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淀成本范文
时间：2023-03-07 08:11:57
沉淀成本范文第1篇
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许多以开发某种本区域优势资源为主要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资源型城市。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加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单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发展趋向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出现资源型产品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居民收入下降、城市失业率增加等衰退现象，直接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一些依靠单一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转型更加困难，发展接续产业的空间也很小，面临着由于资源枯竭而无法继续发展的问题。根据中国矿业协会的统计，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390多座以采矿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其中，20%处于成长期，68%处于成熟期，12%处于衰落期。全国约有400多座矿山已经或者将要闭坑，约有50多座矿城资源处于衰减状态，面临着严重资源枯竭的威胁。
在许多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地区或城市（即资源型地区或城市），财富的增长都与开采部门密切相关，而经济增长和繁荣又会导致私人或政府对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和运输等进行更多的投资。由于对资源型部门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沉淀成本，所以说，沉淀成本对资源型部门转型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在我国，这些城市受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等给它们施加了多重压力和限制。同时，在资源型城市中，大中型国有企业比重大，重产业比例大，资源型城市社会性沉淀成本也会进一步阻碍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由微观经济学原理可知，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生产要素具有充分流动性，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不会带来任何调整或转型障碍。然而，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无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中还是在受规制的市场中，都可能导致严重或持久的资源配置扭曲，包括投资不足、投资过度或产业刚性等（DixitandPindyck ，1994；Chavas，1994）。这一点在资源型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也就成了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资源型城市沉淀成本形成的条件
沉淀成本（SunkCosts ）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指承诺的投资成本无法通过转移价格或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的那些成本；二是指契约安排下的权利承诺，一旦终止无法得到补偿的那些利益，也会产生沉淀成本。事实上，沉淀成本是否得到补偿具有重要的分配效应。为了具体说明资源型城市沉淀成本的现实状况，我们将前者称为经济性沉淀成本，后者称为社会性沉淀成本。
1.资源型城市经济性沉淀成本的形成（1）专用性资产形成的沉淀成本。投入企业的生产性资产，由于只能用于特定的生产和服务，这样在企业退出某一产业而进入另一产业时，这些资产很难随企业被带入所进入产业继续发挥作用，难以回收投资成本，因而企业面临处置这些资产的障碍。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布相当分散，而且沉淀在各产业中的资产又有相当大的规模。这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很大困难。按照威廉姆森（2002）对专用性资产划分可知，①专用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投资有沉淀成本。资源型城市企业需要投入生产性资产，如，矿产地质勘查、开采以及加工所投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由于专用性较强，从原产业退出时难以回收投资成本。有些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即使能够折价出售，也因资产市场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完全，不能按照正常折旧后的价值出售，这些无法回收的资产价值，有可能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②目前，商业性地勘市场尚未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不论开采成功或失败，都需要支付大量搜寻信息等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本身都是沉淀成本。同时，沉淀成本也来源于城市非交易产品部门。在房地产、基础设施或设备的投资都是为了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这些投资既不能迅速地转移到交易产品生产部门去，也不能转移到其他区位。因此，对于非交易产品投资往往产生沉淀成本。③区位偏离也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矿业城市区位偏离，主要指矿业城市依资源而居，大多位于内陆、边远荒漠地区，地理环境闭塞，远离交通干线、远离工商业发达地区，远离国内、国际市场、区位条件较差。为了摆脱区位偏离，需要投入运输网络和储藏基础设施。虽然这些投资本身并不一定是沉淀成本，但这些投资都具有厂址区位专用性，难以移动到其他地区，从而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
（2）固定成本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经济性沉淀成本。它主要包括：①离退休劳动力安置成本，企业退出后要给劳动力重新安排工作或重新培训，而这笔培训费用和转移费用往往很高；②因企业退出造成终止各种契约所必须支付的违约费用；③退出企业职工情绪下降引起的生产经营状况恶化，使企业收益减少等。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在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在这些国有企业里工作的职工更是数以千万计，一旦这些企业退出，能否支付这笔巨额劳动力安置成本，重新培训成本等，将成为国有企业退出某些产业最突出的问题，这也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
（3）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巨额负债形成的经济性沉淀成本。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大多数负债率高，而且大部分是欠国有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尽管国有企业亏损会成为从竞争性产业退出的最好理由，但亏损严重的企业是很难转移出去的。如果通过破产的方式退出，国有银行也会破产，因而国有银行宁愿维持国有企业的现有状态。政府也会为了保住国有银行不至于发生危机，而采取维持国有企业现有状态的政策。国有企业债务负担形成资源型城市巨大的经济性沉淀成本，严重影响国有企业退出的可能性，进而限制民营经济，以及接续产业的发展。
（4）因交易成本导致市场不完善形成经济性沉淀成本。主要包括：①劳动市场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劳动市场发展缓慢，而且很不规范，国有企业职工在从某些产业退出时，借用现有的劳动市场实现大规模退出企业职工转移，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信息不完全所导致交易成本是阻碍职工流动的重要因素；②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造成的沉淀成本障碍。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信息更加不完全，资本价格无法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退出时，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退出企业资产的迅速转移或变现。因此，需要借贷和资本供求者支付巨大的搜寻、签约和履约等交易成本；③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造成沉淀成本。我国产权市场发育滞后，非市场化倾向明显，市场退出多数停留在“关、停、并、转”上，导致产权交易不活跃，不少产权市场还是有场无市，规模小，交易极为清淡，退出企业的资产和产权无人问津，加上中介组织不足，信息量少，造成产权交易困难重重，进一步加大了退出沉淀成本。
2.资源型城市社会性沉淀成本的形成（1）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阻碍。尽管中央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实施产业重组上态度是明确的，但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会设法阻止所属企业的退出，一方面需要维持自身的声誉，避免出现声誉资产沉淀成本；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有自身独立的既得利益，让其所属企业退出本行业，无异于自己消灭自己。所属企业尽管有亏损，甚至全行业都是亏损的，但亏损企业会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自身的压力并不很大。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掌握着所属企业的人事任免权。如果这些企业退出本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就丧失了这些利益和权利，所以他们会制造出种种可能的退出障碍。有时中央政府出于政府信誉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会推迟对国有企业实施产业重组的计划。
