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论文范文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一、法学教育的本质是精英教育

近年来，关于法学教育的性质问题，法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些问题而展开的：一是法学教育究竟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二是法学教育究竟是通识教育，还是学科教育，或是职业教育，或是兼而有之？三是法学教育究竟培养的是通才，还是专才？对于上述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的观点是，若从本质上看，法学教育乃是一种精英教育。为了便于我们讨论问题，有必要对于什么是精英教育作出界定。从字面看，所谓精英，有两层意思：一是精华，二是出类拔萃。所谓“精英人才”，乃是指人才中的佼佼者，人群中的出类拔萃者。其实，“精英人才”的概念是一个具体、历史的范畴。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刚刚恢复高考的头几年，能够考上本科的学生，就被社会称之为“天之骄子”，因此，那样的本科生才能算得上“精英人才”。如今，高等学校本科大扩招，似乎只有硕士以上的人才才能称得上“精英人才”。“精英人才”不仅是一个具体、历史的范畴，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范畴。即便在处于大众化教育过程中的今天，我们总是把每年在高考中成绩优秀、处于高分段的考生看作考生中的“精英”，这批考生，成为各个高校竞相争夺的对象，有些高校不惜以高额奖学金作“悬赏”，吸引这批学生报考。可见人们不知不觉中存在着这样的共识：大众之中有精英，或者说精英存在于大众之中。法学界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现在法学专业逐年扩招，法科在校生逐年增加，因而法学本科教育乃是大众化教育。（如霍宪丹先生认为，法律职业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抽象与经验的统一，三是同一性与复合性的统一，即专业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四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他指出：“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社会必然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任职条件和要求，进一步严格法律职业的准入标准，要求推进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人才需求的不平衡，社会各方面也同样需要大批法律人才。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律职业的精英化与法律事务的大众化相统一，法律本科教育的大众化趋势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精英化相统一。”应当说，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参见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即目前各个高校的法学专业仍然是众多考生追逐的热门专业，至于一些名校的法学专业，考上就更不容易了。可见，法学专业的学生，相对而言，他们乃是同批次学生中的“精英”。仅仅从词义上来说明法学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学理上的阐释。

1.这是法律文化的特质决定的。“从社会的角度看，法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文化的角度看，法是一种文化要素。”（梁治平：《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法律文化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法律文化应该能够囊括所有的法律现象：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行为、法律的机构和设施、法制制度和作为符号体系的法典、判例，以及不成文的惯例和习惯法等等。狭义的法律文化则主要指法（包括法律、法律机构和设施等）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包括知识、信念、判断、态度等），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类行为模式也应该包括在内。”（梁治平：《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然而，不论是广义的法律文化，还是狭义的法律文化，它都是一种与俗文化相对

应的雅文化，或曰精英文化。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乃是法律文化的载体，是法律文化的创造者、研究者、运用者和传播者。理所当然，这样的人才应当是社会的精英人才，这样的人才只能通过高等学校的法学教育来培养。

2.这是我国社会转型引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转换的需要所决定的。任何社会的管理和治理，都需要精英人才来完成。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的管理模式也由集权式管理向民主型管理的转变，由人治型管理向法治型管理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管理走向大众化民主化的同时，社会管理的专门化、精英化的趋势也在发展，精英管理不但没有被削弱，相反还得到了加强，只不过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更大改变：精英的作用不再是为了维护精英的统治和服务于精英自身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大众的利益；精英的选择有了更多的民主的成分，精英的活动有了更多的社会监督。”（黄建武：《法学教育中的精英模式与大众模式》，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在我国社会转型引动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过程中，承担着社会管理任务的主体也必将发生极大的变化，他们将由军事精英、工程技术精英向管理精英、法律精英的转换。这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在政坛位居要职的领导人多具有法学知识背景，从一个侧面也观照出这一世界性的大趋势。3.这是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共性来看，它要贯彻和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个性来看，它应当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人员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的高级法律专门人才。（参见赵相林：《中国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909页。）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要培养出社会的精英。高级法律专门人才应当是社会的精英。

二、法学精英教育的基本要求

法学的精英教育，是指针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素质教育，其任务是培养法律精英人才的品质。其基本的内在要求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霍宪丹先生认为，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是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统一，人文素质和专业素质的统一。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应当掌握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知识，应当具备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必须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技能。参见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我认为，这种界定是很有见地的。）

1.专业知识。高层次法律人才应当具备系统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他们不仅要掌握法学专业所涵盖的由十几门二级学科所构成的课程体系，包括核心课程、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在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中，特别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本原理等知识的教学。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法律的存在状态、结构、属性、关系以及运行规律有深切的把握。专业知识是否系统扎实，是法律人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提基础和知识背景。

2.综合素质。人的素质是人所具有的知识水平、道德修养、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的有机统一。高层次法律人才既是专家型法律人才，也是复合型法律人才。这种专家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综合素质包括：（1）具有复合性的知识。它要求法学专业的学生“既懂法律，又懂经济、人文、社科知识；既懂法律专业知识，又懂其他专业科学知识；既懂中国法律，又懂外国法律；既懂中文，又懂外文，完全能够适应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谷春德：《中国法学教育未来发展趋势》，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347页。）我认为谷春德先生对复合性知识的理解是正确的，不能仅仅把复合性知识仅仅理解为人文科学知识，因为人文科学通常是指文史哲学。也就是说，”作为法律人，在面对日益完善和纷繁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时，不仅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熟悉法条和诉讼程序，而且要理解和掌握法律规则和法律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等背景；不仅知道法律是什么，还要知道法律为什么如此，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进一步创新思维，提出法律应当是什么。“（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诚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弗兰克福特指出的那样，出任司法高位者，必须具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先知的素质。（参见贺卫方编：《中国法学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念。法学教育应当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养成坚定不移的法律信仰、强烈旺盛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刚正不阿的思想品格、为民服务、献身法律事业的人生价值追求。总之，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的目的，就在于“培育出传授法律精神、促进民主政治、维护社会正义与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法律家和法学家。”（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3）具有良好的行为特征。高层次的法律人才应当具有这样的行为特征：运用法律服务社会大众，不计得失维护公平正义，一丝不苟严格实践法律，严谨求实坚持依法办事。

3.基本技能。高层次法律人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技能：沟通、协商能力；谈判妥协能力；辩论的技巧能力和方法；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获取、掌握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制定规则的能力；起草合同的能力；审核、鉴定和有效运用证据的能力；等等。”（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三、法学教育理想目标的实现

基于法学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精英教育的特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应当实现的理想目标之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冲突，即法学教育的“应然”和“实然”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一是法学教育行业应有的严格的准入标准和法学专业设置的相对无序的矛盾；二是法学教育的办学目标和实际办学水平的矛盾；三是法学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求和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教学模式僵化的矛盾；四是高质量法学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和实际的投入状况严重不足的矛盾。

因此，为了实现法学教育的理想目标，我们应当采取如下措施加以改进：

1.严格法学专业的准入条件。在教育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各高校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这是高校的法定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人为地限制乃至剥夺他们的权利。但是，我完全赞同教育

主管部门应当设置新增专业的准入条件。绝不能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通过关系“创造”条件也要上，坚决杜绝一哄而上，无限制地扩张。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院设立的最低标准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学师资，二是法学图书资料，三是法学教育设施。”（孙笑侠：《法学院标准化建设的政府调控》，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他认为，上述“三要素”构成法学教育的主体、内涵、时空和气氛。不具备“三要素”的法学教育也就不能提供真正的法学教育的条件，不可能真正承担法学教育的任务。

2.定期进行合格检查评估。对于现在各种类型的高校所设置的法学专业，要按照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法案》规定的各项指标体系和测评标准，进行严格评估，对于核心指标不达标的学校，实行一票否决。通过这种机制，把一些师资队伍量少质差、教学条件严重缺乏、课程设置随意、教学管理失范、教育质量低劣的高校淘汰出局。对于达不到考核标准的高校，则对它采取限期整改、限制其所发文凭的法律效力、不允许该校的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参加司法考试，甚至撤消该法学院（系）等强制性措施。

3.注重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是近几年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和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怎样搞素质教育？对于这些涉及到素质教育的理念和前提的问题如果搞不清楚，我们就很难去实施素质教育。现在，学界和教育界的流行而普遍的看法是，主张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即简单地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对立起来。我认为，这种主张是片面的。（我赞同胡旭晟为应试教育申辩的观点，他认为，考试具有永恒的价值，应试教育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参见胡旭晟：《为应试教育申辩！》，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137页。）试想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应对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司法考试和相应的职务、职称考试等各种考试，你能说他就是高素质人才？因此，我认为，所谓素质教育，应当是以人为本的成才教育，而不是制造和培养“经济动物”、“政治工具”、“科技奴隶”、“考试机器”的教育。因此，通过这种教育，我们应当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即应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心素质的人才。根据这一教育理念，法学教育的素质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宽厚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基础、系统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4.优化课程体系。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4年就正式实施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计划，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各专业都参与了这一改革行动，并制定了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必修课程、专业核心课程、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等在内的课程体系，应当说，这一课程体系，是适应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的。然而，各学校在实行过程中，还存在核心课程重视不够、选修课程任意性较大（主要是因人设课，而不是因需设课）、实践课程流于形式或者根本没有开设等状况。因此，进一步改革和优化课程体系，已成为法学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我认为，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应由下列课程群所构成：（1）专业平台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程、法学以外的文理渗透的课程）；（2）专业核心课程（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14门课程所组成）；（3）专业方向课程（根据法学二级学科设置的若干课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定，一旦选定，就列为必修课程）；（4）选修课程（根据各校的特色和优势和法学人才素质教育要求所开设系列课程，可允许学生任意选修）；（5）实践课程（包括法庭旁听、模拟法庭演练、教学实习以及其他法学实践课程）。现在，大家对这五类课程的结构框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对于如何优化这一课程体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主张，拓宽平台课程，强化核心课程，遴炼方向课程，精设选修课程，重视实践课程，以此来支持高层次法学人才培养的需要。5.改进教学方法。关于改进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教育界广大[！]同仁的普遍重视。方法（approach），意为沿着正确的道路运动。正确的方法是我们认识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手段和桥梁。在一定意义上看，方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法学教育而言，科学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确定之后，教学方法自然就起决定作用。因此，我们要坚决克服灌输式、填鸭式、经院式的教学方法，采取双向互动式、启发式、辩论式、研讨式的教学方法，诸如行之有效的案例教学法、课堂辩论研讨法、社会调查法以及目前大力推行的诊所式教学法（参见“诊所式法律教育与21世纪法学教育改革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组论文，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703—776页。）等等。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广大教师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下气力付诸实施，在此就不再赘述。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众教育 通识教育 发展观 中国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010-03

在经历了连续数年的高校扩招后,我们更经常听到大学老师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不好办了。还有一种常见说法是,通识教育把教学质量降低了。要探讨这些看法有无道理以及实际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辨析大众教育、通识教育的理论及其发展。

本文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同通识教育的发展观相结合,初步探讨大学教育的一种发展观架构。

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学教育不断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高校内部具备了更多的发展条件,但相比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杨黎明等人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规模较小,比例很低的大学生常被视为社会精英。及至1999年,政府基于社会经济以及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始大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举世空前的大发展阶段,直到2007年国家审计署开始控制招生规模,将重点更多地转向提高质量,才告一段落。

将近10年的扩招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好处。对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实现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从精英教育跨入了大众教育阶段。除此之外,其益处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从人的方面,使更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提高素质的机会;在社会层面,有利于发展经济、推迟就业等等。

高校规模的迅速膨胀也带来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内部,表现在教师、教学、管理、后勤等方面的困难和不足。此外,上述的两大方面好处也尚未很好地实现:就人而言,学生的素质不够高;就社会而论,高教对社会经济贡献有限。

有众多观点和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途径和问题做出了各方面的探讨,但至今研究还很有必要深化。在各种理论中,有两个相当突出并对中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它们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和通识教育理论。前者是国外从规模扩张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一种发展观;后者则是从教育的功能角度进行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

大众教育理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2007)在归纳了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刚刚经历的迅速扩张后,于1972年提出的。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其规模等级分为3个阶段:当社会的高校毛入学率很低时可称为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阶段,超过大约15%后就会进入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阶段,当毛入学率高于50%后就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特罗强调高等教育本身这1个方面的量变,最终必然引发高等教育内部至少10个关键方面的质变(潘懋元、谢作栩做了最早的引介)。此观点很快成为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诸理论中简洁鲜明的一支,并开始对不少高等教育规模不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亚洲,此三阶段论被日本改造发展,推动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潘懋元、胡玉君等人对此有具体的论述。大众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正值1999年政府开始大幅扩招之时,由潘懋元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把此理论引入。之后,提前实现15%的大众化目标,成为政府力争实现的任务。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因大众教育理论而加速,那么,大众教育的发展观有什么贡献,对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有何助益和缺欠呢?下节对其精华和不足做一小结,以备引出进一步的理论。

二、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发展观浅析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同特定的教育发展观密不可分。马丁・特罗的大众教育理论中的一些相关观念,至少有三个方面可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但这些助益有多大,能够形成本质上的指导作用吗?

