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07:10:51
我还年轻，因为我才不到20岁。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贼，则是因为我喜欢夜晚，喜欢在夜风中活动。而这，恰好适合贼。
我喜欢黑暗，所以我适合夜，而夜，是贼的天下。
我是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我。武林人士见我行动如此诡异，便给我起了一个绰号：暗影。
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属于我——黑暗中的影子。我就是一个黑暗处的影子。
现在，官府到处悬赏我，说抓到了我，赏黄金十万两。原来我的身价如此高呢。
有许多人贪图那十万两黄金，纷纷结伴来抓我，却都被我杀了。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想到我会是武林盟主。为了不让他们说漏嘴，我只能杀了他们。
我不喜欢武林盟主这个头衔，但是他们非要我当，只是因为我有一身绝世武功。呵呵，他们是想讨好我，做我的徒弟吧。不过，他们不知道我是个女的，否则，就不会这样了。
时间到了，今天钱员外说好让我去他家喝酒——其实是下挑战书。我去了，又回来了。
还真是无聊。那个老头子，警惕性太低了，跟他玩，等到困得要睡着了，他才出招。唉，跟他玩，真是有损我“神偷”的名誉啊！
“三月三日，决斗梁野山。”
有财拿着挑战书，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老婆在生火做饭，不时以惊恐不安的眼神瞄一下丈夫，两个孩子却正在酣睡，长子福贵梦中还嘻嘻傻笑。灶间火光一闪一灭，米饭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
远处传来嘹亮的鸡啼，有财一口吹灭了油灯，推开窗户，一缕晨光透射进来。
老婆捧上一大瓷碗白米饭，中有两颗“太平蛋”。有财鼻子一酸，吃得很慢很慢。
吃完饭，有财怔怔地坐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扎紧布腰带，猛地从墙角操起长矛。老婆递过斗笠。有财说：“要回不来，照看好孩子。”老婆含泪点点头，哽咽着说：“菩萨保佑。”有财喉结上下滚动，说不出话来，扭头推门大踏步走去。
“豆腐哎，装豆腐啊……”阿三叔公挑着豆腐担照常出现在小巷那头，叫卖声很是悠长。有财老婆无力地靠在门口，眼泪就流了下来。
梁野山决斗，源于去年正月初五的一桩事。有财是陈家庄狮班狮头，领打狮班往刘家祠堂拜年，恰好仇家洪家班也来了，于是双方斗技，洪家班输了。狮头洪大目乃名扬闽粤赣边的教头，忍气不过，送来战书。陈家曾私下送礼打点，洪大目不买账，扬言若不如约来战，定要血洗陈家班。洪大目功夫了得，据说，往日决斗中，有八名好汉死在他的钩刀下。
梁野山是武夷山脉南端、南岭北端最高峰，闽粤赣边界江湖决斗，多选择此地，约定俗成。
陈家庄、洪家庄距山腰均庆寺，各有三铺路。
有财来到山脚时，太阳已有两竿子高了。在步云桥，一位老叫化伸手乞讨，有财二话不说，扔下一把铜钱就走了过去。
均庆寺外，各路江湖中人早已聚齐，洪大目和徒弟们在一边闲坐。有财走过去，低声说：“洪爷，我们不打了吧，我认输。”洪大目仰面朝天，手持小茶壶，笑着说：“什么?我没听清。”有财说：“洪爷，我认输。”洪大目扭头猛吐一口浓痰：“呸!”
正午时分，决斗就要开始了。大德方丈朗声宣读完生死文契，问双方有何话说。洪大目抖动手中的钩刀，钩刀上铁环哗啦啦作响，洪大目说：“这就是话!”有财拖着长矛，结结巴巴说：“我死了，就别再打了。”大德方丈一声佛号，默然退下。
三通鼓响后，便是一声锣响，双方即兵刃撞击，打在一处，但见你来我往，招招杀伐，满场冷气逼人。突然，洪大目看出破绽，一声大吼，钩刀一挥，直往有财后脖挂去，有财躲闪不及，挺长矛直抵对方咽喉。此时，钩刀回挂则必然牵动长矛前刺，长矛前刺则必然牵动钩刀回挂，双方僵立场中，凝视不动，冷汗湿透了衣衫。
场外看客，屏声息气，苦思良策。忽见有一老叫化哈哈大笑：“嘿嘿，岭下雄牛脱轭哩。”众人朝岭下一看，但见数头水牛悠然啃吃青草。
有财心头一亮，猛地蹲身、沉桥、甩脱钩刀、挺身突刺，长矛直透对手咽喉而出，生死立判。
铁丸
“果然引出来了，好兄弟，看你的了。”
知县端坐在官轿上，纸扇挥处，悍匪游骑呼啸扑来。
“遵令!”张捕头一抱拳，挥动陌刀，如离弦之箭，率三十六捕快，催马迎击。
两强相遇，杀声震地。
张捕头撞上匪首，捉对厮杀，从马上打到马下，激战方酣。突然，匪首一个虎扑，跃入深沟，与此同时，一颗铁丸直奔张捕头后脑。张捕头辨得风声，陌刀一架，碰飞铁丸，随即也扑入深沟。
匪首摔断脊椎，力不能敌，遂束手就擒。
张捕头百思不解：匪首功夫与自己伯仲之间，何以突然扑入深沟?逼问再三，匪首不答，只是一个劲地冷笑。
剿灭山寇，凯旋班师。是夜，县衙大院张灯结彩，排出庆功宴。
众捕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气如云。知县笑容可掬，要敬诸位弟兄三大碗，博得满堂叫好。喝到第二碗，大院古柏树上惊飞起一只乌鸦，盘旋夜空，怪叫声声。
知县大怒，捡起八仙桌上一块碎骨，一弹指，乌鸦就栽落下来。
“好!”众人齐声喝彩。
知县已有几分醉意，摆摆手说：“雕虫小技，献丑了，献丑了。”
张捕头抱着个大酒坛，摇摇晃晃地过来，非要敬知县大人不可。
知县大笑，就说：“你可要喝光了!”
张捕头说：“喝，我喝!今儿个高兴，喝!”
张捕头真的就把一大坛子酒给喝光了，一喝光，人就软在桌旁。
知县大人笑着走开了。
几位好兄弟骂骂咧咧地扶着张捕头回到捕房。
一入捕房，张捕头的酒就醒了，双手推开左右兄弟，低声说：“快，备马，走!”
张捕头深夜率几位兄弟快马出逃，遁入大山。
20世纪六十年代末，连续三年的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又经过三年的整顿，磨合，经济发展日益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首先必须从疲塌松懈的状态中复苏过来。所以，到1972年年底，“农业学大寨”又重新提了出来。
经过会议动员，1973年春耕后，在春工的同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引黄灌区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代表团，在各县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带领下，绕道北京去大寨大队参观取经。那年，北京车站出现了一片白花花的老羊皮袄，大寨大队的山坡上像是来了一群群老绵羊。宁夏就此开始了移山填海的园田化基本建设时期。我，一个下乡知青，担纲了中宁县园田基本建设样板枣园公社基本建设测绘、设计、施工的具体工作，参加了那个人山人海的大会战。
周滩誓师
到1975年，秋季园田化建设刚进入尾声，县政府的通知又下来了，要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万人大军，到长滩周滩地区进行冬季会战，平整原设置为黄河青铜峡水库淤没区，而后来黄河实际水量下降，未达到应有的蓄水线而空旷已久的周滩废弃田。
枣园公社紧急组队，以公社党委副书记祁德友与武装干事孟玉海带队，我为施工员，唐建华为后勤，带领全公社五百余民工，开赴长滩地区参战。
十一月末的天气，仍然像小阳春。刚刚开到长滩，还觉得风清气和，太阳明亮，是塞上冬季难得的好天气。祁德友把公社指挥部设在鸣沙镇派出所内，把几个大队的民工安顿到鸣沙街周围的生产队里，便带领我们下周滩工地现场去视察分工。三个大队，高山寺大队的带工员是李营队的副队长，大队的民兵连长李学忠，他是我的朋友。立新大队的带工员是大队的民兵连长郝全才，枣园大队的带工员是大队文书，我的中宁中学同学王福祥。
周滩名为滩，其实表面看基本平整，内里却到处是沟汉、坎窝、沼泽、洼地，现在要沿靠近黄河边的大渠依次向南，依园田化标准，1‰的比降，休整水平田地，引水支毛渠(灌水渠由大到小分为干渠、支渠、毛渠，支渠是流向田间的主渠道，毛渠是流向具体田块的小渠)，修筑田埂及生产道路。枣园公社负责四档田地的整理成型工作。我决定由枣园大队主修沟渠埂路，由立新与高山寺两个大队各负责平整两档田地的任务。祁德友采纳了我的意见。他是一个复转军人，江苏人。为人憨厚、正派，只是缺少魄力，驾驭人的手腕。人品很好，却在公社内部为人排挤。武装干事孟玉海新从关帝公社太平大队文书上调为公社专干，有赖于他的伯父――县上有名的关帝公社太平大队党支部书记。小孟是一个眉清目秀的聪明青年，人也随和真诚。所以，这次当施工员，我感觉心情舒畅。
开工了，在鸣沙塔下新搭了誓师大会的主席台。万人誓师大会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召开。长滩大会战总指挥部的全体人员，包括特地赶来督战的县委书记陈瑛、副书记曹华宇(这两位是整个七十年代中宁县最风光的人物)。在总指挥潘副县长致开幕辞后，陈瑛讲话了，他从路线高度，讲解了这次大会战对于推进中宁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广泛开展的督导意义，对于正将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的胜利成果的重大意义。号召民工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把长鸣地区万亩良田建设好。
陈瑛讲话后，各公社纷纷上台表态，多少为会议气氛所振奋的我，了解了枣园公社的工程任务后，有把握赶在其他公社之前完成园田化任务，年轻人的冲动与激情被激发了出来。征得祁德友、孟玉海同意，即席书就挑战书一份，要向其他公社挑战，保证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任务。
我的小伙伴杨栋才在我的鼓励下上台宣读了挑战书，无疑对会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会场气氛热烈，似乎时代又回来了。作总结发言的曹华宇大嗓门一吹，把誓师大会推向了高潮。我也受此感染，似乎重新恒定了自己的价值。
寂静了很长时间的长滩周滩热闹起来了。黑鸦鸦的人群，爬在土黄色的田野里，像蚂蚁一样穿梭往来，虽是初冬，乍寒还暖，人们仍是脱掉了外衣，汗流浃背地干着。将隆起的土堆取平，运土填平低洼的沼泽，再把高阜的田地降低水平，与要求的标高等齐。取每一车土，平整每一块田地，都要用汗水辛勤浇灌来换取。水电局的杨技术员抱着仪器，一块块测定着我们平整的田地。田块、道路、沟渠是水电局的测绘人员事先划好了的。我的任务只是指挥民工，将高就低，一块快把它取平。考虑到灌溉总渠处在一块地势较高的地塄上，有一定的流速与压力，况且上游田地，在灌溉时，有泥沙自然淤积，升高水平的功效，我决定赶在封冻之前，能突击多少就算多少。所以，为了节省劳力，减少大土方的搬迁，我不动声色地在施工中，将1‰的比降改为0‰。将工程进度提高了许多。
公社“名人”
这场大会战是县委书记亲自挂帅督战的，因此上上下下极为重视。指挥部机构齐全，工地到处红旗招展，各个公社都有专职的宣传人员，一方面开办各公社自己的宣传园地，另一方面负责给指挥部宣传组供稿。枣园公社为了节省人力，施工员，宣传员由我一肩挑。因此，闲暇下来，我还得写稿，办专栏，以应付县上的检查。因而，在方圆十里的会战工地上。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我的稿件。宣传组长陆永盛(前文卫局长，刚刚解放重新序用)每回检查路过枣园公社的工地，都要停下来，一边欣赏我办的专栏，一边由衷地夸奖几句：“到底是中宁县有名的笔杆子，名不虚传呵!”说完，又长长地叹口气：“唉……”言下之意，无限惋惜。
晚上，设在鸣沙派出所的枣园公社指挥部温馨而热闹。祁德友、孟玉海喜爱喝酒。那时，没有什么好酒，也没有什么下酒菜，红薯散酒一两斤，白菜心洒些白糖，或切些青萝卜丝，就是下酒菜了。我从吉兰泰回来后几年，基本是滴酒不沾，一方面是没有钱，另一方面是我历来不好烟、酒。但碰见这两个热闹而没有架子的领导，又和唐建华合得来，不喝酒凑热闹是不行的了。
窗外寒意渐重，窗里，几张红扑扑的脸围坐在火炉边，当炉煨茶，杯酒取欢，倒也春意融融。碰到高兴的时候，也邀请各大队带工人员来喝酒助兴，作为回报，各大队在利用有限的补助费改善生活的时候，也请我们去打牙祭。于是又是一顿水酒取乐，把这施工的艰苦也就抛到了脑后。
但是时令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严寒还是来临了。一连几场大雪，把周滩田野埋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西北风尖利地呼啸着，像刀子一样刺得人脸生疼。大地很快封冻了，镐头下去，再也刨不出土块。工程进度迅疾缓慢了下来。随着气温的降低，工地上的病员日益增多，望着树枝上的冰雪挂，黄河里翻腾的冰凌花，沼泽、洼地里的冰碴，我不由地纳闷：这工程还能继续下去吗?