（2）市场退出的决策主体错位。市场退出的决策本应由企业所有者做出，但我国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退出决策成为政府部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公共选择的讨价还价过程。从政府角度看，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不可退出，进而产生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不可转让性。同时，让一个亏损企业维持生产不仅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还显示当地政府的政绩，因而常常倾向于继续生产而不退出市场。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由于产权因素和债权因素的双层软化，维持亏损状态可以维持既得利益。对于企业职工来说，长期享受稳定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市场退出使其面临下岗威胁，市场的不确定性越大，职工退出越难。
（3）企业“内部人”的阻碍。“内部人”是指由企业的经理人员和职工共同组成的利益集团。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来看，由于政府在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委托关系上，缺乏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如果企业要退出，许多老职工应当得到的那部分非工资福利就会丧失掉，他们自然会出来抵制企业退出。这里当然也包括职工不愿意退出的复杂“惜退”心理成本。
（4）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由于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中退出时，无法将原有企业部分离退休职工转交给社会，而必须自己承担这部分职工医疗、住房和养老金等成本。换言之，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面临“企业办社会、债务负担和冗员负担”三大障碍，一并产生显著的社会性沉淀成本，阻碍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企业办社会是就业、福利和保障三位一体的体制，不能随便解雇职工，如果解雇工人，需要承担起身份置换成本。冗员问题与企业办社会极其相关，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很难自由退出，因为身份一旦变化，福利、就业和保障将丧失掉。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不仅仅失去工资，而且还会失去福利和保障利益。如果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职工流动会产生大量的社会性沉淀成本，从而阻碍资源型城市经济调整。
三、有沉淀成本的动态投资模型
为了说明经济性沉淀成本和社会性沉淀成本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影响，我们先从微观角度分析经济性沉淀成本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我们假设获得资本的成本总是大于废弃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差额便是沉淀成本。
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其最优原则是：P ×MPI ＝MCI其中，P 是产出的价格，MPI 是投资品的边际价值产品，MCI 是投资品的边际成本。这是标准的新古典竞争结论。
当物质资本投资是部分沉淀时，这一决策规则对物质资本配置有什么意义？
在发生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依赖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及其自身沉淀成本产生了四种可能的投资行为，这些都被证明在图1中。在图1中，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单位购买价格S ，由SS曲线表示。物质资本负投资等于其打捞价格s ，由ss曲线表示。S ＞s 表明有沉淀成本。在第一种情况，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较高，与投资的边际成本曲线（SS）相交于正投资区域，这表明经济主体处于投资行为；在第二种情况下，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处于中间阶段（Ss），这表明他既不正投资也不负投资。在这个资产固定区域，经济主体不易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恰恰是因为沉淀成本导致的结果。在第三种情况下，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较小（ss），经济主体进行部分负投资。最后，当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极小时，导致总投资完全退出。
大力降低各类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尊重契约自由，打破经济或行政垄断，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或区域间的流动，给各类资产提供更多的重新利用的机会，从而降低资产的沉淀成本。
（2）受益地区补偿或援助受损地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同行业内的补偿，在一个行业中，一些企业的退出会使那些留在这个行业中的企业受益，因此，制定措施让那些留下的企业向退出的企业提供补偿有充分的理由，可将行业内留存企业的收益的一部分通过有关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金融机构，作为退出企业的补偿成本；二是跨行业的补偿，这种情形主要指一国实行开放政策后受益行业向受冲击行业提供的补偿，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扩大，削减关税是一项重要内容，那些保护程度明显降低的产业有可能会面对进口品的有力竞争，导致生产缩减和员工失业，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使用进口投入品的行业会因进口投入品的价格降低而受益，一种可行的方式就是从使用进口品企业的得益中分出一块，作为受冲击企业的调整援助基金。资源型城市曾经为我国国民经济做出过重大贡献，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也需要其他获益地区给予补偿。
（3）建立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对于那些企业无力提供培训和实施再就业的职工或者不具备再就业条件的职工，应由国家及当地政府建立资源型城市转轨专项职工社会保障基金，以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减少因职工流动而产生的社会性沉淀成本。
（4）资源型城市再就业政策。对于一些集中存在失业问题的行业和地区，仅仅靠一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够的，政府需要制定一些特别的处置措施，要根据城市就业和产业发展的需要，设立若干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层次的培训中心，有针对性地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为发展接续产业创造人力资源，以促进工人在各个产业之间的流动，降低自然资源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沉淀。
（5）允许资源型城市的大中型企业，或以部分产权换资金、换技术的方式向外商开放，或以租赁的方式向外商提供闲置厂房、设备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有条件情况下也可以实施企业并购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确立合理的产权关系，降低委托成本，增强激励约束，期望在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同时，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效率，创造一部分收益补偿经济性沉淀成本和社会性沉淀成本。如果企业的退出和重新进入过程与有前途的企业扩张过程结合起来，传统产业收缩本身就是新兴产业的扩张过程，这也是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过程。对外商投资单一资源型城市地区的现有企业，国家应在各方面比照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予以扶持。
（6）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政府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资源型城市枯竭不仅仅是城市本身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区域发展问题，因此，中央政府需要整体区域规划，确立科学发展观，形成稳定的体制环境和预期环境。政府除了对资源性城市给予税收减免或加速折旧等政策以外，要尽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产交易效率。政府通过对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承担教育、培训以及研发和市场信息投资的成本也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因为研发与信息搜集对于私人主体都会产生沉淀成本，政府承担了这一成本，就可以减少企业的沉淀成本。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经济转型政策，为发展接续产业创造条件。
沉淀成本范文第2篇
关键词：沉淀成本；国有股最优比例；产能过剩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1.03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1-0010-05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double oligarchies competition model which is composed of tw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cess capacity and suck cost，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al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is a dynamic variabl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efficiencies of the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capital；there exist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ck cost that is negative to the social welfare and excess capac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and the excess capacity is affected by the efficiencies of the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capital，and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ateowned property rights and excess capacity.
