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研究范文
时间：2023-10-13 10:59:47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1篇
资源目标型企业境外并购的困扰因素与改进策略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再检验:1980—2010年
拓宽我国外汇储备使用途径的几点建议
财政分权、投资失衡与工业资本深化——基于中国区域特征的经验研究
中国区域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摩擦的经济动机及应对策略
利率规则、资本配置与银行风险管理研究的重点与路径选择
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异化:投资过度抑或投资不足——基于政府干预角度的实证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补贴、额外行为与研发活动变动
开放条件下中国零售流通产业安全评价分析
构建中国特色绩效审计模式研究
信息共享、银企关系与融资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贷款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粮食直补结构的优化——基于单产提高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基于天津、重庆的企业调查数据
从国外相关制度体系的比较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2011年9月)
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评价与政策取向探讨
我国稀土资源开采利用现状及保护性开发战略
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导入增长模式的陷阱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研究
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现状、问题及完善对策
供给锁定型市场结构与投资品市场价格机制特殊性研究
自由贸易区下产业安全模型及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选择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基于1982—2008年数据的经验分析
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来自商务服务业的证据
保险资金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及地位重塑
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基于国内外农业企业的对标
国外物业税的征收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2010年8月)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杭州湾畔现代化活力新城:周巷
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把社会产业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结果与调整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企业并购申报制度优化策略探讨
京冀间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经济价值下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手段的创新与完善
以制度创新统筹推进灾后重建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变迁: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解释
中国电信业改革回顾、经验与问题
积极引导外资促进我国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
中外土地税收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2009年7月)
北京房山:倾力打造中央休闲购物区(CSD)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和政策建议
高速增长经济体的价格与实际汇率变动
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完善中国特色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初步思考
旅游税收的效应与我国旅游税制的完善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关系研究
基于SVAR模型的政府投资挤出效应研究
监事会独立性与监督功能的实证研究
本刊启事
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探析
山东农产品出口的特点、问题与对策
转型时期钢铁企业必须履行好三大责任
石油时代日本能源供给的“弱中东化”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2篇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商品经济，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在未来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在全社会公有制条件下，将由社会根据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当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指出，国民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亦即市场原则，给企业在市场上从事自由贸易的自由。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未能说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还会长期存在。斯大林晚年指出，只要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要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他还提出了“特种的商品生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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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学院2005年度院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2005WK07。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对斯大林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首先，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两种所有制存在的观点。承认，“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3]但是，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4]从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产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特征。至于社会主义能否废除商品经济实现产品经济，在看来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二是社会产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他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4](p．976)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问题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进程，视物质丰富程度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与否。他还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刘少奇认为，“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就没有等价物了，保留商品就没有必要了”。[5]这表明刘少奇从分配形式上分析问题，以实现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为标志来判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亡。其实，实行按劳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的根本条件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和刘少奇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长期存在。
1958年，“”和化运动中出现了废除商品生产的“左”倾思潮。对于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和“苦干三年，进入社会共产主义”的口号表示支持，但对于中国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并且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则感到理论上还有未解决的问题。这时，他着手抓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亲自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指派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分头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针对问题召开一系列会议；另一方面号召读理论著作，主要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简称《教科书》)，力求解决这一理论难题。1958年11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多次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所以“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1](pp．435～436)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了集思广益，11月13日，发电报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讨论“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6]随后，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在武昌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发展”。在纠“左”过程中，这个决议的正确性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与此同时，还探讨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斯大林认为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6](p.596)一方面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增加社会产品，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其中的倾向性显而易见。其根本原因何在呢?在斯大林模式影响下，人们通常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把产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也不例外，但是，他毕竟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