但上面的决心很大，各公社、大队带工领导，不得不亲临工地督战，鼓舞人心，维
持施工局面。这天，我正离开县指挥部，沿鸣沙塔下的小河边到枣园公社的工地去。迎面却碰见以工农兵学员身份，毕业甘愿回乡务农的高六八级同学魏德元。
这里还有一段佳话。1974年，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从宁夏大学毕业了。其中原在固原山区插队的一些因表现突出，根正心红而被当地保送上大学的杭州知识青年，为了在政治上求得更大的发展(也许也有的是真心实意甘愿一辈子当农民，改造山区风貌。但事实是，知识青年大回城时，除了个别升任自治区官员的知青外，无一人留在山区)决心毕业不要国家分配，重回固原山区当农民。一时被自治区有关部门树为典型，其带头人詹雪儿随即升任公社党委书记，后又为固原地区团委书记(八十年代调往宁夏大学)，余人各有升用。魏德元也许是从詹雪儿身上受到启发鼓舞，1975年大学毕业甘愿回乡当农民。只是把盼了三年，希望丈夫吃皇粮跟着享福的老婆气了个半死，夜夜不准他上炕。眼下，身为鸣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他十冬腊月还披着一件破羊皮袄，脚上趿着一双破胶皮鞋，隐隐可见露着脚指头。带着几个生产队带工人，不分日夜泡在工地上。
他久久地握着我的手，感慨万千，我望着他风尘满面的样子，不像一般人那样不解他的作为。
“家里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我关切地问他。
“想把鸣沙大队的园田化搞上去，把果园、枸杞、经济作物扩大面积，一两年里打个翻身仗!”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由衷的佩服：这小子有识见，有胆略，将来终能出人头地(后魏德元为隆德县长，宁夏三北建设副总指挥，著名的上市公司银广厦秘书局主席，证监会宣布的不受欢迎的董事长)。
与天斗
天气更冷了。指挥部里，务实派和新进派的争论也到了白炽化的程度。潘副县长，水电局雍局长等人主张撤兵，因为，随着严寒的加剧，病员的增多，工程无论如何无法继续下去，旷日持久，只能是劳民伤财。但是他们的意见终究敌不过“人定胜天”的一贯教诲。陈瑛、曹华宇专程到工地来了。指挥部连续开了一整天会统一思想。务实派遭到严肃批判，被封为右倾保守，对农业学大寨精神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再三强调，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学寨人三战狼窝掌的干劲，与天斗，赶在明春播种以前，完成长滩平田一万亩的任务。
于是紧急动员，送工地一批御寒物资和防治流行性感冒的药品，将水电局的全部库存炸药运来长滩，采用爆破的方法取土。炸药不够，连黑色火药都运来了。
在这个年月，任何想当然的荒唐的命令都是圣旨，再冷再苦，也要坚持下去。不过工地上寒风刺骨，从黄河河面刮来的冰霜，瞬间就把人们的眉毛胡子，女人的刘海染成白色。人们都缩手缩脚，冻得已在河滩上站不住，也拿不起十字稿与铁锹了。
爆破声七零八落，炸半天也就崩下来几车子就运走的冻块，将黑色火药搀在炸药里，一点引信，“出溜”一声，黄色工业炸药全化成了水。病员在增多，怠工的人群在增加，工程进度几乎停顿了。人们就一天天蹲在河滩上干耗着，谁也不敢轻言撤兵。
一贯逞强好胜的郝全才带的立新大队快要拖跨了，与之竞争的高山寺大队，在我的鼓励调动与李学忠的身先士卒的带领下，平田的速度反超出立新大队。为了在最艰苦的时候鼓励士气，我写出了长滩会战最著名的时文《兔子与乌龟赛跑的启迪》，从两个大队参加长滩会战以来的你争我夺，敢为人先的模范表现谈起，谈到在愈来愈艰苦的条件下如何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持之以衡地把工程搞下去，完成即定的目标。不要学兔子，自以为跑得快，高人一等，躺在成绩薄上睡大觉，结果让一丝不苟，以愚公移山精神赛跑的乌龟比了下去，成为最后的失败者。那就会贻笑大方，留下遗憾。指挥部正愁找不到振奋士气，砥砺意志的良药，我的文章正中其下怀。于是白天，工地上的广播反复地播送着这篇文章，晚上，鸣沙公社的有线广播又在重播它。因为写的就是身边的事，枣园公社的民工人人都知道乌龟说的是高山寺大队，兔子说的是立新大队。郝全才老大不服气，因为论身份，他是大队的民兵连长，我只是一个下乡知青，一个农民，没有资格贬抑他。但事实俱在，他无法改变，只能气咻咻地怨愤不已。
大自然是无隋的，我的文章虽然能激励士气于一时，但终究不能改变天寒地冻的现实。又硬拖了一个礼拜，终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继续平整田地了。在极度严寒中，缺衣少食，住宿条件恶劣的民工们一大半都躺下了。工程不停也得停了。再也没有人说“人定胜天”，也没有人承认务实派的实事求是，长滩大会战就这样以轰轰烈烈开始，以不声不息结束。
那个在测绘中奇怪怎么枣园公社平整的田地比降都是‰的杨技术员，也用不着在生产进度检查会上汇报他的发现了。
他是我的朋友，一个三十八岁的独身大男，印尼归侨，孤傲耿介，在县水电局被视为怪人。我在那儿学习时与彼相识，并不以他为怪，反而能谈得来，故此交厚。我曾告诉他我的施工方案，要他睁一眼闭一眼。可这个书果子到挺认真的。尽管没人赏识这种认真，他仍然在生产进度会上汇报了他的发现。务实的雍局长没有啃气，他心里未必同意这种劳民伤财的冬季大平田。因为，这是在严冬滴水成冰的北国，不是四季如春的江南。靠大话，靠口号改变不了自然。
迟来的1976年
天下没有不散的盛宴，天空不会有不落的太阳。在严寒中来临的1976年，中国的命运将发生重大的转折，那开始启动的命运之轮，在毫无察觉中，悄悄地启动了。尽管青春对我们已成为过去，但漫长而短暂的人生，终于从阴霾中显现了一线曙光……
1976年春，中宁县黄河南岸的灌溉命脉七星渠，因为耕地增加，泉眼山进水口流量减少，为了扩大进水量，不得不延伸至中卫羚羊渠口。我没有参加五千人的周滩春季会战，而是赶赴中卫羚羊渠口开凿延伸新渠。以老弱妇女，机关干部为主的周滩建设大军，一直到五月中旬水稻插秧季节，才勉强完成园田成型工程。又拖了五年，才完成农田基本建设，以吊庄移民和各公社自愿移民户，充实了周滩，改建成全县最小的长鸣乡。
我却什么都不想开口
我想忘记
可是去依依不舍
——题记
海浪无情地拍打着海岸，无情，却隐隐之中隐藏着某种特殊的关系，象我的手，挣扎着抓住时间，满身伤痕，最后，仍在时间的流逝中缓缓睡了过去。谁也留不住时间，没有谁，一秒都别想。可时间仍是痛苦的，它成了罪人，千古罪人，却没有人可以改变它的命运，不停地行走，行走...........
