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合同范文

时间:2023-03-09 00:16:20

长期合同

长期合同范文第1篇

三大原因导致中长期合同出现

专家认为,企业为求职者开出中长期合同的原因主要有三:从前计划体制的惯性影响、单位用人成本的核算和户口指标的盲目追求。

在从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毕业后的头几年都是要到国有企业去工作的。劳动法专家左祥琦说,现在虽然人才流动已经非常自由,但仍有一些国营单位抱着旧的用人观来招聘大学毕业生,很多时候开出的合同仍是像从前一样的中长期合同。

单位用人成本的核算也是导致企业“开出”中长期合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外企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侯继连说,很多毕业生在刚刚踏上职场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经验,业绩也是空白,人才是否能够胜任新职位对企业来讲也是未知数。对于软件开发等纯技术的职位来说可能毕业生适应的还比较快,而对于财务等管理类的岗位来说就需要较长时间进行学习、熟悉和适应,有时这个过程要持续一到两年时间。如果毕业生和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只有三到四年,企业培养人才的机会成本就无法收回,这就迫使企业给人才“开出”5年以上的中长期合同。

毕业生对户籍问题过于看重也是中长期合同的一个成因。左祥琦表示,很多外地生源的学生在毕业后都倾向于进入能够提供“留京指标”的企业工作,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只是想把企业当作一个留京的跳板,如果合同期较短,企业很难在期满后留住人才,只得以中长期合同来约束人才为自己“效力”。

提早进行职业规划避免“中长期尴尬”

中长期合同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在约束毕业生的同时也同样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用人风险。试想企业招聘来的人才如只是为留京指标或尽快就业而来,对其工作并无兴趣,即便是企业以中长期合同约束将其留住也无法人尽其材;反过来说,人才在被动签订中长期合同时也会牺牲自己本来的发展计划,在一个自己并无兴趣的岗位上虚度年华,如想单方提前解约还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所以,职业顾问认为,避免被动签订中长期合同带来的“中长期尴尬”,根本之计在于提早进行职业规划。智联招聘的职业顾问郝建告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在大学入学时就应开始了。所学专业未来的发展和去向、需要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自己是否喜欢未来的职业等等问题都是应该从那时开始考虑,而决不是简单根据教学安排和教材开始自己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只有确定了阶段性或长期的职业目标才能制定行动计划和内容,四年的大学生活和有关实习计划都要围绕自己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有目的地安排假期实习或校外证书学习都可以从大一进校开始就为未来就业做准备。

面临比较大的就业压力,大学生也不应为了尽快找到工作或解决户口问题草率签下合同。侯继连说,毕业生在求职之前应该充分分析自己的兴趣、性格特点以及求职的优势和劣势,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和职业,避免盲目求职。

签合同要增强维权意识

长期合同范文第2篇

关键词:煤炭 市场交易 契约安排

目前,我国煤炭交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契约模式也不健全,甚至理论界对煤炭交易契约模式研究的文献资料也很少,本文希望通过对基于交易费用节约的交易契约模式的研究,以此来推动我国交易市场体系的完善,促进煤炭市场效率的提高。

一、煤炭购销契约模式的“频谱”及其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一)煤炭购销契约模式“频谱”线及其特点

根据威廉姆森所提出的统一治理、双方治理和市场治理的治理结构模式,对应这三种治理结构的契约模式分别为纵向一体化契约类、长期合同契约类和短期合同契约类三种基本类别的契约。如将上述各基本契约类型及其中所包含的具体契约模式,按照购销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为主要标准,以合同条款规定的刚柔性和合同期限的长短为次标准进行排列,从而形成关于煤炭购销契约的“频谱”线。

煤炭购销契约“频谱”线,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在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从右端到左端,从统一治理结构,到双方治理结构,再到市场治理结构,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从“紧密”型到“松散”型,再到“市场化”型。而且,在每个治理结构中,虽然在购销契约的基本类型上都相同,但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在统一治理中,煤炭购销企业之间由强约束性、刚性的统一治理结构向弱约束、市场化激励的统一治理结构演变;在双方治理结构中,煤炭购销的价格、数量、期限由固定、刚性地规定向范围性、柔性化规定方向转变;在市场治理结构中,企业间的煤炭购销由同一短期契约支持下的多次重复性购销向一个合同支持一次购销的模式转变,煤炭购销关系的市场性逐步增强而双边性减弱。二是在合同契约期限上,从煤炭购销契约“频谱线”右端到左端,由无限期的统一治理结构契约,到有的长达50年的长期合同,再到几年内保持不变或一年一签的短期合同,再到一年多次签约或一次交易一次签约的现货交易契约,合同的期限逐渐变短。但是,在煤炭购销契约“频谱线”上,从右端到左端,各种契约模式上述各特征是逐步、平稳、微妙地发生转化,相邻契约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相互渗透,比如,长期契约和短期契约之间、短期契约与现货交易契约之间的划分,在具体的契约应用实践中,很难截然地区分开。

(二)煤炭购销契约模式与煤炭市场效率的关系

1、与煤炭市场交易成本的关系

一是信息收集成本。交易双方的契约关系越弱,信息搜寻成本就越大。二是签约成本。双方的契约关系越松散,讨价还价和签订合同的频率和额度越大,签约成本就越高。三是履约成本。签约双方的关系越松散、彼此间的博弈性越大,在契约执行过程中的产权转移成本、契约协调成本和契约执行监督成本就越大。

2、与煤炭市场流动性的关系

煤炭购销契约的标准化程度越高,其契约所代表的标的物(煤炭)的质量越可靠,稳定性越高,标准性也就越强。

纵向一体化契约是一体化企业内部煤炭产品转让的权责利安排,其针对性强,标准化程度比较低,很难在市场上流动。双边购销契约,由于存在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合同的针对性也比较强,商品的标准化程度也比较低,其市场流动性也比较差。对于市场治理结构的煤炭购销契约,由于煤炭需求方具有不确定性,煤炭供给者为了增强其煤炭产品销售对象的可选择性,总是希望对其煤炭产品按照市场众多煤炭消费者所需要的品质进行标准化加工,所以煤炭品质的稳定性和标准化程度比较高,其流动性也增强。特别是对于期货合约,其标准化程度、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比较高,其流动性也非常强。

3、与煤炭市场定价效率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与煤炭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不同,在煤炭购销契约“频谱线”从右端到左端的契约模式变化中,总体趋势是,煤炭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市场流动性增强,市场定价效率提高,而市场效率总效应则是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反映。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一)煤炭供给、消费特征的影响

由于煤炭是低价值的大宗商品,运输成本比较高,所以,煤炭市场的地域特征比较强。对于某一区域性煤炭市场而言,如果煤炭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即煤炭供给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该市场偏向于短期合同,反之,长期合同契约模式则是更可能的选择。

对于煤炭消费而言,发电、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耗煤对煤炭种类具有不同的选择性,如果选择性较强,为其供煤的煤矿较少,电厂更愿意与煤矿签订长期购销契约,以稳定煤炭的来源;反之,更愿意签订短期合同。

(二)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情况的影响

当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存在较大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时,投资方为确保投资成本的顺利收回,都希望与另一方签订煤炭购销的长期合同,甚至采取纵向一体化的合作契约模式,以降低事后的交易风险。

(三)煤炭交易市场的影响

首先是煤炭市场交易费用的影响。一般而言,对于交易费用比较小的煤炭市场,煤炭购销双方之间偏向于采用短期合同;其次是煤炭市场竞争性的影响。当煤炭市场是完全自由竞争市场时,购销双方更偏向于签订短期合同;第三,煤炭供给或消费规模的影响。对于规模较大的煤炭供给或消费,购销双方更愿意签订长期的双边合同,反之,购销双方之间则更偏向于签订短期合同。

(四)煤炭购销契约执行环境的影响

在合同执行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违约成本较低,煤炭购销双方为避免对方违约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损失,偏向于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