其次，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超越了斯大林。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论，认为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对此，表示怀疑，提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所有权概念是法律概念，法律关系只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本身不是什么经济关系。用法律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是未必妥当的。[7]《教科书》修正了斯大林的说法，认为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品也是商品。敏锐地指出，《教科书》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有“不同于斯大林的说法”。一方面，他联系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情况分析道：“‘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4](p．979)我国在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是，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但用商品流通的原则进行结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他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4](pp.979～980)在看来，国家与之间、与之间交换的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商品。另一方面，他又说：“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4](p.980)针对化运动中“两个急于过渡”倾向，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8]鞍钢产品采用调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商品。但是，商品生产应当是交换双方都是商品生产者，集体所有制的农民出售给国家的产品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属全民所有当然也包括农民在内，这些产品又不能作为商品，全民所有制范围内部采用调拨的交换方式，这样商品交换就成了单方面的了。如果承认公有制之下存在商品生产的话，那么不分消费品与生产资料，也不必追究所有权转移，全部产品都必须计价，全部产品都具有商品形式。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品调拨是超越社会阶段的做法。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没有更进一步。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在斯大林观点影响下，我国长期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因此，计划经济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但如前所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长期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探讨下面若干问题。
第一，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价值规律仅仅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工具。分出主次地位后，对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的观点作了解释：“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9]在我国，钢铁等重工业产品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都是由国家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绝不允许以无政府状态自由运行。强调计划经济的重要性，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p．437)表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的思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则是结合实际对经典理论的发展。
第二，关于计划经济的依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3](p.215)他赞成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观点，并说：“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4](p.962)经济规律通常指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正确指出，“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10]但是，他没有把价值规律视为计划经济的主要根据。他分析道：“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12]
第三，关于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斯大林区分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提出“特种的商品生产”概念的启发下，要求区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批驳了废除商品生产，取消货币，实行产品调拨的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这是不利于巩固工农联盟的做法。他批评道：我们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PP.437、439)当时，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实际上与邓小平提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著名论断的思路是一致的。这种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宝贵财富。
第四，关于为何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即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指生产经营)进行计划管理，宏观计划管理不在此列。“一五”计划期间，为了适应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我国制定了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的计划管理制度。但是，存在集中管理过多、限制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对市场调节不够重视的问题。因此，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的思想。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其中提到：“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12]这个观点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被写进了中共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诚然，计划经济在我国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我国经济落后，缺乏培育市场经济的条件，工业体系尚未建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快工业化、实现赶超战略。计划经济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工业体系的需要，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也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13]除了计划经济长期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外，这些情况也是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
政社合一的建立之后，政府直接控制了农村经济运行，也控制了城市的国营和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对此，分析道：“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不能说“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14]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独到的思辨对计划经济展开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对原本以为天经地义的计划经济表现出怀疑。于是，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由于脱离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的初衷，转而为“”服务，这次改革并不成功。
既希望解决计划的主观性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失误，又要坚持那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因此，他一方面，在1961年8月召开的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对“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如何搞，现在总搞不好”；[15]另一方面，又从“”决定在沿海省份建设新的工业使沿海得到很快发展的例证，来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14](p.119)。这里，对计划经济是肯定的。思维模式的僵化给经济体制改革设置了巨大障碍。1974年12月，提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按劳分配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16]晚年对商品经济的认识陷入了误区。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调节来配置资源的思想有一个大前提，即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已经消除，个别劳动已经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这时社会中心已经能够直接测量社会总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对商品经济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忽略了前提条件，理论准备不充分，计划经济在实践中出现了瑕玉互见的现象，既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也存在高度集权的弊端以及认识上的误区，因而最终没有走向市场取向的改革。
三、“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凡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方，价值规律就会起作用。提出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观点需要从多方面探讨。
