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合同范文
时间：2023-03-09 00:16:20
长期合同范文第1篇
三大原因导致中长期合同出现
专家认为，企业为求职者开出中长期合同的原因主要有三：从前计划体制的惯性影响、单位用人成本的核算和户口指标的盲目追求。
在从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毕业后的头几年都是要到国有企业去工作的。劳动法专家左祥琦说，现在虽然人才流动已经非常自由，但仍有一些国营单位抱着旧的用人观来招聘大学毕业生，很多时候开出的合同仍是像从前一样的中长期合同。
单位用人成本的核算也是导致企业“开出”中长期合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外企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侯继连说，很多毕业生在刚刚踏上职场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经验，业绩也是空白，人才是否能够胜任新职位对企业来讲也是未知数。对于软件开发等纯技术的职位来说可能毕业生适应的还比较快，而对于财务等管理类的岗位来说就需要较长时间进行学习、熟悉和适应，有时这个过程要持续一到两年时间。如果毕业生和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只有三到四年，企业培养人才的机会成本就无法收回，这就迫使企业给人才“开出”5年以上的中长期合同。
毕业生对户籍问题过于看重也是中长期合同的一个成因。左祥琦表示，很多外地生源的学生在毕业后都倾向于进入能够提供“留京指标”的企业工作，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只是想把企业当作一个留京的跳板，如果合同期较短，企业很难在期满后留住人才，只得以中长期合同来约束人才为自己“效力”。
提早进行职业规划避免“中长期尴尬”
中长期合同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在约束毕业生的同时也同样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用人风险。试想企业招聘来的人才如只是为留京指标或尽快就业而来，对其工作并无兴趣，即便是企业以中长期合同约束将其留住也无法人尽其材；反过来说，人才在被动签订中长期合同时也会牺牲自己本来的发展计划，在一个自己并无兴趣的岗位上虚度年华，如想单方提前解约还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所以，职业顾问认为，避免被动签订中长期合同带来的“中长期尴尬”，根本之计在于提早进行职业规划。智联招聘的职业顾问郝建告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在大学入学时就应开始了。所学专业未来的发展和去向、需要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自己是否喜欢未来的职业等等问题都是应该从那时开始考虑，而决不是简单根据教学安排和教材开始自己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只有确定了阶段性或长期的职业目标才能制定行动计划和内容，四年的大学生活和有关实习计划都要围绕自己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有目的地安排假期实习或校外证书学习都可以从大一进校开始就为未来就业做准备。
面临比较大的就业压力，大学生也不应为了尽快找到工作或解决户口问题草率签下合同。侯继连说，毕业生在求职之前应该充分分析自己的兴趣、性格特点以及求职的优势和劣势，选择适合自己的行业和职业，避免盲目求职。
签合同要增强维权意识
长期合同范文第2篇
眼下，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求职的时候发现很多企业在招聘的时候“提供”的合同一签就是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与不少毕业求职者工作两三年之后考研、出国或者跳槽的职 业规划初衷是相悖的；但迫于种种压力，又非常想将眼前的工作签下来。“签还是不签？”不少毕业生为此非常困惑。
三大原因导致中长期合同出现
专家认为，企业为求职者开出中长期合同的原因主要有三：从前计划体制的惯性影响、单位用人成本的核算和户口指标的盲目追求。
在从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毕业后的头几年都是要到国有企业去工作的。劳动法专家左祥琦说，现在虽然人才流动已经非常自由，但仍有一些国营单位抱着旧的用人观来招聘大学毕业生，很多时候开出的合同仍是像从前一样的中长期合同。
单位用人成本的核算也是导致企业“开出”中长期合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外企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侯继连说，很多毕业生在刚刚踏上职场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经验，业绩也是空白，人才是否能够胜任新职位对企业来讲也是未知数。对于软件开发等纯技术的职位来说可能毕业生适应的还比较快，而对于财务等管理类的岗位来说就需要较长时间进行学习、熟悉和适应，有时这个过程要持续一到两年时间。如果毕业生和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只有三到四年，企业培养人才的机会成本就无法收回，这就迫使企业给人才“开出”5年以上的中长期合同。
毕业生对户籍问题过于看重也是中长期合同的一个成因。左祥琦表示，很多外地生源的学生在毕业后都倾向于进入能够提供“留京指标”的企业工作，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只是想把企业当作一个留京的跳板，如果合同期较短，企业很难在期满后留住人才，只得以中长期合同来约束人才为自己“效力”。
提早进行职业规划避免“中长期尴尬”
中长期合同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在约束毕业生的同时也同样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用人风险。试想企业招聘来的人才如只是为留京指标或尽快就业而来，对其工作并无兴趣，即便是企业以中长期合同约束将其留住也无法人尽其材；反过来说，人才在被动签订中长期合同时也会牺牲自己本来的发展计划，在一个自己并无兴趣的岗位上虚度年华，如想单方提前解约还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所以，职业顾问认为，避免被动签订中长期合同带来的“中长期尴尬”，根本之计在于提早进行职业规划。
智联招聘的职业顾问郝建告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在大学入学时就应开始了。所学专业未来的发展和去向、需要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自己是否喜欢未来的职业等等问题都是应该从那时开始考虑，而决不是简单根据教学安排和教材开始自己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只有确定了阶段性或长期的职业目标才能制定行动计划和内容，四年的大学生活和有关实习计划都要围绕自己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有目的地安排假期实习或校外证书学习都可以从大一进校开始就为未来就业做准备。
职。
签合同要增强维权意识
长期合同范文第3篇
关键词：煤炭 市场交易 契约安排
目前，我国煤炭交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契约模式也不健全，甚至理论界对煤炭交易契约模式研究的文献资料也很少，本文希望通过对基于交易费用节约的交易契约模式的研究，以此来推动我国交易市场体系的完善，促进煤炭市场效率的提高。
一、煤炭购销契约模式的“频谱”及其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一）煤炭购销契约模式“频谱”线及其特点
根据威廉姆森所提出的统一治理、双方治理和市场治理的治理结构模式，对应这三种治理结构的契约模式分别为纵向一体化契约类、长期合同契约类和短期合同契约类三种基本类别的契约。如将上述各基本契约类型及其中所包含的具体契约模式，按照购销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为主要标准，以合同条款规定的刚柔性和合同期限的长短为次标准进行排列，从而形成关于煤炭购销契约的“频谱”线。
煤炭购销契约“频谱”线，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在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从右端到左端，从统一治理结构，到双方治理结构，再到市场治理结构，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从“紧密”型到“松散”型，再到“市场化”型。而且，在每个治理结构中，虽然在购销契约的基本类型上都相同，但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在统一治理中，煤炭购销企业之间由强约束性、刚性的统一治理结构向弱约束、市场化激励的统一治理结构演变；在双方治理结构中，煤炭购销的价格、数量、期限由固定、刚性地规定向范围性、柔性化规定方向转变；在市场治理结构中，企业间的煤炭购销由同一短期契约支持下的多次重复性购销向一个合同支持一次购销的模式转变，煤炭购销关系的市场性逐步增强而双边性减弱。二是在合同契约期限上，从煤炭购销契约“频谱线”右端到左端，由无限期的统一治理结构契约，到有的长达50年的长期合同，再到几年内保持不变或一年一签的短期合同，再到一年多次签约或一次交易一次签约的现货交易契约，合同的期限逐渐变短。但是，在煤炭购销契约“频谱线”上，从右端到左端，各种契约模式上述各特征是逐步、平稳、微妙地发生转化，相邻契约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相互渗透，比如，长期契约和短期契约之间、短期契约与现货交易契约之间的划分，在具体的契约应用实践中，很难截然地区分开。
（二）煤炭购销契约模式与煤炭市场效率的关系
1、与煤炭市场交易成本的关系
一是信息收集成本。交易双方的契约关系越弱，信息搜寻成本就越大。二是签约成本。双方的契约关系越松散，讨价还价和签订合同的频率和额度越大，签约成本就越高。三是履约成本。签约双方的关系越松散、彼此间的博弈性越大，在契约执行过程中的产权转移成本、契约协调成本和契约执行监督成本就越大。
2、与煤炭市场流动性的关系
煤炭购销契约的标准化程度越高，其契约所代表的标的物（煤炭）的质量越可靠，稳定性越高，标准性也就越强。
纵向一体化契约是一体化企业内部煤炭产品转让的权责利安排，其针对性强，标准化程度比较低，很难在市场上流动。双边购销契约，由于存在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合同的针对性也比较强，商品的标准化程度也比较低，其市场流动性也比较差。对于市场治理结构的煤炭购销契约，由于煤炭需求方具有不确定性，煤炭供给者为了增强其煤炭产品销售对象的可选择性，总是希望对其煤炭产品按照市场众多煤炭消费者所需要的品质进行标准化加工，所以煤炭品质的稳定性和标准化程度比较高，其流动性也增强。特别是对于期货合约，其标准化程度、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比较高，其流动性也非常强。
