统礼仪，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孔子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这点出了“礼”的社会历史价值，即社会和谐之本。“礼”是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在古代，它作为一种法度，严格维护着社会的秩序。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礼仪文化的教育，一个具有良好秩序及人际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具有良好礼仪修养的社会。目前社会中，我们的国民礼仪修养不够，不知礼、不守礼和不文明的行为普遍存在，比如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扔垃圾，乱穿马路，横行逆行，不按顺序排队上车，乱抢座，不让座，出口脏话，社交场合不会用敬语雅语等等行为，这与我们构建和谐的人文社会极不协调，其原因就在于中华传统礼仪文明的失落以及礼仪教育的缺失。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传统礼仪中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并且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可以使传统礼仪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第三，可以塑造完美人格，激励个体成长。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对个体具有教导、规范、约束、平衡的作用，影响和造化了一代代的中国人，促使社会协调、稳定、有序的向前发展，起着准法律的作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个体人格修养方面，传统礼仪文化提倡人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诚实忠厚、慷慨仗义、乐于助人以及服从大局等等；在个体价值观定位方面，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强调仁者爱人、遵守礼规、止恶扬善。这样的价值取向教导，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成为人们心目中不成文的评判标准，教导着人们应该提倡什么、禁止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从而促进个体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往往是具体的，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见微知著地体现着中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价值观，由此表明一个民族的精神取舍，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化传承的主体，正是无数中国人的言行，塑造了中国的整体形象。

三、礼仪教育的实施途径

源远流长的礼仪文化，是聪明睿智的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和宝贵财富，讲“礼”重“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传统。时至今日，现代礼仪与古代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应当取其精华，摒弃和剔除其糟粕，努力塑造讲求文明礼仪的社会风气，形成人人都讲究文明礼仪、遵守礼仪规则、处处礼让三分、谦逊有礼、祥和融洽的美好社会。

（一）加强理论研究，建立礼仪学科体系

目前我国礼仪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滞后，传统礼仪更没有在理论上形成一整套的学科体系，无法较好的指导我国的礼仪教育。以礼仪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论，礼仪学理当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然而“在那些缤彩纷呈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中竟难以找到‘礼仪学’的一席之地。不仅全国性的‘礼仪学会’尚未闻名，《礼仪学》之类的刊物也没发现，而且专门从事礼仪研究的机构也极为罕见。”因此，应尽快构建礼仪学学科体系，深人系统地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礼仪建设，不仅有学理的研究，更有对礼仪实践的总结和探研，特别是要对建立科学的礼仪教育的体系，包括对礼仪教育的适用范围、内容、模式、途径等进行探讨研究，为现代礼仪教育提供理论支撑和有效指导。

（二）完善学校礼仪教育体系

学校作为教育青少年的重要基地，对青少年的礼仪教育也不容忽视。学校礼仪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贯穿小学(幼儿园)、中学、大学全过程，根据不同阶段对礼仪教育的内容进行全面规划，形成一个循序渐进、有机衔接的完整的学校礼仪教育体系。目前，我国的小学、中学、大学一般是将礼仪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但都没有专门的礼仪教育内容，地位不突出，内容不明确，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往往出现礼仪教育的缺位。而作为我国高校德育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中也没有涉及中国礼仪文化及教育的内容。

因此，在学校礼仪教育中，应对其礼仪教育的内容进行合理规划和统筹安排；根据学校礼仪教育的不同阶段，采取分阶段重点教育；组织相关人员编写既有传统礼仪文化内涵，又富有时代特征，能被广泛认可的系列教材。

（三）大力开展全社会的礼仪教育，提高公民素质

礼仪属于社会公德的范畴，是每个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都应掌握和遵守的以示尊重的行为规范。通过礼仪教育，提升礼仪素质，涵养温良民风，保证社会稳定。因此，社会各行各业应结合公民道德教育，全方位地开展礼仪教育。如在社区开展各种喜闻乐见的礼仪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专家及相关人员编写普礼读本；利用大众传媒的优势，对全民进行礼仪宣传等等。

（四）重视家庭在礼仪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青少年的礼仪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必须以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为基本途径，彼此密切配合。家庭礼仪教育处于基础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突出家长表率作用、紧抓日常生活规范、营造家庭文化氛围、强化孩子礼仪意识。总之，家庭礼仪教育立足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从最基本的社会交往方式出发，着眼于从小就培养，从小事、身边、现在做起，培养孩子的礼仪素养。