首先，这个观点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因而，他认为价值规律只能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对生产领域不起作用。对《教科书》中关于“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都发生作用”的观点表示赞成，这是对斯大林观点的重要修正。1959年3月，在批转一个文件时指出：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7]1962年，进一步提出，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pp.562～563)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视等价交换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把价值法则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要条件加以强调，其理论气魄是超越前人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批评平均主义“共产风”“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17](p.70)他深切地告诫与会者说：“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10](p.823)他还批评了混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错误。这次会议确定了整顿的方针，其中包括“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规定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会后废除了供给制，取消了“公共食堂”，继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随后，又规定生产小队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这是运用价值规律武器解决平均主义倾向的一次尝试。然而，未能把这些正确观点坚持到底。为了肯定“”，他说：“我们搞，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11](pp．492～493)这样就提出了与先前不同的观点。充分肯定“”超英赶美的目标，以体现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未能从我国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层层加码的高指标，经济效益低下，教训极其深刻。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经典理论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商品化，劳动力也是商品。《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虽然承认存在剩余劳动时间，但“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还有两重性，但又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18]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劳动力市场就基本消失了。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我们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人与人的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4](pp.134～135)他希望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还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了劳动力是不是商品问题。在回顾历史方面，他说：革命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的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11](p．474)他认为，如今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变了。劳动人民中间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19]在考察现实方面，把我国实行的计时为主计件为辅的工资制度与苏联计件为主计时为辅的工资制度进行比较，认为计件工资会引导人们首先关心个人收入，而不是关心集体事业，因此是不可取的。这种观点与本人反对平均主义时的认识大相径庭。1942年他曾指出：“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20]其实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都是可供选择的工资形式，计件工资在其适应范围内能更准确地反映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量，避免平均主义弊端。那么，为什么的观点前后会发生如此大的反差呢?这是因为在的思想中平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想主义占据了主要地位。诚然，的平等观具有合理因素：无产阶级反对一切阶级压迫，追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合作关系。但是，在方法论上有些偏误。为了反对平均主义，就提倡计件累进工资制和计件奖励制度；为了强调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防止两极分化，就坚持说劳动力不是商品，不主张计件工资。晚年甚至把按劳分配误解为资产阶级权利，担心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差别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特权阶层。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利的。
再次，在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问题上。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价格波动，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从而自发调节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和流通部门的分配。《教科书》称：“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不是由国家计划的，而是在供求的影响下形成的。在那里，价值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自发作用”。批注道：“他们那里的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整，这还不够，还要有领导，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11](p.496)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1)价格与计划的关系是怎样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具有特殊性。资本主义是私人占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商品的性质变了。“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通过调节农产品的价格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如提高生猪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很大作用。“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11](pp.490、494)毋庸讳言，国家调整和控制价格在一定范围内对于生产是起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控制价格往往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经济过程之中，归结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价值规律就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了。(2)何谓“小自由”、“大自由”?“小自由”指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的集市贸易。对“小自由”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化运动的兴起和1958年成都会议的召开，先前存在的“小自由”被取消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小自由”陆续得到恢复。1961年3月，和刘少奇分别主持召开了“三南”、“三北”会议，接着又召开了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把关于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方面的政策，用条例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对粮食自由市场问题，采取了有条件地认可的态度，“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15](p.564)主张限制、取消“小自由”的目的在于防止“大自由”，“大自由”指资本主义。1964年，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15](pp.590、604)上述表明，在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问题上，的认识有反复，他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取舍的标准，过于重视政治，相对忽视了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自由市场的作用。
四、关于企业独立经济核算问题