Key words：suck cost； the optimal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the excess capacity
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巨大压力，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如何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实现去产能目标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有研究认为，产能过剩源于国有产权的天然弊端，只有国有企业才存在产能过剩。本文认为，当前的产能过剩虽然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但国有产权并不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充要条件，国有产权特殊性带来的激励及约束不足的弊端完全可以通过体制机制优化来弥补，其中科学设置国有股比例尤其重要。科学的国有股比例一方面能够保证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严重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能确保非国有股东的话语权，抑制“一股独大”与“内部人控制”，对优质的非国有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优化国有股比例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去产能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实现的有效手段，后者是前者稳步推进的重要动力。
人们在研究产能过剩时往往采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沉淀成本为零的假设。所谓沉淀成本（Suck Cost），是指已经投入但是无法挽回的成本。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忽视沉淀成本的重要性，假设资源充分流动，也就是沉淀成本为零。如果没有沉淀成本，那么现有产能可以很容易转作他用，改革也就容易得多。但这一假设严重偏离实际，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是造成沉淀成本的重要因素。Williamson[1]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场地资产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专项资产专用性、品牌资产专用性与临时专用性。就我国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而言，多为前期投资额巨大、存在各类高资产专用性的资源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行业，例如煤炭、钢铁、水泥、机械制造等，在形成产能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成本发生了沉淀。这些沉淀成本影响了相关决策主体的效用函数，对企业产能产量决策造成影响，进而对产能过剩产生作用。
综上，在推进国有企业去产能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国有股比例及沉淀成本因素，实现不同改革政策的协调推进。
1文献综述
在国有股比例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低效问题，基于不同的理论及方法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在研究工具上，很多学者采用的是寡头垄断竞争模型，通过对纯寡头及混合寡头、或双寡头及多寡头市场条件下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总产出及社会福利的分析来推导最优国有股比例。在解决措施上，最常见的措施是私有化，包括完全私有化与部分私有化。完全私有化的观点认为，国有产权容易导致治理弱化、腐败、缺乏利润等，进而导致企业及整个市场的低效，必须进行完全的私有化，如De Fraja和Delbono[2]、Megginson和Netter[3]等。也有学者认为国有产权具有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优势，完全的私有化并非一定会提升社会福利，最优私有化水平或者最优国有股比例可以是部分的私有化，甚至是完全的国有化，这取决于产品差异、竞争类型、资本效率、效用函数、软预算约束等多种市场因素，如Fujiwara[4]、杨全社和王文静[5]、Saha和Sensarma[6]等。
关于产能过剩的研究，很多学者采用了双寡头垄断分析的方法。有学者认为，企业产能过剩会存在于双寡头垄断竞争均衡状态中，在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下，国有企业存在产能过剩，如Wen和Sasaki[7]。但是，Nishimori和Ogawa[8]、Ogawa[9]、Tomaru等[10]采用不同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私有企业并非不可能出现产能过剩，而国有企业不一定会出现产能过剩。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产能过剩是否存在与国有产权没有关系，在部分管理授权的情况下，国有股比例越低，产能过剩反而更严重，如陈俊龙、汤吉军[11]。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很多学者基于中国现实进行了大量研究。韩国高等[12]、程俊杰[13]等学者利用不同的测量方法证明了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王文甫等[14]、余东华和吕逸楠[15]、徐朝阳与周念利[16]等学者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角度剖析了产能过剩产生的根源，例如垄断、信息不对称、政府制度不健全等。于立和张杰[17]、范林凯等[18]、李正旺和周靖[19]等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解决产能过剩的诸多对策，例如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加强管制、兼并重组、转变政府职能等。
已有研究分别对国有股比例及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两者有效结合并置于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中，未将去产能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机结合，无法很好地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实。而且，研究大多采用新古典研究范式，在寡头垄断模型设计时主要考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变成本，而忽视产能形成中所产生的沉淀成本。基于此，本文试图将沉淀成本与国有股比例纳入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中，探索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实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并结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科学的去产能政策。
2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构建由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组成的混合寡占市场，假设如下：
假设1：存在一个双寡头的混合寡占市场，由两家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构成，分别是企业0与企业1，双方围绕产量（q）进行古诺竞争。两家企业的国有股比例均为β，β∈0，1，国有股比例由政府依据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制定。
假设2：市场需求函数为pi=α-qi-qj，i及j的取值为0或1，而且i≠j。两家企业采取的生产技术相同，成本包括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因产能与产量不均衡所产生的成本。可变成本取决于国有资本效率与非国有资本效率，按照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股权比例，国有企业可变成本为βm+（1-β）n，m、n分别代表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生产成本，m>0，n>0，值越高，意味着效率越低。固定成本多表现为沉淀成本，因此用沉淀成本来表示。沉淀成本取决于产能高低，产能越高，沉淀成本越多，设每单位产能会产生δ的沉淀成本，δ>0。另外，（qi-xi）2表示因产能与产量不一致所造成的额外成本。如此，企业的生产成本为ci=[βm+（1-β）n]qi+（qi-xi）2+δxi。对于任意的β，有α-βm-（1-β）n-δ>0。社会福利函数W=π1+π0+CS，CS代表消费者剩余，CS=（q1+q0）22。则
W={α-q0-q1-[βm+（1-β）n]}（q0+q1）-（q0-x0）2-（q1-x1）2+（q0+q1）22-δ（x0+x1）。
假O3：政府与两家企业构成三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
第一阶段，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确定国有股比例β。
第二阶段，确定企业产能。在中国当前的产能政策环境下，国有企业的产能决策必须要经过发改委等政府职能部门审批。政府对企业产能的控制会着眼于整个行业而非单个企业私利。因此，假设企业产能决策由政府掌握，追逐社会福利最大化。
第三阶段，确定企业产量。产量决策由企业自主决定，由于采取混合所有制，两家企业的产量决策追求MaxβW+（1-β）πi。
3模型分析
31国有股最优比例分析
基于三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本文采取逆向归纳法来推导国有股最优比例。
命题1：当国有资本效率不低于非国有资本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完全的国有化是最优的，没有必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国有资本效率低于非国有资本时，如果低于一定水平，则混合所有制是最优的；反之，则完全的私有化最优。
可见，国有股最优比例是动态的，受国有及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是追逐目标优势与效率优势的结果。
32产能过剩分析
由式（5）、式（6），可以得到两家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一致。设f（β；δ）=x0-q0=x1-q1=2[βm+（1-β）n-α]（β-1）-（β-3）（β-5）δ2（β2-6β+13）。
考察产能过剩与沉淀成本之间的关系。首先，分析沉淀成本与产能及产量的关系，可以推出：xiδ=-（β-5）22（β2-6β+13）
然后，观测产能过剩与沉淀成本的关系，由f（β；δ）δ=-（β-3）（β-5）2（β2-6β+13）
命题2：产能大小、产量大小与沉淀成本大小负相关，产能过剩程度与沉淀成本大小负相关，沉淀成本越多，产能过剩程度就越小；当沉淀成本高于一定水平时，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反而可能出现产能不足。
可见，沉淀成本越高，反而有助于抑制产能过剩，从表面看来与认为沉淀成本对经济效率只有负面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那么为什么沉淀成本高昂的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呢？原因在于，本文假设产能决策由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行选择，不受政府官员及企业私利影响。而当前严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履行好产能监管职能，很多产能审批形同虚设，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利用信息不对称形成了大量的实际产能。同时，即使在政府掌控产能决策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产能过剩。原因在于，产能产量决策分别属于政府和企业掌握，由于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不会完全追逐社会目标，导致产量与产能决策目标的差异，从而形成产能过剩。因此，仅靠政府的产能规制无法完全消除产能过剩。
那么是不是沉淀成本越高越好呢？对此，需要考察沉淀成本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由Wδ=（β-5）2δ-4（β-3）[βm+（1-β）n-α]β2-6β+13可得，当δ>4（β-3）[βm+（1-β）n-α]（β-5）2时，Wδ>0，即沉淀成本越高，社会福利越高；如果δ
命题3：在沉淀成本低于一定水平时，沉淀成本越高，社会福利越低；超出这一水平，社会福利与沉淀成本正相关。在沉淀成本为一特定水平时，社会福利最低。从沉淀成本的角度看，产能过剩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负相关关系，即使产能过剩完全消除，社会福利也未必达到最优。
然后，分析产能过剩与国有股比例之间的关系，有
f（β；δ）β=β2（α-5m+4n-δ）+2β（-α+13m-12n+δ）-7α-13m+20n+7δ（β2-6β+13）2，其正负取决于g（β）=β2（α-5m+4n-δ）+2β（-α+13m-12n+δ）-7α-13m+20n+7δ的正负。其中，g（0）=-7α-13m+20n+7δ，g（1）=8δ+8m-8α
当m=n时，g（0）0，此时f（β；δ）β