十一月，正是冬季
我喜欢，却一直在逃避
手机又没费了，穿上我的大外套，下楼，到我的楼下去缴费，几分钟时间，我的手机又吃饱了，我按心了，我已习惯让它一直有费，有电，日夜不息的。我让它一直开机。其实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改变那么巨大。我只是等待，等待手机铃声响起，这是对我的极大安慰。
那一年，我接受了个新事物——爱情
而这爱情的含义却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因为它的奇异的。
面对我的还朋友那四只神秘的眼睛，我没有去理会，径直去做我似的事情，而她们却向我下挑战书，可是我还是屈服了，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女孩。然而，我的好奇心不能得到满足，所以，这场战争我不战而败了。
是她，对，就是她
我没有听错吧！
不，你没有，就是那个酷象男生的女孩
一瞬间，头好象在发昏，心在不停剧烈地跳，那个人在我印象中极深，却总是朦胧的影象，好象是那个，曾经我在走廊上盯着她的背影发呆，那时我很想和她做个朋友。可是现在，不对，这应该是一场梦吧！对，这是一场梦。可她的手机号和QQ已经记录到我的手机里了，可却是一直沉默着，没有一点生气。
现实却打破了以往的平静，梦一般的现实，我只想逃避，却还在原地。早晨，阳光明媚，而手里的东西却让我不知所措，这是个恶作剧吗？却有个声音在回答，不是的..........不是的。
我，不知所措
第二天，手里的东西，仍不知所措。
接下来的几天，从梦拉回了现实，我认了，也许这样的生活很快乐，那是一个秘密，少数人知道的秘密，也许我是真的败给了她，我不奇怪，我的身边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
距离越来越近了，而我们却仍保持沉默，沉默。
而后，我们用手指交流，彼此多了一个桥梁，而碰面时，依旧沉默。
我不知是否该主动 一些，却找不到勇气，我很想在跑前一些，但我还是没有去做。
我明白自己已经不能去改变这一切了。
下一站等待我的又是什么？
圣诞节，我收到了个很大很大的礼物，这也许不再是让人那么惊喜了，似乎好象在我的预料当中，我知道，她很爱我。
可我还会吃醋，但我是不会对她发火的，应该是从来不敢和她说话。我们连正视对方的机会都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我应该相信她，因为她是爱我的。
我是否该停止这一切，不，我没有权利。
我的名字出现在她所写的小说里——张雨芸，当然，这并不是我的真名，我的一个代名词而已，她——轩宇琪，小说里的我们是一对情侣。
笑
我只是笑
我默认了这一切，我败了，真的败了，败得好无奈，败得好幸福。我的朋友也说了，你好幸福呀！
我好幸福？我怕，怕这一切会是很短暂的。
“夕，你睡了吗？”
“没，我在看书。”
“哦，那你要早些睡呀！”
“ 恩，你也是。”
......................
我的手机堆满了她发给我的信息，删除了一次又一次，却还留下她的痕迹。
一月，我们各自回家了，却仍是沉默.......
手机一直开着，让它饱饱的。
熟悉的声音响起，我习惯有她的信息。空气中微微的闷气，使我的小脸泛起红晕，一天，两天，三天，仍得不到任何回应，我找不到任何可以让我忘记她的事。电脑，我突然记起还有电脑，可糟糕的是，我的电脑竟也少了根经！
只听得见我心跳的声音，我好象被整个世界给遗忘了，只有我在墙角里发呆。嗒，嗒，嗒..............我的心和时间一同舞动，嗒，嗒........我该忘了，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别在难过了。我的决心还在跳动着，我仍在摸索着一线希望，而我对她的信任从不改变。忘了，忘了。
忘了，然而我的记忆更加深了，因为我要知道我要忘了什么。
因为没有电脑的陪伴，我很早就躺在床上了，手机，我是不会忘了拿的。 我无法入睡，脑袋清醒的我却不想挣扎的爬起来，我不想知道现在的我有多么的狼狈。手机，我的手机响了，我，差点疯了。
“夕，你睡了没？”
“没，我睡不着。”
....................
其实我由于很多话想对她说,却总是压在心底,我不想让她知道.
渐渐地,我睡着了,我知道,她也睡着了。
世界恢复了平静，嗒嗒........我知道，时间还在不停地走，这一刻，我放心了，她还记得我，不曾忘记过我。
22日，是朋友欣的生日，其实我很早就期待这一天了，因为她来了。也许这一次是很难得的一次重逢，这次聚会真的会拉近我们彼此间的距离吗？
拉开窗户，我看到了这看起来并不繁荣的夜市。灯一盏一盏地开了，有节奏的。我的心剧烈地跳着，和时间一起跳着，原来，我还是不明白，但可能再也不想去弄明白了。这世界，有多少人象我这样，等待，发呆。这夜市仿佛被罩上了一层面纱，我看不清，我也摸不着。此刻，我想到她了，手机沉默着，而此刻的沉默并没有让我得到金，我是否该为这次Party装扮的漂亮些，可是真的不必了。我的素面也许才是她真正惦记着的。拉上窗帘，我走了，外面的风景不再让我留恋了，真的不再了。
手机响了。
“夕，你睡了没？”
“没，我还在看书呢。”
。。。。。。。。。
我渐渐地入睡了，有了她的消息我总可以安心地睡下，微笑着，彼此晚安后，我可以睡下了。
聚会的那天，我们被邀早上去，那一早上我都很快活，她迟迟没有来，但我们忙着都忘了去理会她了。辛苦地整理了一番，琪终于来了。是我所期盼是，但我不敢开口，矛盾，看着窗外簌簌掉下的落叶，我安心了，
会越近还是越远？
我只是看着琪和猫，我知道猫的心里想些什么，我不愿意和她计较，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酸酸的。。。。。。
任随他们怎么起哄，我们也只是笑，而心里却翻山倒海，不过我是不会让气氛弄僵的。，我和旁边的一位先生聊开了，餐桌上再少不了笑声了，他说我很爽快，我说彼此彼此。
原来，我在琪面前可以这样自然。琪第一个为我倒果汁，他们说我脸红了，也许就是吧！那晚，他们一起喝酒了，她知道我不会喝酒，为我准备了饮料，就这样看着他们。晚了，她叫熙送我回去，我并不是舍不得离开，而是舍不得琪。
“你回到家了吗？”
“回到了。”
“那就早些睡吧！”
有了琪的问候，我真的好开心，我真的可以不必担心了吗？我睡下了。
早晨起床，我 听到了猫叫，这让我想到了猫，她总是让我担心，她说她喜欢琪，她问我和琪是什么关系，我轻轻地说了句‘朋友’我的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我仍然沉默
，我不想说了，什么都不想。
“我讨厌猫，她就是那么爱掐人。”
“是吗？会很疼吗？”
“我应该远离她，我讨厌她。”
。。。。。。。。。。
我的心震了一下，是开心还是悲伤我分不清，是琪读懂了我的心吗？他在为我解答，我安心了，猫还不是我的对手。
夜深了，我只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路灯微弱的灯光陪我坐着，我依旧和琪发着短信。回想过去的那些日子，我曾试图去忘掉一些事情，可是我舍不得，我下定决心去忘掉的那些事，很可惜，我失败了，我不想象别人那样用烧是方式去忘记，我真的能控制自己不去想不该想的东西吗？我可以，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将它记起。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那么在意琪，我会为她心痛，也许我真的爱得太深了，我深怕别人将她拉走，总有那么一天吗？我真的不敢在去想了。天空很晴朗，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了，我为她心痛。
我应不应该向后退一步，也许那才是我们的距离吧，但我真的不想，是琪将我拉回了原位的。我知道我还不能离开，我想哭，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做的更好些呢？时间的流逝总会让彼此看不清对方，我已浑身是伤了，那晚，我睡不着，猫，我是否可视她为敌。是友，我始终不能改变这种关系，我也不想真的那么做，我会保持沉默的。
我明白我应该主动些，原本还傻傻地认为我是应该忘了她，却被现实打败了。我忘不了，却真的太痛了，终于，我领悟了！
“如果我的长相不是这样，也许人们会看到我的演技，但是你也许就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我的演技。这是很微妙的，你因为什么喜欢我，我并不在意，你说我长相很好看喜欢我，你说我演技好喜欢我，只要你喜欢我。”――刘德华谈“演技”
“其它演员可能是把自己变成那个角色，但我是把那个角色变成刘德华。”――刘德华谈“角色”
“当时拍《疯狂的石头》，有人给宁浩更多投资，但他觉得我们这个概念需要推广，于是让我投资，所以不是我帮了他，是他帮了我。”――刘德华谈“亚洲新星导”
多年以前，在香港流行一句话，“可以不认识特首，但是没人不识刘德华”，他们昵称他为“刘华”，现在这个名字变成了一种形容词，他是一个城市的象征，杜琪峰说他是“最香港的偶像”。他勤奋、进取，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生活规律，形象健康，父母可以放心的让自己的小孩去喜欢他，长久以来，他被称呼最多的就是“偶像”，如果说一开始他是在扮演，努力维持别人心目中的“刘德华”，那现在“偶像”的形象对于他来说已经深入骨髓。
记得去年年底齐秦北京演唱会，帮朋友去盯场，看着舞台上已经发福的小哥，还有高音不再的沙哑声线，心里涌起一股悲凉，年纪之于偶像真的是个天敌，一旦超过40，无论你当初如何独领，也难免沦为回忆，但是刘德华除外。今年9月19日，《狄仁杰》北京首映庆典，邓超、付辛博、尚雯婕这些年轻偶像们的粉丝尖叫连连，但是引起尖叫声、欢呼声最大的依然是刘德华，在我记忆中，每次粉丝大战中，刘德华从来没输过，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多么爆红的偶像面前，刘德华的“偶像”地位从来没有被撼动过。
“偶像”当久了，很多媒体开始质疑，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刘德华长久维持“偶像”的身份，一定很累，也不断地有人说他身上的“偶像”包袱太重，在演技上无法突破，各种各样关于“偶像”的言论层出不穷，即使刘德华说自己喜欢这样的生活，也被大众自动转化为“他在说场面话”。关于“偶像”刘德华早就看开了，“我这副俊俏面孔是很难洗掉了，我自己希望到了五六十岁还能保持偶像的形象，我已经和‘偶像’结了婚，但实力可以是我的‘小老婆’，我有时会带她出来走走也说不定！”这是他早年接受采访时的玩笑话，现在他年近五十，依然被称为“偶像”，不过这个“偶像”已经不同于最初的定义。佛语有云：“人生三个境界，最初看山是山，继而看山不是山，最终看山还是山”，独孤求败也说练剑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草木皆剑”，我想刘德华现在已经是“偶像”的最高境界了吧，你认同也好，批判也罢，又或者顶礼膜拜，都无法左右他，他依然是那个传说中的“刘德华”。
从“可立七侠”到“四大天王”