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由于“”片面地追求产量翻番。因而，人们对经济核算的观念淡薄了，企业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的现象相当严重。为了纠正失误，对企业独立经济核算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提出我国“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4](p．981)经典理论认为，经济核算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即经济核算)“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21]可见，经济核算是社会化大生产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经济核算，“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教科书》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生产领域中是通过经济核算制表现出来的”，“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在这段文字旁的批注是：“这样就有奔头了，好。”[11](p.496)针对我国企业片面追求产量、产值而不顾经济效益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11](p．532)“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是不对的。[9](p.383)因为，只有经济核算，才能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有公共价值尺度，才能使企业独立计算盈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如果让企业独立搞经济核算，就牵涉到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和所有权问题。企业是否要有独立性呢?如前所述，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工业企业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限。读《教科书》时，在提倡“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的同时，还注意到“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他明确指出，中央和地方管理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14](pp.127、138)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究竟应该有多大呢?《教科书》指出：“由于经济核算制不断巩固”，“国营企业的纯收入(利润)当中，归企业自行支配的部分不断增加。这样，企业纯收入(利润)在该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流动资金，保证基本建设基金)，改进生产，奖励企业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就使企业及其全体工作者从物质上更加关心经济而有效地利用资金，提高生产的赢利。”对此，表示了两点意见：其一，企业权限不能太大。他在这段文字旁批注道：“这种办法会造成苦乐不均，企业在这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11](p．559)不能容忍由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收益差距拉大，造成工人与工人之间的贫富不均、苦乐不均。其主观愿望是好的，可是，把平均平等的道德目标放在首位，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和独立经济核算权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其二，过于强调精神鼓励。《教科书》征引列宁的话说：建成社会主义，“‘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十分不满地批评道：“他们老是引列宁的这句话作为他们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根据，我们要找出一些列宁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即书中所谓精神鼓励的话来。”[11](pp.529～530)认为既要讲物质利益原则，也要讲精神鼓励原则。要求人们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有长远利益的眼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怎样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解决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呢?我国当时的办法是多积累少消费，但又不能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做需要靠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需要精神鼓励。对此深信不疑，反复强调。显而易见，偏重于精神鼓励原则，相对忽视了个人物质利益和企业独立经济核算的作用。实践中，采取八级工资制和票证制，实际上把个人的生活消费都纳入到计划经济之中了。这样，企业生产者就很难把自身利益与生产过程挂起钩来。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每个企业，都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企业贯彻《工业七十条》后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出现了产品质量、产量、劳动生产率“三高”和原材料消耗、成本降低的新气象。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大前提没有改变，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薄一波在分析《工业七十条》存在的不足时说：“认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但又没有规定它必须具有的独立生产经营权利”，“把企业管理的概念主要局限在劳动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上，经营问题被排除在外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企业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10](p.979)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还不可能把企业看成是可与政府脱钩、面向市场的独立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令人惋惜的是未能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因此，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阐发和评价。的探索虽然未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当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摘要]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所有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等等。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观点，超越了斯大林，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价值规律经济核算
[参引文献]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韦祖松、高爱红：《环球问此凉热——的社会主义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2]张启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1页；李君如：《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3]《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7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6]《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页。
[7]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2页。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4同上：给市场装上“脑袋”和“心脏”，山西发展导报1999年52期；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4篇
2002年，朝鲜开始实施“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简称“7.1措施”），其主要内容为，实行实际工资和物价，提高汇率，逐步削减粮食配给，扩大企业的自，引进激励制度和市场经济元素等。
许多专家认为，“7.1措施”给朝鲜人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市场化已经成为朝鲜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市场经济萌芽
来自韩国银行金融经济研究院李永勋博士表示：“‘7.1措施’的重要意义在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暂停的国家粮食分配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都通过该措施反映在政治现实中。”
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林乙出教授则提出，“7.1措施”后最显眼的变化是“商人阶层”登场，他们将成为推动朝鲜走向市场经济、重建朝鲜经济的重要力量。
对于“7.1措施”，他评价道：“因为朝鲜内部的生产力和供应无法充分地提供支持，市场的扭曲或严重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出现，但是这些困难可以看作是朝鲜改革开放进程的预演，利大于弊。”
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林秀浩在近日出版的专著《计划与市场的共存》中指出：“朝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计划’迅速替代了市场的作用，但目前则是市场和计划共存。”
他认为，除了少数高官，目前朝鲜堪称全民皆商，绝大部分民众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了市场活动之中。
此外，雇用工薪劳动者、生产和销售消费品的小规模地下工厂已经出现，个人资本向计划经济内部投资的现象也开始发生。林秀浩认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
朝鲜中央企业所干部桂明斌在朝鲜内部刊物《临津江》中对“7.1措施”做出了如下评价：“军事至上的政权迫使中下层干部放弃在核心阶层中的高地位，转而在市场中求得一席之地。这说明，人们的价值观正从等级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思想，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萌动。”
后续措施应是改革开放
有观点指出，虽然市场带来的积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
朝鲜民主化网络事务总长金润太表示：“事实上，我们应该将2002年的‘7.1措施’视为朝鲜政府从上到下强制实施的、别无选择的手段，而不是有建设性的管理改革。其两极效应一览无遗，即国家计划经济制度与黑市基础上的真实地下经济完全对立。”他指出，鉴于“7.1措施”的局限性，现在需要出台新的实用性措施。
他强调，权宜之计难以取得实效，只有选择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人民的生存问题。
“开放朝鲜广播”的代表河泰庆则认为：“‘7.1措施’后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市场发展导致国内人口流动增加，以及外界信息涌入，使得人们对党和领导人的忠诚度降低。”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卓炯;经济思想;商品;市场经济
卓炯先生(1908一1987年)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的经济思想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在亲身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卓炯的经济思想的体现，他的研究方法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继承。
一、卓炯经济研究方法探析
