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化”或“去精英化”

〔摘要〕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4条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规定指引下，法院在选拔陪

>> 网络剧“夺权”：去精英化与再精英化 科学精英老龄化 成为精英或被愚弄等 警惕知识精英犬儒化痞子化 精英 全球化与精英俘获 比斯图 在线杀毒“精英化” 政治精英流动走向制度化 精英学霸娱乐化恋情 创客教育需要去精英化 从“精英型”走向“大众化” 警惕义务教育“精英化” 美或动用特战精英监控中巴经济走廊 市民化或镇民化 电视媒体的精英化和大众化融合 浅析电视文化的大众化和精英化 全球化语境下的精英文化和文化精英探析 试论我国法官精英化之路 白领阶层：从精英型到大众化 摇篮网:精英教育大众化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从人口性别比例而言，显然，我们所调查到的陪审员队伍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换言之，女性在陪审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不足。S省C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起的实证调研也显示出与笔者调查相似的结果。根据该法院在21个基层法院进行的调研，共计398名陪审员中，有248名男性陪审员，占全部陪审员比例 的6232%。参见S省C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制度运行调查报告》，内部文件。

（二）陪审员的职业构成

笔者向陪审员发放的问卷也对陪审员的职业状况进行了调查。共计104名参与我们调查的陪审员中，有3269%的陪审员来自公务员队伍；有2788%的陪审员来自诸如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公用事业单位；1346%的陪审员来自公司企业等盈利性商业组织；另有1827%、481% 和 096%的陪审员为分别为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农民，481% 的陪审员从事其他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S省仅有080% 的人口为公务员。参见http：///01gmrb/2006-02/27/content_379861.htm。相较于公务员在陪审员队伍中3269%的比例，毋庸置疑，公务员群体显然被给予了特殊的优待而成为了法院选拔陪审员的“宠儿”。

按照域外学界的通说，某社会群体被特惠地赋予明显超过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较多陪审员名额时，将导致该社会群体在陪审员队伍中被“超额代表（over-represented）”；反之，某社会群体若被“克扣”在陪审员队伍中的代表名额而造成其在陪审员队伍中占据的名额比例显著少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则将导致该社会群体在陪审员队伍中的“代表不足”（under-represented）。而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况发生，都将违反民主政治中的参政“机会均等”和“无差别”、“无歧视”原则。

按照《决定》第8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因此，选取陪审员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基本掌握在基层法院手中。从上述陪审员队伍中公务员被 “超额代表”的现象不难看出，基层人民法院在选拔陪审员时对公务员青睐有加。截至2005年，全国大约有125个公用事业单位，共计有工作人员大约3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3%。参见http：///NewsInfo.asp？NewsID=102801。 然而，相较其在陪审员队伍中2788%的人员比例，我们同样不难看出，各个基层人民法院在选取陪审员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偏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S省仅有026% 的人口为退休人员。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同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退休人员在陪审员队伍中的比例竟然达到了1827%， 说明该部分人员在陪审员队伍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与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人员在陪审员队伍中被超额代表的情况相比，农民这一群体却在陪审员队伍中遭遇了代表名额严重不足的境况。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农民在S省所占人口比例达到了7291%，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107c.htm。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陪审员在陪审员队伍中所占比例不到1%（仅为 096%）。

为了验证我们的调查结果，我们也参考了S省C市中级法院在21个法院中进行的调查。该法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共计398名陪审员中，有 152名公务员，占陪审员队伍比例的3819%。④参见S省C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制度运行调查报告》，内部文件。另外，根据S省高院的内部陪审员调查报告，截至2009年8月， S省共有2122名陪审员，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分别有1029名和402名，分别占陪审员总名额的4849%和1894%。⑤参见S省高院《陪审制度实施情况调查报告》，内部文件。结合实证调查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基层司法机关在选拔陪审员之时注意了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仍然是存在一定的喜好，且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选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法院之所以喜好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中选拔陪审员的原因大致包括如下几点：其一，在政府等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及在国家公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在政治上更具可靠性（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其二，在政府等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及在国家公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都属于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员，因此在履行陪审职责时更能理解同样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工作的“规律”乃至“难处”，“一般会比较配合法院的工作”〔2〕；其三，由于履行陪审职责要耽误其本职工作，来自“国家单位”的陪审员更容易请假，因为这些陪审员的“上司”也属于“国家单位”的工作人员，相较于一般公司企业的领导，他们更能够理解和支持作为“兄弟单位”的法院的工作。