3、与煤炭市场定价效率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与煤炭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不同，在煤炭购销契约“频谱线”从右端到左端的契约模式变化中，总体趋势是，煤炭市场交易成本增加，市场流动性增强，市场定价效率提高，而市场效率总效应则是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反映。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一）煤炭供给、消费特征的影响
由于煤炭是低价值的大宗商品，运输成本比较高，所以，煤炭市场的地域特征比较强。对于某一区域性煤炭市场而言，如果煤炭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即煤炭供给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该市场偏向于短期合同，反之，长期合同契约模式则是更可能的选择。
对于煤炭消费而言，发电、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耗煤对煤炭种类具有不同的选择性，如果选择性较强，为其供煤的煤矿较少，电厂更愿意与煤矿签订长期购销契约，以稳定煤炭的来源；反之，更愿意签订短期合同。
（二）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情况的影响
当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存在较大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时，投资方为确保投资成本的顺利收回，都希望与另一方签订煤炭购销的长期合同，甚至采取纵向一体化的合作契约模式，以降低事后的交易风险。
（三）煤炭交易市场的影响
首先是煤炭市场交易费用的影响。一般而言，对于交易费用比较小的煤炭市场，煤炭购销双方之间偏向于采用短期合同；其次是煤炭市场竞争性的影响。当煤炭市场是完全自由竞争市场时，购销双方更偏向于签订短期合同；第三，煤炭供给或消费规模的影响。对于规模较大的煤炭供给或消费，购销双方更愿意签订长期的双边合同，反之，购销双方之间则更偏向于签订短期合同。
（四）煤炭购销契约执行环境的影响
在合同执行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违约成本较低，煤炭购销双方为避免对方违约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损失，偏向于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
三、国际煤炭市场煤炭购销契约模式
（一）跨国煤炭市场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及发展趋势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1、传统煤炭市场及其购销契约。长期合同、短期合同是传统煤炭市场主要的契约模式。长期合同一般只规定一定时期的发货量，并同时确定交易价格及其调整办法。长期合同价格通常以年为周期确定，每年都会依据供求关系的变动而进行适当的调整。短期合同，包括现货购销合同和煤炭购销招投标契约。其中，现货购销合同是针对一批发运的煤炭或一批发运的一部分煤炭或者几批发运的煤炭的购销而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契约。煤炭购销的招标通常由大型买家（或卖家）采用招标形式，邀请许多供货商（购买商）投标，选择煤炭购销贸易伙伴，通过双边谈判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土耳其和印度的企业是国际煤炭市场主要的招标人，但是煤炭生产商对招标煤炭市场并不热心，因为未中标的一方交易成本太高，投标方一般通过中间贸易商进行投标，也不可能与用户建立直接的业务联系。2、煤炭柜台交易市场及其购销契约。柜台市场是介于传统交易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一种正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与传统交易市场相比，它具有合约和商品质量标准化，有标准交割地，有系列交割期等特点；与期货市场相比，它又具有场外交易、合约标准化不严格、一对一交易、受保证金制度和商业信用双重约束等特点。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煤炭柜台交易已经被比较广泛地采用，日本也开始尝试着引入这一交易方式。在柜台交易市场上，煤炭购销一般采用相对标准化的短期合同契约。3、煤炭期货市场及其购销契约。煤炭期货市场交易的是由煤炭期货交易所统一制订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煤炭商品的标准化合约，煤炭购销双方通过煤炭购销契约的交易实现煤炭购销的目的。2001 年7月，纽约商业交易所上市阿巴拉契亚煤炭期货，是世界上第一个煤炭期货品种，目前从事煤炭期货交易的有洲际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等煤炭交易市场。
近几年，世界煤炭市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现货比例增加，长期合同减少；价格波动频繁，基准价格体系作用减弱，价格指数化合同增加；纸化合同贸易增加，柜台交易和期货交易规避风险功能显现。煤炭市场这种发展趋势导致，国际煤炭购销的短期合同地位上升；煤炭购销合同的标准化趋势增强，煤炭期货合约的适用性增大；长期合同的价格条款和数量条款灵活性增强，合同期限逐渐变短，长期合同“柔性”化。
（二）美国煤炭市场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及发展趋势
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Paul L？Joskow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随着地理空间的推移，煤炭购销的合同期限越来越长，坑口电站倾向于签订较为长期的煤炭购销合同，甚至采用与煤矿纵向一体化的方式联合。此外，煤炭的交易量越大，购销合同期限也越长。
目前，美国主要以长期合同完成煤炭购销的格局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现在，美国以现货交易契约方式安排煤炭供应的数量大约占总交易的15%，主要是位于东部的老电厂，而在西部煤炭市场上，基本上不存在煤炭的现货交易。在美国的所有电厂中，坑口电厂的数量占15%，在坑口电厂中最有可能采用煤电纵向一体化或者更复杂的长期契约。而其余85%的燃煤电厂的煤炭供应安排往往落在现货交易和纵向一体化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电力公司大约60%以上的煤炭供应是以相对长期的合同契约（期限超过5年）方式实现。
由于近年来国际煤炭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给煤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一定的价格风险，美国煤炭购销的长期合同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效期相对变短，向短期合同方向发展；二是价格条款和数量条款的规定放宽，价格规定向指数化方向发展，数量规定变动范围，或者，价格和数量条款均每年调整一次，价格和数量条款由刚性向柔性化方面转变；三是价格透明化，美国煤炭贸易委员会设计和制定了煤炭购销的标准化模板协议，买卖双方只有在签订了标准合同以后才可以进行清算，增加了电煤价格的透明性，有利于煤炭生产和消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规避风险。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根据煤炭市场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长短期合同契约。在国际煤炭交易市场上，美洲――欧洲煤炭市场的煤炭购销，短期合同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亚太地区煤炭市场则一般以长期合约为主；在美国，煤炭购销以长期合同为主，但东部煤炭市场较西部煤炭市场更多地采用短期合同。二是煤炭购销契约的标准化趋势比较明显。在欧洲和美国的煤炭市场上，有标准化程度很高的煤炭期货合约，美国为推动煤炭购销合同的标准化进程，煤炭贸易委员会专门设计和制定了煤炭购买销售标准化协议。三是以长期合同稳定煤炭购销双方的关系。长期合同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鼓励煤炭购销双方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入，稳定相互间的密切合作关系，降低契约的执行成本。四是建立了良好的煤炭购销合同执行环境。美国的煤炭购销契约的签订是以国家相关法律为基础，缔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严格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合同的执行率非常高，有效杜绝了合同签订与执行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我国煤炭市场现具有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及缺陷
目前，在我国的煤炭交易市场上，煤炭供给与消费很不对称，煤炭生产相当分散，但煤炭消费却相对集中。这种供给和消费不对称的格局，为现代煤炭市场的形成和长期购销契约的签订带来了一系列障碍。
我国就具体形态的煤炭交易市场而言，其主导性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在名义上，我国大多数煤矿尽管以长期合同形式进行煤炭购销的情况并不多，大型煤矿的煤炭购销每年都进行价格调整和合同谈判，但每年签订合同的双方变化并不大，合同的内容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因此，我国相当一部分煤炭购销合同是名义上的短期合同，实质上其供应关系十分稳定，是基于购销双方长期关系的“柔性”长期合同。
我国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导致煤炭市场效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煤炭购销契约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煤炭购销契约“频谱”体系不完全。完善的煤炭市场交易需要有各种煤炭购销契约模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煤炭购销契约体系，不同的煤炭购销契约发挥不同的功能，比如，短期合同发现价格，长期合同稳定购销双方关系，某些契约模式的缺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契约体系功能的发挥；二是合约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性，不利于发现煤炭市场价格；三是煤炭购销双方合同契约关系不稳定。我国煤炭购销的长期“柔性”合同会因为合同条款谈判的未达成而解体，合同关系不牢固；四是合同契约不完备。在我国煤炭购销的长期合同中，简单化处理的现象普遍存在，上万吨的煤炭交易合同许多关键条款未得到具体体现，特别是价格条款的搁置，造成煤炭购销双方每年就价格的谈判异常激烈，“价格顶牛”的现象屡屡发生，增大了合同谈判和执行的难度，据统计，我国煤炭购销合同的执行率仅占合同签订总量的1/3。
