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范文

建安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建安时期诗歌建安风骨诗歌特点悲情

中图分类号：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16-02

一、建安诗歌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时局恶化，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建安文学就是在这一时局下发展而来。

建安（196-220）是汉献帝年号，古代文学史中通常以建安文学标志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然非也。建安诗歌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诗歌。建安时期社会动荡，黄巾起义，东汉朝廷衰败，军阀豪强混战，民生艰苦，诗人们以此为背景，诗中暗藏时局动荡之况。在这战争年代人们渴望和平。而诗人们也在诗中表达自身的激情与报效祖国的志向，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使诗歌充满了悲凉慷慨的情调。魏晋南北朝经学走向衰弱，诗人们的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又受乐府民歌的熏陶。因而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鲜明爽朗，诗作所述言语大多质朴刚健，这种独特的风格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桢）及著名女诗人蔡文姬。

二、建安诗风发展阶段

独具魅力特征的建安诗风应是指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人群体的创作。所谓诗风，一是指创作的风气，二是指诗歌的风格。从创作风气的角度来看，从前期到邺下时期建安诗歌历了从个体的自然化的写作向群体的艺术化的写作的转化。最终在曹植的晚年时期创作中回到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从诗歌风格角度来看，建安诗歌经历了由早期的质朴向邺下时期的文质相谐的发展过程。从建安风骨内涵来看，建安诗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184年-220年）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曹操《蒿里行》《薤露歌》，王粲《七哀诗》及四言《赠士孙文始》《赠蔡子笃》等作，都继承了东汉后期文人写四言、五言和乐府风气。足以见得建安诗风，是发源于汉末时期。并不是自创的新类型诗风。但因其乱世激烈的斗争与之前盛平时期奢靡之世清辞丽句、哀乐任情的风格大有不同，本乐府采风之旧规，写乱世惊心之变相。故以之为建安诗风之发端，以质朴缘事为体。

第二个时期为邺下时期，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曹操攻破邺城。十三年（208）秋，曹操攻破荆州。攻城之后曹操便占领邺城、荆州。使得两处文化交融，文人汇聚，也使得建安十三年的文化得以繁荣。这一阶段是建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在他手下置“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使得不少文人集结于一处，在曹丕主持下，文人们于此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论议。这一盛况在曹丕、曹植和其他的建安诗人的文作之中皆有记载。如曹植《与杨德祖书》：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建安文人由早期的分散各地到建安中期的向邺都汇聚，形成一个空前的文学家群体的情形。在曹丕的提倡下，当时出现了同类题竞作的风气，其盛况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建安的诗风、文风都发生了变化，逐渐向炫丽、文采的方向发展，但仍保持前期诗文中那种慷慨多感的基调，同时酝酿一种慷慨任气的文学风格。就如《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篇所述的便是邺下时期的诗风。在钟嵘《诗品・序》中以“建安风力”作为其评价。但刘、钟在描述建安诗风时，主要是将其与后来的中古各期的诗风相比较而言之。着重于它的任情抒发、质朴不雕。事实上，如果将邺下诗风与建安前期尤其是汉乐府、汉末古诗相比，则邺下诗风，实为诗歌走向更加艺术化的重要阶段。

第三个时期为魏朝的前期，太和六年（232年）曹植去世，以其为下限，此期的创作，专家之诗，实际上仅剩曹植一人继续。曹植的后期创作与其邺下时期的创作相比而言，发展甚大。但不能认为是建安诗风的发展和其新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诗坛的状况，如钟嵘而言“凌迟衰微”。明帝曹睿是保存作品较多的一位文人，他的作品以乐府为主，但仍然沿用魏曹君王为乐府制词的“特权”，他的乐府多秉承其父祖的成调。依拟的作风明显。其中如《步出夏门行》实为宰割曹操、曹丕的词句而成，开后来傅玄一派拟古、隐括之风气，反映了魏初诗风的浮浅、依拟的特点。其余何晏、应璩之流，多沦于平钝，盖专诣者少，多为率尔之咏，似汉人作诗的习惯。

三、建安诗歌的特点

《文心雕龙・明诗》中，“五言腾踊”是建安诗歌中的一大特点。五言诗萌生与民间歌谣密切相关，五言诗是在民间歌谣的浇灌中发展而成，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便有五言形式的。而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标志了文人五言诗已经臻于成熟。而建安时期文人竞相创作五言诗，使得五言诗在当时的诗坛上的位置举足轻重。从历史上三曹七子留下的五言诗来看。说明了当时诗人对五言的重视程度。在当时五言诗已蔚为大观，成为当时文人所运用的主要诗歌形式。而建安时期的诗歌在创作上也具有与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一）题材的选择：注重反映时代的苦难

建安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政治腐败。黄巾起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建安诗人生活在这样悲苦环境下，经受战争的戾气和颠沛流离之苦。生活的苦难驱使了文人们拿起手中笔记录这个纷乱的时代。正因此建安诗歌虽然题材类型丰富多样。却有一个被文人所共同选择的题材，那便是反映时代的苦难。就如曹操的《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诗歌以董卓谋权篡位、朝廷混乱、权势争夺这一时代为背景，以沉重的话语描述了时代的苦难。国家的沦陷。朝廷的倒塌等等这一让人闻之叹息的历史悲剧。

（二）主题表达：注重民生人生的关怀

任何战争时代、动乱时代，受苦受难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们，这一幕幕悲惨画面深深的刻入诗人眼中心中，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深刻的反映了这一时代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并对此表达他们对百姓生活艰苦的深切同情。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诗中虽然讲述的是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历史事件。但其中关于“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的描写。不单单是描述秦筑长城这一历史中人民的苦痛，更是表现东汉时期的民生悲苦，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道压垮了多少家庭。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上千冤魂的无尽悲哀。这就是把东汉末年的民间民生之苦用历史重现。

（三）造怀指事：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

建安诗歌的艺术成就一直深受后人追捧。它不仅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直接，而且其风格特征刚健有力、悲凉慷慨，造怀指事，十分注重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创新。概括地说。建安诗人对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借用古乐写时事，创造新曲以抒怀；学习汉乐府而又超越汉乐府，建安诗人学习和借鉴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创作了大量的乐府歌辞。对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继承：继承了“比兴”传统又发展了“比兴”传统。在创作中借物抒怀、托事寄意，创造了大量的名篇佳句；叙事写景则大笔勾勒，描情写态则务求细密。

四、建安诗歌的悲情

时代赋予了建安诗歌的悲剧气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诗人的诗中多渲染时局的险恶和环境的恶劣。使得诗人的悲苦之情得以倾诉。主观的情绪和意志的激励给所观照的景物染上了主观情感的色彩。而自己的情感也沾染了景物所赋予的色彩。如曹植的《盘石篇》：盘盘山巅石。飘砜涧底蓬。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淮东。蒹葭弥斥土。林木无分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锦虹。高彼凌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橇。澎濞戏中鸿。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一举必千里。乘飓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南极苍梧野。游眄F九江。中夜指参辰。欲师当定从。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诗中险恶的情景使人望而生畏，那林木下覆盖的荒原、布满崖岸的蚌蛤、大能吞舟的巨鲸，映衬了诗人忧郁的悲思。

在诗歌中，意境是意与境、情与景的高度统一。只有物象的刻画还不够。如若没有内心情感与之相对应，美却无神。建安诗人有融融的热情。在其诗中表现出超凡的气度，是诗人们对外在世界直接而裸的感受与感慨。在诗人看来客观世界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目光远大，放眼古今，游目四海。如曹植的《虾鳝篇》有“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诗人登高博见，境界弥远。如同中国山水之法，以大观小，群峰尽收眼底。当世界在悲剧诗人胸中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时，悲剧意境就产生了。

建安诗歌范文第2篇

作为这波澜壮阔景象的第一峰，曹操无疑是这个诗歌时代的开启者。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曹操对当时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鉴于曹操在当时作家群中地位的代表性和特殊性，本文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浅谈曹操诗歌与建安风骨的形成。

一、曹操与建安文坛

唐初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间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里所说的风骨，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谈起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人们往往以“风骨”来概括。可以说，“风骨”是建安文学最具时代特色和概括力的词汇。然而，人们对于“风骨”一语的理解却见仁见智。“风骨”一词，既反映文学的内容，与情、气相联系，又代表着言辞的外在形式风格。

建安风骨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气象，形成于汉末乱世。当时政治上的主宰曹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因为曹氏父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在其周围迅速集结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一时彬彬之盛”（《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为建安诗人的主体，构成了汉末动荡的社会中非常奇特的壮阔文学景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

曹操是这个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建安文学，可视为两汉文学的结束，魏晋文学之发轫。它是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而无疑的，此期是以曹魏为中心。多数作家都归附了曹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曹操就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曹操及邺下集团文人活动，建安文学很可能是几个各不相干的个别作家的存在。

除组织文学活动外，曹操对建安文风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二、曹操诗歌的内容与思想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一生投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现实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乱世的痛苦，并将此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露出来。