1.量变引发质变的观念有多大意义。大众教育理论认为毛入学率突破15%后,这一高校规模的量变就会导致一系列深刻的质变。这一判断十分简明、实用,但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论。这一尺度大体符合马丁・特罗所归纳的不少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历程。但量变同质变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这么简单。

潘懋元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结合中国情况对特罗理论的修正,即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他还引用韩国、英国、甚至特罗理论来源的美国的发展历程,论证“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过渡阶段所存在的局部质变推动总体量变的特征”,即毛入学率在远低于15%时就已经开始了朝向大众教育的质变。这一修正可以看为对大众化理论的完善。在后面对通识教育的分析中也能看到,中国、美国高等教育基本理念的变化在精英教育阶段早已发生。例如中国的毛入学率在1990年仅为3.4%,在大幅扩招前的1998年也只有9.8%(黄悦等人的数据),但在中国的精英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理念。

但以量变为依据来划分发展阶段仍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在2002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特罗所警示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果然出现了,但我们在许多方面却未能充分重视特罗的预警来对现实问题做出更好的回应。而且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区域的高等教育在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远低于15%时就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这是由中国分化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于经济学和社会研究中很受重视的中国二元结构问题,在大众教育的讨论中却提及不多:于海棠借鉴经济学家胡鞍钢“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观点初步提及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极度区域不平衡,黄悦指出“少数发达地区如上海和北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于2003年分别达到53%和52%”。中国的特点是,占人口比重较小的城市区域,却是高校学生的主要来源地和主要就业去向。中国的城市适龄人口早已出现了大众化阶段典型的入学机会大、质量下降、甚至就业困难等特点。可以认为,对大众教育理论的恰当运用,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2.大众教育理论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对于此论题,国内外已有很多讨论。主流的观点认为大众教育理论的核心作用是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或此或彼的质变做出预警,而理论的数量指标只不过是一种预警信号,是次要的(杨黎明、胡玉君等多人对此都有论述)。特罗本人在接受邬大光访谈时也澄清道,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15%的数量指标“没有任何数学工具的支撑,或者说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它是我的一种想象和推断,是一种根据事实而进行的逻辑判断……并不代表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邬大光因此提醒人们对大众教育阶段论的作用不要抱过高的期盼,它主要是一种笼统的预警理论而非目标理论。国内应该继续纠正广泛存在的以其为发展目标的较盲目的发展观,以减少高等教育发展的混乱。

大众教育理论的预警作用固然十分简明、重要;但不仅其量变指标是笼统的,而且作为核心的10项质变指标也较为笼统,不能完全适合各国高教发展的历程。不过,人们似乎也不必要为此而否定它。本文认为它作为一个架构,可以部分含纳其它研究高等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论,如通识教育理论,以形成更为合理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观。

3.高等教育的新阶段对于旧阶段如何抛弃或兼容。比较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三阶段所赋予的10种性质,让人感到这三个阶段的性质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三个基本性质方面,即平等教育观、教育理念与功能、以及课程设置方面,差异相当悬殊、分明。这似乎表示着不同的阶段是难以相互兼容的。因此特罗教授对邬大光特别提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可以共处于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甚至共处于一所大学中”,这种可贵的兼容,甚至使美国的精英教育有了实际进一步的发展,也使得大众教育的理论在应用中可以避免简单化一的刻板观念,增加教育的多样性。但也要注意反面的例子:意大利试图在精英教育的体系内发展大众教育甚至普及化教育,造成了“高等教育的悲剧”(见黄悦等文)。

这些反差带来一个似乎不常被问及的问题: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在基本性质上(除了普及程度以外)的差异应该如此巨大吗?其实,前面已经提及的特罗对10种性质的表述同真实情况相比是有失简单、偏颇的。高等教育更为本质的属性在各个发展历程中应该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在教育阶段背景下的通识教育理论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回答。

4.大众教育理论的不足及可能的扩展。从上述大众教育发展观的三方面贡献可以看出,它在具有鲜明优势的同时,也有不少缺陷或未能触及的领域。这一理论视角更多地是一种“学术概念”,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在多种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并存的西方“并没有被广泛采用”(邬大光语)。其主要欠缺可归纳为: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因上,它缺乏同社会经济的关联分析(方展画的观点);在发展的内部动因上,没有从人自身的发展观方面深入探讨教育的功能。但本文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理论架构,部分包含进其它的高等教育理论,例如下节浅述的通识教育理论,来一同更好地探讨高等教育的发展观。

三、从专业教育到通识教育的发展观浅析

马丁・特罗在他对高等教育三阶段10种性质的表述中,大致将每个阶段同一种典型的教育理念对应起来。他基本上认为,精英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持有自由教育的理念;大众教育持有专业教育的理念;到普及化教育阶段则转为通识教育的理念。这种简洁又分明的分类被中国不少高等教育研究者直接使用。许多文章认为由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的大众教育应以专业教育为其主要发展观。

诚然,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大致走过了从自由教育为主宰,到专业教育兴盛,最后到通识教育渐居主流的历程。但这先后三种演化的发展观在西方的进程中,并不是同特罗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一对应的,甚至在美国更不对应。考察中国高教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观,恐怕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及西方高等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历史和渊源做一简析。

1.中国及西方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教育发展观。上世纪中期,中国全面引入了前苏联的高等专业教育体系(见黄福涛2007年文章)。虽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在初等、中等教育中被较多提及,在高等教育中却少有体现,教育的理念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进一步加强了教育的目的是为应用这一功利主义发展观。倾向于人才即“人材”的实用性理念使得专业教育被强化。前已提及1990年中国毛入学率仅为3.4%,基本上是严重的精英教育,但当时专业教育的比重却比当今大众教育阶段高很多,这同特罗的对应关系基本相反。未来的中国随着大众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通识教育的更加普及,这二者的对应关系应该更明显地相反于特罗所说的大众教育以专业教育为本。只有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才应该与特罗的表述相同,即通识教育更居主导。

西方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或称职业教育,是作为自由教育的补充或对立面在近代出现的。黄福涛在其2006年的文章中介绍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西方高等教育最早的理念,起源于古希腊雅典培养道德、心智、身体与美全面人格的公民教育:就目的和功能而论完全不为实用,而是为着人的理想发展;就对象而言是居少数的非奴隶的自由民;就课程设置来看包括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自由教育的词源来自其后古罗马时期的“灵魂的耕作”,再后逐渐加入了实用性的医学、建筑学课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催生了科学革命和人本的实用主义。社会的需要使大学的医学、法学、神学等专业教育成为主流(自由教育改为在大学预科进行);到19世纪,专业教育已经在规模不断发展但仍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的美国占据了高等教育发展观最主流的地位(徐小洲对此也有介绍),但以哈佛和耶鲁大学等传统大学为代表的自由教育并未消失。

2.西方及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发展观。虽然专业教育的发展同教育民主化和规模扩张有密切的联系,如潘懋元等提到,美国19世纪下半叶新型的公立“赠地学院”开始向更多大众传授职业技能;但是专业教育的发展观及实践没有继续主宰很久,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逐渐让位给通识教育(见皮凤英论文9-10页)。在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中,黄福涛发现专业教育的发展观往往对应于精英教育的晚期,通识教育往往在此时兴起,并将于大众教育或普及化教育中逐渐上升为本科教育的核心。

正在专业教育于19世纪逐渐兴盛之际,自由教育已经逐渐演变成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发展观: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功能等不少方面同自由教育往往可以混用,皆旨在人的更全面发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识教育倡导非少数人的、民主的教育。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和教育家纽曼(John Newman,1801-1890)曾这样论述自由教育的价值,“虽然实用的未必总是好的,好的却总是实用的。好的事物的属性之一是它不仅本身是好的,而且能够再产生出好的”(徐小洲译)。哈佛大学通过1869、1909和1945年的三次教学改革,在美国以至世界率先创立了通识教育的发展观和课程体系(陈向明文),使通识教育在美国刚刚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就迅速扩展,并很快影响到其它一些国家。

通识教育追求不计功利的人的发展,是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的更高级的动因;而讲求实用的专业教育主要服务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得力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因。二者可以结合互补,促进教育及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张,在大众教育阶段,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的培养逐渐从本科教育上移到研究生教育中;而一般的职业人员的教育大多下移到中等职业教育中完成。这使得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理论和成功的案例表明,以此高等教育发展观培养的学生能对自我和社会都更为有益。

中国的通识教育发展深受美国的影响。依黄福涛的研究,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传入日本(译作一般教育),1951年传入香港(译作通识教育),1956年影响中国台湾(先译作通才教育,后改为通识教育)。中国在未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1994年就开始大力推动以“厚基础”、“宽口径”和“高素质”为理念的素质教育,这可视为通识教育的雏形。几乎与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热潮同步,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并把它迅速推广。

如今中国的通识教育仍在迅速发展之中,仿照美国模式建立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体系已具雏形,并在继续完善。然而观念和现实的不少因素仍然对其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

3.西方及中国普及通识教育发展观的阻力与对策。通识教育强调人的发展以及成为合格有用公民的基本素质,其理念重要但似乎实用性不强。在经济竞争和就业竞争激烈的大众教育条件下,这一更好的教育模式不会一帆风顺地发展。即使在发展较好的美国,人们对通识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也不十分高。当遇到社会经济等外部问题时,通识教育的发展可能遇到较大的阻碍。如皮凤英所例举的(在其论文第10页),在美国197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高校为了争夺减少中的生源,曾极力迎合学生对求职的关注,加强专业教育,消弱通识教育。

在中国,通识教育发展观的普及会遇到比西方更大的阻力。在黄福涛(2007)的一项关于本科教学改革的问卷调查中,“美、日、中三国回答‘本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作为一般市民必须具备的知识和素质’的百分比分别是82.5%、62.7%和59.2%,美国的比例显然高于中日两国”。中国推广通识教育发展观的阻力至少有3个方面。(1)若从教育体系内部看,中国的教育机制存在着更多的问题。(2)若从外部的社会经济因素看,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难处,使得多数学生的择业挤向城市里较稳定的部门,易于使专业教育的需求过度。(3)若从学生及社会的观念来看,高等教育长期重视专业教育的功利观念难以很快减弱;更为深层的问题还有中国自古流传的“学而优则仕”等功利主义的观念,使人们容易把本科专业教育的减少误解为教育质量的降低。

针对这三方面的阻力,有效的对策恐怕仍有赖于在这三个方面促成更好的变革:在高等教育自身,更为健全的教育大众化和更为正确有效的通识教育会减少对通识教育的抵触和疑惑;在外部环境方面,更合理的经济改革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扩大学生的就业面;对于人们的观念,希望借着更好的教育和关怀,提高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学习观和就业观进行变革。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作为一个简明的预警器和发展阶段的框架,有其应用上的长处与短处;而在历史中形成并深化的通识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功能有着深入的洞见,但需要配合相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应用。本文认为两套发展观有部分的重叠和联合应用的可能。将二者在理论和具体发展历程中联合运用,有可能形成对高等教育发展观更深刻的理解,和对高教发展更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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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飞舟.“中国模式”的理论和实践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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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玉君,周丹.“特罗理论”的日本际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日本化过程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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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福涛.从自由教育到通识教育――历史与比较的视角[J].复旦教育论坛,2006(4)

10.黄福涛.中日本科课程改革与美国一般教育模式―一种比较的视角[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10)