贵族礼仪篇7

关键词：金代；宗室；礼仪；民族融合

作者简介：李玉君，女，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从事辽金史、北方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辽金元时期民族习惯法与中原汉法的冲突与融合”，项目编号：11CFX011；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辽金时期辽宁地区民族融合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014lslktlsx-03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68-05

金朝是由肇兴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曾统治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长达百余年。金朝治下多民族杂居，有占统治地位的女真族，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以及其他人口较少的契丹族、奚族等。由于被中原的繁华富庶所吸引，在频繁的战争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女真族广泛深入地接受了以汉民族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其中重要表现之一是金朝统治者特别重视儒家文化的教化作用，这种重视主要体现在对包括尊孔、祭孔的礼仪文化的推崇上，当然也体现在女真贵族的日常礼仪行为方式上。因为与统治者存在血缘关系而享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宗室成员，更有条件和机会接触汉文化并受到熏陶，在民族融合的潮流中起着引领作用。

一、金代统治者在礼仪制度上的政策与举措

金朝礼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历经数代君主，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太祖朝在军事胜利后忙于巩固和完善政权，礼仪制度还处于“文物度数，曾不遑暇”[1]（P44）的状态。至太宗朝，女真贵族“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2]（P1777），才开始了礼仪制度的草创，其中更多是依赖汉儒的参与，如汉人韩企先。金世宗曾说，“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2]（P1778）。此后，又经过熙宗、海陵两朝的完善和发展，至世宗朝礼仪制度达到完备。熙宗、海陵两朝礼仪制度方面的改革，涉及宗庙社稷、尊号谥法、朝参舆服、山陵礼仪等，巩固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皇权政治，大大加速了汉化进程。世宗朝又将礼仪改革推向深入并且使之不断完善。

建国后金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在礼仪制度上对中原汉王朝的效仿和改革，当然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也是女真族认同和仰慕中原汉文化的表现。这种文化认同，从女真贵族对待孔子墓和孔庙的态度可见一斑，且最为典型。金朝在建国之初，通过战争扩大了政权的统治范围。在战乱中，中原大地金兵所到之处“庐舍为之灰烬，原野厌乎流血，沟壑填于残骸”[3]（P704），各地孔庙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连闻名遐迩的曲阜孔庙也未能幸免。但有一例外：“高宗建炎二年（1128）冬十月，金粘没喝陷袭庆府，兵至阙里，军士有欲发孔子墓者，粘没喝问通事高庆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圣人。’粘没喝曰：‘大圣人墓安可发。’军士发泗水侯及刑部侍郎宗翰墓者十二人，悉斩之。”[4]（P22）粘没喝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与太宗吴乞买的从侄，算是比较近的皇族成员，时任伐宋西路军的最高统帅，从该事件可见金初权贵阶层对圣人的崇敬。无独有偶，阿骨打的儿子完颜宗尧，也曾做过领军之帅，更是崇敬孔子并钦佩其创立的儒学。天会五年（1127），金将完颜宗尧进驻燕京后，戎马未息即建太学，修国子监。天会七年（1129），金兵入曲阜，命知县“引诣圣庙”，“登杏坛，望殿火奠拜”。[5]从两位宗室皇亲对孔子墓的保护和对孔庙的顶礼膜拜可见孔子及儒学的巨大感召力。

金朝在政权初步稳固下来以后，弘扬以孔庙为象征的礼仪文化立即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政策和内容。熙宗曾说过：“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2]（P77）他在京师建孔庙，并由皇帝敕命、政府拨款来修复曲阜孔庙。“天会十五年，齐国废。熙宗即位，兴制度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2]（P2311）随即熙宗于天眷三年（1140）秋“以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并于次年（皇统元年，1141）二月“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2]（P76）紧接着又于皇统二年（1142），敕行台拨钱一万四千贯，修孔庙圣殿。皇统四年（1144）又命行省降钱一万四千五百贯，发南京入作司见材，修完孔庙，创盖大成殿。至皇统九年（1149），大成殿竣工。自即位至皇统九年（1149）被杀，熙宗在位十四年中，由皇帝亲自过问的修建孔庙的活动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海陵正隆二年（1157），又以羡钱修两庑及齐国公殿。章宗时，各项制度已经臻于完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他又于明昌二年（1191）大修孔庙。至明昌五年（1194）告竣。孔庙扩展到“殿堂廊庑门亭斋厨黉舍，合三百六十余楹”[6]（P1025）的前所未有的规模。此后直至金朝灭亡，尽管帝位迭替、战事频仍，各地仍有修复孔庙的活动。

