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教育论文范文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在1618-1648年的整整30年里面，德国都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人民常年受到战争的困扰，政治、经济都十分落后，偶尔有一些工匠们在工作之余会唱歌和创作，我们也称这些歌曲为工匠歌，虽然工匠歌曲并没有普及大众，但是这也是德奥艺术歌曲很重要的一个前身。在这个时期，教堂音乐还是在德国古典音中抢占着最主要的地位，人民的思想依然受到宗教因素的控制。德语艺术歌曲的雏形产生于17世纪中叶，这个时期的音乐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束缚，但是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思想也得到了进步，人们的创作热情也得到了启发。在这个时期，艺术歌曲呈现的是单声部的旋律。到了古典时代，以维也纳三杰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的作曲家创作的一系列德文歌曲深入人心，这些歌曲当时都被人们当做咏叹调来演唱，但是这些歌曲的艺术水准已经和艺术歌曲很接近了。到19世纪初期，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艺术歌曲开始作为一种声乐形式正是确立。随着舒曼、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等一系列作曲家的发展，德国艺术歌曲进入了繁盛时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语艺术歌曲的歌词并不是作曲家随手写来的，他都是出自浪漫主义诗人之手，这些优美精致的诗歌也成为了后世艺术歌曲创作的重要素材。进入20世纪以后，德语艺术歌曲也开启了新音乐时代，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德语艺术歌曲作品诞生。

二、德国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

德语艺术歌曲虽然不及咏叹调那些歌曲，篇幅庞大，情感对比强烈，但是德语艺术歌曲有着对歌唱者艺术修养更高的要求，歌唱者不仅仅是要理解作曲家的作品，更需要透彻地理解诗人创作的这首诗词的情感，只有首先在这两点上对作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才能开启这个艺术歌曲准确的演绎。在技术层面，首先需要关注到的是气息，呼吸需要做到流畅、平稳，一句句的连贯性循环呼吸。其次，声音的通道要求统一，这样声音才会和谐、通畅。再次，德国艺术歌曲具有很强的名族音乐的风格特征，所以在音色的运用上面，不要需要过分夸张浑厚的音色，而是需要明亮、清晰的音色，音量上需要准确的把握和控制，这样才能更好地营造出德语一首歌曲的意境。在情感处理上，首先，演唱者需要把握好整首歌曲的基调，对于曲谱的各种表情符号需要一一详读,从而表现出每一首歌曲的特点。不论是演唱抒情的还是伤感的歌曲,都应当恰如其分地做到感情的抒发，符合作品的风格，切勿使用过分的夸张、或平淡冷漠的表达。

三、德国艺术歌曲的语言发音特点

完整的演绎一首艺术歌曲，还需要把握住一个灵魂———语言。相对于法语、意大利语等其它语言，德语在发音吐字上面则难度稍大一些，主要表现在元音的组合、辅音的清晰上面，以下笔者就从这两个方面谈谈德语的语言特点。首先，元音。德语的元音一共有16个单元音和7种复合元音，除了传统的元音字母外，还有3个特殊的变元音字母：a、o、ü，这三个变元音也是德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重要标志。发好这几个关键的变元音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a，a是在a这个字母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下牙齿，舌尖微微向上抬起，双唇向两边自然张开。根据不同的单词的组合，字母a的发音也分为短元音[ε]和长元音[ε：]，除了发音长短时值不同以外，长元音[ε：]在发音时的开口度要比短元音[ε]稍微大一点，有点靠近发音素[a]的感觉。其次是o这个变元音，它是在o的基础上形成，也有长短音之分，音标分别为[Φ:]和[oe]。发长元音[Φ:]时，舌头的位置同长音[e:]，口型类似长音[o:]，双唇稍圆，发音效果介于长音[y:]和长音[o:]之间。发短元音[oe]时舌位同短音[ε]，双唇拢住成圆形，做发短音[]的口型，[oe]也叫做[ε]的唇化音，在听觉效果上介于短音[y:]和[]之间。最后就是ü，这个变元音是在字母u的基础上演变形成的，发音类似汉语“煜”字，发音中的元音（ü），这个变元音的发音也分为长元音[y:]和短元音[y]，长元音[y:]是[i:]的唇化音，发音时舌位与发音素[i:]相同，舌尖要抵下牙齿，舌头微微向上抬起；短元音[y]的发音与长元音大体相似，只是有音值的长短不同而已。最后，元音的发音还应该注意保持元音的纯正饱满，清晰区分长短元音的区别，切记拖长，导致长短元音区分不清楚。德语歌曲中，辅音的发音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单辅音的发音需要做到清晰，而复合辅音则要求第一个发得稍轻，突出第二个音，辅音的发音需要做到快速、清晰，声断气不断。德语的节奏感比较强,它的重音一般都在第一个音节上，只有把握好了重音才能把握好德语的语气，这样听上去才地道、纯正。

四、德语艺术歌曲在高校的现状

在我国早些年的高等音乐教育中，德语艺术歌曲的学习处于比较空缺的状态，大多数高校都把注意力放在意大利歌曲和歌剧咏叹调的学习上，即使少数人涉及到德语艺术歌曲的学习，但由于学习资源的缺乏，导致在歌词发音和演唱风格的把握等方面都存在偏差，成为高等音乐教育忽视的一个问题。近年来，国内的音乐高校对德语艺术歌曲的关注有了大大的提高，来国内进行交流德语艺术歌曲的外国专家也越来越多，使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利德”，这大大方便了我们对于德语歌曲的学习。不断举办的艺术歌曲音乐会和大师班也使得国内的学术氛围变得浓厚，很多高校也在不断举办艺术歌曲的比赛和交流，这些都对“利德”在国内声乐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不断普及和研究，我们一定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德语艺术歌曲的魅力，这个在西方流传了200多年的艺术瑰宝也会在中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与作品 文化视域与途径 综述与评析

语文教育是“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的文化过程。王韶华在四十多年教育、教学过程中，着手于“化人”，即教书育人；又著书立说，乃谓“化文”。他出版了二百万言探讨文学、文化和教育理论的学术专著，以及表现生存的本土世界和心灵生活的作品集。

《文学形态论》是他的代表作，已经三次出版。着重于三个方面研究：其一，从作品文本入手，研究文学审美的蕴含和表达方式；其二，从创作主体出发，研究文学审美表现的个性和风格；其三，立足于欣赏者角度，研究文学审美接受的过程和效果。在文学理论讨论中，提出“文学形态”命题，从文学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与表现形式方面，揭示文学的本质与特征；提出“文学言语生命嬗变”的命题，探讨文学推衍变化中个人言说、“对话”的“语言艺术”，认知文学发展的基点和原动力是言语生命力；提出“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的命题，分析文学流派、类型及艺术特色，以求得当代文学范式可能性的途径；提出“建立‘召唤结构’的智慧诗学”的命题，在当代文化诗学背景下，激发自我智慧与创作精神，努力建立一种具有“活性效应”的阐释过程与理论框架。

《文化智慧论》集中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曾经以此命意的论文在《光明日报》接续发表，拟为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学”入手，探讨文化精神，在文化自觉意识的理论探析中，着重从真、善、美三个角度予以解读和诠释；二是以“文化社会学”着眼，揭示“文化智慧”主旨，探讨知与行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文化自觉找到了实现的路径；三是以“地方文化”立足，分析归纳其文化成果，建构“崆峒文化学”。其感性、理性互见，产生相互推衍的文化作用力，认识观和实践观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当代文化理论新的质点，是哲学思维中人文精神的高度唤醒，积极地寻找并运用人类思维、活动的智慧结晶，解读历史、服务当下现实、启迪未来。