11.徐小洲.19世纪西方教育思想演变中的若干问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12.皮凤英.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改革趋势研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M].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

13.陈向明.美国哈佛大学本科课程体系的四次改革浪潮[J].比较教育研究,1997(3)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众化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困境 出路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量与质有机统一，并非简单的数量扩张，更应是在物质基础坚实、教育体系完善的基础上深化内涵建设，提升育人质量，实现质与量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历程

十余年来，高校招生从数量和规模上一直呈上升状态，招生比率逐年增加，至2010年已超过25%。我国高等教育已初步完成了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教育阶段”的跨越。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整体提高国民素质，有力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升学率快速提升，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大幅增加

计划经济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得到充分体现。国家实行统招统分，上大学就等于有了工作，拿到了“铁饭碗”；对农家子弟来说，高考更是“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但高等教育入学率非常低，大部分学生难圆大学梦。自高校扩招以来，升学率快速提升，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已不再是难事了，从而有效促进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2.初次就业时间推迟，就业压力有所缓解

目前，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状况是发展教育的措施和化解当前就业压力的措施之一。有数据表明，初中阶段学生规模从90年代至21世纪初依次递增，高中在校生逐年递增，必然给就业安置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通过教育大众化，让更多青年接受教育时间延长，减少了适时就业人数，化解了一定的就业压力。

3.拉动内需，推动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

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实行拉内需、促发展的经济战略。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借此拉动内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服务教育的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快速迈向大众化，加快了高等教育模式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提速，让更多的适龄青年享受相应层次的教育，劳动者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高等教育大众化于国家和社会，显然利多于弊。但在实践中也呈现出后天性不足，给高校教育教学管理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一是教育大众化，很大程度上是以降低分数，放低“门槛”为代价，使生源平均素质降低，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下滑尤其突出；二是改革精英教育、实行大众化教育，致使生源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学历含金量逐渐降低，各种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如“硫酸泼熊现象”、“马加爵事件”等；三是教育大众化给教育管理和后勤服务带来巨大压力，教学资源日益紧张，教育环境、师资问题日益突出；四是毕业生对口就业困难，出现严重心理危机，就业向低层次发展。

二、教育大众化下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基于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无论是办学机制、条件、规模、社会效益，还是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管理、科研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已有与普通教育“平分天下”之势，撑起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然而，职业教育在其发展道路上面临着不少突出难题和困境。

1.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对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远远落后于普通教育和基础教育；从教育成本分担来看，学费占经常性费用的比例快速提高，在未来几年依靠学费来扩大职业教育难以实现，特别是职业教育筹措能力的潜力已经不大。再者，大众化过程中用于建设性投资短缺非常严重，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出现了下降态势。

2.多元化发展模式尚未成型

办学形式多元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经之路。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集团化、多元化力度不够，存在单一情况；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和互通不力，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效果欠佳；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体系处于探索阶段，尚未成型。

3.内涵建设与外延发展严重失调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教育大众化目标导向下和规模效益驱动下，过于追求生源数量、规模的增长，忽视了内涵建设。量的迅速增长对教育管理各环节都产生重要影响。职业教育的大众化，不仅是量的增长，还应是质的变化。不能只顾量的增长而不顾质的变化，否则将无法化解增长所引发的各种压力而陷入两难境地。

4.政策扶持不力，发展后劲不济

国家和政府制定了不少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强调发展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休系中的重要性。而现实社会仍然严重存在“重基础（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重知识、轻技能”等倾向，职业教育正遭遇着难以想象的政策“瓶颈”。

迄今为止，特别是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对职业教育没有明确的政策扶持和倾斜，仍然存在着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错误地认为“职业院校是不良青少年进行改造的基地”、“多办一所职业学校就可能少设一所监狱”；认为职校生很难掌握较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与智力支持，导致许多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难以及时地实施于职业教育，严重影响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同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职校不如去打工”等理念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与观念中，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克服更多的困难。

三、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显然，高等教育大众化对职业院校的教育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作为职业教育者，我们必须及时转变观念，明确职业教育办学目标和发展方向，实行适度规模扩展；同时，建议学校不断改善条件，扩充师资，完善管理，实现资源整合、优化、升级，加强教学管理，不遗余力地实施外延发展与内涵建设并重，提升育人质量。

1.加大投入，保障质量，促进职业教育适度超前发展

在教育迈向大众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改善其办学条件，疏通社会教育投资的各种渠道，调动全社会力量支持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应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走外延式发展道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成人）教育，坚持适度规模发展，不搞“”。

在扩大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的同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努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充分考虑人才培养的多样性，树立发展的质量观、多样化的质量观、整体性的质量观，建立和健全相应的质量评估和保障体系。

2.建构特色鲜明的多元职业教育体系

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教育的大众化和多样化是密切相关的，多样化发展能促进教育大众化进程。

在大众化过程中，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分化程度不断提高。部分院校继续保持和实施精英教育和特殊人才培养，同时，地方性的、特色性的、职业性的、短期性的职业教育要快速发展，成为实现教育大众化的有生力量，加大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在大众化过程中构建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多元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展与结构优化结合起来，合理、稳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大众化。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地区、行业组建区域性、行业性职业教育集团，推动区域合作，促进资源优化和功能整合，发挥教育资源的聚集作用和辐射功能，形成学校、行业、企业、区域联运的“大职教”格局。

3.职业教育与普通（基础）教育并举

整体地、单维度地倡导或实施大众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大众化，不符合国情，更有损国家教育水平与文化水平。盲目地困守普通教育，不利于提高全民文化水平，不利于个人与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应实行分层定位，满足社会对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又要大力发展周期较短的、实用型和技术型的职业教育和其他类型的教育，在保证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和各自特色的前提下，架构起各类型教育互通“立交桥”。职业教育应更加灵活开放，形成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有效衔接的人才成长格局；采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模式，使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

4.建构双师素质教师梯队

职业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首先要在用人上做文章，提高职业教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建设稳定“双师型”教师梯队，是发展职业教育、构建幸福和谐社会的要求。近年来“双师型”人才建设取得较大成就。高等院校除了做好专业精，能力强的师资队伍建设外，同时加强师队伍优化资管理，使之专业化、合理化。学校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吸引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实践与学科研究。加强师德教育，重视培养教学骨干与学科带头人。

保障教学投入，改善教学基本设施和条件。加快考评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营造弘扬正气，崇尚科学的校园文化氛围，保证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5.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及管理制度改革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加强专业建设，调整课程设置，确保专业建设更加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最大限度地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益；以行动为导向，改革和创新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切实改变落后的教育教学方式，推行工学交替的育人模式，实施“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以就业为导向，开展校企合作，推行“弹性”学制，把素质教育有效地融入职业教育中，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职业劳动者。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们要尽快转变观念，坚持外延发展与内涵建设并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突显职业教育特色；适时调整发展策略，争取广泛支持，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和文化氛围，职业教育就一定能走出困境，走向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人民日报， 2005

[2]陈雪梅.《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政府统筹是关键》.教育和职业， 2004

[3]曹爱华.《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几点思考》.南开教育论丛， 2000.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平民教育 乡村建设运动 国际背景

一、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在十五世纪以前长达一千年的欧洲发展历史上，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同样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教育水平在中世纪的欧洲也远远称不上发达，即便由宫廷和教会把持的精英教育有一定的规模，但依其所培养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和少数精英分子，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一般平民是没有权利和资格接受教育的。在经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的思潮才稍见端倪，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面向一般平民的初级教育才有所发展，但是这种社会大众教育仍然是简单的，在受众数量和教育水平上与精英教育相比较有极大的差距。但是，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和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人权宣言》却沿袭了以人为本、重视教育的理念。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齐就认为：“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着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1］裴斯泰洛齐身体力行，在欧洲小国瑞士大张旗鼓推行教育运动，使瑞士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成为当时欧洲教育的典范，这一模式至今仍被称之为人类教育历史上的奇迹，而且，在瑞士模式的启发和带动之下，欧洲各国纷纷效法其成功之道，崇尚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德国在汲取瑞士教育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裴斯泰洛奇的教育理念，制订了深刻影响德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教育法》，强制性规定德国公民接受免费教育，并且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接受九年以上的教育，所有教育经费由国家免费提供，不接受教育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在“人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以国家为投资主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已领先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和国家。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真正开始认识到大规模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法律形式实施全民普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末是近代西方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阶段。西方平民教育运动作为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教育发展趋势之一，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和教育民主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有效地实行普及教育，大多数国家以法律形式强制规定这种带有普及意义的平民教育的义务性质，这种平民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一般民众的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西方社会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二、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与流派的发展轨迹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提高，关于教育的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涉及平民教育的思潮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平民教育思潮不仅仅是某一个教育流派的自我发展，而是与各种教育思潮紧紧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发展。20世纪初西方国家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此起彼伏，其涉及内容之丰富和发展速度之迅猛前所未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终身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民主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等，这些思潮从价值理念和演进路径角度而言都具有某种共同倾向，就是均强调教育在程序和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和科学合理。各种教育思潮都有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侧重点，但从平民教育视角出发，这些教育思潮无疑对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补充作用，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们亦是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9年，英国成人教育委员会(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倡议：将成人教育变成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使全民在他一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奠定了成人教育的理论基础。“倘若我们没有得益于成人教育，以及更一般地说通过正规教育以外的训练途径所作的贡献……那么，与终身教育有关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不可能产生的”。［2］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从英国首先发展起来的，然后推行到西方各国，其成人教育实践不断发展，在成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使终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实践，大量的成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实践又检验和深化了终身教育思想，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科学教育思潮源自于清末变法图强之时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其教育观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传入我国后，在教育领域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实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的展开；女子教育的推行;教学方法的改革”。［3］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教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潮，其关于教育的目的性、教育途径的生活化、教育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念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他以经验主义价值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强调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教育即适应。“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提倡反映科学、民主和进步意识的民主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带有实用性质的实业教育、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旨在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以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质和完整人性;培养独立人格，发展个性知能，使其拥有自主意识、自立精神、主动性、发动力，以及协作共业之精神;激发起献身社会和改造世界的热情。由此，也就需要国家和全社会花费巨大代价具体实施平民教育”。［4］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刻改变了西方教育的面貌，使之由传统进入现代，对20世纪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当时的各国农民教育实践来看，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丹麦。“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一场旨在改革传统教育，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在西欧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则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5］1909年罗斯福总统呼吁发动乡村生活改进运动，试图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改进，促进民众素质的进步和整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支持下，国会通过乡村教育议案，主张乡村教育以“养成公民的农民”为目标。美国的乡村生活教育运动既施行一般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传授，又注意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常识，通过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的不断教化，使乡村人民成为“机警的、爱国的、思想高尚且又安于陇亩”的公民。其教育措施和教化方式多种多样，例如设立乡村图书馆，完善基督教堂机构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开设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等。丹麦的农民教育主要通过民众学校这种形式加以推行，在当时欧洲和世界教育界享有盛誉，丹麦的农民教育与当时英国的工人教育和苏联的扫盲教育并称为世界三大教育运动［6］，其取得的成就及对其他国家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启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以格龙维、柯尔德、施洛特为代表的丹麦教育家，提倡民众高等教育，推进乡村社会的改进与合作事业的发展。他们以历史与诗歌为媒介，着力于文化的传播，激发青年农民的心理与情绪，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7］丹麦民众学校是施行农民教育的核心机构，它和人民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民众学校重视农民的职业训练，教授与农业有关的科目，比较重视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但教学的最终目标却始终着力于文化的传播，以觉醒普通农民的精神生活为宗旨，并不仅仅限于施行职业的训练和农业生产技能的提高。正是由于丹麦民众学校的有效运转和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才造就了当时丹麦经济的飞跃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所以在欧洲发展史中丹麦的农民教育运动被誉为“丹麦重生的命脉”。非常推崇丹麦平民教育模式的梁漱溟认为“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8］

