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方合同范文
时间：2023-03-15 03:33:20
单方合同范文第1篇
关键词：合同类型、合同解除、解除权
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一经成立生效便对当事人产生相应的拘束力,当事人以诚信之要求应恪守诺言,自觉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以实现其订约之目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即在合同依法成立之后,全部履行以前,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宜履行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由于当事人一方严重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坚持合同实际履行的原则,不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有悖于合同立法的主旨。因此,确立合同解除制度,赋予合同当事人合同解除权,既是法律公平、正义价值之所在,也是平衡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必然要求。我国《合同法》第93、94、95、96条规定了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内容,但对这些内容规定及其理解学理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特别是合同的单方解除问题。本文在研习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立法及我国合同法之规定,运用民法之基本原理对此问题略述己见,以期对合同解除制度之理解和完善有所帮助论文。
一、合同的解除概述
“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而尚未全部履行前,当事人基于协商、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一种法律行为”。①虽然学界对合同的解除有不同的认识,如,“合同的解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解除包括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狭义的合同解除并不包括协议解除”。②但笔者认为,合同的解除从不同角度还可以做出不同的划分。第一,以合同的解除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还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可以把合同的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第二,以合同的解除是基于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还是双方的行为可以把合同的解除分为单方解除和协商解除。
约定解除是指基于当事人事先约定的条件或者事后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情形。约定解除包括依约定解除权的解除和协商解除。约定解除的特点在于合同双方有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这个意思表示既可以在合同订立时形成,作为合同的一个条款,也可以是合同订立后的另行单独约定。没有这个约定任何一方都不能擅自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是指基于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由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法定解除的特点在于法律直接规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当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具备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合同的单方解除,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依法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合同的单方解除包括依约定解除权的解除和依法定解除权的解除。合同的单方解除其特点在于解除方有合同解除权,这个解除权既可以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也可以来自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事先约定。只要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的协商解除,是指合同成立生效后,在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形成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协商解除也称之为双方解除,它的特点是当事人之间事后通过协商形成了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从而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
合同属于双方法律行为,合同一旦签订生效就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因此,对其的变更、解除即构成类似于对法律的修改、废止。从法理上讲,对新法律的制定与对旧法律的修改与废止属同一性质的主法律行为。那么,应该理解为,对已生效的合同的修改、解除等同于对新合同的制定。所以,各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变更、解除普遍采取了以不变为原则,以可变、可解除为例外的谨慎态度。然而,合同和法律制度一样,都是由人制定的,也是为人而制定的,其全部的目的或宗旨只有一个:即为人服务,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的、有明确预期的、有利于使人弃恶扬善的,能给人们带来利益的行为规则。如果说当这个规则不符合以上预设目的时,理性的选择只能是改变规则或废除规则。
合同解除制度就是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法律补救措施。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合同的协商解除只要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都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精神所在。由于协商解除是合同解除的常态,是建立在当事人各方协商同意的基础之上,与合同订立的程序一致,在实践中较容易把握。而合同的单方解除相对复杂,容易发生纷争,法律从实体到程序都应给予相对严格的规范。
二、合同单方解除的条件
合同的订立是建立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之上,代表了双方的利益和意志,所以,不需要外力干涉即可完成。但对于合同的单方解除,因为往往建立在一方的利益及意志的基础之上,很难得到对方的认同和接受,需要法律或合同事先给出明确的条件或“授权”。因此,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就成为合同单方解除的基本前提或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3、94条的规定,合同的单方解除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当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2.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3.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5.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6.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上六种情形,第一种为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后五种为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目前,学者之间对这两种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条件仍有一定的意见分歧。
第一,关于约定解除权约定的条件问题。有学者认为,“对解除合同条件的约定应进行一定的限制,即解除合同的条件应有一定的范围,不能随意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应是严重影响合同一方或双方重大利益的情况”。③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其一,何谓“严重影响合同一方或双方重大利益的情况”,以什么标准去判断,又由谁去判断,这本身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此规定,约定解除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其二,法定解除权规定的情形本身都是严重影响合同一方或双方重大利益的情况,如果在此再加以规定或限制,岂不有画蛇添足之感。其三,法律规定约定解除权的主旨,就是在法定解除权之外赋予合同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由,以适应客观情况变化的需要。所以,当事人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其约定就应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也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应有之义。
第二,关于法定解除权的条件问题。有学者认为,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并不都应产生合同的解除权,“无论是因为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原因,要产生合同解除权,都必须要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④或者根本违约的程度⑤。笔者认为,就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来看,都是涉及到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或者合同主要义务是否履行的问题,都是事关合同当事人根本利益的问题,只是每一个条件都有自己独立的构成要素,只要这些要素具备,合同的目的就很难实现。这些规定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符合合同法的宗旨。所以,只要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具备,就可以产生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第三,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关系。这一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当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涵盖法定解除条件时,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可否并存?学者对此认识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当事人约定了解除条件,就意味着排除了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因为依照意思自治原则要求,当事人的约定处于优先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涵盖全部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在未涵盖领域,法定解除条件仍有适用余地,这是法律行为调整模式和法定调整模式相互衔接配合的当然要求,是法定解除制度目的的表现。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约定的解除条件与法定的解除条件相异时,自可排除与之相异的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未涵盖全部法定解除条件时,如果当事人未明示排除未涵盖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法定解除条件仍可适用。⑦笔者认为,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都是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依存。约定解除条件理应是法定解除条件之外的约定,法定解除条件是对当事人约定不足的补充,如果两个条件相异时,自应遵循私法自治之原则,依约定为准。两者不相冲突时,各自都有适用的空间。
三、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
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法国主张合同绝对的裁判解除。如《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债权人解除契约,必须向法院为之”;日本主张解除权人向相对人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可。如《日本民法典》第540条,“(1)以契约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对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
我国合同立法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合同法》第96条第一款对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可见,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有两个步骤:一是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即有解除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二是要向合同相对人行使解除权,使解除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到达对方,让对方知晓。即履行通知义务。只有这样,解除权的行使才可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合同解除。
目前,学术界对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有不同的见解。多数学者认为,解除权人单方解除合同只能向合同相对人为解除的意思表示。但也有学者认为,解除权人除此之外还可以直接要求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裁判解除合同。⑧笔者对此很难赞同。因为,合同解除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形成权,该权利行使的常态表现为权利人直接向相对人为意思表示即可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合同的单方解除指的就是基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解除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情形,而解除权人向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行为,并不立即当然的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所以其不能称之为合同的单方解除。
此外,在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规定上,还有一点不足,即解除权行使的期限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但“这样的规定不够全面,不能消除因合同解除权不受限制而产生的不良后果”。⑨特别是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而对方又不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的行使到底有没有期限就变成了一个法律空白,这将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法律必须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明确、具体、合理的期限规定,以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单方合同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上钻井平台；请求权；意定形成权；买方单方变更权；经济胁迫；对价；不正当影响
中图分类号：DF4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109-07
一、问题的引出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化石能源在未来20年内仍将构成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能源主体。随着陆地资源因加速开发而日渐减少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尤其是深海）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与开发成为必然趋势，并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海洋化石能源的开发必须以海上钻井平台的制造为基础。2008年以来，全球海上钻井平台数量不断增加。2014年底，全世界范围钻井平台总数量达868座，年均增幅在5%以上，中东、亚太地区则高达18%～24%。然而，海上钻井平台的建造要受制于市场供求、石油需求、其他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或标准的提高、政府许可、重大事故、海盗、政治因素、战争等众多因素。一旦上述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就可能对海上钻井平台的供求关系及其建造市场产生影响，并引发合同变更或纠纷，进而对海上钻井平台总包合同的辅助合同产生冲击。尤其是，中国船厂在2008年造船业低迷时以极低的造价、最低的预付款（10%，甚至1%）和诱人的融资条件转向钻井平台建造领域扩张，目前已占据全球市场的近半壁江山，其产生的巨额投机订单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例如，2014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海上钻井平台的利用率和租金逐渐走低，导致船东（亦可称为买方或定作人）发生修改订单或违约甚至弃单、船厂现金流断裂的风险明显增加，仿佛2008年造船业遭受重创时的翻版。[1]其中变更合同的典型案件如：山船重工（可能）将拒绝新加坡FTS Derrick 修改其2013年在中国订造的4座钻井平台的决定（双方正在谈判中）；Seadrill Limited受钻井市场低迷、油价下跌、石油公司削减开支及新造平台供给过剩的影响已与中远船务、大船重工达成延期交付在建钻井平台的协议；Songa Offshore于2015年与大宇造船海洋（DSME）达成推迟交付4座在建半潜式钻井平台的协议。这使得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变更问题成为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研究课题。
实践中，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在其成立之后尚未履行完毕之前（可能尚未开始履行或者正在履行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建造规范或规则或公约的修改、设备与材料的调换或工程量的增减等需要对原来订立的合同进行变更的情形。[2]此外，与船舶建造相比较，海上钻井平台之建造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例如，海上钻井平台的作业风险相对较高，其建造标准或技术规范更为严格；海上钻井平台建造通常采用总包方式，建造方的责任期间较之船舶建造合同下建造方的责任期间更为广泛等。这使得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更容易发生合同变更的情形。通常，海上钻井平台建造期间的变更内容所涉及的建造费用往往约占合同总价的5%～10%。
理论上，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变更包括合同主体的变更和合同内容的变更。但是，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性”，一般不会发生合同主体的变更，因为建造方需具备一定的资质要求，船东则受海底资源开采权之限制，且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往往通过分包条款等款项对合同主体的变更或分包做出明确的限制。比较而言，在海上钻井平台建造过程中，由于建造规则、规范、标准或公约的修改以及设备或材料的调换等因素而导致的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变更却非常多。这些变更在性质上均属于合同内容的变更，且分别对应着买方或建造方的合同变更权利。限于篇幅，并基于买方单方变更权之特殊性，笔者将以比较法研究为基础，仅对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下买方单方变更权的必要性及其法律性质进行研究。这有利于合理平衡各方主体的权益，保障海上钻井平台建造的顺利进行，发展海洋经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实现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及中共十报告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做出贡献。
二、买方单方变更权之必要性及其限制
与一般合同相比较，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其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订立一份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时，双方当事人既要关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约束，还应注意合同条款所必然涉及的众多技术规范，因为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几乎将所有的船级社和行业监管部门的规则、规范都纳入海上钻井平台设计、建造、检验、测试和交付所应遵循的要求范围内，以保证完工后所交付的海上钻井平台符合营运要求。换言之，为了满足其使用目的，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往往约定完工后的海上钻井平台必须符合船旗国、作业海域所属国和船级社的相关法律、规范规则及技术标准等，尤其是其中的强制性规定。然而，这些立法、标准、规范或规则可能在海上钻井平台建造期间发生变更或修订，或者买方在海上钻井平台的建造过程中变更船级社。因此，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通常需要在海上钻井平台所采用的技术或标准等方面作出相应的修改或变更。[3]
此外，由于不同海域（油田）的气候环境、海床地质条件不同，海上钻井平台为了适应不同海域的特殊性，往往需要满足不同的技术要求，并安装许多专业化设备，使得其具有较强的定制化产品之特征。[4]然而，较之船舶建造而言，海上钻井平台所需配备的设备尚未标准化，其变更也自然会更多一些，且极易引发连锁性变更，因为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在订立之时一般不对其所需设备作出选择，而是由建造方将来在设备供应商名单中选择购买。那么，一旦建造方买不到某一特定设备（如上所述，海上钻井平台所需设备不像船舶设备已成型化并可以从多家买到），就往往需要将配套的其他设备一起予以更换，并进而影响到交船日期、保险、融资、担保等事项。可见，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修改或变更往往较船舶建造合同要多，更具有设计、施工、修改同时进行的特点，进而使得海上钻井平台的基础设计、详细设计、生产设计发生交叉重叠，而且会延伸到采购和建造生产阶段。实践中，不同的变更，其法律后果将会有所不同：立法的变更可能并不必然导致海上钻井平台价格和工程进展的变化，但是，海上钻井平台的技术或标准等工程内容的变更往往会影响其建造成本并导致交付日期迟延。
为尽量避免或减少合同修改或变更可能引起的矛盾或纠纷，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往往会对合同的变更作出明确约定。但是，不同的合同，其条款内容往往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如何，如果合同规定的海上钻井平台所适用的规则、条例、国家立法或国际公约发生改变，并使得海上钻井平台的规格书或详细的建造图纸必须修改或变更，双方当事人应依据合同约定的“合同的修改和变更”条款来完成此修改或变更。因此，如果合同规定的海上钻井平台所适用的规则、条例和法律发生改变，且强制适用于海上钻井平台，建造方或定作人（或称买方）在收到船级社或船旗国主管当局的改变通知后应立即将此通知书面转发给对方；建造方应将上述改变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的建造；上述修改或变更所引起的成本或费用、交付日期以及合同或规格书其他条款的改变应由定作人承担。同时，合同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如果上述修改或变更影响到合同价格、交付日期以及合同或规格书的其他条款，双方应讨论、接受上述修改或变更，且定作人应向建造方支付合同价格的调整部分，并承担合同变更（即合同条款和条件的调整）所引起的相关后果和责任。如果需要的话，建造方应在收到定作人提交的变更单之后的一定期间之内向定作人提交一份书面报价单，包括要求修改或变更合同所引起的下列事项的改变：合同价格和（或）交付日期和（或）可变载荷。上述修改或变更应由建造方和定作人友好地协商解决。
在定作人和建造方签署变更单之前，建造方没有义务履行对合同价格或交付日期产生影响的建造工程或规格书的改变。但是，不影响合同价格或交付日期的其他建造工程或规格书的改变，建造方有义务履行。如果合同价格或其他条款或条件的改变在交付海上钻井平台之前所达成的变更单中载明，即使建造方同意买方的修改要求，也需要看接下来双方是否能够就有关修改的具体条件或合同价格达成一致。如果双方未能就合同价格、交付日期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建造方仍然可以拒绝买方的修改要求，并可依据双方原来所达成的合同继续建造海上钻井平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建造方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其有权选择同意或不同意买方的修改要求，但是，有的合同明确约定，买方具有单方变更权――买方有权单方变更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且建造方有义务满足买方的变更要求并应按照买方的变更要求建造海上钻井平台。因此，建造方对买方变更合同的要求的接受或拒绝往往要受到买方的单方变更权的限制，以便保证建造方所交付的完工后的海上钻井平台能符合立法要求或技术标准并能正常营运。