卓炯在经济研究中，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具体和抽象相结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卓炯在经济研究中，特别运用了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对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理论等方面，都做了一般与特殊的分析。卓炯认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人类认识互相联结的两个过程。在《试论商品经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篇文章中，他兑：“在商品经济问题的争论上，目前有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并且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矛盾得不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说。卓炯在经济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得力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辩证方法n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也要归功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
不过，卓炯并不把马克思文义当作不变的教条，他主张全面深入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恩格斯说道的一勺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观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28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接着说：“我们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学习他的某些字句。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在实际研究中，卓炯对此可谓身体力行。
例如，卓炯一直批判教条主义。在商品经济是否适合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卓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的某一句话。马克思曾说过社会主义要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这一句话曾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人把这句话作为重要的论点，主张取消集市，“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严重误导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卓炯在认真分析之后认为，经典作家所说的要消灭的货币是指狭义的货币，“就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就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消灭货币、实际上指的是废除剥削制度。我国在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这种货币老早已经被消灭了。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卓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以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为基础的。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是在广东省德庆县风村公社写成的、当时署名“于凤村”。这表明，他的理论是对基层实践的深刻总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
卓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阐明自己的见解。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要点名批判一些人的观点。他不仅批判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骆耕漠、孙冶方、于光远、薛慕桥等、还批判革命导师恩格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和货币》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恩格斯的一个思想：“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他原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实物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卓炯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假设是和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的假设相矛盾的。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这种实物经济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受卓炯批判最多的是斯大林。卓炯几乎是对斯大林“产品经济”思想的全方位的批判。卓炯在当时就看到了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二、卓炯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首先是他的商品经济思想和重视与提倡运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卓炯首先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并系统地加以论述．这对我国商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卓炯就认为，“商品的本质形态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而商品的特征形态问题才是一个所有制问题。”他认为是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性质，所有制决定了商品的社会性质，所以，“商品经济不但与社会主义不矛盾，也与建设共产主义不矛盾，它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同时，他认为：“商品经济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价值规律问题”，他把价值规律概括地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商品的交换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进行”。卓炯认为：“只有利用价值规律，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卓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即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卓炯还利用《资本论》的体系，创造了独特的“扩大商品经济论”，把商品生产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两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其次是卓炯的市场经济思想。尽管卓炯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理论，但从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基本可以说就是市场经济思想。在卓炯的经济理论中，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提池。他在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时说：“理论L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商品经济就是币场经济，是一个东西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有了商品，而没有市场，怎么交换啦?市场就是一个交换的场所嘛！”
卓炯一直特别重视市场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在1962年的论文中写道：“我们的市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范畴，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等量齐观，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它建筑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它具体表现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经济联系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市场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否则就会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说，“市场问题的根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客观依据就是价值规律。因此，在处理市场问题时就必须正确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卓炯的经济理论对计划经济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他1978年写的《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文章中，卓炯主张将计划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对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否定，主张从工资体制、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商业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他特别指出：“离开市场的所谓计划调节，只能是离开社会需要的盲目生产，结果是不需要的产品大量积压，如无锡一间乒乓球厂，积压产品可供全国七年之用。”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卓炯当时已经向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开战了。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卓炯还对计划经济认识不彻底，认为“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计划经济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后来他又说：“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因而必然有市场的存在，同时这种市场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必须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这样，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不过，卓炯这儿所说的计划并不是传统的苏联式的僵硬的计划举措，而是发挥市场作用的“计划商品经济”的计划，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突破。