当m>n时，g（0）
当m0，-α+13m-12n+δ0，则存在，使得在[0，]区间内，f（β；δ）β>0，在（，1]区间内，f（β；δ）β
命题4：当国有与非国有资本效率相等时，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负相关。当国有资本效率高于非国有资本，但又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则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负相关；否则，存在一个均衡的国有股水平，低于这一水平则正相关，高于则负相关。当非国有资本效率高于国有资本，但又未达到一定水平时，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负相关；在其他情况下，在不同的区间内，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既可能是负相关，也可能是正相关。
4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有股最优比例受国有与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国有与非国有Y本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国有股最优比例。当国有资本效率不低于非国有资本时，完全的国有化是最优的。当国有资本效率低于非国有资本时，如果高于一定水平，应当实行混合所有制；否则，应当进行完全的私有化。
第二，产能过剩与沉淀成本具有密切联系。在政府掌控产能决策的假设下，沉淀成本的大小与产能过剩程度负相关，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为“U”形。这表明沉淀成本对产能过剩具有抑制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产能过剩程度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负相关关系，减少甚至是完全消除过剩产能未必会增进社会福利。
第三，产能过剩与国有股比例之间存在联系，受国有及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的资本效率对比情况下，产能过剩程度与国有股比例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负相关也可以是正相关。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源于产能产量决策者的利益差异，与国有产权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产能改革紧密结合。国有企业要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产能改革的目标，以国家政策为指导，因地制宜制订改革方案。政府要做好改革的引导工作，统筹全局，供给高质量的配套措施，避免制度冲突与不足，促进不同改革制度的耦合，稳步、有序、协调地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产能改革。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协同推进去产能改革。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在坚持市场决定性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改革产能审批制度，加强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审批监管，全面掌控产能过剩行业信息，严防新过剩产能的出现，并加大对产能过剩产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利用国有股比例工具，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协调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三，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探索产能过剩行业国有企业国有股最优比例的过程中，要分类研究，坚持“一企一策”，制定符合行业及企业特点的改革方案，为去产能改革提供动力。对于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要领域，国有股比例的设置要慎重，要确保国有股的控制力；对于存在产能过剩的竞争性行业，国有股比例应当灵活，必要时可以不控股，甚至是参股。国有企业要努力提升自身效率，选择并吸收优质的非国有资本来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四，正视沉淀成本的作用，科学控制沉淀成本。从事前的角度讲，沉淀成本有助于抑制产能过剩，但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要正视沉淀成本的双重性，在企业前期投资当中，注重对低沉淀成本行业的产能控制。从事后的角度看，产能一旦形成沉淀成本，难以转作他用。对此，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加速折旧、投资基金等直接方式，以及完善二手市场与资本市场等间接方式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沉淀成本，为企业去产能改革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也要积极进行体制机制与技术创新，科学地控制沉淀成本，加强资产流转管理，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产出，降低成本，以此来补偿沉淀成本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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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成本范文第3篇
一、沉淀成本的人生价值观
沉淀成本本源于经济学，是管理会计学中的一个术语，指一旦决策做出，投资已经发生、并且无法通过转移或销售而完全得到补偿或回收的那些成本损失。沉淀成本是经济界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在经济学和商业决策制定过程中，沉淀成本是不可控的成本，属于一种历史成本。无论当前采取什么措施行动，沉淀成本都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说，在进行新的投资决策时必须排除沉淀成本的干扰，不要让沉淀成本影响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否则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担心将来没有效益产出的“沉淀成本”而不敢加大投入；一方面，对“沉淀成本”过分眷恋，继续坚持原来的错误决策，加大投入，造成更大的亏损。
沉淀成本在人类生活中也无处不在。简单地说，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要考量这件事现在或将来对自己有没有收益，而且还会时刻惦记着在这件事情上过去的投入，那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包括金钱、时间、精力和感情投入。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进行决策选择时所表现出的沉淀成本。
“沉淀成本”的经济学启示是：人们在进行理性选择时，应该考虑现时的成本和效益，不应该一味地或者无条件地忽略或留恋沉淀成本，而是要寻找何时考虑沉淀成本的约束条件，正确估价沉淀成本价值，从而更准确地做出理性选择。沉淀成本就是教人一种永不后悔的态度，并告诉人们坚持到底并不一定成功的生活哲学。正确认识沉淀成本是让一个理性的人不掉入沉淀成本陷阱的关键，沉淀成本理论是人们进行理性选择、正确决策时无法绕过的度量衡。
二、沉淀成本与理性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成本总是与行为、决策和选择相关联。根据经济逻辑法则，沉淀本与制定决策应是不相关的，但在现实经济条件下，人们理性选择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沉淀成本的影响。
1、沉淀成本效应是一个关于非理性选择的认知偏差。所谓沉淀成本效应就是指人们一旦投入了货币、努力和时间等之后，因顾及已投入成本的价值而做出不那么理性的决策选择，表现出继续坚持或执行过去错误决策的行为。人类决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交互式过程，是在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和短暂的知觉条件为基础上所做出的。在已知不可逆转的过去和不确定性未来的条件下，人们理性选择必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认知、情感、直觉，以及对过去决策及其结果的记忆等，并不能达到不受任何因素左右的完全理性决策。因此，在人们的实际投资活动、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中，面对沉淀成本时，往往会影响和左右人们后续的行为和决定，无法实现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完全理性或理性预期，不理智的行橥往就会走入沉淀成本误区，导致沉淀成本效应的产生。沉淀成本效应是广泛存在的一种决策选择时顾及沉淀成本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对人类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2、纠缠于沉淀成本是决策者自我申辩、自我强化、自我救赎的心理倾向。从决策者心理效用角度分析，沉淀成本一旦发生，人们往往会出现一种较强的自我申辩、自我强化、自我救赎的倾向。首先，损失憎恶。回避损失是人类一种很基本的生物机制。通常不愿意去接受先前的投入被浪费的事实，损失一直在头脑中萦绕，反映出的是一种避免资源浪费心理动机。其次，自我申辩。由于过去决策导致损失发生，人们会产生尽快弥补损失的强烈动机，不愿承认自己以往的决策失误。再次，认知一致。在认知失调时人们会引起心理上的不愉快和不舒适的情绪体验，造成心理紧张，从而驱使在后续决策或行动中保持与原有的认知相一致。最后，责任意识。如果决策者感到要为初始计划和行动产生的不良结果负责任，更可能隐藏过去不好的决策选择以显示其能力和才华，甚至会坚持，力争扭转失败局面。这些心理过程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纠缠于沉淀成本，体现了决策者寻求心理平衡的内在需求，也反映了沉淀成本与决策相关的理性逻辑。
3、客观评判沉淀成本价值是追求决策效用最大化的理。在一个信息不完全对称、资源稀缺、相互作用的世界里，未来前景都是由过去的决策、信息、行为决定的。因此，客观评判沉淀成本价值，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从风险防范看，沉淀成本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过去形成沉淀成本可以作为风险度量工具来使用。从节约成本看，沉淀成本提供或揭示有价值的信息，为当前决策提供信息源，可以节约脑力资源和信息成本，产生累积效应。从吸取教训看，人们可以通过以前的沉淀成本实现“吃一堑长一智”学习效应，花钱买教训、交学费，同样体现了沉淀成本悖论。另外，有时沉淀成本也可以为决策者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如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沉淀成本过高，就会形成高的进入门槛或壁垒。可见，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往往也会发挥极大作用。正确面对沉淀成本，理性考虑沉淀成本是决策者在真实、动态世界里追求决策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理。
三、基于沉淀成本理论的人生选择
人生就是选择，或彼或此，无时不在。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生！运用沉淀成本理论，以一种积极而又有效率的态度和行为，理性做出人生最优选择。
1、要有向前看的眼光。对于整个人生历程来说，以前走的弯路、做的错事、受的挫折，何尝不是一种沉淀成本。昨天的成本已经付出了，是赢是亏，都是昨天支出，从今天来看，所有的投入和损失都属于过去。人常常会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为昨日的损失悲叹，甚至为了挽回不可挽回的沉淀成本作出更加错误的决定，遭受更大的损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的方向总是向前，人生不能总向后看，而应尽量向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将过去的挫折和损失作为经验教训吸取，以全新的面貌去面对今天，才是一种健康的、快乐的、向前看的人生态度，才可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才会有新的成功。
2、要有输得起的境界。人总是对沉淀成本耿耿于怀，是源于人们心理上的“付出即有收获”的主观愿望。已经投入的成本之所以会影响之后的理性选择，是因为不考虑沉淀成本做抉择就如同承认了损失，心理上往往很难承受，人们觉得“输不起”。已经投入了这么多，如果放弃，已经付出的就全部变成了沉淀成本，如果继续投入，还有算总帐打平的可能，形成了“过往”要挟“未来”的状况。输得起是一种境界。输得起是明白人的行为，是一种更高尚的品质和更强大的力量。走出“保本”误区，放得下，才会做出符合现实情况和理性的决策，这才是一种大智慧！
3、要有自我否定的胆识。人们之所以会陷入沉淀成本误区中难以自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犯错误。强烈的自尊心使得人们总不承认自己初始决策的失误，出于面子、虚荣、自尊，很多人执着的不愿也不甘就此转身。所以说，一个人在迈向成功的过程中，是需要否定和自我否定的。否定，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不能被“沉淀成本”控制，应该承认现实，勇敢地承认自己过去的对与错，把已经无法改变的“错”视为昨天经营人生的坏账损失，今天经营人生的沉淀成本。只有那些不断修正、不断重新发现自己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强者。