相应地，为保障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得到顺利履行，如果定作人要求变更建造工程或已提交给建造方的规格书，或者定作人对建造方图纸的修改意见构成了对建造合同或规格书的修改或变更，任何修改或变更均须按照合同附件所规定的“变更单”的格式变更单来完成，且变更单应同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及其附件中的“变更单”保持一致。此外，建造方也有权要求变更建造工程或规格书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对此，定作人有权批准或拒绝建造方的变更请求。如果定作人批准了建造方的变更请求，定作人应书面要求建造方按照该变更单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双方因合同变更或变更单条款而产生争议，应提交给船级社解决，或依据合同约定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需要指出的是，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通常明确约定：买方提出修改或变更请求后，如果建造方不同意此修改，建造方必须直接拒绝买方；否则，只要建造方以书面方式回复买方，并表明建造方愿意在什么条件或价格下接受买方提出的修改或变更请求，那么，即使之后双方无法就修改或变更的具体条件或价格达成一致，建造方仍须执行买方的修改要求，无论此项修改是否昂贵或复杂，也无论建造方是否愿意。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双方当事人有关此事项的约定使得建造方在合同修改或变更的问题上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海上钻井平台的建造成本较高，且具有特定海域使用的“定制品”特点，故而不能因为技术标准或规范要求方面的问题而中止建造或废弃该海上钻井平台，亦不能继续履行原合同而使得完工之后的海上钻井平台依法不能营运，致使契约之履行转为无意义。[5]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建造方应争取对上述合同约定作出修改，以便争取这个问题上的主动权。即使同意保留上述合同约定，建造方也应要求在合同中加入一个书面条款，以合理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修改或变更的费用或估计费用超出了一定的金额，定作人应该首先开出一份可接受的银行保函或信用证，之后船厂才有义务去接受船东的修改或变更请求。否则，如果双方对合同修改或变更而引起的价格调整产生争议并提交专家判断或者仲裁时，即使建造方胜诉，也存在如何执行的风险，因为专家判断或仲裁很容易会拖至交船之后才能有结果。另外，如果买方所提出的修改或变更要求可能对建造方的生产计划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建造方务必应首先给予明确的拒绝，而不是向船东提出其修改或变更要求应以什么条件和价格为代价。否则，建造方一旦做出了同意修改的意思表示就不能因为无法就具体条件或合同价格的变更与船东达成一致而再行拒绝船东的修改请求。
理论上，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变更是在原先订立的合同基础上，经过双方重新协商一致而达成的修改原合同内容的新协议。因此，按照合约法，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将自己提出的变更请求强加给对方，即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在双方当事人签字之后一般是不允许变更的，除非双方书面同意。这不仅是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合同变更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考虑到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特殊性，并为应对海上钻井平台建造期间可能发生的复杂状况和情势变化，有必要赋予合同双方当事人（尤其是买方）单方变更权（NEWBUILDCON标准造船合同采用了类似规定）――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享有不经过对方同意而修改合同的权利。[6]实际上，在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中，双方往往约定：如果买方要求变更合同（尤其是船级社规范、标准或有关立法的修改所导致的变更），建造方应予以修改。这在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中非常常见，如1992年《Norwegian Fabrication Contract》第12条对此做了明确约定。[7]否则，买方建造海上钻井平台的营运目的难以实现。如果买方另行寻找建造方，则会影响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工程的完工日期及海底油气开采权。[8]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修改或变更海上钻井平台，而不在于是否应予修改或变更，正如《Chitty on contract》论及“披露在后”条款时所言：此类条款能否进入合同的关键在于其必要性而不仅仅是合理性。[9]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有其合理的界限，并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下，建造方的建造行为与买方支付合同价格之间具有对应的、均衡的给付关系。因此，买方依照合同约定行使单方变更权，应当相应地赋予建造方变更合同价格和（或）交船日迟延的请求权。换言之，如果建造方按照买方要求变更合同，由于该变更所造成的合同价格增加或交付迟延，建造方有权要求予以适当变更。这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情事变更原则以及可期待理论、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10]。毋庸讳言，私人自治虽然被普遍地、经典地理解为“个人通过其意思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11]但“私法自治概念不应被误解为有一个不受国家法律影响的领域……相反，法律行为自由系存在于一个由国家法律所给定的范围之内”。[12]
具体而言，如果适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的强制性规则发生变更，致使买方发现海上钻井平台的技术标准、基本设计、详细设计和生产设计有缺陷或不能满足船级社规范、行业标准、国际公约、船旗国立法的要求或建造施工标准时，买方有权要求变更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规格书或相关设计。也就是说，买方依据合同约定而具有单方变更权，建造方则负有无条件接受其变更请求的义务。但是，建造方与买方就修改内容达成一致之后，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不管是建造方还是买方提出变更合同的要求，也不管双方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变更还是完全依照买方的单方要求而予以变更，变更的内容以及双方的责任均应在变更单中明确载明，且变更内容应具体、清楚，不能含糊不清，以免将来产生争议并使得举证存在困难。换言之，建造方应坚持先签署变更单，然后再按照买方之变更请求（变更单之记载）施工的原则。（2）如果建造方负责变更之设计，变更单应明确载明建造方是否负有将变更之设计提交买方和船级社审批的义务，并尽可能地明确约定双方就合同变更可能导致的迟延交付、费用增加等法律责任的承担。因此，双方应该在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中对合同变更所导致的合同价格、交船日期的变更作出相应的约定。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买方的变更请求非基于不可抗力之因素，如买方单方面变更船级社等原因，建造方则没有接受此项变更请求的义务。因此，建造方在尚未与买方就变更及其导致的合同价格、交船日期之调整等达成一致意见之前，仍有权按照原合同的约定继续建造船舶。
三、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单方变更权的法律性质
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买方在实践中单方直接变更合同的做法不符合传统合同法上的事前同意规则[13]或当事人应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合同的规定。那么，买方之单方变更权的法律性质应如何界定？其法理依据是什么？在德国，理论上存在着“强制缔约说”[14]和“单方给付确定权说”[15]等不同观点。其中，“强制缔约说”是指买方单方指示变更合同的请求是变更合同的要约，建造方基于原合同条款的约定而负有承诺的义务。如果建造方拒绝，意味着对原合同的违约，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强制缔约一般仅限于与公共事业紧密关联的领域，如医疗、公共运输、水电供应等。[16]因此，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下的单方变更权与强制缔约义务脱胎于与公法关联性所延伸的供给义务不相对应。此外，“单方给付确定权说”则认为：买方根据合同约定，无需与对方协议，即可有权通过单方的意思表示变更合同内容。该主张的理论依据是《德国民法典》第315条。[17]
在中国法下，如果合同约定一方当事人无需经与对方协商即可单方变更合同，应属于意定形成权。虽然《合同法》第77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但是，依据《合同法》第4条和2012年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2款，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可以约定买方享有单方变更权。因此，如果适用于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强制性规则发生变更，买方享有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建造方则有义务无条件地接受。准确地说，买方的单方变更权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意定形成权，而非请求权（不应称为“单方变更请求权”）。也就是说，买方行使其单方变更权，无须向建造方主张请求，更不以建造方与买方就买方提出的修改或变更内容及其引发的合同价格调整、交付日期迟延等协商一致为充分条件。[18]
此外，买方单方变更权是否存在经济胁迫、缺失对价的支持等违法可能性？对此，笔者有如下认识。
1. 买方单方变更权不存在经济胁迫。目前，各国立法就胁迫作了立法规制。例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175-177条、中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3项和《合同法》第52条等。大陆法下，胁迫是指行为人一方以未来的不法损害相恐吓，使对方陷入恐惧，并因此作出有违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19]在英国，D.& C. Builders v. Rees（1966）2Q.B.617.案确立了“胁迫论”制度。1976年，Occidental worldwid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v. Skibs A/S Avanti（1976）1LLoyd′s Rep.293.案中，英国Kerr法官抛弃了之前“胁迫”仅适用于人身暴力威胁的观点，谨慎地创立了经济胁迫论（economic duress）。经济胁迫在Huyton v Cremer（1999）1LLoyd′s Rep.620.案中被再次提到，且法庭重新定义了其要素：illegitimate pressure and deflection，rather than coercion of the will of the innocent party，但法官Mance J拒绝之前主张的经济胁迫的第三个要素――no practical，alternative course open to the innocent party。[20]但是，仅仅是商业压力和讨价力量的使用，并不足以让法庭依据经济胁迫而认定合同是可撤销的。例如，枢密院在Pao On v Lau Yiu Long（1980）AC 614CPC案中认为：如果缺少胁迫，一方当事人威胁拒绝履行已存在的合同义务或在协商过程中不公正地使用其谈判的优势地位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此外，英美法为对付隐伏的精神暴虐及林林总总的欺诈手段而创立了“不正当影响”，[21]并将其作为合同可撤销的依据之一。所谓不正当影响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其优越的地位、意志或思想在精神或其他方面向另一方当事人施加非正当的间接压力，从而迫使对方签订合同的一种非法行为。可见，不正当影响与英美法或大陆法下的胁迫在实施手段、实施客体、实施强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广义的不正当影响非常广泛，包括非法影响对方当事人自主判断和自愿订立合同的一切事实因素。但是，狭义的不正当影响仅指当事人基于不正当的间接压力或诱引，使对方被迫订立合同。这种压力或诱引通常不采取直接暴力形式，而是采取道义上、精神上或智力上的间接形式。衡平法下，按照公平原则，只要达到了限制对方自主判断和自愿订约的程度，如使当事人在订约中丧失了平等地位，就构成了不正当影响。可见，不正当影响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合同一方完全处于对方优势的掌握之中。美国法下，对不正当影响则由法院依据下列因素综合判断：（1）双方当事人交易之谈判不正常或时间不合适；（2）当事人缔结约定的地方不适当；（3）一再强调及要求契约须立刻签订；（4）特别强调延时签约之后果云云；（5）主控一方使用数人向单一之对方为不正当游说；（6）当事人一方无法取得第三者之独立意见；（7）使当事人一方无时间咨询其财务专家或律师的意见。上述各种情况如签约时同时出现，即构成不正当影响。[22]
通常，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在自由、自愿、处于平等的商业地位、有机会对本合同的内容进行充分考虑的基础上订立本合同。因此，即使买方在强制性规则变更的情况下享有单方变更权，也不构成不正当影响，因为不正当影响要求达到影响对方当事人自主判断和自愿订立合同的程度。进而，买方的单方变更权更不会构成胁迫。也就是说，双方彼此递交了就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说明的书面文件并签订书面合同之后，再以不具有相同的知识或谈判力量作为理由，要求得到仲裁员或法官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2. 买方单方变更权并不受制于对价制度。依据对价制度，合同一方按照合同对对方承担的义务，作为一种既存的义务，不能成为对方新的诺言的对价。因此，当事人同意修改原合同从而承担额外义务的诺言，如果没有新的对价的支持，将是无效的。既存义务规则的初衷是防止合同一方在合同订立之后以不履行既存义务作为要挟对另一方进行胁迫。因此只有善意地要求修改合同的当事人才有权通过修改合同而获益。该规则适用的例外：（1）合同一方在履约过程中遇到了事先无法预见的困难，大大加重了其依合同承担的义务，因而有理由要求另一方修改原来的合同（参见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89条）；（2）当事人双方同意解除原来的合同，从而解除了各自依原合同承担的义务，然后再订立一个新的合同。[23]那么，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买方依据约定而单方变更合同是否受制于对价制度之约束？也就是说，对价制度是否会影响双方当事人就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所达成的变更协议的效力？例如，依据对价原则及既存义务规则，买方要求变更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工程，建造方却未获取相应对价时，该变更协议可能是无效的，因为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下双方已确定一个合同价格并明确记载于合同。对此问题，在The“Atlantic baron”（1979）1 LLoyd′s Rep.89、Stilkv.Myrick（1809）2 Camp.317.等案中，法庭主张：如果买方要求修改合同，而合同价格却不予调整（尤其是在买方要求的变更的确将增加建造方船舶的情况下），将意味着建造方承担了原合同之外的义务却未获取相应的对价。
理论上，如果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之后，一方有权“任意地”或“专断地”终止、取消或单方变更合同，该方的诺言将是一项空洞的诺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价制度在合同修改或变更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限制。[24]例如，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有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善意行事标准（即：双方是否为商人以及双方交易地位是否平等）并确认变更合同之协议的效力。立法上，美国也表现出限制既存义务规则适用的倾向，如《统一商法典》第2-209（1）条明确规定：修改本篇范围内之合同的协议，即使缺少对价，仍可具有约束力。该规定使得既存义务规则不再适用于货物买卖合同。后来，既存义务规则甚至发展到如下理论：只要债权有争议，债务人同意支付其原意支付的那部分债务，尽管没有支付比他同意的更多的债务，此支付也能构成债权人放弃部分债权的诺言的对价。在Willians v. Roffey Bros & Nichols（1991）1 QB1（CA）案中，上诉法庭主张：如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A承诺向对方B支付一笔额外款项，作为要求B承诺继续履行B现有合同义务的对价，且在结果上将使得A享有某一利益或避免某一损害，那么，A支付额外款项的承诺所担保的利益将成为B获取额外款项的对价。[25]该判决再次让对价原则在契约法中的地位陷入低谷。上诉法院以允诺人的“实际受益”而不是传统的“法律受益”作为对价的依据。法官尽管没有明确抛弃对价原则，但是其判决掩饰不住他们对对价的鄙视和怀疑：对价只不过是一种僵化的技术，它有时会阻止法院关注当事人的真实意向，对价甚至是契约的破坏力量――有些协议，明明是双方精心达成，却因为没有满足对价要求而被宣布无效。此外，美国法院在Laclede Gasv.Amoco oil CO.，522F.2d.33（1975）案中对对价规则的适用确定了以下例外：如果当事人一方在解除合同前必须提前一段时间通知另一方，这样的约定将不会由于缺乏互惠性或缺乏对价而无效。也就是说，只要提前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该终止合同条款的存在并不能导致合同无效。除上述限制外，如果合同一方终止、变更合同的权利是以某种其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发生为条件的，其对价就不是空洞的。[26]
需要注意的是，为避免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合同价格具有不确定性，以免对融资或保险产生不利影响，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中往往不会规定价格自动调整条款（cost escalation clause）。因此，如果建造方希望自己在买方变更合同时能就变更请求所导致的建造成本的增加而得到补偿，建造方必须要求合同对以下事项作出明确约定：买方要求变更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时，由此导致海上钻井平台的建造成本增加（如设备或材料的溢价、迟延交付所导致的工人工资的增加以及船坞费用等）或可能造成的迟延交付，应同时予以适当变更。
四、结束语
海上钻井平台制造业受市场供求、能源需求、其他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或标准的提高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经常发生变更合同而引发争议。为满足完工后海上钻井平台的营运目的，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有必要在合同中明确赋予买方单方变更权――一种意定形成权。同时，为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情事变更原则以及可期待理论，买方单方变更权仅限于不可抗力之情形，且建造方有权要求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明确规定买方应对其行使单方变更权而导致的合同价格变动、交付日期迟延作出相应的变更。简言之，海上钻井平台建造合同下，买方单方变更权应受合同约定（授权）、具备合理的理由之实质规制，并应为建造方提供相应的、必要的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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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合同范文第3篇
单方终止合同协议书一
甲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鉴于：
(1) 年 月 日，乙方与 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
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甲方与 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甲方
成为房屋产权人，并同意代替 继续履行与乙方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现由于甲方经营需要，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共同恪守：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解除双方的房屋租赁关系，原租赁合同对双方不再
具有约束力。
2. 本协议签署当天，甲方应全额退还乙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履约保证金(以
下称保证金)共人民币 元(￥ )，并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相当于一倍保证金的补偿金，即人民币 元(￥ )。
3. 乙方收到甲方退还的保证金及补偿金三天内应及时向甲方开具收据。 4. 乙方在签署本协议时应全额偿还尚未向甲方支付的房屋租金(未满整期
租金的按天折算)。
5. 双方均同意在该终止协议签订后放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
方式以原租赁关系为由向另一方提出违约赔偿要求的权利。
6. 因本协议所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解决;协商不成
的，双方均有权向租赁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讼。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处理本协议项下纠纷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
7. 本协议未尽事项，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有关的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不可分割，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8.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方终止合同协议书二
甲方：XX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XXX
㈠协议起因
甲方负责人(XX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20XX年7月12日午休时间单方要求乙方与其签订终止劳动合同书面证明单方终止合同协议书
㈡协议目的
本协议以明确双方当事人应依照劳动法相关各项条例与之产生的矛盾，解决产生的各项争议问题而设立，以期通过调解手段最终达成共识，维护双方利益，尽快履行协议为目的。
㈢协议相关说明
①乙方入职程序
乙方XXX于20XX年7月初两次经过中国通用机械工程总公司(本协议甲方直属上级公司)人事部负责人梁女士面试，最终总公司根据乙方以往工作经验，决定第一年以实习名义安排在其控股公司XX有限责任公司(本协议甲方)任职。
②乙方工作内容总公司经过面试看重乙方具有负责市场类工作潜力，决定第一年工作内容以协助甲方公司开拓市场类业务为主并约定一年后根据乙方意愿决定是否继续就职于甲方公司;或将个人档案提交甲方直属上级总公司正式入职。
㈣协议事由
①甲方于乙方任职期间多次出现违反国家劳动合同法之行为，并单方要求终止与乙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乙方据此要求甲方给予相应赔偿单方终止合同协议书合同范本。(详见下双方劳动争议表)
②乙方要求甲方在其任职期间就其发生一切经营管理不当行为向乙方以其家庭以道歉书形式予以书面告知。
③乙方要求甲方以其直属上级公司继续履行乙方入职程序，根据乙方专业及自身优势为其安排合适岗位。
④乙方要求甲方在此协议生效同时一次性付清为甲方独立制作其公司简介及项目介绍PPT精致版设计制作费用，200页共计￥40000元。
单方合同范文第4篇
第一，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合同依法成成立
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由于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需要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调整或解除，所以各国合同法中都设有合同解除制度。而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享有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属于一种特例，是由承揽合同的特点决定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承揽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定作人已经不再需要与承揽人完成约定的加工成果了，如果定作人没有单方解除权的话，于此种场合下，定作人要想解除合同只能援引《合同法》总则中有关合同解除之规定，与承揽方协商解除，如无法达成一致，则定作人就会被拘束在“法锁”里，继续履行合同直至承揽工作完成，其结果是违背了定作人的理性预期，并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基于对定作人权利的保护，合同法作此规定；其次，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往往面对的是众多的定作人，其中一个定作人解除合同，对承揽人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定作人则有较大的影响，权衡两者的利益冲突，选择赋予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权更为公平合理。
第二，定作人单方解除合同权的法律性质
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即以定作人的单方意思即可消灭当事人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合同法定解除权作为违约的补救手段，就其本来的功能而言，是使守约方的合同义务解放，也就是合同成立以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履行完毕以前，当事人一方行使法定解除权而使合同的效力消灭的行为。其特点在于：有法律直接规定解除条件，当此条件具备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解除权的适用的条件，除不可抗力外的其他三种情形均是以一方当事人违约为前提条件的，笔者认为定作人的解除权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的规定是否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合同法未予说明，有人认为是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但笔者认为是授权性法律的规范，当事人可以作相反的约定。衡量一项法律规范是授权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其判断标准是以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违反此项规定会导致侵害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它就是强制性的，在承揽合同中，如果当事人在合同排除了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仅是可能使承揽方遭受一定的损失，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混乱，况且在私法领域内“约定大于法定”>！
单方合同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动法；劳动合同；劳动者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一、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种类
劳动者单方解除权是指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后，尚未全部履行以前，劳动者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需用人单位同意便可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将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划分为以下几种形态：