深刻的社会现实给曹操诗歌深刻的影响是忧郁低沉，悲凉哀伤的气氛。观建安文人诗歌尤其是曹诗，“悲”字出现的格外频繁。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念之断人肠”等文中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曹操诗歌的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下》，《魏晋六朝文学参考资料》）悲凉、激忧的情绪是大部分曹诗气氛的基点。

时光流逝，世事艰辛，社会现实中各种灾难使诗人悲痛不已；生命短促，盛年不再使诗人忧郁哀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颓废，相反的，在其悲歌中常常融合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从而使诗歌在悲凉的氛围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内涵上上升到另一种更高的层次。正如《短歌行》中最后一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暗用“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之意，自喻心胸广阔如高山大海，能如周公“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并期待着人才的投奔。诗的末尾，笔意一转从矛盾，悲苦中解脱出来，在困难挫折前用顽强的意志来追求建功立业的盛名。他超越了根植于现实的内心苦闷之情，转而代之以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悲凉中升腾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曹操诗歌中，对乱世的不满，对生命苦短的感怀，往往转化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湖行》）进而成为对其所憧憬的“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的太平治世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这些特征使曹诗无论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意象，氛围上，都极大地有别于前代诗歌，曹操以其独有的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旗帜，并对此后建安诗歌风格——“建安风骨”的形成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李景华.建安文学评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林庚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3]张可礼.建安文学史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4]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5]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

建安诗歌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心雕龙　建安议文学　现实　慷慨　昭晰　婉约 雕饰 乐府

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评价集中在《明诗》篇、《时序》篇、《乐府》篇中：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能也。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戌：志不出于，辞不高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下面，结合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刘勰这些评定的得与失：

刘秘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得”

刘勰成功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点：内容反映社会现实，诗风“慷慨悲凉”，结言端直精简，诗意昭晰明显。下面我们从具体的建安诗歌来看这些特点的表现：

一、“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建安诗人身处乱世，其建安诗歌大多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实景，描绘了丧乱的社会图景和人民的灾难，堪称现实主义文学。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各地豪强据地相争，从初平元年(公元180年)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出现了连续十九年的军阀混战．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建安诗人此时的诗作大多对当时的社会景状有着全面、真实的反映。曹操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阔襟，对当时的战乱有深刻的体认，他的诗没有停留在再现人民苦难，反映社会乱离这一层面，而是能够深入挖掘出致乱之本源，因之其诗享有“诗史”之誉。如曹操《薤露行》、《蒿里行》，被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语)!《薤露行》不仅把何进谋诛宦官，庸才误国，董卓暴虐，专横入京作乱的事直接摄人笔端，而且对洛都的被破坏、人民遭受掠夺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和悲痛：“贼臣持国柄，东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蒿里行》则描写了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内部因为利害关系而发生内讧联军不成的事：还刻画了豪强斗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这可与曹丕《典论、自叙》中的“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相印证。此外．建安七子中几乎每个诗人都有大量此类的现实主义作品，孔融的《六言诗》其一写道：“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凄凄心悲。”再如王粲《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璃的《驾出北郭门行》、曹丕的《上留行》、曹植的《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等，皆从不同的侧面丰实了“诗史”的内涵，闪耀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辉，摹写出一副副生灵涂炭、万物调凌的社会图景。即如刘勰所说的“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

二、“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慷慨”作为对建安文学美感特征的揭示，本是刘勰从建安文人的作品借用而来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短歌行》)，“玄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曹植《杂诗》其六)，“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曹植《箜篌引》)。这里的“慷慨”或和“忧”相联系，或和“悲”相联系，或和“柔”相对立，指高亢激越而又沉郁顿挫的声响。建安作家的诗歌中所包含的巨大力量正是通过这种声响呈现出来。在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有诗人的雄才大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恢宏境界：有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其五)是带“罪”蕃王的呐喊，“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曹丕《黎阳作》)是少年天子的追求。这些诗，无一不表达出诗人对现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因而呈现出崇高的美感。

同时，建安诗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多直抒胸臆，“磊落使才”：曹操《却东西门行》“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不仅写出战士长期行役中思念家乡的思想情感，诗中也浸透着华年流逝、乡关不得的悲凉：“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长。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顾瞻恋城阙，引领伤内情”(曹植《赠白马王彪》)是与挚友别离时的无限依恋，透露出眷恋、感伤的心情。

总之，建安诗人的希望、眷恋、哀伤、叹思、热爱、憎恨等思想情感，在其诗歌中直率而强烈的表达出来，体现了刘勰所说的“慷慨”、“磊落”特征。

三、“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简洁明快，端直精约。刘勰概括的建安诗人语言古朴质直、浅显明畅、诗风自然通脱的特点在三曹尤其曹操、曹丕的作品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一特点在曹操的全部诗歌中都能体现出来，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完全是朴质自然的语言，而又浑厚苍劲，不加雕饰．读来清新悦目。曹公诗歌语言“质”而不“野”的风格前人多有评价，如“古直”(钟嵘《诗品》)，“魏武太质”(胡应麟《诗薮》)，“真朴”(东方书时《昭昧詹言》)等等。再如曹丕部分诗歌语言通俗自然，明显具有民歌特色。如“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崖”、“富人食稻与梁，贫子食糟与糠”、“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语句通俗自然，如同口语，和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很相似。

总之，建安诗歌语言大多质朴、自然、简约、明快，正如刘勰定义的一般：“不求纤细之巧，惟取昭晰之能”。

刘勰对建安文学评价的“三失”

从诗歌艺术风格看，三曹与建安诗人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仔细分析建安诗歌，可以看到刘勰的确抓住了建安诗歌中的主 要特点，对一些主要特征作了精准的概括，但他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也有不当之处。

下面结合建安诗人的具体作品分析刘勰评价的失当之处。

一、建安诗歌的整体特征应该包括感情阴柔、诗风婉约、音节婉转的一面。三曹和建安诗人诗中的题材涉及了山水、田园、农事、民生疾苦、功业、游仙、游宴、女性姿容、爱情、友情、亲情、赠别、悼亡、分情、闺怨、边塞咏史、哲理、朝会等不同的意象。具体而言，曹操诗歌多苍凉空阔之悲境，曹丕诗歌多缠绵悱恻之忧境，曹植诗歌多深惋委屈之哀怨境界。刘勰主要抓住了曹操等人昂扬向上的诗风特点．而忽视了曹丕诗歌清新婉丽，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丽，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的特征。具体而言，曹丕的诗虽也涉及到了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更多的取材是“间里小事”，特别注重对游子思妇感情的描写和抒发，具有明显的文士气、女人气，如《燕歌行》。全诗旨在描绘思妇对远游丈夫的思念，抒发悲苦之情，诗人选择了萧瑟的秋风、荒漠的原野、南翔的群雁、皎洁的月光、流动的银河、相望的牛郎织女星等典型景物．把思妇的情感流动描摹的不断起伏跌宕，缠绵悱恻，摇曳多姿。曹植诗歌艺术风格在建安诗人中发展得最充分。就具体诗篇而言，其游仙诗如《五游》、《升天》等“词藻宏富，而骨气苍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当来日大难》“和媚款曲，缠绵低外”(钟惺《古诗归》卷七)《赠白马王彪》“体既端庄，语复雅炼”《杂诗》“清迥纯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清人宋征壁论述曹植、王粲诗歌风格说：“沈休文云‘子建、仲宣，莫不同祖《风X骚》皆以气质为主。’盖兼江左之清绮与河朔之气质。”(《抱真堂诗话》)既精美华丽，清新可诵，又道劲刚健，质朴明朗。又云：“凡诗丽则必靡，秀则必弱。兼厥二美免此二憾，其思王乎!”

从整体来说，在建安诗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雄浑、壮丽、悲怨、劲健、旷达、缠绵、绮丽、清秀、奇崛、明朗、飘逸、苍凉等不同的风格特征，而不能像刘勰一样以“慷慨”、“梗概”加以概括。

二、建安诗歌语言特色应该包括繁缛、雕琢、富瞻、“纤细”，以至诗风华丽的一面。这一特征在建安诗人的代表曹植的诗歌中有着清晰明显的反映。曹植诗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的描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还是对事物、景物的描摹都是极其细腻、深刻的。如在被称为压卷之作的《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已忘餐。”诗人从美女采桑写起，然后从手、头上、衣着、神姿等依次写起，将一位貌美娴雅、神采风韵非凡的少女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真可谓“呼之欲出”了。曹植在语言雕琢方面堪称建安诗人的典范，“词采华茂”是其语言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其五言诗，可谓是“搞翰振藻”，工丽华美。同时，曹植的诗非常讲究属对精工，这在他的诗中几乎随处可见：“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等等。这些诗篇对仗工整、音乐和谐、节奏明快，极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雕琢用字上，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游鱼跃绿波，好鸟鸣高枝”、“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等句中的被、冒、跃、鸣、曜、静、潜、薄等字中，可见曹植在炼字上的匠心。从曹植的诗歌中，可以明显看出建安诗人在炼字造句上的雕琢、繁缛，在对仗上的精工、修饰等。

