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8 06:53:59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当天，我们到达山东省潍坊市，在当地领导的精心安排下，我们住进了泰恒大酒店，每人还发了一本《学员手册》，全面系统的安排了从头至尾的学习范围，使我们看后心里先有了一盏明亮的灯。
第二天，按照学习安排，我们一大早起来，走到门外，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楼亭阁，更增添了我对这片末曾到过的齐鲁大地的浓厚兴趣。八点三十分，由当地学院领导给我们举行了开班仪式、合影，最后讲解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下午讲解了《潍坊市产业发展情况介绍》，最后四天是参观考察。
通过一天的学习和四天的参观，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耕耘着这片土地的人们从传统农业中转变，勇于开拓、创新发展，提高思想素质，成就今天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新思路，在党的政策引导下、党员队伍的带头下，基层党建工作得到了落实。从蔬菜大棚、高科园、果树栽培新技术到各个企业、基地，还有书记王乐义等，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精神财富、物质财富，更可贵是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种植模式，反季节蔬菜，解决了很多地区一年四季吃到新鲜蔬菜现实问题。观光农业可使城里人看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放心吃到无污染绿色健康食品，建加工厂、搞出口创汇、发展旅游、建设绿色生态示范园、改变人居环境、建设新农村的良好风尚。
公司+基地+农民是这里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是这里创新的旅游模式，如此工业反哺农业，农业推动工业旅游业全面发展，另外还可以这样对他们评价：他们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富了不忘全国人民的胸襟。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在学习了会议精神后，__乡对区域范围内进行调研考察，重点是围绕“党群致富联合体”，产业协会及新农村建设这三个载体，进一步完善体制和机制，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问题。
20__年11月27日上午，中组部召开了全国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工作视频会议，在学习了会议精神后，我乡对区域范围内进行调研考察，重点是围绕“党群致富联合体”，产业协会及新农村建设这三个载体，进一步完善体制和机制，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通过实地考察等形式展开调研，结合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对“三级联创”活动情况调研的考察报告。
一、__乡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党员情况
__乡下设16个党支部，其中农村党支部11个，共有党员930名，其中农村党员775名。
二、__乡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情况
1、我乡认真开展“五个一”学习活动、素质教育等学习活动，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
2、建立了“党员示范户”，每个村党支部成员中有1名以上致富能手。
3、积极抓好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抓好核桃基地建设。通过召开现场培训会，抓好科技示范，抓好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烤烟、茶叶、核桃、甘蔗。
4、组建乡、村、组（户）三级党员电教网络，充实更新村级电教设备，完善村级党员电教活动室。
5、认真做好“三个培养”工作。通过扎实开展“三个培养”，为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农村党员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创造了条件。
考察建议：
通过调研，我们认为，要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更好的发挥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从基层党支部建设抓起
村党支部在村级组织体系中起政治核心作用。要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首要的是抓好村党支部建设，其中关键是要做好党支部书记和党员骨干的培养和使用工作。近年来，__乡针对农村的实际，以抓好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为龙头，带动创新和完善村级组织管理体系，取得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好效果。
2、开展党群共建致富联合体活动。
要以党员致富户或村组党员干部为带头人，以资金、技术、项目、劳动力为纽带，按照“互惠互利、自愿结合”的原则，构建“党员创业大户＋农户”、“党员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党员购销联合体＋农户”的党群共同致富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既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农村党员骨干队伍在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有利于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3、重视发挥党组织在整个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创新农村管理机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多样化和自主化，党组织实施领导管理的形式也要创新。以抓好村级党组织建设为龙头，通过对村级组织管理体系的整合，做到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分工合作和有机统一，并牢牢确立农村党支部在村级管理服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党组织对农村的领导管理具有切实保障。
4、开展“递进培养”活动。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风云激荡的百年史，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朝廷委派的官员只到县一级，县以下主要是乡绅自治，也就是由告老还乡的官员、考上秀才或举人的读书人等依托宗法制度进行乡村治理。乡绅自治应该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并非全是温情脉脉，如田园牧歌一般美好。因为许多乡绅同时也是大地主，动辄田连阡陌，他们在农村是压迫性的力量。到了近代，乡绅更蜕变成压迫农民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正如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土豪劣绅在农村通过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等四大权力，残酷压榨剥削农民，是农村凋敝和农民苦难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迟迟无法启动的主要障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主义，主要就是指向这个阶层。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的完成，原有的乡绅、地主阶层被彻底粉碎了，治理农村的权力转移到了农村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手中。这些人大多是翻身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当游击队员或民兵的经历，跟着党出生入死，解放战争时他们积极参与、组织支前，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跟随大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对象，我们可以形象地把他们称为“老支书一代”。
“老支书一代”的特点是政治觉悟高，跟党一条心，经验丰富，在农民当中享有崇高威望。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主要通过他们实施。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承担了国家工业化的大部分成本，当时的一化三改造、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农民为把新中国建设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没有老支书们在基层农村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没有他们带领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战天斗地，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老支书一代由于年龄的原因逐渐凋零，但硕果仅存的一些老支书，仍然在新的形势下带出了全国瞩目的明星村，如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于，霍金河之于周家庄村等等，他们的成功经验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拓展了思路。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治理农村？如何才能使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这些年来，在农村治理机制方面主要进行了两种探索，一是“能人治村”，即鼓励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回乡担任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二是“海选”村民委员会主任。这两种做法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驻村抓党建、抓扶贫、抓发展，就具有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去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指出：“实践证明，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解决一些村‘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和改进机关作风、培养锻炼干部的有效途径。”我认为实乃英明之举，将在未来几年里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在笔者看来，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实际上也是向我党的优良传统回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向情况复杂、工作落后的农村派驻工作队，是党的农村工作的成功经验。工作队到农村之后，紧紧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和一些靠拢党的积极分子，通过组织民兵、剿匪反霸、、发展生产、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很快就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的一些文艺作品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及同名电影，都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现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与当年的工作队有很大相似之处，比如，都得到了上级党和政府的支持，都负有改变农村面貌的重要使命，都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等，因此，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