三、西风东渐：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促进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影响，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变革图强、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自身变革的强烈愿望，西方以平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思潮一经传入，就在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旨在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民众素质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无疑与其广泛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其中西方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中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19年4月，杜威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应中国五大教育团体邀请来华讲学，他在中国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并实地采访了多个省市，讲学长达两年，其思想和言论在报刊广为传播，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风靡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热”，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实践，旨在救亡图存，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在介绍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和传播其教育理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归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用西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采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即是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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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秋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6.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需求；研究生培养；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037-03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各行业对高层次人才表现出旺盛的需求态势，从而对研究生培养的人才规格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硕士研究生教育将逐渐淡出精英教育的视线，向应用型方向转变；少部分毕业硕士生将会接受更高层次的学习，走学术型发展道路；多数硕士生在毕业后需要应对市场需求，走应用型发展路线。[2]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免疫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渠道较广，但是，目前，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难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基础医学硕士生就业形势更加令人关注，作为重要的基础学科——免疫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形势也不容小觑。为了打破“就业难”的局面，探讨适应社会需求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新模式迫在眉睫。为此，近几年来，我们主要从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导师的创新能力提升和教育观念转变两大方面进行了适应社会需求的免疫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新模式的实践。

一、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4]。由此可见，研究生教育应该是为某一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培养高级创造型人才，创新能力是研究生阶段一项重要的培养目标。

1.从研究生面试着手。在研究生面试过程中注重基础实验技能测试和医学专业英语测试，转变学生在本科阶段专注于理论知识的观念，强调动手能力和追踪专业英语文献的重要性。

2.研究生提前进科室。研究生常规进入科室是在基础课程学习结束后。而在新模式下，研究生在确定录取后即进入科室开始学习，就两方面的能力进行培养：（1）文献阅读、追踪能力。主要是查阅导师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了解导师的研究内容，培养专业英语的阅读习惯；为综述的撰写及研究课题的确立打下良好的基础。（2）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采取“见习”的方式，学习常见的实验方法和操作，提高观察和提问的能力。

3.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学习。免疫学专业研究生必修的基础课是《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必修的专业课是《细胞与分子免疫学》和《临床免疫学》；选修课程主要包括《实用生物组织学技术》、《医学统计学》、《医学文献检索》和《医学计算机教程》。结合以上课程设计，对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方面，《细胞与分子免疫学》课程在讲授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增加学科最新进展的内容，尤其是增加本科教学中较少涉及，而科研中热门的话题，如信号转导和细胞凋亡等内容，拓宽研究生的专业视野；并适当剖析科研新进展的研究思路和实验方法，使学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临床免疫学》的教学注重于免疫学在疾病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学习，通过基础与临床的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以医疗的实际需要和社会需求为出发点，指导学生进行课题设计。改革免疫学课程考试的内容和方式。采取开卷的形式，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免疫学课程考核，一是从疾病角度自由选题，书写一篇免疫学相关的综述；二是教师从科研新进展和免疫学研究热点方面出一些综合性考题。通过上述授课内容和考核方式的改革，摒弃研究生教学“本科化”，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与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4.强化学术报告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严格要求研究生参加各级别的学术报告。科室每周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要求每名研究生每月至少做一次英文文献的读书报告，每周做一次课题进展报告。学校内举办的学术报告会必须参加并做记录。积极向省级、部级和国际级免疫学学术会议投稿并参会。近3年来，免疫学专业研究生投稿的会议论文2篇被选为“中国免疫学学术大会”壁报交流，1篇被选为在日本举行的“2011 Cold Spring Harbor Conferences Asia”壁报交流；共有10名研究生投稿参加“齐鲁研究生论坛”，并获得一等奖2项和二等奖8项的优异成绩。通过参加各类学术报告，开阔了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培养了科研意识和素质，提高了文献阅读、语言组织和表述能力。

5.加强研究生技能训练。从多角度加强研究生的助教技能培训，为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奠定基础。首先，研究生必须参加本科和专科生的实验教学。研究生进科室后第一学期必须随堂多次听课，并做好详细的记录。第二学期开始参加教学实践，包括备课，准备教案、讲稿和幻灯片；参加实验课的具体准备工作和预实验；在全科室的老师和研究生范围内进行试讲；具体实施教学的过程中研究生导师必须听课，对研究生授课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通过参加实验课教学，研究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及沟通能力均获得很大程度的提高。除实验教学外，研究生参加科室的日常行政和教学管理工作，锻炼和提高研究生的交流及社会适应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区域和行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逐渐多样化，研究生教育需冲破传统精英教育理念的束缚，对培养目标和培养形式做出多样化的调整，要把培养的重点从学术型人才转向学术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相结合。高校要积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和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地方政府的支持，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加强和科研机构、企业之间的协作，吸纳科研机构和企业等用人单位直接参与研究生的培养，使研究生的培养不再局限于有限的校内资源，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学术型人才培养的层面上，而是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凝聚社会资源，放大组合优势，优化培养方式，开创全新的组织形式及灵活的运行机制[5]。为此，免疫学专业的导师以自己的研究课题为中心，积极与相关的医院或企业联系，为培养研究生社会适应能力广开渠道。如肿瘤免疫学方向的研究生到医院相关科室工作3～5个月，熟悉临床工作；参加生物制品公司等单位的生产和研发工作，将实际需要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提高研究生满足不同工作岗位需求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6.团队意识的培养。团队是科研的必需，是社会的必需，团队合作中的碰撞也更容易产生创新的火花，团队意识的培养有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需求能力的提高。通过科研实践，教育研究生懂得科研工作并非单枪匹马就能完成，需要团队的和谐和协作。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研究生组成科研小组，除日常的互相帮助外，定期举行组内会议，汇报实验进展，交流实验中的问题。在互相协作的良好氛围中进行课题的研究，提高研究生的合作意识与沟通能力。通过搭建科研共享平台，提高合作能力、减少实验弯路，有利于彼此更快更好地完成课题研究。鼓励科室内研究生的科研交流，涉猎自己的课题中未涉及的实验方法，提高研究生的综合实验技能。

二、研究生导师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教育观念的转变

指导教师在研究生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是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指导教师的学术水平、研究能力、培养方式、学术作风、人生态度和道德情操等时刻影响着研究生的成长[6]。

1.导师创新能力的提升。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免疫学专业研究生，关键的因素是导师本身要具有创新能力和素质。导师要跟踪最新的文献，不断学习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掌握学科专业发展的新趋势和前沿进展，不断提高自身学术水平。导师的创新精神要体现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在指导研究生设计毕业论文过程中导师要把创新精神放在首位，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上，为研究生选择和确定有难度、能创新的课题；为减少创新的风险性，导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洞察力和判断力，在对研究生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选好研究的切入点。在进行创新研究中，强调学生要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充满好奇心、有不断探索的兴趣和内在动力，使创新成为习惯。

2.转变导师的教育观念。为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免疫学专业研究生，提高研究生的独立创新能力，研究生导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导师必须在科学研究的一线和研究生共同工作，一起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不是和研究生一起做实验，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挖掘和提高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鼓励学生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鼓励学生的创新思维、求异思维，尊重、重视和赏识学生的个性发展。课题设计是研究生培养至关重要的环节，导师要给出课题的大方向，在研究生查找文献、书写文献综述、书写开题报告的过程中进行敦促、提出改正建议、修改并完善。在培养的整个过程中以研究生为主体，导师发挥启发和指导作用，鼓励研究生自己克服困难，在困难中吸取教训，培养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科学技术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由于各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使科学探索的范围广泛地由“纵向”探索进入到“横向”扩展和融合，后者加速了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导师在指导学生课题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注重多学科与多专业的融合，应用多种实验方法、从多个角度进行科研探讨，提高研究生掌握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具有想象力，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加强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的能力，促进研究生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素质的提升。论文书写是研究生学习中的重要内容和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专业性论文与文学性文章有很大的区别，科学性和学术性是关键。导师经常督促研究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和整理，及时书写论文，并在论文的书写、投稿、修稿到发表的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研究生书写论文能力的提高与日常文献的阅读与积累息息相关，导师指导研究生在文献的阅读过程中随时进行总结和提炼，在论文的书写和课题的设计过程中均具有帮助。除中文论文外，导师积极指导研究生发表英文论文，后者的信息量大，在科研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要求更高，英文论文的书写与发表对于研究生的科研与英语水平是更好的检验。从科研论文的发表到毕业论文的撰写，从文字的书写到创新性的挖掘，作为指导的导师要随时提出实质性改进意见，促使研究生提高独立撰写论文的能力，并在文章的书写过程中，完善课题设计，使课题设计与结果总结相辅相成，提高研究生专业素质，为早日成为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促进医学研究生培养的质与量均衡发展，是医学研究生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7]为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免疫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需要导师和研究生的共同努力，认真分析免疫学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在提升导师自身学术水平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提升社会竞争力，成长为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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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珗.论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多样性与弹性学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9）：40-43.

[3]牛智有，廖庆喜，李小昱.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促进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发展[J].高等农业教育，2009，（2）：75-7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1981-05-20.

[5]何小兰，李霆.新时期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11，（1）：52-54.

[6]胡海岩.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观[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2）：1-5.

[7]陈发明.医学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西北医学教育，2011，19（5）：931-934，958.

基金项目：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SDYY12002；SDYY11099；SDYC08032）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一、法学教育目标和教育理念

(一)法学教育目标

关于法学教育的目标,与会代表通过交流、研讨,形成了三种鲜明的观点。

第一,精英说。即将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定位为法律精英教育。如有学者提出,我国学院式法学教育应当突破非职业化模式,而转向重视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还应借鉴国外的法学教育模式(如日本的“法律职业精英”模式),在法学教育上侧重精英教育。原因在于,一方面精英教育是作为高度经验理性的法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律职业者作为“产品”要有众多的知识,更需要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品格。

第二,职业教育说。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应当定位在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要求的职业法律人才。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法学教育的使命在于进行职业教育或者说在于进行职业训练。

第三,通识说。有学者指出,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首要价值标准。平等、公正、正义的民主思想应当是法律人才职业道德品质的应有内容。有学者指出,法学教育作为现代普通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应当是一种通识教育。

(二)法学教育理念

对于法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指出,现在我国的法学教育应当侧重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却往往会只是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知识的传授。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国近代法学是作为一种人文知识而非一种职业的科学知识引入的,因此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法学职业的转化。但是现在教师的知识格局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加上现在中国即将加入WTO,因此法学教育改革就必须从这批人开始,实现知识的转型。由此,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在教育理念上不能忽视法学知识的重要性。

二、法学教育体制和内容

法学教育体制的科学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法学教育质量的好坏和高低。因此,与会代表都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体制和内容方面的改革给予了极高的热情和关注。

(一)关于法学教育体制

1.关于法律院校(系)的设立。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法律院校(系)在设立上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到目前为止,全国除了原有的法律院校(系)、科研院(所)外,最近几年内其它各类财经、理工、民族、师范、农林等院校也纷纷设立法律系专业,此外还有法律函授、夜大学、全脱产的成人学历教育,以及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政法干校、广播电大、业大、职大、自学考试等。可见,我国高等法律教育一时间呈现出了遍地开花的局面。从而导致了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在教学、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相脱节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应当从改革传统办学体制、制定严格的法律教育准入标准、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和独立的、非官方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

2.关于法学院的管理。苏力教授提出,作为高等院校的法学院院长,必须要具备相应的管理才能,而不能仅仅凭借学术声望。固然名教授对于提高法学院的声誉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作为院长不懂管理是不能带出好的法学院的。法学院的院长需要具备的是学术鉴赏力,而不一定必须具备学术创造力,院长应当具有长远的视野和把握人才流动的能力,院长管理应当职业化,从学术研究中脱离出来。同时,法学院的管理人员也应当职业化,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人员流动,从而形成行政管理的职业化。此外,还要通过法学院的协调实现教授知识的互补。有学者提出,我国高等法律院校的行政化色彩相当浓厚,由此产生了不利于法学教育现代化、国际化,不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等问题。为此,要取消行政的管制和压抑,使高等法律院校独立并自治;并通过简政放权,实现高校自治;通过校际合作,加强行业自律;通过裁并高校,实现高校资源整合等。

3.关于法律专业的设置和学制。有代表提出,在法律专业大学本科阶段不宜将其划分得过细,因为我国的本科教育应当着眼于通才教育培养,而非专才教育。另外,有代表指出,不能因为法律是现代社会中的热门专业就一哄而上,有条件的办,没条件的也办。国家对高校中法律专业的设置应当严格控制。关于法律专业学制时间,与会代表提出,应当吸收西方国家法学教育的成功作法,适当延长现行的高等法律院校的学制年限,将现在的4年制本科教育延长至5-6年。这样有利于学生能够除了认真学习法律专业课程外有时间学习其它与法律职业教育关系密切的学科(如经济学、历史学、逻辑学、社会学等等)。

