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症”

精英病了

“我每天夜里睡不着觉，到早晨8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骑着自行车都去上班，你还没有入睡，你在想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能做，你就不能做，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

“我病了。”

“我得的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

2005年3月，借着《艺术人生》崔永元向他的观众说出了他离开《实话实说》的原由。

“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实现的，所以某些想法就叫想法，有些想法就叫理想，还有些想法叫空想，还有些想法叫妄想。”

如果一个人总是妄想，那这个人就是有病。

但这又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病，或者是一种病人不愿意说出口，正常人无法理解和想象的病。

“比如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觉得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了，就是以前火，现在不火了，所以现在受不了了，都是在这样想。”崔永元说。

崔永元是极少的公开说出自己有这种病的人，他不但说了而且语出惊人：“得抑郁症的基本都是天才！”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范肖冬说，抑郁症是心理疾患的一种。抑郁症患者50%有自杀行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自杀成功。抑郁症对人类的危害在2020年预计将会排到第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优秀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越大。

高压力人群

“最近像韩国的李恩珠，包括张国荣，还有好多好多人――海明威、川端康成，那都是大家，但都是因抑郁症自杀的。”崔永元说。

四组来自四个不同方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精英之病。

来自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责任公司的是针对北京大公司的白领精英的。零点公司采用专门的心理学测评工具“枯竭量表”，对415位北京“白领精英”的调查，以评估他们的心理疲劳程度，如果达到3级就意味着心理疲劳非常严重，身心健康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而最终是心理疲劳程度在等级3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了61.4%，心理疲劳的表现是：容易疲倦；缺乏精力；容易生病；脸色不好，与家人或朋友的沟通越来越少；容易忘事；容易忧虑、发愁；有迷失感，难以开心快乐，易急躁、发脾气。

来自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和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的调查是针对中国高级经理人的，有1576位高级经理人参与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的压力状态(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心理衰竭水平、压力来源、压力应对方式以及对心理调适的看法等等，结果是70%的接受调查者感觉到压力的困扰。

这次调查用到了一个心理学的专用名词――心理衰竭(burn-out)。这种状况被描述成身体、情绪和心理上消耗殆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将体验到持续的身心疲惫不堪、厌倦沮丧、悲观失望、失去创造力和生命活力，是身心健康的最严重后果。

这项调查显示，中国高级经理人有27%较高的心理衰竭水平。

第三组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陈龙教授的。从2000年起持续至今，中科院以开滦煤矿作为个案，研究“社会转型期间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急源和心理健康”问题。开滦煤矿是中国第二大企业，有11万多人，能反映出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的所有问题。1995年-2000年间，这里群众上访来信上涨3倍，因精神病入院人数上涨3倍，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有干部死亡，都在四五十岁。调查显示了一种规律：职位越高，承受压力越大，心理出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参加调查的人当中有31.95%和11.21%的人分别曾经患有或正在患有恐怖症、焦虑症、强迫症、抑郁性神经症、疑病性神经症、癔症、神经衰弱等神经症。

第四组来自媒体的报道。有媒体称：国家体改委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公布了一份跟踪近10年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9岁降至调查时期的53-5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近20岁。而在上海地区，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早逝3.26岁，其中15.6%发生在35-54岁的早逝年龄段。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大约超过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之多。

压死人的“最好的”

2005年1月5日凌晨4点猝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萧亮中的电脑上记录了他最后几天的工作情况。

2004年12月31日，工作到凌晨2点43分；2005年1月1日，工作到凌晨1点36分；2日，工作到22点32分；3日，工作到23点53分；4日，工作到凌晨3点零7分。4月5日，4点钟妻子听到他睡梦痛苦的呼叫，紧急抢救无效而亡。

卢燕，职业心理咨询专家，她所服务的企业的精英给她的强烈印象是：银行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在晚上8点以前下班的，网络通讯公司对员工的要求是必须24小时开手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她说了一个故事：他们在一家通讯公司做员工心理帮助的时候，要求在场的所有人把手机关掉，安心地放松8小时，但整个培训场不停地有人出出进进接手机，都说是重要客户的来电。他们随时处于工作状态，焦虑水平极高。

精英的问题还不仅仅是高强度超时间的工作。

崔永元在做节目的时候被人称作工作的疯子。“我们当时做《实话实说》的时候特别投入，我觉得我发病都跟这有关系，有点钻牛角尖，希望每一期节目都做好，希望一期比一期精彩，老是这样想，有这个责任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痛苦。”

不肯放弃，不肯降低标准，最后的结果是导致自己痛苦。这就是精英的痛苦，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在痛苦中麻木，有的人在痛苦中发疯。

精英分子总是一个社会中最有责任感的人，这种责任感成为精英的一种内驱力，成为自己审视自己的一个标杆，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碰撞的时候，直接受到伤害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这一点也被心理学家所证实，美国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抑郁、焦虑、失眠、强迫等症袭击的往往都是有抱负、有创意、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这样的特质描述，与城市精英层是不谋而合的。

“如今，在特定行业，如IT业、媒体从业者、名牌大学老师以及发展速度过快企业中，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压力。”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张西超博士如是说。这份压力来自工作，却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袭击他们的身体、身心、社会关系以及家庭生活。

要始终保持一个姿态：最好的，最好的，永远都是最好的。这是精英永远的姿势。强大的社会关注度是一种推动力也是一种压力。

在很多精英看来，社会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把看不见的尺子，在推动着，在衡量着。你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就获得什么样的压力，获得什么样的焦虑。

“心病”？还是“社会之病”？

以“北京病人”著称的李意欣曾是波音公司中国首席代表，27岁。1997年3月的一天，他的身体突然垮掉：先是失眠，很反常地头晕，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吃安定片也不见好。腹泻，怕见阳光，看到的东西都是模糊的。说话说不出，感觉气是断的，“只能到喉咙这里”。走在路上，发现女孩子走得都比他快，走不了500米就满身冒汗。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1998年他辞去工作专心在北京养病，历时数年，耗费积蓄30多万。当记者采写此稿联系到他时，他说他已经基本康复了，并向记者畅述他的思考所得。

他说他的病是“心之病”，但还是“社会之病”。他说，工作强度不是压垮人的惟一因素。他认为，今天的健康命题应该是文化上的、价值观上的。另外，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鼓动欲望的话，它就能允许一个人花20年、30年时间去获得成功，而现在却仅仅给年轻人5年、7年的时间。”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阎巩固更倾向于在个体身上寻找原因。他认为本身敏感爱琢磨、内向的人，或者有过非良好经历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对同样的任务有不同理解，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承担自己不能承担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当然他也不排除经济社会造成人的企望太高，把人推到很高的位置上，而有些人又不会正确评估自己，于是出现断裂。而相应的社会解压机制，在中国还不够健全。李意欣说，在西方，你可以找神父，也可以找社会工作者，也可以找医生，来释放自己的压力，但在中国，你没有太多的选择。即使在医疗领域，对此类问题认识时间也不是太长。

不过，记者了解到，国内的一些大企业、银行、网络公司已开展了员工帮助计划，定期请心理咨询师为员工减压。易普斯公司今年在国内设立了一家企业家压力管理俱乐部，专门针对企业高层的心理问题。

“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而是职业压力”，美国《财富》杂志以这样的观点阐述现代社会对人的损害。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