不过，担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虽然拥有种种优势，但要做好工作也并不容易，如何才能迅速打开局面，促进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到村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要端正态度，要抱着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思想驻村任职，绝不能有镀金思想、候鸟心态，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能赢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在农村开展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的基本法宝。对于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最简单明了的概括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
如何做好“群众的学生”？在笔者看来，“第一书记”至少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要明了群众的真实需求，即农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最需要解决的困难又是什么？二是要把握当前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对本村本地的状况要进行客观分析，这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可以说，进行调查研究是“第一书记”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部分。每位“第一书记”到村工作一段时间后，都应该向上级提交有分量的调查报告，这也应该成为上级考核他们工作能力和成绩的重要指标。
对于“到群众中去”和“做群众的先生”，则是指“第一书记”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要在制定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政策后，下力气向农民群众宣传、解释，如果农民有不理解的地方，要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做思想工作，把政策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动，而不仅仅是“第一书记”案头的装饰物。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犹记得，当初我并未积极地报名，因为我想，暑假就那么点时间，要是再参加了，那我原来的计划不都打破了吗?于是，我对其置之不理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很是挣扎。因为我想，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实践机会去锻炼自己的办事能力和一个宝贵的经验呢?若是参加了，我不仅达到了锻炼自我的目的，或许出其不意我还能扩大自己的眼界并且能认识到很多人。于是，在报名期限的最后一天，我踊跃地报名了。
说实话，当看到那么一系列的活动名目时，我几乎快闭气了，不禁惊叹道活动真多啊!习惯了假日里的闲适和懒散，在活动开始前夕，一种逃避感和恐惧感不禁油然而生!但是，很快我便说服自己勇于面对自己当初的选择。
开启典礼结束后的第一天，活动正式陆续地展开了
第一天的任务是采访大河乡的团委书记。其实在活动前，我对这个职务几乎毫无了解。于是为了能在采访活动中有较好的表现，我开始收集资料，逐步了解，并根据资料里的内容进行问题的编写。
第一天：
总结而言，所有组员的表现都相当出色，大家配合十分默契，以一人提问，一人针对性作笔记的形式进行采访活动，大家效率都很高，以致活动十分顺利结束。大家围成一个圈，团委书记坐在圈中心，很认真地接受我们的采访，气氛十分其乐融融。
虽然大家都互不认识，但是我们在活动中都不约而同地进行着默契合作的锻炼与努力尝试。而在活动中，我感受很深的是，大家都有很强的集体意识。
第二天的任务是去到大河乡蒙正村，与村支书面对面，并且慰问老党员和一些孤寡老人。
第二天：
这一天的桂林十分寒冷，临近1c的气温笼罩着整个桂林。朔风呼呼地吹，但威力再强大，都依然不能阻挡我们0189第14组成员前进的步伐。早上九点大家集合，集体先去市场自己掏腰包给老党员们和孤寡老人们购置慰问品。因为没有直通的车进去村里，所以，我们一行16个人两两相互依偎着在寒风中前行了约一个多小时。终于到村里了，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对村支书进行了采访，询问一些关于蒙正村的发展的问题以及我们组员各自对村支书或者村子里感兴趣的事。接着我们一一看望了老党员和孤寡老人们。只是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犯大错了。我不知道五保户老人是没有小孩的，于是在慰问一个老人的时候，我问爷爷，您的儿女经常回来看你吗?当时，所有人的脸都绿了，我一脸茫然。后来，大家跟我说明了原因，我才知道自己错得如此离谱。不过，团队没有因此狠狠责怪批评我，只是很耐心地指出我的错误。所以对我而言，我认为我也因此获益颇深。
除了工作中我学到很多很多在学习中无法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外，在我看来，我收获最大的是，我变得很开朗很自信。以前在人群里，我胆小得几乎宁愿缩在角落里，希望没人能注意到我。而这一次，在我们的小组会议里，我变得很自信，我勇于在大家面前表达我的看法，勇于向组长提出建议。更有甚者，在每一次活动中，我都踊跃参加，表现相当积极。组员居然不相信我之前会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我觉得，这次社会服务活动给我最多的是，让我自己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我之前都一直想要的。
扩展阅读：社会实践报告格式
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含义
调查报告又叫调查研究报告，应该说后者是它更准确的名称。因为它不仅是调查的产物，更是研究的产物。调查报告主要功能是搜集情况，并通过对调查所得情况的深入研究，提出一定的见解。因此调查报告是根据某一特定目的，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某一事务或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后，将这些调查和分析的结果系统地、如实地整理成书面文字的一种文体。像考察报告、调研报告及调查等都是常见的调查报告体裁。
二、调查报告写法
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题
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
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二)正文
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 言：
扼要说明调查的目的、时间、地点;对象或范围;做了哪些调查;本文所要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基本情况和提出问题，写法可灵活多样。
2、主体：
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一般把调查的主要情况、经验或问题归纳为几个问题，分为几个小部分来写。每个小部分有一个中心，加上序码来表明，或加上小标题来提示、概括这部分的内容，使之眉目清楚。
3、结尾：
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三)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写作程序
一般来说，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写作要经过以下五个程序：
1.确定主题
主题是调查报告的灵魂，对调查报告写作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确定主题要注意：
报告的主题应与调查主题一致;
要根据调查和分析的结果，重新确定主题;
主题宜小，且宜集中;与标题协调一致，避免文题不副。
2.取舍材料
对经过统计分析与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系统的完整的调查资料，在组织调查报告时仍需精心选择，不可能也不必都写上报告，要注意取舍。如何选择材料呢?
1)选取与主题有关的材料，去掉无关的，关系不大的，次要的，非本质的材料，使主题集中、鲜明、突出;
2)注意材料点与面的结合，材料不仅要支持报告中某个观点，而且要相互支持，形成面上的大气
3)在现有有用的材料中，要比较、鉴别、精选材料，选择最好的材料来支持作者的意见，使每一材料以一当十。
3.布局和拟定提纲
这是调查报告构思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布局就是指调查报告的表现形式，它反映在提纲上就是文章的骨架。拟定提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调查材料进一步分类，构架的过程。
构架的原则是：围绕主题，层层进逼，环环相扣。提纲或骨架的特点是它的内在的逻辑性，要求必须纲目分明，层次分明。
调查报告的提纲有两种，一种是观点式提纲，即将调查者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观点按逻辑关系一一地列写出来。另一种是条目式提纲，即按层次意义表达上的章、节、目，逐一地一条条地写成提纲。也可以将这两种提纲结合起来制作提纲。
4.起草社会实践报告
这是调查报告写作的行文阶段。要根据已经确定的主题、选好的材料和写作提纲，有条不紊地行文。写作过程中，要从实际需要出发选用语言，灵活地划分段落。
在行文时要注意：①结构合理(标题、导语、正文、结尾、落款);②报告文字规范，具有审美性与可读性，如：制定优惠政策，引进急需人才，运用竞争机制，盘活现有人才，(文章段落的条目观点);③通读易懂。注意对数字、图表、专业名词术语的使用，做到深入浅出，语言具有表现力，准确、鲜明、生动、朴实。
5.修改社会实践报告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今年60岁的赵久富瘦高，精干，健谈，一口郧县乡音。五年前，他带头搬迁。如今，在黄冈这片红土地上，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致富路。“领头羊”的抉择
2009年秋天，余咀村被确定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移民试点村，村民们炸开了锅：“搬到平原地方，洪水来了怎么办？”
赵久富是该村连任26年的老村支书。其年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妻子严重晕车，患有类风湿病，更是“淡迁色变”。
按南水北调移民政策，在水库172米水线以上的赵久富一家可选择内安，可他清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他若不带头，搬迁工作很难开展。当过干部的父亲赵守德关键时候推儿子一把：“娃子你去吧，都不想走，南水北调调不成了！”
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赵久富第一个在外迁协议上签了字。
他和其他村干部走进每家每户，耐心地解释政策。为了使移民户都信服，他5次到团风县安置地考察，每次都要拍许多照片、录几段视频，回来后形成考察报告，组织移民观看、讨论。终于，家家户户都签了字。
搬迁的时间定在了2010年4月30日清晨。头天夜里，家当都搬上了卡车，一家人遮风挡雨、生息繁衍的屋子空了。赵久富拆下自家四扇门板当饭桌，拿出自酿的黄酒，将40多位乡亲请到家里，喝下临行前的最后一碗酒。
第二天。客车载着赵久富等271名余咀村移民驶向黄冈。他们是郧县第一批外迁移民，掀开了南水北调工程几十万移民浩荡外迁的历史一页。
游子的眼泪
搬迁那天，军旅出身的硬汉赵久富偷偷流了两场泪。
赵久富担心临走的时候老父母一哭令他迈不动步子，提前把两位老人送去了妹妹家。可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拄着拐棍，步行5公里赶到了移民现场，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赵久富硬着心肠上了车，直到客车拐过村口，他见不着母亲那瘦弱的身影、银白的头发，泪水瞬间决堤。
车队走到武当山的时候。一位村干部给他打电话说，他家的房子已经拆了。听到这个消息，赵久富两行眼泪夺眶而出。回忆起建这房子时，通村公路还没修，砖瓦只能用船运到汉江边，然后靠人力往上搬，100多米远，一砖一瓦都是赵久富和妻子用肩膀扛上去的。
房子拆了可以新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园扎根在记忆里。而对父母双亲的亏欠是心中永远的痛。赵久富说：“父亲是在我搬迁之后第三个年头去世的。他老人家走的时候，我千里迢迢赶回去，喊破了嗓子。他都没有知觉了。这个事情，一想起来，心里就特别难过。”
党旗下的承诺