《行走教育论》是研究“治学”和“为学”立身之作，是一个教师知识积淀和个体经验的开发“言传”，与学生、世界和生活的“对话”，形成了独特的教育观。他描述极其生动的语文教育活动场景――一个心灵带领一群心灵，行走于语言与意义的世界。突出“行走”这个关键词，就在于强调主体的自主、能动性，突出学生知识、心理和思维能力诸方面的“生长”。借鉴中国“诗教”“成人”传统和西方“博雅教育”理念，试图通过人文通识教育，打造更广泛的文化与审美结合一起的“诗意”学习空间，能够 “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识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帕卡德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自主性以及优秀人格，成为“完整的人”。

综上所述，文学论、文化论、教育论可谓专著“三论”。他的语文教育充满了文学艺术魅力与光彩。散文作品《头上顶的黄土》另开生面，徜徉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了解本土优美的山水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风土人情，领悟其粗犷而本真，朴实而浑厚，平易而崇高的民族文化特征，理喻生活的真谛，认识生命的意义。《留住春天》就是“春天之咏”。它是春天的明彻、开朗和梦幻的真实映现，获得那勃然的脉息和鲜活的意象，以诗的形式创造别样的春天（可谓“第二自然”），集中地反映了对世界、生活的领悟和感受，以及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与表达。最后一卷《崆峒人》，力求写一部陇上儿女的苦难史、奋斗故事以及有着苍郁阔大气氛的文化大书。其中充满了爱与恨的抗衡，美善与丑恶的较量，人性与神性的扭结，文化与生活的演绎，弥漫人格魅力和人性的光芒，多侧面地勾勒那不断求索、改变人生命运的图式，显现以匍匐大地而叙述历史的价值意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周易・系辞上传》的话，王韶华一手“教学”，一手“著书”，将“道”与“器”融合起来。四十多年春秋过去了，他一步步挪动向“道”，一点点积攒成“器”， 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提升，把握生活价值的意义。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德国；马丁·路德；民族思想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

李富森，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9）

16世纪宗教改革是德意志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宗教斗争，实质是要求德意志民族彻底结束罗马教廷的统治，加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一生著述浩繁，思想宏富，其中争取德意志民族独立、维护德意志民族利益在其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马丁·路德的民族思想对宗教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德意志民族教会、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教育以及德意志民族意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对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却对路德的民族思想缺乏深入系统的剖析，本文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试就此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民族国家思想

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早期，天主教一直在西欧各国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德意志徒有帝国虚名，皇权衰落，政治分裂，日益成为罗马教廷最大的掠夺对象。天主教会占有德意志1/3的土地，成为德意志最大的封建地主。帝国诸侯中1/5是高级教士，7个选帝侯中3个是大主教，这些教会封建主支持分裂，抵制统一。16世纪初，德意志的经济发展一度走在欧洲前列，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实力和政治作用日益增长，但国内分裂割据、教廷掠夺构成了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就成为路德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也是路德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总纲领。

首先，路德主张“君权神授”，提出国家的存在源于神的旨意和命令，而君主的权力则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他的“因信称义”说，从神学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中世纪教会制度、教阶制以及罗马教皇统治的合法性。1517年10月，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口张贴《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九十五条论纲》），强调信徒凭借信仰，无需教会就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以下简称为公开书）及《基督徒的自由》等书中，路德都阐述了“因信称义”，强调信仰的作用。路德驳斥了中世纪的“神权论”，他认为上帝设立了两个王国：一个是属灵王国，即教会。在属灵王国，人是完全自由的；一个是俗世王国，即国家。在俗世王国，人是受管辖的。二者都是上帝的王国，但又是完全独立的。也有两种法律：上帝的法律和世俗的法律，前者适用于恩赐与仁慈的国度，后者适用于愤怒的国度，国王手里拿着宝剑，保有惩罚、法庭和判决。路德进一步论证了世俗权力来自上帝。“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任命的。”{1}世俗政府行使权力是合法的，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世俗的政治权力是上帝委任的，服从并依赖于上帝。国家是上帝在俗世中的仆人与佣人，它的建立是上帝对人们的关怀，是为了惩恶扬善以及教会的福祉。

基于此，路德主张君权独立。路德认为世俗的政权独立性是直接由上帝的意志来决定的。他号召超国家的教会神权，代之以民族的世俗权威，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的国家，并鼓励世俗君主来领导宗教革命。他说：“教皇应该交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富、荣誉、身体和灵魂，让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2}路德认为罗马教廷是德意志长期分裂的罪魁祸首。他敦促德意志王公贵族使用暴力，把教皇使者驱逐出德意志，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在《公开书》中，路德呼吁，让德意志的皇帝做一个真皇帝，不让他的权力或刀剑为教廷伪君子的糊涂托辞所压服。《公开书》是路德宗教改革的政治纲领和德意志的独立宣言。

其次，在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上，路德主张政教分离。路德认为国家和教会并非隶属关系。神授的君权独立于教会，可以用国家权力约束、惩罚教皇和教士，并有改革教会的义务。针对教皇世俗权力过大现象，路德认为教权所辖范围仅涉及灵魂，不应涉及金钱、土地以及世俗的行政、司法权力，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在国家管理上，国王的权力是唯一合法的。路德主张世俗事务划归国家管辖，教会活动也由国家来监护。针对宗教改革运动中国王干涉问题，路德发表《论世俗的权力》，规定了国王权力的限度。路德说，只有上帝与人的灵魂得救有关，因为人内心是人难以看见、知晓、审判、惩罚和改变的。因为灵魂只受上帝所辖，所以假如世俗权力擅自为灵魂制定法则，就必然侵犯上帝的统治，只会将灵魂引入歧途而毁灭。他认为国家应避免使用暴力干涉信仰，异端邪说从来都不能以武力征服，只能以上帝的话来进行争论。1545年， 路德还进一步阐述了世俗政权无权干涉上帝领域的原则。

再者，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上，路德主张人民必须服从世俗政治权力。路德认为国家的存在来自于神的旨意，君主的权力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是绝对的。君主的权力是神授的，而教皇的权力则是人为的。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在内的世俗政权都是上帝创立的。它的成立是上帝慈爱的工具，同时也是上帝愤怒的工具。路德认为，既然世俗权力是上帝的佣人与人，是合法的，那么人人必须服从世俗政治权力，这也是对上帝的服从。任何对世俗政权的反抗都是有违上帝，即使君主不公，也不得反抗。服从是良好的品德，反抗是最大的罪恶。基督徒生活在上帝统治的宗教国度里，同时也生活在依法治理的世俗国度里，顺从一个不公正的君主实际上是人在尘世中必须背负的一个十字架和必须承受的苦难。

同时，路德也认为：由于世俗权力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故此世俗政治权威也应受到限制。路德强调诸侯必须负责地行使上帝授予的权柄，虔敬地服务臣民，保护和促进臣民的和平与富足。

路德提倡因信得救和“君权神授”，根本否定了教会的教权至上论，并对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论证，是当时西欧正在萌发的民族意识的反映，为民族国家和民族教会独立于罗马教会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罗马教会在德意志的神权统治江河日下，德意志新教诸侯势力大大加强，以诸侯国为中心的地方性民族统一倾向日趋增强，为19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民族教会思想

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德意志民族教会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目标，也是路德民族思想的核心和宗教改革的关键环节。路德民族教会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路德主张人人在上帝与《圣经》面前都是平等的，信徒只有信仰基督才能获救。路德进一步提出了“平信徒皆为祭司”的主张。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但并非都是牧师，要想成为一个牧师，必须有一个职位，承担相应的工作，才能使他成为牧师及教师。”{3}在《公开书》中，路德抨击教会依靠的三道墙：属灵权高于属世权；教皇有解释《圣经》特权；教皇有召开教会会议特权。路德否认特权属灵阶级的存在，否认神职人员与平信徒有本质区别。他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是属灵的阶级，除了职务不同，没有其他差别，每个基督徒的祭司身份都直接来自基督，有形教会中的神甫是由大家选举执行公务的职员，是受大家之托来完成施洗、行弥撒、宣赦和传教等活动的。路德认为只有教皇才能解释圣经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并指出人对上帝的信仰不需要任何中介。路德还说唯独教皇才可召集教会会议这种说法也毫无根据。路德论证道，《圣经》中和历史上的几次重要教会会议，大都是由使徒、长老或皇帝召集，并非由教皇。甚至最著名的尼西亚会议，也不是由罗马主教而是由君士坦丁皇帝召集批准的。他呼吁德意志贵族致力于宗教改革，德意志教会从罗马教廷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并号召全体德意志人团结起来反对罗马，建立以德意志总主教为首的国家教会。