五、政策建议
（一）我国煤炭购销需要长协契约模式稳定购销关系
我国煤炭购销双方应建立长期的煤炭购销关系，签订长期煤炭购销合同，以长期契约模式降低煤炭购销和专业性资产投入的风险。在长期合同签订中，最为关键的是关于煤炭购销数量和价格的规定，其中，合同价格的指数化是规避长期合同价格风险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因此，建立煤炭价格与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电价格、国内外煤炭市场价格、国内通货膨胀率等方面的联系，并建立价格变动的联动机制，对推进长期合同契约模式在我国煤炭购销中的广泛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煤炭购销需要以标准化契约流转的方式发现煤炭市场价格
根据笔者的研究，我国未来的煤炭市场体系是一个以煤炭交易中心体系（由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区域煤炭交易中心和地方煤炭交易中心）为核心，由煤炭交易大会（或论坛）、煤炭即期交易市场、煤炭期货市场、煤炭远期交易市场、煤炭电子商务、煤炭购销的招投标市场、煤炭柜台交易市场、煤炭大客户直销市场等多元化市场构成。煤炭价格发现是这个市场体系最基本的功能，特别是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和煤炭期货市场，标准化合约是这两个市场交易的标的，也是煤炭价格发现最重要的工具。因此，设计我国煤炭交易的标准化合约，出台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保障标准化合约的流通和执行，是当期完善我国煤炭市场体系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三）以长协为主短期合同为辅的煤炭购销混合型契约模式能提高我国煤炭市场的效率
由于我国煤炭市场体系的多元性，要求煤炭购销契约模式的完备性，充分发挥各种契约模式的应有功能：标准化合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能发挥煤炭市场的定价功能；短期合同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具有很强的煤炭供需调节功能；长期合同能稳定煤炭购销双方的关系。这种以长期合同为基础，以短期合同、现货购销合约、标准化的期货合同为补充的煤炭购销契约模式体系，是提高我国煤炭市场运行效率的有效途径。
（四）我国需要建立良好的煤炭购销契约的执行环境
对于长期煤炭购销合同的执行，由于其长期性的特征，需要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环境，一是建立执行合同的机制。煤炭购销双方需要建立长期合作的密切关系和制度，建立保障合同有效执行的机制，使煤炭购销长期合同具有良好的执行“氛围”或“土壤”。二是加大合同违约的惩处力度。出台相关的法律制度严厉惩处违约行为，保护受损方的合法权益，降低机会主义倾向，维护契约的严肃性。三是煤炭购销双方要树立严格执行合同的法律意识。我国煤炭购销合约执行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煤炭购销者严格执行煤炭购销合同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机会主义倾向比较严重，要从思想意识上杜绝违约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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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斌.交易成本是影响纵向整合选择的重要因素吗？――来自中国煤电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经济经纬，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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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合同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铁矿石市场；契约安排频谱；企业内部治理；市场治理；双方治理
中图分类号：F416.1；F753/757
铁矿石市场中的契约安排几乎囊括了威廉姆森所说的各种契约形式。按交易双方联系的紧密程度，这些契约安排形成了一个从纵向一体化到现货交易逐渐过渡的频谱。依照威廉姆森的思想，该频谱可大致被分为三段，依次为企业内部治理、双方治理和市场治理。
铁矿石市场中各类交易成本的大小受到外部环境和契约安排的影响。比如，在双方采用标准的市场交易形式时，铁矿石供给的异质性越强、铁矿石供应商的数量越多，铁矿石需求方承担的搜寻成本越大；铁矿石现货价格波动越强烈，铁矿石供需双方面临的风险成本就越大。与此同时，各方的毛收益（取决于既定契约安排之下的均衡数量和价格）也受到外部环境和契约安排的影响。铁矿石供需双方很难改变外部环境，却可以根据外部环境的特征选择合适的契约安排，实现利润最大化。换言之，铁矿石市场主体的毛收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均为外部环境和契约安排的函数；如果将外部环境视为外生变量的话，那么铁矿石市场主体将根据既定的外部环境，合理选择契约安排这一内生变量（这里暂不考虑组织形式的影响），使得毛收益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差额实现最大化。
一、纵向一体化：企业内部治理
（一）企业内部治理的具体形式
钢铁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已有铁矿山或亲自投资兴建新的铁矿山实现前向一体化，从而把铁矿石交易转移至企业内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铁矿石不再按照现货价格或谈判价格交易，而是按照钢铁企业自主决定的内部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e）交易。企业内部治理主要包括两种契约安排。
第一种契约安排相当于威廉姆森所说的弱激励机制。在这种契约安排之下，铁矿山成为钢铁企业的一个职能部门，生产多少、何时生产以及如何生产完全听凭钢铁企业的指令；铁矿山负责人只是钢铁企业的一个职能经理，负责落实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并按照既定的绩效考核指标领取薪酬。在此契约安排之下，尽管钢铁企业经营者与铁矿山负责人之间没有铁矿石交易可言，但钢铁企业获取铁矿石的方式可被视为一种隐性的内部转移价格机制，因为钢铁企业经营者不仅要承担铁矿石生产成本，而且要向铁矿山负责人付酬，因此钢铁企业为获取铁矿石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按照成本加成法则付费。
第二种契约安排相当于威廉姆森所说的强激励机制。它是一种显性的内部转移价格机制。在这种契约安排之下，铁矿山是钢铁企业下属的一个事业部或利润中心，负责炼钢的事业部按照内部转移价格从铁矿山购买铁矿石，该内部转移价格可以按照成本加成法则制定，也可以参照市场价格制定；对于出售铁矿石所得的利润，铁矿山负责人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在满足下游事业部的要求之后，铁矿山负责人可以自主向其他企业出售铁矿石；钢铁企业保留改变内部转移价格和内部资源配置方案的决策权，其决策权的行使以整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准则。
（二）企业内部治理的交易成本
通过实行前向一体化，尤其是实行弱激励机制之下的前向一体化，钢铁企业可按需决定铁矿石供给和价格，最大程度地节省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和风险成本，但同时须付出治理成本升高的代价。其中既包括投资的机会成本、铁矿山负责人滥用设备及资源的动机，也包括因为实行弱激励机制而带来的管理成本增加、决策失误风险增加和创新激励降低。政策约束作为一个外部环境变量，对治理成本的大小具有重大影响。反垄断法是其中一项政策约束。钢铁企业与铁矿山的不同所有制形式也可能为收购造成障碍。除此之外，本国钢铁企业在收购他国铁矿山时，还可能受到他国政府的干涉。
二、短期合同与现货交易：市场治理
（一）市场治理的具体形式
与企业内部治理相对照的契约形式是市场治理，也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一直假定的“理想”的市场交易。在这一类契约形式中，完全独立的买卖双方依照明确的合同条款完成标准化的、随机的、非连续性的交换，交换完成前后，买卖双方都不存在特殊的关系，甚至买卖双方的身份是否明确都无关紧要。与企业内部治理一样，市场治理只是对某一类契约安排粗略的归纳方式，它本身包括很多具体的契约安排。最符合“理想”的市场交易特征的契约安排无疑是期货交易。在期货交易中，为数众多的买卖双方在不相接触的情况下完成对标的物的竞价，黄金、黄铜等有色金属的交易普遍采取这种契约安排。按下述原因导致铁矿石交易难以采取这种方式：（1）铁矿石在品位、形态、化学成分等方面的高度异质性决定了交易双方难以对铁矿石种类做出标准化的界定；（2）运输费用在铁矿石价格中占很大比例，故区位因素对铁矿石价格的影响很大。
目前，铁矿石交易的市场治理主要包括短期合同和现货交易。在现货交易中，买卖双方迅速完成交易，其价格“随行就市”，由交易时刻现货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短期合同一般以一年为期限，即每财年年初，钢铁企业根据本财年的生产规划，与铁矿石供应商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本财年的铁矿石采购数量与价格。财年结束后，买卖双方协商做出续约、重新签约或解约的选择。在此类合同中，铁矿石采购数量和价格可以在一年中保持不变，也可以在每次交货时随现货价格灵活调整。与现货交易相比，短期合同具有一定程度的“价格刚性”（price rigidity），但这种刚性最多维持一年，因此也可被近似看作市场治理。
（二）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
与其他契约形式相比，市场治理的计量成本、搜寻成本和风险成本最大。具体说来，由于现货交易较之短期合同更为“市场化”，因此现货交易的计量、搜寻和风险成本又大于短期合同的上述成本。因为买卖双方在交易前后均不保持特殊关系，因此买卖双方在铁矿石质量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卖方也不会为了顾及声誉而免除投机动机（因为双方不指望进行长期合作）。这无疑增加了买方的计量成本。搜寻成本的增加则缘于双方需要频繁地寻找交易对象。而瞬息万变的现货价格又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决策成本和风险融资成本。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纯粹的市场治理是不存在的。既定的买卖双方会由于区位相近、相互了解等原因展开默契的长期合作，这大大降低了市场治理的计量成本和风险成本。特别是如果可替代的交易对象众多，长期合作的双方会以现货价格迅速成交，这样便会在不付出额外讨价还价成本的情况下降低计量成本和风险成本。