与市场经济思想相对应，卓炯很重视商品流通环节。1979年他写了《要注意改革流通环节》的文章，他说：“商品生产的特征是要有流通环节，否则生产就发展不起来。在当前的体制改革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生产环节的改革，而且要注意流通环节的改革。”卓炯的见解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对当时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是卓炯非常重视银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银行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者，与商品经济是共命运的。他认为在中取消银行，实行“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使银行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卓炯主张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发挥其积极作用。他说，要充分发挥银行的骨干作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银行是货币发行的机关，必须做到币值的稳定，这就需要监督国家的财政收支，使收支平衡并有节余；第二，银行是国民经济的总簿记；第三，银行必须把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第四，银行还要成为外汇收支的中心。第五，银行必须实行企业化，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利润。要用经济方法管理银行。银行应有贷款自，充分发挥银行的特殊职能，而不能凭长官意志办事，搞瞎指挥。卓炯对发展银行的思想可谓是真知灼见。卓炯不仅认识到了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提出了“实行企业化”的宝贵意见。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6篇
[关 键 词]卓炯;经济思想;商品;市场经济
卓炯先生(1908一1987年)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的经济思想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在亲身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卓炯的经济思想的体现，他的研究方法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继承。
一、卓炯经济研究方法探析
卓炯在经济研究中，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具体和抽象相结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卓炯在经济研究中，特别运用了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对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理论等方面，都做了一般与特殊的分析。卓炯认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人类认识互相联结的两个过程。在《试论商品经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篇文章中，他兑：“在商品经济问题的争论上，目前有一个最主要的倾向就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视矛盾的普遍性，并且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这就是矛盾得不到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说。卓炯在经济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得力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辩证方法n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也要归功于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
不过，卓炯并不把马克思文义当作不变的教条，他主张全面深入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恩格斯说道的一勺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观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28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接着说：“我们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学习他的某些字句。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在实际研究中，卓炯对此可谓身体力行。
例如，卓炯一直批判教条主义。在商品经济是否适合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卓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的某一句话。马克思曾说过社会主义要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这一句话曾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人把这句话作为重要的论点，主张取消集市，“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严重误导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卓炯在认真分析之后认为，经典作家所说的要消灭的货币是指狭义的货币，“就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就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消灭货币、实际上指的是废除剥削制度。我国在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这种货币老早已经被消灭了。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卓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以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为基础的。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是在广东省德庆县风村公社写成的、当时署名“于凤村”。这表明，他的理论是对基层实践的深刻总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
卓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阐明自己的见解。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要点名批判一些人的观点。他不仅批判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骆耕漠、孙冶方、于光远、薛慕桥等、还批判革命导师恩格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和货币》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恩格斯的一个思想：“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他原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实物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卓炯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假设是和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的假设相矛盾的。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这种实物经济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受卓炯批判最多的是斯大林。卓炯几乎是对斯大林“产品经济”思想的全方位的批判。卓炯在当时就看到了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二、卓炯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首先是他的商品经济思想和重视与提倡运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卓炯首先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并系统地加以论述．这对我国商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卓炯就认为，“商品的本质形态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而商品的特征形态问题才是一个所有制问题。”他认为是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性质，所有制决定了商品的社会性质，所以，“商品经济不但与社会主义不矛盾，也与建设共产主义不矛盾，它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同时，他认为：“商品经济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价值规律问题”，他把价值规律概括地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商品的交换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进行”。卓炯认为：“只有利用价值规律，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卓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即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卓炯还利用《资本论》的体系，创造了独特的“扩大商品经济论”，把商品生产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两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其次是卓炯的市场经济思想。尽管卓炯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理论，但从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基本可以说就是市场经济思想。在卓炯的经济理论中，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提池。他在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时说：“理论l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商品经济就是币场经济，是一个东西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有了商品，而没有市场，怎么交换啦?市场就是一个交换的场所嘛！”