（三）陪审员的教育程度

在我们的实证调查中，同样调查了陪审员的教育程度。结果显示，仅有 6% 的陪审员的教育水平低于大专，而有94%的陪审员的学历都高于大专，其中，分别有54%、2%、3%、1% 的陪审员具有学士学位、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以及博士学位。而截至2005年，在S省，仅有34% 的人口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相较于这部分人群占据了94%的陪审员席位，显然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公民在陪审员队伍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而被“超额代表”。

无独有偶，S省C市法院在21个基层法院组织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21个法院履职的398名陪审员中， 359名都有大专以上学历，占陪审员总人数的9020%。④不仅如此，S省法院在2006年组织的调查也发 现了同样的情况。全省共2122 名陪审员中有1891名陪审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占全体陪审员的8911%。⑤

按照域外学界对陪审员“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之通说，倘若将陪审制度看作是普通公民参与司法的直接民主，则陪审员的选拔不应当具有歧视性，而应对每个社会群体都一视同仁；换言之，每一个社会群体在陪审员队伍中所取得席位的比例，应当大体上与该群体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例如，若高学历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为8%，则具有高学历的陪审员在陪审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则应当在8%左右。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每个社会群体被选拔为陪审员也即被赋予参与司法直接民主的机会均等而公平。换言之，在陪审员总名额有限也即参与司法民主的机会稀缺的情况下，给予某一个社会群体（例如公务员）以特惠性的较多名额，则将相应地减少其他社会群体（如农民）在陪审员队伍中的席位，这是对后者平等参与司法民主机会的剥夺，也是对后者政治地位的歧视。西方多数学者均持该观点，可参见如Harry Kalven and Hans Zeisel，The American Jury（Phoenix Edi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Ltd.，London 1971）；John Baldwin and Michael McConville，JuryTrials（Clarendon Press，Oxford 1979）；Neil Vidmar（ed.），World Jury Syste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0）等。

（四）陪审员对参与司法民主的态度

笔者在实证调研中专门针对陪审员是否对陪审员职责感到满意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9个法院共计104名陪审员中仅有 48% 的陪审员不愿意继续参与陪审；923%的陪审员均不同程度表示了对陪审工作的肯定：394%的陪审员“非常愿意”继续担任陪审员工作，529%的陪审员“愿意”继续担任陪审工作。作为补充，笔者还调查了陪审员对长达5年的陪审员任期的意见，出乎笔者意料的是，仅有58%的陪审员认为5年的任期“太长”，而有712%的陪审员认为5年的任期“合理”，甚至有106% 的陪审员认为5年的任期“短了”。另有115%的陪审员对5年的任期持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中立态度。

三、我国陪审制的司法民主价值与适格载体

（一） 陪审制度的“制约功能”与陪审员的“政治可靠性”

陪审制度的一项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来自社区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司法裁判而实现社会公众对通常由国家垄断的司法活动的“制约”（check）与“平衡”（balance）。学者Kutnjak Ivkovic认为，职业法官由于受雇于其所在的法院而受到种种法院“组织纪律”的束缚（“bound by organisational restrictions”），〔3〕而法院本身又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而极易受到往往作为国家机器最强大分支的政府之直接影响（“susceptible to the states direct influence.”）。〔4〕换言之，职业法官在此种机制下，容易间接或直接地听命于政府甚至受到政府的操控。而在领导负责制的行政体制下，职业法官更容易为某些“倚权独大”的政府官员所操控。这样，本应当成为民众权利最后一道独立救济途径的司法也将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甚至工具。这在王立军主导的“重庆打黑”案中，检察院与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独立性而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体现得淋漓尽致。