1981年，TVB演员训练班，来了一位身材微胖，被老师称为“走路姿势像扛着一担铁，两肩左摇右摆，非常难看”的考生，这就是刘德华，而当时被老师纠正多次的走路姿势，后来反而成了他的特色而被大众模仿。在进演员训练班之前，刘德华和余佬（余伟国，现在刘德华电影公司的高管，“亚洲新星导”计划的负责人）、李景生等七名中学同学成立了绰号“可立七侠”(因为是可立中学)的组织。刘德华在自传散文中写到：可立七侠，观其名，便知是好打不平，除强扶弱之辈。他们最辉煌的事件是挑战黄大仙警署派来的一队少年警讯，“因为发现这班家伙借教功夫之名亲近我们学校的女生，挂羊头卖狗肉，且自命不凡，其中殃及李景生的小女友。士可杀、不可辱。这下子气可下不得，血气方刚，打了再说道理。我以‘可立七侠’的名义向‘少年警讯’下挑战书，最后决斗，战果，七比零。‘可立七侠’以压倒性姿态胜出。‘骄傲’都写在每张年轻的脸上”，年少轻狂的他跟现在大家印象中的“模范代表”有很大出入。
中学毕业时，“可立七侠”集体报考演员训练班，本来想学编剧的刘德华成为唯一一个被录取的，在训练班里，他和梁家辉、潘宏彬成了好朋友，他依旧不改顽皮本色，经常上课时举手发问一些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尖酸刻薄，例如：“老师，为什么你的头不长头发？”和同学戴墨镜上课，老师问原因，异口同声答道：“因为你的光头太刺眼了。”虽然顽皮，但很努力，课余，他们会找一些课外课程充实自己，跑去尖沙咀的青年会练翻筋斗，练粤剧遁手、身段、架式。刘德华的成绩一直在班里领前，最棒的是编剧科，每次均拿甲等成绩，有时，还会替同学做，写剧本交功课。虽然他的兴趣一直在编剧上，但训练班结束后，导师对他的评语是：正面小生人才。
之后刘德华就开始了三百六十五个跑龙套的日子，通告差不多每天都有，古装时装，正派反派，唱歌跳舞，什么都做，林子祥拍一个《夜来香》的音乐录影带，他在里面做嫖客甲，周润发主演的《鳄鱼潭》需要杀手一名，也是他。在跑龙套的日子里，他的“A”级自信心从没有动摇过，他觉得自己以“A”级成绩毕业，也很相信训练班的导师并不胡乱评分，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后来他在TVB走红的过程大家都说滥了，拍摄电影《投奔怒海》是因为林子祥、周润发、《彩云曲》的摄影师同时向夏梦推荐，“大家都跟我说，有个小子很不错，叫刘德华，外型讨好，作戏也不差，最重要的是他很拼命，工作态度一流。”那个时期的艺人不像现在，有专门的公司帮你打理，更多时候靠得是一种自觉，学会怎么做人很重要。
1985年，因为合同问题，刘德华与TVB闹翻，在当时TVB一家独大的媒体霸权下，他坚持解约，这份远见和坚持让他开拓了电影市场，当然与TVB闹翻的结果就是他被冷藏，这段时期应该是他演艺生涯的唯一低谷期。后来查小欣（香港著名电台主持人）在专栏中回忆到，“刘德华善用这段被迫休息期，去学唱歌、学跳舞，学英文，学很多东西来装备自己，没怨天尤人，没浪费时间。那时候我主理的周刊举行周年纪念晚宴，特地请了他来，同场的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罗文的光芒掩盖全场，正处于事业低潮的刘德华仍然一脸自信，隐隐透着魅力。”
除了演戏，刘德华在1985年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将他的演艺事业延伸到歌唱领域，刚开始他的歌声招来骂声一片，但被骂似乎激起了他的斗志，紧接着推出《情感的》、《回到你身边》等专辑，在歌坛站稳脚步，1990年一举夺得最受欢迎男歌手。1991年年终颁奖典礼，刘德华、张学友、黎明三人平分秋色，得到“三剑客”的称号，但这个称号不到半年便夭折，因为第二年郭富城的迅速走红，一家媒体戏谑地将这四人比作神话传说中的四大天王，没想到就此广泛传开，“四大天王”正式确立，刘德华的“偶像”地位也就此确立。
一个“偶像”被叫了20年
很多人都说90年代的刘德华是最意气风发，也是最“偶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香港电影一向奉行“明星制度”，只要是人红、观众认可，片商就会争相找上你，无论影片质量如何，都会卖座。那时候刘德华一年有十几部电影，同时钆三四部戏是常事，也是在那个时候他获得了“劳模”、“铁人”的称号。当然，在这么多影片中有很多是粗制滥造的成品，刘德华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也说，“搞不明白自己当初怎么会那样演，搞那么多花样”。在那些电影中你可能不记得角色名字，你只记得刘德华那副帅气的面孔，他标志性的POSE，或者玩打火机的动作。直到现在，很多人还会对他《天若有情》里面一手骑着重机，一手擦着止不住的鼻血的画面念念不忘，不知这部电影俘虏了多少少女的心，进而疯狂的迷恋上他。
这个时期的刘德华经常是重情重义的小混混，深情的白马王子，身手矫捷的警察，或者手法一流的赌徒，很多人说这个时候的他没有演技，只会耍帅、装酷，对于这种说法我一直无法认同，你可以翻看他刚出道时的作品，那时候的模样如果没有演技怎么能生存的下来？现在有人说他的帅让人们忽略了他的演技，到后来，“偶像”成了他的桎梏，在出演《暗战》时，他本来试图用一种相当残酷的方式来演绎，但是杜琪峰告诉他，“你要知道这出戏一出街，你以往的形象会受到影响”，一语惊醒梦中人，这时候的他更多的是要维持别人心目中的梦想，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说过自己出演坏人就一定要死，他不会为了一个角色而改变做人的准则，所以在《旺角卡门》之后，他与王家卫渐行渐远，他注定不是“不疯魔，不成活”的张国荣，也不会为了一个奖项而让自己成为“同志”。
很多人说刘德华恨奖，对于这一点他从不掩饰，奖项是一种鼓励与认可，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不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刘德华对奖项有一种执着，他一直想不通吴君如都能凭借《洪兴十三妹》入围，而他却屡次被拒门外。事情往往这样，越执着，越不得，放开之后反而有意外之喜，当他2000年凭借《暗战》拿到金像奖影帝时，吴君如狠狠地抱住了他，这个时候得奖其他人要比他更激动。一个“偶像”被叫了20年，要让那些评委们相信“偶像也会演戏”，真的很难，所以在拿到金马奖时，刘德华笑着对评委会主席许鞍华说，“我知道你们把这个奖项给我压力蛮大的，要让大家认为我会演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以后我的演出不会让你们难堪”，这句玩笑话说起来轻松，他却用了20年来证明。
“我要让你们的女儿还喜欢我”
2007年香港演唱会，一开场刘德华就隐隐约约露出六块腹肌，在歌迷的尖叫声中他问，“我与20年前有什么分别？……那个时候我是‘肥仔’，但是‘靓肥仔’。”之后他说自己现在还是“靓仔”，并宣称“我要让你们的女儿还喜欢我”，在舞台上刘德华喜欢高举双臂，享受歌迷的欢呼。常规来说刘德华每三年举行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全球几十场，但你不会有圈钱的感觉，在与他同时期的歌手开演唱会总打怀旧牌，贩卖着歌迷的集体回忆时，刘德华却总是带给歌迷刷新鲜的东西。在别的歌手只能唱半场说半场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又蹦又跳，独自撑下三个小时，为了带给歌迷完美的视觉享受，他坚持锻炼身体，不吃甜食、肉食，几乎每天都是水煮青菜，就是为了维持那六块腹肌。“以前大家不流行为演唱会健身，我开创先例练出六块腹肌，别人还在舞台上跳舞时，我已经在表演空中飞人了。”除了维持身材，刘德华每次演唱会都会绞尽脑汁想创意，喷火、洒水、钻石舞台、甚至扮太空人表演电击，你能想得到的花样他都玩过。他还学拉丁舞、踢踏舞，现在还在学油画，明明可以在吃老本就能度过余生，他却依然求新、求变，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当“偶像”30年屹立不倒。不了解刘德华的人总觉得他活得很累，其实喜欢他得人都知道，他活得很享受，他是停不下来的人。
偶像、粉丝、媒体的三角关系
在偶像产业中，偶像、粉丝、媒体三者之间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可以相互帮助，也可能相互交恶，关键就要看偶像如何处理，刘德华应该算是这方面的高手。所有人都知道刘德华的粉丝是涵盖面最广的，也是最忠心的，有很多已经追随了他快30年。1988年，刘德华成立了歌迷组织“华仔天地”，这是第一个偶像粉丝官方组织。刘德华喜欢称粉丝为“家人”，内地粉丝叫他“老大”，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刘德华经常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的粉丝会知道，他们知道的会比媒体多很多”，刘德华与粉丝每年会有至少四次固定聚会，他本人的生日会、会庆、每个季度粉丝生日会，外加不同地区的聚会，在这两个小时里，他会跟粉丝聊天、玩游戏、还有合影，四五百人挨个合影，他还会配合你要求的POSE，每年会刊会有他给粉丝的亲笔信，粉丝生日会有签名生日卡。
同时，在粉丝面前，他几乎可以完全放松，玩笑、八卦、甚至郁闷、委屈都可以聊，当然他也会把握分寸，让粉丝明白哪些是禁忌，他依然保有偶像的神秘。刘德华与粉丝之间有一件趣事，上世纪90年代“四大天王”时期，他的粉丝与黎明的粉丝是争斗最激烈的，据称有一次发生冲突，惊动了警察局，是刘德华去警局保释了他们出来，对粉丝他是一面骂，一面关心，让工作人员送那些受伤的粉丝去医院。
香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媒体环境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刘德华每次都说感谢媒体朋友，那绝对不是场面话，因为他们之间真的有一种朴素的情感，他经常说刚开始演戏的时候，那些媒体朋友真的会给他提意见，帮他进步，不会像现在的媒体总是一味的谩骂、追捧、跟风，或者只关心八卦。
周末，杜小西一改往日睡懒觉的毛病，闹钟刚响第一声，就一骨碌爬起来，急急忙忙将睡衣褪下来，一边找换衣服。一边伸出一条光腿，一下下踹在睡的像死猪一样的何杰身上，何杰翻个身，一把将她的光脚丫攥在手里，携裹到身下，杜小西哇哇大叫，喊何杰别闹了，赶紧起床给自己系胸衣带子，一会儿还要去郊外骑马呢!
结婚纪念日，何杰从网上给杜小西买了一套繁复精美的内衣，胸衣有许多带子那种，杜小西一个人系不上。于是，系胸衣带子的任务就交给何杰了。何杰每天给她系带子的时候都上下其手一番，搞的杜小西觉得这件礼物本来就是何杰的一个阴谋。何杰嬉笑着说：切，我这不过是礼貌罢了，面对美女的，手都不动一下的话，我还是男人么?
杜小西给他一下子，说一声德行!显然，他们都很享受这样的时刻，所以，胸衣穿完，心情也大好了。
杜小西手脚麻利，嘴里哼着歌儿，面包扔进小烤箱，蜂蜜、果酱都打开盖子，牛奶放进微波炉……何杰穿完衣服洗完脸，早餐已经摆在桌子上，外加两只胖胖的煮鸡蛋和几片金华火腿。
正吃的香甜，何杰手机响了，杜小西条件反射，盯着他说：你要是今天敢去加班的话小心我跟你急!结果，不是加班电话，是华芳。
华芳病了，发烧，一个人不能上医院。杜小西将牛奶使劲墩在桌子上，怒冲冲说：她不会打120么?