五年前，赵久富在鲜艳的党旗面前郑重地说：“我是一名移民党员，即将离开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在走之前庄重地向党旗宣誓，一定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带领所有移民党员搞好移民工作，请党放心，我们的移民党员一定能够在新的家园团风县搞好生产。”
为了实现党旗下的承诺，赵久富付出不少心血。搬来团风的时候，他还是一头黑发，如今已头发花白。
刚搬来团风，时值盛夏。赵久富与镇里干部夜晚开会，制定方案，白天冒着炎热行走在田间地头，全村6000多亩耕地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顺利地分给了村民。为脑瘫患者申请低保、为五保户找工作、推荐年轻人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培训……说起赵书记为大家办的实事，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赵久富积极奔走，与党委、政府、移民局等有关部门以及企业沟通联络，为移民争取到800多个“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引进武汉中兴公司，打造黄湖现代农业园，投产后将每年带动农民增收1000万元以上；倡导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社会管理，成立服务队和治安巡逻队，全方位服务移民。
如今，黄湖新村已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安置点，现有移民874户，3723人。在各级政府和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为全国、全省移民工作提供了优良的示范参观点。
谈起今后的打算。赵久富兴致勃勃地说，想打造一个旅游点，展现老家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搞一个集民俗体验和饮食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庄园。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人类童年的主宰是男人吗？基督教塑造了夏娃这个人物，她虽然是亚当的肋骨，但把女性的地位抬到了一个高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的襁褓时期。创造后来茂盛历史的是男人吗？中国古书上虽然没这么说，但孔夫子的“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却为这句话作了佐证。拿湖湘文化来说，屈原、周敦颐、王夫之、魏源、蔡锷，都顶天立地，光彩夺目，立大事功，做大事业，确实让女人没有自己的位置。
但是，历史总要掷出闪光的标枪的。在中国出了个后，也出了个闪闪发光的，让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的孤臣孽子、遗老遗少，甚至刽子手都大吃一惊。
1978年，当我是个15岁少年的时候，我的家乡益阳一带，就流传着一个风俗，凡事都问杨仙姑。我的母亲当时托着个筛子，筛子上放些新米，在蝉鸣声声里，她请杨仙姑在米上写字，来寓示吉凶。杨仙姑，就是。母亲说，她是掌管人间命运的仙姑。
母亲说的不算太离谱。伟人1957年在答李淑一的《蝶恋花》里说：“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让成神成仙，这与后来中国的个人崇拜不同。这对于伟人来说，是一种浪漫主义想象力在天上和人间的大胆驰骋，是一种革命成功后告慰知心爱人、并肩战友情愫的流露，也包含一种期待。他希望过去的爱人在天之灵不再大苦大难，不再生离死别，而是徜徉于革命成功后幸福的花海。而对于民间来说，意味着一种大善良，一种大气节，一种大造化，她成仙得道是必然的。虽然迷信，但隐藏在背后的是民众的一种大敬仰。
从这些现象分析，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中女性文化的一次冲上蓝天的鹞子翻身，它把女性的善良、勇敢和牺牲精神写在碧海青天之上。
是中国女性的代表，是女性文化的纪念碑。
七月的一个周六，我从长沙汽车东站搭车去开慧乡。到了开慧桥下车以后，我又坐摩托车直奔开慧纪念馆。在开慧纪念馆参观了一个上午，下午又在开慧故居流连。晚上，我住在开慧村支部书记开的一个招待所里。我跟支书谈起了我想写一篇的文章。支书说，是值得写，我们这一带能够出这么一个伟人，是我们的骄傲和荣耀。村支书的妻子还骄傲地告诉我：她的祖父是当年护送离开村里的农协会员。
这里为什么能够出呢？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光风霁月。我历来相信，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跟地理环境还是有一定关系的。新鲜流动的空气，灌输进大脑，大脑里负氧离子多了，人就变得聪明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像十年前我到曲阜，一下火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就感到这里是出圣人的地方。当然一个人的成长更与文化熏陶、后天的奋斗有关系。开慧村，过去叫板仓，确是一个好地方，这里离飘峰山二十多里，这里平畴交错，这里气候湿润，这里植物茂盛，这里在中国长长的封建社会里，一定是诗书之乡，这里造就了开慧的明眸善睐，造就了开慧的豆蔻枝梢，造就了开慧的冰雪聪明，也造就了开慧的云水胸襟和松柏气节。
诞生于1901年11月6日。她在家排行老三，她号霞，字云锦。杨家的家训“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不知是她哪个祖辈的手迹，还悬挂在故居大门的两边。她的父亲杨昌济，留学日本英国，学贯中西，在修身和伦理学方面颇有造诣。开慧虽然是女孩子，但杨昌济却把她当男孩子培养，对她的要求，不再是传统的做女红针线。小时最爱读的是《木兰辞》，向往那种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活。她11岁时就读于杨公庙学校、衡粹女校、县第一女子高小，她12岁到17岁，随着父母迁居长沙，在家里结识了、蔡和森、陈昌等进步青年，参与了救国救民的讨论。1918年夏，她随着父亲迁居北京，阅读大量进步书刊，随后也到了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每月8元的薪水，她开始与毛相爱。20年代初，她又随毛回到长沙，入福湘女子中学读书，在湖南学生联合会任职。1921年冬，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个传统的小家碧玉向布尔什维克战士的蝉蜕。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小小女儿身里，蕴藏的是报国雄心。她与意气风发的毛、蔡一样，真心希望能来一场大变局扭转乾坤，有一场大风暴荡涤尘埃。在周南女校时，她以笔作枪，撰写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女权高于男权吗”等文章。“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她坚决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极力主张妇女解放，她在长沙城带头剪短发，她联络福湘、周南女校3名同学冲破男女不能同校的，进入岳云男校读书，开创了长沙男女同校的首例。她创办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文化书社，经费奇缺，她拿出父亲的奠仪费弥补。她穿着布衣布裙布鞋，奔走在长沙的大街小巷。她与一起，来到安源，深入到矿井深处，向矿工们宣讲革命的道理；来到韶山，办起了十多所农民夜校，领导农民平粜谷价、增加雇农工资和减轻租额等斗争。她跟随到广州，到武汉，到上海，协助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做了大量的机要秘书和联络工作，协助整理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献。1927年8月，她回到板仓，在飘峰山与象牙山一带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直至牺牲。一个弱女子，竟爆发了那么大的生命能量。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对平等、公正的社会的向往，把自己的心打造成了一把金刚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灵魂金刚钻。它无坚不摧，没有什么能锈蚀它，能销融它，它在风暴里弥新，在烈火中永生。判断一个民族是否英雄的民族，就看这样的金刚钻能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舆论风向标；判断一个人是否英雄，就看他是否具有金刚钻的特质和性能。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农村；扶贫；政府；非政府组织；贫困村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任务下，经济薄弱村的扶贫开发工作无疑更加任重而道远。它不能仅囿于贫困户数量的减少和温饱问题的解决，更应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去规划实施，“使广大农民生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切实加强，使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1］。这就要求扶贫开发工作必须创新思路，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2］。笔者遵循这一思路，以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扶贫村为视角，谈谈新农村建设形势下的扶贫主体。
一、扶贫主体之一：政府的角色定位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扮演着全方位、多层次的角色。针对扶贫工作，笔者认为，政府起码要做到以下两点：
1.提供公共服务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表示，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任务。对农民而言，公共服务的主要产品就是农村公用基础设施。目前，我国贫困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不但严重地制约着扶贫工作的开展和扶贫效率的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它无法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无论是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都必须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性和农民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为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可靠的基础性保障。
问题在于谁应该是贫困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笔者以为政府应当承担这一责任。
一方面农村公用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其投资主体具有特殊性，即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应主要依靠政府或集体投资。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理应承担起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农村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投入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仅靠农民和村集体投入往往承受不起，对贫困村而言，更是天方夜谭。国家财政应该在这方面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扶持，这是政府的职责使然。总理在2006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
2.做好行政指导
在基础设施上，政府要为农民提供好公共服务；而在农村事务、农业生产上，政府要予以行政指导。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具有助成性、诱导性和柔和性之特征，它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服从”式的刚性政府行为，更能体现对贫困农民的引导和尊重，更符合新农村建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利”［1］的基本目标。