(一)劳动者的预告解除权。劳动者的预告解除权是劳动者解除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的通常情形，根据劳动法的一般原理，何时参加劳动，为谁劳动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劳动合同既然是劳动者自愿签订的，自然也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即劳动者履行了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要求，届时便会发生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应强调的是，该30日的预告解除权是法定解除权，不能以任何方式再行作出限制，包括合同约定的方式。
(二)劳动者单方即时解除权。劳动者的即时解除权的本质是因用人单位的过错，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劳动者利益，《劳动合同法》赋予了劳动者可以不经提前通知而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该情形在大陆法系被称为被迫辞职，在英美法系被称为推动解除。劳动者在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还可以获得经济补偿金。
(三)劳动者试用期内的任意解除权。试用期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互相了解和适应的一段合理时期。在试用期内，就劳动者而言，其可以选择不同的用人单位，可以不需要理由地直接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是劳动者的选择权，用人单位无权单方就此作出任何限制。但是，劳动者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也应配合用人单位完成相关手续和工作的交接。
二、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有预告解除权、即时解除权和试用期中的任意解除权三种情形。然而，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劳动者预告解除权的授权不明确。劳动者的单方劳动合同解除权的设立宗旨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通过对比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和《劳动法》第31条可以发现，在表述上有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劳动法》规定“应当’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从立法目的和宗旨来看，《劳动法》第31条应是一个授权性条款，但它含混的表述极易造成误解。是否可以用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来对抗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请求，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二)对所有劳动者设定统一的预告期不合理。我国对劳动者行使单方解除权(不包括试用期的情形)统一规定了30日的预告期，这是不合理的。现实中不同工作性质的劳动者可替代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个普通劳动者辞职，用人单位很快就可以找到接替的人选，而一些重要岗位上的劳动者跳槽，却很难在30日内找到替代者，尤其是企业中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他们在企业中的位置完全区别于普通劳动者，这些人员的辞职，对企业来说不仅是在财产上有重大的损失，更甚者会导致企业的瘫痪或破产。
然而，在我国未区别不同情况，一律规定为30日，面对纷繁复杂的劳动关系，统一的规定缺乏灵活性，在适用中免不了过于僵硬，有时会损害用人单位利益。我国立法中，可以确定预告期最长、最短的限度，再由劳动合同当事人在此限度内根据行业习惯及具体情况协商决定预告期的制度。同时，也要考虑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长短对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能力有很大影响。当然，依劳动者工作年限的不同而确定不同的预告期间的做法，充分考虑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的紧密程度，是世界各国劳动立法的惯例。
(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的实施与合同必须信守原则之间存在冲突。《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规定给予了劳动者极大的单方解除权，目的是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维护劳动自利，对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几乎没有设置什么障碍和条件。然而，劳动者在任意行使此项权利时，却极有可能在客观上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此时这种权利的行使是以牺牲用人单位利益为代价的。可见，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权与信守原则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虽然劳动合同具有特殊性，我国《合同法》也并未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畴，但作为受法律保护的一项权利义务之协议，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签订的劳动合同理应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统一。
三、完善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的建议
(一)明确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的适用范围。对于劳动者提前30日通知即可解除劳动合同规定，条件过于宽泛，应当根据工作性质、岗位职责对此加以相对具体的规定；对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赔偿范围，应在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中加以明确，以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纵观国外立法，各国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几乎都分为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解除和非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解除，并且都对前者限制解除以维护合同效力，约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都只能基于正当的法定事由或履行一定的期限后才能解除。
对此，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应予以借鉴，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法律应赋予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同等的法律地位，同等的权利，在劳动者履行了通知对方的义务后便可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适用于固定期限时，对明确约定了期限的劳动合同中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予以限制，约定了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基于正当的法定事由或履行一定的期限后解除。依据我国劳动力富足的现状，建议在立法中对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规定履行期限，这个履行期限可以维持在3～5年之间，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劳动合同的稳定性，也可以均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
(二)加强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对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保护。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有时会给用人单位造成难以计量的损失，主要表现为对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侵犯，其中有些损失是显性的，可以直接计算出来，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要求劳动者进行赔偿，而有些损失是隐性的，是难以计量的。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
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其具有秘密性特征，主要依靠“保密”佟保护。一些劳动者(中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参与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或多或少会掌握单位的一些商业秘密，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后就会直接侵犯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即使劳动合同中有保密条款，但有时也是难以操作的。
保密条款和禁止同业竞争条款，二者在我国都属于法定可备条款。保密条款即约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商业秘密负保密义务的合同条款，它包括对保密的内容、范围、期限和措施等的约定；禁止同业竞争条款即约定禁止劳动者参与或者从事与用人单位同业竞争以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合同条款，它包括对禁止同业竞争的期限、范围和补偿等的约定。在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要明确劳动者的保密义务和禁止同业竞争的义务，避免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三)完善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有关服务期的规定。用人单位出资培训劳动者是现代企业的普遍做法。为了保障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防止劳动者通过专门培训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后“跳槽”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劳动法》没有关于服务期的约定，《劳动合同法》第22条第一次规定了服务期。服务期是指劳动者因接受用人单位给予的特殊待遇而承诺必须为用人单位服务的最短期限。只要用人单位出资培训劳动者，受训劳动者就有义务为用人单位最少服务一定年限。所以，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付费在职培训后，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接受专业技术培训以后的服务期。关于接受培训的职工签订服务期的年限，《劳动合同法》没有具体规定，应当理解为服务期的长短可以由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确定。但是，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协议确定服务期年限时要遵守两点：第一，要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利；第二，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服务期较长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间的劳动报酬。
根据1995年《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4条的规定，劳动者违法解除或违约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用人单位的招录费用、培训费用、直接经济损失以及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这样的规定显然过于笼统，由于赔偿金的数额需要经用人单位的举证才能确认，而很多损失的计算又缺乏明确的标准，这就可能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的利益受损而得不到救济；另一种情况是赔偿金过高而超过劳动者的承受能力。因此，立法应进一步明确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方法。
四、结语
本文结合我国《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深入研究劳动关系现存状况的基础上就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相关问题作了简要的分析与阐述，重点在于探讨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该权利所涉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利益的平衡。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稳定、有序、正常的运转，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证，也是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的体现。劳动立法的不断完善，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劳动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单方合同范文第6篇
一、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目前，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只要劳动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就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笔者认为这样理解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有失偏颇。对于何谓“符合录用条件”，我国劳动法未作出任何规定，但所谓的“录用条件”也不应由用人单位自己说了就算，而应是经过公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所共知的，以法定的最低就业年龄等基本录用条件以及招用时规定的文化、技术、身体、品质等条件为标准。所以，用人单位如果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是上述的“不符合录用条件”，而是用人单位任意找一个理由，则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行为属于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应赔偿劳动者损失或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此外，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经过协商一致，约定在试用期内即使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给予劳动者一笔经济补偿金的，只要不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也是应该允许的。
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依此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要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须在程序上通知用人单位，可随时通知，无须提前通知但不能不通知。目前，我国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任何限制条件，劳动者随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构成违约，不承担违约责任。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待商榷。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实施通知行为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其单方解除权行使的程序违法。劳动部1995年5月10日颁布的《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四条规定，劳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赔偿用人单位的损失。劳动者不实施通知的行为即违反了劳动法对程序的要求，所以，劳动者对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否则，易造成劳动者任意跳槽，甚至不辞而别，影响了企业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如果是用人单位出资招用的职工，职工在合同期内（包括试用期）解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则该用人单位可依法向职工索赔。劳动者违反劳动法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如擅自离职），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单方合同范文第7篇
关键词：劳动合同解除权 单方解除 即时解除 预告解除
劳动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劳动合作关系的终结，既关系着劳动者以后的生存和发展，又对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劳动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双方之间矛盾纠纷的主要导火索之一。
一、单方解除权概述
《劳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它是指在劳动合同在订立后履行前，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解除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它可以分为法定解除和协商解除。法定解除是指提前终止劳动合同是由于发生法律、法规或劳动合同规定的需要解除的情况。协商解除，是指双方当事人出于自身的原因，经过相互协商达成终止合同履行的协议。
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单方劳动合同解除权
（一）用人单位单方有即时解除和预告解除，经济性的裁员。
第一、即时解除权也就是过失性辞退，当劳动者违反了单位规定或者是法律规定的部分法定情节，按照法律和单位规定需要对其过失给予辞退处理。这种情况是特指有过错才辞退，换句话说，如果工作人员本身并没有犯什么过错的话，单位是不可以无缘无故的将其辞退。 第二、用人单位预告解除权即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无过错的前提下解除和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必须先予通知预告。这样使得劳动者自身可以有时间进行工作交接与单位的协商，单位也可以有充足的准备时间物色合适的员工代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通知就可以，法律也有进行一些禁止性条款的限制，并规定单位要对劳动者给予一定的经济损害的赔偿。第三、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通过劳动法的规定可以得知，当用人单位面临两种情况的时候可以进行裁员。可以是企业面临破产重组改革，或者是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困境中。当然这也不是无条件的，法律对于部分情况也有出台禁止性的条款。
（二） 劳动者单方劳动合同解除权
单方解除权不仅仅属于用人单位，也属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一样，劳动者也有即时解除和预告解除两种情形，一次保护劳动者的特殊情况下的利益。即时解除，是职工根据自身原因在任意时间可以同单位解除合同；预告解除，是职工可提前通知对方自己的离职意愿。
第一、即时解除。根据我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的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或者合同签订的劳动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和实现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当即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预告解除。预告解除也可以通俗的称之为辞职。对此法律对于预告期和形式也是有所规定的，预告期为30日，形式也需要正式的书面形式。劳动者的预告合同解除是需要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才得以成立的。
（三）单方预告解除和即时解除的比较
两种解除都是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方式，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最显著的差异是解除方式的不同。预告解除顾名思义就是需要先给与对方通知预告，并且等待一段时间过去方便双方处理合同解决的相关事项。而即时解除通常情况下是通知的同时合同关系也终止。试用期内是无过错但是正式期内就是过错类的了。不管这两种解除方式采取怎样的解除方式，都是为了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保障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和谐，维护法律的权威。
三、我国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制度的完善
（一）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单方解除条件
我国的现有法律法规对于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条件虽然比较自由，但是过于自由也并不好。所以需要对劳动者的单方解除给予一定的限制性条款，避免劳动者滥用权力同时达到保护劳动者合法的劳动权益的目的。这种的情况下就要严格的把握好尺度的问题，过于严格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劳动关系的合法及时终止，过于滥用则会导致用人单位的日常工作混乱，无法有效的运作。这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把握的问题。
（二）完善劳动合同预告解除制度
首先要求设置灵活的预告期制度。目前的预告期均为30日，但是需要考虑到不同的情况和背景，30日过于固定，我们需要更加灵活应变的预告期使合同的终止及时且不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之分，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合同的履行，应该将单方解除控制在无固定期限类别的合同中。再次，原则上废除劳动合同中请求继承履行的权利。继续履行在原则上应该给予飞出，这样有利于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同时是法律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蒋晓红.《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法律思考》，2005
[2]朱造所，李经纬.《试论劳动合同的解除》，2005
[3]冷荣.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J].科技创新导报.2008（25）
[4]赵萌《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制度研究》 2008
[5] 论劳动合同单方解除
单方合同范文第8篇
主 题 词：劳动法，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劳动者，实体法，程序法，难题，探讨，立法建议
一、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理论分析框架
明确界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探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存在若干难点问题的必要前提。
（一）解除劳动合同的概述
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是指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后，尚未全部履行以前，因当事人双方主客观情况的变化或某种法定事由的出现，由当事人一方依法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行为，亦即享有单方解除权的当事人以单方意思表示解除劳动合同。所谓单方解除权，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无需对方当事人同意而单方决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1]单方解除权性质上为形成权，即不须由对方当事人同意便可发生法律效力的权利。[2]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被单方解除的劳动合同是依法成立的有效劳动合同。因为无效的劳动合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自然也就谈不上解除合同，终止法律效力了。（2）、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必须在被解除的劳动合同依法订立生效之后、尚未全部履行之前进行。尚未订立的劳动合同根本不存在，谈不上解除与否的问题，已全部履行完毕的劳动合同，法律效力自然终止，没有解除之必要。（3）、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是合同单方的法律行为，即劳动合同一方当事人可依法单方决定解除劳动合同。（4）、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实质是劳动合同一方当事人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亦即提前终止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劳动合同义务以及已享受的权利继续有效；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到此即告结束。
1、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意义