4.关于高等法律院校的师资。要想改善现行的教育体制,在高校教师的选任上要彻底进行改革,年轻的助教应当花更多的时间去搞科研,只有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后才能够上讲台,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教师的教学实践当中来,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标准。当让高校名师都走进课堂,上大课。

(二)法学教育内容

关于法学教育内容方面的讨论,与会代表主要集中对现行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法律教材的编撰、课程的考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的很多学者提出,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除了开设法律专业基本课程外,还要增开像经济学、法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从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去认真思考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品质。与此相对应地便是法律教材的编撰和应用体制问题。有学者指出,应当为学生指定两到三本参考教材,以便于学生能够自己进行比较学习、研究;另有学者指出,应当将市场机制导入法律教材的编撰和应用体制中来,以取得更大的效益。

有学者提出,在法学教育当中要充分重视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把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品质放在法学教育的重中之重。因为良好的法律思维品质是法律职业训练和法律职业综合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为此要在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包括课堂教学、案例教学、论文写作、考试方式、社会实践等方面)、法学教材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三)关于成人法学教育

有学者提出成人法学教育已由过去的补偿教育转变为继续教育,成人法学高等学历教育的历史使命尚未终结。在成人的法学教育的改革方面,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使教育市场在成人法学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成人法学教育要转变观念,强化改革和服务意识,并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的研究,做好相应的准备。另有部分代表认为,在法学教育日趋精英化的背景下,成人法学教育应当逐渐取消,更不能运用所谓的市场机制来调节它。

三、国外法学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与会的很多代表对国外的法学教育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很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性建议。近些年来,我国学者针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呼吁改革我国的法学教育,彻底改变我国的学院式教学机制。国内已经有相当的法律院校(如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开始在法律教学实践中引入英美法的案例教学法。有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司法体制在不同领域的不同需要,以及针对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育对象在法学教育的选择上应当采取多元化的原则。

(一)国外法学教育动态

1.意大利法学教育。有学者通过对意大利高等法学教育(包括课程设置、教材、课堂教学法、考试)的介绍,提出我们不能完全以英美法上的案例教学法取代我们国家长期沿用的大陆法系国家学院式教学法,而应当以演讲式教学法为主,同时吸收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2.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是将医学院诊所式教育的模式引入了法律教育中的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有学者指出,我国在法学教育改革中应当吸收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方法。有学者明确提出,在我国的高等法律职业教育中应采用“法律诊所课程”,并且目前在我国开展法律诊所课程的许多条件已经具备,只是在学生从事法律实践的过程身份合法化仍然存在问题。还有学者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运作模式及在中国的现状作了介绍。

3.德国的法学教育。邵建东教授通过考察德国的法学教育,指出我们应当从德国双轨制法学教育模式中借鉴有益的作法,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适当延长学生实习时间,加强学生法律实践(法律职业)训练等是很有必要的。

4.英国的法学教育。周世中教授向我们全面介绍了英国大学的法律教育模式。英国大学的法律教育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育评估以及素质能力培养等方面都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由此,周教授指出了英国大学法律教育对我们的启示:(1)法律理论的学习与法律实践的培训相结合;(2)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相结合;(3)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4)法律教学与科研直接结合;(5)大学的法律教育必须开放且富有创造性。

(二)网络法学教育

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通过互连网络进行远程高等教育不再是梦想。有的与会代表对此也给予了关注。有学者以知识产权教学为例,分析了信息化背景下的三种法律教学模式,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技术方案,改革教学内容,转变教育观念。有学者指出,网络法学教育具有很多传统法学教育所不具备的优势,但目前我国网络法学教育也存在着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应当在严格控制试点高校的设立、建立网上网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和严格的质量评估体系等前提下,稳步地发展我国的网络法学教育。

四、法律职业教育

法律职业(LegalProfession)是指直接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工作的总称,通常又指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顾问、公证人和法学教师等。但主要指法官和检察官,特别是律师。法律职业教育就是针对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

1、法律教育与职业教育:有学者回顾了我国法律教育大发展的20年,指出我国法律教育中存在法律教育与职业教育脱节的突出问题,并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建议我国法律教育要改革传统办学体制,引入市场部分机制,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独立的非官方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有学者认为应将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技能训练或培训,将本科阶段以上的法学教育阶段定位于学术培养。一些学者从我国现行高等专科法律职业教育的模式出发,对法学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内容方式与目标、引入市场机制、办学层次与规模及教育机构设置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2、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针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有学者通过比较法律伦理与一般伦理、法律职业伦理与一般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伦理三组概念解析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关注的目标及实现途径,转变大学教育观念,改革我们的教育手段和技术。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 大众化 问题

我国有13亿多人，是个人口大国，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增加了教育的发展难度，使教育发展的道路不能一帆风顺。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起步低，再加上走过了漫长的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才慢慢走向正轨。尽管高等教育走过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国家对待高等教育是极为重视的。

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好处

高等教育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为保证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早在上个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指出：“面对不断变革的世界，高等教育应该以重视质量、重视针对性、重视国际化为引导[1]”，倡导世界各国注重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我国十分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在2012年3月下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作为今后高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指导文件。这可以看出国家对高等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正轨。到20世纪末，由于我国高校扩招的进行，我国高等教育从以前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诚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扩招使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适龄人口有了更多的受高等教育机会；以扩招为契机，提高了办学层次；优化了高校内部管理体制”[2]等好处。但高等教育大众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马丁・特罗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说”：第一阶段为英才阶段，第二阶段为大众化阶段，第三阶段为普及阶段。在英才阶段，高等教育能容纳15%以内的适龄人口；在大众化阶段，能容纳15%～50%的适龄人口；在普及阶段，能容纳50%的适龄人口”[3]，这是大家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便成了划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标准，然而，正是这个标准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认知的壁垒。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认知不足

马丁・特罗的这种三阶段说，是外国的学说体系，运用到中国引起了水土不服的反应。这里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认知关键点是“15%的毛入学率”，而“15%的毛入学率”划分依据又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马丁・特罗教授曾在接受邬大光教授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对于这个三阶段说的划分标准，没有数学工具可以支撑它，也可以说是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它是一种根据事实而进行的逻辑判断，是根据他自己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然后对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做出的一种判断，可以说这是他的想象和推断。[4]由此可以看出马丁・特罗的15%的标准划分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值，只是一个数值区间，这个数值区间的作用也不是用来硬性划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而是作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我们针对可能发生的变化做好应对的措施。

而我国却将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看成是固定的标准、不变的准则。我国政府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要有较大扩展，入学率在2010年接近15%”。之后，又在《教育事业“十五”规划和2015年发展规划》中提出“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积极采取措施，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左右”[5]。这种把高等教育大众化当成目标去完成，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是事与愿违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错误认知造成了许多问题，如高校盲目追求规模化，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了毕业生就业问题等一系列直接后果。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定位不明确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大学的院系做了大规模调整，把学校分为综合性的大学、单科专业型的大学、应用型大学三大类，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按现在对大学的划分标准，即可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并存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更为简单的划分可称为985类高校、211类重点高校、普通教学型大学。按照这种划分，各种高校的办学费用来源也是不同的，高层的学校多数是国家公立所办、低一点的层次有公私和办、再低一级的则有私立独办。各类大学为了生存相互之间产生各种竞争。潘懋元先生在其《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特色和质量》论文中说到“分类不清、定位不明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精英学校拼命搞大众化的教育， 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拼命往研究型、综合性的路上挤，所以变成千军万马过一条综合化、研究型的独木桥，这与社会、国家的需要是不一致的”[6]。这说明高校在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上的定位是不明确的。定位的不明确导致的是，各层高校间的恶性竞争，扰乱了高等教育的有序市场，有限的教育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配置。例如职业技术学院会想方设法地升格为普通高校，单科学院想升级为大学，还有各种争夺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等现象频频出现。

实际上每类高校都有自己的培养目标，学生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并不是进入了985类高校的学生就一定要接受从事研究性的精英教育，也不是说进入普通高校的大众就做不了研究。正如黄蓉生在他的论文《关于高等教育质量基本问题的思考》中所说那样，我们对高校的分区似乎有严重的误解，“一流大学可以不讲究教学；二流大学既要讲究科技创新也要讲究教学；三流大学只需要教学”[7]。这显然是和高等教育的基本含义相悖的，所有高校都要通过教学培养出具有优良品德、丰富的知识、技术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只是人才类型和层次有别而已，如单纯地以大学的层次来划分培养人才的目标，这也是不利于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当今社会劳动的分工需要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校能够分布合理，要求学校的功能可以互补，它们相辅相成、各司其责，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其推进大众化的进程中有明确定位。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扩招和保质间的问题突出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为社会输出的是高素质的人才，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是人们历来关注的热点问题。但近年来，因为高校扩招使高等教育数量剧增，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也愈加突出。

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2000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220.61万人，到2004 年招生人数扩大到420万，2006的招生规模为530万，同比2004年增长126%，……，2013年为694万，2014年为698万，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庞大的基数摆在那里，导致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持高不下。在这里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之间的盲目竞争，片面地强调规模效应，扩招进来的学校，总要必须的基础设置给予安置，而政府在给我国高校优惠政策时却没有给予它们足够的投资，高校不得不向银行贷款来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虽然贷款可以解决高校的燃眉之急，但许多高校也会变得债台高筑，负债经营，从而使高校的日常活动无法正常运行，这样教师情绪受到影响，无法专心于科研和教学，也会使学校投入教学成本减少，进而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区域分布的不平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原因，高等教育大众化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的特点。这里的区域不平衡性，要分两个部分来认识：

其一，城乡之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虽然我国加快了城镇的现代化建设，但差距仍然很大，有资料显示：2000 年我国城乡人口比例为36∶64；2010年城乡人口比例为45∶55，这说明农村人口仍占大部分。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的差异，反应在高等教育上即呈现出地区的不平衡性，按照相对人口比率计算，城市人口获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是乡村人口的几倍。这里不能以农村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作比较，这里应该比较的是他们的一个比率。当然也不可认为农村学子是不是自身存在问题，因为农村和城市出于经济条件的差异，面对社会各方面的诉求也有不同，诸多因素的结合，农村总的受高等教育水平要比城市要低。

其二，区域之间受高等教育的水平不平等。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跨度很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因素，地区发展呈现出不平等性。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40%以上的高校都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边远地方则很少。经过几十年的调整，这种不平衡的分布格局才稍有改善，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个问题，都讲高效利用资源能使资源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同样地把好的教育资源用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效率要高，同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区域公平。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是一份全国卷，两个智力差不多的人，相同的分数，在北京、上海兴许可以上个重点高校，而在教育水平落后的新疆、、青海等省或许只能上个职业技术院校，像这样令人痛恶的不公平现象，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价值选择，也非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体现。

三、结语

纵上所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尽管取得了有益的成绩，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从最基本的理论认识模糊，到教育实践中的定位不明、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区域受教育的不平等性都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应当受到关注的问题，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引起的高考招生问题、收费问题、大批毕业生就业问题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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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特色和质量[J].中国大学教学，2005（12）.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研究生培养 过程管理 质量保证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最高层次的教育，一直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国家科学技术的研究水平，肩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任。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扩大，2007年招生规模为44.9万人，2010年招生规模为53.4万人， 2013年招生规模为60.8万人。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研究生教育从传统意义的精英教育逐渐转为大众教育，扩大招生数量和提高培养质量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学位授予水平，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过程管理是相对于目标管理而言，目标管理更注重成果，使人们明确自己的目标与方向，一切活动都紧密围绕目标展开。其不足之处在于使管理者急功近利，将管理重心全部放在目标的实现上，而缺乏对目标实现过程的管理。而过程管理则弥补了目标管理的不足，它更强调过程的设计，将最终目标分解为若干个环节，注重对各个环节发生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处理。基于过程管理的研究生质量保证体系，其核心是通过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设计和控制，包括修订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注重课程教学，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严格论文审查和答辩工作等，通过全过程，多方位的管理来实现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目标。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生培养管理经验，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介绍过程管理对于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作用。