路德强烈主张建立民族教会。路德特别反对罗马教会对德意志的干涉和掠夺，号召教皇在德意志的教皇权。在宗教改革初期，他甚至号召市民、贵族、诸侯大张旗鼓地惩处罗马教皇和主教。从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路德提出了建立民族教会的一系列原则。路德宣称，国王有权管理和处置教会财产。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不受罗马教廷统治的民族教会和异于传统天主教的新教制度。路德极力否定教皇在教俗两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在信仰中的决定权。他强调教皇不得干涉皇帝的权力；教皇应当放弃那不勒斯、西西里、波伦亚、拉温那等领地，不得享有任何特权；德意志的宗教不能是罗马的臣属，德意志的牧师、僧侣应享有自己的宗教权利。路德拟定的改革计划包括：完全废除高踞于国家权力之上的教皇权力；民族教会的宗教会议是德意志的最高上诉法院，并像帝国议会代表德意志那样代表德意志教会。

路德还提出改革教会内部管理制度及活动方式，建立德意志的廉俭的民族教会。在《公开书》中，路德提出27条改革计划，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司法等方面，主要有：废除教皇权力；建立民族教会；宗教当局只能掌管属灵事务，凡属世俗事务均归世俗当局处理等；每一教会推选一个主教，并有神甫或执事做助手，以传道和圣礼来治理教会；减少托钵僧和流浪汉数量；允许修士还俗和教士结婚；改革大学教育。路德认为改革教会应属于世俗君主而非教皇的职权范围；废除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和教阶制度；废除教士独身制；教会应是教徒自愿结成的组织；减少朝圣和节日；只保留洗礼、圣餐和忏悔；取消兄弟会、赎罪券、放任状、许吃奶油状、享受弥撒惠益状、特许状等。

路德还努力革新崇拜仪式。路德将拉丁文《圣经》译成德文，鼓励信徒读《圣经》。路德认为讲道才是圣餐聚会的重心。路德提倡一种新的崇拜仪式，并于1523年制订出第一套崇拜仪式《弥撒和圣餐的仪式》，将讲道（德语）列于中心地位，并鼓励以德语唱圣诗，而非拉丁文；删除弥撒中由神甫代替信徒献祭仪式，由信众直接领圣餐；以德文进行整个弥撒程序。1526年，路德修订德文弥撒，编写德文《教义手册》，1529年，编订了两种教义问答书。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新教会的民族化。

路德的“因信称义”和“平信徒皆为祭司”的主张，了罗马教皇统治的合法性及教会的救赎理论和教阶制，为德意志及各国建立民族教会提供了理论论证。1525年撒克逊约翰公爵领地建立路德教会，教会首领为约翰公爵所控制，并用德语进行圣事活动。这是德国及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教会。此后黑森、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普鲁士等相继建立邦国教会，虽然此时德意志还没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在诸侯支持下成立的新教会本质上属于民族教会。随后丹麦、挪威、瑞士民族教会也建立起来，最后扩展到英国和其他国家。

三、经济自主思想

德意志政治分裂，国力削弱，罗马教廷不惜任何手段对德意志进行剥削，征收贡赋和什一税，出卖圣职、圣徒遗物，兜售赎罪券。16世纪初，教廷年收入的1/2来自德意志，德意志成了“教皇的奶牛”。

路德认为改革教会应首先从经济上割断德意志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在《九十五条论纲》中，路德发出质问：“为什么今天教皇的财富比首富克拉苏的财富还多，为什么教皇不用自己而用贫穷信徒的钱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4}路德认为罗马教会的奢侈靡费源于对于意大利、德意志的掠夺。教廷对各主教区、修道院进行搜刮，以征收首年捐、出售赎罪券、颁发特许状等手段劫掠德意志。路德主张世俗政府应当废除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一切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剥夺他们的一切骗钱权利，如圣职任命权、免税权、什一税等。在《公开书》里，路德主张禁止向罗马缴纳上任年贡和一切其他收入。在1520年6月发表的《论罗马教廷对莱比锡最著名的罗马法学家的攻击》一文中，路德抨击了罗马对德意志的经济掠夺，指出德国的王公贵族若不尽快行动起来，德国将变为不毛之地，人民就会被迫彼此吞噬，而这将使罗马教廷引以为快。这些罗马人视德意志人为禽兽，并嘲讽道：要千方百计榨取那些德国蠢货的钱财。路德说，每年罗马从德意志搜刮的现金达三十万钱币以上，而德意志人得到的只有侮辱和轻视。路德痛斥说：“德意志人为什么要容忍教皇对自己的财产这样掠夺榨取呢？法兰西王国已防止了这等事，为什么德意志人还要忍受呢？”路德还抨击教会：“每当他们假装要打土耳其人时，就派出人敛钱，并常常打着同样的旗号发行赎罪券，他们认为我们德意志人将永远是大傻瓜，会继续供给他们金钱以满足其无穷贪欲。其实我们很清楚，无论是上任年贡或赎罪券款以及其他钱，都没有一文用于打土耳其人，全落入了他们无底的私囊。”{5}路德要求各地教会经济活动自主，由政府官员进行管理，实行教会税收国有化。君主应当防止其土地和人民被无故劫掠。路德抨击罗马教皇高价出卖主教职位，越权管理各种基金，向各国兜售赎罪券，搜刮全世界的钱财。德意志每个诸侯、贵族和城市应坚决停止向教皇缴纳首年捐。所有教士职位都应由德意志人自己担任，由世俗君主任命，脱离贪暴的教皇，使圣职俸不再流归罗马，并取消赎罪券。由本国主教管理修道院。修道院的基金和钱财不能再送教皇。教皇无权颁发特许状，其家属和红衣主教都应用自己的费用维持。

路德建议政府组织管理经济，制定规章制度，发展民族经济。在市场管理方面，他认为主要是规定物价原则，由政府指派贤明公正人士先将所有的货物评价，然后再公平定价。路德建议政府必须制定法律反对德意志民族的奢侈和奇装艳服，有许多贵族和富人因此贫穷。“上帝赐给了我们充足的羊毛、纤毛、亚麻和其它各物，我们无需花费更多的金钱去购买丝绸、鹅绒、金饰和其他外国货。”为防止国家资财外流，路德主张限制香料贸易及其他外贸。他说，若德意志不用英国的布匹，英国不会有那么多黄金；若不用葡萄牙的香料，葡王也不会有那么多黄金。同时还要约束富格尔等资本家及类似公司。

四、司法自主思想

在司法权方面，教皇牢牢控制着最高裁判权。格里高利七世的《教皇赦令》规定唯有教皇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以及制定法律、划分教区、设立新教区的权力。因此，德意志不仅应当在经济上和组织管理上，而且在司法上摆脱罗马教廷的一切控制。

路德提出改革建议，要求摆脱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经济、政治、宗教、司法等方面的控制，建立一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司法自主。凡属世俗问题的案件都应当归世俗当局审理。把世俗的案件送到罗马会损害一切国家的管辖权，是坚决不能忍受的。路德强调说，每一个国家都可用它自己简单的法律来治理，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质。这些国家在帝国法律没有制定之前，就是这般治理的，如今许多国家也是这般治理的。