三、刘勰坚持文学创作伦理化的儒家观点．以“”、“哀思”否定了“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能够代表建安文学特点的部分乐府诗作，而这一部分作品应该给与肯定。曹丕《燕歌行》感物起兴，性情真挚，表现出爽朗、哀婉、凄清、柔美的风格．把思妇的哀怨之情摹状的真切、生动、淋漓尽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受到了历代文人的赞誉。明代胡应麟评论：“子桓《燕歌》两首，开千古妙境。”清代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K宅诗话》)，足见丕诗的情美超越。曹操的古乐府诗歌成就就更加不能被否定。单就刘勰所指到的《苦寒行》而言，在诗中，曹操以古直、简洁的语言，刻画了行军将士的步履维艰、征途上的重重难关和满目的凄凉景象，对行役将士的“长叹息”、“多所怀”的东归之情抱以深深的同情。王夫之说这首诗写得“绝好”(《舟山古诗评选》)，陈祚明云：“写征人之苦，淋漓尽情，笔调高古，正非子桓兄弟所能及”(《采菽堂诗集》卷一)。此诗对后世影响亦极大。杜甫《石龛》中写的“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猿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从艺术境界、表现手法上看，都不难看到受曹操诗的影响。但是《苦寒行》和《燕歌行》，却由于写战士和思妇的哀怨不符合刘勰提倡的“中和之音”而被称之为“韶夏之郑曲”、“哀思”、“”。站在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既是其个人评判眼光的局限，也是受时代影响所致。

建安诗歌范文第4篇

摘要：建安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建安时期也是文学走上自觉的时期。而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诗歌，对文人诗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联系建安诗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谈谈建安诗歌对文人诗歌发展的贡献。

关键词：建安诗歌；时代特征；文人诗歌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而后世的左思、陈子昂、杜甫、李白的诗歌深深的受建安诗歌的影响，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一、建安诗歌创作风貌。

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曹操诗歌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丕的代表诗歌《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清人沈德潜评价曹丕诗歌：“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植的创作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曹植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如《白马篇》。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如《野田黄雀行》。钟嵘在《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王粲的诗歌代表诗作是《七哀诗》，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刘桢的诗歌创作，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而另一类是游乐诗。蔡琰五言《悲愤诗》。共分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所受的虐待。第二段写胡地生活及被赎时与儿子离别时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后的生活。这首诗重点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不幸，从中看出汉末战乱广大人民的不幸命运。

二、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建安诗歌整体风格的评论，他在《明诗》篇中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里他指出建安诗人在创作上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都能慷慨激昂地披露胸襟、明快磊落地施展才华；抒情叙事不追求纤细周密，驱辞遣词来描写形貌时则追求清晰明快。

政治理想的高扬，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建安文人也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高扬的政治理想，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人生短暂的哀叹，当时，生灵涂炭，社会动乱，人多短寿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现实。强烈的个性表现，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同时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等。浓郁的悲剧色彩，由于世积乱离，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三、建安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一）“左思风力”与“建安风骨”

左思的诗歌继承了建安诗歌的风骨，钟嵘在《诗品》中称赞左思“文典以怨”，“左思风力”，就是指左思的诗歌引用历史典故以抒时愤，刚健有力。左思改变了班固开创《咏史》时的质木无文，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情感激烈深切，借古人之事之物，抒发个人感情，使咏史焕然一新。左思的诗歌，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咏史》，如《咏史・郁郁涧底松》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或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影响下，有才华、有报复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不平现象。“郁郁涧底松”四句，是运用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的不平。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由左思的这首《咏史》不难让我们想起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同样的对社会的不满，同样的高昂的理想，以及同样的含蓄表达手法。左思诗歌语言刚健清峻，质朴有力，借咏史抒发对现实的不满，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左思创作的这种精神，即是后世所说的“左思风力”。

（二）陈子昂的愤慨之情

唐初诗人陈子昂受建安诗歌影响很大，如他在《与东方左史此修竹篇序》中写道：“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所以，建安诗歌对陈子昂的诗歌影响可见一斑。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所发出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枪然而涕下”的感叹，所表现的那种欲建功立业而不能的慷慨悲壮之情与建安风骨也是一脉相承的。建安风骨的基本精神是讴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而这种理想在陈子昂那里在边塞诗歌得到了极好的表现。

（三）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

盛唐时期，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写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表达了李白对建安诗歌推崇之情。全诗具有了慷慨豪迈的情怀，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对光明世界的追求，这感情和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又相互照应，不由的让我们想起了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可以说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和曹植《赠白马王彪》具有相同的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以及对理想壮志的追求，李白正是继承了建安诗歌这种特点。

（四）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云：

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菩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诗中高歌“凌云健笔”和“碧海掣鲸”的气魄，其实是对建安诗歌所表现出的“建安风骨”描述。杜甫认为“唐初四杰”中卢、王的文学作品不如建安时期的文学更接近《国风》和《楚辞》，也就是承认建安诗歌具有《风》、《骚》优秀诗风。由此可以看出，杜甫不仅赞许建安风骨，也充分肯定了建安风骨的风雅传统。所以杜甫在诗歌创作中不免受到建安诗歌的影响，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是这种和建安诗歌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杜甫赢得了“诗史”的美誉。关注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广大人们处于被剥削被盘剥的处境，杜甫写出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甚至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呼唤。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成为后世文人诗歌创作模仿和学习的榜样。建安诗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特别是建安诗歌为文人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是深远，特别是对唐诗的影响。而唐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巅峰时期，正是有了建安诗歌的这种源流的影响，才有了文人诗歌的竞相发展。（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钟嵘.诗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建安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建安；梗概多气；情感特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的年号，而建安文学指的是以建安时代为轴心的前后一段时间的创作。这一时期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创作有着鲜明的集团化倾向，诗风开阔、自由通脱。这一时期的诗文风格被刘勰概括为“梗概多气”。本文将重点论述建安时期诗歌“梗概多气”情感特征的表现，以及出现这一特征的原因所在。

（一）

文学的发展总是与时代存在关联，建安文学更是如此。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生灵多遭荼毒。史料中留有大量关于民不聊生的记载。这些都体现在了时人的诗歌之中，使得诗文充满了或悲悯或苍凉或沉痛的笔调。然而，与时代的大环境相反，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却非常活跃。尽管社会动荡、战争迭起，但却为建安文人在思想文化上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摆脱了两汉时期经学的束缚，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得道德律令受到冲击，这一时期的思想经常突破以往的常规。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人的觉醒。这一时期，“既产生了对人的存在和价值的痛苦的感伤和思索，但又未完全堕入悲观主义，仍然有着对人生的执着和爱恋”[1]。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人们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这一切使得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原有的儒家王道。并且，儒家对死亡的回避态度使得生死问题在儒家这里得不到根本上的解答。对于生死、对死后世界的回避，使得士人们陷入了对生命的焦虑中。挣脱了两汉谶纬之学的宿命论，人们对生命的思索便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它实际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1]

（二）

对建安诗文“梗概多气”的评价源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时序》言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中的其他词汇前人多有定论，如所谓“志深”，指的是情志真实、思想深刻，也就是意气骏爽的“文风”；所谓“笔长”，指的是以优美的文笔表情达意，也就是结言端直的“文骨”。而对于“梗概”和“气”的解释都不甚明晰，一直存在争论。要讨论“梗概多气”的情感特征，必须先明确“梗概多气”的含义。

对于此词中的“梗概”，历来被人大致解为“慷慨”，如沈季林认为，“‘梗概’即慷慨，‘梗概而多气’是指建安诗文具有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2]；而黄崇浩曾做过一番考证，认为“‘梗概’是粗言大略之意”[3]。不论是哪一种观点，二者都含有共同的情感因子，那便是“悲”和“豪”。

至于“气”，又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十分复杂且模糊的概念。“大体说来，‘气’有八种以上的含义：一曰自然之气……八曰文学之气”[4]。“气”本身是形容天地和人物品藻的，直至曹丕《与吴质书》，才将这一概念用于文学。之后的《文心雕龙・神思》曾提出关于养气的主张，《文心雕龙・养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狭义的“气”与“风骨”同义，即“以端直有力的语言来表达作者昂扬爽朗的情志，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2]；广义的“气”是作品所呈现出的整体风貌，即“气象”。就“梗概多气”而言，应指前者，即端直有力、昂扬爽朗。这一特点可大致用“健”来阐释。

故而，“梗概多气”应有“悲”“豪”“健”等特性。其情有“悲”的方面，但又不单纯是“悲”，而是多了对“悲”的豁达与超越。

（三）

“悲”的情感特点可大致分为三部分，一为对时局、对生民的悲悯，一为对人生短促的嗟叹，一为对怀才不遇的感伤。

首先是对时局生民的悲悯。由于时逢乱世，民众经常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目睹到这一切的建安上层文人内心不可能没有触动。在悲凉的心境中，他们将自己对时局、对生民的悲悯宣泄于纸帛牍简，对描写苦难的境遇便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一大主题。如果说曹操等人是因为出征等缘故接触到社会的动荡与悲苦，所以才有悲悼生民的诗歌，那么诗风华丽雅致的贵公子曹植都留存有几许这样的诗歌，便不能不说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境况了：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其一》）