三、 长期合同：双方治理
（一）双方治理的具体形式
在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频谱上，位于纵向一体化与短期合同、现货交易之间的契约形式是长期合同，它相当于威廉姆森所说的双方治理。处于长期合同关系中的买卖双方是两个平等、独立的利益主体（在这一点上双方治理与市场治理相同），双方对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为5到15年）各自在交易数量、价格、时间、条件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都作出明确约定，从而把彼此“绑定”在一种明文规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当中。一个典型的铁矿石购销长期合同包括期限、价格、数量、质量标准、运输方式、付费规定和免责规定等条款。对各项条款做出特定的约定之后，双方也就界定了一种具体的契约安排。对双方具体契约安排决定作用最大的是期限、价格、数量条款。这些条款越具刚性，买卖双方被约束的程度越强，它们之间的契约安排就越接近纵向一体化。这些条款越具柔性，买卖双方被约束的程度越弱，它们之间的契约安排就越接近短期合同和现货交易。换言之，这些条款的微妙变化调节着双方在契约安排频谱上的位置。接下来笔者对这种调节作用作详细介绍。
1.期限条款
长期合同的有效期一般在5到15年之间。有些长期合同甚至长达15到20年，还有些长期合同仅维持2到5年的时间（比如日本和印度铁矿签订的合同，这些合同有时也被称作中期合同）。显然，合同有效期越长，合同刚性越强。还有一些长期合同并未明确规定有效期，只是表达了双方在未来尽可能维持长期合作关系的意愿。此类合同也被称作框架合同（framework contract）或常青合同（evergreen contract），它通常出现在签约钢铁企业拥有签约铁矿生产商一定比例的股份的情况下。就期限条款而言，此类合同无疑是最具柔性的。
2.价格条款
对于长期合同的价格决定方式，价格条款无疑起到最重要的决定作用。最具刚性的价格条款是在合同有效期内，被交易的铁矿石价格保持不变，或仅允许在一个有限的区间内波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日本钢铁企业与澳大利亚、巴西的铁矿石生产商签订的长期合同便是如此。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通货膨胀加剧和铁矿石现货价格波动剧烈，国际铁矿石交易的长期合同普遍在价格条款上采取年度谈判定价（annual renegotiation）的方式，即每财年开始之前，签约钢铁企业与签约铁矿石生产商通过谈判商定未来一年内的铁矿石价格。年度谈判定价无疑比固定价格更具柔性。
还有一种更具柔性的价格条款被称为指数化定价（index price），即使长期合同中的铁矿石价格与某一价格指数挂钩。该指数可以是一个时间周期内（通常为一个季度）现货价格或短期合同价格的平均值，双方交易的铁矿石价格以季度为单位参照此指数作出调整。双方按指数调整的时间周期越短，定价方式越具柔性（极端情况是在每次交货时价格都按交货时点的价格指数作出调整，这种方式已非常接近于现货交易的价格决定方式）。
在固定价格、年度谈判价格和指数化定价这几种价格条款之间，还可能存在一些过渡性的混合定价方式。比如有些长期合同规定在合同有效期的最初几年价格保持恒定，而后几年采取年度谈判定价的方式；或者对于每年交易的铁矿石，一部分采取固定价格方式，一部分采取年度谈判定价或指数化定价的方式（这种方式也被称作混合定价）。
3.数量条款
对于每年交易的铁矿石数量，其“刚柔”程度也可以有诸多变化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长期合同大多对每年交易的铁矿石数量作出明确规定，或者规定其数量必须在约定数量的10%～25%的区间内波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世界钢铁需求增量的下降，主要铁矿石进口国发现实际铁矿石需求量低于预期数量，因此纷纷要求数量条款变得更加灵活。在这一背景下，长期合同一般只对有效期内的总交易数量做出规定，甚至允许交易数量由年度谈判决定。
不难看出，期限条款、价格条款和数量条款是衡量一个长期合同“刚柔”程度的三个维度（如图1）。就期限而言，有明确期限的合同的刚性胜于无明确期限的合同，而在有明确期限的合同中，有效期越长，合同刚性越强。就价格而言，固定价格的刚性强于年度谈判定价，而年度谈判定价的刚性强于指数化定价，且在指数化定价中，价格随指数调整得越频繁，合同柔性越强；在各种定价方式中还存在具有过渡性质的混合定价方式。就数量而言，固定数量、固定数量区间、只规定总数量直至由年度谈判商定数量等方式的刚性依次减弱（柔性依次增强）。正是这些条款不同形式的组合决定了长期合同的整体刚性，进而决定了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在契约频谱上的位置（接近纵向一体化抑或接近短期合同和现货交易）。
除了期限、价格、数量条款，铁矿石贸易长期合同还包括质量、运输和免责条款。其中，质量条款规定了待交易铁矿石的形态、品位、化学成分等特征，免责条款规定了不可抗力的范围，以及任何一方在遭遇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时双方针对合同变更展开协商的可能性。运输条款则规定铁矿石交易采取FOB抑或CIF的形式。FOB指卖方只负责把铁矿石运送至装运码头，货物上船之后的运输过程由买方全程负责，其间的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及其他相关成本也由买方承担。CIF指卖方负责将货物运送至接卸码头，并承担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及其他相关成本。因此，FOB价格即离岸价格，CIF价格即到岸价格。FOB与CIF的区别不容小视，因为海运成本占进口铁矿石到岸价格的很大比例，比如2007年，海运费占巴西铁矿石到岸价的57.3%，占澳大利亚铁矿石到岸价的33.2%① 。选择FOB意味着买方承受海运费波动带来的所有影响，同时也意味着买方掌握着通过改变海运费而改变铁矿石到岸价的主动权。使用大型船舶并建造大型接卸码头可以通过减少运送次数而降低海运成本。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与巴西、澳大利亚签订FOB形式下的铁矿石贸易长期合同后，其运矿船舶及接卸码头的快速发展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铁矿石市场中双方治理的交易成本及现实情况
由于铁矿石价格的高度不稳定性显著影响钢铁企业的生产规划，因此柔性价格势必为钢铁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决策成本（考虑到钢铁企业庞大的沉没投资）。另一方面，既然建矿需要巨大的先期投入和漫长的资本回收期②，如果未来的现金流难以预期，待建铁矿的投资人或债权人不可能注资，因此柔性价格会为新生铁矿带来更大的风险融资成本。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决策成本和风险融资成本，纵向一体化和固定价格的刚性长期合同是合理的选择。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钢铁企业普遍采取纵向一体化的方式。但在跨国实行纵向一体化受到目标国政府严格控制之后，刚性长期合同成为规避风险决策成本和风险融资成本的最佳选择。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日本自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就与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新生铁矿山签订10年以上的刚性长期合同。即便日本对这两个国家的铁矿石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铁矿石现货价格时有上升，迫于风险融资成本的压力，新生铁矿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恪守固定的铁矿石价格。
但一旦签订刚性长期合同，风险不可知成本便会显现出来，并且可能在外部环境变化之后超过上述风险决策成本和风险融资成本。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通货膨胀加速，美元迅速贬值，这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刚性长期合同对卖方造成重大损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钢铁需求量的下降也使得买方难以恪守固定的交易数量。在这一背景下，买卖双方转而依赖以年度谈判为基础的柔性长期合同。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以“亚欧阵营”为买方，以“两国三家”为卖方的年度谈判体制正式形成。在这一契约安排中，双方一直遵守下述约定俗成的规则：（1）“交叉捉对”谈判，即亚欧阵营中的任一钢企代表与铁矿石三巨头中的任一家展开一对一谈判；（2）“首发跟风”制，即任一对谈判对手达成价格协议之后，谈判即告结束，其他主体应跟随此价格协定。（3）约定价格均采取离岸价格，即FOB价格的形式。如果卖方是债务已经得以清偿的铁矿石生产商，且钢铁企业对成本冲击的承受能力较大的话，这种契约安排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不过它也带来了讨价还价成本这一副产品。
2005年以前，我国钢铁企业一直被动接受既定的铁矿石进口价格。2005年，我国钢铁工业协会组建国内钢企代表团加入铁矿石年度谈判，并委任宝钢为谈判代表，从而把亚欧阵营变为“四国阵营”（中国、日本、韩国、欧盟）。鉴于中国的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逐渐增强，中国钢铁企业的讨价还价力相对微弱，铁矿石三巨头为了攫取更多利润，相继打破“首发跟风”和离岸价格规则，并于2008年提议采取指数化定价方式。至于是否会采取这种定价方式，当然要比较在现有外部环境下它给双方带来的交易成本。尽管这种定价方式较之年度谈判定价更具柔性，但由于三巨头早已是摆脱债务压力的成熟企业，加之它们可以凭借强大的市场势力影响铁矿石价格指数，因此这种方式给三巨头带来的风险融资成本和风险决策成本很小（这正是它们提议采取指数化定价的原因）。相比之下，我国对三巨头的铁矿石资源十分依赖，且我国钢铁企业对成本冲击的承受力弱（原因在于我国钢铁附加值低），因此指数化定价给我国钢企带来的风险融资成本和风险决策成本要大得多。我国钢企势必全力反对这种定价方式。
四、 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频谱
如果把企业内部治理、双方治理和市场治理所包含的各种契约安排串连起来，就得到一条连续渐变的契约安排频谱。如图2所示，越接近频谱的右端，买卖双方的联系愈紧密，其对应的价格机制越具刚性，直至铁矿山成为钢铁企业的一个职能部门，价格机制消失；越接近频谱的左端，买卖双方的关系越是“市场化”，其对应的价格机制越具柔性，直至双方进行临时的、“互不相识”（at arm’s length）的现货交易。既然契约安排是价格决定方式的同义词，因此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频谱也是其价格决定方式的频谱，它刻画了铁矿石价格机制的轮廓。
各种契约安排之间是平稳、微妙地过渡的，彼此没有明确的界限。从频谱的右端开始，随着钢铁母公司对下属铁矿山激励方式的逐渐变化（由强变弱），铁矿山相对母公司的关系越来越独立，直至双方成为完全独立的实体，并通过刚性长期合同约束彼此的关系。随着长期合同的价格、数量、期限条款的微妙变化，长期合同的柔性逐渐增强，直到变为每年签订一次的短期合同。接着，整年内保持不变的短期合同可能在一年内被频繁调整，直至完全演化为随行就市的现货交易。