1 重视培养方案修订，完善个人培养计划

培养方案是进行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是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进行培养工作的主要依据。培养方案应涵盖研究生从入学到完成学位论文答辩的整个过程，包括所在学科的培养目标、培养年限、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要求等。对于具有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要求按照一级学科制定培养方案，对于目前没有一级学科授予权的专业，按照二级学科制定。在每个学科、专业设置若干个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设置应适合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要科学、规范、宽窄适度，相对稳定，提倡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与交叉。所设研究方向应属于本学科专业领域，且具有前沿性、先进性和前瞻性，并能体现学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是在本专业培养方案的指导下制定的，既要符合培养方案的总体要求，又要体现个人的培养特点。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培养计划时，要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和课题，还要结合研究生个人的特长和学术兴趣。培养计划一旦制定就要严格执行，凡中途调整计划，要经研究生培养部门审核。

2 优化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

课程学习是研究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要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通过课程体系建设，形成多样化与专门化，广度与深度、教师教学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学术性、探究性的研究生课程体系。除了本学科的专业课程以外，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选修课程也应进入新的课程体系[1]，鼓励研究生结合本人的兴趣特长，跨学科，跨专业选课。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还应考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课程体系上的连续性、系统性与层次性，体现研究生教育层次的特点。

加强核心课程建设。研究生院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核心课程包括公共课与基础理论课，以及各学院具有一定辐射性和影响力的专业课和反映学科前沿的选修课。鼓励任课教师精心设计教学内容，要求能及时反映本学科的前沿及最新科技成果，广泛吸收先进教学经验，能较好适应和体现研究生教育特点和发展趋势；鼓励任课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根据学科特色，结合教学内容，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形成案例式、讲座式、研讨式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立体化”教学；鼓励任课教师出版高质量的精品研究生教材，将国内外最新科学前沿融入其中，使其在同类教学用书中具有先进性和广泛的适用性。

为了检查教师授课的效果和质量，建立研究生课程评价系统。研究生上完课后，可以对所学课程在校园网上进行无记名评议，评议结果可以及时地反馈给任课教师，所在院系和研究生院。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有效地促进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责任心，学校还可以将评议结果作为教师聘任、奖惩和晋升的依据。

3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在培养研究生学习中，导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导师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创新渊源对于研究生的学习具有关键的作用，直接决定着研究生的研究学习成效，所以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对于促进研究生教育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

首先，要严格导师遴选制度。要选拔优秀的导师，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要具有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政治素质，遵纪守法，学风正派，治学严谨；二是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可供研究生作为学位论文课题的科研、设计和科技开发的任务，能承担较重要的科研课题；三是应有独立支配的科研经费，保证研究生进行课题任务，有必要的科研设备、科研环境和研究手段。其次，规范导师招生制度。严格规范研究生导师的招生制度，保证导师招生范畴应该与其研究相关课题相关，规范招生数量，不允许招生的数量超过相关制度的规定，并且严格审查导师的招生资格，对于没有相关课题研究的，要取消其招生资格；对于有利于学校、社会或者国家支持的科研项目，学校要给与导师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其招生培养更多的相关研究生[2]。再次，建立学术梯队。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也可由学科带头人带领中青年教师组成学术梯队，以指导小组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指导。这样既可以形成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也可以优化导师结构和资源配置，解决由于研究生规模扩大造成导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最后，建立新增导师培训和导师经验交流制度。对新增导师进行岗前培训，使导师了解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程，明确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责任，并与资深导师进行交流，分享他们指导研究生的经验，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作出贡献。

4 加强学术交流，营造学术氛围

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能力是研究生学术水平的一种体现，对于研究生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学术素养，丰富专业知识，活跃学术思想，提高科研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学校要定期举办相应的学术活动，如专家讲座、学术论坛、学术会议等来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并制定一系列定量指标，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若干次学术活动，来保证研究生积极参与其中。此外，为加强研究生的国际竞争力和开阔他们的国际视野，学校还应加大对研究生出国访学、短期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的支持力度。

5 严格论文审查和答辩，把好学位授予关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是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从论文选题报告、中期检查、评审、答辩到学位申请都应该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来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首先是选题环节。成立由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开题报告评议小组，对研究生开题报告的内容进行评议审查，并通过有针对性的提问，以确定其选题是否先进，合理，以及可行性如何，最后决定其通过与否。为了保证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创新性，要求博士生在进行论文开题报告之前，在导师指导下，在教育部认定的科技查新工作站进行论文选题查新工作。其次是论文中期检查环节。研究生须向中期检查考核小组提交论文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包括已完成的研究和实验以及所得的初步结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并由考核小组提出进一步的工作意见。再次是在论文评审环节。积极推行学位论文的盲审制度，导师不参与学位论文评阅以及论文评阅专家的提名。研究生论文送审时，由管理人员隐去研究生及其导师的姓名以及致谢和参考文献等几方面内容，由研究生院统一送校外专家评审。博士论文送审前，须收取学位论文电子版，进行学术不端检测，并将结果返回院系和导师，决定其论文是否送审。最后是论文答辩环节。邀请校外知名专家担任答辩小组主席，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实行答辩委员论文质量保证责任制，答辩结束后，所有答辩委员必须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上签字，如果通过答辩的论文受到质疑，除了研究生和导师以外，答辩委员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3]。

6 结束语

过程管理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将研究生培养过程细化为若干环节，通过规章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加强对各个环节进行监控和管理，才能稳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1]王薇.过程控制思想下的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11（3）：241-242.

[2]王青霞，赵会茹.扩招形势下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与监控体系研究[J].高等教育管理，2007（1）：34-36.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文章介绍了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中的“双盲”答辩方案，包括答辩组织和实施过程，以及学院主管领导、研究生办公室、答辩秘书等在答辩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该方案已经在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14年、2015年的硕士研究生答辩中得到初步推行。文章对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探讨了在硕士研究生全面扩招的背景下，推行“双盲”答辩的可行性及其在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研究生培养；“双盲”答辩；答辩秘书负责制；土木工程类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3；TU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52909（2017）01007306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初步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1]。近年来，各类高校、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数量稳步增加。2015年全国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57.2万人，其中学术型32.2万人，专业型25.2万人。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培养模式、管理模式都将面临重大转变和调整[2]。对于培养硕士研究生的高校来说，研究生普遍扩招是提升整体教学水平的机遇，但也将在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是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研究生总体招生规模扩大，使得研究生入学分数线明显降低，生源平均质量下降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在不同档次高校中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同一专业，处于招考上游层次的高校仍然具有优先吸引优质生源的优势，研究生扩招进来的一般生源则大部分流入招考下游层次的高校，使得这类高校的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得非常明显。

二是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制缩短。自2012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招收以培

养专业型人才为目标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两年。这一变化对于很多类似土木工程专业这样对数学力学理论和工程实践两方面都有较高要求的专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3]。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如何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全部学位课程的学习？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并保质保量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和答辩？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研究。

三是硕士导师指导研究生数量有较大幅度增加。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速度明显快于高校硕士导师增加的速度，造成硕士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以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为例，2010年每位导师只能招收1～2名研究生，三届全部加起来不超过5名。到2014年，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的研究生数量超过3名，三届加起来接近甚至超过10名。研究生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影响导师指导学生的时间和质量[4]。

因此，在研究生招生规模普遍扩大，生源质量有所降低的背景下，如何保证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就成为当前各高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5]。

土木工程专业是广州大学重点建设的专业之一，在国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受到研究生扩招的影响，近年来生源质量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从2011年开始，两年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数量大幅增加，硕士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增加。为应对这一变化，学校扩大了招生宣传范围，提高了学校保送研究生比例，增加了校外硕士研究生导师的数量。自2015年开始，学校将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制改为三年，以保证其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在此基础上，为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学校决定从守好研究生毕业前的“质检”关入手，在土木工程学院推行“双盲”答辩，并以此为契机，带动整个研究生培养工作，提高研究生的整体素质。

一、 “双盲”答辩方案简介

（一）“双盲”答辩的基本思路

长期以来，大部分高校的研究生答辩工作多由系主任或导师组织。答辩委员由本校熟识的教授、副教授组成，外单位专家参加的比例很低。答辩过程中导师不仅可以出席，而且可以发言参与答辩过程。在以往研究生属于精英教育的阶段，研究生数量较少，整体素质较高，这样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基本能够保证程序公平和学术严谨。但是，在当今硕士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大众教育，研究生数量大幅扩大、平均科研素质下降的背景下[6]，这样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形式逐渐暴露出了把关不严、看导师面子作决议、毕业答辩流于形式等问题。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实行“双盲”答辩的初衷，正是为了严肃答辩程序，保证学术公平。“双盲”答辩的含义是：在正式答辩会之前，答辩委员名单对所有研究生和导师保密；在整答辩过程中，答辩研究生导师姓名对答辩委员保密。全部答辩工作由学院主管领导、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和答辩秘书组织和完成，研究生导师除了提交答辩工作所必需的对学生的评价（匿名）之外，不介入答辩委员的邀请工作，不参加答辩组织工作，答辩会场也不允许导师列席。

这一答辩组织方式尽最大可能杜绝了答辩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使答辩委员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生论文本身的学术问题上，保证了答辩工作的公平性和学术性。对于答辩研究生来说，答辩过程没有导师在场，对答辩委员不熟悉，以一个独立的科研工作者的身份面对专业专家和前辈的考核，是个人学术研究道路上一个重要的成长过程。对于列席的低年级研究生而言，现场观摩高年级同学接受答辩委员纯学术性的质疑并进行答辩，对其树立严肃的科研态度和正确的科研方法[7]，都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双盲”答辩工作的组织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双盲”答辩工作组，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学院领导、研究生办公室工作人员和答辩秘书组成。主管领导全面负责“双盲”答辩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是整个答辩工作的总负责人，也是答辩委员会组成的最后决策者。在主管领导的组织下，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和答辩秘书分工协作，共同完成整个答辩工作。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负责答辩前后的程序性工作和答辩会举办期的后勤工作，包括：（1）答辩前，根据研究生论文的“盲审”结果，确定参加答辩的研究生名单，准备答辩表决票等必需的答辩资料；（2）答辩会期间，负责答辩会的后勤工作，包括制作答辩海报和横幅，统一购置答辩会所需物品；（3）答辩会结束后，回收全部答辩文件，整理分析后上报学位委员会和学校研究生办公室。答辩秘书从各系所抽调精干的青年博士教师组成，负责答辩相关的全部学术性工作，包括研究生的答辩分组、答辩委员的邀请，以及答辩会的组织和实施等。其中答辩秘书在“双盲”答辩工作中处于关键的核心地位，对此将在下面作重点叙述。

（三）“双盲”答辩工作的实施流程

“双盲”答辩工作的实施流程如图1所示。

二、答辩秘书负责制

从图1给出的“双盲”答辩工作流程可以看出，答辩秘书的工作在整个答辩过程中处于关键的核心地位。土木工程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答辩，从研究生分组、邀请答辩委员、准备答辩相关文件材料，直至答辩会的召开等工作，都需要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水平。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以往都由系主任或研究生导师完成。“双盲”答辩方案要求答辩委员名单对研究生导师保密，使得这些学术性的工作成为答辩秘书的职责。答辩秘书从接收答辩工作任务开始，直至整个答辩过程结束，负责“双盲”答辩最具专业性的核心工作，是研究生“双盲”答辩方案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在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双盲”答辩工作中，这一极具特色的组织方式被称为答辩秘书负责制。

（一）答辩秘书的抽调

答辩秘书的工作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研究生答辩工作一年只举行一到两次，答辩秘书只在此阶段内参与研究生答辩工作，是一个临时任务。另一方面，答辩秘书的工作需要相当水平的专业知识。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答辩秘书一般从各系所具有博士学位的精干青年教师中抽调。抽调出的答辩秘书和研究生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组成研究生答辩工作组，在主管院长的领导下完成整个答辩工作。经过一至两年的实践锻炼之后，答辩秘书的队伍也可以相对固定下来，成为研究生“双盲”答辩工作重要的人力资源保证。

（二）答辩研究生的分组

从2013年起，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已全部实行外校盲审。盲审结果反馈回来之后，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据此确定总的答辩研究生名单，并提交给答辩秘书进行分组。