金代统治者之所以要把对孔庙的尊崇推到如此高的地位，当然是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金朝统治区域内女真、汉、契丹、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北方少数民族在对中原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羡慕和渴求的同时，也在心理层面上寻求着对中原汉文化的自我认同，而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存、融合现状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如何看待周边少数民族（“夷”）与中原汉民族（“夏”）间关系的争论从未间断。孔子认为“夷狄”和“诸夏”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标准，“夷狄”也有长处。《论语·八佾》记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认为“夷狄”也可以强于“诸夏”。孔子的开明观点被儒家今文公羊学派所继承和发扬，最终形成一套从文化上而非种族上区分“夷”、“夏”的思想学说。这一学说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主张“王者无外”、“四海一家”，对于促进中华各民族间的友好交流和共同进步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春秋左传·正义》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那么只要遵循礼仪制度就有资格成为华夏正统，是否奉行礼仪决定了一个国家究竟是“诸夏”还是“夷狄”。韩愈就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7]（P17）“诸夏”和“蛮夷戎狄”的根本区别，不再是“民族”，而是制度和文化。这种开明、包容的儒家文化很容易使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产生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最终促进民族融合。尽管少数民族靠武力征服中原地区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但是其最终结果不过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在文化上接受汉文化，金代也不例外。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8]（P768）

二、金朝宗室礼仪行为方式的汉化

古人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9]（P2），其中“礼”在对国家的重要性中居于首位。在此我们从金代宗室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和行为方式来探究其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宗室作为皇帝的亲属，在各种政治活动中必须展现出皇家威仪；同时由于自身优裕的生活条件，有更多机会接触新鲜事物，成为民间风气的重要引领者。因此，宗室礼仪行为方式的转变在金代具有非同一般的代表性。在金朝建国前后，宗室的生活还很简朴，甚至皇帝的生活也与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大金国志》记载：太宗“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君臣宴乐，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10]（P151）。入主中原后，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深入接触、学习汉文化，金朝也制定了各项典章制度，君臣间逐渐形成了尊卑等级，宗室大多染上了汉人皇室的奢靡之风。

在中原汉文化中，服饰是礼仪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女真宗室在服饰的转变上最为直接和明显地体现了对中原汉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女真人原为游猎民族，在接触纺织技术之前，无论贵贱都以兽皮为衣，只是因贫富不同而在兽皮上有所区别。史书记载：富者服“貂鼠、青鼠、狐貉之衣”，贫者“衣牛、马、猪、羊、猫、蛇、犬、鱼之皮”。[11]（P17）金朝建立后，才开始有布帛之用。史书记载：女真人“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富人春夏多以纻丝、锦衲为衫裳，亦间用细皮布”，贫者“春夏并用为衫裳”。[10]（P614）进入中原后，女真人便开始效仿汉人的衣装。南宋范仲熊《北记》传闻二太子粘罕初入中国时，“止著褐布衫。既拔京城，其下无不衣锦绣。至月旦及视事，则幞头、公服、靴、笏，皆如中国之制。”[11]（P731）金熙宗本人“雅歌儒服”、“宛然一汉户少年子”，海陵王“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由于女真人学习汉人着装之风太过盛行，世宗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2]（P199）；泰和七年（1207），章宗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并规定“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可见，当时学习汉人装束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了。金朝对服饰的重视也已经上升到礼仪和典章制度的高度。《金史·舆服志》中对皇帝、皇后、皇太子的冠服制度都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规定，此外还规定：“太子入朝起居及与宴，则朝服，紫袍、玉带、双鱼袋。其视事及见师少宾客，则服小帽、皂衫、玉束带。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衣服听用明金，期亲虽别籍、女子出嫁并同。”[2]（P979）这些具体的规定都对应于一定的礼仪活动。

在饮食方面，宗室的许多习惯也明显受到汉族的影响。金朝人都喜爱饮茶，“比岁上下竞啜”、“市井茶肆相属”[2]（P1108）。但茶叶多是在宋朝榷场通过商业贸易而来的。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因为私贩日增，乃更定香茶罪赏格。金朝以金帛易宋地的茶叶，是件耗费资财之事。宣宗元光二年（1222）三月，因国蹙财竭，茶叶又是较贵的饮品，“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2]（P1109），可见宗室们喜爱饮茶且有特权。金朝立国前，女真人所用餐具大多为木质；立国后，金朝皇帝的餐具多用金银器、玉器和瓷器。金天会二年（1124），宋许亢宗为贺金太宗即位，亲见“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银装、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10]（P570）。可见女真宗室们对饮食器具也非常讲究，已经与中原王朝无异。