三、国际煤炭市场煤炭购销契约模式

(一)跨国煤炭市场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及发展趋势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1、传统煤炭市场及其购销契约。长期合同、短期合同是传统煤炭市场主要的契约模式。长期合同一般只规定一定时期的发货量,并同时确定交易价格及其调整办法。长期合同价格通常以年为周期确定,每年都会依据供求关系的变动而进行适当的调整。短期合同,包括现货购销合同和煤炭购销招投标契约。其中,现货购销合同是针对一批发运的煤炭或一批发运的一部分煤炭或者几批发运的煤炭的购销而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契约。煤炭购销的招标通常由大型买家(或卖家)采用招标形式,邀请许多供货商(购买商)投标,选择煤炭购销贸易伙伴,通过双边谈判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土耳其和印度的企业是国际煤炭市场主要的招标人,但是煤炭生产商对招标煤炭市场并不热心,因为未中标的一方交易成本太高,投标方一般通过中间贸易商进行投标,也不可能与用户建立直接的业务联系。2、煤炭柜台交易市场及其购销契约。柜台市场是介于传统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一种正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与传统交易市场相比,它具有合约和商品质量标准化,有标准交割地,有系列交割期等特点;与期货市场相比,它又具有场外交易、合约标准化不严格、一对一交易、受保证金制度和商业信用双重约束等特点。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煤炭柜台交易已经被比较广泛地采用,日本也开始尝试着引入这一交易方式。在柜台交易市场上,煤炭购销一般采用相对标准化的短期合同契约。3、煤炭期货市场及其购销契约。煤炭期货市场交易的是由煤炭期货交易所统一制订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煤炭商品的标准化合约,煤炭购销双方通过煤炭购销契约的交易实现煤炭购销的目的。2001 年7月,纽约商业交易所上市阿巴拉契亚煤炭期货,是世界上第一个煤炭期货品种,目前从事煤炭期货交易的有洲际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等煤炭交易市场。

近几年,世界煤炭市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现货比例增加,长期合同减少;价格波动频繁,基准价格体系作用减弱,价格指数化合同增加;纸化合同贸易增加,柜台交易和期货交易规避风险功能显现。煤炭市场这种发展趋势导致,国际煤炭购销的短期合同地位上升;煤炭购销合同的标准化趋势增强,煤炭期货合约的适用性增大;长期合同的价格条款和数量条款灵活性增强,合同期限逐渐变短,长期合同“柔性”化。

(二)美国煤炭市场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及发展趋势

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Paul L?Joskow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随着地理空间的推移,煤炭购销的合同期限越来越长,坑口电站倾向于签订较为长期的煤炭购销合同,甚至采用与煤矿纵向一体化的方式联合。此外,煤炭的交易量越大,购销合同期限也越长。

目前,美国主要以长期合同完成煤炭购销的格局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现在,美国以现货交易契约方式安排煤炭供应的数量大约占总交易的15%,主要是位于东部的老电厂,而在西部煤炭市场上,基本上不存在煤炭的现货交易。在美国的所有电厂中,坑口电厂的数量占15%,在坑口电厂中最有可能采用煤电纵向一体化或者更复杂的长期契约。而其余85%的燃煤电厂的煤炭供应安排往往落在现货交易和纵向一体化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电力公司大约60%以上的煤炭供应是以相对长期的合同契约(期限超过5年)方式实现。

由于近年来国际煤炭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给煤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一定的价格风险,美国煤炭购销的长期合同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效期相对变短,向短期合同方向发展;二是价格条款和数量条款的规定放宽,价格规定向指数化方向发展,数量规定变动范围,或者,价格和数量条款均每年调整一次,价格和数量条款由刚性向柔性化方面转变;三是价格透明化,美国煤炭贸易委员会设计和制定了煤炭购销的标准化模板协议,买卖双方只有在签订了标准合同以后才可以进行清算,增加了电煤价格的透明性,有利于煤炭生产和消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规避风险。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根据煤炭市场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长短期合同契约。在国际煤炭交易市场上,美洲――欧洲煤炭市场的煤炭购销,短期合同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亚太地区煤炭市场则一般以长期合约为主;在美国,煤炭购销以长期合同为主,但东部煤炭市场较西部煤炭市场更多地采用短期合同。二是煤炭购销契约的标准化趋势比较明显。在欧洲和美国的煤炭市场上,有标准化程度很高的煤炭期货合约,美国为推动煤炭购销合同的标准化进程,煤炭贸易委员会专门设计和制定了煤炭购买销售标准化协议。三是以长期合同稳定煤炭购销双方的关系。长期合同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鼓励煤炭购销双方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入,稳定相互间的密切合作关系,降低契约的执行成本。四是建立了良好的煤炭购销合同执行环境。美国的煤炭购销契约的签订是以国家相关法律为基础,缔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严格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合同的执行率非常高,有效杜绝了合同签订与执行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我国煤炭市场现具有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及缺陷

目前,在我国的煤炭交易市场上,煤炭供给与消费很不对称,煤炭生产相当分散,但煤炭消费却相对集中。这种供给和消费不对称的格局,为现代煤炭市场的形成和长期购销契约的签订带来了一系列障碍。

我国就具体形态的煤炭交易市场而言,其主导性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在名义上,我国大多数煤矿尽管以长期合同形式进行煤炭购销的情况并不多,大型煤矿的煤炭购销每年都进行价格调整和合同谈判,但每年签订合同的双方变化并不大,合同的内容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因此,我国相当一部分煤炭购销合同是名义上的短期合同,实质上其供应关系十分稳定,是基于购销双方长期关系的“柔性”长期合同。

我国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导致煤炭市场效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煤炭购销契约“频谱”体系不完全。完善的煤炭市场交易需要有各种煤炭购销契约模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煤炭购销契约体系,不同的煤炭购销契约发挥不同的功能,比如,短期合同发现价格,长期合同稳定购销双方关系,某些契约模式的缺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契约体系功能的发挥;二是合约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性,不利于发现煤炭市场价格;三是煤炭购销双方合同契约关系不稳定。我国煤炭购销的长期“柔性”合同会因为合同条款谈判的未达成而解体,合同关系不牢固;四是合同契约不完备。在我国煤炭购销的长期合同中,简单化处理的现象普遍存在,上万吨的煤炭交易合同许多关键条款未得到具体体现,特别是价格条款的搁置,造成煤炭购销双方每年就价格的谈判异常激烈,“价格顶牛”的现象屡屡发生,增大了合同谈判和执行的难度,据统计,我国煤炭购销合同的执行率仅占合同签订总量的1/3。

五、政策建议

(一)我国煤炭购销需要长协契约模式稳定购销关系

我国煤炭购销双方应建立长期的煤炭购销关系,签订长期煤炭购销合同,以长期契约模式降低煤炭购销和专业性资产投入的风险。在长期合同签订中,最为关键的是关于煤炭购销数量和价格的规定,其中,合同价格的指数化是规避长期合同价格风险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因此,建立煤炭价格与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电价格、国内外煤炭市场价格、国内通货膨胀率等方面的联系,并建立价格变动的联动机制,对推进长期合同契约模式在我国煤炭购销中的广泛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煤炭购销需要以标准化契约流转的方式发现煤炭市场价格

根据笔者的研究,我国未来的煤炭市场体系是一个以煤炭交易中心体系(由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区域煤炭交易中心和地方煤炭交易中心)为核心,由煤炭交易大会(或论坛)、煤炭即期交易市场、煤炭期货市场、煤炭远期交易市场、煤炭电子商务、煤炭购销的招投标市场、煤炭柜台交易市场、煤炭大客户直销市场等多元化市场构成。煤炭价格发现是这个市场体系最基本的功能,特别是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和煤炭期货市场,标准化合约是这两个市场交易的标的,也是煤炭价格发现最重要的工具。因此,设计我国煤炭交易的标准化合约,出台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保障标准化合约的流通和执行,是当期完善我国煤炭市场体系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三)以长协为主短期合同为辅的煤炭购销混合型契约模式能提高我国煤炭市场的效率