4、要有敢于放的勇气。敢于坚持是一种勇气，敢于放弃也是一种勇气。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渴望获得，不愿失去，坚持于选择，而忽略了放弃。“放弃”，无异于公开宣布自己的失败，即：自己所辛苦投入的成本无法回来。果断放弃那些已经发生、且不可能收回的付出，而不是在失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是决策者应当具备的一种智慧和果敢。沉淀成本的哲学意义就在于让人们调整心态，敢于放弃，把以前的付出作为经验教训，只有让过去不再牵绊，才有精力面向将来。明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既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也是一种量力而行的远见。
5、要有豁达大度的品质。培养豁达大度的品质是正视沉淀成本的理性选择。虽然我们总不能像理想化中的经济人一样做到那么理性，虽然沉淀成本带来的“痛”不可能马上消失，但不要太低估自己的适应性，人天生就具备可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心理弹性”。如果经过认真的自省，发现自己确实决策失误、选择错误，就应该对沉淀成本说再见，不要被“沉淀成本”所困，将付出看做超越于结果之外的过程体验，立即改正、轻装前进。用进取的态度对待过程，用豁达的态度对待结果，不因得失而怨天尤人，拥有一份淡定和坦然，不失为一种智慧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沉淀成本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沉淀成本；经济转型；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3―5656(2009)07―0031―07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经济转型理论来说，大多数经济学者都采用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常常假设“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能够在现在和未来做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因而决策者仅仅根据转型的预期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小进行理性决策。与经济转型相关的过去的投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不应该进入有关继续行动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指导经济转型必然表现为完全理性，无须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往往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影响。例如，在风险企业中已经投了很多资，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某一项目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与创新；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以及时间等投资往往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从而使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制度的社会适应性依存于经济体制所面临的历史的、技术的、经济的环境，这在新经济史学中是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该概念最早由戴维和阿瑟在20世纪80年代从技术变迁角度提出，后由诺思应用到制度变迁中去，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其运行的动力就是收益递增和由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他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因此，对于经济转型，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理性模型下，更需要考虑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再次降低理性程度。
二、经济转型的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
在经济转型时期，“华盛顿共识”已经受到质疑，“北京共识”的优越性逐渐得到认可，这是因为前者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或理性预期假设，忽略了历史沉淀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即使有所论及，仅仅考虑潜在或预期沉淀成本的影响，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实物期权经济学强调不可逆投资与未来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一旦发生了历史沉淀成本，诚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所说，“你应该注意决策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忽略过去的或沉淀的成本。可以将这一点表述如下：让过去的事情成为过去。不要向后看。不要为已溅出的牛奶哭泣，不要悲叹昨日的损失”，从而出现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的假设前提主要包括：
第一，信息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不仅是指市场上所有信息都是真实信息，在市场上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而且还指在信息的生产、传递和验证等一系列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信息成本，当事人具有理性预期。
第二，市场无摩擦性和风险可计量性。市场无摩擦性是指市场中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任何投资者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套利交易，而且套利交易可以毫无风险。风险可计量性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投资均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
第三，所有的资源具有完全通用性，具有充分流动性。这意味着所有资源可以在各厂商之间和各行业之间完全自由地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及时地投向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生产，并且可以及时地从亏损的生产中毫无成本损失地退出。
即使遇到外部性问题，由于科斯定理的存在，通过当事人讨价还价很容易解决外部性问题。由于讨价还价成本很低和产权界定清晰，对于交易双方总是在外部性出现的情况下有激励进行谈判，同样也看不到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由于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科斯定理都关注事前静态均衡条件下最大化行为，所以，看不到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仅仅根据经济转型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大小进行决策，并不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大小，这是一个无历史(Ahistorical)的经济学。然而，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未来高度不确定性，以及资产和制度专用性等普遍存在，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当事人不得不考虑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从而造成路径依赖。
三、经济转型时期历史沉淀成本的形成
历史沉淀成本是指以前或过去投资承诺之后不能完全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往往是以货币、时间、努力和资本存量的形式出现的，包括沉淀的生产成本和沉淀的交易成本。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产生历史沉淀成本的条件主要包括：
首先，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是产生沉淀成本的客观条件。在经济转型时期，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无法通过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而形成沉淀成本。
其次，在二手资产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导致沉淀成本。在经济转型时期，因对资产质量信息不对称出现“柠檬”问题，使二手资产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本身往往具有沉淀成本性质。一旦投入时间和精力，往往具有非货币支出性质，很难转为他用而变成沉淀成本。
再次，在经济转型时期，不仅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而且环境不确定性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各项实施的决策都将沿着不可预期的路线演化，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决策的基础，无法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的。当前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才能完成。决策是事前的，而结果是事后的。由于决策很容易出现错误，因而会产生沉淀成本损失。
最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管制、终止契约关系，以及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可能产生沉淀成本。例如，税负过重或加速折旧等，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回收，从而产生沉淀成本损失。
由于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因此，当事人在当前或未来决策时，不仅需要向前看――考虑预期沉淀成本，而且还需要向后看――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些共同影响着经济转型的过程，如图1所示：
正是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我们从沉淀成
本相关性角度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从而发现历史沉淀成本机制的合理性。
四、经济转型的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解释
如前所述，在经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而产生历史沉淀成本，从而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进一步追加投资的倾向。与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预测相反的是，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难以按照边际原则决策，往往考虑历史沉淀成本，从而造成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为此，我们分析经济转型时期历史沉淀成本问题出现的理性原因。