由于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不考虑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对其相对影响较大，一方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直接关系到用人单位的生产工作秩序和经营秩序；另一方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也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前途与生活来源，是一个极为为严肃的事情。[3]因此《劳动法》对于不同形式的单方解除，往往规定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不具备法定条件者，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从表面上看，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对于劳动关系的维护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但从实质上看，规定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有权依据法定事由或程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既可以维护和实现用人单位的用人自，同时又可以保障劳动者的择业自。赋予劳动合同当事人单位解除权的，对于劳动者来讲，可以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感，严明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积极性；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可以增强其保护人才、重视人才的意识，从反面维护劳动合同的严肃性，促进用人单位之间、劳动者之间的平等的条件下开展公平竞争。
正因为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是劳动法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直接涉及劳动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合同期待及利益得失等问题，实践中极易引起纷争，所以备受当事人及劳动立法机关的关注。单方解除不当，就会破坏劳动合同效力和尊严，损害对方合法权益。所以劳动立法重点规范单方解除。我国《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规定了9个条文，其中第二十五第三十二条共有8 个条文都是关于单方解除问题的。由此可见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重要意义及立法的关注程序。
2、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分类
（1）、依行使单方解除权的主体不同可划分为劳动者方解除（通常称辞职）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通常称辞职或解雇）。对于不同形式的单方解除，立法所规定的要求有所不同。就辞职而言，一般只是即时辞职规定条件，而对预告辞职则不规定条件。申言之，劳动者可以无条件地预告辞职，但即时辞职则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就辞退而言，各国都予以严格限制，即要求用人单位在符合法定或约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辞退劳动者。（2）、依行使单方解除权是否需要预告，要分为单方预告解除和单方即时解除，前者即经预先通知对方当人后才可单方解除合同；后者即在通知对方当事人的当时就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3）、依单方解除条件的依据是法规还是合同可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即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在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的条件下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通过立法规定合同解除条件旨在限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尤其是辞退）的任意性，从而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因而，世界各国的劳动立法中，既有许可性条件的规定，也有禁止条件的规定。（4）、依解除原因中有无过错为标准可分为有过错解除和无过错解除。有过错解除即指由于对方当事人的过错行为而导致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包括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有过错而辞职和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有过错而辞退。有过错解除的条件由立法规定，过错限于已严重到足以导致辞退或辞职之程度，轻微的过错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单方解除合同的主动权在无过错方，由其提出的解除要求对有过错方具有强制性，并可不经预告就行使即时单方解除权；用人单位如果是有过错方，就应当赔偿劳动者因辞职所受的损失；劳动者如果有过错方，用人单位辞退可不给予经济补偿。无过错解除即指在对方当事人无过错行为或其过错行为轻微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3、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般程序
除经济性裁员和企业改制裁员外，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一般如下：（1）预告通知和即时通知。对于即时通知，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当事人。30日的预告期，一方面可以使对方有较充裕的时间来考虑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便采取相应的补救态度和救济措施；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对方在得知通知解除合同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重新选择用人单位或者招聘劳动者。（2）征求工会组织的意见。按现行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征求本单位工会的意见。工会组织经审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用人单位应予以充分考虑，并应采纳工会组织提出的合理意见。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必须经过此程序。（3）解除劳动合同。若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依法遵循调解、仲裁、诉讼的程序处理。劳动合同解除后，用人单位应当报请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二）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和程序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和程序包括劳动者行使一般解除权和行使特别解除权两种情形。
1、劳动者行使一般解除权的条件和程序
《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即劳动者如要解除劳动合同，除通过与用单位协商一致后解除和依法行使即时解除权外，只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知用人单位，即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同时也规定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和程序。劳动者行使一般解除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须任何实质条件，但必须提前30日通知用人单位，以使用人单位进行必要的准备，避免影响其生产和经营，且应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向用人单位承担责任。[4]劳动者的辞职权，亦即劳动者自主选择职业权利的一项具体化权利，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劳动者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的肯定和具体化。[5]此条文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维护劳动自主的权利。[6]劳动力是劳动者用以谋生并且储存和依附在劳动者身体内的一种能力。劳动者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首先拥有是否要让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以及与什么生产资料结合的决定权；其次拥有通过订立解除劳动合同，选择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劳动力效用的最佳岗位的权利。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劳动力能进行合同流动，以满足不同用人单位、不同就业岗位对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的需要。《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为劳动者行使自主择业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
单独赋予劳动者一方履行提前30天预告通知程序即可无条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所体现的立法意义在于：第一，保障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使劳动者享有充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现代劳动立法的理念是保护劳动者，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确保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权益实现与人格独立是现代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劳动法的发展史和工人阶级斗争，都可以充分印证劳动法保护劳工的正义追求。[7]《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不仅是劳动自由的法律保障，更是劳动者根据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法律表现。[8]第二、有利于劳动者根据自身的能力、特长、志趣爱好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充分发挥劳动者自身潜能，从而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是生产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劳动力资源必须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效能和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须要求不但优化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劳动法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调整目标来规范。如果立法赋予劳动者享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自由，就会促使劳动者积极主动地不但调整劳动力资源的组合方式，不但优化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善。第三、规定了预告通知程序，从程序上限制劳动者单位单方行使一般解除权的滥用，维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维护劳动合同法律效力、确保劳动合同法律效力、确保劳动合同自由是劳动立法的双重任务。《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一方面考虑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劳动合同的自愿原则，充分反映了劳动合同制度具有的变动性、流动性的本质特点；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用人单位利益，使其有30日的准备和调整的期限利用30日的期限，用人单位可以重新安排人员，以防止影响生产和经营，同时劳动者也可以在30日期限内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这样就同时兼顾了维护劳动合同自由和维护劳动合同法律效力的两个价值目标。
2、劳动者行使特别解除权的条件和程序
劳动者行使特别解除权无条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指如果出现了法定的事由，劳动者无需向用人单位预告就可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由于即时辞职，用人单位在暂时无人顶替辞职者岗位的情况下，会对正常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因而，立法只限于试用期内或者在用人单位有过错行为的场合允许即时辞职。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行使特别解除权无条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许可性条件，仅限于下列情形之一：（1）在试用期内。试用期不仅是对劳动者是否胜任于工人的检验，也是对用人单位的劳动条件、福利待遇、生活环境方面的检验。在试用期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处于非正式状态，劳动者只是作为用人单位的“试用”人员，从事一些临时性、辅的工作。劳动者对是否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仍有选择的权利，如果认为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与用人单位所介绍的情况不符，或认为工作岗位不适合自己的特长、爱好，或出于其它原因，都可以随时提出辞职。规定劳动者的择业自，又不致于对用人单位的工作、生产造成太大的影响。（2）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所谓“暴力”是指用人单位直接以身体强制的手段强迫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劳动。所谓“威胁”是指用人单位以将要实行暴力或劳动者的其他损害为强迫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劳动的手段。所谓“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是指采用拘留、禁闭或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劳动者按照自己意志支配自己自身身体活动的自由。劳动关系应当建立在劳动者自愿劳动的基础之上，用人单位通过对劳动者施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强迫劳动者为其劳动，则与此精神相悖。[9]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仍依法享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其中包括法定工作时间之外的完全人身自由和法定工作时间之内的有限人身自由。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人身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任何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非法限制劳动者人身自由的方式强迫劳动者为其劳动，劳动者不仅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还有权依据宪法、刑法、 民法、劳动法等法律追究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对因用人单位的侵权行为给其带来的损失依法进行追偿。（3）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提供劳动条件。在劳动者已履行劳动义务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的数额，日期或方式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在劳动过程上，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履行劳动义务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条件和安全卫生条件，这都是违法、违约行为，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犯。现在有些用人单位，特别是一些三资企业，任意克扣职工工资，停发、少发甚至完全不发工资，有的用人单位为了赚钱不顾劳动者死活，让职工在有毒气体、无防护设备等恶劣的生产环境下劳动，导致职工中毒生病、死亡或残废。针对这种情况，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未能权益，《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特别解除权可无条件即时解除劳动合同。
（三）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和程序
1、因劳动者有过失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过失性辞退的法定许可性条件，一般为劳动者经试用不合格，或者劳动者违纪、违法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当出现此类许可性条件，用人单位无需向对方预告就可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过失性辞退也称即时辞退。根据我国《劳动法》、《贯彻意见》和1994年劳动部的《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以下简称《条文说明》）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即时辞退的许可性条件限于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1）以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是否合格，应当以法定的最低就业年龄等基本录用条件和招用时规定的文化、技术、身体、品质等条件为准，在具体录用条件不明确是，还应以是否胜任商定的工作为准。不合格，既包括完全不具备录用条件，也包括部分不具备录用条件，但都必须由用人单位以此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明。是否在试用期间，应当以劳动合同的约定为准；若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超出法定最长时间，则以法定最长时间为准；若试用期满后仍未办理劳动者转正手续，则不能认为还处在试用期间，即不能再以试用不合格为由辞退劳动者。（2）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是否违纪，应当以劳动者本人有义务遵循的劳动纪律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准，其范围既包括全体劳动都有义务遵循者，也包括劳动者本人依其职务、岗位有义务遵循者。违纪是否严重，一般应当以劳动法规所规定的限度和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规则依此限度所规定的具体界限为准。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等法规中，对严重违纪行为作了列举规定，有的还规定了数量界限，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规则关于严重违纪行为的具体规定，不得降低或扩大劳动法所要求的严重程度。在判定违纪是不严重时，应当以劳动者在本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和法定追究期限内的未经处罚和法定可重复处罚的违纪事实累计在内。（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此即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违反其忠于职守、维护和增进用人单位利益的义务，有未尽职责的严重过失行为或者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使用人单位有形财产、无形财产或人遭受重大损害，但不够刑罚处罚的程度。例如，因粗心大意、而造成事故；因工作不负责而经常产生废品、损坏工具设备、浪费原材料或能源，贪污受贿，挪用资金，侵占公司财产，泄露或出卖商业秘密等。（4）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因严重违法构成犯罪而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或者裁定免予刑事处分。但是，对依照刑法处以管制者、宣告缓刑者，以及被免予刑事处罚者，虽然立法规定可以辞退，而在实践中，一般都未予辞退。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劳动者仍有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自由，并且，保留其劳动关系更有利本人改造。（5）被劳动教养。即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因严惩违法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劳动教养的。
2、因非过失性原因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因非过失性原因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亦称为预告辞退，即用人单位须向对方预告后才能解除合同。其法定许可性条件一般限于劳动者在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于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预告辞退的许可性条件，为有下列情形之一：（1）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这里的医疗期，是指劳动者根据其工龄等条件，依法可以享受的停工医疗并发给病假工资的期间，而不是劳动者病伤治愈实际需要的医疗期。（2）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这里所谓“不能胜任工作”，是指不能按要求完成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任务或者同工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量。用人单位不得故意提高定额标准，使劳动者无法完成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劳动者在试用期满后不能胜任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工作，用人单位应对其进行培训或者为其调整工作岗位，如果劳动者经过一定期间的培训仍不能胜任原约定的工作，或者对重新安排的工作也不胜任，就意味着劳动者缺乏履行劳动合同的劳动能力，用人单位可以预告辞退，同时应依《补偿办法》第七条之规给予经济补偿金。（3）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这里的客观情况，是指履行原劳动合同所必要的客观条件，如自然条件、原材料或能源供给条件、生产设备条件、产品销售条件、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等。如果这类客观条件由于发生不可抗力或才出现其他情况，而发生了足以使原劳动合同不能履行或不必要履行的变化，用人单位应当就劳动合同变更问题与此劳动者协商；如果劳动者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所确立的劳动关系就没有存续的必要。本项规定是情势变更原则在劳动合同中的体现。劳动合同作为合同之债的一种，其履行亦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我国《劳动法》于本条时确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情势变更原则在劳动法的确立，目的在于追求劳动关系上的公平与正义。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援引情势变更原则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具备如下条件：有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发生；情势变更为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所致；情势变更未为当事人所预料，且不能为当事人所预料，情势变更发生在劳动合同生效之后，终止之前；情势导致劳动合同不能履行，或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将显失公平；经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不能达成变更劳动合同的协议。具备上述条件时，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除履行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预告通知劳动者本人的义务外，还应依据《补偿办法》第八条之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3、因经济性裁员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1）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的法定事由。
裁员，即用人单位依照法律规定一次 辞退部分劳动者，以缩减劳动者人数的行为作为改善生产经营状况的一种手段。它是预告辞退和无过错辞退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原因在于经济方面，即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而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因而被称为经济性裁员。[10]市场经济的变化或企业自身经营的经营常使用人单位需要裁减职工。允许用人单位裁员是为了保护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渡过难关，在将来能有一个大的发展。裁员具有不可避免性，但裁员涉及大批劳动者的利益，更涉及社会的稳定，因此，立法对企业经济裁员既允许又从严限制。在我国，经济性裁员的法定许可性条件被限定为两种情形：第一，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确需裁员。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是指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的，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整顿的期间。法律规定这个整顿期间是为了使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扭转亏损局面，在整顿过程中，为了预防破产，缩小开支范围，必然要对剩余劳动力进行裁减，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单方解除与部分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第二，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员。根据1994年11月14日颁发的《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以下简称《裁减人员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被人民法院宣告进入法定整顿基期间或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困难企业标准，确需裁员的，可以裁员。
（2）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应遵循的程序