在《公开书》中，路德痛斥教权至上论，主张取消教廷的最高司法权，取消罗马任命德意志神职人员的权力，驱逐教皇使节，废除其特权。并应颁布一种帝国法律，规定今后凡主教的礼衣和一切圣职的按立都不得从罗马领受。罗马只管信仰之事，有关金钱、财产、生命等事由世俗当局负责，不再送交罗马。在教士任用上，他提出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自己的教会，不受罗马教廷的统治。叙任权属于国王，教皇不得干预。教会不应享有独立的司法权，教士不能妄作胡为而不受惩罚；神职人员和教徒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教土只是教徒的公仆。同时废除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和教阶制度。

路德认为，在民族国家的新教教会中，君主应牢牢掌握对高级教士的续任权。路德说：“续任权在古时候本来是属于德意志皇帝的，在法兰西和其他王国，还是属于国王的。”{6}续任权的丧失，意味着德意志教会经济权益的丧失和独立地位的丧失。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教会的独立，凡神职都不得受任于罗马，在职人亡故或其他原因均不应成为罗马剥夺其神职的理由。应当废除主教对教皇宣誓效忠仪式，这种宣誓使德意志主教沦为教廷的奴隶。凡涉及教士职位和俸禄的案宗，无需送交罗马处理。德意志的大主教有权设立教会法庭，内设审计官和大法官，成为德意志人上诉的最高法庭，这个教会法庭负责处置德意志人的上诉，并接管由罗马控制的施恩所、裁判所。路德还主张凡涉及教士职位、俸禄的案件应由主教、大主教和国家大主教审判。还应该废除教会法，罗马的司法权应受限制，不能及于其他各国。1520年6月26日路德发表《论罗马教宗制度》，敦促王公贵族将罗马派来的歹徒们逐出他们的城市，使其主教的披肩和职俸不再横行于他们的邦国。

五、国民教育思想

新教改革的关键就是信徒通过直接研读《圣经》与上帝交感，以取代教会作为人神间交流的唯一中介，这就决定了新教教育改革和新教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然而，“仁慈的上帝，我看到了什么苦难，”路德写道：“老百姓知道对所有的基督教教义一无所知……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牧师几乎不熟练教学能力。”{7}路德深知教育是摧毁罗马教会的强大武器。同时，路德还强调教育也是适应当时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需要。路德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这两篇专门阐述教育问题的论文中。

第一，国家办学与强迫义务教育思想。1524年，路德发表教育论文《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阐述了宗教与世俗二重教育目的论、国家办学和普及义务教育等观点。路德既重视教育必须服务于新教，培养真正的基督徒，使人们虔诚信仰基督而使灵魂得救，又注重教育对世俗政权、社会和个人的意义。路德强调教育对国家的繁荣昌达、城市的安全幸福和个人利益及尊荣有重大影响。教育培养男人们善于治理国家，妇女善于养育子女，照理家务。他呼吁必须给儿童一定的教育和抚养，必须不遗余力地教育青少年，把对青少年的教育视为市长们和市政官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家长应尽的义务。教育必须由国家负责举办，任命教师，保障经费，提供良好的学校和图书馆，培养学生成为能干、博识、聪明、正直的公民，把最聪慧的学生教育成为最具才华的教师。

1530年，路德发表《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进一步阐述了强迫义务教育的思想。他提出普及初等教育的主张：全国儿童，不分贫富、男女，一律入校受教。他认为平等受教是儿童应享有的权利，只有人人掌握知识，才能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感。路德强烈呼吁各邦诸侯和城市统治者关心教育，兴办学校，负起教育组织者的职责。他声称，发展教育不只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也符合国家的利益。他指出：“市民的幸福，不仅取决于大量的财富、坚固的城垣、华美的房屋、战争的武器……城市最大的幸福、安全和权利，乃在于有才能、有学问、聪明、正直和有文化的公民。他们能维护、保全并利用各种财富和优势。”{8}有必要通过教育把最聪明的儿童培养成为教会和政府机构所需各类人才，包括布道者、法学家、牧师、医生、教师等。国家、教会及家庭都要负起对儿童强迫义务教育的责任。国家要像战时迫使臣民履行军事义务那样强迫父母送子女入学受教，让所有儿童都可能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成为精神和世俗世界的统治者。1526年11月，路德上书萨克森选侯，要求选侯应负起教育青少年的责任，培养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政府应该像筑桥梁、修道路那样承担起学校的费用{9}。

第二，重建国民教育体系思想。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其他有关论述中，路德就新的基督教学校教育体系的教育体制、学习科目和教师培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路德认为，教育体制应该包括家庭教育、初等教育、拉丁学校和大学教育四个阶段。

路德极其重视家庭教育。他认为教会和国家建立在家庭基础上，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父母对儿童的良好宗教和道德培养是建立良好政府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条件。家庭教育最主要的是宗教教育。路德认为每周都要询问孩子《教义问答集》中的内容是做父亲的职责。路德还强调家庭道德教育应和世俗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培养优秀的家庭成员和启迪开明的政府联系起来。

路德关于初等教育的论述也很精辟。他认为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父母没有精力进行教育时，就必须送他们到国家开设的初等学校去进一步接受教育。主要学习宗教、各种语言、历史、数学、体育和手工艺课程。路德非常重视学校对儿童的德语教育，主张运用国语来学习拉丁语、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拉丁学校相当于中等教育机构。主要从初等学校中选拔优秀学生继续深造，将之培养成为教师和教士。路德主要精力是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以把统治阶级的子弟培养成为牧师、教师和官吏。他认为只有中、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方能在与天主教的斗争中起到领导组织作用，向广大人民宣传新教思想。大学主要培养教会和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学生主要来源于拉丁学校的优秀者，以更深入地学习在拉丁学校中已涉猎的各种课程。

此外，路德还深刻认识到培养优秀的教师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强调选拔最聪慧、最贤良、最能干的青年培养为博识、懂音乐、态度和蔼、教法独具的优秀教师。

路德教育思想最深刻的意义是把文化教育当做国家的职责。1525年，路德在艾斯勒本创立新教学校，德意志各地也都先后建立了各类新教学校，实行新式教育。这样在德国出现了最早的国家教育，促进了德意志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六、民族语言思想

直到宗教改革时，德语仍然未被教会公开承认为正式语言，拉丁语在教会、高等学府和世俗政权中仍为通用语言。起初，路德也是如此，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就是用拉丁语写的。后来路德逐渐意识到拉丁文是一种外国语和死的语言，而且在宗教改革中路德发现使用一般民众人人都懂的普通民间语言——德语的重要性，便毅然改用德语。他说：“我愿意说德语，而不是拉丁语，也不是希腊语。”{10}

同时，路德认为每个普通教徒直接与上帝交往的途径就是都能亲自阅读《圣经》。过去，神职人员可以随意解释《圣经》，现在应该把《圣经》原原本本地交还教徒。路德极力赞成把《圣经》翻译成各种民族语言，使民族语信徒各自去理解。路德开始将《圣经》译成德文，他说：“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用拉丁化的德语。”{11}主旨是为了给所有德国基督徒提供一部各地各阶层人人看得懂的《圣经》，以实践他的“平信徒皆为祭司”、“因信称义”的信条。他还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翻译原则：避免使用时尚和宫廷的表达方式，选择通俗易懂、可吟唱和有民风的表达方式，内容清楚明了，忠实再现原意，但诗人不必奴役般地拘泥原字原句。路德翻译中还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使译文成为德语的典范。

在宗教改革早期，路德非常重视德语教学，提倡德语为初级学校的教学用语，主张运用德语来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

路德通过对《圣经》的翻译，使德语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语言。从新教的唱诗、说教到一般的诗歌、戏剧也都逐渐使用路德的语言。1534～1570年间，仅维滕堡一地，《圣经》德文译本的印数就达10万册。德国1/3的识字者都读过这本书。

由于有了《圣经》德文译本，罗马教会从此失去了垄断《圣经》的特权，促进了德意志各地教会的民族化，德语的地位也得到确立，并发展成为统一的德语。而且，在路德的词汇中，已经出现“德意志民族”（Teutsche Nation）一词。在1520年呼吁书中，路德高呼：“如果德意志民族统一起来，在一个君主之下，将是不可战胜的。”{12}德意志民族意识日益得到增强。

路德能顺应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勇敢忠实地维护德意志的民族利益，受到德意志民族的尊敬，人们称他是德意志的先知、手持福音的天使，是民族战士和民族英雄，是德意志的国父。

注释

{1}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The Age of Reformation，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2}Mark U. Edwards Jr.：“Luther's Last Battl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2004，pp.186.