(一)经济转型时考虑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因免费使用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们在每个时期都要重新开始实现效用最大化，不会出现免费的午餐。然而。由于过去继承下来的资产或制度对后来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绝对)的影响，很难重新开始，从而可以找出实用或改良的方法。(1)继承下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存量等影响经济转型。现行的市场经济总是在各个方面继承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本存量。这些资本包括通用性物质资本、建筑物、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等，以及通用性人力资本。同时，还包括各种各样专用性的资本形式。至少从理论上说，通用性资本很容易通过市场购买而达到获得。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都是学习的产物，经常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很难获得。(2)生产技术和组织知识现状也会约束经济转型的方向。对于特定经济而言，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有哪些现存的生产技术，还要知道哪些生产技术能够在实践中可以重新使用。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模仿现存的生产技术是一项成本昂贵和花费时间的活动。(3)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影响经济转型。转型中继承下来的制度存量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的执行。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法律体系等。非正式规则包括道德、习惯和态度等。执行的方法包括法律惩罚、社会谴责等。如果制度具有通用性，那么很容易改变，它们不会构成经济中的显著约束。但是由于制度专用性，变化是缓慢的和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因考虑以前继承下来的资产免费使用，很可能锁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二)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因节约有限理性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由于完全理性需要支付时间、努力和资源，从而使获取信息和新知识成本十分昂贵，所以当事人选择有限理性或理性无知，此时尊重过去的沉淀成本是节约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有限理性主要包括：一是有限信息；二是收集、处理、保留和交流信息能力有限；三是相关知识的隐性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四是许多决策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简单的、局部的现实模型处理复杂的决策环境，很容易犯错误，这属于认知问题。事实上，认知是受文化制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对现实做出不同的解释。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基于许多共享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这些与政治体系和政策环境的信念有关。例如，意识形态都会强化这些心智模式，从而拥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哈耶克强调制约常规和规则的知识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即使可能，也常常极为困难和昂贵，人与人之间很难进行沟通。然而，由于不可言传的知识却能够在“干中学”中获得，人们无意中会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脑中的知识和信息而产生学习效应，这就会考虑以前存储在头脑中的信息，进而因节约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三)经济转型时决策者因委托关系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在有关人力资本的信息是私人的情况下，很可能通过其他人观察以前的行动和他们的后果，这些行动就获得了声誉价值。通常声誉效应改变了决策者的偏好。克瑞普斯和威尔逊用声誉价值解释连锁店悖论，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用声誉价值解释掠夺性定价。企业是连续生产还是转换生产依据决策者拥有的私人信息程度。有关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就是决策者的个人能力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理转换生产意味着传递损害经理声誉的信息，结果会损害他在劳动市场上的能力声誉和就业机会。如果忽略了声誉效应，就不会发生生产升级行为。另一方面，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沉淀成本效应就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当未来的信息与以前承诺投资发生矛盾时，经理总是选择生产转换，从而将失败归结为外部原因。由于在私人信息条件下，声誉效应扭曲了经理激励机制，一旦出现生产转换，就要忍受丧失自尊的痛苦。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决策者作为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会自觉地信守以前的承诺，不愿意转换到市场经济模式中，从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尽管从委托人角度看是“错误”的。
(四)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使用前景理论，因避免确定性损失出现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开创了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效应相关的第一个特征是前景理论的价值(效用)函数。这个“S”型价值函数表示客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以货币计算)和主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之间的架构关系。在投资失败之后，意味着支付了沉淀成本，此时更容易进行风险投资、继续融资。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是确定效应。一是绝对确定收益往往被高估。确定收益的价值要大于给定的预期收益价值。二是确定损失往往被低估。这个价值要小于给定期望损失价值。由前景理论的架构效应可知，人们特别厌恶确定损失，在亏损情况下往往转变为风险偏好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因经济转型产生大量的历史沉淀成本，决策者仍然会坚持一些时间上并不划算的投资项目，力图挽回投资损失，不丢颜面，特别是对初始投资负责任时，往往进行升级投资，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行动模式，不愿意采取市场经济模式。
(五)经济转型时决策者避免资源浪费心理，因完成投资项目需要造成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阿克斯和布鲁默认为，由于人们投资了很多资源，一旦不考虑这些投资成本完成的项目，就会变成一种资源浪费，此时因财务预算约束难以转向新的投资项目。这样，人们不愿意终止没有完成的项目，不希望出现资源浪费。为了避免经济转型出现资源浪费和半途而废，决策者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项目，因财富效应或者流动性约束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
(六)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使用启发式推断，因认知偏差造成历史沉淀成本效应
由于经济转型时决策者存在着思考成本，无法按照数学推理和贝叶斯规则进行决策，常常根据启发式推断进行决策，很容易犯系统性错误，并不如理性预期学派那样，单个人的错误从整体上会得到矫正。代表性启发式推断是指根据固定的模式进行分析判断，大脑认为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是相同的。熟识性启发式推断是指人们面临两种选择但都有风险时，假如他们对其中的一项了解多一些，他们将选择他们熟悉的那一项，从而感到舒服，实现认知协调一致。因此，大脑利用这些启发式推断影响风险的判断，出现认知偏差，个人犯错误，会导致集体犯更大的错误，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依此类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面临风险，很容易使决策者与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特征或者熟悉的事物相关，更为严重的
是，决策者的这些行为又会被下属所模仿，因为决策者被认为是行为的楷模，从而继续以前投资承诺，尽管有时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种行动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为此，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来探讨历史沉淀成本、交易成本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如图2所示：
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转型仅仅根据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大小进行，最优数量为ON。新制度经济学考虑预期沉淀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就会提高边际成本，此时MR和边际成本MCt相交，最优数量变为OT。如果再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就会进一步提高边际成本，此时MR和边际成本MCs相交，经济转型数量为OS。与新古典完全理性经济转型ON相比，因考虑历史沉淀成本，SN作为锁定效应出现，滞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
由此可见，通过解释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如新古典理性选择那样不考虑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同时，也看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决策者有限理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在复杂的经济转型情况下，不仅难以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原则，还难以按照交易成本最小化进行决策，更需要考虑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从而增大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障碍，进而依靠沉淀成本理解经济转型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
五、结论与制度涵义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转型偏离了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在经济转型时，决策者不仅向前看考虑预期沉淀成本，而且还向后看考虑历史沉淀成本，这使“中国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因此，考虑经济转型的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不仅有极大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对公共政策还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为研究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摆脱了新古典沉淀成本无关性――路径独立假设。人们在对未来做决策时，通常会考虑过去的历史和无法回收的成本，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和承诺升级，很难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次回到真实现实世界中。
其次，承认经济转型的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突出路径依赖的沉淀成本机制，再次超越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学说。由于有限知识和环境不确定性，人们在动态的市场过程中相互交往，历史和时间对路径依赖有重要作用，往往通过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沉淀成本显示出来，再次将历史沉淀成本作为一个新增约束条件，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主观行为适应变化的客观现实世界。