由于我国煤炭市场体系的多元性,要求煤炭购销契约模式的完备性,充分发挥各种契约模式的应有功能:标准化合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能发挥煤炭市场的定价功能;短期合同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具有很强的煤炭供需调节功能;长期合同能稳定煤炭购销双方的关系。这种以长期合同为基础,以短期合同、现货购销合约、标准化的期货合同为补充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体系,是提高我国煤炭市场运行效率的有效途径。

(四)我国需要建立良好的煤炭购销契约的执行环境

对于长期煤炭购销合同的执行,由于其长期性的特征,需要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环境,一是建立执行合同的机制。煤炭购销双方需要建立长期合作的密切关系和制度,建立保障合同有效执行的机制,使煤炭购销长期合同具有良好的执行“氛围”或“土壤”。二是加大合同违约的惩处力度。出台相关的法律制度严厉惩处违约行为,保护受损方的合法权益,降低机会主义倾向,维护契约的严肃性。三是煤炭购销双方要树立严格执行合同的法律意识。我国煤炭购销合约执行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煤炭购销者严格执行煤炭购销合同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机会主义倾向比较严重,要从思想意识上杜绝违约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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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合同范文第3篇

许昆林表示,不同于以往,此次中长期合同设定了较长的周期,有明确的定价机制,有严格的履约保障。国家将会在释放安全高效先进产能时优先支持签订中长期合同的企业,铁路总公司也会在运力上给予优先保障。煤炭供求基本面没有变,国家有条件有能力保障稳定供应。

会前一天,即11月8日,神华集团、中煤能源与华电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在京签订了中长期合同,双方锁定资源数量,商定了基础价格,约定后续将参照市场变化相应调整。

作为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此次签订的合同被认为与以往“定量不定价”的合同有着本质不同。“以前签的合同量定了,但价格没有确定,相当于一单一价。这次中长期合同有明确的定价机制,增加了履约监管和违约责任的内容,国家有关方面还将给予相应的支持。”许昆林表示。

据悉,此次合同确定5500大卡动力煤的基础价为535元/吨,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市场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对于4家企业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签订,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副局长鲁俊岭给予“充分”、“理智”、“高效”的评价:“‘基准价+市场浮动价’的价格形成机制,既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避免出现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现象和价格的大起大落。”

鲁俊岭表示,上述企业签订的合同基准价为535元,低于当前秦皇岛港5500大卡实际合同价(585元/吨),并未受到近期煤炭价格非理性过快上涨的干扰,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煤炭价格的合理区间,合同即签即执行,对于稳定市场供应和价格理性回归具有重要的影响。

近期煤价的快速上涨,引发部分地区和企业对煤炭去产能决心有所动摇。对此,许昆林强调,煤价过快上涨并不能说明去产能已经到位,煤炭去产能的决心不会动摇,力度也不能减弱。

“当前煤价上涨是阶段性需求变化带来的,个别投机炒作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非理性的成分,这不是长期的趋势。”许昆林说,从总体上看,煤炭产能过剩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当前阶段性供求基本平衡,是因为通过严格执法和实施减量化生产,控制了部分产能。如果把这一部分产能释放出来,很快就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

“从长远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消费强度将有所回落,煤炭的市场需求很难有大的增长空间。”许昆林表示,在推进去产能过程中,要遵循市场规律,采取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科学把握去产能规模和节奏,保证煤炭市场的基本稳定。

据悉,近1个多月来,有关部门通过实施先进产能释放措施,煤炭产量已经有明显提升。9月份当月产量日均环比增长2.9%,10月份主要产煤地区煤炭产量又有了进一步提升。

长期合同范文第4篇

最近,“财经舆论场”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给企业“减负”,才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对此,我举双手赞同,并觉得这个“舆论场”开始充满正能量。

但我马上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一些在职的部级干部、企业家和专家,纷纷开始向现行《劳动合同法》 “开炮”。他们的观点是,给企业“减负”首先要修改《劳动合同法》,因为它“片面地”保护劳动者权益,增加企业人工成本,实体企业很痛苦。

对此,我感到费解。 “最低工资”和“长期合同”是《劳动合同法》最受争议的两个问题,实际上,它们对企业的“伤害”,早已被批评者过分放大。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换言之,即便一家企业雇用农民工,其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低于当地城镇人口最低工资。实际上,这个最低工资门槛根本就不是大问题。深圳是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之一,但2015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才由2014年的每月1808元上涨为2030元。而现在很多深圳制造业厂商,月薪早已超过3000,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根本形同虚设。

再拿“长期合同”而言,《劳动合同法》根本也没有强制规定要签“长期合同”。它只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劳动期限的劳动合同。通俗些说,这种合同就是“员工可以炒掉企业,但企业不能炒掉员工”。不过,这并非是强制规定,而是以“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为前提。

实际上,我认为很多人抨击这部法律,恐怕连该法的原始文本都没看过,而是“凭空放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地方?

现行《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我曾和一些老板交流,从他们的口中,我得到的答案是,新法的问题不在于“最低工资”或者“长期合同”,而在于对员工社保的要求太严,监管部门严查,企业必须给员工交社保,而以前不需要。

交社保造福员工,解决其后顾之忧,有利于扩大内需,这是个很棒的逻辑,但其实不然。因为,中国的社保体系并未实现全国统筹,员工离职时,异地转社保存在种种障碍,因此,相当一部分社保的钱只能留在当地。这意味着,农民工并没有完全享受社保这项“福利”,企业的“负担”却增加了。所以许多企业和员工交社保的积极性都不高。

在这个“社保困境”中,我看到了“三方主体”:农民工、企业和地方政府。强制缴纳社保,这未可厚非,但享受“好处”的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企业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地方社保基金得到了充实,而农民工早已回到原籍地,而不用企业所在地社保基金来支付其社保待遇。要知道,中国社保体系之所以长期无法实现全国统筹,其核心障碍也在于这种利益的博弈。

此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批评过美国的“购买力学派”―他们认为企业加工资能刺激内需。同样,我也不赞成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生产效率都没有提高的情况下,片面提高工资,这对企业不利。但你也必须清楚,把企业负担增加“归罪”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也是一件避重就轻的事。显然,改革社保体系比批评《劳动合同法》重要得多,但这个“骨头”太硬了。

长期合同范文第5篇

一面是煤炭行业去产能2.5亿吨全年目标任务有望提前完成,一面是供需不平衡导致煤价持续上涨,国家发改委坐不住了。近两个月内,发改委已经先后8次召开有关煤炭供需形势会议,研究“抑制煤价过快上涨、稳定冬春煤炭供应、释放先进产能”。

煤价18连涨,发改委8次出手调控

6月29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401元/吨 ,比前一报告期上涨了1元/吨,之后开启了指数连续18期上涨。

一路走高的煤价,让失落了许久的煤炭企业业绩“逆袭”。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行业实现利润224.8亿元,同比增长15%。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统计直报的90家大型煤企前8个月利润为85.79亿元,而去年同期为亏损4亿元。

“煤超疯”也触及了煤炭下游电力、钢铁等行业敏感的神经。海通证券研报分析指出,今年前三季度,27家火电公司归属净利润增速平均为-12%,扣非归属利润增速平均-6%,分别同比下降30、8个百分点。27家火电公司综合毛利率平均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主要缘于电价下调和煤价回升。

部分省市则遭遇了“燃煤之急”。9月以来,湖南、贵州、云南的火电用煤库存开始告急,三省相继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电煤供应紧张有关问题。

“动力煤的价格确实偏高而且是特别高,5500 大卡也仅在奥运那年突破700元。”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从2012年开始,煤炭价格一路下降,煤炭行业处于明显产能过剩形势,“价格忽高忽低,要么煤矿赚钱要么电厂赚钱,只能二选一,对整个行业发展也不利。”

面对国内煤价的“疯涨”局面,发改委频繁出手应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发现,在近两个月内,发改委已经先后8次召开有关煤炭供需形势会议。

在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大背景下,今年4月以来,国家安监总局推出新的煤炭限产政策,要求煤炭企业将每年的工作日从330天减少到276天。而根据上述会议,一部分先进产能将被获准适当释放。