{3}Martin Luther，Helmut T：“Lehmann and Jaroslav Pelikan，Luther's Works，Vol.13”，Saint Louis：Concordia Pub. House，1955，pp.65.

{4}Martin Luther：“Theodore G Tappert （ed），Selected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1517-1520”，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1967，pp.59.

{5}Heiko Augustinus Oberman：“Eileen Walliser-Schwarzbart，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6}Martin Luther：“Sermons of Martin Luther”，Lexington，Ky.：Forgotten Books，1988，pp.101.

{7}Michael A.：“Mullett，Martin Luther”，London：Routledge，2004.

{8}Martin Luther：“Martin Luther's S？覿mmtliche Werke，Bd.15.”，Weimar：Herman B？觟hlaus Nachfolger，1899，pp.9-53.

{9}Martin Luther：“Margaret A. Currie，The Letters of Martin Luther”，Charleston：BiblioBazaar，2010，pp.156.

{10}Martin Luther：“DMartin Luthers Bisher Grossentheils Ungedruckte Briefe，Bd.2”，Vienna：Wappler，1784：，pp.215.

{11}Martin Luther：“Ein Sendbrief vom Dolmetschen und Fürbitte der Heiligen”，London：Duckworth，1966，pp.627-646.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学 素质教育 专题讲座

“小学升初中的竞争比中考、高考还激烈！”这是今年6月份在某城市小学升初中招生测试时家长们谈论得最多的一句话。近年来，升学、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培优班、补差班应运而生，那么请问：处于中间水平的学生，他们的位置在哪里？而今，同学们沉重的书包里背的都是词典、课本、试卷，那么再请问：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能帮助他们完成使命吗？谁将负责他们的未来？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教育需要民主化、个性化，教育需要终身化、国际化。各界人士也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向课堂45分钟要效率”、“计算机辅助教学、运用电教手段优化教学、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等等。我们认为，在中学开展多样化的专题讲座也不失为一种捷径。除了学科学习、德育、法制教育、消防、安全这些专题外，人生观、艺术、科技专题等对同学们来说，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学习资源。

1.人生观专题

能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中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不同的人生态度，就会产生不同的人生道路。在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培养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开创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一味地怨天尤人，消极堕落，要知道，人生的钥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别人对你的看法根本不如你自己的看法重要，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才可以决定你到底快乐不快乐，才可以促使你实现自我”。、邓小平这些伟人的行为将会为同学们指清人生的航向；比尔・盖茨、杨振宁这些成功人士将会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楷模。大学生、中学生中成功者不乏人在，勤工俭学者不计其数，社会为他们喝彩，我们的学生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将来的影子。

2.计算机专题

谁不羡慕世界首富――前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他是全球个人计算机软件的领先供应商――微软公司的创始人、前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正是因为从事着本世纪最为强劲的计算机技术，才让他如此伟大。如今，计算机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网络已成为人们学习、就业、购物的“高参”。随着Internet网络的发展，“地球村”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们可以通过Internet获取各种想要的信息，查找各种数据库，如文献期刊、教育论文、产业信息、留学计划、求职求才、气象信息、海外学讯、论文检索等。甚至可以坐在电脑前，让电脑带我们到白宫作一次虚拟旅游。一块芯片所能容纳的晶体管数目为什么每隔18个月就要翻一番，计算机是怎样问世的，多媒体的趋势何在？渴望知识的同学们会为之心动的。

3.科技专题

神州七号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重大突破。神州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与神五、神六任务相比，无论是飞行产品研制，还是任务组织实施都有不少新的特点，难度和风险前所未有；美国利用纳米技术开发出了多种先进纳米微型设备，如世界上最小的轿车、最小的摩托车、最小的机器人、最小的冰箱和最小的钢笔等；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人类最为密切的“亲戚”――黑猩猩的基因组密码。同时，科学家对人类DNA的研究表明，同卵双胞胎也并非完全相同。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科幻大师、世界顶尖级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以真切的物质科学及人文现象演绎出他的科幻世界。喜欢探险、喜欢超现实的中学生，他们想知道核糖核酸和克隆，想知道恒星的生命演化过程，更想知道中国的阿西莫夫什么时候出现。

4.艺术专题

许多人都认为人的艺术细胞是天生的，所以对艺术不感兴趣或者根本没有做过尝试的人也许一辈子就与艺术无缘了。理查德是谁，谢晋是谁，全然不知，这岂不是在闹笑话。试想，我们的学生不知道齐白石，不知道贝多芬，不认识五线谱，钢笔字、毛笔字更拿不出手，难道这不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之处吗？介绍音乐家的讲座，国画、油画、五线谱的介绍，将会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陶冶他们的情操；摄影讲座让从未摸过相机的同学觉得照相不再神秘，外出摄影不再成为问题，不仅会节省开支，而且是一种艺术享受。

5.社会热点专题

如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格局正趋向多元化。中国将怎样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将如何解决？如何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些国际关系、时事政治专题将会帮助同学们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认清国际形势。中学生需要了解世界、了解社会，当人们谈论政治、经济的话题时，他们将不再是茫茫然一无所知。

6.外语专题

外语在学生的脑海中好像只是背单词、学语法、念课文，我们何不换种方式轻轻松松地学英语呢？将外国社会背景，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风俗习惯介绍给同学们，英语会话专题、听力专题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像大学里一样，开辟英语角练练口语也是促进英语学习的一种途径。许多英语老师的二外好像到了中学就淡忘了，日语、俄语、德语的日常用语完全可以教给学生，学生不就活泼了吗？

7.心理健康专题

中学阶段是人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仅是中学生文化科学素质发展的黄金期，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且是身心急剧变化并充满矛盾的“危机期”。面对这样一个重要时期，我们要充分理解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变化，并给予及时、全面、人性化的帮助，让他们顺利度过这个“危机期”。要关注学生心理困扰，帮助他们学会自我心理调适，正确认识自我，树立信心，调整学习方法，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学会调控情绪，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

8.家庭教育专题

我们理应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可以适时地请家长来到学校，借一个个历史故事，宣传先进的家教理念、科学的家教知识、成功的家教方法，帮助广大家长提高育子、养子、教子的素质和水平，教育子女首先从自己做起，从孝敬老人做起，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各类专家的讲座或模范家长的报告，可以改变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和教育方法，帮助孩子克服身上的不良习惯，提高学习能力，激发孩子的潜能，使孩子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同时拥有健康的心理素质，从而改变孩子的一生。