最后，只有理解历史沉淀成本相关性，才能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解决历史沉淀成本问题。(1)由于历史沉淀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管制，重点要放在培育和引导市场过程的统一的一般规则方面；(2)通过长期契约、垂直一体化、产权结构配置等非市场制度调整，有助于解决历史沉淀成本问题；(3)在发生历史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历史沉淀成本管理。尽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由于在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往往伴随历史沉淀成本增大风险，所以，不仅需要政府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总供给政策，而且还需要总需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使沉淀成本管理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总之，经济转型不仅需要向前看预期沉淀成本，还需要向后看考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沉淀成本。只有理解和克服历史沉淀成本效应，才能加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避免因考虑历史沉淀成本陷入无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而无法自拔，阻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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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成本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0000308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模型可能有助于与斯密同时代的人更好地理解基本的市场供求规律。但是从那时起，基本的经济模型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今天，在现代工业经济的情况下，同样这些经济模型几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非但未能揭示经济体的本质特征——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还掩盖了非常重要的经济机制——复杂的信息结构。尤其是“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市场交易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与该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相一致。进入这种价格状态时，一个经济即可以被认为是达到了其最佳产出水平，即达到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幸的是，这一理论只有在投资可以不花成本地转移或进出不同行业时——也就是当工业的沉淀成本几乎为零时才起作用”[1]。这说明，在没有沉淀成本的情况下，资源可以充分流动，可以在市场或产业间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即使在短期出现沉淀成本，也被事前完全预期到了，所以，仅仅根据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进行选择而无需考虑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这种行为本身便是当事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然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2]认为沉淀成本是影响企业进入、退出与战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突破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理论。换言之，一旦考虑沉淀成本及其影响，就会产生垄断或寡头市场，因为可以获得垄断利润，也就不用考虑产品市场价值实现问题了。即使威廉姆森[3]也指出，如果资产没有专用性，那么交易成本经济学没有说服力。这时资本市场交易就出现在可竞争市场上，毫无战略可言，再次突出资产专用性的重要性。
通常，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着眼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沉淀成本的主要因素包括：
1资产专用性是产生沉淀成本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是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移作他用的资产。可是即使改作他用，会使资产的效用大大缩减，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因此资产在不同行业间的重新配置必然涉及一定的成本支出。按照Williamson[4]划分出四类专用性资产：（1）设厂区位专用性；（2）物质资产专用性极强；（3）人力资产专用性；（4）特定用途的资产。后来Williamson又增加临时专用性和品牌专用性。此外，还有一些交易或关系专用性资产（Relationship-Specific Assets），这些资产（可能是无形资产）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双方的关系不存在了，它们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投入企业的这部分资产是处于风险状态的，这些专用性资产一旦发生市场交易或终止契约，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
2交易成本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交易成本是指达成一笔交易或签订一份契约所要花费的机会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这些交易成本对于提高初始购买价格以及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有很大影响，类似于税收楔形，从而产生沉淀成本。即使资产不具有产业或企业专用性，由于Akerlof[5]的“柠檬效应”问题，常常也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买卖双方对二手资产的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致使通用性资产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就像汽车市场上的旧车问题，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
3 显性或隐含契约、政府管制的存在等也会产生沉淀成本。也就是说，如果契约完全，不会存在沉淀成本。然而，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不确定性和意外冲击，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例如，如果存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契约，一旦失业，就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再比如，政府对于某些可以流动的资产加以管制不允许流动，也会产生沉淀成本。
通过打破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市场模型，沉淀成本常常出现在产业组织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也成为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以及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沉淀成本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很容易造成进入威慑和先行者优势。为了证明固定成本不构成进入壁垒，需要定义进入壁垒概念，它是指不由在位企业而由潜在企业承担的生产成本。遵循这一定义，Baumol和Willig[6]指出沉淀成本是一种进入壁垒。因为沉淀成本对于在位企业来说，当前决策或者未来决策不应该考虑这部分，或者说不把这些沉淀成本看做成本，体现了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从而使在位企业产生成本优势。但是，对于潜在企业来说则完全不同了。这是因为沉淀成本对于潜在企业来说是一种递增成本，也是一种递增风险，必须在其进入市场后得到相应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在位企业有较少的竞争环境，而潜在进入企业却知晓其与在位企业间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潜在企业进入可察觉的风险一般来说高于在位企业。这将造成在位企业和潜在企业之间边际成本和边际风险的差别，很容易使在位企业采取降低进入收益和提高进入成本措施而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二是沉淀成本不仅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也会构成在位企业的退出障碍。虽然在位企业会获得垄断地位，但由于面临市场供求变化的不确定性，很容易引起在位企业亏损。即使市场价格小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也不会退出。因资产专用性、市场交易成本以及显性或隐性契约变化等，会造成在位企业退出惰性或退出滞后，不利于资源重新配置。
三是交易成本经济学集大成者威廉姆森通过资产专用性与治理结构探讨比较制度分析。他不仅注意资产专用性的生产技术成本优势，更注意到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制度层面劣势——交易成本，从而也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他发现，与市场不同的是，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如知识技能）和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常常固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很容易产生变化依赖性。例如，公司在进行厂房、机器和设备等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之后，就不可能轻易地将这些投资转为他用。不仅物质资本投资如此，即使所获得宝贵的专业化知识（人力资本投资专用性），这些专业化知识只要退出，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因资产专用性引发交易成本，一方面，使企业内部生产效率下降，如委托和产权结构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根本性转换存在，也使企业准租金分配常常遭受Klein等[7]所说的敲竹杠问题（Holdup Problem），很容易造成投资成本无法补偿或者补偿不足，因而看到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重要性，它们间接达到补偿投资成本的目的，也就不会涉及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失灵问题。
二、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实际上，19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明确提出沉淀成本概念，但他已经认识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按照资本价值转移方式划分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前者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后者是一下子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而且他还指出，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不断受到冲击或损耗，由新变旧，外表形态虽然较长时期保持不变，而它的内在功能却在慢慢地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就逐渐地不同程度地降低，其自身价值也随之相应地减少。固定资产因损耗而减少的价值称为折旧。将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损耗而转移到成本中的那部分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称为折旧费。
马克思从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角度来分析沉淀成本的产生，而不是从资本市场的交易过程的价格差入手，尤其是将沉淀成本与进入、退出市场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由市场交易过程回到生产过程中，突出折旧成本与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为此，马克思考察固定资产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以及从价值转移方式角度探讨沉淀成本的产生，更多地关注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以及产品创新给在位企业带来的沉淀成本。这种沉淀成本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一种价格，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逐步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社会产品价值实现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那些只关心个人利润率的资本家，其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是让整个经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造成类似于一种“合成谬误”或“囚犯困境”。也就是说，身陷“囚犯困境”以后，资本家会做出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的最差选择，因此需要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同心协力。因为在马克思之前，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是一种利润驱动性资本主义理论，但它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理论和利润理论……一个主要漏洞，就是缺乏一个能够安置长期固定资本的学说[8]。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新古典价格理论关于价格将由边际成本单独决定，无论是固定成本还是沉淀成本在这一理论中都不起作用。然而，在出现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将会给企业招来极大的灾难，此时却假定固定资产不存在，或者假定固定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随时重新配置，这一说法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