另外，政府对农村事务予以行政指导，也是依“法”行政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引导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0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推进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在新农村建设的路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政府如何做好行政指导呢？一是引导农村科学做好整体发展规划。政府应当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遵循农村扶贫与农村长远发展规划相结合的理念，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角度，引导农民搞好整体规划，在规划中，“必须要统筹安排，兼顾左右，体现全面发展，而在实施过程中，又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优先扶持发展”。［3］二是政府应当利用其掌握市场信息的优势，为农民做好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导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供求、农业经营风险预测、农业气象水文灾害预报、农业种植技术等信息,提高农民把握市场供求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三是政府应当鼓励农民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引导农民树立农业新理念。发展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民脱贫、农业增收的必由之路。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文件中明确“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农村基层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有的放矢、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发展计划，为农民生产经营指明方向。
二、扶贫主体之二：非政府组织的扶贫参与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扶贫需要社会的合力。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民政部官员也表示，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扶贫，为扶贫带来不绝的动力，必将成为扶贫项目中的主体。
1.非政府组织的扶贫优势
我国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足之处很明显。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在扶贫事业中喜欢搞亮点，面子工程，忽视当地民众的基本需要；扶贫发展项目的计划通常是由当地政府制定的，作为扶贫对象的农民却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就使得扶贫开发缺少群众基础；另外，扶贫资金、物品由于各种原因难以直接送到贫困者手中，也使得群众对扶贫工作不满。
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活动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首先，它的适应性较强，能够针对当地各种既定的经济、习俗条件，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促进扶贫工作的深化；其次，它“能够近距离平等地接触基层群众，将贫困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培养自立和互助的精神，促进农户参与消除贫困活动的全过程”；［4］再次，非政府组织对扶贫村的综合发展项目，一般规模较小，且更为本地化，更能专注于贫穷农户；最后，非政府组织在消除贫困的事业中，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能有效地唤起一般公众对农村贫困问题的关注，充分利用各种扶贫资源。
2.非政府组织的扶贫领域
（1）非政府组织类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引导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搞好信息服务，维权益提供有效服务”。根据此文件精神，笔者认为要培育两类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一类主要是以地域（自然村或者行政村或者它们之间的联合体）为单位的服务农民自身的非政府组织，简称村域组织（VillageOrganization）；另一类是专业从事农村各种服务、协助农村发展的公益性、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简称农业非政府组织（Agriculture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5］。对于前者，要积极鼓励其发展，利用其植根于民间的优势，整合当地资源，参与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而对于后者，要予以培育，发挥其反映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帮助困难群体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其在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的优化配置功能，帮助和维护贫困农民利益、促进新农村建设。
（2）非政府组织功能。非政府组织要发挥智力的优势、发挥募集社会资金方面的优势，积极面向农村、农业、农民开展扶贫济困、救灾防害、安老抚幼、扶弱助孤、贫困助学等活动。在小额贷款方面已作出突出贡献的非政府组织，要继续完善以前的做法，并拓展向农民分发农业生产信贷，使农民有资金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或者向农民发放信贷使他们去开辟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主要从事技术、学术扶贫的非政府组织，要积极动员、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贫困村开展调查研究，为农民脱贫致富建言献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另外，在卫生保健领域、教育领域等其他公共服务领域，非政府组织也应以填空补缺的身份及时出现。
总之，在中国，随着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深入，非政府组织既可以在帮助农村脱贫方面发挥作用，也将在未开启的农村市场中大有作为。
三、扶贫主体之三：扶贫村的自身建设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贫困村的农民不但是扶贫的对象，也应当是扶贫的主体，成为解救自身的主人。如何做好扶贫村的自身建设工作呢？李源潮指出“在扶贫开发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首先要选好带头人。第二要培训新农民，让农民有新的创业素质、新的劳动素质”。
1.要选好带头人
选好带头人，第一步要选好村干部（主要是村主任）。笔者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村干部的选任应以“海选”+“提名”式竞选为主。即“海选”产生一名、村里致富能人推选出一名、村委会推荐一名、基层政府推荐一名，然后通过竞争上岗。这既体现基层民主，也杜绝“海选”的随意性。另外，把大学生输往农村基层组织，即培养“大学生村官”，也应积极推行。第二要处理好村干部（主要指村支书与村主任）之间的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现实中，村支书是上级党组织直接任命，而村主任由选举产生，除少数情况下村支书、村主任由一人兼任外，一般都是两人各负其责。两者关系好坏自然关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村干部之间应以和谐为重，村集体利益至上，同心协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三要保障村干部的利益。扶贫开发工作，要求村干部把精力从收税、罚款等管理工作上转移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尽心尽力为农民服务上来；新农村的建设目标促使村干部要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工作重心。新的形势对村干部要求提高了，对村干部利益的保障机制也应健全。建议村干部的工资参照公务员工资支付形式，将其纳入县市区或乡镇财政统管统发系统，并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和工龄补偿制度，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同时，还要建立村干部激励机制和进退机制等［6］。
2．培育新型农民
扶贫开发涉及农村千家万户，关系到农民方方面面的利益，而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扶贫工作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要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否则，扶贫开发工作无法良性进展。只有得到贫困户的理解和支持，扶贫工作才能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此，一要实现贫困农民从生活脱贫到心理脱贫的转变。让一个人生活富裕起来不难，而让他从精神上也富裕起来却不易。现实中部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不思进取，沉迷于吃喝嫖赌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因此，扶贫投入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和资金上，更要关注“扶志”，对其“输血”的同时更要注重“造血”。要通过教育、技术、信息等智力扶持，培养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要对贫困户进行心理上的辅导和观念上的引导。逐步实现生活富裕到观念富裕及生活脱贫到心理脱贫。二要实现由贫困户向新型农民的转化。与新农村建设提倡新型农民相比较，现在贫困村农民的文化知识比较匮乏、道德素质不高、固守传统农业的心态较重。落后地区的农民应当利用扶贫开发工作人、财、物注入的契机，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逐渐实现“脱贫——富裕——新型农民”的转化。为此，贫困村民应当利用科技下乡、短期培训等机会，向专家学者请教、学习，定期参加农村劳动力培训，掌握致富的新技能。在国家大力鼓励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大环境下，贫困户应当主动参与市场，在市场中开阔眼界、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历练本领，成就经营能手。贫困村民应该充分享受国家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的成果，尤其是要享受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两免一补”政策，改变读书无用的观念，担负起子女受教育的义务，保证下一代不失学不辍学，让他们从小就接受教育，远离无知，保证使下一代成长为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四、结束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贫困地区建设和谐新农村”理论研讨会上指出：“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将围绕继续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和逐步缩小发展差距两个目标，分区研究，整村推进，因户制宜，逐级建立责任制，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逐步增加他们的收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基本完成14．8万个贫困村的整村推进扶贫规划”。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政府的坚定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和贫困农民的自我觉醒，落后地区的农村一定能尽快脱贫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一定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北京：新华网，［2006-02-21］./politics/2006.02/21/content-4207811.htm.