既然该契约安排频谱具有连续渐变的性质，不妨用连续可微的变量代表契约安排，其中， 和分别代表频谱的左端和右端，随着不断增大，买卖双方的契约安排逐渐向频谱右端推进，双方的联系程度越紧密，价格机制的刚性越强。接着，笔者假设和分别为频谱上两个特别的点，当时（频谱左段），双方的契约安排属于市场治理；当时（频谱中段），双方的契约安排属于双方治理；而当时（频谱右段），双方的契约安排属于企业内部治理。当然，这三段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做出如此设定，是为了论述方便起见。铁矿石市场中的各种交易成本是契约安排和外部环境的函数。既然铁矿石市场主要的考虑的成本为计量成本、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风险成本和治理成本，笔者分别用，，，和表示上述交易成本，其中风险成本又包括风险融资成本 、风险决策成本和风险不可知成本 。在外生变量既定的情况下，上述交易成本与的关系为：
在企业内部治理的区间内，钢铁母公司拥有内部转移价格的决策权，因此讨价还价成本趋近于零；在市场治理的区间内，越靠近频谱左端，讨价还价成本越小，即：
在双方治理区间内，年度谈判合同与固定价格合同的讨价还价成本孰大孰小不易确定，因为尽管年度谈判合同的讨价还价频率比较大，但就每次谈判双方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而言，固定价格合同势必强于年度谈判合同。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指数化定价的讨价还价成本低于固定价格合同和年度谈判合同。
越靠近频谱右端，风险融资成本与风险决策成本越小，即， ；
在市场治理和双方治理的区间内，越靠近频谱右端，风险不可知成本越大；而在企业内部治理的区间内，由于钢铁母公司可以随势调整内部转移价格，因此风险不可知成本几乎为零，即：
在企业内部治理的区间之外，即钢铁企业与铁矿商彼此完全独立时，治理成本几乎降为零，即 ，；而在企业内部治理的区间之内，治理成本的变化规律依外部环境而定。钢铁母公司对下属铁矿山的激励机制越接近市场化，即越远离频谱右端，因创新激励降低和管理层级增加引致的治理成本越小，因协调分部利益和激励不相容引致的治理成本越大。
五、 小结
本文主要讨论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即铁矿石市场的价格决定方式，主要目的在于定性说明铁矿石市场实现均衡的内在机理，描述铁矿石价格机制的轮廓，从而奠定铁矿石价格机制的基本原理。
随着交易双方的契约安排从现货交易逐渐过渡到纵向一体化，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场呈现一条连续渐变的频谱；从频谱的左端到右端，交易双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价格机制越来越具刚性。尽管频谱上每一种具体的契约安排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为了论述方便，笔者按照威廉姆森的思想将频谱分为三段：企业内部治理（右段，即纵向一体化）、双方治理（中段，即长期合约）和市场治理（左段，即短期合同和现货交易）。在企业内部治理的区间，铁矿山是钢铁企业的子公司或职能部门，双方交易以内部转移价格为基础；随着钢铁企业对下属矿山的激励机制逐步趋于市场化，双方关系逐步接近双方治理。在双方治理的区间，铁矿石生产商和钢铁企业相互独立，但彼此通过长期合同约束自身行为；随着长期合同的价格、期限、数量等条款的微妙变化，合同刚性逐渐减弱，双方关系也逐步接近市场治理。在市场治理区间，交易双方仅签订有效期不长于一年的短期合同或完全实行随行就市的现货交易；即便是短期合同，双方也可能根据市场行情对其不断调整，从而使其无限接近现货交易。
铁矿石市场上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契约安排是因为该市场上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包括计量成本、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风险成本和治理成本。潜在收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是外部环境、契约安排和广义契约安排的函数。在既定的外部环境当中，铁矿石市场主体选择适当的契约安排以及与之匹配的广义契约安排以最大化潜在利润，其中潜在利润等于在既定的外部环境、契约安排和广义契约安排下，市场主体的潜在收益减去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一般说来，在铁矿石市场未达到均衡之前，交易双方会发现在契约安排频谱的某个区间之内，双方的潜在利润都能实现增长，但使任一方的潜在利润实现最大化的确切落点是不同的。这就使得双方对契约安排的确切落点展开讨价还价。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各方还会调整自身广义契约安排，以使广义契约安排和契约安排达到最佳匹配状态。直至各方在价格、契约安排和广义契约安排方面达成纳什均衡，整个铁矿石市场才达到均衡状态。
虽然决定铁矿石市场主体利润的所有经济变量几乎都是契约安排的函数，但本文着重介绍了铁矿石市场的交易成本及其与契约安排的函数关系，原因在于：（1）铁矿石市场的交易成本是一个相对较新，较能体现该市场特点，且相对独立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变量，因此有必要在被重点阐明；而价格、数量、生产成本等变量已被传统经济学大量研究，它们随契约安排的变化规律将在余下几章中由笔者依照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被阐明。（2）尽管铁矿石市场主体选择契约安排的原则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交易成本最小化，但在市场主体具备有限理性，从而不能准确判断各种契约安排对应的均衡价格的情况下，交易成本，尤其是铁矿石市场特有的交易成本（如风险成本），往往成为市场主体选择契约安排的主要依据。
注释：
①根据平安证券有限公司行业专题报告《铁矿石价格―高处不胜寒》第5页的数据测算。
②据称，年产350万吨的巴西Carajas铁矿项目的投资数额为40亿美元，而这仅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Iron ore news, Jul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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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合同范文第5篇
最近有报道指新一轮电改方案已就电价形成机制达成共识，将推广直购电，形成市场电价机制。这一改革方向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在已经推进电力市场改革的国家和地区中，通常有两种电价形成机制：反映实时市场的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机制以及直购电的双边长期合同订定机制。
这两种机制相辅相成，各自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完整的市场化电价机制需要配套使用这两种机制才能既保证价格形成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资源约束，又避免投机者操弄市场，造成损失。
电价形成机制的确立，不仅关系到供求双方的支付和资源的配置，还决定着电力市场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安排。这其中包括了：输电线拥堵时，使用拥堵网线的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谁有优先权？谁为拥堵付费？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决定输电资源的分布、新建和扩充？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的解决，即便厂网分离、政府推广直购电，电力市场改革仍然举步维艰，极有可能还要回到原有的老路上。
因此，理解两种价格形成机制的原理和功能，对于正确设计电力市场、促进市场交易形成和提高电力系统效率至关重要。
不可忽视的漏洞
电力市场化的本质，就是通过竞争，实现电力系统的最优调度（optimal dispatch，亦即国内文献中所说的“经济调度”）。由于需求的实时波动和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新能源的波动），电力作为商品，其每一个时刻的价格都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由于电流在电网中受到物理规律约束，电网结构和输电约束会造成同一时刻电网每个节点的价格也会存在差异。特别是当一条输电线拥堵时，其两端的发电资源无法有效整合，市场一定程度被分割开来，只有通过价格的差异，才能体现出输电资源的价值和不同地区消费对整个系统造成的成本。
也因此，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机制被认为是管理输电拥堵问题的最有效支撑，也是唯一能对输电资源配置、新建和扩充释放正确信号的机制。
所以，电力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机制是唯一准确反映电力系统供求关系和资源约束的价格机制，是唯一能对资源正确配置和供求双方释放正确价格信号的模式。
重要的是，由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形成的实时价格信号，是直购电时买卖双方订定电价合同时的正确依据。大用户如何选择供电者？直购电的买卖双方如何议价？如果直购电造成的拥堵使直购电合同无法履行，发电、输电和用电三方应如何分摊供电稳定责任？
在一个缺乏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机制的电力系统中，上述问题都难以解决。根据政府定价所形成的供电合同，由于不能反映不同地区电力供求的关系和输电约束，会造成极大的无效率。更严重的是，缺乏正确价格信号作为参考，使直购电的买卖双方的信息搜索等交易成本攀升，会阻碍议价的形成。
这也是厂网分离后，直购电无法自发形成、直购电试点大多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合同的功效
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虽然有如上所述的诸多优点，然而其缺点也非常明显。这种实时报价、竞价和交易的模式，鼓励了市场投机者操控价格。
200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电力危机的一大肇因就是安然公司等投机者利用竞价上网机制操弄电力价格。而直购电的长期合同模式则是抑制市场投机的有效机制。
根据斯坦福大学Frank Wolak教授的论证，由于长期合同规定了供电方供电的数量和价格，如果供电方在实时市场通过降低产出而抬高价格，供电方反而需要以被自己抬高的市场价购买足够履行合同的供应量，这会对供电方自身造成损失。
这一机制的存在有效抑制了供电方操控市场价格的意愿，也使得投机者钻空子的空间变得狭小。