虽然土木工程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总体来说都属于大土木专业范围，但在学校多年来有意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促进多学科并行发展的思想指导下，研究生导师的研究方向可谓百花齐放。不仅不同专业导师的研究方向有很大差异，就是同一专业的不同导师、同一导师的不同研究方向都会有很大差别。由于硕士研究生的研究内容往往只与导师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相关，研究生论文研究方向的差异就更加明显。答辩研究生分组的基本思想，就是

根据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进行分组，让研究方向相近的学生尽量在同一个组参加答辩。这样做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便于邀请同一研究方向的答辩委员参加答辩；二是有利于参加答辩的研究生相互学习。具体的做法是从大到小，层层分类，即第一步先把市政、暖通专业的研究生分离出去，组成若干个单独的答辩组；第二步从大土木方向把桥梁、交通、道路、岩土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分离出去，组成若干个单独的答辩组；第三步在小土木范围内，按照力学、抗震隔震、抗风防灾、结构设计与分析、材料与实验技术等研究方向分组，形成单独的答辩组。

答辩秘书对研究生进行分组的依据主要是研究生论文的题名和摘要，有时还需要参考其毕业论文全文。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仅需要对土木类各专业有充分的认识，也需要对所涉及研究生导师的研究方向有一定的了解。这也正是答辩秘书要从各系所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中抽调的根本原因。

（三）邀请答辩委员

为保证答辩工作的公平性和答辩委员的权威性，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双盲”答辩方案聘请答辩委员的原则是：（1）建立答辩专家库，所有答辩委员均从专家库内抽取；（2）答辩专家库中的成员全部由非本校的高校、研究所和企业中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本校教师一律回避；（3）答辩委员会中，高校答辩委员和企业答辩委员按比例邀请，学术型研究生组高校答辩委员4人，企业答辩委员1人，专业型研究生组高校答辩委员3人，企业答辩委员2人；（4）每个答辩周期，同一答辩委员邀请次数一般情况下不超过2次，最多不超过3次。

答辩秘书根据答辩专家库内答辩专家的研究方向，结合各组答辩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和答辩时间，拟定初选和增补答辩委员名单，上报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审核。审核无误后，向答辩专家发出邀请，组成答辩委员会。

（四）召开研究生答辩动员

在答辩之前，答辩秘书需要召集研究生召开答辩动员会，与研究生建立联系，布置答辩任务，并借此机会对研究生进行答辩礼仪培训。具体内容包括：（1）要求研究生积极准备答辩工作，按时上交答辩所需各项材料；

（2）要求研究生认真检查论文格式是否符合要求，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参考文献格式等是否符合规范；

（3）提醒研究生在答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PPT的制作和讲解、回答问题需要重视的细节等；

（4）要求研究生根据《论文评阅书》提出的意见认真修改论文；

（5）确定答辩顺序。

答辩动员会结束之后，收集答辩所需的论文、论文评阅书，准备好答辩表决票、学位申请表和学位论文签名页等相关材料，为召开正式答辩会做好准备。

（五）按期组织正式答辩会

在正式答辩会期间，答辩秘书担负双重任务。一方面，作为答辩会的组织者，答辩秘书要保证整个答辩会按照答辩流程顺利进行，需要直接处理包括答辩后勤工作在内的一切相关事务。另一方面，作为唯一的同时掌握答辩委员信息和答辩研究生导师信息的校方工作人员，答辩秘书需要密切关注答辩进程，根据答辩过程的需要准备答辩决议、学位申请表签名页等答辩文件，并及时处理一切意外情况。例如，在2015年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答辩过程中，有答辩委员对一位研究生的试验数据持有疑问，现场难以形成决议。答辩秘书紧急联系该研究生导师，促其提供原始试验数据记录和国内外相关试验结果对比，最终使该研究生顺利通过答辩。

（六）答辩会后的收尾工作

正式答辩会结束后，答辩秘书的收尾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整理全部答辩材料并上交研究生办公室，包括答辩表决票、答辩决议、学位申请表、论文签字页等；

（2）召开研究生答辩总结会，督促研究生按照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提出的意见修改论文，并按要求上交授予学位所需的材料；

（3）总结答辩组织工作的得失，提交给研究生办公室，以备答辩工作总结会时研究讨论；总结整理答辩委员的提问及其他学术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相关系所和研究生导师，作为其

今后工作的参考。

三、实践效果

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双盲”答辩方案自2013年开始启动，2014年初制订初步的工作流程，并首先在结构工程、工程力学、防灾减灾、岩土工程等小土木专业142名研究生的毕业答辩中试行。随后，根据试行情况和答辩委员、相关导师、研究生的反馈，对工作流程进行了调整。2015年，“双盲”答辩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包括结构工程、工程力学、防灾减灾、岩土工程、市政工程、暖通、道路桥梁等大土木类专业的全部205名研究生。

表1给出了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近6年硕士研究生的答辩情况对比。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实行研究生学位论文全部校外盲审，实施“双盲”答辩方案之前的2010年至2013年，不能按期参加答辩的研究生是极少数，参加答辩的研究生全部都能通过答辩。自2014年实施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答辩方案以来，不能按期参加答辩的研究生人数迅速增加到两位数，出现了一定比例的答辩决议不通过的情况。这表明所采取的“双盲”答辩方案在学位论文授予过程中的严格化、规范化方面的积极意义。学术水平达不到毕业要求的研究生，会在以下三个环节被淘汰下来，一是导师自行把关，对达不到基本要求的研究生不同意其参加答辩；二是校外专家盲审未过关；三是“双盲”答辩决议未通过。

对近6年的3 818份答辩表决票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自2014年开始实施“双盲”答辩方案以来，评价为“中”和“及格”的成绩数量明显增加，评价为“不及格”的成绩也开始出现。图2给出了答辩成绩走势图，可以看出评价成绩椤坝判恪焙汀傲己谩钡恼急仍2014年开始实施“双盲”答辩以后大幅下降，评阅成绩为“中”及以下的占比相应有明显上升。这一结果表明，由于“双盲”答辩方案最大程度地减小了答辩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答辩委员在进行答辩评价和决议时，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本身，评价结果更为客观。

总体而言，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在硕士研究生答辩过程中实施“双盲”答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表现在：

1.答辩程序进一步正规化

“双盲”答辩工作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学院领导主持，由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和各系所抽调来的答辩秘书分别负责答辩过程的程序性工作和学术性工作，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答辩过程的公平性、学术性和严肃性。

2.论文答辩会的学术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双盲”答辩会实行研究生导师回避制度，答辩研究生按照研究方向分组，所有答辩委员均从校外具备正高职称的专家中邀请，这些措施充分保证了学术答辩会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硕士研究生在导师不在现场的情况下进行答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检验研究生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意义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3.硕士导师和研究生对学位论文的重视程度得以提升

实行“双盲”答辩之后，由于尽可能地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答辩委员现场提问的深度明显加强，评价标准更加严格。研究生及其导师对学位论文的重视程度空前提升。特别是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对学位论文选题、工作量、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评价反馈给各院系后，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以往对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等过程不重视、走形式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研究生的培养进一步严格化、正规化，这与学院推行“双盲”答辩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

四、总结与思考

两年的实践表明，广州大学在土木工程类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中推行“双盲”答辩是较为成功的，基本达到了提高研究生对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的重视，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目标。

广州大学土木工程类研究生“双盲”答辩工作的成功，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严谨细致的组织工作是“双盲”答辩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双盲”答辩是研究生答辩工作中具有革新意义的改革措施，每一步工作都有可能遇到无法预料的阻力和困难，需要一边摸索一边推进。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双盲”答辩工作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学院领导全面负责，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和答辩秘书组根据自身特点分工协作。这一方案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得以顺利实施，首先应归功于严谨细致的组织工作。

二是，答辩秘书负责制是“双盲”答辩工作的核心工作方法。答辩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在“双盲”答辩中尤为突出。答辩秘书负责制保证了“双盲”答辩方案的顺利实施，是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和有效的工作方法。

三是，答辩委员全部从校外邀请，指导导师回避，使研究生以独立科研工作者的姿态面对行业专家和前辈的检阅，研究生学位论文得到最客观的评价，这也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课。

总体而言，采用研究生“双盲”答辩，能够提升导师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认识，促进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规范化，对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广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拟在今后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工作中继续坚持“双盲”答辩，学校也拟在2016年将这一答辩方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但是，对于“双盲”答辩方案本身来说，在答辩专家库建设、答辩流程细化、答辩文件正规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待于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中进行改进和完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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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云阔，杨文强，李伟. 提升理工类学术型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策略.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5（10）：118-121.

Abstract：

The“double blind” defense scheme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its defens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college managers， the graduate student offices， and the defense secretaries. It was implemented in the graduate defense of civil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in Guangzhou University in 2014 and 2015. The effect was also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blind” defense schem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quality guaranteeing of graduate education were preliminary discus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expansion of postgraduate enrollment.

Keywords： postgraduate training； doubleblind thesis defense；defense secretary responsibility； civil engineering

精英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08）03-0033-05

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将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与50%之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超过50%则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一划分标准已被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统计部门普遍接受。按此划分，我国高等教育从2002年起已进入大众化轨道，并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07年5月，中国各类高等教育招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3％，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的转变，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走完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创举。而要看到的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高等教育在办学模式、管理体制、课程设置、入学招生、投资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中，高等艺术院校在应对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挑战上更有其个性和特殊性。本文拟通过四川音乐学院综合办学实践，抛砖引玉，探索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艺术院校的发展之路。

四川音乐学院从1939年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的戏剧、音乐两个专业的“小综合”，到1959年四川音乐学院的“完全音乐本科”，再到1999年以后以音乐为龙头、以艺术专业为主体、相近学科专业相互渗透的“大综合”，已走过了近70年的办学历程。其办学思路始终与社会、经济及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密切结合，与时俱进。尤其最近10年，在四川省委、省政府及省教育厅的支持关心下，学院领导班子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提出并逐步实施了 “既要做大，更要做强”的办学指导思想。

四川音乐学院2006年第九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形势和现实要求我们既要有使命感，又要有紧迫感。不加快发展就是落后，在发展中必须抢占高点，必须亮出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传承创新、综合协调”。在近10年的发展中，学院在办学理念、办学思路以及学院的定位、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和专业结构等方面都形成了清晰的办学思路。学院已经实现了三大转变：首先是由只有单一校区的院校，发展成了拥有多校区的院校；其次是师生规模由2000多人的传统院校，发展成为了今天师生规模达18000余人的现代院校；第三是由只拥有音乐学科的单科性学院，发展成为了拥有全部艺术门类的综合性艺术院校。这三个转变，既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飞跃，因为它折射出了全体川音人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折射出了作为一所区域性高等艺术院校在大众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和价值取向。

一、 以音乐专业为龙头，以艺术专业为主体，相关专业协调发展，是川音学科建设的战略选择

（一）以音乐专业为龙头是川音发展的历史传承

在过去几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四川音乐学院与其它音乐学院一样，主要设置“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三个传统音乐专业。音乐专业是学院的优势专业，1940年建校之初，就第一次在国统区公开唱响了《黄河大合唱》，随后成立的“海星合唱团”、“东方弦乐团”，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初七七级钢琴系的学生刘亿凡在华沙参加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获奖；川音1980年在全国举行首届交响音乐比赛中，四部交响乐同时获奖，同行称之为“团体冠军”； 1983年，在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选――民族器乐作品比赛中，《蜀宫夜宴》与《达勃河随想曲》两首民乐合奏曲双双获得一等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川音在音乐方面的成绩更是硕果累累：歌唱家范竞马、“钢琴王子”李云迪等都是川音培养出的在国际享有盛誉的音乐艺术家。四川音乐学院因为音乐方面的成就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由川音建校以来的历史传承所决定的。

近年来，一些老牌院系在继续办好传统音乐专业的前提下，学院相继增设了一些适应社会需求的实用型专业方向：作曲系开办了录音艺术专业，下设录音艺术与电脑音乐、数字娱乐音乐配乐、数字娱乐音乐编辑与策划等专业方向；音乐学专业增设了音乐新闻与评论、音乐治疗、音乐舞蹈教育等专业方向；音乐表演专业增设了提琴制作、钢琴调律、合唱、钢琴伴奏、双排键电子琴、音乐剧等专业方向，对传统音乐专业的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多层面的拓展。