然而，这些上层人士毕竟只是苦难的旁观者，纵使是出征所见也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所区别。而蔡琰流寓两个国家，回到故土的代价是与两个孩子生离，这一切都让她真正的体验了战乱造成的乱离与悲苦：

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

第二，对人生短促的嗟叹，即“悼时之悲”。这一时期社会混乱、疾疫兵祸盛行，使得人们充满了对生命的无力感。对于豪杰来说，面对不断流逝、从不停止的时间和不可改变的天地万物，他们也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力，而“对于气质柔弱的芸芸众生而言，时间更具有不可征服性……一旦这种时间性悲哀遭遇到战乱兵变、恶势横行……又会熔铸成主观性更强的悼时之悲。”[6]在建安时期的诗歌中，这样的诗句数不胜数，即使是手握最高权力的曹操和风流恣肆的曹植，在面对歌舞升平的胜景时，都会突然间悲从中来，想到流水般消逝的岁月：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其二》）

除了在歌舞宴饮中的乐极生悲，建安文人对于生活中时光悄无声息的流逝也显得十分敏感。他们感叹于时光流去，悲叹生死更替，“盛年不再来”的感喟也时常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

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r《七哀诗》）

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阮r《老人诗》）

第三，对怀才不遇的感伤。这一点在曹植的诗作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曹植前期是荣华耀目的贵公子，然而在争位失败以后，曹丕的打压。身份屡遭贬抑、屡次被改换封地、屡次求自试却不被任用，形成了他的怀才不遇的感伤。为了防止因为诗文受到迫害，他甚至只能为自己的愤懑之语加上一层比喻的外壳：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七步诗》）

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杂诗七首・其四》）

这样的情绪也时常出现在邺下文人集团的臣子们身上。与后代极尽绮靡的文风不同，他们用真挚朴实的笔调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怆。这种悲怆或是陈述自己不能够才尽其用，或是抒发自己的羁旅行役之苦：

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孔融《临终诗》）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应`《别诗二首・其一》）

但如果是一味强调“悲”，那建安诗歌的风格便与前代“以悲为美”的风格无甚区别。之所以将建安文学与前后的文学都区别开来，便在于其“梗概多气”中“豪”与“健”的情感因子，即对于“悲”的豁达与超越。

建安时期的文人接续了前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范式，但在对于悲的态度上由有了新的变化。建安诗人们也感叹生命短暂，时光易逝，但加入了对人生价值追求的理念，使得建安诗歌没有流于以往的哀怨颓废，而是走向了激励奋进的向度。这正表明了，“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1]

与以往“何不秉烛游”的论调迥然不同，建安诗人追求雄健的诗风与人格，欣赏“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曹操在《龟虽寿》开篇陈述“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但后面却笔锋一转，说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在饮宴上悲从中来，写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末尾却又作豁达之解，云“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并且，他们充满了雄心壮志，正是因为“日月忽其不淹”，他们便更加积极追求生前的功业，以及死后的荣名：

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诗》）

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王粲《咏史诗》）

这样的雄壮的胸襟不仅区别于前代颓废消极的诗文，与之后绮靡的诗风亦有很大不同。故而，论及建安诗歌，多感其悲而豪健，自有激人奋进处。刘勰言其“梗概多气”，确是指出了其诗歌的风格。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冯友兰.历程・简史.2012：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 沈季林.“建安风骨”简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5（01）：第47-50页.

[3]. 黄崇浩，“梗概而多气”考.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04）：第20-55页.

[4]. 孙明君，建安气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第75-81页.

[5]. 陈德礼，气论与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6）：第53-59+154页.

建安诗歌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天下之中；天下意识；建安；诗歌；地理生成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99-06

收稿日期：2013-03-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古代黄河流域城市布局与文学流向的关系研究”（11YJA75101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从汉风到唐韵：韩国诗话视阈中的中古诗歌自觉过程研究”（2010CCJS―1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红亮（1971―），男，河南郑州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

文学地理的研究源远流长，班固《汉书・地理志》对《诗经・国风》的评论开启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之先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学界借鉴人类学、文化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审视古代文学，文学地理研究呈现出综合的特点。20世纪中后期，文学地理研究进入繁荣期，以曹道衡《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陈尚君《唐诗人古籍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唐圭璋《宋词四考》（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等为代表性成果。近年来，文学地理研究涌现诸多佳作，例如，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卫绍生《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学苑出版社，2004年）、杨义《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其中，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首次提出了影响文学发展的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线、文人流向、区域轮动等五大要素，并用数据统计和时空还原方法，揭示了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为文学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成果多侧重文学地理的学科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的创新，而建安诗歌的地理学研究触及尚少，仅卫绍生于《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有相关论述，且非专论。

任何物质都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存在，文学亦然。古代“文学的自觉”时在汉魏，地在中原。在当前研究侧重时间因素忽视空间因素的背景下，从文化地理的视域辨析建安诗歌的生成原因，可以重构中原地区时空并置的文学版图，并管窥古代文学的自觉轨迹。

一、“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与文化属性及中原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天下之中”是西周初期建都洛邑时周公提出的一个选址理论。在古人看来，把都城建在国家的中央，可以形成“四方辐辏”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既便于四方拱卫、诸侯贡赋，又可上配皇天，求得天命眷顾。

“天下之中”的概念由“天下”与“中”两个空间义项构成。根据古典文献，“天下”内涵有二：其一，受命于天；其二，天底下之土地。周之前，上神为“帝”，商周易代，“周人所创造的至上神‘天’，与殷人的至上神‘帝’具有同样的权威，是自然与人间的主宰，同样具有天命予夺的权力”。故《尚书・召诰》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尚书・梓材》日：“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可见，“天下”作为一个空间概念，指由中央及其控制的边远地区，已有君权神授、统一疆域的意识。

“中”的义项，指空间结构的中间。概念溯源可至三皇五帝时期。相传逐鹿之战，炎帝败走四散，而黄帝胜居之地即为天下之“中”。其后，夏部族因袭黄帝故地，“择中”于河南洛阳一带定都，《史记》载：“自洛延于伊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夏亡商兴，中心与四方的方位概念初步形成。商人以都河南安阳“大商邑”为坐标，划分天下四方的区域，故日“中商”，其他属国分别称之东、西、南、北等“四方四土”，以其距都城的远近受商王不同程度的管理。《诗经・殷武》日：“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毛传：“商邑，京师也。”郑笺：“极，中也。”武王灭纣，周公在夏商建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践了“天下之中”的理念。据《史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日：‘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尚书・召诰》日：“王来绍上帝，自服于中土，旦日：‘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综上，“天下之中”并非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与地理方位的结合体。

文化依赖一定的地理环境存在。《淮南子・天文训》日：“中央土地也，其帝皇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古典文献流露出浓郁的尊中的方位观和厚土的文化观。“天下之中”的原点在洛阳，范围广及今豫、晋两省交界处。尊中与厚土观念的杂糅，是中国独特地理形态与农业文明形式的要求。

“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源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矿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北纬20°―北纬40°区域，自然富源丰富，较南半球地理位置优越，故全球的早期文明皆肇发于此，墨西哥文明、地中海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自西至东排列，形成了一个“中纬度文明带”。这些文明，根据其发展依靠土壤、草原与海洋等自然资源的不同，又分为农业、游牧与海洋三种类型。

中国居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属典型的农业文明。在自然地理上，中国的西北和北部，从帕米尔高原到东北，天山、阿尔泰山、萨岩岭、外兴安岭横亘在蒙古高原，山间填充以大漠，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在西南部，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脉向东南亚延伸，依次排列着缅印边境的那加山、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中国境内的怒山、无量山和哀牢山，发源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的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金沙江沿着山谷奔腾而下，分别注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边境形势山河相间极为险峻；在东部与南部，浩瀚的太平洋，渤海、黄海、东海与南海构成了边缘海；中部地区是黄河与长江流域冲积的广阔平原。

农业文明依赖土地、阳光与水源，草原与海洋相对居次要位置。中国在欧亚东端独特的地理形势构成了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又为华夏文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内部条件。中原正是位于冲积平原的中心地带，该地区西高东低，海拔1500米左右，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太行、王屋二山雄峙北方，大别、桐柏二山屏立南界，西有伏牛、熊耳诸脉，东为黄淮平原，沃野千里。黄河东西横贯，洛河、伊河、济水散行北部，淮河、丹江、唐河、白河密布南方。因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便于农业生产，历来为中国之腹地。早在《尚书・禹贡》中，分天下为九州，九州土壤又根据肥瘠程度分九等。其中，雍州土质最好，属黄壤，肥力为“上上”等级，而中原属地豫州土壤较好，为壤、下土坟垆，肥力“中上”等级，这两种土壤皆与黄土高原的形成有关。等级最差的为梁州青黎土、荆州和扬州的涂泥，这两种土壤湿润如泥，因当时排水与灌溉技术不甚发达，不能有效利用，故依次排列后三位。