［2］陈梁.对提高我国农村扶贫效率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07,(02)：51.
［3］毛胜华“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提升扶贫开发内涵［EB/OL］.［2006-11-16］..
［4］郑功成．中国扶贫问题与NGO扶贫的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2,(7)：11.
［5］曲天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扶贫成果的贡献分析及其发展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2,(9)：29.
［6］张冬萍，杨过.湖南新农村考察报告［EB/OL］.［2006-08-02］..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农村；扶贫；政府；非政府组织；贫困村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任务下，经济薄弱村的扶贫开发工作无疑更加任重而道远。它不能仅囿于贫困户数量的减少和温饱问题的解决，更应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去规划实施，“使广大农民生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切实加强，使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1］。这就要求扶贫开发工作必须创新思路，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2］。笔者遵循这一思路，以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扶贫村为视角，谈谈新农村建设形势下的扶贫主体。
一、扶贫主体之一：政府的角色定位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扮演着全方位、多层次的角色。针对扶贫工作，笔者认为，政府起码要做到以下两点：
1.提供公共服务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表示，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任务。对农民而言，公共服务的主要产品就是农村公用基础设施。目前，我国贫困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不但严重地制约着扶贫工作的开展和扶贫效率的提高，更为关键的是，它无法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无论是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都必须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性和农民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为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可靠的基础性保障。
问题在于谁应该是贫困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笔者以为政府应当承担这一责任。
一方面农村公用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其投资主体具有特殊性，即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应主要依靠政府或集体投资。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理应承担起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农村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投入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仅靠农民和村集体投入往往承受不起，对贫困村而言，更是天方夜谭。国家财政应该在这方面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扶持，这是政府的职责使然。总理在2006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
2.做好行政指导
在基础设施上，政府要为农民提供好公共服务；而在农村事务、农业生产上，政府要予以行政指导。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具有助成性、诱导性和柔和性之特征，它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服从”式的刚性政府行为，更能体现对贫困农民的引导和尊重，更符合新农村建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利”［1］的基本目标。
另外，政府对农村事务予以行政指导，也是依“法”行政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引导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0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推进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在新农村建设的路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政府如何做好行政指导呢？一是引导农村科学做好整体发展规划。政府应当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遵循农村扶贫与农村长远发展规划相结合的理念，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角度，引导农民搞好整体规划，在规划中，“必须要统筹安排，兼顾左右，体现全面发展，而在实施过程中，又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优先扶持发展”。［3］二是政府应当利用其掌握市场信息的优势，为农民做好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指导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供求、农业经营风险预测、农业气象水文灾害预报、农业种植技术等信息,提高农民把握市场供求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三是政府应当鼓励农民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引导农民树立农业新理念。发展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民脱贫、农业增收的必由之路。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文件中明确“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农村基层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有的放矢、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发展计划，为农民生产经营指明方向。
二、扶贫主体之二：非政府组织的扶贫参与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扶贫需要社会的合力。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民政部官员也表示，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扶贫，为扶贫带来不绝的动力，必将成为扶贫项目中的主体。
1.非政府组织的扶贫优势
我国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足之处很明显。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在扶贫事业中喜欢搞亮点，面子工程，忽视当地民众的基本需要；扶贫发展项目的计划通常是由当地政府制定的，作为扶贫对象的农民却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就使得扶贫开发缺少群众基础；另外，扶贫资金、物品由于各种原因难以直接送到贫困者手中，也使得群众对扶贫工作不满。
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活动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首先，它的适应性较强，能够针对当地各种既定的经济、习俗条件，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促进扶贫工作的深化；其次，它“能够近距离平等地接触基层群众，将贫困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培养自立和互助的精神，促进农户参与消除贫困活动的全过程”；［4］再次，非政府组织对扶贫村的综合发展项目，一般规模较小，且更为本地化，更能专注于贫穷农户；最后，非政府组织在消除贫困的事业中，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能有效地唤起一般公众对农村贫困问题的关注，充分利用各种扶贫资源。
2.非政府组织的扶贫领域
（1）非政府组织类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引导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搞好信息服务，维护成员权益。鼓励发展农村法律、财务等中介组织，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根据此文件精神，笔者认为要培育两类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一类主要是以地域（自然村或者行政村或者它们之间的联合体）为单位的服务农民自身的非政府组织，简称村域组织（VillageOrganization）；另一类是专业从事农村各种服务、协助农村发展的公益性、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简称农业非政府组织（Agriculture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5］。对于前者，要积极鼓励其发展，利用其植根于民间的优势，整合当地资源，参与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而对于后者，要予以培育，发挥其反映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帮助困难群体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其在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的优化配置功能，帮助和维护贫困农民利益、促进新农村建设。