在欧洲，多数市场采用的是长期合同模式。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因为欧洲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电网输电能力都较为充足，较少出现输电线路拥堵现象，因此，这些国家推行节点价格的必要性就较低。
相反，在美国各大电力市场中都普遍存在输电拥堵现象，故而节点价格就对指导长期合同价格有着重要指标意义。总之，一个会发生输电拥堵的电力市场，应当以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为基础，推进价格体制改革。
除去价格机制本身的设计外，推行价格机制普及的顺序也对市场状态的确定至关重要。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电改和加州电改的区别。前者形成了较低的价格，政府也在改革中获取了较好的财政收益；而后者则恰恰相反。
有趣的是，这两个市场都是“竞价上网节点价格”和“长期合同”并行的市场，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改革结果呢？答案就是这两个市场推进两种机制的顺序不同。
澳大利亚先推行长期合同，然后形成高竞争性的即时市场。
在改革伊始，政府根据以往定价，给定了一个较高的指导价格，使得改革过程中，原属于政府的电力资产以较高价格出售。而其后形成的即时市场，由于长期合同抑制了投机，形成了较低的节点价格。这一较低价格拉低了来年的长期合同价格。
相反，由于加州一开始以竞价上网节点价格为主，投机者投机意愿高，拉抬了实时市场的节点价格。而较高的节点价格最终导致了长期合同价格也偏高。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重大战略性措施，不仅对能源价格和经济运行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环境保护等其他重要战略起着支撑作用。
然而，日臻成熟的市场设计理论揭示出，市场规则的确定不再是简单的一种模式的确立，很可能需要多种机制组合；影响改革效果的也不仅仅是每个机制的设计，机制之间的顺序和组合方式也显著的影响着改革成败。
长期合同范文第6篇
最近，“财经舆论场”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给企业“减负”，才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对此，我举双手赞同，并觉得这个“舆论场”开始充满正能量。
但我马上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一些在职的部级干部、企业家和专家，纷纷开始向现行《劳动合同法》 “开炮”。他们的观点是，给企业“减负”首先要修改《劳动合同法》，因为它“片面地”保护劳动者权益，增加企业人工成本，实体企业很痛苦。
对此，我感到费解。 “最低工资”和“长期合同”是《劳动合同法》最受争议的两个问题，实际上，它们对企业的“伤害”，早已被批评者过分放大。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换言之，即便一家企业雇用农民工，其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低于当地城镇人口最低工资。实际上，这个最低工资门槛根本就不是大问题。深圳是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城市之一，但2015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才由2014年的每月1808元上涨为2030元。而现在很多深圳制造业厂商，月薪早已超过3000，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根本形同虚设。
再拿“长期合同”而言，《劳动合同法》根本也没有强制规定要签“长期合同”。它只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劳动期限的劳动合同。通俗些说，这种合同就是“员工可以炒掉企业，但企业不能炒掉员工”。不过，这并非是强制规定，而是以“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为前提。
实际上，我认为很多人抨击这部法律，恐怕连该法的原始文本都没看过，而是“凭空放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地方？
现行《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我曾和一些老板交流，从他们的口中，我得到的答案是，新法的问题不在于“最低工资”或者“长期合同”，而在于对员工社保的要求太严，监管部门严查，企业必须给员工交社保，而以前不需要。
交社保造福员工，解决其后顾之忧，有利于扩大内需，这是个很棒的逻辑，但其实不然。因为，中国的社保体系并未实现全国统筹，员工离职时，异地转社保存在种种障碍，因此，相当一部分社保的钱只能留在当地。这意味着，农民工并没有完全享受社保这项“福利”，企业的“负担”却增加了。所以许多企业和员工交社保的积极性都不高。
在这个“社保困境”中，我看到了“三方主体”：农民工、企业和地方政府。强制缴纳社保，这未可厚非，但享受“好处”的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企业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地方社保基金得到了充实，而农民工早已回到原籍地，而不用企业所在地社保基金来支付其社保待遇。要知道，中国社保体系之所以长期无法实现全国统筹，其核心障碍也在于这种利益的博弈。
此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批评过美国的“购买力学派”―他们认为企业加工资能刺激内需。同样，我也不赞成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生产效率都没有提高的情况下，片面提高工资，这对企业不利。但你也必须清楚，把企业负担增加“归罪”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也是一件避重就轻的事。显然，改革社保体系比批评《劳动合同法》重要得多，但这个“骨头”太硬了。
长期合同范文第7篇
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计划，不仅是令人振奋的，更是冷静而理性的。比如，在全会决定中对电网等网络型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就提出了“网运分离”，而不是之前甚嚣尘上的“输配分离”。
这说明，三中全会在能源方面的思考是极具专业性和深度的。但需指出的是，三中全会的决定虽然起到了“顶层设计”的方向性作用，但要真正实现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描述的改革，还需要大量扎实和细致的工作。而且，一些具体设计的错误和细节失误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
不能承受之重
能源改革，除了面对自身内部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外，还与经济结构调整、环保体制改革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有着紧密的关系。能源改革的成效和成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布局、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成效以及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等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然而，能源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市场配给能源资源的机制。只有这一机制建立起来，运行良好，才能在其基础上，通过其他政策干预实现对污染和社会福利等问题的有效处理。如果在能源改革过程中，就在市场机制中硬插入和环保、经济调控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设置，就会阻碍市场价格对资源稀缺型的表达。
最后，既造成了能源改革的折戟，也让其他政策目的无法实现。
在诸多“好心办坏事”的教训中，加州电力危机过程中的“电价浮动上限”机制和“排污交易市场”加剧恶化情势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案例。
在电力改革初期，大多数市场都对售电价格的浮动做出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要求供电公司的销售电价浮动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让消费者不至于暴露在高电价的环境中。这一政策在设计时，有非常合理的一面。
在美国，由于实施竞价上网和节点价格机制，因此在短期市场中，供电价格浮动幅度是较大的。但平均电价却都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因此，对售电价格的浮动做出严格的限制，这避免了消费者面临高波动电价带来的风险，而售电企业也可以通过不同时间的价差来进行对冲。此外，排污交易市场更是一个倍受青睐的环境保护政策，该政策让环保标准的实现更经济。
然而，当加州电力危机发生后，正是这两个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政策设计一起让电力危机变成了市场崩溃、财政风险和政治危机。
加州电力危机肇事与气候的异常，在安然公司等对电力市场的操控加剧了市场的危机。本来，如果没有“电价浮动限制机制”，让高电价的信号更多的传导到消费侧，让消费者根据价格信号适当的调低自己的能源消耗。这样既能缓解电价飙升的压力，也压缩投机者操弄市场的空间。
但正是由于售电价格浮动限制的存在，让电价无法传递到消费侧。与此同时，由于居高不下的电力需求需要启动很多低效高污染的电厂来供应，使得大气污染物价格在这段时间内也飙升到骇人的水平。
而相同的，由于对电价浮动的严厉限制，这部分成本也没有体现到消费侧。最终的结果是，供电公司在高发电价、低售电价夹击下，在很短时间内耗光了所有的现金流，宣布破产。而政府在供电公司宣布破产后，不得不接手供电，用州财政支付发点费用——这直接造成了加州的财政危机，最终传导为政治危机。
这个案例的教训是深刻的，如果没有对售电价格浮动的过严限制，市场机制本身，能够对供求紧张做出一定的反映，缓解危机。而环境政策也不会成为加剧危机的因素之一。正是由于市场设计时，错误的采用了严厉限制电价浮动的设计，而非通过临时性消费侧补贴、中低收入用电补贴等正确方式保障居民用电权益，造成了危机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触发严重后果。
因此，在能源改革中，面对能源供给的公共服务作用，应当在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正确设计，而不是扭曲市场机制来实现福利保障目的。
改革顺序很关键
在已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电力系统中，大多数都是采用长期合同搭配短期即时市场的模式进行的。这样设计的原因在于，短期即时市场通过节点价格真实体现了电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资源分布；而长期合同机制则能有效的抑制市场参与者投机的意愿。