在古人的视野中，海洋的价值仅是作为天边而存在，所谓“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即便是生活在邹鲁滨海的孔子与孟子，也无涉险海航的经历，而是长年奔走游说于中原列国之间。偶尔也提及海洋，只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视之为逃遁处所。并且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仁”高于“智”。先圣置安定的山于易动的水之上，显示出追求稳定的思想，与西方的海洋文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草原在唐代之前，仅有充当沙漠间绿色通道的价值。《大唐西域记》卷12载：“从此东行人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这段文字真实而悲切地记述了中国与世界交流沿丝绸之路西行的困苦。

外部形势相对封闭、中部土地相对肥沃，是先民选择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原点及其在中原地区生活与发展的早期决定因素。文明的产生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历经夏、商、周三代，经汉隋唐而至于北宋王朝的覆灭，中国的文化中心却在长达三四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原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对“天下之中”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选择中原作为全国政治与文化的核心区，更是地理与文化、甚至是哲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中原”与“中国”两个概念的甄别进行把握。

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曾经坚定地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心，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对此更为自信。中国古代，国家与民族概念的内涵处于一种混同状态。作为国家的称谓，“中国”与“中原”是一种动态的关系，二者之间在民族上可以相互替代，在疆域上中心区域相同，范围接近，有时又完全重合。

“中国”一词的基本含义有五种。其一，指京师。《诗经・民劳》：“蕙此中国，以绥四方。”笺：“中国，京师也者诸夏之根本。”其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诗经・荡》讽厉王暴虐日：“内于中国，覃及鬼方。”其三，指中原地区。《孟子》：“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其四，指内地。《史记。孝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其五，指居天地中。扬雄《法言》：“或日：‘孰为中国？’日：‘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

“中原”一词基本含义有三种。其一，指三代时期，黄河中游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山西两省交界的地区。“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小，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三河”一带即为中原，在今豫、晋两省交界处。其二，指东周后，随着华夏族活动范围东扩至整个黄河中下游，以河南为主体，包括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湖北部分的广阔区域。《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古日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这段时期，中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原”与“中国”的概念基本重合，故“中原”与“中国”、“中华”、“华夏”为平行之称谓。其三，专指今河南省。综上，在“中国”与“中原”的诸多义项中，河南皆为核心区域，其因在于“中”。中原地区适于生活，经济发展快速，政治上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历久而成的厚重文化又使中原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强化。

“王业不偏安”。秦汉时期，随着封建帝国的统一与强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天下之中”理念进一步的强化，并由都城选址扩展至更大领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成为古代空间意识与文化观念的集中体现。“居天下之中，即是居天地之中，符合中国社会以和谐为主旨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四方不偏不倚，对一方由服及鄙，易于形成向心忠中的社会文化心态”。其后，统治者无论是汉族亦或少数民族，版图统一亦或割据，封建王朝皆在践行着“天下之中”的理念。立国、立都、立宫和立庙皆求“择中”，“中”是控制天下的坐标，既可显示帝居的尊严，皇天的神秘；又便于四方拱卫，地方赋觐，在古代具有管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二、汉魏之际的士族成长与玄学兴盛促成了中原文学家群体的崛起

汉代宗经倡儒，设五经博士，儒学遂盛。西汉时期，儒生云集长安，地方官学以齐、鲁最盛，并波及梁、沛、东海三郡（今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与山东相邻之地）。东汉时期，洛阳为中央官学所在，太学规模宏大，儒生达3万余人，地方官学“以兖州（大约在今河南开封至山东济南一带的黄河两岸地区）学风最盛，仅次于兖州者为豫州（相当于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和山东西南部一带）”。时至汉末，文化政策的推行中有严重的经学致用倾向，儒学日趋僵化繁琐。以至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章句如此，诗歌也一改灵动的自由状态而沦为经学附庸。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军阀混战，更有黄巾起义冲垮了正统的封建秩序，“正统儒家思想衰落，佛道流行，形成清谈风尚，思想世界一改昔日因袭传统，呈现万花缭乱的景象”。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士从传统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追求。汉魏之际，中原地区的文化经过上古孕育、先秦整合、秦汉发展，至汉魏之际而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汝水流域的汝南文化、颍水流域的颍川文化、淮阳为中心的陈郡文化、开封为中心的陈留文化、焦作为中心的河内文化等六个鼎盛的地域性的文化圈。学界认为，士族成长、清议盛行与玄学是魏晋文学兴起的直接因素。胡阿祥提出：“汉末年士风的转变及摆脱经学束缚的曹魏年间玄学的兴起；而这两者，又均以中原地区开风气之先。”

中原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滋养着士族的成长。具体来说，汉魏之际的“南阳、颍川、河南、陈留、汝南为天下腹心，是品评清议的发端与盛行之地”。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成为全国士族最为密集的地区，如，南阳邓氏、朱氏，颍川韩氏、郭氏、荀氏、钟氏、陈氏，汝南袁氏、周氏、应氏，皆世代衣冠名族，时谓“豫州人士常半天下”。降及三国，长江流域的吴、蜀两国在政治与军事层面与魏形成鼎足之势，但其文化与人才远逊于魏。而曹魏学术风气的分布，以许昌、邺城和洛阳三者最盛。

清议玄学让文人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士族成长为文学艺术提供创作主体。二者的发展为文学自觉走上唯美、缘情道路，提供了良好机缘。推究其因，卢云归结有四：其一，东汉定都洛阳，中原为京畿腹地，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二，经济繁荣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其三，有文化的地方官府重视教育，培育了骨干力量；其四，士族成长促使人文昌盛。

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文化昌盛，则文学兴。“一个区域的文风是否兴盛，与该区域文化传统的久暂有关；文学家成就的大小，则往往视乎文化土壤的深厚抑或浅薄；至于文学家数量的多少，在魏晋时期，又常与文化家族的众多或寡少密切相关”。中原地区历史积淀深厚，政治文化氛围特殊，在汉魏之际涌现了数量居全国之冠的文学家（见表1、表2）。仅就建安而言，全国有影响的文学家，基本上都是中原人。河南籍的著名文学家有建安七子中的阮、应场二人，蔡琰、繁钦、邯郸淳、应璩、杨修、路粹、潘勖等。其中，阮、应场、蔡琰、繁钦、应璩等人皆有诗名。此外，一些著名诗人，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刘桢、徐干、陈琳五人，虽非河南人，却在中原生活和创作，状写中原风物，叙写中原世事，作品与中原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中原文学植根于中原文化的厚土，振起于汉末纷乱的社会现实，其群体崛起是建安文学繁荣的地域性标志。

上述两表说明，东汉设13刺史部，除并州、交州外，余11刺史部皆有著名文学家出现，数量排在前5位的依次为：河南33人，陕西25人，山东12人，安徽9人，甘肃8人。三国设14州，除梁州、幽州、蜀州外，余11州有著名文学家出现，数量排在前5位的依次为：河南15人，山东14人，安徽7人，江苏6人，陕西5人。三国与东汉相比，文学家数量河南稳居第一，陕西、甘肃位次快速下降，安徽、江苏、浙江位次大幅度提升，表明汉魏之际文学版图的中心继续东移，东汉与曹魏都洛阳直接确保了文学中心的位置，而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文学增长既与曹氏集团源出安徽有关，也是东吴建都整体拉动的结果。

三、“天下之中”的观念与社会混乱的矛盾熔铸了建安诗歌的“天下意识”

地理环境作为文学发展的空间，既是其存在的容器，又是其发展的环境。文学只有通过与环境交换能量才能发展。东汉末年，后党秉政，宦官专权，尊卑易位，战乱与分裂为基本时代特征，伴随着战乱而来的是饥馑与瘟疫，天灾人祸夺去了国家过半的性命，人口由东汉峰值6000万锐减至三国时的3000万。正如清人赵翼《题遗山诗》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残酷的社会现实，激起了中原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的共同追求。其时，文学成为个人行为，文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或悯乱伤时关注社会生活，或豪气激荡抒发理想壮志，以创作实践推动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典范。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诗歌。周晓琳尝言：“在文学创作领域，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绝非纯客观的自然存在，受作家环境感知与地理价值判断的支配，它们被赋予强烈的主观色彩，通常用以指示个体生命历程的延伸与坎坷，承载创作主体的喜怒哀乐等种种体验，甚至成为作家灵魂的安顿之处。”在涉及中原的诸多地理概念中，“天下之中”作为一个空间意识与文化观念，植根于中原作家内心深处。

古代中原地区长期为“国之枢纽”，文化中心的政治地位与中东部黄淮平原的平坦地貌叠加，给人以开阔的空间与心理情绪。建安诗人放眼观世象，作品多带有浓郁的“天下意识”。曹操《气出倡》之“下之八邦，历登高山”，借宏阔景象展示人生追求；《蒿里行》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感情真挚深沉，悲天悯人，对平原作线型平视自然产生一种雄阔远大的气象。曹植《白马篇》中的游侠儿，骑马驰向西北边陲，政治立足点显然在中原。还有曹植《送应氏二首》、蔡琰《赠蔡子笃诗》等篇皆此类表述。在中原文化圈的话语体系里，与“中土”“中州”“中国”相对立的是东西南北等方位词，通常指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故王粲有《七哀诗》中“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的哀恸。