（2）非政府组织功能。非政府组织要发挥智力的优势、发挥募集社会资金方面的优势，积极面向农村、农业、农民开展扶贫济困、救灾防害、安老抚幼、扶弱助孤、贫困助学等活动。在小额贷款方面已作出突出贡献的非政府组织，要继续完善以前的做法，并拓展向农民分发农业生产信贷，使农民有资金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或者向农民发放信贷使他们去开辟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主要从事技术、学术扶贫的非政府组织，要积极动员、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贫困村开展调查研究，为农民脱贫致富建言献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另外，在卫生保健领域、教育领域等其他公共服务领域，非政府组织也应以填空补缺的身份及时出现。
总之，在中国，随着扶贫开发力度的加大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深入，非政府组织既可以在帮助农村脱贫方面发挥作用，也将在未开启的农村市场中大有作为。
三、扶贫主体之三：扶贫村的自身建设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贫困村的农民不但是扶贫的对象，也应当是扶贫的主体，成为解救自身的主人。如何做好扶贫村的自身建设工作呢？李源潮指出“在扶贫开发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首先要选好带头人。第二要培训新农民，让农民有新的创业素质、新的劳动素质”。
1.要选好带头人
选好带头人，第一步要选好村干部（主要是村主任）。笔者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村干部的选任应以“海选”+“提名”式竞选为主。即“海选”产生一名、村里致富能人推选出一名、村委会推荐一名、基层政府推荐一名，然后通过竞争上岗。这既体现基层民主，也杜绝“海选”的随意性。另外，把大学生输往农村基层组织，即培养“大学生村官”，也应积极推行。第二要处理好村干部（主要指村支书与村主任）之间的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现实中，村支书是上级党组织直接任命，而村主任由选举产生，除少数情况下村支书、村主任由一人兼任外，一般都是两人各负其责。两者关系好坏自然关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村干部之间应以和谐为重，村集体利益至上，同心协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三要保障村干部的利益。扶贫开发工作，要求村干部把精力从收税、罚款等管理工作上转移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尽心尽力为农民服务上来；新农村的建设目标促使村干部要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工作重心。新的形势对村干部要求提高了，对村干部利益的保障机制也应健全。建议村干部的工资参照公务员工资支付形式，将其纳入县市区或乡镇财政统管统发系统，并逐步推行养老保险和工龄补偿制度，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同时，还要建立村干部激励机制和进退机制等［6］。
2．培育新型农民
扶贫开发涉及农村千家万户，关系到农民方方面面的利益，而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扶贫工作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要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否则，扶贫开发工作无法良性进展。只有得到贫困户的理解和支持，扶贫工作才能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此，一要实现贫困农民从生活脱贫到心理脱贫的转变。让一个人生活富裕起来不难，而让他从精神上也富裕起来却不易。现实中部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不思进取，沉迷于吃喝嫖赌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因此，扶贫投入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和资金上，更要关注“扶志”，对其“输血”的同时更要注重“造血”。要通过教育、技术、信息等智力扶持，培养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要对贫困户进行心理上的辅导和观念上的引导。逐步实现生活富裕到观念富裕及生活脱贫到心理脱贫。二要实现由贫困户向新型农民的转化。与新农村建设提倡新型农民相比较，现在贫困村农民的文化知识比较匮乏、道德素质不高、固守传统农业的心态较重。落后地区的农民应当利用扶贫开发工作人、财、物注入的契机，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逐渐实现“脱贫——富裕——新型农民”的转化。为此，贫困村民应当利用科技下乡、短期培训等机会，向专家学者请教、学习，定期参加农村劳动力培训，掌握致富的新技能。在国家大力鼓励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大环境下，贫困户应当主动参与市场，在市场中开阔眼界、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历练本领，成就经营能手。贫困村民应该充分享受国家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的成果，尤其是要享受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两免一补”政策，改变读书无用的观念，担负起子女受教育的义务，保证下一代不失学不辍学，让他们从小就接受教育，远离无知，保证使下一代成长为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四、结束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贫困地区建设和谐新农村”理论研讨会上指出：“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将围绕继续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和逐步缩小发展差距两个目标，分区研究，整村推进，因户制宜，逐级建立责任制，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逐步增加他们的收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基本完成14．8万个贫困村的整村推进扶贫规划”。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政府的坚定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和贫困农民的自我觉醒，落后地区的农村一定能尽快脱贫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一定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北京：新华网，［2006-02-21］./politics/2006.02/21/content-4207811.htm.
［2］陈梁.对提高我国农村扶贫效率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07,(02)：51.
［3］毛胜华“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提升扶贫开发内涵［EB/OL］.［2006-11-16］..
［4］郑功成．中国扶贫问题与NGO扶贫的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2,(7)：11.
［5］曲天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扶贫成果的贡献分析及其发展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2,(9)：29.
［6］张冬萍，杨过.湖南新农村考察报告［EB/OL］.［2006-08-02］..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遇到朋友，总是要询问我平塘县掌布景区藏石字上面的“中国共产党”几个字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事情是这样的，2003年，平塘县一个叫掌布的地方，人们在一块石头上发现了神似“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石痕，被称为“天下第一神石”。掌布现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但上的那几个字的真伪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许多人认为是人工制作的，概括起来不外乎有四种观点：一是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留下的标语；二是在“红海洋”期间用油漆刷的标语，经风化而形成的；三是在岩石上就有一些化石的遗痕，经过人为加工后形成的；四是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造假，并说这类造假太多了，“莫不是穷疯了，编此奇事诓人”？这勾起了我从2003年8月13日起对平塘掌布多次考察的回忆。
初考
2003年8月初，我在全省县级领导干部环境保护培训班上讲课，平塘县常务副县长罗荣彬走到讲台旁对我说，最近在他们县的掌布河峡谷内一块巨石上，发现有“中国共产党”几个字，究竟是真是假他们也搞不清楚，希望我们能去考察。我听他介绍后，心想这肯定是假的。但既然县里邀请，不妨去看看，顺便也是旅游，听说那里风景不错，又正值学校假期。我就约请了何丰胜、顾尚义、芮延龙、崔淑萍几位老师一同前往，心想多约几位老师去有好处，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以便鉴别其真伪。
2003年8月13日，我们一行人应平塘县的邀请，来到了掌布乡桃坡村浪马寨，村支书王国富介绍了的发现经过。2003年5月，都匀要举办国际摄影博览会，推荐掌布河峡谷景区为摄影采风点。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石上有“产”、“党”两个大字，他把长期堆放在巨石缝隙中的秸秆搬开后，惊喜地发现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5个横排大字。这消息立即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前来探奇的人先后给它取了“天书”、“救星石”等名称。