当对比澳大利亚电力改革和美国加州电力改革时，我们会发现两个市场都采用了上述的双轨制。然而，对比两个市场的电价走势和改革中政府和公众的收益，却发现两个市场的表现有很大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竟然只是电力改革过程中，先推进长期合同还是先推行短期市场造成的。
在澳大利亚，电改首先是从推进供求双方订定长期合同开始的。在长期合同形成后，澳大利亚建立了具有高竞争强度的短期即时电力市场。这样的顺序，使得长期合同约束了短期电力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而短期市场的强竞争性使发电成本和电价都显著下降。
形成对比的是加州，加州率先推行的是高竞争强度的短期即时电力市场。然而短期即时市场的波动性为投机者提供了温床。在缺乏长期合同的情况下，发生了安然公司操纵市场加剧电力危机的局面。
此时，由于市场势力的操弄，电价虚高。加州于此后引入长期合同机制，虽有亡羊补牢之宜，但在短期市场价格信号被炒高的背景下，长期合同价格也在较高位置运营了一段时间。造成了市场的无效率和消费者、纳税人的损失。
对比加州和澳大利亚市场，不过是机制的执行顺序有所差异，就造成了改革的后果天差地别，这再次提醒后来的改革者们，细节决定了改革的成败。
三中全会已经完成了顶层设计，中央的改革决心和魄力固然是我国体制重塑，可持续繁荣的根本保障。但绝不能认为顶层设计正确了就万事大吉。要具体落实改革目标，则需要很多细致、深入和复杂的工作。
长期合同范文第8篇
关键词：战后；国际铁矿石；契约变化；历史；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F416.1；F753/757
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美国、日本相继领跑二战之后世界钢产量的两次高峰，并先后成为该时间段内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两国在进口铁矿石方面所采取的契约安排经历了从迥异到趋同的过程。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逐渐稳定在“四大阵营”与“两国三家”的年度谈判机制当中。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铁矿石需求量的急速增长，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契约安排面临着向新的均衡状态跃迁的可能。本文将分析不同时间段内国际铁矿石市场契约安排的形成与变化原因。鉴于美国、日本和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将主要围绕这几个国家展开。
一、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
随着二战之后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国内铁矿石产量日益不能满足其国内需求。为了获得更稳定的进口铁矿石来源，自上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就大规模地在加拿大、智利、委内瑞拉、黎巴嫩等国投资建矿，以致到上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几乎所有的进口铁矿石均来自一体化铁矿（McKern，1976）。美国在此时间段采取纵向一体化方式获取铁矿石的主要原因包括：
（1）内部转移价格机制可以保证美国钢铁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扣除投资建矿的一次性投入和交易成本之前），并完全榨取铁矿的经济租金；
（2）投资建矿的目标国家多为铁矿石需求量较少或勘测、采选技术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对铁矿所有权索价较低；
（3）由于当时美国的钢铁企业已比较成熟，资金雄厚，投资建矿的机会成本较低，因此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成本相对较低；
（4）上世纪5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预测铁矿石资源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临严重短缺的局面，因此推高了对铁矿石现货价格的预期，然而如果通过签订长期合同代替现货交易，又会招致较高的风险不可知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
（5）实行纵向一体化还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计量成本和搜寻成本。
在上述外部环境之下，与其他契约安排相比，纵向一体化能够最大化美国钢铁企业的毛收益，而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却相对较小，因此纵向一体化成为美国钢铁企业的首选。
同时代的日本进口铁矿石的契约安排则截然不同。上世纪50年代，日本主要通过现货交易或短期合同从拉美国家进口铁矿石。由于日本与这些铁矿石出口国的海运距离遥远，相比于同样采取现货交易进口铁矿石的欧洲国家来说，日本钢铁企业需要支付多出50%左右的运输成本（Trengove，1976）。进入上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起飞的步伐加快，日本钢企开始通过与巴西、澳大利亚的新生铁矿签订固定价格与数量的长期合同来满足自身日益增加的铁矿石需求。签订这种刚性长期合同的原因包括：
（1）日本政府的地方保护措施使得本国钢企即便不使用相对低廉的内部转移价格，其利润损失也不会太大；
（2）在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下，日本主要钢企结成联盟，以对抗产业集中度日益提高的铁矿石供应商，从而易于获得一个相对低廉的谈判价格① ；
（3）由于日本处于经济起飞时期，国内资本相对稀缺，对外投资的机会成本高昂，故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成本高昂；
原因（1）、（2）减轻了长期合同相对于纵向一体化的毛收益损失，而原因（3）显示了对于日本钢企而言长期合同在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因此刚性长期合同成为该时期日本钢企的首选。
二、上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尽管刚性长期合同是日本钢企的首选契约安排，但相比于有条件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美国钢企，日本钢企的平均利润率仍要低得多。然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长期合同成为更加理想的契约安排，以致日本钢企相对于美国钢企的劣势转变成了优势。这些变化包括：
（1）出于对本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保护，发展中国家纷纷将原属于发达国家的本土铁矿收归国有。从1971年至1975年，美国在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一体化铁矿相继被当地政府全部收回（Rodrik，1982）。
（2）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储量巨大的新生铁矿相继在巴西、澳大利亚出现，为了避免高昂的风险融资成本，这些新生铁矿与日本钢企签订了价格低廉的刚性长期合同。
由于此时美国的铁矿石需求量已呈下降趋势，因此面对这些变化时，美国钢企并未大规模转向长期合同，而是在加大对加拿大境内一体化铁矿利用程度的同时，适时削减了铁矿石进口量② 。此外，借用将原有美属铁矿收归国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方面的弱点，美国钢企广泛地与这些铁矿组建合资企业，并与其签订比较宽松的“常青合同”。即便此类合同不保证低廉的供货价格，但由于美国钢企拥有供应商相当一部分股份，因此收益并无大幅减少。而日本则利用外部环境的便利，进一步增加了长期合同的订货份额，同时凭借自身强大的讨价还价力，将来自新生铁矿的铁矿石价格大幅压低。据统计，1960年，日本的进口铁矿石均价较美国的进口铁矿石均价高16%；而到了1976年，日本的进口铁矿石均价反而较美国的进口铁矿石均价低了43%（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77）。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全球性通货膨胀及美元贬值的加剧使得签订了刚性价格条款的铁矿损失严重；另一方面，面对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日本铁矿石需求量大幅下降，日本钢企希望能放宽刚性的数量条款。因此，签订更具柔性的长期合同（即向契约安排频谱左端移动）使铁矿石供需双方的利润都能有所增长。不过双方仍有分歧：需方希望仅放宽数量条款，而供方希望仅放宽价格条款。经过双方多轮讨价还价，新的契约安排稳定在年度谈判长期合同（价格和数量条款均每年调整一次）。
同时，随着占全球70%以上的铁矿石产能逐渐被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俗称铁矿石“三巨头”）垄断，供方的讨价还价力不断增强，进而预期铁矿石谈判价格和讨价还价成本不断升高。对此，日本钢企开始像同时期的美国钢企那样逐渐向其他国家的铁矿注资，获取股权③，以便在不增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也能保证较高的收益。
三、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贯采用短期合同或现货交易进口铁矿石的欧洲钢企业加入到日本钢企与澳、巴铁矿的年度谈判机制当中来，确立了存在至今的国际铁矿石年度谈判格局。该格局中的需方由日本、韩国、欧洲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国的钢企联盟组成（俗称“四大阵营”），这四大钢企联盟的企业代表分别为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制铁、德国蒂克森虏伯和中国宝钢；供方则是来自巴西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三巨头（俗称“两国三家”）。每个财年开始之前，供需双方代表展开“交叉捉对”式谈判，磋商下一财年的铁矿石供货价格。一旦其中有一对率先达成协议，其他主体皆跟随此协议，也就是实行所谓的“首发跟风制”（徐鑫，2008；方虹，沈东亮，2008）。实行这样一套契约安排的原因在于：
（1）铁矿石三巨头业已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垄断势力和盈利能力，因此它们承担的风险融资成本极小（进而无需签订刚性长期合同）；加之近年来铁矿石现货价格很不稳定，所以灵活的年度谈判长期合同能够最小化双方的风险不可知成本。
（2）主要铁矿石需求国联合在一起能最大程度地提高需方产业集中度，抵消铁矿石三巨头的垄断势力，从而获取相对低廉的谈判价格；
（3）“交叉捉对”和“首发跟风制”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讨价还价成本和供方采取“默契合谋”（tacit collusion）的可能性。