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的短期内不会改变，目前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普遍较多的实际情况，为了防止短期内大量裁减职工带来社会不安定的问题和可能造成的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立法对用人单位因经济性原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济性裁员须按下列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首先，用人单位在决定裁减人员时，应当提前30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即用人单位在裁减人员时应先向工会和职工进行预先通知，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考虑工人和工会的意见。预先通知的目的在于让职工事先准备，在30日的期限内重新找工作，避免因裁员而失业。其次，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有员经济补偿办法。再次，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第四，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使劳动部门能够有时间对用人单位的裁减行为进行审查。如果发现不符合裁员条件或事先未向工会或职工进行通知，劳动部门可责令用人单位停止实施裁员行为并对其进行处罚。最后，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并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人书。为防止用人单位以经营状况严重困难为借口任意裁减职工，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劳动法还规定用人单位人裁减人员之日起，6个月内需要新招人员的，必须优先从本单位裁减的人员中录用，并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录用人员的数量、时间、条件以及优先录用被裁减人员的情况。
对被裁减人员，用人单位应按被裁减人员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有工资的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有条件的，应为被裁减人员提供培训或就业帮助。对于被裁减而失业的人员，参加失业保险的，可到当地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领取失业救济金。
4、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在世界各国劳动立法中，辞退的禁止性条件，大多见诸劳动法典、劳动合同法、劳动标准法、就业保障法、妇女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其适用范围，一般只限于劳动者无过错的场合。[11]我国《劳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条件，适用于非过失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即是说，具备禁止性条件时，用人单位不得依据非过失性原因或经济性原因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劳动者有过失性辞退的情形之一的，既使是具备禁止性条件的情形，用人单位也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关于辞退的禁止性条件规定包括如下情形：（1）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职业病和工伤都是由劳动过程 中的职业危害因素所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由此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负有保障其生活和劳动权的义务，不得因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须由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并出具证明。（2）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之内。“患病”是指劳动者患职业病以外的疾病，“负伤”是指非因工负伤。劳动者患普遍病或非因工负伤，用人单位应当给予一定的医疗期以保证劳动者治病疗伤的需要，并在此期限内负有保障其医疗和生活的义务。在医疗期内，即使出现特殊的经营困难，用人单位也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规定，应按照劳动者实际工作年限和本单位工作年限的长短确定其医疗期，为3个月至2年，患特殊病的职工在2年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适当延长疗期。（3）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之内。以此作为禁止性条件，旨在充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特殊权益。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为了保障妇女在为人类再生产中不可避免或必需的条件，为了保护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即使具备了解除合同的条件，用人单位也不得解除劳动合同。（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纷繁复杂，变化万千，在一个法规中很难对未来的所有情况进行预设。从总的趋势来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相对于财势雄厚的企业主和其他用人单位更需要保护。所以法律在此作了开放性规定，为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打下基础。[12]
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若干实体法难题的探讨
（一）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引发若干难题探讨
1、关于预告通知引发难题探讨
《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有权完全出于自身的原因行使一般解除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这使劳动者获得了充分的职业选择自由，保障了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的独立地位和利益。但反过来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劳动者，特别是重要岗位的劳动者或者是在用人单位起重要作用的劳动者一走，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秩序，必然会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立法时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规定了提前30日书面预告通知的程序。但在实践中产生的难题在于不同的劳动者的素质不一样，其可替代的程度就不一样，在30日的预告通知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当今社会已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许多行业和领域的专门人才、管理人才和“高级打工仔”很难在30日内找到替代者。现实情况和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例都证明这一条文的规定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对许多用人单位来讲，30日的预告通知时间的确不够用。
不同的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其重要程度各不相同。特别是现代社会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以及掌握现代管理经验的高级人才是现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法律只规定了30日的预告通知期，很不合理，也很不符合时展的要求。高级人才的可替代程度与普通劳动者不同，用人单位很难在30日内物色到适当的替代者。要解决劳动法硬性规定劳动者行使一般解除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仅30日预告通知时间不够的难题，应通过立法针对不同的人才和岗位的不同情况来考虑延长或缩短单方解除的预告期限。对于高级人才、“高级打工仔”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至少应提前三个月或半年时间以书面形成向用人单位预告通知，以使用人单位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替代人选，避免因保护劳动者行使一般解除权而损害用人单位的经济利益。而对于普通劳动 者来讲，笼统规定30日预告通知时间又显得太长，不便于普通劳动者及时更换新的工作岗位，可以考虑将预告通知时间缩短至10日或者15日即可。
另外，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劳动（雇用）合同解除的相关法律规定都有一个相同的内容：单方提前预告通知解除权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约定了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基于法定的正当事由才能单方解除。我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却并无此种限定，劳动者的一般解除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的劳动合同。⒀如果我们暂时不能修改劳动法达到国际劳动立法的这种水平，是否可以考虑根据劳动合同约定期限的长短来界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预告通知时间也应相对延长；反之，则可以相对缩短预告通知时间。这样，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条款才对劳动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同时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减少劳动争议。
2、关于授权不平等引发难题的探讨
世界各国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都有一个相同的内容：即单方提前通知解除权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适用于约定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基于正当的法事由方可解除。我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并无此种限定，劳动者对所有劳动合同均可行使一般解除权而单方解除。把无条件的一般解除权只授予劳动者，却没有相应地授予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基于法定的正当事由，否则就构成无理解雇，要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补偿。而劳动者只要履行了预告通知程序即可平等的现象。许多劳动争议案件都明显反映出这种授权不平等现象。因为立法时授权不平等，必然导致操作性差，也必然会导致产生劳动争议。
依《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履行提前30日预告程序劳动者可任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的期限条款对劳动者来说几乎没有约束力，而仅仅只对用人单位人才有约束力。劳动者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可随意解除合同，用人单位则始终面临着劳动者走人的缺员威胁。虽然法律规定有30日的预告期限，但现代企业中的高级人才、“高级打工仔”很难在30日找到替代者，一个关键劳动者的辞职，有时会使一个企业破产。一般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会导致因一般解除权授予不平等所产生的利益失衡更加失失衡。同时，用人单位因劳动者可随时“跳槽”，必然对劳动者的培训投入信心不足，从而限制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劳动合同的期限条款是必备条款，在约定期限内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但现实是劳动合同中约定确定期限条款只对用人单位的约束力，而对劳动者却没有约束力，劳动者可依单方意志任意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又有何尊严可言？公允何在？从许多劳动争议的案例来看，有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对《劳动法》第十一条的授权不平等现象作了限制，但这种以合同形式来限制法律的权利，不能用合同来限制，而只能通过立法来解决。
我国《劳动法》把无条件的一般解除权只授予劳动者，而没有相应地授予用人单位。用人单位要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基于《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法定正当事由，否则即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立法的目的在于严格限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范围，保障劳动者的就业稳定。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择业观念普遍不高的前提下，否定用人单位的一般解除权，严格限定其解除权的范围，对于保障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劳动权和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劳动者的利益和用人单位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劳动立法应以同时保护劳动者利益和用人单位利益为价值取向。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常常处于弱者地位，因而劳动法对其进行重点保护。但重点保护不能以牺牲用人单位的利益来单方面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应该同时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和保障劳资双方的地位平等。重点保护应建立在平衡、平等、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之上。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成熟，许多学者提出修正劳动法授权不平等的现象，在提供一定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将无条件一般解除权不平等授予用人单位。这样，既符合世界劳动立法的潮流，又可促进劳动立法在平等的基础上健康发展。[14]
3、关于“弃权条款”冲突问题的探讨
在许多劳动争议案件中，发现许多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同时要求劳动者与其签订确认放弃一般解除权的所谓“弃权条款”。这种通过劳动合同约定条款对《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进行限制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很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限制从理论上讲和从法律上讲都是违法的，法律通过法律条文明确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不能用合同的形式来限制，而只能通过立法途径来解决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是劳动者出于真实的意思表达自愿放弃单方一般解除权，只要不是出于欺诈或重大误解而签订的此项“弃权条款”，法律应确认其效力，而没有必要加以限制。通过签订“弃权条款”，用人单位可以用劳动者求得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弃权条款”的约定对于促进劳动者关心用人单位，增强责任感，对于用人单位消除疑虑，增加培训投入，合理扩大再生产都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由于就业竞争激烈，在就业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处于被动的地位。劳动者会因为迫于就业的压力或签约的经验不足而盲目接受一些于已不利的“弃权条款”，或被迫接受“弃权条款”。法律明确赋予劳动者单方的一般解除权与“弃权条款”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还是从立法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较为妥当。因为法律明确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如果能过合同的形式来加以限制，从理论上讲的确违法，且有损法律的尊严。劳动法与民法的思路是不同的，劳动法偏重对劳动者的权利劳动保护，对意思自治是采取限制的态度。且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于民事合同，而不一定适用劳动合同。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劳动者为了生存，对于用人单位提出的“弃权条款”，只能委曲求全地予以认可，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处于附属的地位，谈何与用人单位协商？更谈不上对劳动者权利的偏重保护和对意思自治的限制。笔者认同第一种观点。“弃权条款”在劳动合同中的出现不符合劳动法的立法精神和宗旨，法律明确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不能以合同的形式又来加以限制，“弃权条款”从理论上讲是违法的，应通过立法途径来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通过健全社会劳动保障体制来缩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不平等地位，减少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依附性；另一方面强化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发挥工会的监督职能作用，防止用人单位控制权的膨胀，体现劳动法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的偏重保护。
4、关于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约责任承担问题的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劳动争议案件是涉及用人单位对依法行使解除权单方解除合同的劳动者要其承担劳动合同约定违约金和因辞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劳办发[1994]289号）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除此条规定的程序外，对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但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者要依法承担责任”。用人单位依据这一法律依据认为，只要劳动者没有履行约定的合同期限或服务期限而辞职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就应当依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其中包括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事实上，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在处理这类劳动争议时，也基本上是依上述条件进行裁决的。这样就造成了立法上的冲突和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困难。
《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只要履行了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手续，即可单方解除合同，它不以得到用单位的同意为条件和前提，这就是劳动者的辞职权。劳动者依法行使一般解除权辞职导致劳动合同提前终止，从表面上看与一般合同违约行为相同，但它们的性质是有本质区别的。劳动者依法辞职，这种合同约定期限单方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是法律允许的，是合法的“违约”行为，而一般合同违约则为非法行为。将一般民 事合同的违约责任简单地直接与劳动者依法辞职的“违约行为”相混同的观点，是与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精神相悖离的。
《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为我国建立劳动者能合理流动及促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的新型劳动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如果依据《劳动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劳办发[1994]289号）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确认可全面追究依法辞职的劳动者的“违约责任”，则《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赋予劳动者的一般解除权（辞职权）仅仅成为书面上的权利宣言。一方面法律规定一般解除权，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行使一般解除权不得违约。这种立法上的疏忽造成实践中的无所适从和操作性差。
承认可全面追究劳动者依法辞职行为的“违约责任”的后果是任何一个用人单位都可以通过订立劳动合同时约定相关条款来限制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如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就要按合同约定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劳动者必须以高昂的代价才能换取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赋予劳动者的一般解除权实际上仅成为书面的权利。
另外，如果确认可全面追究劳动者依法辞职的“违约责任”，则依法辞职与自动离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样的，如此就混同了劳动者依法辞职和自动离职的法律后果，这显然不合理，也与《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是相悖的。必须通过立法解决这一立法上的冲突，劳动者的一般解除权才能得以实现。劳动者依法辞职所要承担的责任仅限于因辞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而不应承担约定违约金的责任。[15]这一点应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和完善。
（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涉及商业秘密保护的难题探讨
1、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关系
劳动关系与商业秘密的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实中劳动关系中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泄露商业秘密、违反竞业禁业约定而引发劳动争议较为常见和严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与商业秘密的保护遂成为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宪法、劳动法赋予公民的劳动权和择业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具体体现。保护商业秘密与宪法、劳动法赋予的基本利相冲突。如何正确处理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与保护商业秘密的关系，值得探讨。
我国《劳动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文规定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保密约定的保密义务，是指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关于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约定，在保密期内将自己在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披露给保密范围以外的人，在保密范围以外使用，或者允许保密范围以外的人使用的行为。[16]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予以限制范围的技术信息和经济信息。它包括生产技巧、化学配方、技术秘诀、工艺流程、设计图纸、设计方案、管理方法、营销策略、客户名单、货源情报等。任何一项先进实用的技术，只有在采取了必要的保密防泄措施后，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商业秘密，才能构成法律上的商业秘密而受法律保护。[17]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企业尤为重要。在世界各国，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而受到法律保护。由于我国《劳动法》赋予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很大，有的劳动者掌握或了解用人单位的技术信息或资料，如果不规定保守商业秘密的事项，劳动者就可能带着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而“跳槽”，可能擅自披露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或截留用人单位的利益。为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我国《劳动法》和《反不正竞争法》对商业秘密保护作了具体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可以以契约形式签订有关保密法律责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违反约定保密义务者，既可能是与用人单位尚存在劳动关系者，也可能是已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但约定保密期未满者。如果劳动合同为保守商业秘密而约定禁止劳动者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一定期限内到与原用人单位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或者自己生产或经营与原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业务。也属于违反约定保密义务。对违反约定保密义务的行为。应当责令停止。违反保密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给予赔偿。若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承担被侵权人因调查侵权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若违反约定保密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或者特别严重后果的，即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追究刑事责任。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企业至关重要，现代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掌握商业秘密的高级人才是现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一个掌握关键技术或商业秘密的高级人才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而流失，将会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有时甚至会让企业倒闭破产。通过法律和合同约定的形式来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依法与劳动者就商业秘密的保护和竞业禁止问题达成协议，若出现掌握商业秘密的高级人才单方解除合同而泄露商业秘密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掌握商业秘密的劳动者“跳槽”到别的企业而降低其市场竞争力的情况，用人单位就可依劳动合同中约定俗成的保密条款，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商业秘密的认定及商业秘密权属的界定问题探讨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可能既掌握了赖以谋生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又掌握了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有时二者很难区别，这就为商业秘密的保护带来了困难。如何认定商业秘密？如何界定商业秘密的权属？存在一定的难度。在许多争议和纠纷中，劳动者都提出：我掌握的信息归我自己所有。劳动者在工作中学习、掌握的一般知识、经验、技能，是其多年积累的结果，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不是商业秘密。如果将这些也作为商业秘密处理，势必会侵害职工或雇员的劳动权和基本人权，是为法律所禁止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划出区分一般知识、经验、技能与商业秘密的界限？[18]如何将劳动者的一般知识、经验和技术从商业秘密中独立出来？可以先对商业秘密作出界定，商业秘密的范围确定了，此外的技能和知识就是一般的知识和技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指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济信息”。这一定义包含了所有生产领域（工、农、牧）和商业流通领里的未经公平的经营信息须具备下列条件：一、不为公众所悉，即该信息具有秘密性，该信息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且处于秘密状态。二、能为用人单位带来经济效益，即具有财产价值。三、具有新颖性，不能是同行业中现成的普通的信息。四、具有实用性，即商业秘密能在工业或商业活动中使用，并能创造出积极的效果，实现其经济上的价值。五、经用人单位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必须同时具备这五个特征才能认定为商业秘密。商业秘密不同于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不具有排他性、独占性和垄断性。商业秘密是事实独占，而不是法律独占，因具有秘密性特征，主要依靠“保密”来保护。商业秘密的合法控制人可能是单一主体，也可能是共同主体。如何界定商业秘密的权属的确很难。最好的办法是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事先约 定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和商业秘密的权属。