我们沿着掌布河峡谷左岸而上，河谷两岸出露的地层均为二叠系中统栖霞组，距今大约2.7亿年，为燧石条带及燧石结核生物碎屑灰岩。当我们快走到时，发现这里是一个半洞，在洞底平卧两块巨石，巨石是从高15米的陡崖上坠落下来的，在陡崖上仍可看到崩塌岩体留下的凹槽。崩塌岩块坠地后，沿裂隙分裂为两块巨石，中间的缝隙相距1.46米，右边巨石似长方形，重量约170吨，左边巨石似三角形，重量约100吨。在右边巨石的内侧裂隙面上形成的石壁面上天然凸显一排字迹，上面布满了灰尘。我们用水冲洗后，“中国共产党”几个字突显，字体排列成一排，几个字在石壁上，高出地面1.52米至1.82米之间，字体大小相当，分布匀称，5个字平均高25.2厘米，平均宽17.8厘米，字体较石壁突出0.5至1.2厘米。这5个字的两端，与其并列的还有凸显的痕迹，在左边巨石的内侧也有凸显的痕迹，凸出0.3厘米，但字形难以识别，与右面石壁的痕迹可以一一对应，显然，在巨石坠落前这两块石头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几个人在巨石内侧壁上十分仔细地用放大镜观察，发现这些由古生物化石所形成的“字”都分布在一个化石层中，这个化石层厚约30厘米，巨石周边都有显现。经我们仔细观察，组成的生物化石有海绵、海百合茎、腕足类、珊瑚、苔鲜虫等。
我们用放大镜对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几个字逐个逐笔划进行观察，这些字体向上凸出，字的笔划就是由化石的纵断面、斜断面或横断面组成的，正是这些无序的化石堆积物，在这节理破开的断面上十分巧合地组成了有序的“中国共产党”5个字的图形。从化学和矿物成分上看，构成字体的矿物成分是方解石，化学成分是碳酸钙（CaCO3），与巨石成分是一致的，其结构与基岩略有差异，结构较为致密，方解石结晶颗较粗大，粒径在0.5至2毫米之间，大多为1毫米。
经我们几个小时的认真观察，大家一致认为上所显现出的“中国共产党”5个字浑然天成，无人工雕琢、塑造、粘贴痕迹。其成因是在沉积时生物遗体顺层堆积，在这一层中化石相对富集形成化石层，在成岩阶段，通过交代作用，碳酸钙交代了生物遗体中的原有成分，形成生物化石。由于结构与原岩有所差别，在坠落到地面沿节理面裂开时显得凸出，同时抵抗风化的能力又强于基岩，因而更加凸显出来。
第二天，我们向县领导介绍了观察的结果，县领导希望我们把观察的结果写一份书面材料。回学校后，我们撰写了《平塘县救星石峡谷风景区考察报告》，其结论是：由化石组成的“中国共产党”5个字迹，无人工雕琢、塑造、粘贴的痕迹，是天然形成的”，并于8月18日提交给县里。谁知县里把这篇文章放到了网上，却引来了一遍声讨浪潮，国内外多家网站都怀疑其真实性。
我们的看法毕竟是一家之说，而且是由县里邀请去的，显然有为他人说话之嫌。
国土厅再考
9月，由省国土资源厅主要负责同志带队，王立亭等省内专家组成了考察组，对“”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研究。考察后省国土厅出了一份红头文件，鉴定结果与我们的完全一致，即这几个字确实是由两亿七千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组成，两块巨石原本是一块，并且与山岩上的岩壁连为一体，落到峡谷之后一分为二，这几个字就长在裂开的断面上，并被同一个化石层所控制。
有人认为，我们和省国土厅对的鉴定的结论，只是省里的意见，贵州专家的水平毕竟有限。
同年内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进行考察
为获得更权威的评价，平塘县邀请了国内最著名的专家，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专家李廷栋为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专家刘宝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国土资源部国家地质公园评委、著名古生物学家李凤麟教授，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咨询委员毕孔彰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质哲学委员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魏宏森教授，中国地质大学贾精一教授，武警黄金部队总工程师蒋志，以及著名演员娜仁花女士、著名演说家李燕杰等15人组成的“贵州平塘地质奇观·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我和贵州地矿局原总工程师何立贤研究员也列为考察团成员。
当2003年12月5日我见到从北京来的专家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说：“我们来此的一唯目的就是打假，彻底戳穿这一骗局。”正如魏宏森教授后来对记者所说：“在实地考察前，真不相信这是真的。考察团成员中很多人本是为了‘打假’才去的。”我询问他们是否看过我们撰写的材料，他们说，“你们写的资料我们都看了，这些字迹是由古生物化石组成，但有人在上面做了手脚，通过粘贴、修补或雕凿使原来不是字的痕迹变成了字”，“我们这次是带着仪器、试剂等工具来的。”这些人毕竟是代表着中国地质科学最高水平的泰斗级人物，我说，我们水平有限，非常期盼你们能来戳穿这一骗局。
12月6日，专家们对掌布河峡谷进行了实地勘察。李廷栋院士在现场感慨地说：“像这种情况，确实太绝了”，并欣然题词：“扬世界地质奇观，展华夏山川风采”；刘宝珺院士题词“世界地质奇观，旷代天赐珍宝”。两位自称看了50多年石头的大师作出了自然天成的科学论断。
12月7日，李廷栋、刘宝珺等权威专家正式公布考察鉴定意见：“该地质奇观位于中二叠统栖霞组深灰色岩中（距今约2.7亿年左右）。岩层中的古生物化石及生物碎屑似层状分布，经溶蚀及差异风化作用，使生物碎屑组成各种图案。这些图案包括像中国共产党几字在内，从不同角度观察，均可有多种意会。这些现象虽然是极其罕见的小概率事件，但均可从地质科学特别是沉积地质学上得到解释和说明。”
宣读完结论意见后，刘宝珺院士说，还有三个问题需要作深入研究，一是这两块巨石是何时从陡崖上掉下来的；二是为什么巨石裂开后，两边的化石痕迹都是突出的；组成字的笔划是化石组成的，有些竖直的笔划和弯曲的笔划如何解释。
李廷栋院士说，在一块石头上出来5个字，并组成一个最敏感的词组，可能只有几亿分之一，因此，我们称为小概率事件。
武警黄金部队总工程师蒋志少将估计上“中国共产党”几个字出现的概率约为1000亿分之一，极其罕见；如果把这5个字大小相当，从左到右有序排列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其出现的概率更小。
也就是说，假如世界上认识汉字的有10亿人，有一个人认为上“中国共产党”5个字是真的，都比这个概率大100倍。因此，常人未到现场观看，认为是假的很正常，即使到过现场仍然认为是假的也是很正常的。
后来，我们又多次到此进行考察，并逐一解开了刘宝珺院士所提出的三个未破解的难题。
但是，对平塘上“中国共产党”几个字真伪的争论并未就此终结。有人提出藏字红军长征时书写的，但上的字显然与红军长征时书写的标语无关，因为红军长征根本没有经过平塘。
近些年来，有人认为是“红海洋”期间有人用红油漆所刷的标语，后来由于雨水长期的淋溶作用，刷有油漆的地方没有被溶蚀就突出来了，这就是所谓典型的“人为地质作用的产物”，并据此计算了溶蚀速率。且不说掌布河峡谷内无人居住，峡谷外居住的全是布依族，大部分人当时不识汉字，更不会有人到此在石缝中用油漆刷标语；而且巨石是在半洞下，根本淋不到雨水，那里来的雨水溶蚀作用？再说左右两块巨石上的痕迹是一一对应的，如果说右边巨石上的字是正写的，那么，左边巨石上的字一定是反写的了，这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可以预见，围绕平塘上“中国共产党“几个字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去研究、考察、论证。
村支书考察报告范文第10篇
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通过教化权力进行的,掌握这一权力的人是士绅或地方精英,普通民众则在儒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通过“濡化”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认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礼仪规则下生活,是为礼治社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53页)不过,教化的对象往往并不是那些循规蹈矩的普通民众,而主要是那些经常发生越轨行为的边缘人。一般的边缘人无法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也无法真正掌握地方社会的权力,因而,“教化”往往意味着集体压力,能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地方社会从来不缺少那些“屡教不改”的边缘人,也不缺少试图挑战主流秩序,甚至攫取地方权力的边缘人,所谓的“坏人当道”,往往也意味着“礼崩乐坏”,礼治社会因此崩溃。因而,一个稳定的礼治社会,一定会有一种强制力量去抑制边缘人和边缘力量的崛起,从而维持礼治社会的基本面,因而,“力治”是“礼治”的重要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为乡土秩序的一体两面。
这个强制力量,最明显的是国家暴力。一个强盛的王朝,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对其核心区域“濡化”,并且,还要有能力开疆拓土,将边缘地区纳入礼治社会的轨道内,而这往往依靠的是暴力工具。即便是核心区域,也需要有暴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控制边缘力量的崛起,因而,“皇权不下县”往往并非指国家暴力有意保持一种姿态,而是因为国家能力所限,不得已而为之。黄志繁在研究宋时的赣南地区时,对当地的“教化”过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认识,他认为,当地民众的身份长期游离于“贼”“民”之间,这种转化让中央王朝感到束手无策,通过暴力的手段将其纳入正常的治理轨道,很长时间以来并不奏效,故而才退而求其次,通过与地方精英(往往并非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士绅,而是与国家正统对抗的“贼”首)合作,重建宗族,最终将该地区“教化”成一点也不亚于核心区域的深受儒家意识形态影响的文明之地。(《“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三联书店,2006)实际上,大部分地区如赣南地区一样,在中央王朝的“打拉结合”下,“礼治”和“力治”齐头并进,成为了儒家的核心区域。
赣南地区的教化过程表明,历来的国家权力都没有单纯通过暴力手段真正实现对边缘人和边缘力量的控制,从来不存在纯粹的教化权力,“礼”与儒家意识形态往往是伴随着国家暴力起作用的。因此,在常态社会中,国家暴力必不可少,却不可滥用,地方社会发展出一套有点与国家暴力有所差别的合法的强制力量:家法。不过,在乱世之中,封建宗法制度对贫下中农并不利,五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暴力往往被描述成旧社会的万恶之源,甚至将此看成是束缚妇女的四大绳索,因此,一定要将此打破,将广大妇女和弱者解放出来。同志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号召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痞子运动”。“痞子”显然是社会的边缘力量,也是常态社会里面最容易越轨的群体,他们的运动,首先是对地方权力的反抗,然后才是对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暴力的颠覆。