相反，在陪审机制下，参与到司法裁判中来的普通民众均来自当地社区，其参与司法裁判具有临时性。这些“业余”法官与法院并不存在任何组织人事关系，既不从法院获取薪水也不期望在法院获得工作职位的晋升，按照世界各国陪审制度的通例，陪审员从其雇主那里获得报酬，参加审判只获得少量的交通、膳食等补贴。 法院对其的影响甚至操控相较于职业法官而言非常有限。尤其是在西方实行陪审制度的法治国家，普遍对陪审员的选拔机制、工作机制乃至遣散机制做出了更加科学的规定，而使得陪审员更加具有独立性。例如，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英国，陪审员是从独立于法院的专门陪审员选拔机构的选民名单中，采用电脑随机选出；陪审员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诉讼参与者甚至法官都无从知道陪审员的真实姓名和住址；陪审员一生很可能只参加一次审判，审判结束便与法院没有任何联系与瓜葛；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通过决议时要求全体一致或绝对多数。〔5〕这样的制度设计首先令意图操纵陪审员者难以干预陪审员的选拔，无法有意选取“顺从”者。其次，陪审员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而令意图操纵者难以与陪审员取得私下联系而对陪审员施加影响。第三，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苏格兰是15名）组成且决议采用全体一致或绝对多数，令意图操纵陪审团变得更加困难。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科学而严密的制度设计，西方法治国家的陪审制度可以较好地制约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和介入，这对于保证司法独立于行政权力，免受其干预具有深远的意义。

相较之下，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我国陪审员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无论是在性别比例、职业分布、教育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程度的偏差。鉴于我国基层人民法院在选拔陪审员时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这也直接反映着法院在选拔陪审员时对公务员等群体的“特殊照顾”及对农民等群体的重视不够。如前所述，基层人民法院在选拔陪审员时对公务员等群体的青睐自有其诸如考虑到陪审员“政治可靠性”的特殊原因。然而，如果因为过分强调陪审员的政治可靠性而将陪审员限制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圈子内”，则无法发挥来自社区的陪审员对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制约”功能，因为同样来自国家机关的陪审员将可能因为其职业的“本位主义”而丧失其 “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滥用的独立性与勇气。

（二） 司法的“人民做主”与司法的“精英民主”

《决定》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然而， 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年满25岁的人口中仅有427%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t0401.htm。换言之，如果严格执行该条款，则将有9573%的公民因此而失去参与司法领域直接民主的机会。 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该情况，《决定》并没有作出诸如“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硬性要求，而是适用了“一般应当”的措辞，意在表示这样的学历要求是软性和弹性的。不仅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的《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第2条专门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该条规定实际上针对我国国情，专门对陪审员的学历要求再次明确给予了减让。然而，我们的调查结果以及S省C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均显示，基层法院在选拔陪审员时均异常强调陪审员的高学历，同时，不少法院更将陪审员的高学历作为本单位选拔陪审员工作的“亮点”，司法部门的高层官员也对陪审员的高学历表示了肯定。例如，法院的调查报告用称赞的口吻提到，21个法院的陪审员有 902% 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且8693%具有诸如医师、工程师等专业资格。参见S省C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制度运行调查报告》，内部文件。然而，笔者认为，强调陪审员的高学历恰恰有损于陪审制度发挥其司法民主的功能。

笔者进行调查的S省属于农业大省，而发放问卷的9个法院有6个都并非是主城区法院，因此，人口中有较大比重都是教育程度并不突出的农业人口。然而，调查结果却显示，陪审员大多数为具有高学历的中年男性。需要指出的是，立法层面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司法民主的精英化，因为类似“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立法规定，已经明示立法机关对陪审员学历具有较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基层法院在选拔陪审员时执行立法机关意图而偏好选择高学历陪审员，也是顺应立法机关的期待。

当然，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基层人民法院在选取陪审员时强调陪审员的“精英化”都有因可循。根据笔者调查，基层法院大都希望通过选拔高学历陪审员来提升陪审员的素质，可以更好地履行其裁判职责。我们相信，立法之所以规定陪审员的学历一般要在大专以上也是出于提高陪审员素质的考虑。然而，这里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是：是否学历越高的陪审员就更有能力履行好“业余法官”的职责？换言之，只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陪审员与具有大专学历的陪审员，乃至与具有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陪审员，三者之间是否在参加案件裁判时的能力会有显著的差别？进而言之，只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陪审员是否会因其文化程度较低而导致其根本无法履行司法裁判的职能？遗憾的是，对于陪审员学历与司法能力的相关性（correlation），我国至今没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得出可靠的结论。