因女真原为游猎民族，故金朝初年“女真之域尚无城郭，星散而居”[11]（P1197）。太宗天会二年（1124）始建上京宫殿，“城邑初建，（卢）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2]（P1716）。天会三年（1125），宋许亢宗贺金太宗即位，在金朝看到了建造上京宫殿的情况：“虏主所独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开之，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伪妃后躬侍饮食。”[11]（P1197）熙宗朝对上京进行了两次扩建，天眷元年（1138）是小规模的扩建，皇统六年（1146）是较大规模的扩建。熙宗“以上京会[宁]府旧内太狭，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10]（P174），极力模仿汴京，将金朝的皇宫修建得如宋朝汴京那样壮观辉煌。完颜亮时期嫌“上京僻在一隅”[10]（P2625），决定迁都燕京，天德三年（1151），完颜亮“诏广燕城，建宫室”。完颜亮修建燕京之前，先遣画工到北宋故都开封描画宫室，令人按图修之，还“择汴京窗户刻镂工巧以往”[12]（P258）。现存于北京金中都宫苑遗址的贞元元年所建的渔澡池，仍可窥见到当年皇室们奢华的居住环境。《归潜志》卷7记载：“又有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尤奢僭。尝起第西城，如宫掖然，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13]（P70）此处内族即宗室别称，可见宗室宅第之奢华，再也不复游猎民族的简陋了。

女真人擅长骑武射猎，在战争中主要靠骑兵，因此建国前后宗室们出行也多以骑马为主。熙宗朝，汉人程宷上书：“陛下膺祖宗付托之重，奈何独与数骑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无斥候，后无羽卫，甚非肃禁御之意也”，建议熙宗“择冲要稍平之地，为驻跸之所，简忠义爪牙之士，统以亲信腹心之臣，警卫左右”。[2]（P2308）熙宗采纳，仿照唐宋制度设立仪卫。从此，“侍卫之严，入则端居九重，出则警跸清道，视旧功大臣寖疏，且非时莫得见，尽改开国之故制”[14]（P3160）。熙宗接受了中原的礼制，出行时便有了卤薄、车辇等。世宗时正式制定了车舆制度，大定十一年（1171），“将有事于南郊，命太常寺检宋南郊礼，卤簿当用玉辂、金辂、象辂……轺车、羊车各一，革车五，属车十二。”[2]（P970）。《金史·舆服志》中对皇帝、皇后、妃嫔、皇太子出行车的数量、材料、颜色、装饰等均有明确规定，规定之详细、气派自不待言，不逊色于汉族帝王家族的车舆制度。

除了衣食住行方面，金朝宗室的娱乐活动内容也跟立国前大不相同，变得丰富多彩。女真人的传统娱乐活动为打猎、射柳、击球等，阿骨打曾说：“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11]（P31）建国后，宗室们喜欢上了观看歌舞表演。天会五年（1127），宗翰、宗望设宴请宋钦宗在刘家寺观灯：“艺人悉呈百戏，露台弟子祗应，倡优杂剧罗列于庭，宴设甚盛。”[11]（P562）宗室们还非常喜爱棋类游戏，熙宗“稍解赋诗翰墨，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战象”[11]（P297）。海陵“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10]（P185）。完颜璹的《内族子锐归来堂》中有诗句“清樽雅趣闲棋味，盏盏冲和局局新”[15]（P276）。大定三年（1163），世宗曾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2]（P1812）从世宗的禁令以及完颜璹的诗句可以看出宗室们对下棋的喜爱，而且并非其“旧风”。

三、金代宗室对汉礼仪的心理认同与民族融合趋势

从金朝宗室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礼仪行为转变可以看出女真族受汉民族为主的中原各民族的影响之深。应该看到，这种转变并不仅仅是衣食住行内容上的改变或者说物质层面上的改变，更有深层次的心理上的改变。