3、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劳动者遵守保密条款代价确定问题的探讨
商业秘密不同于商标、专利和著作权，商标、专利和著作权是法律独占，靠法律、法规来保护；而商业秘密是事实独占，只能靠保密来保护。世界各国立法中都只能通过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保护。我国《劳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本条规定劳动合同中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内容的约定，但对如何约定及用人单位是否要因劳动者保守商业秘密支付代价等问题均未作出规定。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普遍。尤其是电子计算机信息行业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约定更为常见，但因我国《劳动法》对此规定较为原则，实践操作时遇到许多困难，为此劳动部在[1996]355号《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第二部分中规定：“用人单位与掌握商业秘密的职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有关条款事项时，可以约定在劳动合同终止前或该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一定时间内（不超过六个月），调整其工作岗位，变更劳动合同中相关内容；用人单位也可以规定掌握商业秘密的职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一定期内（不超过三年），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但用人单位应当给予该职工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其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是劳动者忠实履行自己劳动义务的内在要求，是劳动者应履行的劳动义务之一。但如果任何一方单方解除了劳动合同，对原劳动合同中约定商业秘密或竞业禁止的条款，若用人单位不支付相应的代价时，原来约定的保密条款是否还有效？如何确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劳动者遵守保密条款的代价？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止条款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从而达到保护用人单位的经济利益这一目的，是以限制甚至是牺牲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择业自为代价的。
当代社会各行各业的专业化分工日趋细密，劳动者如果离职后受到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止条款的约束和限制，在约定的特定期间内不能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自己所掌握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去另谋他职，就可能会处于工作无着落、生活无来源的失业状态。用人单位在要求劳动者履行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业条款时，必须以经济补偿作为代价来“购买”和“换取”劳动者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业的承诺和行为，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地位，只约定要劳动者履行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止的义务，而用人单位不以相应的代价让劳动者享受权利，这种只有要求而没有代价的约定条款是无效的。劳动就业权、择业自是宪法、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生存权、劳动权的基本构成部分。劳动者保守商业秘密、竞业禁止和用人单位支付代价的履行，应贯彻用人单位支付代价在先原则。也即是说，只有用人单位在支付了相应代价后，劳动者才负有履行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止条款的义务。如果用人单位既不肯支付代价又要求劳动者履行保守商业秘密、竞业禁止的约定，则该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商业秘密保护条款不能生效。用人单位若不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劳动者就不负有履行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业的义务，用人单位在此情况下无权追究劳动者的违约责任或要求损害赔偿。涉及补偿的代价究竟如何确定很有争议，如何确定代价的确很难。有的人认为应按劳动者原来在用人单位工资的一定比例来计算代价；有的认为应根据商业秘密给用人单位在合同中自行秘密约定代价。笔者认为，既然立法只能通过合同的形式来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就应让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从协商和谈判中去寻找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点。法律、法规只能规定代价的下限，而不宜对此作具体规定。也即是说，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劳动者履行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止约定获得经济补偿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用于补偿劳动者保守商业秘密和竞业禁止的代价不应低于当地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由于不同的商业秘密对用人单位的价值不同，具体的代价数额和计算办法可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确定。
4、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竞业禁止条款法律效力的探讨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对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保守义务，虽然从理论上可以说得清楚，但实践上却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1）什么是商业秘密，其范围很难界定；（2）虽然约定了劳动者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但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再就业，并向新的用人单位披露有关商业秘密，原用人单位无法知晓；（3）因为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离职劳动者，新的用人单位对商业秘密使用，从表象根本无法观察出来。解决上述问题单位除约定保密条款以外，还与劳动者签订商业秘密竞业禁止限制协议，谋求彻底保护商业秘密。生存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而择业自由和合法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才生存权的表现形式。劳动合同中有关竞业禁止条款是对宪法、劳动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所以法院司法监督中，对竞业禁止合同采取非常态度，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竞业禁止合同的法律效力呢？我认为应从竞业禁止合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来衡量。所谓合法性是指竞业禁止合同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所谓合理性是指合同约定对受限制的离职劳动者加以限制的用人单位双方都应公平合理；只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才能构成有效合同，才具有法律效力。
劳动合同中的竞争禁止条款应当符合下述标准：（1）适用竞业禁止条款约定保护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不能搞“两个凡是”，即“凡属于我公司生产，经营范围的，凡是我公司的职工，在离职之后均不行插手。”[20]判断是否属于约定保护对象的标准，应该主要支持社会标准，即以同行业竞争企业的眼光，来判断有关信息是否重要的商业秘密。[21]（2）竞业禁止条款约定保护的商业秘密是标准的、使合同有效的可保利益。（3）竞业禁止条款适用的主体应有明确的界定，对临时工和普通劳动者不应限制，而只能适用于高级研究开发人员、技术人员、经营人员、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和秘书人员等掌握或可能掌握商业秘密的劳动者。（4）应明确约定离职职工不得与原用人单位竞争行为的合理领域。（5）应明确约定竞业禁止的时间。我国劳动部、国家科委有关通知、意见规定的期限不得超过3年。（6）应明确约定离职职工在何地域范围不得与原用人单位竞争。（7）应明确约定在竞业禁止的同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标准和金额。符合上述标准的竞业禁止条款才具有法律效力。
5、规范劳动合同中商业秘密保护条款的立法建议
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对保密条款的约定很有必要。保密条款至少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约定商业秘密的权属和保护商业秘密的内容。（2）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约定保密的范围（即在多长时间内保密），因为保密的期限往往会超过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限而延续到劳动者离职以后的一段时间，特别是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段时间。（3）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约定保密的措施，如竞业禁业和在劳动关系终止前6人月，用人单位有权单位有权单方决定调动劳动者的工作岗位。（4）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的代价（即保密的待遇和经济补偿）。（5）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约定保密的义务和责任以及违反保密义务的违约责任和赔偿条款。
（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涉及经济补偿的难题探讨
所谓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是指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依法一次性给劳动者的经济上的补助费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的经济补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活补助费。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发给一定的生活补助费。二是医疗补助费。《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规定，劳动合同制工人或农民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由企业发给相当于本人标准工资3个月至6个月的医疗补助费。《补偿办法》第六条也规定了医疗补助费的内容。实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制度，是为了使劳动者在被解除劳动合同以后，寻找新的工作以前，基本生活开支有必要的保障，或者继续其治疗疾病有必要的费用。经济补偿的实质是用人单位依法对劳动者给予必要的社会保障的义务。它不是赔偿金，也不是违约金。[22]劳动者的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生存权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是劳动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就可能使劳动者处于失业和生活来源、医疗费用无着落的状态，基于宪法、劳动法对公民生权、劳动权保护的需要，国家要求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的同时，必须给予劳动者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并非所有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都可以享受用人单位的经济补偿，《劳动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对因劳动者违纪违法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予经济补偿。
1、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内容
（1）非过失性辞退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没有最高额限制，同时还应发给不低于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费。患重视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50%；患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100%.或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但最多不超过12个月。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1个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但没有最高额限制。若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2）经济性裁员的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的，由用人单位按被裁减人员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但没有最高额限制。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3）用人单位逾期给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2、劳动者行使特别解除权无条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涉及经济补偿问题的探讨
司法实践中，许多劳动争议案件涉及到劳动者即时辞职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因劳动者行使特别解除权随时通知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否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值得探讨。我国《劳动法》既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明文禁止劳动者即时辞职，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此类劳动争议案件是个难题。
根据1995年8月11日劳动部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意见》第四十条的规定：“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但应按照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天数支付工资。”根据此项规定，在试用期内劳动者即时辞职，用人单位可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1994年12月3日颁发，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这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有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低工资标准的，要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部分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这一法规的规定虽然补充了劳动法的不足之处，但只是界定了克扣工资的情形，仍不能完全解决难题。
从《劳动法》第三十二条所列举的三种导致劳动合同解除的原因上看，除在试用期限内劳动者因自己的原因解除劳动合同外，其他两种情形均是因用人单位的严重过错和违约行为而导致劳动者单方即时解除劳动合同。在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由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不如说是由用人单位通过劳动者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立法精神，这种情况理应不能免除用人单位履行支付经济补偿的社会义务。因为即时辞职的前提是用人单位违约或有严重错误在先，而劳动者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即时辞职在后，从追究违约责任和过错误责任的角度来看，劳动者要注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应通过立法途径来完善此种情况，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范围、原则和标准，弥被立法的立足，减少劳动争议。
（四）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涉及房改房处理问题探讨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除涉及经济补偿问题容易产生争议外，关于房改房的处理问题也很容易产生争议。
1、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出资购买“部分产权”房屋的处理问题。
“部分产权”的房屋即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依国家房改政策而在用人单位购得的60%产权的房屋。由于是依政策规定而取得的部分产权，在买卖、转让、互换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在物业管理方面大多是由用人单位统一管理。若劳动者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而离职后，涉及此类房改房的处理问题有待规范。劳动者离职后，若要求继续购买剩余的40%产权，取得完全的房屋产权，是否能按用人单位的在职工享受的“福利价格”购买？若不能按“福利价格”购买，又依何标准？笔者认为劳动者因已取得60%产权，故完全有资格，购买剩余40%的产权而取得房屋的完全产权。至于所谓“福利价格”的政策因是国家房改政策规定的，离职后的劳动者如在新的工作单位未参加房改，应享受在职职工的同样待遇。劳动者离职后，若不需要原用人单位住房，则可由用人单位按原购房价款原价收回60%的产权。劳动者若已将房改房进行互换的，则应考虑互换房住房住户的利益和处理意见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另外，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条院1999年3月17日制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应应自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事职工住房公积金帐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2、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已出资购得完全产权房改房的处理问题。
劳动者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离职后，若已出资按房改政策价格购买取得用人单位分配住房的完全产权，则是此房改房的所有权人，享有所有权，除居住外可以依法转让、出租、出借和互换。但依原房改政策的规定，不得擅自改变房改房的结构、外型或扩大面积而影响相邻房屋。且劳动者应就水电、房屋维修、卫生、安全等物业管理问题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一致。此外，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用人单分配的住房若没有参加房改而购得部分或完全产权，则属于承租关系，解除劳动合同离职后用人单位可随时要求劳动者腾退承租的住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因房改房引起的纠纷可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也可以申请房地产仲裁机构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
（五）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涉及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若干难题探讨
1、关于用人单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范围探讨
内部规章制度是指用人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在本单位范围内实行的有关组织和进行劳动管理的规则。[23]我国《劳动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 履行劳动义务。”从这一原因性条款可以看出，制定内部规章制度不仅是用人单位的权利，同时也是用人单位行使生产经营管理权的具体体现，也是用人单位负有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义务的具体体现。同时，《劳动法》第八十九条还规定：“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共对必须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的雇工人数作了具体规定，例如：日本规定为10人以上，法国规定为不少于20人，新加坡规定为10人。以上，我国法律则没有对哪些用人单位应当或不应当制定内部规章制度作出条件上的具体规定，是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都负有建立和完善内部规章制度的法定义务？如果私营企业只雇用一个人，是不是也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内部规章制度？很难回答。
关于内部规章制度的内容，世界各国立法都作列举式规定，且内容较全面，便于用人单位操作。例如《日本劳动标准法》第九章雇用规则的规定将内部规章列举为以下十个方面的内部：一上下班时间、休息时间、休息日、休假以及两组以上的工作轮班时间及有关换班的事项；二、工资的决定、计算及支付方法，工资的发放日期及截止计算日期，以及有关增加工资的事项；三、有关退职的事项；四、与规定退职津贴、分红、最低工资等有关的事项；五、与规定工人负担膳费、工作用品及其它开支有关的事项；六、与规定安全及卫生规则有关的事项；七、与规定职业训练有关的事项；八、与规定事故补偿、非因工负伤和疾病的救济有关的事项；九、与规定奖惩办法、奖惩的种类及程度有关的事项；十、在上列各项之外，与适用于该企业全体工人的规定有关的事项。[24]我国《劳动法》对于用人单位的内规章制度的内容没有在法律条文中直接列举，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以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和履行劳动义务。据此理解，我国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范围相当广泛，凡属于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所必要的事项，均为用人单位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内容。这种以原则性条款概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只是不便于用人单位具体操作，缺乏可操作性。另外若用人单位不履行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义务，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2、关于用人单位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法律效力的探讨。