如此，我们不可否认专题讲座对学生的作用，多样化的专题讲座更会提高他们学习、生活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那么，多样化的专题讲座是否只对学生有益？不。作专题的肯定是老师或者聘请来的专家，这就要求老师们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听听其他专业的讲座也是换换口味、增长见识。另外，多样化的专题讲座是不是就意味着专题讲座多多益善，而后再掀起专题讲座的热潮呢？不，一周一次足矣。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理查德・温・利文斯通，英国著名教育家和古典语学者。先在温彻斯特公学求学，毕业后进牛津大学新学院攻读拉丁文韵文和其他学科的荣誉学位。1924年以前留在牛津，在基督圣体学院任研究员、导师和图书馆管理员。在此期间，曾于1920年在首相古典语委员会任职，并任《古典语评论》杂志编辑。1924-1933年，任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副校长，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及其财政资助。1931年被敕封为爵士。1933年至退休，他在牛津任圣体学院院长，为英国殖民地官员创办暑期学校，为成人扩大受教育机会，并在建立寄宿制女子学院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1944-1947年，任大学副校长。在其学术生活的最后十年间，从事写作和讲演。他有力地捍卫自由教育的价值，特别强调古典语的学习。他认为，基督教和希腊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而目前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危机正是由于这个基础被削弱了。因此，他认为必须把这个过程“倒转”过来，并权力提倡古典语文对于塑造国民精神的作用，主张在中学开设希腊文、拉丁文，恢复古典语文在学校中的地位。他的主要教育著作有：《希腊天才及其对我们的意义》（1912）、《保卫古典语文教育》、《教育的未来》（1941）、《苏格拉底的画像》（1938）、《剑桥和其他教育论文集》（1959）。

30蒙台梭利

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l952），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她的教育法建立在对儿童的创造性潜力、儿童的学习动机及作为一个个人的权利的信念的基础之上。

1894年，蒙台梭利毕业于罗马大学医科，任罗马大学精神病诊所助理医师，开始对智力迟钝儿童的教育问题感兴趣。1899-1901年，任罗马国立心理矫正学校校长，证明她的方法非常成功。1896-1899年，在罗马一所女子学院任卫生学教授，1901-1904年在罗马大学讲授教育学，1905-1908年任人类学教授。在此期间，她继续学习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

1907年，她在罗马一个贫民区创办了一所儿童之家，把她的方法应用于智力正常的儿童。她的成功导致开办其他蒙台梭利学校。在以后的十几年内，她游历整个欧洲、印度和美国，讲学、写作和培训教师。1922年在意大利政府任督学。1934年由于法西斯统治，离开意大利，到西班牙和斯里兰卡，最后定居荷兰。

蒙台梭利认为干涉儿童自由行动的教育家太多了，一切都是强制性的，惩罚成了教育的同义词。她强调教育者必须信任儿童内在的、潜在的力量，为儿童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让儿童自由活动。她特制了很多教具，如小型的家具、玻璃、陶瓷等小物件，供儿童进行感官练习。

她的主要教育著作有：《蒙台梭利方法》。

31萨 特

萨特（Jean-Paul Sartre）也属现象学范畴的存在主义者，其教育哲学代表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等。他也提出两个核心概念，一是“自由”，二是“选择”。他认为：人生是荒诞无稽的、绝望的，应依 “存在先于本质”的原则来自由选择自己的本质；个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即选择；个人有权绝对自由地选择，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迟到、旷课，可以拒不预习或做作业；但自由可能令人痛苦、负担沉重。因为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绝对矛盾，他人即地狱；一切人类关系无非就是施虐狂、受虐狂和彼此冷漠相待；作为教师必处统治地位，学生要么是反抗，要么是认输，学校教育对学生来说只能是被迫劳动；教师不是以说教，而是以自己的实际举动向学生表明，他反对 “糟糕的忠诚”，即反对崇拜、仿效、屈从、迷惘于某个角色，如当"好教师"，成为 “健壮的男士”，当“获奖的运动员”，做 “校园皇后”，担任“出谋划策者"等。唯此才能使教育 “个性化”。

32雅斯贝尔斯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哲学家，德国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之一。出生于德国奥登堡。1900年入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翌年转学慕尼黑，继续读法律。后又转柏林、哥廷根和海德堡，改读医学，达六年之久。1908年通过国家考试后行医。1909年任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学诊所研究助理。1913年转海德堡大学哲学系。1921年任哲学教授。1919年著《世界观心理学》，试图阐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独立于科学的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诉诸作为思维和存在的主体的个人的自由，集中把人的存在作为一切现实的中心。在1920-1930年的十年间，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30年代早期，陆续发表哲学著作，1932年发表的三卷本《哲学》，是德语中存在主义哲学的最系统的表述。

1933年，希特勒上台，由于雅斯贝尔斯的妻子是犹太人，他被排除在大学的高层组织之外，但仍被允许担任教学和发表著作。先后发表了《理性与存在》（1935）、《论尼采》（1936）、《论笛卡儿》和《存在哲学》（1938）等。由于他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被剥夺讲学权利，开除教授职务，并被禁止发表著作。1942年移居瑞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重建大学的任务和德国人民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新生，雅斯贝尔斯于1946年发表《大学的理想》一书，要求对大学的教学人员进行彻底的非纳粹化。1948年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他深信，鉴于通讯和战争领域的现代技术，人类必须争取世界一统。他称他思想上的这种新的发展为世界哲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创造一种思维模式，有助于建立自由的世界秩序，他的哲学从存在哲学转变到世界哲学。先后发表了《伟大的哲学家》（1957）、《人类的未来》（1958）和《德国的未来》（1967）等。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

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发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6n1．um．m2004—3—11／2005—04—02．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2004-03—11／2005—04—02／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4]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05(2)：62—66．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发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6n1．um．m2004—3—11／2005—04—02．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2004-03—11／2005—04—02／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4]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05(2)：62—66．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医学论文英语写作人名翻译时态

一、引言

国际化的大背景给我们医学研究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成果的评介不再局限于国内，研究成果的价值需要经受整个医学界的评判及同行的评议，因此论文通常需要用英语书写。一篇好的英语医学论文，毋庸置疑，既要体现出研究内容的价值，还要遵循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关于医学论文的标准形式。然而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研究成果的价值，需要论文的撰写者或译者在论文的文字表达上多下功夫。人名翻译不规范、时态运用不恰当，都会混淆编辑对研究成果来龙去脉的正确理解，以致影响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本文将探究医学论文中人名的英语翻译及时态运用的规范做法，以期对医学工作者撰写英语论文提供一点帮助。

二、中国人名的英语规范译法

中国人名的英语译法在国内医学期刊上呈现一定的随意性与不规范性，有的将姓氏与名字顺序颠倒以迎合英语的习惯用法，有的随意大小写人名中的拼音字母，有的在双音节名字中添加空格或连字符等不一而足。这种混乱现象，不仅让英语论文撰写人员在翻译人名时感觉无所适从，也给期刊杂志社的编辑人员建立姓氏索引造成一定的麻烦，而且对作者晋升职称时论文的归属确定也构成一个隐患。那么，人名的英语译法到底有没有章法可循呢？

关于中国人名的英语译法，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些规范性的标准。197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作为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的拼写细则和翻译准则1。准则规定：（1）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复姓连写；

（2）姓名的各个连写部分，开头都用大写字母；（3）汉语姓名在对外的文件书刊中可以省略调号；（4）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人名，适用于罗马字母书写的各种语文，如英语、法语、德语等2，3。通俗说来，中国人名译成外文时应当姓氏和名字分写，姓和名开头字母大写，可省略音调调号，并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例如，国家主席的名字，译成英文应为Xi Jinping；再如，复姓名字欧阳兰，译成英语应为：Ouyang Lan.1982年，该准则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认可，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词和词语的国际标准1。因此，中国人名用汉语拼音拼写，不仅在外交、测绘、翻译等各个领域贯彻实施，而且得到国际认可。

三、时态的使用规则

英语时态的选择是中国医学工作者在撰写医学论文时一个容易出错的地方。英语和汉语在表达时间概念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在语言的形态方面比较松散，没有特别严格的语法规则。表达时间概念时，主要依靠时间状语或上下文逻辑关系来体现，在动词的使用方面，没有什么形态变化。而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每个句子的表述都需要通过谓语动词的时态变化来体现句子之间的时间关系与逻辑关系。在论文撰写中，时态的准确运用至关重要，时态运用不当，会使读者理不清论文中步骤方法或事件的逻辑时间关系，影响论文信息传达的准确性，直接影响论文的发表。

过去认为，论文是对研究成果的描述，应当用过去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时态的运用与选择，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去时，而要根据论文表达的不同内容使用不同的时态4，5，6（洪班信2007；张晓枚2006；王征爱2002）。由于国内外的众多期刊在时态的使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缺乏统一性。因此，不少作者在用英语撰写论文时对于如何运用时态感到非常茫然。其实，科技论文动词时态的使用已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和规律5，7，8（Joy2003，张晓枚2006，Day 1995）。下面笔者结合医学论文结构中的几个部分，阐述时态的大致使用规律。

研究目的（Objective）是研究开始前就设计好的，属于过去的事情，因此国内外期刊均倾向于采用过去时。除此之外，不定式短语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摘要的“目的”部分，省略了考虑时态的麻烦。例如：

（1）This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hemodynamics in the brain tissue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ith MR perfusion technology.