9月27日,发改委召开保障冬季煤炭稳定供应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宣布,符合一定条件的煤矿,可以在276~330个工作日之间释放产能,没有参与产能释放的煤矿仍要严格执行276个工作日制度。产能释放期限暂定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然而,煤价飙升仍未被遏制。10月19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升至577元/吨,比年初累计上涨55.5%。

10月25日,国家发改委同能源局、煤矿安监局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召开重点煤炭企业座谈会, 22家煤炭企业负责人参加。据悉,发改委在会上表示,希望煤炭价格不要再上涨。

10月27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召集神华等四大煤企、华能等七大发电集团以及国家电力调度中心、中煤协、中钢协、中电联、交通运输部水运局、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等单位召开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

11月3日,发改委又召开了“规范煤炭企业价格提醒告诫会”,会议强调:高度关注重视煤价过快上涨,要求抑制煤价过快上涨、先进产能尽快释放产量、保障冬春季煤炭供应,同时要坚持去产能决心不动摇。

与此同时,中煤、神华两大煤企先后主动下调现货动力煤价格。在其带动下,山西、陕西、内蒙古、山东等都有企业表态降低煤价,降幅多在10元/吨。

在市场和政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环渤海地区动力煤价格指数终于结束了此前18期连续上涨的局面。11月9日,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606元/吨,环比下行1元/吨。

新“长协”定量又定价,能否抑制煤价暴涨

11月9日,国家发改委就鼓励签订中长期合同、促进煤炭和相关行业持续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会。

会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英分析认为,“当前煤炭价格过快上涨,是煤炭供需长期稳定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张满英表示,随着煤炭去产能工作的加快推进,煤炭产量出现回落。加上下半年以来,全社会用电量出现稳定恢复态势,对火电发电需求增加,需求出现恢复性上升。前期铁路运力偏紧以及市场对煤炭市场的预期性改变,也促进了煤价的上涨。

另一方面,电厂补库存也在短期内放大了需求。由于上半年电厂等电力用煤大户库存水平较低,下半年又迎峰度冬,补库存任务较重,抬高了市场预期,短期内放大了需求。张满英同时指出,一些市场主体借机炒作和囤积煤炭也进一步抬高了煤价。

前述行业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指出,煤炭市场定价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价格形成扭曲。我国煤炭市场具有特殊性,其中之一是供需双方以国有企业为主。对国企而言,定价的风险在于,若价格没有客观依据,“有可能遭到纪检部门、审计部门的质疑,甚至有可能犯错误”。

“大家就采取了一个懒惰的定价机制,就是跟着某一个价格指数定价。这种机制负面地导致在现货市场上,参与竞价交易的量很少,绝大多数交易跟从指数定价。而形成指数的,是很少一部分交易量。”上述人士表示,由于交易量的卖盘和买盘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必然加剧价格上涨。因此,受基本面、气候、偶发性、心理预期等因素影响,再加上定价机制作用和中间商炒作等因素交织,共同形成了价格持续较快上涨的势头。

在11月9日的会上,国家发改委尤其强调,要鼓励引导更多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

“过去合同签订基本上是定量不定价,这次是定量又定价;过去的合同是一单一谈,现在这个合同基本上是一年以上,今后会推进他们签5年、10年的。我们非常乐意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许昆林说。

他认为,这是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以来具有标志性的一件大事,意义重大。通过确定长期的合作关系,煤炭、电力两个行业可以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避免“跷跷板”现象、此消彼长。此外,通过中长期合同的签订和实施,若把煤炭供应的基本大盘稳定下来,就可以很好地把握去产能的规模和节奏。

11月8日上午,神华集团、中煤集团与华电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在北京签订了电煤中长期合同。双方锁定资源数量,商定了基础价格,后续将参照市场变化相应调整。此次中长期合同确定5500大卡动力煤基础价为535元/吨。

长期合同范文第6篇

关键词:战后;国际铁矿石;契约变化;历史;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F416.1;F753/757

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美国、日本相继领跑二战之后世界钢产量的两次高峰,并先后成为该时间段内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两国在进口铁矿石方面所采取的契约安排经历了从迥异到趋同的过程。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逐渐稳定在“四大阵营”与“两国三家”的年度谈判机制当中。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铁矿石需求量的急速增长,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面临着向新的均衡状态跃迁的可能。本文将分析不同时间段内国际铁矿石市场契约安排的形成与变化原因。鉴于美国、日本和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将主要围绕这几个国家展开。

一、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

随着二战之后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国内铁矿石产量日益不能满足其国内需求。为了获得更稳定的进口铁矿石来源,自上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就大规模地在加拿大、智利、委内瑞拉、黎巴嫩等国投资建矿,以致到上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几乎所有的进口铁矿石均来自一体化铁矿(McKern,1976)。美国在此时间段采取纵向一体化方式获取铁矿石的主要原因包括:

(1)内部转移价格机制可以保证美国钢铁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扣除投资建矿的一次性投入和交易成本之前),并完全榨取铁矿的经济租金;

(2)投资建矿的目标国家多为铁矿石需求量较少或勘测、采选技术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对铁矿所有权索价较低;

(3)由于当时美国的钢铁企业已比较成熟,资金雄厚,投资建矿的机会成本较低,因此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成本相对较低;

(4)上世纪5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预测铁矿石资源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临严重短缺的局面,因此推高了对铁矿石现货价格的预期,然而如果通过签订长期合同代替现货交易,又会招致较高的风险不可知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

(5)实行纵向一体化还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计量成本和搜寻成本。

在上述外部环境之下,与其他契约安排相比,纵向一体化能够最大化美国钢铁企业的毛收益,而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却相对较小,因此纵向一体化成为美国钢铁企业的首选。

同时代的日本进口铁矿石的契约安排则截然不同。上世纪50年代,日本主要通过现货交易或短期合同从拉美国家进口铁矿石。由于日本与这些铁矿石出口国的海运距离遥远,相比于同样采取现货交易进口铁矿石的欧洲国家来说,日本钢铁企业需要支付多出50%左右的运输成本(Trengove,1976)。进入上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起飞的步伐加快,日本钢企开始通过与巴西、澳大利亚的新生铁矿签订固定价格与数量的长期合同来满足自身日益增加的铁矿石需求。签订这种刚性长期合同的原因包括:

(1)日本政府的地方保护措施使得本国钢企即便不使用相对低廉的内部转移价格,其利润损失也不会太大;

(2)在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下,日本主要钢企结成联盟,以对抗产业集中度日益提高的铁矿石供应商,从而易于获得一个相对低廉的谈判价格① ;

(3)由于日本处于经济起飞时期,国内资本相对稀缺,对外投资的机会成本高昂,故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成本高昂;

原因(1)、(2)减轻了长期合同相对于纵向一体化的毛收益损失,而原因(3)显示了对于日本钢企而言长期合同在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因此刚性长期合同成为该时期日本钢企的首选。

二、上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尽管刚性长期合同是日本钢企的首选契约安排,但相比于有条件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美国钢企,日本钢企的平均利润率仍要低得多。然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长期合同成为更加理想的契约安排,以致日本钢企相对于美国钢企的劣势转变成了优势。这些变化包括:

(1)出于对本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保护,发展中国家纷纷将原属于发达国家的本土铁矿收归国有。从1971年至1975年,美国在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一体化铁矿相继被当地政府全部收回(Rodrik,1982)。

(2)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储量巨大的新生铁矿相继在巴西、澳大利亚出现,为了避免高昂的风险融资成本,这些新生铁矿与日本钢企签订了价格低廉的刚性长期合同。