应该说,和他的同志们精准地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也准确地判断出了这一矛盾在常态社会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教化权力的拥有者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的对立。不过,没有具体论述的是,真正的“痞子”与一般的社会弱者有本质差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痞子”其实并不弱,恰恰相反,他们是社会横暴权力的拥有者,甚至因此而取代了教化权力,所谓的恶霸地主往往即是恃强凌弱之人。因此,教化权力其实并没有错,有错的是拥有这个权力的人。黄宗智和杜赞奇等人在关于近代华北农村的研究中,对痞子们最终掌握地方权力的过程有颇多关注,黄的分析指出,那些较为分散,社会团结程度不高的村庄,村庄权力往往容易为村级混混攫取,相反,那些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的村庄,村庄权力则仍掌握在地方士绅手中。杜赞奇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对地方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那些保护型经纪往往无法抗拒这一压力而为赢利型经纪所取代,而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村级混混或恶霸地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美]黄宗智著,中华书局,198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黄宗智和杜赞奇共同揭示了村级混混等社会边缘人崛起的条件:社会巨变或者说乱世,只不过,前者主要从“社会”的角度解读,后者则主要从“国家”的视角出发。
在这个意义上,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可怕的并不是乡土社会中“力治”的存在,而是“力治”掌握在边缘人手中。事实上,国家暴力及封建宗法力量的施受对象并不主要是普通民众,恰恰是那些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压力的社会边缘人,尤其是拥有横暴权力的乡村混混。也因此,社会的弱者在治平天下的时候,是欢迎“力治”的,正因为有“力治”的存在,才使得那些边缘力量不至于横行乡里,礼治秩序才得以维系。所言的“痞子运动”,实际上是在乱世之时,当真正的痞子们掌握地方权力时,横暴权力就会横行乡里,这时,普通老百姓就不得不采取“痞子”行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简言之,痞子当道的时代,所有人都会被迫成为痞子,“力治”而非“礼治”社会就此来临。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从乱世进入了治天下的时代,“痞子运动”取得了成功。我这几年的调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真正被狠狠地打压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宗法,而是那些滥用暴力的恶霸地主和乡村痞子。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新中国在恢复常态社会的秩序上是相当成功的,她让教化权力重新回到了那些有道统思想的人手中,只不过,这个“道统”并不纯粹是儒家的意识形态,而在更大意义上是党的意识形态,好人而非坏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很多人在讨论毛时代时,总是借字面上的“革命”来指责那个时代的“非常态”,殊不知,硬邦邦的“革命”背后,其实是在恢复礼治秩序。
我在很多地区调查时发现,并不存在单独的横暴权力,它往往与地方权力结构相结合,附属于村庄内部各个家族和派系斗争。倒是那些并不横暴,但却与主流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大量存在,并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公敌”。闽西客家地区称此类人为“吊儿郎当”,意为不服管理,总是为着自己的私利想尽办法占集体和他人的便宜,这很像是现在的父母骂那些不听话的未成年少年的话。仔细琢磨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干部与边缘人之间的关系,被类比成是严父和逆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干部天然地占据了道德优势,可以对这些边缘人进行“管教”。而江汉平原称此类人为“滑稽”人,这一说法也蛮有趣,它甚至不含明显的贬义的意思,尽道出人们对这一类人的无可奈何之意。尽管如此,如对此类人群无动于衷,就将对集体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吊儿郎当”的人和“滑稽”人进行“教化”就成为各级干部的日常工作。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一本正经地“学习”实际上并非本本主义,而是有所指,甚至还有可能专门针对这些人办“学习班”,此类人甚至成为历次运动的主要批斗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吊儿郎当”的人和“滑稽”人是相当有压力的,他们不可能对主流社会真正构成挑战。
倒是“礼治”和“力治”衰弱为边缘人的成长创造了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是边缘人相当活跃的时期。非常吊诡的是,这种活跃,一般都被解读成是社会有活力的表现。这也很容易理解,只有那些“滑稽”的人,或者说“吊儿郎当”的人,才有不择手段发家致富的强烈冲动,恰恰是循规蹈矩者容易保守。因而,如果说变革的推动力量主要在国家的话,那么,社会的内在动力则在于这些边缘人。一部分边缘人可能因为运气好,成了暴发户,并改邪归正,但却同样存在一些运气不好的人,甚至因为过于大胆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因而,与社会活力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混乱。陈柏峰研究两湖平原上的乡村江湖,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混混们,几乎只是因为“无聊”而做一些出格的事,一旦他们成年且有事可干,很容易退出江湖。真正长期混迹江湖的人,要么是无法退出江湖者,要么是混出头的人,他们因为真正够“吊儿郎当”,也够“滑稽”,从而适应了时代变化,在市场中如鱼得水。这个时候,尝试通过“严打”等非常态的暴力工具对这些边缘人进行日常治理,显然不可能达到效果,几年以后,新一代的乡村江湖重新崛起,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侵蚀了乡村社会。(《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陈柏峰,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这种隐蔽性,表现在边缘力量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甚至替代常规的强制性力量,统治着乡村社会的各种力量。我在荆门农村调查时,当地人在描述现在乡村干部的众生相时,几乎十分肯定地认定,一个足够老练的村干部,尤其是主要干部,一定要够狠。这意思是说,村干部必须霸道,否则就无法面对已经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压制住各种挑战力量――有一个村支书,打遍全村各小组,尽管遭来不少怨声,却莫名其妙地稳当地做了多任支书。不仅如此,村干部还必须和乡村混混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需要借重这种灰色势力来保证自身的权威。近年来,连普通民众也习惯于利用灰色势力来谋得自身利益,邻里之间发生纠纷时,甚至不惜将乡村混混引入村中从而赢得保护,从而“黑吃黑”。非常规的横暴性权力的崛起,已经不是两湖平原这样的社会团结程度并不高的地区的特例,甚至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的北方地区和南方农村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我在豫东平原调查的时候,只有霸道的人才能当村组干部这一原则,在10年前就已是普遍状况,而近年来南方农村的乡村混混的势力也慢慢由集镇进入了村庄。
与“毛式干部”或传统的士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滑稽”且霸道的干部,并不依靠以德服人、密切联系群众来实现日常社会的治理,也不主要通过常规的强制性力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压制那些边缘人,而是依靠隐蔽的非常规暴力和投机取巧来赢得社会的短暂稳定。一旦如此,基层社会就会变得异常不同,一方面,农村社会获得了表面的平静,似乎各种力量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势中,尤其是社会的边缘力量赢得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社会“和谐”了,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社会弱者处于高度的压力之下,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这真有点像当年所言了,阶级矛盾已经开始固化,乡村权力精英与边缘力量相结合,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一旦星星之火燃起,就必将不可避免地燎原。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距“礼治社会”越来越远已是不争的事实,所幸的是,通过百年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暴力有能力将边缘力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因此,“乱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如果国家暴力有意无意地从乡村社会中退出,那么,“力治”就会失去一个重要支撑;更加可怕的是,类似于“封建宗法”的另一种常规暴力,也慢慢随着社会团结程度的降低而变得不可能,“力治”就变得更加不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尤其是在“礼治”已崩溃的时候,边缘力量尤其是非常规暴力崛起,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一个有良心的研究者应该清楚,一味对国家权力进行鞭笞,尤其是对横暴权力心存偏见,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患了“权力诋毁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力治”并不可怕,相反是必须的,可怕的是,“力治”失去了“礼治”的依托,并且,非常规的横暴力量成为“常态社会”的主导,这对弱者而言,是真正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