然而在这个看似稳定的契约安排区间内，供需双方围绕合同细则（包括谈判规则）的讨价还价从未停止过。尤其在中国于本世纪初加入该机制之后，原有契约安排向新的均衡位置跃迁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近年来，随着中国进口铁矿石数量的急速增加④，铁矿石现货价格及长期合同价格迅速攀升⑤，供需双方之间的契约安排变化空前活跃：
2008年2月18日，日本钢企新日铁宣布，该公司及其合作伙伴韩国浦项制铁已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2008财年两种铁矿石基准价格达成协议，其中南部铁精粉涨65%，卡拉加斯粉涨71%。这改变了以往“同品种同涨幅”的惯例，把现有铁矿石年定价机制“撕开了一个小口”。
2008年2月，继巴西淡水河谷同新日铁达成价格协议之后，全世界钢铁企业都接纳这一结果，但力拓和必和必拓以“海运费未获补偿”为由，在淡水河谷与新日铁的协议价格基础上，对中国钢企再次提价15个百分点。这实际上打破了年度谈判价格以离岸价计算的惯例，并使亚洲市场第一次出现两个长期合同价格。
2008年9月19日，必和必拓与澳大利亚蓝博思格钢铁公司（BlueScope Steel）签订为期十年的铁矿石供货合同，有效期从2009年7月至2019年6月。该合同在定价方面比年度谈判体制更加灵活。合同规定，约定数量范围内的铁矿石价格每季度调整一次，参照标准是本季度亚洲合同矿均价和同期现货市场均价，而额外增加的粉矿价格按照价格指数确定。该协议表明，必和必拓将逐渐远离传统的年度谈判定价机制。
2009年5月26日，力拓与新日铁达成协议，同意2009年的铁矿石价格在2008年价格的基础上降价33%，从而形成2009年度的“首发价”。面对这一情况，中国钢企拒绝跟进，坚持要力拓降价40%。这实质上宣告了“首发跟风制”的正式瓦解。
由此可见，针对目前中国钢企需求旺盛且对铁矿石成本消化能力较弱的外部环境，供需各方都在尽力达成对自身有利的契约安排。中国钢企希望在淘汰过剩产能、调整钢铁产业集中度、多元化供货来源的前提下维持现有年度谈判机制，但拒绝盲目跟从首发价格，而要体现“中国价格”；而三巨头在预期铁矿石现货价格继续增长的前提下，要求建立更加灵活的契约安排（即通过向契约安排频谱的左端移动以最大化潜在利润）。面对双方各自最优契约安排差别较大的情况，现实中的契约安排将稳定于何处，取决于未来外部环境对各自利润函数和讨价还价力的影响。
四、对近年来我国铁矿石长协价格走势的经济解释
虽然我国进口铁矿石的数量占全球铁矿石海上贸易量的50%以上，但我国在年度谈判中屡屡受挫，其定价话语权与自身需求量极不相符。自2004年起，中国钢企就一直被迫接受铁矿石三巨头提出的涨价要求，致使铁矿石长协价屡创新高。从2004年至2008年，铁矿石长协价涨幅分别为：18.8%、71.5%、19%、9.5%和79.88%。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如下：
（一）钢产量的增长造成我国对进口铁矿石的旺盛需求
无论采取哪一种定价形式，需求与供给总是决定价格的根本因素。近年来我国铁矿石长协价迅速上涨的首要原因，无疑是由我国钢产量迅速增长导致的国内钢企对进口铁矿石的旺盛需求。由于我国铁矿小而分散，供应有限，且矿石品位低，开采成本高，大量铁矿石需求需要通过进口解决。自2003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首超日本，并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之后，铁矿石进口量以惊人速度连年增长。“我的钢铁”网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进口铁矿石达3.83亿吨，占全球海上贸易量的46%，对外依存度达53.45%，而来自铁矿石三巨头的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60%以上。如此庞大的铁矿石进口量成为铁矿石长协价屡创新高的前提条件。
（二）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造成我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力过弱
只要采取适当的战略行为，庞大的需求量反而会转变为买方垄断力量。但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导致我国钢企在谈判中难以协调一致，严重削弱了我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力。据统计，目前中国共有大小钢企1200家左右，其中上规模的大中型钢企有70多家，但企业集中度（即排名前10位钢企的钢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只有35%，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相比而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四企业集中度就高达65%以上，日本的四企业集中度更是高达85%。我国如此众多而分散的钢企无法像日欧钢企那样结成有效的买方卡特尔组织。尽管国有大型钢企在政府的组织下结成钢企代表团，并规定代表团外的钢企不具备进口资质，但由于代表团内的钢企仍多达70多家，且代表团仅覆盖国内钢铁产能的一小部分，因此很难达到买方卡特尔的效果。一方面，代表团内钢企的边际净收益差别很大，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尽一致，很多钢企存在私下与三巨头达成协议的动机，彼此很难形成攻守同盟。一位业内人士形象地描述道：“我们不是战斗的堡垒，而是在堡垒里战斗。”另一方面，代表团内钢企的数量仅占全国钢企的一小部分，代表团外的广大民营钢企依然具有强烈的进口需求，这些钢企往往会私下与三巨头达成协议，或从三巨头手中购买现货矿。比如2009年，当钢企代表团与三巨头的博弈逐步升温的时候，国内38家中小钢企“集体倒戈”，与淡水河谷签订了总量为5000万吨的长期供货合同。上述现象导致我国钢企代表团的讨价还价力过弱，其根本原因是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
（三）高涨的现货价格为铁矿石三巨头提供了优厚的外部选择利润以及较低的贴现率
在现货市场上交易的铁矿石数量占我国铁矿石总需求量的70%以上。在广大民营钢企无权进口澳矿、巴西矿，国内矿供应短缺且其他国家（如印度、南非）的矿产须承担较高海运费的情况下，国内铁矿石现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其价格上涨速度超过长协矿价格上涨速度。特别地，受我国政府人为设定进口资质门槛及转卖限制的影响，现货矿及长协矿的价差被进一步拉大。上述现象从两个方面增强了三巨头的讨价还价力。一方面，高昂的现货价格显示了我国旺盛的铁矿石现货需求，也向三巨头预示着优厚的外部选择利润；尽管三巨头将其产品转向现货市场后，铁矿石现货供给会大大增加，但凭借三巨头的寡头垄断力量，国内现货价格依然会保持高位。另一方面，现货矿及长协矿的巨大价差诱使部分钢企或经销商暗地与三巨头展开交易，这给了三巨头更多的“耐心”，即更低的贴现率。因此，无论我国钢企与三巨头的谈判结果是取Rubinstein解还是外部选择解，其均衡价格都会处于高位。
（四）中国钢企与日本钢企的利益分歧导致中方频频陷入被动局面
在年度谈判机制中，实行“交叉捉对”及“首发跟风”规则的初衷是鼓励主要进口国结成攻守联盟，提高买方讨价还价力，进而使主要进口国共同受益。如果各进口国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则上述初衷很容易被达成。相反，如果进口国之间利益分歧过大，那么这些规则不仅很难促成攻守联盟，还会使其中一方（或几方）的境况较之没有这些规则时的境况更糟。中国钢企与日本钢企就属于这种情况。首先，日本钢企多生产高附加值、低能耗的高端钢铁产品，面对同样数量、同样价格的铁矿石，日本钢企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其次，日本钢企拥有三巨头相当比例的股权，日本钢企作出的价格退让完全可以从三巨头的股权分红中获得补偿。上述原因使得日本钢企的边际净收益进而与三巨头谈判的潜在均衡价格要远高于中国钢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钢企会感到花费巨大的机会成本而等待“中国价格”的达成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在国际钢铁市场上，日本钢企与中国钢企是竞争关系，通过达成较高的“日本价格”而把中国钢企“拖垮”符合日本钢企的利益。因此，近年来大多是日本钢企与三巨头达成“首发价”，并使中国钢企陷入被迫接受高价的被动局面。
（五）铁矿石三巨头激进的情报搜集行为更加重了中国钢企的讨价还价劣势
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力。2009年的力拓间谍案就是三巨头为了搜集有关谈判对手的私人信息而不择手段的一个实例。据称，在2009年的中澳铁矿石价格谈判期间，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我国钢企的信息，包括国家政策发展动向、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的技术改造水平、具体经济技术指标（比如内外矿配比比例）、生产技术参数（比如高炉生产系数、焦炉系数）等。通过窃取这些信息，力拓对我国钢企的底价及贴现率便一目了然。实际上，力拓间谍案只是一个极端的负面例子，三巨头积极地搜集谈判对手的情报体现在日常经营过程的方方面面。除了时刻保持对谈判对手相关信息的高度敏感之外，三巨头都建立了分析谈判对手的研究机构。相比之下，我国钢企对铁矿石三巨头的信息搜集与分析工作却少之又少。力拓间谍案虽然是一则有关三巨头的负面消息，却可以折射出三巨头为增强讨价还价力而获取信息的积极行为。
注释：
①1964年， 包 括Amagasaki、Fuji、Kawasaki、Kobe、Nakayama、Nippon、Nisshin、Osaka、Sumitomo、Yawata在内的日本主要钢铁企业结成“十企业联合会”，以联合参与面对巴西、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资料来源：Australia’s Iron Boom Comes Down to Earth, Business Week (13 August 1966), p. 99.
②从1971―1979年，美国的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从31%下降到25%（Rodrik, 1982, P. 547）。
③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近50%的进口铁矿石来自其拥有股权的铁矿（Ozawa, 1977, P. 64）。
④2003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数量首超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时至2007年，我国进口铁矿石数量已达383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54%（赵琰，2008）。
⑤ 从2005年到2008年，三巨头强行将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分别逐年提升71.5%、19.5%、9.5%和75%。由于日、韩、欧的进口量少，钢铁产品附加值高，且普遍拥有铁矿石三巨头的股份，故联合压制铁矿石涨价的动机不强。如此一来，谈判桌上主要是中国钢企与三巨头的较量，相比之下，三巨头的垄断势力进而讨价还价力便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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