由于此时美国的铁矿石需求量已呈下降趋势,因此面对这些变化时,美国钢企并未大规模转向长期合同,而是在加大对加拿大境内一体化铁矿利用程度的同时,适时削减了铁矿石进口量② 。此外,借用将原有美属铁矿收归国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方面的弱点,美国钢企广泛地与这些铁矿组建合资企业,并与其签订比较宽松的“常青合同”。即便此类合同不保证低廉的供货价格,但由于美国钢企拥有供应商相当一部分股份,因此收益并无大幅减少。而日本则利用外部环境的便利,进一步增加了长期合同的订货份额,同时凭借自身强大的讨价还价力,将来自新生铁矿的铁矿石价格大幅压低。据统计,1960年,日本的进口铁矿石均价较美国的进口铁矿石均价高16%;而到了1976年,日本的进口铁矿石均价反而较美国的进口铁矿石均价低了43%(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77)。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全球性通货膨胀及美元贬值的加剧使得签订了刚性价格条款的铁矿损失严重;另一方面,面对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日本铁矿石需求量大幅下降,日本钢企希望能放宽刚性的数量条款。因此,签订更具柔性的长期合同(即向契约安排频谱左端移动)使铁矿石供需双方的利润都能有所增长。不过双方仍有分歧:需方希望仅放宽数量条款,而供方希望仅放宽价格条款。经过双方多轮讨价还价,新的契约安排稳定在年度谈判长期合同(价格和数量条款均每年调整一次)。

同时,随着占全球70%以上的铁矿石产能逐渐被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俗称铁矿石“三巨头”)垄断,供方的讨价还价力不断增强,进而预期铁矿石谈判价格和讨价还价成本不断升高。对此,日本钢企开始像同时期的美国钢企那样逐渐向其他国家的铁矿注资,获取股权③,以便在不增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也能保证较高的收益。

三、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贯采用短期合同或现货交易进口铁矿石的欧洲钢企业加入到日本钢企与澳、巴铁矿的年度谈判机制当中来,确立了存在至今的国际铁矿石年度谈判格局。该格局中的需方由日本、韩国、欧洲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的钢企联盟组成(俗称“四大阵营”),这四大钢企联盟的企业代表分别为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制铁、德国蒂克森虏伯和中国宝钢;供方则是来自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三巨头(俗称“两国三家”)。每个财年开始之前,供需双方代表展开“交叉捉对”式谈判,磋商下一财年的铁矿石供货价格。一旦其中有一对率先达成协议,其他主体皆跟随此协议,也就是实行所谓的“首发跟风制”(徐鑫,2008;方虹,沈东亮,2008)。实行这样一套契约安排的原因在于:

(1)铁矿石三巨头业已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垄断势力和盈利能力,因此它们承担的风险融资成本极小(进而无需签订刚性长期合同);加之近年来铁矿石现货价格很不稳定,所以灵活的年度谈判长期合同能够最小化双方的风险不可知成本。

(2)主要铁矿石需求国联合在一起能最大程度地提高需方产业集中度,抵消铁矿石三巨头的垄断势力,从而获取相对低廉的谈判价格;

(3)“交叉捉对”和“首发跟风制”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讨价还价成本和供方采取“默契合谋”(tacit collusion)的可能性。

然而在这个看似稳定的契约安排区间内,供需双方围绕合同细则(包括谈判规则)的讨价还价从未停止过。尤其在中国于本世纪初加入该机制之后,原有契约安排向新的均衡位置跃迁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的急速增加④,铁矿石现货价格及长期合同价格迅速攀升⑤,供需双方之间的契约安排变化空前活跃:

2008年2月18日,日本钢企新日铁宣布,该公司及其合作伙伴韩国浦项制铁已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2008财年两种铁矿石基准价格达成协议,其中南部铁精粉涨65%,卡拉加斯粉涨71%。这改变了以往“同品种同涨幅”的惯例,把现有铁矿石年定价机制“撕开了一个小口”。

2008年2月,继巴西淡水河谷同新日铁达成价格协议之后,全世界钢铁企业都接纳这一结果,但力拓和必和必拓以“海运费未获补偿”为由,在淡水河谷与新日铁的协议价格基础上,对中国钢企再次提价15个百分点。这实际上打破了年度谈判价格以离岸价计算的惯例,并使亚洲市场第一次出现两个长期合同价格。

2008年9月19日,必和必拓与澳大利亚蓝博思格钢铁公司(BlueScope Steel)签订为期十年的铁矿石供货合同,有效期从2009年7月至2019年6月。该合同在定价方面比年度谈判体制更加灵活。合同规定,约定数量范围内的铁矿石价格每季度调整一次,参照标准是本季度亚洲合同矿均价和同期现货市场均价,而额外增加的粉矿价格按照价格指数确定。该协议表明,必和必拓将逐渐远离传统的年度谈判定价机制。

2009年5月26日,力拓与新日铁达成协议,同意2009年的铁矿石价格在2008年价格的基础上降价33%,从而形成2009年度的“首发价”。面对这一情况,中国钢企拒绝跟进,坚持要力拓降价40%。这实质上宣告了“首发跟风制”的正式瓦解。

由此可见,针对目前中国钢企需求旺盛且对铁矿石成本消化能力较弱的外部环境,供需各方都在尽力达成对自身有利的契约安排。中国钢企希望在淘汰过剩产能、调整钢铁产业集中度、多元化供货来源的前提下维持现有年度谈判机制,但拒绝盲目跟从首发价格,而要体现“中国价格”;而三巨头在预期铁矿石现货价格继续增长的前提下,要求建立更加灵活的契约安排(即通过向契约安排频谱的左端移动以最大化潜在利润)。面对双方各自最优契约安排差别较大的情况,现实中的契约安排将稳定于何处,取决于未来外部环境对各自利润函数和讨价还价力的影响。

四、对近年来我国铁矿石长协价格走势的经济解释

虽然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数量占全球铁矿石海上贸易量的50%以上,但我国在年度谈判中屡屡受挫,其定价话语权与自身需求量极不相符。自2004年起,中国钢企就一直被迫接受铁矿石三巨头提出的涨价要求,致使铁矿石长协价屡创新高。从2004年至2008年,铁矿石长协价涨幅分别为:18.8%、71.5%、19%、9.5%和79.88%。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如下:

(一)钢产量的增长造成我国对进口铁矿石的旺盛需求

无论采取哪一种定价形式,需求与供给总是决定价格的根本因素。近年来我国铁矿石长协价迅速上涨的首要原因,无疑是由我国钢产量迅速增长导致的国内钢企对进口铁矿石的旺盛需求。由于我国铁矿小而分散,供应有限,且矿石品位低,开采成本高,大量铁矿石需求需要通过进口解决。自2003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首超日本,并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之后,铁矿石进口量以惊人速度连年增长。“我的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进口铁矿石达3.83亿吨,占全球海上贸易量的46%,对外依存度达53.45%,而来自铁矿石三巨头的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60%以上。如此庞大的铁矿石进口量成为铁矿石长协价屡创新高的前提条件。

(二)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造成我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力过弱

只要采取适当的战略行为,庞大的需求量反而会转变为买方垄断力量。但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导致我国钢企在谈判中难以协调一致,严重削弱了我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力。据统计,目前中国共有大小钢企1200家左右,其中上规模的大中型钢企有70多家,但企业集中度(即排名前10位钢企的钢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只有35%,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相比而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四企业集中度就高达65%以上,日本的四企业集中度更是高达85%。我国如此众多而分散的钢企无法像日欧钢企那样结成有效的买方卡特尔组织。尽管国有大型钢企在政府的组织下结成钢企代表团,并规定代表团外的钢企不具备进口资质,但由于代表团内的钢企仍多达70多家,且代表团仅覆盖国内钢铁产能的一小部分,因此很难达到买方卡特尔的效果。一方面,代表团内钢企的边际净收益差别很大,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尽一致,很多钢企存在私下与三巨头达成协议的动机,彼此很难形成攻守同盟。一位业内人士形象地描述道:“我们不是战斗的堡垒,而是在堡垒里战斗。”另一方面,代表团内钢企的数量仅占全国钢企的一小部分,代表团外的广大民营钢企依然具有强烈的进口需求,这些钢企往往会私下与三巨头达成协议,或从三巨头手中购买现货矿。比如2009年,当钢企代表团与三巨头的博弈逐步升温的时候,国内38家中小钢企“集体倒戈”,与淡水河谷签订了总量为5000万吨的长期供货合同。上述现象导致我国钢企代表团的讨价还价力过弱,其根本原因是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