中原地域西高东低，山川沟谷为西北部基本地貌。汉魏之际，艺术家审美心理与自然景物的双向互动关系逐步确立，触景生情与借景抒情成为诗歌的常见表现模式。中原北部太行、王屋横亘，西部伏牛、熊耳诸脉雄峙，山脉空间构架的高峻与色彩组合的黄绿在诗歌中有着充分展示。黄色为土地的颜色，生活在黄河流域，曹植《应诏》的“遵彼河浒，黄坂是阶”、傅玄《雨诗》的“霖寓如到井，黄潦起洪波”分别以黄色写晴景与雨景，凡此种种最为常见。在黄绿二色调中，诗人更喜绿色。绿色为植被的颜色，描写青山绿水的诗句不胜枚举，如嵇康《赠秀才人军五章》的“春木载荣，布叶垂阴”、潘尼《迎大驾诗》的“南山郁岑崔，洛川迅且急。青松荫修岭，绿蘩被广隰”等。汉魏之际为艺术自觉的时代，虽非画家，诗人对色彩的规律却有准确的把握，已经认识到蓝绿色在弱光下饱和较未饱和更鲜明的现象。达・芬奇尝言：“远山颜色越深，显得愈苍翠壮观。颜色最深的远山，显示最美的蓝色。”阮籍《咏怀诗三首》（其二）的“灼灼春华，绿叶含丹”、《咏怀诗五十二首》（其七）的“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嵇康《赠秀才人军五章》（其三）的“萋萋绿林，奋荣扬晖”，皆为绿色叠加式的描写。在郭遐叔的《赠嵇康》中，因“思念君子，温其如玉”，甚至产生“心之忧矣，视丹如绿”的颜色错觉。

中原长期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和平时期是首善之区，战乱时期是必争之地。汉魏之际的中原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诗人面对军阀混战以及集团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建功立业的政治诉求遭受挫折，“行路难”的感伤情怀就会充斥字里行间。曹操《苦寒行》的“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曹植《赠白马王彪》的“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分别用客观的山和水写主观的心境，可谓虚实相间、景中含情。“行路难”既是一种从中原中东部向西北部行进，遇到突起的地表，仰视所产生的空间视觉感受，更是一种遭遇政治风雨后的内在情绪。此表现手法，跨越时间和空间，对后世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蜀道难》的主旨与手法皆源于此。

建安诗歌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三曹；建安七子；蔡琰 建安风骨；慷慨悲凉

建安时期是一个政治社会极端动乱，人们生活极端动荡的时期，但特殊的土壤却成就了中华文学史上思想异常活跃的特殊时代，建安文人们于动荡中苦寻真理，在战乱中坚守气节，他们张扬生命，挥洒真情，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视人生，发觉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创作的自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文人们处于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现实体验的痛苦、沉重互相交织的环境里，于是建安时代的士人们用他们的心灵创造出的诗歌来抒发对人生苦短的慨叹、对艰难世事和百姓疾苦的忧患、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索，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慷慨高歌。那一首首慷慨悲凉、雄浑古朴的诗歌，那一曲曲包含对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索、对民生疾苦的忧患、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的歌曲，谱写出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鼎盛的时期。“慷慨悲歌”中有对苦难现实的无奈但又欲改变这种乱离局面建立理想世界而发出的人生慨叹，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忧患意识和仁人志士的理想抱负。在中国的文学艺苑里奇花异放，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特点：

一、建安文学创作风格独特――镌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建安前期，儒家思想的地位亦随着东汉王朝的消亡而大减，文化环境的变迁，迫使建安诗歌扬弃了有汉以来注重功利的创作倾向，既体现了经典的力量和气势，又有“托诗以怨”的怨诽之情，充分展示了其现实主义的时代创作精神。刘勰在总结建安文学的特征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前期，由于文人们处在汉末战乱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在创作内容上，自然地以描写战乱、抒述忧患意识为主。建安前期出现了大量反映汉末战乱、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诗篇。如陈琳《游览诗》中“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等，充满了忧患意识，体现了“端直刚健”的风格，读来让人抑制不住产生悲枪与忧伤之叹。正是如此，才出现了这一时期文学在内容取向上的趋同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安文学风格也开始逐步转向，这同样是以时代特征为背景的。建安后期，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好转，大多文士集中于邺下附依于曹氏父子，从而结束了建安诸子各自的孤立创作状况，游宴诗应运而生。

总之，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感叹人生不济，感伤现实人生中悲哀，还是抒发爱情，都在不同时期抒发了时代的主题，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特点。

二、建安文学创作精神独特――“慷慨悲凉”中透出英雄风骨

慷慨悲凉，是纵贯建安前后两期整个时代的主体诗歌风格。“慷慨”和“悲凉”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然而却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1.特殊的土壤孕育出“慷慨”“悲凉”完美结合的硕果

建安时代是一个社会遭遇大破坏的时代。诗人们面对现实，亲眼目睹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象和残酷的社会现实，尽管建安后期中原地区相对安定，但战乱的情景与阴霾仍影响着诗人们的心灵，加之曹氏兄弟在政治上的争夺，给邺中文人心理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面对这一切，诗人们只能将沉积心底的苦闷以作品的形式宣泄出来，形成了一种尚悲的心理定势，从而凝聚成悲凉的建安诗风。

2.官僚塔尖的开创者高扬的政治热情，点燃建安士子的激情

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三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他们高扬的政治热情，形成了“雅而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文学风骨。“慷慨”一词，为三曹所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慷慨时激扬。”曹植《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干》：“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悲风”这个意象，在三曹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三曹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底蕴，为建安文学形成了“慷慨悲凉”的鲜明的文学特色。

可见，建安诗人们悲哀现实和憧憬理想的双重心理，崇尚悲凉和仰慕壮烈的双重审美意识，反映现实和抒写情怀的双重文学观念，构筑了建安诗歌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慷慨悲凉的诗歌风范。这一洋溢着时代精神的诗歌风格，就铸就了文学奇象“建安风骨”。

参考文献：

[1]王巍.建安文学研究史论[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2]刘世峰.三曹与建安文学，百科知识，1995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4。

建安诗歌范文第8篇

关键词：建安时期;游艺;诗;文士

建安时期的文人在经历了经久不息的战争之后，逐步丧失了对于汉朝政权大一统之希冀，逐步摆脱了经学之桎梏。在这种“尚通脱”的社会氛围之下，文士们的人生信仰、价值观、道德标准、生活方式逐步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文人们努力从形式各样的享乐方式中娱怀取乐，消闲遣兴。于此同时，各种有关”戏乐“活动题材的游艺诗也开始进入建安文人的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建安时期诗歌创作之题材。正如徐公持先生在《魏晋文学史》中，将建安文学细分为三个阶段。本篇我们将讨论徐先生所提及的建安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即邺下文人集团集中活动时期。“刘勰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畅’‘傲雅觞豆之前，雍容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描述的才是这个阶段的创作状况。在第二阶段，‘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的诗风已经减弱，出现了较多述游宴、写琐事的诗歌，追求技巧和辞彩。”①

“文学产生并繁荣于游戏，甚至本身就是游戏的一种”②。正是建安时期的文人流连于各种游艺活动之中，才使得具有戏谑性色彩的游艺诗歌一涌而出。如邺下文人集团中曹植的五言诗《斗鸡诗》、应的《斗鸡诗》、刘桢的《斗鸡诗》、《射鸢诗》。下面我们从建安文人的作品中去感知逞才竟学，游戏文字之内蕴;去领悟所谓的“为文造文”。

（一）斗鸡

斗鸡属于角力竞技类一种。而古人有时往往斗鸡走狗并提，斗鸡走马并举。斗鸡之戏，先秦已有，汉魏有之，唐代尤盛。因此在儒家思想颓势，老庄无为自由精神盛行之建安时期，斗鸡便自然而然的契合了建安文士追求刺激、追求个性解放甚至放达任性的人格精神。邺下文人集团也固然深受这种氛围之影响，创作了有关斗鸡这一游艺活动的同题之作。如陈王曹植《斗鸡诗》③：

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

长筵坐戏客，斗鸡间观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

挥羽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

这首五言诗，“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短短几句，首先交代了斗鸡之缘由。因为皇宫贵族厌倦了宫、商、角、徵、羽，实在寂寥。在位的众多宾客便提出了消解无聊之乐即斗鸡取乐。这几句不仅叙说了斗鸡之起因;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信息即在建安时期，斗鸡仿佛已成为宴乐娱乐之必备，深受皇宫贵族之厚爱。其次，该篇后几句对于孤傲之鸡的翅、羽、目、距的刻画，并与相关的动作相结合，双鸡争雄的画面跃然纸上。“目发朱光”足见雄鸡之凶狠;“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也足见争斗场面之惨烈。最后，“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为我们呈现了斗鸡之技巧方法。因“鸡畏狸”，故以狸膏涂头，以狸之气味恐吓对方。