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成为用人单位即时辞退的许可性条件之一，因此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在什么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传统的劳动法理论认为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是法律法规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劳动合同的当然附件。但从现在许多此类劳动争议案例的处理结果来看，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是否是劳动合同的当然附件值得探讨。
合同必须由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单方意思表示的内容不得成为合同的内容，而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是由用人单位单方面制定的，其表达和阐述的是用人单位一方的意思，这种情况下的内部规章制度因不符合合同最基本的构成要件而不能成为劳动合同的当然附件。只有在劳动合同签订时，已由用人单位制定且向劳动者出示，经劳动者认可并表示同意遵守，且注明是合同附件的内部规章制度才能成为劳动合同的附件，才能成为劳动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合同的其它内容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从性质上和法律后果看，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一旦给合同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而达成合意，且内容合法，就成为劳动合同的当然附件，应视为劳动合同的内容，具有劳动者必须履行的法律效力。而未经双方合意达成，由用人单位单方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只是用人单位单方的意思表示，除要求在内容上不违法以外，还应受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制约，同时履行一定的制定程序才能取得法律效力。劳动者如违反了成为劳动合同附件的内部规章制度，要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而违反一般内部规章制度则只承担该规章制度本身规定的违章责任。
用人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是指其具有被他人遵守和被争议处理机构作为争议的依据而直接运用的效力。[25]内部规章制度符合下述条件下，才具有法律效力。一、内部规章制度的内部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二、内部规章制度不能超出劳动合同约定内部和范围；三、内部规章制度的内部不得与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内容相冲突；四、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主体必须合法，即制定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的权力机构或者权力机构授权的部门；五、内部规章制度须经公布程序；六、内部规章制度须以正式文件规定；七、国有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须经职工大会或职代会讨论通过。具备上述条件，用人单位的内容规章制度才具有法律效力。
3、关于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内容规章制度程度认定的探讨。
《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即时辞退，但由于立法时的不完善，条文中对“严重”未作界定和解释。违纪违规到什么样才算是“严重”：才可以即时辞退？法律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困难。应从立法的角度对“严重”的程度作出明确的解释和规定，避免处理劳动争议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和裁决的标准不一致等现象。另外，《劳动法》对因劳动者严重违纪、违规而解除合同未作程序上的规定，在实践中较难把握。即时辞退是带惩罚性解除合同，在法律定性上不属于处分。体现在程序上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根据法规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违规职工需经批评教育无效，才能辞退。也就是说即时辞退的前提是劳动者违法乱纪、违规严重，经批评教育后，又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才能即时辞退。批评教育的形式怎样把握未作具体规定，而劳动部对批评教育的解释又太苛刻，要求是特定的事，而不是泛泛的批评教育，实践中严格做到有一定的难度。
目前我国劳动法对“严重违纪、违规”范围和标准未作明文规定。因为生产经营特点及性质不同，可能同一违纪行为在不同的用人单位所造成的后果程度不一样，所以法律对严重违纪行为不宜作统一规定，用人单位可根据各自的生产经营情况和需要在内部规章制度中对严重违纪行为作出具体的规定。
4、关于过失性辞退是否适用劳动者工作懈怠情形的探讨
司法实践中对因劳动者在工作中懈怠而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较难处理。劳动者在工作中懈怠大多是因为主观原因而产生，不能界定为属“不能胜任工作”的内涵未。从立法的本意来看，“不能胜任工作”应以不可归责于劳动者的事由为限，常指劳动者因技术能力、体质情况等客观原因造成不足以胜任工作。而劳动者在工作中的懈怠行为是因劳动者主观原因而造成的，能否将劳动者工作懈怠情形作为过失性辞退的许可性条件之一值得探讨。首先，劳动者工作懈怠与严重违纪、违规和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主观性原因相同，即都是因主观过失原因造成的。其次，劳动者工作懈怠的后果也同样会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或利益减少。既然工作懈怠也是过失性原因所致，且同样会造成损害或利益损失，为什么不能将其具体列举为过失辞退的许可性条件之一呢？笔者认为可以通立法将劳动者工作懈怠的情形列为过失性辞退的适用范围之例。
（六）工会对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监督权问题的探讨
我国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工会有权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第十九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作出开除、除名职工的决定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如果企业行政方面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研究处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征求本企业工会的意见。”《劳动法》第三十条综合了上述规定的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工会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监督权，更有利于工会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合同的严肃性。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单个劳动者无法与用人单位相抗衡，因此需要寻求劳动者的群众性组织-工会的监督保护。工会在劳动法中的意义特别重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工会，就不会有劳动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广大劳动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不同于资本主义雇用劳动关系中的工人，有权通过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团体-工会来参与国家管理，维护自己合法的劳动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1、 关于工会的独立性问题探讨
工会独立性是指工会是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有一套独立的组织体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依据《中国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工会服从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遵守国家的法律，但不是党和政府的一个部门或附属机构，基层工会和单位行政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28]在西方国家工会是以维护和改善雇工的劳动条件，提高雇工的经济地位为主要目的，由雇工自愿组织起来的团体或联合团体，没有政治目的，也不得参政、议政，其政治倾向性只是针对劳资关系、针对雇主。而在我国，工会是政治团体，是人民民主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倡工会参政、议政，政治功能明显，工会的“官化现象”较为严重，人们把工会视为政府的机构部分，虽然规定了工会的独立法人资格，但工会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工会的独立性问题不解决，工会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监督权就很落实。工会要接受党的领导，但不能成为党的附属组织。其次，要使工会独立于政府。工会要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有自己的经费，人员安排由工会自己负责，而不能成为政府的一个下属组织部门。最后，要使工会独立于企业行政。工会不能成为企业行政管理的分支机构和组织部分。
2、工会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监督权探讨
工会认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适当或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的，有权要求重新处理。用人单位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发生争议，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并应协助用人单位做好工作，防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工会组织角色必须换才能真正发挥出工会的维权作用。现在最大的难题在于用人单位内部缺乏劳资抗衡的机制。用人单位工会组织领导人都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指导派的，工会组织的经费来源受制于用人单位，很难发挥真正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作用。应通过立法充分开拓、发挥用人单位工会组织的的维权作用。把工会组织履行职责的重点转移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上来，使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重视听取工会的意见。
我国《工会法》规定了工会的权利和企业的义务，但却没有具体规定违约责任的追究，《工会法》的实际效力因缺乏此类条文规定而大打折扣，使得工会对用人单位随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能行力。应通过立法修正这一立法缺陷，提高工会的地位，明确工会的权利，从法律上确立工会代表的主体资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破，可试行工会主席的工资从工会经费中列支的办法来确保工会为劳动者说话，真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体现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偏重保护，在用人单位内部形成劳资抗衡的机制。
（七）其它涉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难题探讨
1、劳动者行使特别解除权可随时通知用人单位无条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有无时效限制问题探讨。
《劳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内的；（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三）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根据此条文的规定，只要出现上述三种情形之一劳动者无须提前预告就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对“随时”怎样理解？即时辞职有无时效限制？这对于在试用期内的情形不是问题，但对于另外两种情形则是个难题。因为即时辞职是劳动者无需向用人单位预告就可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这对于用人单位在暂时无人代替辞职者岗位的情况下，将对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所以立法一般只限于试用期内或在用人单位有违约或严重过错行为的场合允许随时辞职。“随时”二字界定的时间范围太宽了，实践中能以准把握。假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出现严重错误和违约行为时，不随时解除劳动合同，而是等到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急需用人的关键时刻提出辞职；或者是等到用人单位已改正错误和纠正违约行为提出辞职。这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是不公平的，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则还是合法的，因为“随时”可以是任何时候。如果对“随时”不加以时效的限制，则又是一种授权不平等的现象。立法对“随时”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才能起到保护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的目的。
2、劳动者行使特别解除权无条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形式的规范问题探讨
《劳动法》对于即时辞职的通知形式未作明确规定，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即时辞职与自动离职的区别在于劳动者是否通知用人单位，所以通知的形式很重。劳动者将自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用明确正式的方式通知用人单位，有利于用人单位及时调整人员安排和妥善安排生产经营活动，防止因即时辞职造成损失，引发争议。口头通知虽然也是一种通知形式，但不规范，容易产生误解和分歧，应对通知形式作出明确的界定，以规范即时辞职行为。
在现实中，由于即时辞职行为形式没有明确规范导致很多问题，许多劳动争议都是因为通知形式的不规范在而引起的。笔者认为应对即时辞职的形式作出明确规范，最好是与用人单位预告辞退形式一样规范为书面形式，避免因形式的不规范而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3、对经济性裁员限制条件的探讨
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因经济性原因裁减人员而解除劳动合同，是落实企业经营自的法律保障，充分体现了改革精神，必须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因为我国的现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国有企业富余人员较多，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从《劳动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来年，国家对经济性裁员相当谨慎，企业要裁员很不容易。
从《裁减人员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来看用人单位濒临破产，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困难的标准，确需裁员的，可以裁员。也即是说，让不让企业裁员，认定的标准在当地政府，是否准许企业裁员的权力也在当地政府，因为“严重困难企业标准”是由当地政府规定的。而政府作出准许企业裁员的决定，必然要考虑社会稳定因素，不会轻易裁员。退一步即使具备了上述的两种情形。条文中还附带一条“确需裁减人员的，才能裁员。”如何理解这“确需”二字也很有文章，值得探讨。在这里，对裁员是否为企业整顿或克服困难所“确需”，应当依据裁员的目的，联系企业陷入困难的原因来理解。只有当劳动力过剩是企业陷入困难的主要原因，裁员的目的是减员增效、摆脱困境，这时的裁员才是“确需”的。如果不是由于劳动力过剩的原因，而是其它原因使企业陷入困境，即使裁员也不会使企业摆脱困境，则不认为“确需”裁员，所以“确需”二字对裁员也有一定的限制，裁员并非那么容易。
4.对因企业改革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探讨
因企业改制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明文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用人单位若因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其中就涉及到因企业改制而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企业改革、企业改制、企业迁移、兼并及企业资产转移较为频繁，因企业改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引发的劳动争议较多。我国《劳动法》目前未对此单项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是将简单地划归非过失辞退第三项内容，有许多问题尚待规范。
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全面履行原则，但当合同订立的主、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合同关系基础的情事发生变化，则可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另一方面又涉及到社会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配制和利用。我国目前进行的企业改革与改制目的是为了改变旧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资源的效用，必然会对原来形成的劳动关系形成冲击，企业改制明显属于情事变化。依情势变更原则，在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企业改制而使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应经当事人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如果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用人单位可单解除劳动合同。
单方合同范文第9篇
动关系取代了计划体制时代的固定劳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劳动法的法律条文过于宽广、操作性不强,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双方利益关系不能很好的平衡,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条件,程序及执行效力是热点、难点问题。因此,通过分析问题,完善我国劳动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概述
(一)劳动合同解除的基本涵义
??? 目前,我国已经普及劳动合同法,已经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劳动法规定,用工关系须通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来确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应该依法进行。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完毕之前,由于一定事由的出现,提前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行为。1根据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我们可以理解为,劳动合同的解除主要包括两大类情形:一是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即协议解除;二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即单方解除。由用人单位一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般称为“解雇”;由劳动者一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般称为“辞职”。笔者在本文主要对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合同即“辞职”进行探讨。
(二)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分类
??? 劳动者单方解除类型可以根据途径不同即是否提前预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就是劳动者预告解除劳动合同;一种是劳动者即时解除劳动合同。
1、劳动者预告解除劳动合同
??? 劳动者预告解除劳动合同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预告辞职,预告便是劳动者向用人提出辞职的程序性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无须认定实质条件,但必须提前30日通知用人单位,以使用人单位进行必要的准备,避免影响其生产和经营,且应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向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 2、劳动者即时解除劳动合同
??? 劳动者即时解除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符合法定事由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而不必遵守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的形式要求。因为这种即时解除劳动合同,会给用人单位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法律严格规定了它的适用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2条规定,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内的;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以上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2
?? 二、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合同涉及的问题
1、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权制度约束过于宽泛,影响执行。
??? 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中都对劳动者预告解除权加以规定,通常只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解除对象。因我国的劳动合同期限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我国劳动合同法没有对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也没区分泛泛地授予劳 动者无条件的预告解除权。3可以理解,法律发展好的国家对劳动合同进行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划分价值在预告解除权的授予方面得以展现,即规定预告解除权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适用于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基于正当的法定事由才可解除。这样把法律细化。而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
点,宽泛的条件让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造成利益损害。无条件的预告解除权授予不平等所导致的利益失衡更趋严重。
???2、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预告期没有档次区分,单一,不符合不同劳动身份需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规定了劳动者欲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30日通知用人单位的预告期,如果在试用期3日的预告期。从这个时间设计上我们可以 看到立法者有意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但是立法者同时忽视了劳动者本身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者不同层次需求不同预告期,如果只用单一的预告期来调整,必定过于僵化,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不能实现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利益的初衷。当今社会已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为用人单位所青睐,具有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以及掌握现代管理经验的强势劳动者是现代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强势劳动者具有难以替代性,用人单位很难在30日内找到替代者,30日的预告期明显太短。但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规定30日预告期又显得太长,既不便于普通劳动者及时更换新的工作岗位,又使用人单位面临虽然找到合适替代者,但又不能迅速完成角色转换的尴尬,此时较短预告期更能发挥预告期制度的效率。试用期的预告期也是同样面临此问题。因此,在对预告期限进行立法设计时,有必要区分不同层次的劳动者进行。4
3、预告期限内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
在劳动争议中,劳动者主张劳动合同因已经提前预告而解除,而用人单位则不认为劳动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很多,其主要的争议点就是在预告期限的起算问题以及预告期限内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上,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取证,认定都会出现争议。
三、关于完善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合同制度的建议
从目前出现的有关劳动合同解除权的问题和争议来看,所发生的问题大多是与相关法律不严谨,不完善有关。笔者认为:一种良好的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制度,应当有利于建立既有稳定性又有流动性的劳动关系。完善立法,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都应该责权分明。一方面,立法应该给予劳动者辞职权,劳动者有了自由流动的主动权,自然会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期在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最大程度的实现其自我价值.