(三)高涨的现货价格为铁矿石三巨头提供了优厚的外部选择利润以及较低的贴现率

在现货市场上交易的铁矿石数量占我国铁矿石总需求量的70%以上。在广大民营钢企无权进口澳矿、巴西矿,国内矿供应短缺且其他国家(如印度、南非)的矿产须承担较高海运费的情况下,国内铁矿石现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其价格上涨速度超过长协矿价格上涨速度。特别地,受我国政府人为设定进口资质门槛及转卖限制的影响,现货矿及长协矿的价差被进一步拉大。上述现象从两个方面增强了三巨头的讨价还价力。一方面,高昂的现货价格显示了我国旺盛的铁矿石现货需求,也向三巨头预示着优厚的外部选择利润;尽管三巨头将其产品转向现货市场后,铁矿石现货供给会大大增加,但凭借三巨头的寡头垄断力量,国内现货价格依然会保持高位。另一方面,现货矿及长协矿的巨大价差诱使部分钢企或经销商暗地与三巨头展开交易,这给了三巨头更多的“耐心”,即更低的贴现率。因此,无论我国钢企与三巨头的谈判结果是取Rubinstein解还是外部选择解,其均衡价格都会处于高位。

(四)中国钢企与日本钢企的利益分歧导致中方频频陷入被动局面

在年度谈判机制中,实行“交叉捉对”及“首发跟风”规则的初衷是鼓励主要进口国结成攻守联盟,提高买方讨价还价力,进而使主要进口国共同受益。如果各进口国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则上述初衷很容易被达成。相反,如果进口国之间利益分歧过大,那么这些规则不仅很难促成攻守联盟,还会使其中一方(或几方)的境况较之没有这些规则时的境况更糟。中国钢企与日本钢企就属于这种情况。首先,日本钢企多生产高附加值、低能耗的高端钢铁产品,面对同样数量、同样价格的铁矿石,日本钢企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其次,日本钢企拥有三巨头相当比例的股权,日本钢企作出的价格退让完全可以从三巨头的股权分红中获得补偿。上述原因使得日本钢企的边际净收益进而与三巨头谈判的潜在均衡价格要远高于中国钢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钢企会感到花费巨大的机会成本而等待“中国价格”的达成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在国际钢铁市场上,日本钢企与中国钢企是竞争关系,通过达成较高的“日本价格”而把中国钢企“拖垮”符合日本钢企的利益。因此,近年来大多是日本钢企与三巨头达成“首发价”,并使中国钢企陷入被迫接受高价的被动局面。

(五)铁矿石三巨头激进的情报搜集行为更加重了中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劣势

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力。2009年的力拓间谍案就是三巨头为了搜集有关谈判对手的私人信息而不择手段的一个实例。据称,在2009年的中澳铁矿石价格谈判期间,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我国钢企的信息,包括国家政策发展动向、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的技术改造水平、具体经济技术指标(比如内外矿配比比例)、生产技术参数(比如高炉生产系数、焦炉系数)等。通过窃取这些信息,力拓对我国钢企的底价及贴现率便一目了然。实际上,力拓间谍案只是一个极端的负面例子,三巨头积极地搜集谈判对手的情报体现在日常经营过程的方方面面。除了时刻保持对谈判对手相关信息的高度敏感之外,三巨头都建立了分析谈判对手的研究机构。相比之下,我国钢企对铁矿石三巨头的信息搜集与分析工作却少之又少。力拓间谍案虽然是一则有关三巨头的负面消息,却可以折射出三巨头为增强讨价还价力而获取信息的积极行为。

注释:

①1964年, 包  括Amagasaki、Fuji、Kawasaki、Kobe、Nakayama、Nippon、Nisshin、Osaka、Sumitomo、Yawata在内的日本主要钢铁企业结成“十企业联合会”,以联合参与面对巴西、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资料来源:Australia’s Iron Boom Comes Down to Earth, Business Week (13 August 1966), p. 99.

②从1971―1979年,美国的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从31%下降到25%(Rodrik, 1982, P. 547)。

③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近50%的进口铁矿石来自其拥有股权的铁矿(Ozawa, 1977, P. 64)。

④2003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数量首超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时至2007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数量已达383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54%(赵琰,2008)。

⑤ 从2005年到2008年,三巨头强行将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分别逐年提升71.5%、19.5%、9.5%和75%。由于日、韩、欧的进口量少,钢铁产品附加值高,且普遍拥有铁矿石三巨头的股份,故联合压制铁矿石涨价的动机不强。如此一来,谈判桌上主要是中国钢企与三巨头的较量,相比之下,三巨头的垄断势力进而讨价还价力便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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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合同范文第7篇

国内钢铁咨询机构联合金属9日报告称,国内进口铁矿石现货矿价格可能在2009年矿价谈判开始前,回落到与长期合同价格同样水平,甚至低于长期合同价格。

现货矿对长期合同溢价仅为10%,如62%澳大利亚粉矿长期合同FOB价格为90美元/吨,目前印度62%粉矿现货价格为95-100美元/吨。由于2008年度块矿长期合同价格上涨96.5%,涨幅超过粉矿,目前同品位块矿的现货价格和长期合同价格已经倒挂。多数业内人士预测,进口铁矿石现货价格可能继续表现出下行走势。

报告认为,目前现货铁矿石价格非短期调整,而是周期性下跌,现货价格仍比2007年上半年高100%,未来市场将由现货价格引领长期合同价格回落,正如过去6年现货价格引领长期合同上涨。

地产行业:

央行上海总部9日的8月份上海市货币信贷数据显示,货币信贷运行与要素市场的联动越来越密切,效应也越发明显。

8月份,上海市场人民币存款环比增加较多,自2007年底开始的存款定期化趋势仍在继续。当月新增的人民币企业和储蓄存款中,定期存款增加509.4亿元(其中仅1/4为通知存款),同比多增205.7亿元,占比高达78.8%。

值得关注的是,因人民币升值幅度趋缓,外汇存贷款行情因此与之前大不相同。当月,外资银行新增企业外汇存款和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储蓄存款均持续多增。全市外汇存款增加6.8亿美元,同比多增4.7亿美元。而外汇贷款则减少2.4亿美元,同比多减19.7亿美元,是今年以来外汇贷款的首次下跌。

家具行业: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字,今年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9672亿元,同比增长21.7%。数字表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内需方面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在近年内需要持续平衡增长的态势下,中国消费品市场快速发展,而时尚家居用品成中国消费市场新亮点。

上海商业信息中心副主任梁梅芳透露,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家居已经成为消费新的亮点,上海百货店家居用品销售额呈逐年增长势头,很多百货商场在调整结构当中不断扩大家居产品销售面积。

据梁梅芳介绍,目前中国家居市场对外资品牌有较高的认可度。外资品牌往往靠高品位、高品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引领消费热点,对中国中高档家居市场渗透力度大。

食品行业:

食用油价格在经过持续一个多月的集体下跌后,终于在近期止跌趋稳。福临门、鲁花等知名食用油生产厂家本周均公开表示,近期不会再调整出厂价格,中秋及国庆期间会保持价格稳定。

但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体“价格跳水”,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食用油品牌价格已今非昔比。据初步统计,大部分品牌的降价幅度都在10%左右。

其实,全国很多地区食用油价格近期都在一路走低。根据全国农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的监测,8月以来,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食用油降价、促销现象也不断增加,最高降幅甚至达到20%左右。

钢铁行业:

在7月份的钢材出口创下单月最高后,海关9日的最新统计显示,8月钢材出口又创历史新高。钢材、钢坯出口大幅反弹也再次引发对关税政策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后期部分钢材产品被“加税”的可能性再次增大。

根据海关的最新统计,今年8月份我国出口钢材768万吨,比7月份增加47万吨,与去年8月份相比增加230万吨,同比增长42.78%。8月钢材净出口635万吨,较7月份回升10.05%;与去年同月相比增加243万吨,同比增长62.2%。而1~8月累计出口4184万吨,同比下降7.2%;钢材累计出口金额为419亿美元,同比增长36.7%。

能源行业:

中国海关总署9月10日消息,海关总署9月10日公布了2008年8月份进出口情况。据统计,2008年8月份,中国进口原油1,565万吨,出口原油40万吨。

统计显示,2008年1至8月份,中国累计进口原油11,998万吨,同比增长8.7%;累计出口原油222万吨,同比下降23.7%。

成品油方面,2008年8月份,中国进口成品油334万吨,出口成品油140万吨。2008年1至8月份,中国累计进口成品油2,872万吨,同比增长18.3%;累计出口成品油1,093万吨,同比增长6.3%。

煤炭方面,2008年8月份,中国出口煤炭337万吨。2008年1至8月份,中国累计进口煤炭2,868万吨,同比下降18%;累计出口煤炭3,364万吨,同比增长0.3%。

航空行业:

8昨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了7月份全球航空运输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全球国际航线的客运量受到欧洲及其他地区经济持续疲软的影响,客运增长率在7月份仅为1.9%,创5年来新低。其中,中国国内航空市场萎缩更为严重,不过国际航协预计在9月份市场有望反弹。

7月份,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内旅行市场下滑,国际航协估计全球定期航班运输增长在本月停滞不前。其中,亚洲航空公司率先下滑,运输量增长率降低0.5%,部分原因是中国临时的签证措施所致。欧洲航空公司运输量增长率大幅下挫,仅1.3%,主要原因是欧洲地区经济疲软,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相反,北美的航空公司将国内运力转移到海外市场,国际航线运输量增长率增长4.2%。

化工行业:

经历了上半年的火爆与疯狂,国内化工品市场终于在国际油价的拖累下回归理性,整个市场更是自上月起首次呈现出萧条气象。业内专家指出,因行业不景气导致需求低迷,加之宏观调控和市场疲软,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化工品价格仍将维持弱势格局。

长期合同范文第8篇

[关键词]铜精矿;国际市场;加工费

[中图分类号]F74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4-0147-02

1 铜精矿市场现状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对铜的需求也日益加剧,铜冶炼及铜加工工业也迅猛发展。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统计,2012年中国铜冶炼(精铜)产能已接近980万吨,2012年实际电解铜(精铜)产量已达到582万吨。但我国矿产资源特别是铜矿资源严重不足,75%~80%的铜精矿要从国外进口。与此同时,世界主要铜矿被少数投资机构或财团操控,它们非常清楚目前中国庞大的铜冶炼加工产能及有限的铜矿资源之间的极度不平衡现状,愈发对铜精矿市场进行垄断和价格操控,大肆挤压中国铜冶炼企业的生存空间。

金隆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隆公司”)冶炼所需的铜精矿90%以上从国际市场采购,其余从国内采购或采购粗杂铜补充。从以下金隆公司2008—2012年铜精矿进口量及电解铜产量统计表可以看出:铜精矿进口量除2012年因年度大修原因进口量略降,其余年份进口量都在100万吨以上;电解铜产量除2012年停产大修原因较2011年略降,2008—2011年都较快增长。2008—2012年金隆进口铜精矿之所以没有随电解铜产量快速增长,是因为国际铜精矿市场不好,金隆从国内市场补充了部分铜精矿以及在国内采购了大量废杂铜。因此,为维持长期稳定的原料供给及加工费收益,金隆公司必须不断拓宽原料特别是进口铜精矿供货渠道、加强铜精矿采购谈判及管理、持续探索进口原料采购的新思路。

2 金隆公司铜精矿采购模式及合同谈判基本要点

2.1 金隆原料采购方针

金隆公司是由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平果铝业公司共同出资建设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金隆公司的铜精矿采购,不仅得到其控股方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了股东方日本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的鼎力相助。股东各方利用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积极为金隆搭桥引线或以担保、中介的形式助力金隆公司原料的供给。金隆公司在股东各方的帮助下,经过自身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已经制定了明确的原料采购方针:长期合同采购为主,现货采购为辅;矿山合同采购为主,贸易商采购合同为辅。

2.2 铜精矿采购合同谈判基本要点

铜精矿采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加工费TC/RC的谈判(TC-Treatment Charge粗炼费,RC-Refining Charge 精炼费)。TC指每千吨铜精矿应付给冶炼厂的粗炼费(单位:美元);RC一般分为三部分:RC铜指每磅铜(铜精矿含铜)应付给冶炼厂铜的精炼费(单位:美分),RC金指每盎司金(铜精矿含金)应付金的精炼费(单位:美元),RC银指每盎司银(铜精矿含银)应付银的精炼费(单位:美元)。铜精矿价格计算公司可以简化如下:

铜精矿价格=铜精矿含铜量×铜价+铜精矿含金量×金价+铜精矿含银量×银价-粗加工费TC-RC铜-RC金-RC银

国际市场上精炼铜的价格十分透明,买卖双方均依照伦敦、上海等地期货市场价格(即伦敦铜、沪铜)制定彼此间的现货成交价。冶炼厂商与铜精矿厂商价格争锋的焦点在于加工费TC/RC的高低,在铜价确定的前提下,加工费越高,铜精矿的价格就越低;反之亦然。

除了加工费的谈判,铜精矿实际业务中,还涉及铜精矿的合同量、回收率、计量、取样、化验(含水百分率和计价金属含量)、运输、作价期、付款、结算等条款的谈判。在互赢互利、长期合作的前提下,在谈判中争取更多有利条款并严格执行合同条款,这是铜精矿采购的基本要求。

3 拓宽思维,探索适合金隆公司进口原料采购的新思路

3.1 坚持金隆原料采购方针适时根据市场改变采购形式

面对严峻的铜精矿市场,金隆公司一直关注国际矿山动态,将与矿山合作当成原料采购的重中之重。在维持、加强与现有矿山合作的同时,密切关注新的矿山项目,寻求与新矿山接触、合作的机会。因近年来越来越多贸易财团开始控股、参股矿山,金隆也迅速调整思路,扩大与贸易商的合作,寻求更多供货渠道。如通过每年参加LME年会(伦敦金属交易所年会)和CESCO(世界铜业大会)之机,金隆积极与世界各矿山、贸易商开展广泛的交流、会谈,让供应厂商了解金隆的发展与合作的诚意,增进互信,增加签订合同的可能性。金隆还一直选择与实力强、诚实守信的矿山和贸易商签订长期合同,比如签订1~2年或3~5年固定交货量和加工费的长期合同,这样既能保证长期稳定的原料供应,又能保证稳定的加工费收益。在签订长期合同的同时,根据供货情况、市场情况,在现货市场订购部分原料,以弥补长期合同数量的不足。

3.2 充分利用金隆独有优势——各股东方的地位和影响

金隆公司控股方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大型有色金属公司,精铜产量在国内一直保持前两位,而且还是CSPT(China Smeltery Purchase Team,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组)主要成员。CSPT是由江西铜业、铜陵有色、云南铜业、大冶有色、金川有色、中条山有色和白银有色等国内最大的7家精炼铜生产商为增强与外商就铜精矿贸易谈判的话语权,结盟成立的联合谈判小组。CSPT成立后通过共同制定《铜原料联合谈判公约》和《实施细则》、在成员间“CSPT信息周报”、划定各季度的成交底价等措施来维护中国铜商的利益。金隆公司可与铜陵有色以及CSPT实现信息共享,联合谈判,共同对抗国际铜矿巨头的垄断。

金隆公司的外资股东方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同属日本住友集团。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谙熟国际市场运行规则,在国际铜产品市场享有盛誉。金隆可靠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为金隆作担保或中介,消除对金隆不了解的供应厂商的疑虑,从而获得更广泛的原料供应渠道。

3.3 拓宽思维 不断探索原料采购的新思路

国际铜精矿市场瞬息万变,金隆公司也应审慎调整进口原料采购策略,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在于矿山保持良好合作的同时,积极发展优质、诚信、稳定的供应商;在维持一定量长期合同的基础上,市场向好时,在现货市场大展拳脚,签订现货采购合同,增加加工费收益。在国际铜精矿市场形势严峻时,可以考虑减少铜精矿进口量,在国际或国内市场多采购粗杂铜,增加阳极炉或专门冶炼废杂铜炉子的利用率,满足电解产能的需要,弥补加工费收益;在进口铜精矿加工费持续处于低位时,也可考虑适时降低投料量甚至停产检修,尽量降低亏损。

面对当前铜冶炼企业的疯狂扩张,金隆作为有担当的铜冶炼企业,可力荐政府管理部门,提高铜冶炼行业准入门槛,规范铜冶炼行业投资行为,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行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铜精矿市场的供求关系,提高国内铜冶炼厂的议价能力,获取正当的加工费收益。

从长远来看,金隆公司可联合控股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增加地质勘察探矿方面的投资,寻求更多可用铜矿资源。当然,最好是能逐步积累资本,联合中资公司或银行参股甚至买断国外矿山,掌握更多铜矿资源。

4 结 论

金隆公司在风云变幻的国际铜精矿市场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熟练掌握了各种谈判技巧,并通过规范运行和恪守合同,逐渐在国际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为公司原料采购及加工费收益提供了有力保障。但要想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铜市场长期立足,还要靠金隆公司继续保持勇于探索、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和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坚强决心。

参考文献:

[1]成海荣.破解中国铜精矿市场难题[J].中国有色金属,2008(12).