曹植寥寥几句，却将斗鸡之技巧、场景为我们真实的再现出来。在诸多斗鸡诗中，曹植之作实可谓之佳作。

再如：建安七子之一应之作《斗鸡诗》④：

戚戚怀不乐，无以释劳勤。兄弟游戏场，命驾迎来宾。

二部分曹伍，群鸡焕以陈。双距解长绁，飞踊超敌伦。

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从朝至日夕，胜负尚未分。

专场驱众敌，刚捷逸等群。四坐同休赞，宾主怀悦欣。

博弈非不乐，此戏世所珍。

应之作与曹植之作诗歌之铺陈与体制相类似，均为五言之作，并且诗中“戚戚怀不乐，无以释劳勤”两句同样也叙说了斗鸡之缘由，即曹氏兄弟空虚无聊，无法排解心中之忧愁。“兄弟”二字即指曹氏兄弟，由此我们便可知此诗应为邺下文人集团同题之作。而后，该篇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画面：在曹氏兄弟的组织之下，斗鸡之队伍分为两组，众鸡势均力敌，从早斗到晚也难分胜负，终于有只傲视群雄的雄鸡超越同群，使得在座之宾客贺赞欢欣。由此，我们足以体味到这种斗鸡取乐的热烈场面。诗歌最后一句“博弈非不乐，此戏世所珍”也足以证明斗鸡之受追捧程度。应在对斗鸡场面进行叙述之时，平允得当，虽为奉和应制之作，却不阿谀过誉，同样实为上等之作。

又如刘桢笔下的《斗鸡诗》⑤：

丹鸡被华，双距如锋芒。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

利爪探玉除，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

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本诗似为与曹植、应的《斗鸡诗》同为侍坐奉和之作。诗中将雄鸡的刚健与威猛细腻的刻画出来。作者把雄鸡之距、翅、目、尾同鸡的立、踏、扑、跳的动作结合起来，既写出了鸡的雄风，又暗示了争斗场面的激烈，在写作手法上别具一格。

邺下文人集团的这种“为文造文”的奉和应制之作历来遭到学者们的诟病。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集体性的文人创作虽然少有真情实感，其社会价值固然不是很大，但从文学自身发展角度来看，它对诗歌表现技巧的提高与进步，对诗歌题材之扩充均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其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风貌远比个人风貌鲜明。

（二）射猎

射猎最早是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了生存，与野兽搏斗而萌芽。其后，逐渐演变发展为礼数繁琐的礼仪行为和驰骋纵横的射猎活动。伴随着封建礼教关系之弱化，射猎也逐渐带有消遣、戏乐之游戏成分。因此，射猎作为一种游艺活动，也逐步进入建安文人的视野，将射猎视为为文之素材。如建安七子中刘桢的《射鸢诗》：

鸣鸢弄双翼，飘飘薄青云。我后横怒起，意气陵神仙。

发机如惊炎，三发两鸢连。流血洒墙屋，飞毛从风旋。

庶士同声赞，君射一何妍。

本篇中“发机如惊炎，三发两鸢连。流血洒墙屋，飞毛从风旋”两句五言诗足以显示出曹操奋射鸢鸟的雄姿，是一篇典型的侍从奉和应制之作。全诗语句固然宏大威武，但文气稍显逊色，且有阿谀过誉之嫌，在刘祯的作品之中可谓下品。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真实的再现出了射猎之场景。

总的说来，“贵游风气”以及群体性创作，自邺下文人集团之时就已经久不衰，建安时期的文人仿佛沉溺在游戏人生的意识中无法自拔。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之灵感又来源于生活现实，这恰恰就让纷繁复杂的游艺活动慢慢发展成为诗人笔下的典型意象，使得在建安时期游艺诗歌在文人笔下大放异彩。（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峰屹.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及诗学[J].文学评论，2011，5：31-39.

[2]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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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格平.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M].长春：文史出版社，1991：475.

建安诗歌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建安风骨作为文学史上特异的景观，历来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往往关注于建安诗人与时代风气之关系，而忽略了文学系统内部之间的一种延续性。其实，建安风骨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是文学内部的一种演变，是孺学诗学体系、骚学诗学体系和庄学诗学体系相互融汇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的诗学话语系统中，有三支系统一直是分足鼎立的。这三个系统分别是以《诗经》为核心、以《乐府》为支撑的儒学诗学体系;以屈原作品为主体、宋玉景差等人之作品为羽翼的楚骚诗学体系;以及以《庄子》为旗帜的道家诗学体系。儒学体系历来以其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影响后世;楚骚诗学则以其九死不悔的人格、悲怨的激情、缥缈恍惚的境界、精彩绝伦的词藻之美和富于比兴的香草美人象征手法而被后代所推崇;庄子诗学体系则以它放旷的气质、诗化的人身哲学、独立的人格魅力及对万事万物饱含深情的悲悯情怀而衣被后世。

在整个中国的诗学话语中，诗人或承续一系，或以一系为主而辅之以另一系。如李商隐继承了楚骚诗学的精髓，他的诗歌用极为精致的语句营造着一个个缥缈恍惚的意境;而诗圣杜甫则以儒学体系为主，在此基础上又转益多师，形成了以沉郁顿挫、慷慨悲凉为主，清新俊逸、自然平和、婉转流丽为辅的多样风格。虽然杜甫或多或少地也受到庄学的影响，但其主要的风格还是来源于儒学体系和楚骚体系。能够融三个系统为一体，三种体系在某个诗人身上表现的并驾齐驱，在中国的诗坛上寥寥无几。陶渊明、李白、苏轼三者可以说是融三系为一体的典型。在他们身上，既激荡着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对万物苍生的浓浓深情;又有着对现实疏离后的诗化人身，在一片浊世中保持着自己香洁的人格。阳刚与阴柔、愤怒与平淡、优美与壮美奇妙地统一于他们的番中;在如梦如幻的诗境中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而又自能高蹈能隐逸。作为诗人个体能够融三系于一体尚且之少见，作为诗歌流派则更为罕见。建安诗人身处于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殊的时代和身份使他们不仅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和对天刁生的关注;同时也使他们对命运的不可捉摸、人生的短暂比俄体会的更为深刻。但是对于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他们近身居高位，也常常感到一种无能为力。于是，只能进人一种玄的世界中去寻找解脱之境。因此强烈的现实主义、人生短暂白叹、突出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便体现在每个人的诗作形成了建安诗人的流派风格。刘舞《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多学:“观其诗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硒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充分说明了建安诗人们的上述特而这些特征与三种诗学话语系统都是有充分联系的。

一、建安诗歌与儒学诗学体系之关系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建安诗人的一个突出特征。无钱“三曹”、还是“七子”，他们大多数的诗章是直面社会人生的。对苦难的世界，他们往往心怀优愤。然而他们把这种优愤之催抒写消融于一个个具体场景的描写或事件的续写。正是这微之境的刻画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一种更为现实的意义，从正才有可能使它们具有“史”的性质。从美学上来说，这样的也才使这些诗作具有一种与情感疏离之后的美，诗歌才保持了更为动人的情态。也因此才说建安诗人的作品深受儒学诗学体系的深广影响:它们不仅具有了儒学积极人世的现实主义之表，更具有了其温柔敦厚之里。曹植的诗歌就具有上述特点。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才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卷上。对此，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评道:“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观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渴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雄，此所谓韵不可及也。”川卷上胡应麟亦道“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而奇警绝到弗如。”川内编卷二。

不论是钟嵘，还是张戒、胡应麟，他们都深刻地体认到曹植与儒学诗学之代表“诗三百”与“十九首”之间不可分割之关系。张戒的“温润清和”、“辞迫切而意已独至”更是极中肯地指出曹植诗歌继承了儒家诗学的温柔敦厚的传统。

西北有织妇，绮窗何缤纷。

明晨秉机杆，日员不成文。

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

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

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

飞鸟绕树翔，激激鸣索群。

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

这是一首描写织妇相思之苦的诗篇，是一篇现实主义作品。首词“西北”二字道出了女子所处之位置，“西北”这个方位在中国的诗歌中素给人以荒凉孤寂之感，因此起句便给诗定下了一个凄苦的基调。但这种基调却并不是通过一些愁苦之言惨淡之景来完成的，而是巧妙地运用“西北”这个语码来实现。这正是“诗三百”温柔敦厚之精髓所在。诗歌情感的起伏跌宕也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次句写到太阳已经走过了一个轮回，可女子的手中活却并未完成多少。如果把前两句的感情基调定为标准的话，那么第三句有了明显的高扬。女子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流露，她深重的思君之情通过终夜的叹息、高亢的悲啸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诗人并没有让这种泛滥的情感毫无节制地抒发下去，而是立马用两句叙述性的语句“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把感情宕下去。而诗人显然还嫌宕得不够，又用“飞鸟”的意象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这样使整个诗篇的情感便跌到了基准线之下。而最后一句，诗人又让女子直接出现来传达情绪，诗歌又扬起，超过之前定的标准。总之，整首诗的情感含而不露，完全处于一种节制之中，正是(诗经》“好色不淫”、“怨徘不怒”的极好注解。

二、建安诗歌与楚骚诗学体系之关系

建安诸诗人除了有积极的人世精神，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外，同时又对世界人生充满悲怨之情。无论是“三曹”还是“七子”，他们的诗歌中都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凄切。他们把对现实的不满、人生的失意化作一篇篇哀音，在作品中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孤寒意象的大量出现，如“浮萍”“悲风”“秋夜”“孤雁”……