1、完善预告解除权的条件和责权。应区分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两种情况,从立法上来规定不同的解除条件。对于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规定,如果劳动合同未到期,劳动者不得随意解除,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对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依法预告解除。发达国家的相关劳动法和合同法的法例可供参考。对于预告解除权立法应该给予劳动者的预告解除权更加的明确,用责任约束双方更好的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双方利益关系,同样能充分保障弱势劳动者的解除权的保障。
2、合理的划分劳动者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预告期期限。劳动者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预告期,应区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工作性质,规定不同的预告通知期。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工作性质加以区分,预告期没有档次区分。根据《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劳动者获得的是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这种思想可以称为“劳动者保护绝对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导致一些技术或管理等关键岗位上的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可能给用人单位造成很大的损失,或者很难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人来顶替工作。明显使用人单位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利益严重失衡,违反了公平原则,确有修改之必要。因此,建议劳动合同立法时,对普通的劳动者的预告解除合同的预告期可以相应缩短,但对于是核心技术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者即强势劳动者可以延长,这一方面有利于用人单位寻找合适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使用人单位对有可能流失的技术秘密采取保护措施。5
3、维护预告期效力。预告期的争议总是集中在预告期限的效力上,因此逃避责任。建议立法对预告期的起算时间,适用条件做更多完善,预告期的认定更加的明确,这样才能更好的约束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行为。同时还可以避免用人单位变相利用预告期。可以考虑禁止在劳动合同中预先规定违约金条款。在实践中很多企业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预先设定违约金条款,以防止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还限制了劳动者的合法流动。所以,必须在法律上明确禁止。参考有些国家立法例。对用人单位收取或变相收取押金、保证金的行为,除规定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外,还应退还所收保证金,加处赔偿金,以示制裁。
1 贾俊玲,《劳动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74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案例应用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73页;
3 陈晓辉,《劳动者单方解除权之我见》,《中国劳动》2001年第05期;
4 祝晓媚,《我国劳动者辞职权制度的反思与完善》,玉环法院网;
单方合同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劳工保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预告期,“弃权条款”
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般情形，具有重要意义，即“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此条文字体现的立法精神，理论界与实务界多给予很高的赞赏。但是，法律的功能不仅是要进行权利宣言，更要追求权利实现。由于《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内容过于笼统，理解上有歧义，适用多有不便。为此，很有深入分析的必要。
第一部分 《劳动法》第31条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法立法意义
法律中每个条文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整体的理论基础，对于《劳动法》而言，它体现的理念很多，基本的是劳动者的人权保护以及以社会为本位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两方面，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宗旨要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的国情以及与国际社会劳动保护的接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商品，在运用民法、经济法来规范劳动力市场，以保持劳动力市场与整个市场体系相统一的同时，还必须针对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劳动立法规定劳动力市场的特殊规则，以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秩序。概括地讲，我国劳动法的意义有：（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劳动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2）合理配置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3）维护劳动者基本人权。（4）解决劳动争议，保障社会安定团结。（5）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⑴
二、《劳动法》第31条立法意义
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了劳动法制的意义后，针对本文所要论述的劳动法31条规定，我们便可作进一步的思考，此条实际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自由，因为不管从推动劳动效率、还是经济发展、还是劳工保护方面看都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直接体现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是择业自由的扩大化处理。
1、人权保护方面。此条规定充分映射了现代劳动立法的理念-保护劳工。现代劳动法诞生于19世纪的“工厂立法”⑵，劳动法的发展史和工人阶级斗争，都可以充分印证劳动法保护劳工的正义追求。我国《劳动法》第31条虽仅为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单项规定，却使劳动者获得了充分的职业选择自由，保障了劳动者的独立地位，也是对弱者地位的有利救济，可以说，《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不仅是劳动自由的法律保障，更使劳动者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法律表现。⑶
2、经济发展方面。此条规定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最大价值。劳动力资源是人力资源，使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最优配置劳动力的最佳手段是市场，是劳动力流动的最佳方式，劳动法是建立维护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制度工具。使人尽其能，按劳分配，使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激励劳动者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从客观上看，一种资源的组合未必是最优的，需要不断地调整；从主观上看，劳动者出于兴趣、爱好、专业，待遇等考虑，认定现有的单位和职业不适合于自己时，其工作积极性和效率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也需要实现新的选择。劳动者享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就可以积极主动地调整资源的组合方式，为实现新的更优的组合提供了可能。
3、方面。此条规定也体现了我国宪法中表明的有关劳动方面的原则，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因此宪法必然对劳动法起决定性影响。由于劳动关系与劳动制度体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劳动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所以宪法对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也规定得比较详细和具体。根据宪法，此条规定了国家促进就业的原则，也体现了国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更有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运动的影响，是劳动立法得以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权保护的落实。
第二部分《劳动法》第31条的解释与评析
一、理论界争议的问题
1.《劳动法》第31条是授权条款还是义务条款？
一般而言，授权条款在表述上通常使用“可以”、“能够”、“有权”等法律用语；义务条款则通常使用“应当”、“必须”、“不得”等词语。据此断定，第31条的规定是义务性条款。但若对第31条进行整体解释和目的解释，就会发现，本条还是一个授权条款。理由是，“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情形，而这种情形并非指第32条规定的特殊解除有特定的使用条件（即在程序上只需随时通知，无需提前通知）。从《劳动法》整个内容来考察，也找不到第31条适用的具体情形。基于此，第31条的前半段“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不单纯是事实陈述，实际上也是对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授权，确立了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一种独立情形。劳动部1994年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也解释为：“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⑷那么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提前解约，究竟是劳动者的权利还是义务？如果认为提前解约是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这对用人单位无疑是不公平的，这会导致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条款只能约束用人单位而无法约束劳动者的现象发生，致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劳动者在合同期限内可以随意解除合同，这将使企业时常面临着高级客户经理及技术人才流失的威胁。相反，如果认为不得提前解约是劳动者的义务，那么，该义务将与《劳动法》规定的权利相违背。⑸我国《劳动法》第31条作为“混合条款”，融权利授予和义务施加于一体，表述方式上不甚妥切，授权内容过于模糊，易造成误解。
2.“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是程序还是条件？
《劳动法》第31条规定的“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是程序还是条件？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仍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待法律明确规定。
条件和程序是有区别的。条件是成就一个事物的前提性因素，具有或然性。人们可以创造出一定的条件，但条件的具备与否，通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程序是行动的步骤、手续及时限，具有可为性。人们只要愿意，皆可履行程序，具有较强的主观意志性。在法律效果上，条件是权利享有、义务履行的外在表现和具体要求。据此，《劳动法》第31条中“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应该是程序，而非条件。劳动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31条也证实了这一点，即“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是程序而不是条件。但在1995年劳动部给浙江省劳动厅《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复函》中却答复为“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又是条件”
。“立法上的矛盾势必导致执法和司法的困惑”⑹，有权机关的解释尚且如此，司法实践中像人民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及其内部的法律工作人员如何认定和适用便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3.劳动者行使单方解除权有无限制条件？
除提前30日通知的程序义务之外，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还有其他限定条件？从《劳动法》第31条规定来看，无其它限定条件。劳动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也明确指出，“除规定的程序外，对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条件。”
但综观各国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却都有限制条件：提前通知解除权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适用于约定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给予正当的法定事由方可解除。我国《劳动法》第31条并无此种限定，劳动者的一般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这种立法状况极不合适：⑺首先，一般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使因一般解除权授予不平等所导致的利益失衡更加失衡。其次，当事人在订立劳动合同时约定明确的期限，即期待对方按期履行，自己也需要依据期限长短进行各种打算与投入。劳动者在合同期限内可以随意解除合同，用人单位始终面临着劳动者走人的缺员威胁。虽然用人单位可以利用30 日进行准备，但现代企业中的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有时很难在短期内觅得，一个关键人员的辞职，有时会使整个企业陷于瘫痪。同时，用人单位必须时常提防劳动者“跳槽”，对劳动者的培训投入信心和动力不足，这会极大地限制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再次，劳动合同订有确定的期限，在期限内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若可依单方意志而任意解除，就会破坏合同尊严。事实上，有确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其期限对用人单位有确定的约束力，但对劳动者就缺乏确定的约束力，这也有失公允。
4.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后承担违约责任还是赔偿责任？
在一些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依法行使预告解除权的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和因辞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劳动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劳动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31条规定：“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除此条规定的程序外，对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但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者要依法承担责任。”用人单位据此认为，只要劳动者没有履行约定的合同期限或服务期限而辞职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就应当依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其中包括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⑻劳动者依法行使这种单方解除权导致劳动合同提前终止，从表面上看与一般违约行为相同，但它们的性质有本质区别。《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30日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第102条又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两个条款对照非常清楚地说明，只有那些不按劳动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合同的劳动者才应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31条辞职，是法律允许的，是合法的“违约”行为，《劳动法》允许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就排除了劳动者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此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合法的，当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依据《劳动法》第17条第2款和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31条的规定，确认可全面追究依法辞职的劳动者的“违约责任”，则《劳动法》第31条就会仅仅成为书面上的权利宣言。⑼（加注释）因而劳动合同中若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实质上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是与《劳动法》的立法精神相背离的。
另外，如果确认可追究劳动者依法辞职的“违约责任”，则依法辞职与自动离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样的。如此就混同了劳动者依法辞职和自动离职的法律后果，这显然不合理，也是与《劳动法》的立法本意是相悖的。
二、实践中的缺陷与不足
（一）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违背了兼顾用人单位利益的原则
兼顾用人单位利益也是劳动法应遵循的原则。劳动者的权利应当特殊保护，但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也不容肆意践踏。劳动法没有具体规定劳动者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意味着法律默认了劳动者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甚至即使是不合法，即使是劳动者出于重大恶意也无法追究，这样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就难以依法维护，缺乏法律保障。⑽《劳动法》31条无条件地赋予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明显体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不均衡。 劳动者可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使合同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使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受到冲击。
（二） 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使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受损
按照现行的劳动法，劳动者如果想解除劳动合同，只要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任何劳动合同，这就片面扩大了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不利于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并导致在现实中拥有比劳动者更强大优势的用人单位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想出各种办法来限制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许多劳动争议由此产生。因而单方解除权，不仅没有保护劳动者利益反而对其造成实质上的损害，这是我国劳动法在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上存在的漏洞，即用人单位为了防止或限制劳动者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害，针对我国劳动法的某些规定的漏洞（如《劳动法》第31条）而“针锋相对”采用的对策，常用手段是交纳保证金和规定违约金。
（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难以计量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在实际中难以计量，特别是对商业秘密和专利权的侵犯，这种损失有些是显性的，可以直接计算出来，用人单位可以据此要求劳动者进行赔偿，而有些损失是隐性的，是难以计量的。一是侵犯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劳动者在参与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或多或少会掌握单位的一些商业秘密，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后就可能会直接侵犯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二是侵犯用人单位的专利权，比如，某单位主管科研人员，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从事发明活动，该人员掌握了大量数据资料，在快要出成果时突然辞职，这时用人单位再换人负责的话，势必要延长开发时间，该科研人员也可以利用其所掌握的有关技术资料为其他单位或为本人谋利益，当然专利法也规定这种情况在辞职后一年内所作的发明创造，其专利申请权归原单位所有，但如果该科研人员只将它当作专有技术来投入生产，原用人单位又如何能发现这种侵害行为呢？⑾
第三部分《劳动法》第31条完善的立法思考
一、外国相关规定的比较借鉴
综观各国合同立法，虽有当事人单方解除权的规定，但当事人单方解除权的行使，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而且各国多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纳入同一调整范畴，同等授予权利，施加义务
，使双方在解除合同方面地位、能力平等。日本民法典第627条规定，当事人于未定雇用期间时，各当事人，无论何时均得为解约申明。于此场合，雇用在解约声明后，经过两星期而终止。⑿意大利民法典第2118条规定，对于未确定期限的劳动契约，任何一方都享有在按照“行业规则”、惯例或公平原则规定的期限和方式履行了通知义务之后解除契约的权利。⒀比利时雇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对于没有规定期限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通知对方后予以终止。⒁法国劳动法典第122-4条规定，不定期的雇佣合同，只要遵守下列规定，签订合同双方的任何一方依法都可以予以终止。⒂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劳动基准法》规定：“特定性定期合同期限超过3年的，于届满3年后，劳工才可以终止合同。”⒃ 同时，各国法律均规定，单方解除权不适用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适用无规定期限的劳动合同。⒄
与别国不同的是，我国《劳动法》分别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单方解除问题，仅把无条件的一般解除权授予劳动者，而没有相应的授予用人单位。一方面，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有法定的正当事由，否则即构成无理解雇，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劳动者行使单方解除权却无任何限制条件，这又极有可能导致劳动者单方解除权的滥用。这种立法方式和立法内容，意在严格限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范围，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定。从目前来看，我国就业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劳动者的择业观念和能力还有待提高，严格限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乃至生存权至关重要。但从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法》应该对劳动者利益和资本所有者利益都加以保护。只是因为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弱者地位，劳动法才对其进行重点保护。重点保护的目的是追求劳资双方地位平等和利益平衡，决不是以牺牲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单方面追求劳动者的利益。否则，劳动法的调整就会矫枉过正，重点保护也就失去了平等、公平的正义基础。笔者认为，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渐成熟，有必要适时修改《劳动法》，将一般解除权也平等地授予用人单位。若此，既符合世界劳工立法潮流，又可促进劳动立法在平等基础上健康发展。⒅
二、几点具体建议
（一） 区分不同的劳动合同类型，规定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条件（二）
如前所述，世界各国劳动立法中关于劳动者的提前解除权只适用于不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适用于有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基于正当的法定事由或履行一定的期限后才能解除。而我国《劳动法》31条并无此限制，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一切劳动合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定期合同来说，期限自始就是一种期待和利益。而且这一期限也是能为劳动者所预见的。确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明确了双方当事人在此期间内必须全身心投入，共同创造最大价值，但劳动者享有了毫无限制的单方解除权后必然会影响其投入，这对企业无疑是不公平的。同时劳资双方互相猜疑，各怀心思，劳动关系的构架失去了合理信誉支撑，发展必然无法实现。⒆因此，有必要对有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中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加以限制。具体来讲，可以进行如下设计：区分固定期限合同和不固定期限合同两种情况来规定不同的解除条件。对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定如果合同未到期，不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都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固定期限合同中，劳动者可以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随时解除合同。⒇
（二）区分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性质，规定不同预告期
《劳动法》31条对劳动者的工作性质不加区分，而统一地赋予了所有劳动者行使权的30日的预告期，而现实中不同工作性质的劳动者可替代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个普通岗位上的劳动者辞职，用人单位很快就可以找到接替的人选，而一些重要岗位上的劳动者跳槽，却很难在30日内找到替代者。笔者认为，对不同性质的劳动者行使解除权，法律应当区别对待。任何一个劳动者对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其重要程度却是有差别的。立法和司法应当特别对待在企业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劳动者。如果一个高级人才的流失可能会导致企业瘫痪，使该企业蒙受巨大损失，那就应该适当延长其预告期，以使用人单位有充足的时间来寻找替代者，减少对用人单位造成的冲击和损失。同时，如果是掌握该企业商业秘密或特殊技术的劳动者跳槽，则可要求其提出辞职时附带竞业禁止条款，即规定在解除劳动合同的一定时间内（不超过3年），劳动者不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但用人单位应当给予该职工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立法中，可以采用规定预告期最长最短的限度，再由不同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在此限度内根据行业习惯及具体情况协商决定预告期的制度。
（三）司法实践应确认放弃一般解除权的“弃权条款”的效力
有观点认为，这种“弃权条款”在劳动合同中的出现不符合《劳动法》的立法精神和宗旨，从理论上讲是违法的，法律明确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不能用合同的形式来限制，而只能通过立法途径解决。（21）笔者以为，《劳动法》第31条所规定的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并不是不可放弃的权利。在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者出于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自愿放弃此项权利，法律没有必要加以限制。劳动合同中订有“在合同有效期内无正当理由，劳动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这样或类似的条款，除非能证明此项条款的订立有损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或是出于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否则该条款的效力应予确认。“弃权条款”的约定，对于保持劳动关系的相对稳定，促使劳动者增强责任感，用人单位消除疑虑、增加培训投入、合理扩大再生产都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加之就业竞争激烈，在就业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处于被动地位。有时由于签约经验不足或迫于就业的压力，盲目地或被迫地接受一些对己不利的条款。这些因素应予充分考虑，综合评价“弃权条款”的性质，区分具体情况认定其效力。（22）
综上分析，伴随着我国“人权入宪”、“入世”后我国政府的承诺期限全部到期与临近、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法的《劳动法》需要更加完善，坚持正确的理念，一定能够进一步的促进我国劳动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更好的维护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注 释：
（1）刘文华主编：《wto与中国劳动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规避》，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231页。
（2）（1802年英国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被劳动法学界公认为现代劳动立法诞生的标志）其条件是工厂大工业的兴起和劳动者的人格独立；其标志是立法保护重心的转移-从资本所有者转移至劳动力所有者。
（3）冯彦君《论劳动法是保障人权之法》 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梁书文 回沪明主编：《劳动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上）》45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版。
（5）时琦《浅析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与实际履行》载《经济与法》2003.1。
（6）江金满《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点思考-〈劳动法〉第31条之评判》 载《中国劳动》2002.11。
（7）冯彦君《解释与适用-对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之检讨》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9年第2期。
（8）杨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若干实体法难题探讨》 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
（9）同注（8）。
（10）陈鸿杰《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有关问题的质疑》 载《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1）同注（10）。
（12）陈国柱译：《日本民法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13）费安玲等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页。
（14）《外国劳动法选》（第三辑），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15）《外国劳动法选》（第四辑），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16）顾肖荣 杨鹏飞《劳动法比较研究[j]》 澳门基金会。
（17）同注（6）。
（18）同注（7）。
（19）胡晓楠《劳动者辞职权有关问题探讨》 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3。
（20）郑卫东《劳动合同解除权的缺陷及解决对策》 载《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2。
（21）同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