同时，笔者认为，即便高学历陪审员的司法能力可能一定程度上高于低学历陪审员，作为立法者与司法者应当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通过适当的培训帮助低学历者克服参与司法民主的障碍，而非简单地直接剥夺其参与司法民主的权利。在这方面，西方的陪审制具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例如，陪审制度起源地的英国规定，但凡年满18周岁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只要具有英语的读写能力，神志健全，便可以被选任为陪审员。〔6〕在公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英国，对陪审员选任的学历条件尚且如此宽松，正是体现了该国将当选为陪审员作为公民参与直接司法民主的重要政治权利。既然是政治民利，即为公民权（citizen rights）的一部分，而公民权理应为最广大范围的公民所平等享有而不应当存在歧视（discrimination）、差别待遇（differential treatment）与特权（privilege）。即便允许存在差别待遇与特惠（favour），也应当赋予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例如为其提供专门的培训，帮助其能够与学历较高的公民一道顺利参与司法裁判，享有其参与司法民主的权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域外对陪审员制度的实证研究证明，学历层次较低的陪审员经过一定的培训和在法官的适当引导下，并未表现出实质性的影响其参与案件裁判的障碍，总体上均能顺利地完成审判任务。〔7〕

司法民主的价值正是通过在司法领域引入能够最大程度代表社区的普通公民的参与而在司法活动中引入当地社区的价值观念（values），道德规范（morals），民俗民情（norms and customs），以确保司法裁判代表人民的声音（the peoples voice）。然而，如果陪审员队伍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在国家单位任职的男性组成，则是否还能通过陪审制度联系社区普通民众、反映社区声音的民主功能，便值得怀疑了。换言之，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国家工作人员组成的陪审员队伍，只能反映该部分特殊群体的声音，而并不能代表社区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声音。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第5条的规定，一个法院陪审员的数量应当“不低于所在法院现任法官人数的二分之一，不高于所在法院现任法官 人数”，即每一个基层法院从当地社区选择陪审员时存在人数上限，具有一定稀缺性。这样一来，公务员或高学历者在一个基层法院的陪审员队伍中所占名额越多，则意味着诸如农民、低学历者等其他群体的名额便只能受到压缩。不仅如此，按照《决定》第9条“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5年”的规定，意味着一旦某个基层法院出现诸如特殊群体被“过度代表”而另一些群体“代表不足”的陪审员代表失衡（skewed representativeness）问题，则这样的问题将持续至少5年，只能待到下一届陪审员换届时才能通过重新选拔陪审员而得到解决。另外，我国立法并没有禁止陪审员可以连选连任，如果该基层法院在陪审员任期届满决定继续选任该批陪审员，则陪审员队伍中代表失衡的问题便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立法鼓励陪审员的高学历加上法院在选任陪审员过程中很大的决定权，导致了我国陪审员队伍在很大程度上的精英化。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精英化并没有引起实务界乃至司法机关高层的重视，反而成为展示自己功绩的亮点被予以宣传推广。

一般的政治理论认为，与“民主政治”相对的概念为“精英政治”。前者追求最广大范围内的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控；后者追求少数社会精英阶层对政治活动的垄断以及对国家权力的操纵。“人民当家作主”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追求显然与“精英政治”所追求的“少数人的统治”背道而驰。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34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综合宪法的规定，我国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享有平等的民主参与权，且这样的民利不应当因为“职业”、“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受到差别对待。既然我国现行陪审制度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机制，则其运作实践显然有待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下做出进一步改进。

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语境下，陪审制度的一项重要价值便是普通公民作为陪审员参与司法活动而有机会了解国家权力机关的运作；普通公民通过作为陪审员决定“生杀予夺”而培养参政意识与“当家作主”的责任感；通过普通公民作为陪审员与其他陪审员以及职业法官协同工作、民主决议来决断案件以培养普通公民的程序意识与民主决策意识。简言之，陪审不只是一项实现司法民主的制度，更是一间培养普通公民民主意识与参政议政习惯的“教室”。〔8〕新中国的建国时间不长，我国公民能够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历史同样较短。因此，培养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尤其是参与直接民主的意识显得尤为重要。〔9〕然而，如果按照现有的司法实践，则陪审这样的“民主教室”中就坐的将大多数是高学历者或国家工作人员，“民主教室”的教育效果将大打折扣。因为，更加需要启迪民主意识与参政议政意识的或许恰恰是教育程度不高而参与国家管理机会不足的诸如农民这样的群体，而非受过高等教育且本身就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