何杰说：我又不是她。
你不是她你不会告诉她呀，打120，上门服务，多重的病都没问题。
我又没说去。何杰低着头嘟囔。
你心里巴不得想去吧。杜小西气哼哼的。
你不要不讲理好不好，我又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
你不拒绝，就等于接受她的主动……
吵不出结果，何杰将手里的面包使劲一扔，掉在了地毯上，杜小西低头一看，差点哭出来，抹了蜂蜜的面包片掉在纯白的波斯地毯上，看来要想洗掉比登天还难了。她带着愤怒和委屈，将手里的半杯牛奶使劲甩出去，何杰来不及躲闪，中了一杯牛奶雨。他脸色通红，飞快换了一身衣服，夺门而出。
华芳是何杰的前任女朋友，当年他们婚房都准备好了，结果华芳那儿出了乱子，爱上了一个美籍华人，一扭脸出国了。何杰天天跑到酒吧喝酒。杜小西正做兼职调酒师，见他那样，就经常调一些淡酒给他，何杰心知肚明，对杜小西充满感激，后来两个人就经常一起探讨一下酒文化，谈着谈着就走到了一起。何杰在一家大公司工作稳定，在这样的浮华城市，又买了房，虽然有过一次很缠绵的情感经历，也算大好青年一枚。杜小西年轻美貌，专业是室内设计，爱好调酒，两个人成了天作之合。尽管华芳出国两个月就飞快转身回国，何杰却再也没有动过离开杜小西的念头。反而是华芳赔了何杰又折了美国佬，不甘心，无聊的日子，就以麻烦前男友何杰为己任。
周末就这样被华芳的电话搅扰了。
杜小西怀里抱着杜小北，窝在沙发上啪嗒啪嗒掉眼泪，杜小北眨巴着一双圆眼睛不知所措，然而它的瞳孔慢慢从圆润变成了一条线。预示着中午到了，何杰却一去不返。
杜小西想起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两个人正在逛街，在街上打情骂俏，华芳打来电话，带着哭音对何杰说：晚上有人去敲单身宿舍的窗子，她害怕的想哭……何杰一边接电话，一边偷眼看杜小西，杜小西嘴里咬着一根老酸奶冰糕，扭着头，假装没听见。最后何杰压低了声音对华芳说：你去找你妹妹一起睡吧，你看我现在也谈女朋友了，不方便再接你的电话，就这样好吧!
杜小西吃着雪糕，心里酸酸甜甜。挽起了何杰的手。
可是如今结婚才两年，华芳就又阴魂不散的缠了上来，今天说马桶坏了不会修，明天又有天花板漏水，杜小西表面上装大度，心里早就恶毒的诅咒她魅力减到零，再也找不到老公，后来想想，如果她总是找不到老公的话也不成，那样何杰还不成了她的杂工，就改为诅咒她找一个花心老公，穷老公，丑老公!
无论如何，她阻止不了何杰奔向前女友的脚步。
二
婆婆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杜小西一边回答着婆婆不着边际的问题，一边注视着杜小北在客厅里的动向。看它先是到地毯上何杰扔下的面包上舔了一下，大概是不美味，就跳到自己的窝里睡大觉去了。杜小西真羡慕杜小北的无忧无虑，所以在婆婆问到何杰去向的时候，杜小西哇一声哭了，婆婆很惊愕，继而匆匆挂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何杰回来了。先是怯怯的将脑袋从门缝里伸进来，半个身子还在外面。那个样子，让杜小西见了就想笑，可是她只是扭过脸去。
何杰拿了一把花，招摇着在杜小西面前晃，这是他一贯的伎俩。杜小北还在委屈，尽管她知道就算是去了，何杰也不会再和华芳发生实质性的故事，况且谁也无法抹杀掉他们的曾经!可是，挡不住心里别扭。这个华芳，就像是他们婚姻中的一个恶性肿瘤，悄悄潜伏在身体的某一处，不疼不痒让你难于觉察，哪一天突然出现症状，就是天大的事情。
何杰倒了一杯水，将花水晶花瓶里，回过头充满委屈地说：老妈差点把我给骂死，你看在我根本没去华芳那儿的份儿上，就饶了我吧，我保证，以后再不和她联系，成不?
杜小西很敏感，马上转过头问：没去华芳那里，那你去了哪里?
何杰说：办公室，玩网游，还能有哪里。然后我就被老妈骂回来了。我的面包是无意中掉在地毯上的，你的牛奶可是专门泼在我身上的吧。看见老婆脸上转怒为喜，何杰又为自己争辩了一下子。
杜小西不理他唠叨，转身去打电话，联系家政公司清洗地毯。何杰追在后面，眉开眼笑。打完电话，杜小西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华芳怎么样了，你没有去，难道她自己一直在家里发烧?
何杰低下了头：我叫了一个要好的哥们儿去带她上医院了。杜小西本来想问问是哪个哥们儿，话到嘴边终究是咽下去了，说实话，她有点怕，怕何杰是在撒谎。
一天没怎么好好吃东西，晚上的饭杜小西临时决定出去吃烧烤，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韩国烧烤城，何杰一直想去吃，都被杜小西以过日子要节省为借口搪塞过去了。
美食不但可以饱腹还能舒缓心情，所谓食色，性也，夫妻之间，一食一性，就像两条纽带，运用好了，能牢牢拴住幸福，所以，一顿饭吃完，回家的路上，杜小西已经在盘算着一场隆重的性事了。
电话风波告一段落。
三
杜小西没有想到华芳会找自己。她之前都是直接麻烦何杰的，根本不屑于和杜小西交锋，大概是在内心里，笃定了何杰的定力，不足以抵挡她。这也正是杜小西一直耿耿于怀的地方，她一方面恨何杰是个漏电男，不懂拒绝，一方面觉得华芳这个女人实在是太自信，抛开她和何杰那段往事，她也不喜
欢这样的女人。
可是今天，她却主动约了自己。杜小西本来不想去，因为她不确定自己的口才与心机能在华芳面前占上风，潜意识里，她是有些胆怯的。可是，华芳说，我们应该来谈谈何杰。涉及到何杰，杜小西就不能不去。
咖啡座，华芳早已经等在那里，面前一杯蓝山，盘发，紫色旗袍裙，绣花镂空凉鞋，一条胳膊随意搭在绛色台面上，修长白皙，腕上垂一条银链。不刻意，却足够精致，再看她的眼睛，那真是十足的魅惑，细长的，眼风很轻，落下来却有重量。她心里暗暗吃惊，原来华芳是这样美艳风情的一个角色，男人无法抗拒，也算是情有可原，可是，这样一个尤物，为什么会找不到男人呢。难道她，真的还在爱着何杰?
她不能输给她，于是一边落座一边轻声说：这个城市没有真正的蓝山咖啡，大体，都是冒牌的。
华芳抿嘴一笑：冒牌的时间长了，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人生不过如此。
相比之下，杜小西随便披着头发，穿着紧身黑T恤，惟一可以骄傲的，就是胸前的一片波涛汹涌。华芳一眼就看见了，表扬说：你的胸型不错。
杜小西说：不是有人说过嘛，最好的丰胸手段就是一个体贴的男人。说完这句话，她有点暗暗得意，原来无所谓口才的，面对对手的时候，每个女人都能妙语连珠，准确掌握敌人的七寸。
华芳不自在了一下，喝了一口咖啡，直奔主题：我是来谢谢何杰的，上次病了，多亏了他，那么长的楼梯，硬是将我一直抱到出租车上。本来想单独谢他，又怕你误会，所以，我觉得，谢谢你也一样的。
杜小西在心里骂，王八蛋何杰，王八蛋华芳，你们这不是联合起来欺负人么。
华芳不管她，接着说：说实话吧，我还爱着他，离开美国也是因为忘不了他。没想到，短短的两个月，他身边竟会有了你，更没想到，你们会真的结婚。我也不小了，想最后争取一把，跟你公平竞争，你看呢?当然了，如果何杰心里没有我，我也不会存这样的想法，就在前天晚上，我们还一直在一起，10时左右，他才回家去。你知道的吧?
杜小西优雅地站起来说：何杰是我的丈夫，你和我竞争，没有公平的可能。再见。
到咖啡厅门口是一截短短的路，杜小西竭力保持着优雅，不让自己因愤怒和伤心而踉跄。
他果然亲自去带她去医院。而且前天晚上，何杰回家的时候也确实是10时，他说一直在加班。也就是说，不论华芳说的两个人在一起是真是假，面前这个女人，都对自己的丈夫十分了解，包括他的作息时间。
四
整个晚上，杜小西抱着杜小北蜷缩在沙发上，很孤独的样子，何杰伸过来一只手，被杜小西果断挡了回去。你这些日子和华芳有没有联系?
杜小西盯着何杰的眼睛，那里面，包含着疼痛、委屈和凛冽。何杰在她目光的逼视下，断断续续承认：没……有的。
我看看通话时间。
我删掉了。
为什么?
怕你会生气。
听说你已经在我们俩个之间重新选择了，对吧，我可以问问你选的是谁吗?
何杰一下子就跳起来，大声问：谁说的?
杜小西没有理他，而是开始收拾东西，她想冷静一下。华芳能这样明目张胆的发出挑战书，难道不是何杰的行为给了她某种暗示。
争来的爱情，杜小西是不屑于的，她要的，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再说，何杰他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呢。
杜小西拉着箱子离开家的时候，何杰还在发脾气，说她又在无理取闹，自己什么时候也没做过出格的事啊，就算曾经接过华芳的电话，也仅止于聊聊家常什么的，根本就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杜小西懒的听他说，转身走了。
只有杜小北恋恋的追出来，杜小西蹲下身子，一下下抚摸着杜小北的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噼啪噼啪往下掉。她是那么桀骜清高的女子，怎么能容忍丈夫将她和另一个女人放在一起比较，挑拣。
站在街头茫然了一刻，给表哥打了电话，让他来接自己。同时，何杰的电话也追出来，有点低声下气：好吧，我承认，我是和华芳通过电话……是因为她说她的水管破了，我就去帮忙修了一下，也没什么大毛病……你回来吧。
杜小西坚决地回答：不!