（二）为重新建立较为完整的专业体系和办学格局，办学向艺术综合发展

1996年，由于重庆市直辖，四川美术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等院校脱离四川，使四川省高校原本较为完整的专业体系和办学格局被打破。在这一背景下，四川省人民政府和四川省教育厅开始规划在四川音乐学院的基础上创办以音乐为龙头，多学科、多专业综合协调发展的综合性艺术大学。学院在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直接领导下，在继续提高传统音乐专业办学质量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陆续开办艺术类其他专业，并形成以音乐为龙头，多学科、多专业综合协调发展的专业建设新格局。

自1998年以来，根据社会的需求，学院开始陆续新建音乐专业之外的其他艺术专业及相关专业方向，如绘画、雕塑、艺术设计、舞蹈学、表演、录音艺术、动画、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2003年后，学院又开设了工业设计、公共事业管理、戏剧影视文学和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新型的艺术专业和交叉专业。

经过近8年的不懈努力，学院目前已开设了17个本科专业（其中艺术类专业15个，交叉型专业两个），近100个专业方向，涵盖了艺术类中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传媒等，专业覆盖面广，形成了以艺术专业为主，文、工、管结合的办学新格局，为综合性艺术大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 社会需求也促进川音走加快拓展新兴学科、综合协调发展的办学道路

生活好起来，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更加急迫。根据权威的统计年鉴，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14.38%，四川是22.57%，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11.3%，四川是16.21%。四川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文化娱乐消费占人均消费结构的份额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四川是一片发展文化艺术、文化产业的沃土。作为一所区域性大学，为了适应四川省乃至全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学院决定在“积极发展传统学科，大力扶持优势学科”的同时，“加快拓展新兴学科”以及“优势互补，交叉融合，综合协调”的发展思路，积极构建以音乐学科为龙头，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新体系。

在以传统音乐学科专业作为龙头的基础上，学院利用多学科、多专业的整合与重组，实现了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互补，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如2001年新建了通俗音乐学院，开设通俗器乐、通俗演唱、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现代音乐文学、现代流行舞蹈、流行歌舞等新的专业方向。

拓展传统优势专业，把他们与现代艺术需求结合起来，不仅满足了时代需求，也让传统的优势专业焕发出新的光彩。

戏剧系一直非常重视学科专业体系的综合化以及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其专业课程设置打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广泛涉及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学科，突出了当今学科体系相互渗透和交叉融合的鲜明特征和发展趋向。该系的音乐剧表演专业在充分利用音乐专业优势教学资源的同时，又有机地结合了戏剧、舞蹈、舞美等方面的专业要素，是集戏剧、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于一体、综合性强的舞台艺术。

美术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开拓创新，利用多学科并存的环境着力加强学科交叉和各专业的协调发展，强调专业的前沿性和特色，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专业。该院在绘画、雕塑、视觉传达等传统学科专业的基础上，开办了卡通艺术、工业设计、环境艺术、数码媒体艺术等新专业和新方向。这些专业或专业方向无不体现出多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和现代学科专业体系的重构。在该院工业设计各相关专业方向的课程体系中，既有美术专业所共有的《素描》、《色彩》等基础课程，又有《力学》、《画法几何》、《计算机基础》、《电脑软件应用》、《多媒体技术》、《人机工程学》、《工程材料》、《机械设计基础》、《工程制图》等不少理工科方面的课程，充分显示了学科专业知识的多元化和综合性。

新办的数字艺术专业，更是集音乐、美术、文学、影视编导、表演等为一体的交叉型、复合型学科专业体系。尤其是在它的新媒体设计与制作和游戏设计与制作方向中，其美术、音乐和计算机编程等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及资源的整合体现更为充分。数字艺术又是一种艺术性与技术性高度结合的前沿性学科专业，其知识和技术含量高。数字艺术专业的创办，不仅使学院多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而且实现了现代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同步发展。

二 、精英型人才的培养和大众化人才的培养并存，是川音人才培养模式的显著特征

经过近70年的办学历程，在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引领下，学院已从以前单一的精英培养模式转变为“高精尖”与“复合型、应用型”两种人才模式，以传统学科为基础，与现代应用艺术并举。

由于学院始终如一地坚持了精英教育的实施，使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钢琴、小提琴等传统优势专业及新办的工业设计专业的“高、精、尖”人才不断涌现、层出不穷。2000年，钢琴专业学生李云迪、陈萨分别获得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和第四名，以优异成绩为国、为学院赢得殊荣。文薇于2005年12月获第9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三名。宁峰于2006年10月获第51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并同时获得两项特别奖，成绩斐然，扬名海内外。上述国际顶级音乐比赛的获奖者，有力印证了学院精英教育的显著成效。除优势学科和龙头专业外，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学生刘锐、贺承的设计作品连获2006年度和2007年度德国国际工业设计“红点奖”。贺承、周东的作品2004年获得意大利国际工业设计“IMM奖”。

在学院精英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复合型、应用型”教育也向社会和公众展示了非同凡响的骄人成绩。在2005年全国第二届“超级女声大赛”前5名中，川音学生独占3名。通俗音乐学院大四学生李宇春获总决赛冠军，被世界著名的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评选为“2005年度亚洲风云人物”。2006年，学院声乐系毕业生谭维维又在第三届“超级女声大赛”中取得亚军的优异成绩，通俗音乐学院学生魏晨也在2007年首届“快乐男声大赛”中荣获第三名。

为适应并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学院充分发挥了各系（院）的办学优势，提倡原则性与灵活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根据市场需求适时、适度拓展新学科和新专业，并始终注重办学的内涵、特色和效益，鼓励和支持学科专业间的交叉融合，着力培养“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

2006年5月，学院进一步整合音乐学科专业体系，新建现代器乐系。该系将原管弦系专业体系中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专业个性，同时又是社会热门专业的西洋打击乐、萨克斯管、古典吉他和民乐系的民族打击乐等专业进行专业分流和重组，使上述几个专业的艺术潜能得以充分挖掘和释放，社会价值和影响也得到了应有的体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打击乐专业传统的单一模式以及教学观念和教学体系上的局限性，不仅使教学资源的配置和学科结构得到了优化，而且还更加有利于“复合型”音乐艺术人才的培养。

针对社会需求的变化，一贯以培养理论性人才见长的音乐学系加大了“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该系将部分专业尽可能地与管理学科和应用性学科相结合，让学生在就学期间便能积极参与新闻评论、电视节目策划、文化市场营销与策划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使广大学生在就业时能有更加宽泛适用的选择。该系音乐治疗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即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治疗中心、成都市救助站等医疗卫生机构为精神病患者和残疾儿童作义务治疗，协助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建立音乐治疗室。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该系又组织心理咨询小组，奔赴灾区进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日前，还在成都交通广播电台一档心理节目中对广大的听众普及心理知识，以及音乐治疗在灾后如何干预心理危机，真正使音乐成为社会的音乐，使艺术成为社会的艺术。

作曲系在新开设数字娱乐音乐配乐、数字娱乐音乐编辑与策划等专业方向后不久，即在成都市有关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积极与有关单位合作，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展了数字娱乐产品方面的研发工作，使该系的专业知识结构和人才结构均得到了更新和拓展。

学院新开设的提琴制作和钢琴调律等专业，由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应用价值，既可以为乐器生产、使用以及后续服务培养技术精良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同时也可以培养面向大众需求的普通专门技术人才，从而在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取得了双重效益。

戏剧系为适应社会需求，在教学别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并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加入了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加强了艺术实践及学生实际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美术学院对传统学科与应用性学科采取并行发展工程，充分保障传统学科的稳步发展，又注意学科专业适应社会需求。在发展规模和财力支持方面，该院则明确向应用性学科专业倾斜，旨在使所培养的人才始终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广泛接纳。为此，美术学院的工业设计、卡通艺术、数码媒体艺术、环境艺术和视觉传达艺术等系科专业方向的教学均做到了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上述学科专业或以特定的课题切入，或开设特色课程，或将学生组成课题小组深入到公司或企业进行实际运作，收到了显著的办学效益。

针对数字艺术产业迅猛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广阔的拓展空间，数字艺术系在专业设置上注重对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准确定位，追求社会需求和教学的契合，使这一新兴专业从一开始便受到了行业的认可和广大学生及家长的欢迎。在教学中，该专业通过教学和行业的有效对接，将艺术和技术性的基础课程与应用性很强的实用课程紧密结合，采用案例教学、实例教学、项目开发相结合，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艺术潜能和实用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三、科研促进教学，以演展带动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抓手

（一）科研推动重点学科建设，从而加快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因为它对学科方向的凝练、学术队伍的优化、学术氛围的营造均具有引领作用。

加强科研促进教学，特别是紧密结合学院现有两个省级重点学科（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键盘乐器）、两个硕士点学科（音乐学、美术学）和四个省级重点课程（作曲主科、钢琴主科、高师声乐和弦乐艺术）的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对其科研选题、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在科研的广度和深度上狠下功夫，形成以中青年优秀教师和科研骨干为主体的科研队伍，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诸方面予以充分保障。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是学院学科专业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学科和龙头专业。我们加大了对其科研方面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该学科专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级教师群体中，黄虎威教授的《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习题解答》和《转调法》，熊冀华教授、邱正桂教授的《总谱读法》，黄万品教授的省教育厅重点课题《作曲教学法研究》，敖昌群教授的省教育厅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民歌的多声部和声研究》，作曲专业李西林教授的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斋腾秀雄指挥法教程研究》等已在教学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键盘乐器也是学院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优势学科专业，在钢琴专业的专家级教师群体中，杨汉果教授的《钢琴艺术史研究》，郑大昕教授的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当代钢琴演奏流派及其发展》，李晓玲教授的省教育厅重点课题《钢琴演奏教学法研究》，郭幼容教授的省教育厅重点课题《钢琴伴奏专业建设研究》等科研项目及其研究成果，对该学科专业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水平的突飞猛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弦乐艺术是学院第一批省级重点课程之一，小提琴专业教授胡惟民和杨宝智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科研成果突出。胡惟民教授的专业学术论文《小提琴演奏法、教学法研究》，杨宝智教授的省教育厅重点课题《西方弓弦乐艺术史》等科研成果为学院弦乐艺术专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7年11月，通俗音乐学院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吸取智慧，全面提高通俗音乐人才的培养质量，于2007年11月举办了“全国流行音乐教育论坛”，开展了“学院杯”比赛、优秀论文评选等活动。

上述科研人才、科研成果以及所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对学院重点学科、重点课程建设和教学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较大的推动和支撑作用，从而加快了各类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出世界级“钢琴王子”李云迪，钢琴家吴驰，小提琴家宁峰、文薇等享誉世界各大顶级音乐比赛的拔尖人才。

（二）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让学生尽早参加科研和创作活动

学院采取积极措施为学生参加科研创作和创新活动。近年来，作曲系连续举办了四届“三川奖”学生新音乐作品比赛，规格逐年提高，真正面向世界，吸引了本院和国内外众多学生参加，为学生提供了科研创作的极佳平台。另外，在全院范围内举办的“歌曲创作比赛”以贴近时代和生活的音乐作品提升了广大学生的创作及创新能力，鼓励全院学生参与，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学院的文化部重点科研课题《四川北川羌族与平武白马藏族民俗艺术的综合开发利用》便吸收了学院戏文系的羌族学生蒲雨参加，该生在研究和调查中不仅锻炼和提升了自己，并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拓宽社会实践的途径，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近年来，各教学单位，组织了大量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艺术实践活动,包括：教学班音乐会、校际交流音乐会、外事交流音乐会、国内外各种比赛和演出、大型文化活动、社会公益活动以及其他艺术类项目的选拔等实践内容。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加强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联系，强化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了学生的敬业精神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美术学院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加强实验性课程的建设。目前已经开设实验性课程22门。这些实验性课程的开设，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创作热情，积累了从业经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效果。学生有大量的作品在国内比赛获奖，美术学院学生刘锐、贺承的设计作品连续两年获得德国国际工业设计“红点奖”以及贺承、周东的作品获得意大利国际工业设计“IMM奖”等等，都展示了学院在艺术创新方面的突出成绩。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