（三）陪审员的“参政议政”热情

陪审员是否愿意继续履行陪审职责乃至对长达5年的任期之态度，可以反映陪审员对参与司法民主的态度和立场。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陪审员的态度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公民可通过参与民主的司法培养自己参与民主政治的兴趣。同时，我们的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域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例如学者Machura在德国的调查显示，“公民一旦担任过陪审员，他们中的多数都会喜欢上这种工作。”〔10〕无论是笔者还是域外学者的调查结果都是令人欣慰的，这说明陪审制度等司法领域的直接民主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的“民主启蒙”的作用。这种“民主启蒙”的作用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四. 结论与改革建议

尽管《决定》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与改良，然而，笔者的上述实证调研的结果却揭示出人民陪审员在实践运作中与实现司法民主的理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各个基层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陪审制与其实现司法民主的使命渐行渐远。在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改革纲领后，作为我国司法民主唯一立法承载，人民陪审员制度如何实现在微观上促进个案民主裁判、在宏观上推动司法民主整体进步的使命，的确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现行陪审制度要真正实现推动司法民主的使命，必须实现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的转变。改革的方向可做如下考虑：

其一，为赋予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民主的机会， 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陪审员队伍精英化、高学历化的现象。立法应当考虑更改现有的对陪审员学历做出明确指示性要求的规定，不妨借鉴域外经验，将陪审员的学历要求降低到诸如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而具有中文的读写能力。

其二，鉴于各基层人民法院在选拔陪审员时的决定权直接导致了法院在选拔陪审员时对“公务员”等特殊群体青睐有加，立法可考虑增加陪审员选拔程序的随机性。不妨借鉴域外陪审制度较为成熟国家从选民名单中随机抽取陪审员的做法，这样可以极大地增加陪审员身份的广泛性，令陪审员队伍真正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可以代表社区民众的声音而非某些特殊群体的声音。

其三，为了增加普通民众被选拔为陪审员而参与基层司法民主的机会，立法不妨考虑缩短目前长达5年的陪审员任期，而将陪审员任期缩短为参加某一个案件的审判。同时，立法可以考虑取消对陪审员名额的上限要求。这样，可以大大增加普通公民被选为陪审员的机会，让更多的公民有机会被吸纳到陪审这样的“民主教室”中来，启迪、养育其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

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详细而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做更详细的探讨，上述建议也仅仅是宏观层面的改革建议，未免有理想化乃至幼稚而可能存在实施的困难。例如，如何保证从社区中随机选取的陪审员经过短期的培训有能力履行其“业余法官”的职责；现行立法规定陪审员不仅要认定案件事实还要对适用法律做出裁判，如何保证这些“业余法官”具有合格的法律素养而与职业法官密切配合来切实履行其司法职责；对于怠于履行职责的陪审员如何进行规制与处罚以提高其履职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等等。实践操作中可能遭遇的难题远超出以上列举之范围。然而，既然人民陪审员是我国公民目前为立法所承认的参与司法民主的唯一合法途径，在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语境之下，我们只能正视问题并“上下求索”，以期以陪审制度为承载的司法民主机制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发挥民主启迪与“民主教室”的功能，推动并丰富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参考文献〕

〔1〕〔2〕 何进平.司法潜规则：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功能的运行障碍〔J〕.法学，2013，（9）.

〔3〕〔4〕Sanja Kutnjak Ivkovic， Mixed Tribunals in Croat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enal Law，Vol. 72，Eres， Ramonville Sainte Agne 2001，p.95.

〔5〕〔6〕Gary Slapper and David Kelly，The English Legal System（Tenth Edition） ，Routledge-Cavendish， London，2009，pp.342-356，pp.122.

〔7〕Harry Kalven and Hans Zeisel， The American Jury（Phoenix Edi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London，1971，p. 46.

〔8〕Valerie P. Hans and Neil Vidmar，Judging the Jury，Plenum Press， New York，1986，p.249.

〔9〕杨琳.直接民主的中国实践：基层民主已形成基本框架〔J〕.望， 2009.（9）.

〔10〕Stefan Machura， Interaction between Lay Assessors and Professional Judges in German Mixed Court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enal Law，Vol. 72，Eres， Ramonville Sainte Agne 2001，p.133. （责任编辑：许丽梅）社会科学研究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