卓炯一直特别重视市场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在1962年的论文中写道：“我们的市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范畴，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等量齐观，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它建筑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它具体表现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经济联系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市场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否则就会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说，“市场问题的根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客观依据就是价值规律。因此，在处理市场问题时就必须正确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卓炯的经济理论对计划经济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他1978年写的《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文章中，卓炯主张将计划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对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否定，主张从工资体制、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商业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他特别指出：“离开市场的所谓计划调节，只能是离开社会需要的盲目生产，结果是不需要的产品大量积压，如无锡一间乒乓球厂，积压产品可供全国七年之用。”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卓炯当时已经向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开战了。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卓炯还对计划经济认识不彻底，认为“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计划经济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后来他又说：“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因而必然有市场的存在，同时这种市场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必须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这样，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不过，卓炯这儿所说的计划并不是传统的苏联式的僵硬的计划举措，而是发挥市场作用的“计划商品经济”的计划，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突破。
与市场经济思想相对应，卓炯很重视商品流通环节。1979年他写了《要注意改革流通环节》的文章，他说：“商品生产的特征是要有流通环节，否则生产就发展不起来。在当前的体制改革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生产环节的改革，而且要注意流通环节的改革。”卓炯的见解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对当时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是卓炯非常重视银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银行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者，与商品经济是共命运的。他认为在中取消银行，实行“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使银行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卓炯主张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发挥其积极作用。他说，要充分发挥银行的骨干作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银行是货币发行的机关，必须做到币值的稳定，这就需要监督国家的财政收支，使收支平衡并有节余；第二，银行是国民经济的总簿记；第三，银行必须把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第四，银行还要成为外汇收支的中心。第五，银行必须实行企业化，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利润。要用经济方法管理银行。银行应有贷款自，充分发挥银行的特殊职能，而不能凭长官意志办事，搞瞎指挥。卓炯对发展银行的思想可谓是真知灼见。卓炯不仅认识到了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提出了“实行企业化”的宝贵意见。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卓炯;经济思想;商品;市场经济
一、卓炯经济研究方法探析
卓炯在经济研究中，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一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具体和抽象相结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等，都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卓炯在经济研究中，特别运用了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对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理论等方面，都做了一般与特殊的分析。
不过，卓炯并不把马克思文义当作不变的教条，他主张全面深入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恩格斯说道的一勺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观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28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接着说：“我们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学习他的某些字句。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在实际研究中，卓炯对此可谓身体力行。
例如，卓炯一直批判教条主义。在商品经济是否适合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卓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的某一句话。马克思曾说过社会主义要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这一句话曾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人把这句话作为重要的论点，主张取消集市，“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严重误导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卓炯在认真分析之后认为，经典作家所说的要消灭的货币是指狭义的货币，“就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就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消灭货币、实际上指的是废除剥削制度。我国在进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这种货币老早已经被消灭了。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卓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以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为基础的。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是在广东省德庆县风村公社写成的、当时署名“于凤村”。这表明，他的理论是对基层实践的深刻总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
卓炯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阐明自己的见解。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要点名批判一些人的观点。他不仅批判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骆耕漠、孙冶方、于光远、薛慕桥等、还批判革命导师恩格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和货币》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恩格斯的一个思想：“如果会计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工作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他原先把工作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实物交换；一切过分的要求都可以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移到其他公社的办法协调起来。”卓炯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假设是和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的假设相矛盾的。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这种实物经济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受卓炯批判最多的是斯大林。卓炯几乎是对斯大林“产品经济”思想的全方位的批判。卓炯在当时就看到了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二、卓炯在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首先是他的商品经济思想和重视与提倡运用价值规律的思想。卓炯首先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并系统地加以论述．这对我国商品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卓炯就认为，“商品的本质形态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而商品的特征形态问题才是一个所有制问题。”他认为是社会分工决定了商品性质，所有制决定了商品的社会性质，所以，“商品经济不但与社会主义不矛盾，也与建设共产主义不矛盾，它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同时，他认为：“商品经济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价值规律问题”，他把价值规律概括地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商品的交换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进行”。卓炯认为：“只有利用价值规律，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卓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即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卓炯还利用《资本论》的体系，创造了独特的“扩大商品经济论”，把商品生产分为简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生产两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其次是卓炯的市场经济思想。尽管卓炯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理论，但从他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基本可以说就是市场经济思想。在卓炯的经济理论中，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在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提池。他在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时说：“理论L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商品经济就是币场经济，是一个东西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有了商品，而没有市场，怎么交换啦?市场就是一个交换的场所嘛！”