她想，如果何杰的心里，真的已经没有了华芳的位置，那么他就应该收敛自己，斩断和她的来往。如果，他还心存不舍，那么，自己再抗争，也是没有意义的。
表哥最近几年生意做的很大，看到杜小西的样子，潇洒一挥手：是不是何杰那小子欺负你了，哥给你介绍好的去。结果，他直接将杜小西接到一个饭局去，满屋子的人，表哥神秘兮兮凑近杜小西的耳朵：今天哥带你吃好吃的，你想都想不到，是河豚。
杜小西吓了一跳，她听说过河豚的厉害，自然也晓得河豚的美味。不禁又期待又忐忑。
结果河豚上桌的时候，满桌客人，谁也不敢吃。饭店老板好像是明白顾客的心思，所以有个环节是厨师亲自吃下自己做的河豚。
那个厨师是个胖胖的，被岁月催的发了福的男人，他说：人们都怕河豚有毒，可是，它也是最美味的，它的毒是与生俱来的，美味却是靠后天烹煮的。我信自己的手艺，说着，他吃下了第一口河豚。
五
那天的河豚吃完，杜小西没有理会表哥继续K歌的邀请，而是独自拉着箱子回了家。何杰不在，杜小北热烈欢迎了她。
刚坐下，手机就惊天动地的响，何杰有些气急败坏：杜小西，你到底在哪里，我在你家呢。不带这样离家出走的，你赶快告诉我，不然我报警了……杜小西慢条斯理地回：着急了?那你说你爱我。
何杰愣了半天，用蚊子声音说：我爱你……我已经把华芳的电话删掉了，绝交信都写了，不信，你去我邮箱看原件。
杜小西闹够了，就说：我在家，你赶紧滚回来吧，别丢人现眼了。
半个小时后，何杰连滚带爬回家来，他看到的情景是这样的，杜小西美人出浴一样穿着新买的桃红小睡裙，头发湿漉漉垂在肩膀，杜小北撒着欢跟在后面讨好，他上前一把拂开杜小北，大声训斥：离我老婆远点……
杜小西扑哧一声笑了。
婚姻何尝不是美味却有毒的河豚，逃避它的毒，只能让你失去品尝人间美味的机会。关键是你有没有一双妙手，在岁月的流逝中煮化它的毒，只留下美味。
关键词：底层；少年们；反学校文化；阶层再生产；教育筛选
中图分类号：C913.5；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082-11
一、“小子”、“子弟”与云乡“少年”：再生产的三类当事人
再生产的理论研究大致有三种范式：一是作为“功能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这种再生产的理论肇始于涂尔干，涂尔干认为教育转型总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和表征，学校是社会秩序中至关重要的融合性机构。沿袭这一理论传统，当今的功能主义者大都认同学校即是一个传授和维持社会秩序所需知识和行为的再生产场所，是合理支持统治集团利益、实现社会整合和平衡的机构，在这个机构内，教育的目标是以共享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是一种促使个体按照适合维持社会平衡状态方式去行事的手段，功能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是对学校教育功能可再生现存社会结构的价值合理化描述。二是作为“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这种再生产理论发端于马克思和韦伯，理论前提是预设了社会及其组成部分中个体和群体之间利益竞争存在一种张力（tension），这种无可调和的张力实质上正是引起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有产者总是使用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强制性权力来控制社会并对资源和权力进行再分配，而无产者则总是在抵抗强制性社会控制时通过阶级斗争来争取对资源和权力的分享权，这种结构性对抗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只可能使社会组织具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化属性，而教育正是有产者（统治阶级）实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学校则是在满足工具理性或者科层统治多维性控制原则基础上，对不同的特定群体传授特定地位文化的领地：或为精英所控制和剥削的领域生产温驯的劳动力，或作为理性的教育培养专家类型的人以适合特定的位置。相对于功能主义者关注“整合”，冲突主义更关注“分化”和“变革”，研究者认为通过筛选和分配功能，统治者对更高层次的教育加以控制，进而操纵社会，教育内部的这种冲突与对抗是由地位、文化资本、机会以及其他资源不平等分配所导致的，要改变这种不平等教育紧张关系，只有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是对学校教育功能可再生现存社会结构的价值批判化描述。三是作为“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理论，事实上无论是功能主义再生产理论还是冲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他们都更多是从中观和宏观的角度试图对再生产做出总体性解释与概括，更强调研究组织结构与过程，但其诸多内在逻辑勾连事实上却缺乏经验性研究材料支撑，现实个体、微观场所以及日常行为在总体性的理论叙事面前也是被忽视的，他们对个体本身以及个体情景化下的教育互动过程也缺乏关注，而理论发端于乔治・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和库利（C.H.Conley）对学校或其他情境下社会互动中自我发展的研究则开启了再生产的第三条路径――”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理论。该理论更强调在日常学校生活中去发现再生产的隐性逻辑，揭示在学校微观场域内学生同辈间、师生间等多元主体内部互动的复杂关系，从而在普遍性和平常性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再生产的真实内在状态，进而将微观观察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结合，寻找再生产的真实状态与深层逻辑。
笔者试图在情境化的微观底层学校内部，通过“互动与解释”向度的再生产研究理论范式去探索底层循环的内生逻辑。2013年6月到12月，笔者进入地处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为期六个月的驻村研究，2015年8月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后续跟踪，希望藉此发现和揭示底层村落农家子弟们尴尬的底层再生产微观运转机制和日常行动逻辑。本研究尝试在与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中国学者周潇相关研究对比的基础上观察身处中国底层村落的云乡“少年们”。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一书中所揭示的“小子们”（Lads）身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名叫“汉默”的底层工业城镇，被选中作为研究样本的十二名“小子们”都是汉默镇男子中学中的工人阶级子弟，他们是与“循规生”相对立的反学校文化生产者――违纪生，在“抵抗权威”、“建立非正式群体”、“找乐子”、“无聊与刺激”以及“性别和种族歧视”中逐渐形成所谓的“反学校文化”。威利斯发现“小子们”正是通过反学校文化，抵制学校教学目的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这与传统一般意义上泛泛论及学校通过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再生产了一批新的社会劳动者的线性决定论观点不同，这里被生产的新劳动者都是有血有肉而且充满主体意识的个体，他们绝非学校教育中被动的驯化者，也不是资本主义工厂体系中被注定安置的“炮灰”，他们有真正的主体性反抗意识，而正是这些细节上的反抗意识使他们在部分洞察教育真相的同时再生产了作为产业工人的自我。可见，再生产的内在过程充满了无穷的悬念与想象，并非如宏大理论一笔带过那般的轻巧，社会统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事实上充满了挑战。
而周潇在《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一文中所描述的那些身居2010年中国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子弟们”所形塑的“反学校文化”，则与20世纪70年代英国汉默镇中的“小子们”所生产的反学校文化形似质异，这是基于“制度安排”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威利斯笔下处于英国底层工业城镇的“小子们”是在对支配秩序的部分洞察与抗争中完成了自身的底层再生产，而周潇笔下处于中国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内的“子弟”则是在认同知识价值的自我放弃中完成了自身的底层再生产。
本研究则将理论触角深及中国西部最为底层的农村学校之中，去发现基于制度安排和社会条件差异因素，四川乡校的“少年们”与英国“小子们”、北京“子弟们”在学校场域中完成底层再生产、阶层循环的内部真实异同。
二、云乡“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抵制权威与反控制
（一）被瞧不起的农村教师们：对“知识权威”的抗争
威利斯认为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在其行文中，对权威的反抗被定格为对教师所持有的常规价值观的反抗，但小子们对教师诸如勤奋、谦恭、尊敬等常规价值观的反抗并不涉及到对教师作为“知识代言者”本身的鄙视，相反小子们认为教师是高人一等和厉害一些的“大人物”，是比自己懂得多且更聪明的，他们的反抗仅仅是希望教师不要压着自己。周潇笔下北京打工学校中的子弟们则没有涉及到对教师的看法，但其文中所描述的七年级班主任经常对子弟们讲：“我经常刺激他们（子弟们），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你爸是收破烂的，你将来也是收破烂的，你爸是卖菜的，你将来也卖菜”；“现在是智者的时代，用脑袋的时代，要用知识武装自己”。从中可以隐约感受到老师们在子弟们面前的自信，因此也很难想象北京子弟们会瞧不起他们的老师。但乡间“少年们”则显然并不这么看待老师，他们不只是对教师所持有的常规价值观予以否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教师本身予以否定，乡间少年们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云乡学校的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向笔者描述老师，总结起来大致有三个层面的观点：
一是农村老师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他们仅仅是自身那批同龄人中的“淘汰者”而已。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老师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这些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我们这种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的。”
二是农村老师们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了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当他们确证自己身边的老师们收入水平还不如没读过多少书的父辈和乡邻时，便进一步毫不犹豫地蔑视起他们的老师来。“他们（老师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那些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瓜’（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得多呢，我爸在外边打工也比他们赚得多，还比他们活得潇洒，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得多累啊！”九年级男孩叶顾极富轻蔑地向笔者如是描述他们的老师。事实上，有的老师偶尔向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仅仅是希冀少年们要通过努力学习，将来能出人头地而走出村落，但事实上却往往适得其反，在中国村落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和日渐分化的当下，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们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社会交往能力不足。作为潜在的新生代农民工，乡间少年们在八年级即开始跃跃欲试奔往城市，他们似乎更需要职业培训、融入城市的文化等诸项更现实的知识，而这些往往无法从老师们那里获得，父辈们为防止少年们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淘汰而沦为“书呆子”，则往往会或隐或明地向少年们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往往与老师们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他们（老师们）整天接触的都是我们这些还未成年的学生们，他们总是处于输出而没有输入的状态，那套陈旧的知识和他们若干届以前的学生那么讲，和我们现在还是那么讲”；“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的少得可怜，我敢保证他们如果到社会上去混肯定还不如我们吃得开”；“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一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妥协，那一套书本上的东西，在社会上又有什么用呢？我能解开这道数学题，背下这个英语单词，就能活得更幸福吗？切……”。乡间少年们对教师这种观念上的瞧不起显然比威利斯笔下的小子们和周潇笔下的子弟们更甚，这显然涉及到对学校知识本身的轻蔑和知识所可能带来预期身份结果的鄙视，农村老师们的社会配置结构、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无疑使底层的少年们更容易从外在习得和内在确认读书的无用性，而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做好准备。
（二）课堂中的混乱：对“关系权威”的抗争