钟嵘《诗品》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下卷唐元棋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中亦说:“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架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二人的评论都精辟地道出了建安诗歌悲凉慷慨的这一特点。确实，曹操的《篙里行》、《燕露行》、《苦寒行》等诗无不写得悲情凄切。现录《篙里行》一首如下:“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栽。淮南弟称号，刻玺龄北方。恺甲生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赞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的诗句晓畅明朗，但读之令人不胜其悲。

以曹操的胸襟气量尚且如此，曹氏兄弟及王桨诸人更不用说。曹王性本悲观，曹植人生失意，王集诸人亦命途多外，故其诗作多悲怨难绝。像曹王的《杂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王粟的《七哀诗》、刘馄的《重赠卢湛》都写得“凄厉”“悲凉”，为“揪枪之词”“凄怨”之言。

建安诗人不仅在诗作情感上回归了楚骚的悲怨传统，在艺术手法上也极力模仿。最突出的即是他们对楚骚香草美人寓托手法的学习和运用。

在曹氏兄弟的作品中，有描写女子相思及闺怨之情的。可以单纯把曹王的这类作品看作是代人立言，如《燕歌行》;也有因为极富感发力量，让读者领略其言外之重旨，味外之重味，如《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俯折兰英，仰结桂枝。佳人不在，结之何为?从尔何所之?乃在大海隅。灵若道言，贻尔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脚橱。佳人不来，何得斯须。这是一首祈盼佳人的诗作，但作者却是贵为帝王的魏文帝曹巫。仔细推测，天下哪个女子敢跟皇帝开“朝期日夕不来”的玩笑?很显然，诗歌中的“佳人”是有所寄托的。究竟所知何物，却不得而知。但正是这不可确指的“美人之喻”，才使诗歌具有了一种感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巫的“香草美人”不仅是对楚骚的继承，更是一种超越。因为屈平笔下的“美人”大多是可以实指的，故而限制了诗歌提供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使读者不能获得智力满足感(西方有文论家认为，阅读是作者跟读者的一场智力角逐，阅读的来源于读者能够全部领略作者的意图)。另一方面，曹植却是屈原香草美人之喻的忠实追随者。身世的相近，人生遭遇的雷同，使曹植更易于向屈原学习。“桂”“兰”“茱英”“雀”“莺”“虫离”“美女”“佳人”等一组组与楚骚极其相似的意象充斥于曹植的诗篇中，他们大多是曹植自况，有的用来突出自己美好的德行，有的象征自己失去自由的苦闷，无不形象动人、感人肺腑。

对于为何中国文人爱用“美人”来喻“臣子”，叶嘉莹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妇女和臣子地位十相近，都处于一种被动的被选择被处置的位置，对自己的人身命运难以把握，一旦遭人抛弃，不免悲悲切切。虽然这种地位的近似自古就存在，但在诗歌中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的出现，却是楚骚为其源，建安扬起波的。

三、建安诗歌与庄学诗学体系之关系

庄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诗意的存在。一提到他，就会想到一位或垂钓于江边或背着个葫芦酒壶驼着背懒洋洋漫步于大道上的老头。但是，这样的逍遥背后，体现的正是一股文人独立不迁的人格。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乃至近现代蔡元培的坚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然而，汲极于功名的建安诗人也会有这种坚贞的个性，也会有庄子似的逍遥。

当一一考察建安诗人特别是三曹时，会发现他们个性极其鲜明，不以外界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曹操以相王之尊而“挟天子以令诸侯”，然他的诗歌却无丝毫骄纵之气，仍然保持自己“悲凉慷慨”之本色;曹巫贵为帝王，但诗歌中仍充满着“哀怨”之音;曹植更不必说，他的一词一句都显露着自己独特的个性，抒写着只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总言之，他们不管面对怎样的人生境遇，都保持着自己活泼的心灵和生命中最珍贵最真诚的情感，并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

建安诗人的逍遥则主要体现于他们创作的游仙诗中。曹操的游仙诗有《秋胡行》、《精列》、《气出唱》等;曹植有(五游咏》、《远游篇》、《升天行》、《仙人篇》、《苦思行》等四首。在这些诗章中，诗人营造了一些缥缈恍惚的意境，诗人自己也不再是凡夫俗子，而是可以腾云驾雾、披霞袭霓的飘飘之仙。他们与众神同列，与天地齐寿，真正达到了随心所欲的逍遥。

值得说明的是，以上的论述把很多诗歌进行了剥离的分析，其实，很多诗歌本身即是多种质素的融合，是无法这样截然区分的。如游仙诗就不仅体现了建安诗歌与庄学诗学体系的密切联系，从语言上又可以看出他们与楚骚诗学体系之间千丝万缕之关系。

结语

建安诗歌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建安文学 特征表现 形成原因

一、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的表现

（一）书写理想抱负，反映社会现实

从思想内容上看，建安文人的思想开始从原来统治者的入学礼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各种各样的“异端”思想(包括庄子思想和外来的佛教影响)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建安文学的作家们——特别是以曹氏父子为领袖，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以及依附于“三曹”的文人们，他们打破传统创作的旧俗，既写社会之乱又有征战之苦，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打破了两汉以来词赋独盛的局面。他们对于百姓由于战争而带来的灾难深感同情，因此他们在诗文中真实的书写了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描绘了一幅幅乱世景象。如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揭示了混战所造成的悲惨现实,是当时社会的“实录”；又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等都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反映出当时满目疮痍和百姓疾苦。

（二）深沉强劲，气盛词丰，慷慨悲凉的风格

汉末时期的军事、政治的割据,异端思想的崛起,荡涤了两汉时期诸多不好的经学作风。建安作家的作品不依附于经典,而是直抒胸臆,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特点。曹操想谋取天下,在鞍马间为文气韵沉雄,词气峭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等诗句苍劲，充溢着无限慷慨悲凉的情调。曹氏兄弟的诗，则用细腻深婉的笔调,描绘出时代的风云,展现乱世中人们深刻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邺下文人的佼佼者“建安七子”,他们的文学作品,各有优点,其中尤以王粲的成就最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总之,从建安文学中,读者都能从他们的文章或诗歌中感受到强烈地慷慨悲凉的气氛。

二、建安文学基本特征形成的原因

（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两个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使汉帝国处于崩溃的前夕。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生活，纷纷揭竿而起，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此后长期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繁盛的中原地区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建安文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有的是军阀混战的直接参加者，有的是时代巨变的目击者，对悲惨现实有切身的感受，因而其创作能植根于现实，立足手人事，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二）与曹氏父子重视文学和文人密切相关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概括地反映了曹氏父子对文学提倡的一个方面。曹操极力倡导文学，并带头创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建安文坛出现“家弃章句，人重异术”的局面就毫不为奇了。曹操还非常重视文人。他根据“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下了三次《求贤令》，广泛“求贤”，举士”，收罗天下文人，给予官职。曹操不但注意发挥文人的政治作用，而且十分尊重他们的文学创作，曹操一生下过不少禁令，但没有一条是干预限制文人创作的，曹操甚至派专使把有杰出文才的女诗人蔡文姬从匈奴赎回，她回来后凭着自己的记忆写出父亲蔡邕的遗作四百余篇，为繁荣文学作出了贡献。曹氏父子倡导文学的结果，促进了文学繁荣，特别是诗歌的繁荣，一簇簇诗歌的鲜花，争艳于文坛，至今芬香馥郁。

（三）与当时文人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

汉代从董仲舒开始，把“天”解释为主宰一切的神。这样，许多人自觉地成了天命论的传声筒。到建安时代，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不少文人由怀疑天命进而否定天命。曹操称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并在《度关山》中说:“天地间，人为贵。”把神学论者颠倒了的“天人”关系颠倒过来了。由于建安文人不同程度地破除了神学迷信思想，坚持天人相分，重视人的作用，因而敢于面对现实，文学创作也就充满了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文人的思想解放了，精神面貌随之改变，文风也就必然跟着起变化。可以说，没有学术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文人创作思想的改观，也就不会有建安文学的繁荣。

这样一个年代 ，宦官、外戚拉锯式的你争我夺接踵而至的诸侯混战，既以皇权为中心，又意味着皇权严重旁落。虽然皇权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损害尤烈的则是普通百姓，残酷的战争导致了百姓的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国家不幸诗家幸，是浸渍着血泪的经验之谈，这一时期的诗歌，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出现了“五言腾踊”“词采华茂”“慷慨以任气”的诗风。在诗歌的风格、体裁和表现形式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生机、新的变化。从这一方面看，建安时期的诗歌是继诗经、楚辞、汉乐府之后的中国诗歌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富于创造意气和英雄精神的文学时代。在前后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作品,一方面面对现实,反映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悯乱伤时;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豪气激荡,从而形成了悲凉慷慨的独特风格,人称“建安风骨”。正是这样一个年代，这样一个诗派，使得中国的诗歌得到了过渡，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一蹶不振，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史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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