（2）Purpose： To determine the usefulness of the Pentacam corneal volume assay in the assessment of cornealen-dothelial damage caused by phacoemulsification and aspiration.

材料与方法（Material and Methods）主要描述作者从事研究时采用的材料、方法和步骤。在撰写论文时，研究工作已经结束，因此这一部分内容通常采用过去时。例如：

（3）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volved 101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treated with laparoscopic surgery in our medical center from February 2001 through July 2005.

（4）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o be given different drugs.

研究结果（Results）是作者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得到的实验结果，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验证和认可，因此还不具有普遍性，不能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也要过去时。例如：

（5）Successful interventional therapy was achieved in 8692 out of 8862 patients（98.08%） with structural heart disease.

（6）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in their peri operation parameters.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方法和结果部分通常有图表，图表中的文字说明和分析或在文本中描述图表时，一般采用现在时态。例如：

（7）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ses and controls are shown in table 1.

研究结论（Conclusion）是作者对实验结果的评语，是具体结果抽象演绎出来的一般性原理，通常用一般现在时4，5，6，9。但如果作者认为其研究结果不具有一般性，而仅仅是本实验的结果，也可以用一般过去时10。

（8）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VIg can ameliorate the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al capability of RA patients.

（9）The endogenous levels of serum melatonin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引言（Introduction）部分时态运用相对混杂，涉及到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现在完成时、一般将来时，等等。这是由引言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引言是论文的开场白，位于正文的开始部分，用来说明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进展、研究目的、研究的具体范围。从整体看，引言的写作结构形似一个漏斗形，从宽泛的已知背景材料将话题逐渐引向未知的问题再到问题的解决，由宽到窄，由面到点，层层递进。因此，进行文献回顾时，可以采用一般过去时或现在完成时，见例10～11。当然，如果叙述普遍事实或现象时可以采用一般现在时；介绍研究意义时则可以采用一般现在时，见例12；介绍当前研究进展时则可以采用一般现在时或现在完成时，见例13，例14；介绍研究目的时采用的时态与摘要中的目的时态一致。

（10）Many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fi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abetes and atherosclerosis.

（11）Very recently，a few authors discussed portfolio selection problems with minimum lots.Also some of them considered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ir studies.

（12）The present study represents an innovative， objective approach to measure sedative effects with minimized handling-related stress and remote data collection.

（13）Despite innovations in the therapy，little is known about patterns and costs of drug treatment.

（14）Over the past 25 years， the successful use of air in the reduction of intussusceptions has been reported in large series.

四、结束语

英语医学论文中，人名的翻译、时态的使用是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结合这两个问题，本文探究了中国人名的规范译法以及医学论文中时态的大致使用规律。鉴于目前国内外各个期刊对所投稿件的格式均有自己的要求，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也要结合期刊的格式要求尽量规范地处理好人名的英译和时态的选择问题。

参考文献：

[1]罗雪.中国人名的英译规范问题[J].INTELLIGENCE，2009，（22）.

[2]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应用[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3]洪班信.医学论文的英语摘要写作第5讲：英语摘要中时态和语态的运用[J].中国医刊，2007，42（5）.

[4]张晓枚.医学英语论文的时态用法[J].文教资料，2006，（10）：165-166.

[5]王征爱，宋建武.医学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时态、语态和人称[J].第一军医大学学报，2002，22（6）.

[6]Joy Burrough Boenisch.Examining present tense conventions in scientific writing in the light of reader reactions to three Dutch - authored discussions：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3.

[7]Day，R.A scientific English：a guide for scientist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Phoenix，AZ：Oryx press，1995.

[8]张俊英.医学论文英文摘要中时态的用法[J].眼科新进展，1999，19（2）.

德语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现代散文 教育传播 探源 《白话文范》

现代散文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脚步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大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初期，中学语文教科书延续清末教科书的体制和样态，没有选入现代语体文。新文化运动之后，在社会思潮变迁、文学革命、教育变革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现代散文于1920年入选第一套中学白话文教科书《白话文范》，开始了新的传播历程。现代散文有广义、狭义之分，本文所论为狭义的现代散文，指的是以抒情为主或抒情与叙事并重的散文小品。

一、现代散文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背景

民国成立初期，以蔡元培为首的具有先进教育思想的知识分子掌管教育行政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现代教育发展的政策法令，为现代散文的入选提供了制度保障。1912年1月19日，民国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努力清除清末教育的封建性，实施新的共和教育。其中，《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中学校各科课程，用“国文”取代了以往的“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1912年12月，民国政府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语体文的学习要求，但却为语体文的入选奠定了基础。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散文的入选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新青年》等刊物的倡导，社会上语体文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对中小学语文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新文学革命的代表性刊物，《新青年》除了刊载社会评论文章、随感文之外，也刊登少量记事文，如胡适的《旅京杂记》、高一涵的《皖江见闻记》等。除了《新青年》，《晨报副刊》《觉悟》《学灯》《京报副刊》《小说月报》《语丝》等刊物也注意发表记叙抒情散文，这些文学革命初期的散文创作为国语教科书的编纂提供了重要资源[1]。

现代散文进入语文教科书，也是语文教育研究者大力倡导的结果。1912年，庾冰提出“教授文字，当以教授语言为第一步”，主张小学汉字教学要从口语入手[2]。潘树声更进一步指出：“教授国文当以语言为标准”，因为语言是文字的由来，并且更适合儿童的本能，“选读本时，当选周秦汉文，不拘篇幅长短，择其不假造作，而近于天然者。……又当选今人之文，若契约，若书讯，若公牍，搜集式样，以资应用”[3]。可以说，这两篇论文是国语教学研究的先声，为以后国语教学的研究拉开了大幕。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后，语文教育研究者大力倡导白话文进入语文课程。语文教育家沈仲九指出：“在现在的时候，‘白话文究竟应不应该做’一句话，好像已经不成问题了。白话文既然逐渐流行，学校里的国文教授，当然因之改变。近来各校国文教师，除不知研究不肯负责的老学究以外，大都有改革国文教授的觉悟”[4]。早期白话文教育的提倡者何仲英更是坚定地提出：“中等学校绝对的应当采用白话文。”[5]胡适、周予同、孙Z工等人也大力倡导在语文学科实施白话文教学。正是在时代大潮的影响和众多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包括现代散文在内的白话文才得以进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

二、《白话文范》中现代散文的内容取向

1920年，第一部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白话文范》出版了。《白话文范》共分4册，是新学制之前供四年制中学使用的教科书，编纂者为洪北平、何仲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不仅选辑现代人的白话作品，而且收录古人的白话小说、语录等作品，所选辑的现代白话文中，相当一部分为现代散文。《白话文范》中的现代散文选篇，表现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它们多采自当时的报刊、文集，充分地体现了变革时代的特点。