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一再请求笔者帮她代一周课，她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们上课了，于是笔者进入到九年级教室中亲身体悟到了这个底层学校内部微观的课堂社会内所发生的日常底层再生产。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立刻引来了教室内38个少年的集体注意，新鲜感让平时上课从来都只睡觉和相互打闹的孩子们全部集中起注意力，但两天以后，他们又渐渐回到原有课堂节奏之中。因为笔者不是他们的正式任课老师，有部分少年甚至在课堂上开始偷偷地喝酒，当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的时候，少年们就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当笔者转过身来，他们则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此后，有的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则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当然也有的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他们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从而故意博得全班大笑。笔者在抽起他们中的一个来回答问题时，该少年把这种回答问题的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几分钟稍微安静的时刻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这对于曾任教于某直辖市著名中学的笔者而言无疑是一场全新的尝试，在大城市的一流中学中，笔者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全班同学都很顺畅地跟着老师的思维一步步完成教学任务、达成教学目标，40分钟课基本讲20分钟便可达到教学效果，随后的20分钟则主要用于提问、练习或者小组合作项目开展，但是在云乡学校中，这样的教学节奏远远无法进行，诸多环节只能被迫取消，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
笔者在完成一周的代课教学任务后与肖老师交流心得后获知，原来这帮少年们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就像在“自由茶馆”一样，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认同感。如果九年级是因为渐趋明确的升学无望而出现这种课堂消极行为，那么八年级会不会情况好一点呢？笔者抱着期待进入到八年级课堂中随班听课半个月，正如预期的那样，八年级确实相对于九年级来讲有所收敛，但尴尬的现实是，很明显可以发现，大多数的八年级少年们开始有了九年级消极课堂行为的潜在表现，始终跟着老师思维走的八年级少年日趋稀少，开始以递纸条、走神、睡觉等方式隐性对抗课堂教学的少年越来越多，而且呈现出学科结构性的差异，与九年级几乎全部消极课堂行为相比，英语和数学是八年级少年们最富隐性对抗的两门学科。
威利斯笔下的小子们也具有和乡间少年们相类似的拒绝学习的课堂特点，但小子们显然比少年们更甚，这体现在对“性”的隐喻上。在任何有关性的双关语出现时，后排的小子们都会发出咯咯的傻笑和故作惊讶的“哇嗷”声，并做出夸张的动作，事实上这种行为直接导向小子们的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女性和少数族裔被小子们视作低人一等，而正是在这种优越感中，男性气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才逐步成为小子们崇拜的对象，在对这种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心理认同中完成了小子们对抗学校文化中的底层再生产。周潇笔下的子弟们也有与乡间少年们类似的特点，但少年们课堂抵抗的手段显然没有子弟们那么丰富，他们没有手机可以玩游戏，没有钱可以，也从不看小说，但他们和小子们、子弟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完全一致，少年们的时间也确实处于与制度化的学校和课堂时间相脱离的状态，他们不去计划时间、计算时间，也不期待用时间去交换将来的成就，他们的自我时间与固定性的时间规制完全不同。
（三）反规定性的日常作习：对“时间权威’的抗争
正如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时间”并非仅仅指涉人们日常理解的客观“名词”，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各种时间性的社会网呈现出来的结构性“动词”。可见，社会时间是社会群体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建构出来的结构化的社会行动网络，时间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社会组织中的权力结构关系。云乡少年们总是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问他们那为什么不按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怎么可能让它白白地在睡梦中度过嚼”“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他们（老师们）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说实话，我们不睡就是想寻找点刺激的事做，白天就像行尸走肉，晚上总得找点自由，所以大家才会晚上熄灯后偷偷打‘三国杀’、‘喝酒’”“其实，我们晚上9点也不是睡不着，只是好不容易才有个稍微长点的自由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们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今天和一个同伴一起聊的那个话题，白天聊不清楚就又上课了，晚上总得继续聊完吧？”“早上其实也起得来，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其实就是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的做事，不自由了！”
确实，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追求“自由”和“刺激”，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这个主体性“自我”显然希望与来自于成人世界围绕“学习至上”价值观主导原则而制定的各种官方性规则展开隐性的冲突性抵制，抵制过程事实上正是再生产底层自我的过程，因为对于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四）“摄像头”下的剧场表演：对“空间权威”的抗争
学校摄像头的存在对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处于摄像头监控的范围之内。比如，少年们曾经在厕所和厨房后边空地上随意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区域是学校内绝对的私密空间，在这些私密空间内所做的违规行为，比如抽烟，与在公共空间中所做的同种行为相比对抗力小、主观过错更低，即便被老师发现也往往能从轻处罚，更何况这些私密空间老师们很少光临。当摄像头安装上以后，少年们的私密空间范围极度萎缩，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块被摄像头全天候监控的区域事实上已经“沦落”成为了公共空间，他们可不想在摄像头监控下裸地发生违规行为而被官方轻松发现，于是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这或许才是少年们真正自由和私密的完美空间。他们对摄像头下这块已然沦落的私密空间充满了无限的哀思，哀思的背后是对官方空间拓展行为的控诉，少年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示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故意在摄像头可监控的空间范围内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吸引摄像头背后的老师过来“抓捕”，但当摄像头后的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到：“拜托，老师，是糖，你来也一支？”摄像头下少年们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述“巴黎剧场效应”一样的巨大“剧场”，少年们在摄像头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集体对这种空间权威表达抗争，有的少年故意去挑衅，而有的少年则故意装老实，当然，更多少年则在这种监控下选择用官方期待的规范表演行为来应对。他们会装作很认真学习的样子，会装作很符合官方需要的行为状态，来应对包括教师目光在内的“全景敞视主义式”的监视，空间权威在少年们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性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官方权力和公共期许自动地在少年们身上发挥作用。但实质上，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成为了聚光灯下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同时从“非正式性社会支持”和“正式性社会支持”两个方面加速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形塑，实现着底层再生产。
三、云乡“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找乐子、无聊与刺激
（一）找乐子
少年们成天面对被课程表所包围的规训式学校生活与重复性的学业训练，他们需要在枯燥的日常学校生活中通过“找乐子”来感知自我的主体性存在，探索真正的自由空间。正如威利斯所言：“乐子总之是可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法子，乐子是非正式群体特有的工具，而命令则是正式机构特有的工冥”；“乐子是反学校文化中的多元性工具，格外重要”。事实上，少年们“找乐子”的本事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的小子们和北京的子弟们。诸如在常规性的找乐子中，他们不仅会在课堂上与不同学科的老师们周旋，不时冒出各种无厘头的话语、做出喜剧性的行为来解构课堂的严肃性，有的甚至努力与老师营造某种微妙的“哥们”关系，从而保护自身――在犯错时可以动用这种私人关系顺利过关或从轻惩罚。九年级杨朗告诉笔者他曾经在英语课堂中如何规避了老师的惩罚。十月的一天，刚和本班女同学张兰宣告分手的杨朗中午独自在宿舍中“借酒消愁”，之后去上下午的课，不料第一节英语课中便酒劲发作而渐渐无力支撑，他试图用英语书遮挡着头睡觉，但逐渐感觉到心里难受且越来越严重，而此时距离下课还有难熬的20多分钟，英语老师肖翩此时正在讲解英文中的一个从句的用法，用的案例正是杨朗所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曲――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杨朗此时借着酒劲突然站了起来，大喊一声“music”，之后开始边跳边唱这首经典曲目并迅速地向教室外的厕所移去。教室内的师生们刚开始被杨朗的突然性举动所惊诧，但很快又就被他夸张的舞蹈姿势和蹩脚的歌声所逗乐，在一阵哄堂大笑中杨朗得以达成跑向厕所的目的。当他再次回到教室时已经下课，英语老师把他‘锖”进了办公室盘问他上课时的疯狂举动，杨朗被迫交代。但杨朗有自己的法子，他将整个事件绘声绘色地描述，并故意用“单口相声”的诙谐口吻来自嘲自己的癫狂举动，年轻的英语老师被逗乐了，严肃紧张的气氛即刻烟消云散，于是杨朗在这种轻松氛围下央求肖老师不要告诉班主任老师从而把事情“搞大”，肖老师显然也不想过分为难杨朗，于是便在杨朗保证不会再犯此类错误的前提下让其回到了教室。少年们“找乐子”的方法不仅是一种解构日常无聊生活的办法，同时还是一种保护自身免受更严苛惩罚的办法，这种“乐子”是作为“弱者的盾牌”而被不断运用并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在课堂之外，我们也总是能够轻易发现少年们在校园“游荡”时所找到的各种乐子：他们故意将门卫和老师们摩托车轮胎上的气嘴给拔掉；他们总是在学校高大茂密的水杉树下寻找“马蜂窝”，然后爬上树取下来用火烤了吃掉；他们总是在晚上熄灯后故意继续说话而将生活老师吸引来，然后理直气壮地说自己都已经睡着却又被生活老师给吵醒了，等等。当然，少年们也不会局限于仅仅在“外界刺激”和“受害者”身上找乐子，他们也会通过彼此“嘲弄”来互找乐子。比如，少年们严肃地对一个刚刚上完厕所而回到教室里的同学说：“恭喜你，刚才老刘（班主任老师）请你去办公室。”等这位同学阴沉着脸快要走进办公室，并在脑海里迅速搜索究竟是哪一件事情已暴露而要遭到老师批评时，找乐子的少年们又会迅速地大声对着他喊：“骗你的，滚回来！”然后被骗的少年跑回教室追打欺骗他的少年。他们彼此取绰号，几乎每个少年都会有与其性格、行为、长相或名字有所关联的绰号，在绰号的基础上还逐步发展出一套只属于他们内部的话语密码和暗号。少年们还总是相互开玩笑说谁和谁“有一腿”，谁是谁的男（女）朋友。诸如此类同辈间的“乐子”不胜枚举，它们共同构成了学校内只属于少年们的真实生活。
（二）无聊与刺激
“找乐子”实际上是和“无聊与刺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找乐子是少年们寻找自我主体存在感和作为“弱者的盾牌”而运用的工具，那么破除无聊的刺激感则更多来自于暴力和偷窃。在云乡学校德育处，笔者翻阅了该校7年来200余份违规记录，明显可见少年们的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打架、破坏学校公物、翻墙外出、夜不归宿、盗窃、抽烟、喝酒等几类。其中，暴力型刺激则主要是打架和破坏公物两类，此两类事件几乎占据了云乡学校违规事件记录的一半。打架事实上被分为三类：
一是群体化有组织的暴力。此类暴力事件多为学校内部以“班级”或“帮派”为单位而展开的群架，他们会郑重其事地给对方发送“挑战书”或“邀请函”，并确定本方参与群架的时间和人员，同时要求对方参与者在“应战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按下手印以郑重表明应战，这是一种典型为摆脱无聊状态而寻找刺激的暴力斗殴。
二是个体之间的激情型暴力。此类暴力又分为偶发型和预谋性两种类型，前者更多是基于突发的矛盾和冲突而展开暴力，而后者则更多来自于长期积怨与寻找刺激。
三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报复性暴力。这里的个体往往是被群体成员所共同不容的个体，而暴力行为多被群体为“教训”、“给点颜色”之类的口吻而展开，当然也不乏群体为获得刺激感而欺负“弱小”。