卓炯一直特别重视市场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在1962年的论文中写道：“我们的市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范畴，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等量齐观，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它建筑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它具体表现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桥梁，没有这个桥梁，经济联系是不能建立起来的。市场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否则就会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说，“市场问题的根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客观依据就是价值规律。因此，在处理市场问题时就必须正确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卓炯的经济理论对计划经济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他1978年写的《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文章中，卓炯主张将计划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对当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否定，主张从工资体制、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商业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他特别指出：“离开市场的所谓计划调节，只能是离开社会需要的盲目生产，结果是不需要的产品大量积压，如无锡一间乒乓球厂，积压产品可供全国七年之用。”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卓炯当时已经向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开战了。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卓炯还对计划经济认识不彻底，认为“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计划经济则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后来他又说：“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因而必然有市场的存在，同时这种市场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必须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这样，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不过，卓炯这儿所说的计划并不是传统的苏联式的僵硬的计划举措，而是发挥市场作用的“计划商品经济”的计划，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突破。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8篇
他是匈牙利犹太裔人，父亲死于奥斯维辛。他靠着一份证明自己是瑞典人的文件，才得以逃离集中营。经历了这一切，他渴望归属群体，这使他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并通读了《资本论》。但信仰很快就崩溃，当获悉拉科西政权下，许多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他第一次感受到道德震撼。
当时科尔奈是一家报社的经济记者，他后来回忆：“想想那些狂热者，如那些。他们的心灵是封闭的，不可能用理性来说服。他们的生活需要一些个人经历或创伤，然后他们才会开放心灵。这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这段经历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发现计划经济的弊端，成为纳吉的支持者。他也因此被报社开除，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却从未获邀在大学授课。科尔奈一生远离主流经济学，使其能从知识和经验中产生原创思想，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
匈牙利事件爆发第一天，科尔奈被纳吉委派起草一份经济计划。他没有参加街头示威，但一直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这项工作没有完成，他本来设想的是类似后来捷克杜布切克的目标：人道的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但他毕竟不是政治家，认为如果起义胜利，匈牙利将不会采取市场社会主义，而是会有大量私人企业。他不反对私有化，但不知道该如何做，便给纳吉写了一封短信：“我做不了此事。”
他参加了一个党内改革者办的报纸，负责人是其朋友，后来与纳吉一道被处死刑。他们幻想能获得像奥地利、芬兰那样的中立。但此时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西方不再关注匈牙利。起义遭到镇压后，300余人被处死，这数字超过1848年以来历次事变被处死者的总和。科尔奈的朋友有的出国，两个被捕坐牢，一个被判死刑，一个后来成为卡达尔政权的政治局委员。科尔奈选择留在国内，埋头研究经济学理论，并拒绝为地下刊物写文章，或者在抗议书上签字。他后来说，拒绝与自己拥有共同政治目标朋友的要求，是一种非常痛苦不安的经历。
20世纪60年代后期，卡达尔政权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时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科尔奈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和策划者。如果说马克思是经典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者，那么科尔奈就是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的批判者。他认为计划经济是资源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它依赖纵向的行政协调，而不是横向的市场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是“父子”关系，对企业采取“软预算约束”，企业超支可以由国家财政补贴，投资风险由国家承担，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饥渴症”，造成普遍存在的消费品短缺。
计划经济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金科玉律，科尔奈的短缺理论却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在这些国家，人民不得不忍受商店空空如也、每天排队购物的苦恼。波兰诗人巴兰察克曾将排队现象用作社会的隐喻：每个人只能看见站在他前面的人的背部，唯一的动作就是焦虑地往前推挤。
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都意识到，要消除短缺，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于是相继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协调机制。但由于行政权力具有自我完善的倾向，不断抵销市场协调的作用，在持续短缺的状态下，配置更多的行政机制不可避免。虽然改革带来了消费增长，却产生了债务危机。
科尔奈的著作在中国都得到出版，并且影响了中国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同时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当科尔奈1985年应邀访问中国时，受到经济学界的热捧。1999年，科尔奈再次应邀访华，此时匈牙利已经实行私有化，为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中国也正在大规模企业改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9篇
信号一：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统计显示，目前，中国95%以上的商品资源由市场来配置，国家定价的商品不足5%，社会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已超过99%。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73.8%，早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60%），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说：“由计划向规划转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规划的特点就是从具体、微观、指标性的产业发展计划向宏观的国家空间规划转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跳出来，转为对经济的宏观调节。规划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活动不具有约束力。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规划将主要运用市场机制，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投资效益将成为引导资源流向的决定性因素。在发挥国家规划对资源配置的指导性作用的同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将得以充分发挥。
信号二：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将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要通过计划逐一配置重要资源，所以各项指标定得非常细。陈耀认为，过去我们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
专家预测，“十一五”规划将凸显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比如以科学发展观为红线，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考虑资源承载能力，为谋划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信号三：克服“越位”和“缺位”，政府职能转变迈出新步伐“‘十一五’规划将强化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这是政府转变职能，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如此评价这种变化。
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的内容减少了，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充实了，规划侧重点的这一变化，对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由计划到规划，表明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陈耀说。
那么，“计划”让位于“规划”，是否意味着政府工作更轻松？显然不是。相反，政府面临着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的新挑战，“裁判员”并不比“运动员”好当。“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的四大职能，这后两项任务是政府极为重要的职责，也恰恰是当前政府最为薄弱的环节。
计划经济研究范文第10篇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10］李忠.对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几种不同判断［J］.经济学动态，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