1.表F个人情趣，凸显反思意识

《白话文范》中，表现人生体验的现代散文包括《早晨的社会》《写给Mr.G.C.Willany的一封短信》《可怜的我》《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和《我的思想变迁史》，其中前两篇侧重表现个人的生活情趣，后面三篇主要表现作者的反思精神。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受到民主、科学等时代思潮的影响，思想解放，用新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写出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散文。《写给Mr.G.C.Willany的一封短信》是一篇非常有趣的短文。作者寒冰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用杂字》，是英国出版的供士兵学习德语、法语用的，他看到扉页上写的几行字，就突发奇想，要给这位不相识的作者写一封短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开放，感受敏锐，对外部世界充满向往，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篇章，这样的情趣、观念在古代散文是很少见到的。

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发生急遽的变化，常常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批判。《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我的思想变迁史》等选篇，就表现了人们在变革时代艰难探索的心路历程。

刘叔雅的《我的思想变迁史》记录了他思想探索的艰难历程。作者年幼时读过一些经书古文，脑中充满“扶清灭洋”的思想，少年时随一位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又抱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后来，进入一所中学校学习，随一位博学的鸿儒学习国文，受到排满主义的影响。从中学校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又相信了西方的进化哲学。他的思想变迁的历程，是不断反思、解剖自我的过程。

将这篇选文与《白话文范》中相近题材的古白话文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价值观念的不同。该书第二册收入《范县署中寄弟墨》，是郑板桥写给弟弟谈论家事及修身之道的书信。在信中，郑板桥劝诫弟弟不要贪多务得，要尊重农民，勤俭持家。不可否认，这封信表露出一些进步观念，如勤俭持家、重视生产劳动等，但他所秉持的依然是传统士大夫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传统观念，不像前面那篇散文的作者那样，有一种彻底反思的精神。这些散文选篇反映了五四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求索历程，对学生学习具有较高的价值。

2.关注社会问题，表现时代新声

关注社会问题是《白话文范》现代散文选篇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这些散文选篇秉持五四时期的改革精神，关心国家兴亡，关怀民生疾苦，体现了民主革新的社会思潮，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思想资源。这一类的篇章有《李超传》《许怡荪传》《自决的儿子》《访日本新村记》等。

民国成立以后，国家依然贫弱，社会依然落后，有识之士无不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众的疾苦，胡适的《许怡荪传》《李超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许怡荪传》记述一位爱国青年的探索救国之路的历程。许怡荪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开始相信孔教可以救国，后来相信共和救国，可以说思想屡经变迁，可是不变的是救国的热忱。许怡荪待人诚恳，做事认真，给朋友很多积极的影响，他不幸早亡，胡适感到非常惋惜，认为他这种人格和思想是不会死的。这样的青年在五四时期非常有典型意义，对学生非常有启发意义。

可以将这篇散文和《白话文范》中相近题材的古白话文作一比较，从而发现二者的不同。该教科书第一册选入《王冕》和《郭孝子寻亲记》两篇节选自《儒林外史》的小说片段，讲两位年轻人刻苦自学及远途寻亲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但是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所秉持的观念。按照作品所写，王冕在当时算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物，无钱读书，便帮邻家放牛，同时学习画画，卖画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养母亲”。郭孝子为寻父亲历尽艰险，找到已经出家的父亲，父亲却不相认，他便在山上租了一间房屋，每日“搬柴运米，养活父亲”。两段小说故事不同，但都归结到孝养父母。两个人物身上确实有一些优秀品质，但总体上依然表现一种温顺、尊亲的传统价值观。《许怡荪传》《李超传》《自决的儿子》则有明显不同，它们倡导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现代精神。

3.描写自然景物，表达赞美之情

《白话文范》中描写自然景物的现代散文选篇不算多，主要有《东行随感录》《访日本新村记》等。

李哲生的《东行随感录》是一篇国内游记，写自己在长江沿岸的游历经过，对景物的描写细致自然，颇见功力，“夔峡三十里，巫峡一百二十五里，都是高峰刺天，崖壁并无大树，全露石骨，现出苍翠如玉的颜色”，借鉴了古人描写景物的笔法，同时又融入新意。周作人的《游日本新村记》也有对自然景物的描写，“火车沿著溪流，团团回转，左右两边车窗，交互受着阳光”，“下望谷间，茅舍点点，几个半的小儿，看火车过去，指手画脚的乱叫”，描写非常传神，体现出散文大家的功底。从这些景物描写，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的时代气息，一种新鲜活泼的精神。

《白话文范》中的现代散文选篇，有一部分涉及到学校生活或青年，对学生来说较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有一些属于写景状物的篇章，内容浅近，语言通畅，也比较容易被学生接受。不过也有一部分选文，内容艰深，距离学生生活较远，如《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许怡荪传》等，这是编者在编辑时考虑不够的地方，也和取材困难有一定关系。总的来说，《白话文范》中的现代散文选篇留下了变革时代的痕迹，表现出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趋势。

三、《白话文范》中现代散文的形式特征

《白话文范》是第一部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不可能没有瑕疵，不成熟、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这套教科书中的现代散文选篇，语言文白杂糅，篇幅长短悬殊，体现出过渡时期的特色。

这套教科书的现代散文选篇多数篇幅较长，少数篇幅极短。《李超传》《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访日本新村记》《我的思想变迁史》等字数都在五千字以上，而《早晨的社会》《可怜的我》仅有几百字。戴季陶所写的《可怜的我》，包括标点在内，也仅有137个字。可以想见，当时语体文的遴选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只要是用语体文写成的，都会作为考察对象，如果内容体现新思想，语言基本清通，就有可能被选入教科书。

《白话文范》的选文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所选多数散文适合中学生阅读。其“编辑大意”说：“所选的文合于中等学校的程度，中等学校教授白话文，可以用做教本”[6]。不过，限于编者水平及取材困难，还是有些散文选篇超出了中学生的理解水平，不太适合中学生阅读，例如《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从编排方式来看，这套教科书与传统的文选型教科书一致，仅有选文，没有助读、练习等内容。现代散文编排的规律性不强，现代散文与其他选文穿插编排，散见于四册教科书。

四、《白文范》的价值

《白话文范》出版之时，中学课程文件并没有关于白话文教学的要求，它的出版带有探索的性质，不过相比于1920年代的其他国语教科书，它在现代散文的选辑方面做的是比较超前的。它为当时中学教学白话文提供了范本，为以后国语教科书的编撰提供了参照。

《白话文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白话文范》的编者何仲英、洪北平是早期白话文教学的重要鼓吹者。何仲英发表了多篇提倡白话文教学的文章，如《白话文教授问题》《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中等学校与白话文》。在当时小学推行国语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学学习白话文的必要性，指出“中等学校绝对的应当采用白话文”[5]。

作为出现较早的中学白话文教科书，《白话文范》具有特殊的价值，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的：“初小既改国文为国语，儿童读的纯是语体文，则高小以上不能不受其影响，当然，出版界总是得风气之先的，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也赶在民九那一年出版了”，“这书虽因急于出版，内容欠精（只审定作参考书），但总算是第一部纯采语体文，全用新式标点符号并提行分段的中学教科书了。”[7]虽然指出它的不足，可也充分肯定了它的开创之功。虽然数量较少，内容欠精，但现代散文毕竟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这一领地，为此后中学国语（国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参照。

――――――――

参考文献

[1]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2] 庾冰.言文教授论.教育杂志[J].1912（3）.

[3] 潘树声.论教授国文当以语言为标准[J].教育杂志.1912（8）.

[4] 仲九.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J].教育潮，1919（5）.

[5] 何仲英.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J]，1920（2）.

[6] 洪北平.白话文范：第一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7] 黎泽渝，马啸风，李乐毅.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