“破坏公物”则更凸显出少年们对学校官方的反抗和挑衅，一般的少年们会在课桌上刻画出各种反学校文化的图案与语言，以表达不满和寻求刺激，正如他们将各种带有个性化的图案和语言用笔刻画在校服上故意从值日老师面前走过一样，而另外的一些少年们则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温柔的刺激，他们采用更为暴力的方式，如故意将门窗玻璃敲碎、把走廊上的灯用石子打坏、用热水将宿舍区的树浇死、把墨水泼到教室外边的白墙上、在教室黑板上涂“502”胶水等等。这是一种为摆脱无聊而寻求刺激的好办法，此种更为紧张的刺激感一方面更裸地表达了少年们对学校官方规训的反抗，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将自我塑造成为同辈群体中的“英雄”，因为在充满暴力化的底层学校中，越出格的刺激行为越容易占据群体等级序列中的位次上端。偷窃也是如此，齐磊告诉笔者，学校明文规定且反复强调不能偷校园内各种果树上的果实，并不断提高惩罚的力度，以至于现在每偷一个橘子都会被学校“记大过”处分一次，但学校越是如此严格规定，就越能激发少年们寻找刺激和挑战规定的内心欲望，要是既能够偷到更多的果子，又能不被学校所发现，就理所当然地确立起了自己在群体内部的身份与地位。
四、底层村落学校内部底层再生产的文化机制：一个比较分析
（一）“潘俊庇搿巴梁馈毙奶的交替性发生作用
威利斯笔下英国汉默镇男子中学的小子们之所以会形成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反学校文化，进而在“部分洞察”中发现所谓的结构性真相，并再生产出与自己父辈工人阶级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阶级来，根本上在于其对文化和制度的主体性认知：其一，在宏观层面上，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黄金发展阶段的一个尾巴，充足的就业岗位使既无技术又无文凭的工人阶级子弟们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并获得不错的报酬以养家糊口，同时，与其他社会阶级享有平等公民权的英国工人阶级也并不会受到社会歧视；其二，在中观层面上，小子们拥有一批现实的参照群体反而可以歧视：以“耳油（ear oil）”为代表的循规生，以“马子”为代表的女孩子和以“高加索人”、“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三大参照群体使小子们能够在对抗学校权威的同时生产出自身的高贵性和优越性；其三，在微观层面上，小子们崇拜“男性气概”（masculinicy），这是一种“以暴制暴”的暴力美学因子，正是在这一因子的影响下，小子们才热衷于通过诸如“扰乱课堂秩序”、“打架”、“谜学”、“加入非正式群体”等各种反学校文化的行为方式去获取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等级，从而在男性化的小子群体内部以及外部的女孩子面前，成为“真正的男人”。“男性气概”的崇拜表面上看承袭于家庭父权制结构关系的亲身体验，实则承接于英国整体工业社会中的父权制分工结构，更进一步说，与英国百余年根深蒂固彰显男性气概的工人阶级文化相一致。由此，小子们不仅对于通过反学校文化对抗学校权威并同时再生产了工人阶级自身的整个过程持有相当的合法性认同，而且还带有似乎洞见了全部结构性真相后积极主动再生产工人阶级自身的情感优越性。
周潇笔下北京打工子弟校中的子弟们恰恰是在与小子们相反的“自卑”心态中通过反学校文化的制造而再生产了底层自我，他们随同父母背井离乡来到北京“讨生活”，父辈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这个城市里最不稳定、收入最低、强度最高的职业，加上脏、乱、差的生活居住环境和城市中心本位下无限度的制度性与道德性歧视，子弟们不仅不具有小子们对于工人阶级文化优越性的自我认同感，反而在普遍意义上对父辈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文化带有无尽的排斥感，这种排斥感内化到个体自身即呈现出深深的身份否定与极度自卑感，但这种身份否定和极度自卑感却并没有有效转化为他们刻苦奋斗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而跻身中上阶层的正能量，反而，颠沛性的成长轨迹和制度性的优质教育资源隔离加剧阻止了自我身份改变的可能性，因此北京子弟们只能通过“嬉笑打骂”等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来逃避和化解真实生活中的无聊、矛盾与失望，从而被迫加速底层再生产的自我形塑。
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出身的小子们因为身居工业化的小城镇中而拥有某种主体性的骄傲心态与优越地位，北京农民工家庭出身的子弟们因为寄居特大城市的他乡而拥有强烈的客体性自卑心态与受歧视地位，那么四川云乡学校中的少年们则兼具有小子们和子弟们二者的矛盾心态，笔者将之称之为“潘俊庇搿巴梁馈苯惶嫘苑⑸作用的底层心态：一方面，云乡学校中的少年们没有随父母背井离乡、远赴异地，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依然是在以农业生产为本的狭窄乡间，农业文明的正统性和熟人社会中乡土知识的广泛应用与尊崇使少年们这一乡间内生性文化主体没有产生价值迷失与排斥，乡土社会中相对较小的群体异质性和村落内部同质化的公共制度安排使云乡少年们很难遭遇来自他者的身份歧视与资源隔离。另外，随着云乡与外在市场空间的开放性连接、国家惠农政策的深入实施，父辈们外出务工与留守务农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而国内持续性的“用工荒”又进一步提高了单位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收入，以至于有部分农户成为了村落中的暴富阶层。相反，乡间“知识代言者”――“农村教师”收入甚至不如“小工”的尴尬现实无疑又反向刺激了少年们的骄傲心态，尽管与英国小子们都共有骄傲的内心体验，但两种骄傲心态的发生学却有所不同，小子们是在对工人阶级文化自身主体认同的基础上表现出骄傲，而少年们却并不对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方式表达出文化主体性认同，他们仅仅是在父辈们现在比农村老师们赚钱多的基础上表达出骄傲，这是一种“土豪”式心态；另一方面，他们对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方式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主体性认同，相反他们甚至极度排斥这样的底层生存方式，所以才会在与外界世界间接化的经验接触和底层生存方式无法改变的自我确证中，又产生出强烈的自卑心态，这与北京子弟们的自卑心态体验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少年们的自卑显然更多来自于自己内心对其他社会优势阶层优质生活方式向往却不可得的失落感，而不具有北京子弟们那种被裸外在身份歧视的直接性，因此少年们的自卑更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嘲状的“属丝”式心态。正是“属丝”心态与“土豪”心态的交替性，使云乡的少年们在更复杂的意义上实现着底层再生产。
（二）对文凭和知识的态度
柯林斯在其经典著作《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中认为，文化本身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社会资源，政治性劳动与文化资源密切相连，个体文化资源拥有量的多少决定着其最终处于何种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或社会阶层，文凭阶层化的核心特点即是财产地位。事实上，英国的小子们、北京的子弟们以及云乡的少年们对于文凭和知识具有内在不一致的价值态度认同，而这种不同层面上的价值态度认同使不同主体的不同底层再生产运转逻辑得以可能。
英国的小子们对文凭和知识表达全面否定态度的背后依然是对“男子气概”的崇拜，正是因为体力劳动者可以彰显更多的“男子气概”，所以才较之具有女性特征的脑力劳动者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更具有社会优越性。另外，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中还含有对文凭根深蒂固的怀疑，一方面，为这些文凭做出巨大的牺牲（时间、行动、参与以及独立性）是不值得的，它使小子们失去了在任何时候获得各种直接报酬的即时性能力；另一方面，文凭的背后是试图通过教育创造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然而小子们认为这种貌似真理的观点是荒谬的，他们认为不是文凭或者教育的向上推动力创造了上升流动机会，经济增长才是上升流动唯一的动力，文凭是没用的，它只能使小子们获得回报很少的岗位，如学徒或从事文书工作。由此，小子们拒斥知识，拒斥在学校中通过学习而获得文凭，他们似乎洞察到了教育的真相，而这个真相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帕瑟隆在经验研究后所指出的：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重要性并不在于技术或人本主义的进步，而在于社会排斥。借由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阶级社会得以合法化，并实现了再生产。
北京的子弟们对文凭和知识的态度是深信不疑的，他们并不崇拜具有“男子气概”的体力劳动者，而是期待着“坐办公室”和干“不累人又能拿钱”的脑力工作，他们并不愿如自己的父辈一样在城市中从事辛苦的体力活，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出人头地，通过努力学习知识而获得文凭，进而跻身脑力劳动者行列，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他们羡慕和佩服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中部分子弟故意表现出对大学淡漠和不屑态度，实质上是看到自己与大学无缘后而产生的心理调试而已，如果真能给他们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他们马上就会变得对大学充满积极的向往。由此可见，北京子弟们显然是充满了对知识和文凭的渴望与尊敬，他们仅仅是在升学无望和制度阻碍时才会表现出拒斥，他们从心里对知识的代言者――“教师”充满崇敬。
云乡的少年们则与小子们和子弟们对待文凭和知识的明确态度不同，他们的话语和行为表达充满了模糊性。一方面，在问卷调查中，任何一个少年都没有表达对文凭和知识的明显反对。在云乡学校八、九年级54个有效样本中，认为读书有用的高达47人，占87.0%，认为读书无用的则为0人，认为无所谓和不知道的也仅仅分别有2人。可见，他们似乎和北京子弟们一致，对文凭和知识态度深信不疑。然而，另一方面，当笔者走入田野对他们做深度观察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表达了对文凭的深度怀疑，对知识有用性也发出了严峻挑战，少年们的认识深度似乎一点也不亚于小子们对英国教育结构性真相的局部洞察。少年们认为：“如果文凭和知识有效，那为什么他们的老师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如那些没有文凭和知识的父辈和邻里呢？”“为什么村落中大家公认的榜样不是读书好而考上大学的孩子，反而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没有读高中就早早在外边赚钱的孩子呢？”“为什么那些乡校中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后来大多数都发展很一般，而调皮捣蛋的差学生很多后来却发展得很不错呢？最后好学生还得给差学生打工去。”显然，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表明云乡少年们不同于对文凭和知识深信不疑的北京子弟们，他们似乎和英国小子们一样洞察到了文凭和知识能偶尔促进社会阶层上升流动的有限性，也认识到了即时性直接报酬的重要性，唯一不同的便是他们并不如小子们一样崇拜作为农民阶层和农民工阶层的父辈们，因为少年们的父辈总是具有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归宿感，无论父辈们是外出务工抑或留守村落，始终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而农民的身份又总是受到社会公开的话语歧视。少年们不想成为农民，他们梦想是能进入城市赚大钱，只要能达成此目的，则无所谓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可见，少年们具有小子们和子弟们的双重复杂性，但同时也具有现实的灵活性，这无疑使他们在学校中能更充满想象力和自由度地去挑衅和对抗学校权威，并制造反学校文化而再生产底层自我。
（三）“洞察”到或“部分洞察”到了吗？
“洞察”是威利斯笔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文化形式中的各种念头，而这些念头有助于洞察该文化形式的成员及他们在社会整体中所处的位置，而这种洞察的方式不是中立的、本质主义的或个体主义的”。实质上这种洞察就是“看透”自身的生存状态。小子们洞察到了学校内部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其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永远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并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他们并不幻想“事业”发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环境中付出自己的劳动，判断出必须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来自于被支配地位的双重侮辱：一种是真实的，一种是意识形态上的。正是在此基础上，小子们才会通过诸如“找乐子”之类的方式释放心理压力。“洞察”事实上也是对威利斯极为重视的社会“文化生产过程”的一种全面理解和真相揭露，但理解和揭露的过程本身也促成了过程的再生产，此时威利斯不得不考虑引入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局限”，它是指混淆和妨碍洞察全面达成的阻碍、偏离和意识形态因素，由于“局限”和“洞察”二者相互结合，“部分洞察”才构成了小子们的真实洞察状态，即他们不是真正彻底看透了自身在社会整体中和学校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而仅仅是部分，因为如果他们的洞察是全部意义上的直截了当和真实无误，那么他们就直接走向了社会解放，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洞察了真相，但却仅仅是部分洞察，所以才会在洞察的过程中又加速了底层的再生产。
北京子弟们显然没有达成“洞察”或者是“部分洞察”，与小子们“部分洞察”后的“主动放弃”不同，子弟们的“被迫放弃”实质上正是没有达成“洞察”或“部分洞察”的结果。因为“被迫”意味着制度性因素的阻滞并没有被子弟们形成主体性认知自觉，如果真正达成了“洞察”或“部分洞察”，北京子弟们就应该选择“主动放弃”之路。但他们没有，他们仅仅是在最终报考受限或考试失利后因无力在教育轨道中再次上升才被迫放弃，他们相比于小子和少年也都更尊重教师，更听从学校主流的价值观和权威，更服膺于家长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