金朝曾多次进行民族大迁徙，如天会五年（1127）金军攻破开封后强制大批汉人迁徙，掠“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3]（P92）；又“虑中国怀二三之心” [10]（P520），在灭亡北宋后几次大规模地把多达数百万的女真人从东北迁到中原各地。这些民族迁徙活动造成了女真、汉以及其他各民族交错杂居，杂居的结果是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优秀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各民族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逐渐趋同并最终融合。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金世宗还明令女真人与契丹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2]（P1964），章宗则下令女真人迁居中原者与当地居民“递相婚姻”。在金朝立国前，原本是女真贵族间“婚姻有恒族”，后不娶庶族的。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是汉化很深的渤海人，尽管是女真皇后，她却在睿宗死后放弃“兄死则妻其嫂”的女真旧俗转而遵循汉族的儒家礼教。为保持贞洁，贞懿皇后受戒为尼，号通慧圆明大师，居于东京清安寺。这分明已经是从心理上接受和认同中原汉文化了。

尽管金朝大多数皇支持汉化，但是他们仍希望能够保持民族旧俗中的一些优势方面及民族习惯，为此目的甚至会下达禁令。世宗时曾下令“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又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许多女真人“自幼惟习汉人习俗”，竟然不通晓本族文字。世宗即位之初，下诏暴扬海陵王十七大罪状，其中主要就是纳了被杀掉的政敌的妻子为妃，包括其婶子、嫂子、侄媳等。按照“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则侄亦如之”的女真旧俗，这种收继婚并不能构成罪名。由于此时女真统治者已经接受了汉文化的儒家伦理观，本民族原来的习俗就被指为不合伦理了，这正说明金朝宗室已经从心理上认同汉文化了。应注意的是，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影响是相互的，其他民族也受到了女真习俗的影响。如烧炕原来是女真族特有的习俗，在各族杂居的情况下，其他北方民族也学会了烧炕。尽管女真人多有学汉人语言者，但是也有不少汉人学女真语。陆游有诗云：“大梁二月杏花开……汉使作客胡作主。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16]（P371）由于各族杂居，大梁（即开封）的已经不记得北宋时“宣和妆”的样子，“庐儿”（即奴仆）也学会了讲女真语。

金朝作为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能够统治中国北方地区长达百余年，与其认同和接受中原文化是分不开的。早在立国之前，女真族统治者就仰慕中原文明，入主中原后统治者更是大力倡导儒学和儒家伦理。这一方面促使女真族从游猎民族迅速向中原民族靠拢，提高了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金代宗室在礼仪行为方式上的转变正是当时民族融合时代背景的一个缩影。

参 考 文 献

[1] 洪皓：《松漠纪闻》，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 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6] 张金吾：《金文最》，北京：中华书局，1990.

[7] 韩愈：《韩昌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崔文印点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

[13] 刘祁：《归潜志》，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 毕沅：《续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15] 元好问：《中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贵族礼仪篇8

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上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在中国古代，礼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宗族制度、贵贱等级关系中衍生出来，因而带有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及局限性。时至今日，现代的礼仪与古代的礼仪已有很大差别，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为阶级统治服务的礼仪规范，着重选取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容仪有整等，加以改造与承传。这对于修养良好个人素质，协调和谐人际关系，塑造文明的社会风气，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价值。

“礼”显于制度，“仪”重于形式。“礼仪座度，笑语座获。”（引：《礼记·孔子闲居》）其解释为：古之祭祀礼仪尽合乎法度，笑语尽得其节制。在现代，我们根据礼仪发展的规律和其本身的作用、特质，将其定义为：人类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具体表现为礼貌、礼节、仪表、仪式、礼品器物等。

礼貌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表示敬重友好的行为规范。礼貌属于社会公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侧重于内在修养。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要求尊重对方、承认肯定对方并尊重对方的人格。基本要求是诚恳、谦恭、和善和有分寸，做到待人“诚于中而形于外”。主要内容包括：遵守秩序、言必有信、敬老尊贤、待人和气、讲究卫生。

礼节是在交际场合相互表示尊敬、祝颂、问候、致意、哀悼、慰问以及给予必要协助和照料的惯用形式。礼节是礼仪的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内在美的一种外化。是交往中一切行为、举止、仪表、语言的规范。

仪表是礼仪在个人外在形象方面的体现，包括举止仪容、服饰、姿态等方面。它与人的道德修养、文化水平、审美情趣和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对人们的形象起到自我标识、修饰弥补、包装外表形象的作用。

仪式是交际活动中，按礼宾要求，用特定的程序、方式等表达的礼仪的过程。多数以组织的形式出现在较为大型的交际活动中。如：迎送、开业、升旗、剪彩、签字等。是公关活动的重要内容，是礼仪比较外在，比较轰动的表现形式。

礼品器物是指为表达敬意，寄托情意的一些物品。例如过去的礼器、少数民族的哈达、锦旗、奖杯、纪念勋章，以及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