[2]郭颂.铜精矿决定铜利润[J].中国金属通报,2011(34).

长期合同范文第9篇

关键词:合同期限 预期盈余 不确定性 特定投资

1.文献综述

因为每次签订合同都需要成本,人们希望合同能维持较长期限。也因为不确定性存在,合同期限不能过长。

Klein, Crawford, 和 Alchain (1978)证明,长期合同里规定未来的交易条款,能减轻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水平。Joskow (1987)首先用供煤商和电力系统的合同检验了该预测,发现特定投资越重要,合同期限越长。在天然气(Crocker和Masten, 1988),特许经营(Brickley, Misra和Van Horn, 2006),以及租赁(Bandiera, 2007)等领域研究中也发现类似证据。

预期盈余与合同期限的关系与Klein, Crawford, Alchain (1978)提到的准租金有关。Crocker 和 Masten (1988)使用天然气合同证明合同期限随准租金增加而增加。

2.研究设计

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雇员相对自由流动,受市场各因素的影响更加明显。分别挑选一两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第一阶段进行问卷调查。第二阶段结合问卷情况进行深度访谈,以发现更多影响劳动合同期限的因素。

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收集数据进行清理及统计处理。为避免偏差,把民营企业雇员合同数据和外资企业雇员合同数据分组处理。二项回归的作用在于研究各个自变量对于合同期限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方向。方差分析将在研究中国与外国影响合同期限因素的不同中被使用。

毕业于211或985高校的毕业生平均能力高于普通院校毕业生,假设这些雇员能在将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利润。同时用雇员在大学时期的学分绩来衡量雇员的能力水平。假设学分绩越高的人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排除歧视的观点,雇员是否结婚对雇员的绩效产生影响。认为已婚且的雇员更有责任感;未婚雇员则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公司更希望雇佣那些已婚且已生育的员工。

外界经济环境也影响到合同期限。在外界经济发展良好时,公司发展迅速,需要稳定的优秀人才,公司愿意签订更长的合同。

培训时间是对雇员的特定投资。对于提供了更多培训的员工,公司希望他们为自己服务更长的时间,所以签订更长期限的劳动合同。

在模型中,将合同期限简化为一份长期合同或者两份短期合同。最初协商好第一份短期合同的价格P1以及长期合同的价格PL。第二阶段商定第二份短期合同的价格P2。开始时,雇主知道第一阶段的效益是B1,但是不确定第二阶段效益B2。特别的,让B2等于B1加?啄可能性?姿,以及B2等于B1减?啄可能性(1—?姿)。这里?啄代表买方效益里的不确定性。

在长期合同里,买方的回报被定义为EUB2=B1+EB2+(W0—PL—IB)γB,这里W0是最初价值,γB衡量的是买方的风险态度。买方的回报在两期短期合同中是,EUB1=B1+EB2+?姿(W0—P1—IB—P2g)γB+(1—?姿)(W0—P1—IB—P2b)γB,如果雇主愿意分别偿付偿付B1+δ和B1—δ,这里P2g和P2b是第二个短期合同的价格。当价格P2g商定,雇主的偿付意愿更高,我假设P2g≧P2b。如果PLP1+P2b,更偏好两份短期合同。如果P1+P2g>PL>P1+P2b,雇主的偏好是不确定的,以及取决于可能性?姿。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出于规避用工风险的考虑,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劳动合同期限的影响因素,本次调查将劳务派遣人员排除在外。

样本均来自一两个企业,影响合同期限的因素还可能受企业自身的特点影响。所以在第一阶段收集数据、分析数据之后,要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在企业内进行深度访谈,以探索调查所得结果是否受到公司自身因素影响。

本研究方法源自台湾中正大学经济学系讲师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研究对象是美国橄榄球联盟的球员的劳动合同期限与特许经营授权的合同期限。而本文研究的合同期限是普通企业雇员的劳动合同期限。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是否可取,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Contract Length: Expected Surplus, Uncertainty, and Specific Investments Meng-Chi Ta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 The Effects of Shock Size and Type on Labor-Contract Duration Frederick H. Wallace, Universidad de Guanajuato

[3] UNCERTAINTY AND LABOR CONTRACT DURATIONS Robert Rich Joseph Tracy Working Paper 7731

[4] 陈银娥 不确定性与早期劳动合同——契约理论的一个新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3年第3期

[5] 程延园 杨柳 《劳动合同法》实施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0年第7期

长期合同范文第10篇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影响,煤炭行业进入了新一轮下行周期,煤炭需求下降、价格下跌、企业亏损面大幅上升,老矿区、老企业经营困难问题突出。

针对煤炭行业严峻的困难形势,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2013〕104号)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文件。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推动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与脱困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2016年全国煤炭去产能任务已基本完成,煤炭市场供需实现了基本平衡,部分地区出现了结构性供应紧张;煤炭价格理性回升,企业经营形势有所好转。这个成果的取得,从政府、到企业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国内国际市场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

王显政表示,受煤炭产能退出、减量化生产和国际市场等多重因素影响,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由2016年初的370元/吨缓慢恢复到2016年9月中旬的550元/吨。实现了0.1元/大卡的目标。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神华、中煤能源与五大电力企业集团,山西焦煤与部分重点钢铁企业签订了2017年度煤炭供需中长期协议。在本次交易会上,还将有许多煤炭、电力、钢铁、建材等大型企业之间签订年度或中长期合同。

王显政表示,以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为切入点,构建煤炭供需双方新型战略合作关系,稳定市场预期,确定数量和质量,明确基础价格+浮动价格的定价模式,达到了煤炭供需双方互利共赢、两放心(两个定心丸)的效果;煤炭企业有了市场定心丸,不再担心市场份额;用煤企业有了保障定心丸,不再担心资源供应。随着中央企业之间、大型煤炭企业与主要用户之间陆续签订中长期合同,市场价格预期更加稳定。

王显政指出,当前,煤炭消费总量继续回落,行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控总量、稳煤价的任务依然艰巨。煤炭市场价格过低、有悖于价值规律,不利于行业发展;同样,价格过高,也不利于行业发展;价格短期过快上涨,也不利于市场平稳运行。因此,煤炭企业应着力稳定煤炭价格,维护行业平稳运行。

王显政强调,“十三五”是推动煤炭供给侧改革的攻坚时期,对于煤炭行业处于“四期并存”的发展阶段,要继续做好:

一、稳定产量,维护煤炭市场的基本供应。煤炭企业,特别是大型煤炭企业,要高度关注煤炭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要认真落实276个工作日的要求,坚持减量生产,不安全不生产,不违规建设、不超能力生产,发挥先进产能作用。

二、稳定煤价,提高煤炭经济质量。发挥央企、大型煤炭企业的主体与引领作用,推动煤炭上下游企业中长期合同的签订,煤炭供需企业之间建立新型战略合作关系,稳定价格,防止大起大落。

三、_保煤炭质量,提高煤炭经营水平。要抓住企业好转的契机,增加安全投入,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杜绝煤炭的违法违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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