固定资产投资所具有的特点，主要就是不流动性，而这个不流动性主要是源于其价值损耗，一种是有形损耗；另一种是无形损耗。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像铸币由于流通而损耗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像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损耗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损耗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固定资产无论使用，不使用，都会发生有形损耗。固定资产因使用而发生的有形损耗是大量的，主要的，这种损耗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其工作负荷强度和固定资产本身的质量”[9]。马克思还指出：“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的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9]。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可以迅速地摧毁原有物质和人力资本价值，这种价值损失实际上也是一种沉淀成本。正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成本无法通过自身市场销售价值得到补偿，才使马克思转向社会产品价值的实现上，这也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区别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债务和经济危机。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过于感情化地坚持市场经济社会是所有可能的社会状态中最好的。结果，仅仅讲述经济刺激是如何把模型导向稳定均衡的，如果有什么例外的话，也不过是把经济刺激改成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从而要求经济学家必须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掌握数学、统计学和经济计量学等技巧方面，放弃对各种人、行业或制度进行现实研究，从而难以解释诸如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
马克思经济学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状况，对沉淀成本概念解释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市场价值损失方面，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价值的损失，他指出：“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只能的平均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为止”[10]。马克思还指出，“年劳动产品的价值，并不就是这一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它还要补偿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的价值。因而，总产品中和过去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当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是过去劳动的再生产”[11]。企业主要目标是扣除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以及资本折旧、利息成本和现有资本存量的所有者的正常报酬（股东份额）之后产生合理的现金剩余（利润）。资产有形和无形损耗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连续过程，而这些损耗是理解固定资产引发沉淀成本的关键。由于固定设备是由年龄或寿命（Vintage）构成的，同一设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寿命，因而设备的残值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折旧成本必须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发生沉淀成本。
尽管经济进步伴随着长期固定资产的积累，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现实地假定耐用资本品不存在或者假定资本品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以看不到长期固定资产积累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沉淀成本的产生。因此可以说，为了使简单再生产正常地维持下去，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耗费多少劳动资料就要补偿多少劳动资料。否则，由于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很容易造成理性悖论——社会产品价值无法实现，会产生更多的沉淀成本而引发债务与经济危机，甚至是全球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
三、沉淀成本的产生与价值实现失灵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从长期看来没有沉淀成本，所以也就没有资本和利润理论了，从而看到市场与企业之间完全替代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创始人科斯明确提出：为什么有些活动通过市场交易展开，而其他经济活动则是在企业内的等级制度下进行？遵循科斯这一研究思路，威廉姆森提出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概念，细化交易成本，比新古典经济学前进了一步，为研究资本和利润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方法，与奈特的不确定性、罗宾逊夫人的垄断和熊彼特的创新等解释形成互补关系。为了克服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概念的局限性，我们沿着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理论和利润之间的复杂性。因此说，沉淀成本或固定资产使马克思《资本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从而得出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也不同。
企业投资的目的就是让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销售以获得一定的利润。此时假设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沉淀成本或很强的专用性，它们与劳动、原材料等生产成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能够按照补偿投资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固定资产、R&D和技能诀窍等耐用性和专用性投资也就不足为虑。在企业购买、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折旧费，企业只需要在产品市场上获得销售收益就行。如果企业无法补偿折旧成本，那么就会出现沉淀成本，此时与企业是否退出市场还是继续生产都没有关系。对马克思经济学来说，沉淀成本主要是一个价值实现或成本补偿问题。
因此说，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概念，广义沉淀成本可以被定义为既不能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得到补偿，同时也不能通过资产投资本身的再出售价值得到补偿的那部分成本。由此可以推断，尽管资产具有通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短，如果不能得到完全补偿，企业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反之，尽管资产是专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长，如果能够得到完全补偿，也不会产生沉淀成本。Dixit和Pindyck[12]则指出，沉淀成本是任何投资成本的一种潜在特征，比人们通常认为得要普遍得多。
由此可见，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对于广义沉淀成本的理解，可以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性。一是沉淀成本不仅与资本市场状况联系起来，而且还与产品和服务市场联系起来了。二是沉淀成本不再与进入和退出市场发生关系。即使企业继续运营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尤其是折旧成本自身能否得到补偿非常关键。三是从事前来看，任何投资成本都可能成为沉淀成本。但是从事后看，每一类投资成本都有可能是沉淀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在投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价值实现状况，但并不意味着有些成本可能潜在地比其他成本更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四是突出沉淀成本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把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可以看出沉淀成本的有无与宏观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沉淀成本可有可无。而在现实经济中，固定资产的损耗（折旧费）还包括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等，不仅需要得到正确反映，而且还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得到补偿。如果忽视投资成本的补偿，也就忽略了沉淀成本的存在价值，不仅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甚至还会破坏简单再生产过程，最终导致财务资源枯竭、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等，从而孕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方向。
四、对沉淀成本概念的一种新综合
一般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沉淀成本概念的分析主要关注：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完全知道沉淀成本的大小，从而使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看不到沉淀成本存在及其自身变化的现实意义。二是仅仅着眼于资本市场交易过程，其中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管制等影响沉淀成本。三是沉淀成本仅仅与进入、退出市场直接相关，忽略了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对沉淀成本的影响。也就是说，沉淀成本不仅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而且还构成在位企业的退出壁垒，严重阻碍企业自由进出市场或产业。四是虽然看到准租金分配时“敲竹杠”对投资成本补偿问题，但忽视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对沉淀成本的影响，特别是固定资产价值损失（折旧成本）自身的补偿问题。因此说，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囿于新古典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边际分析导致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及其影响。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短期与长期分析，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源都可以充分流动起来，因而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这样，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涉及它，从而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市场，无需政府干预或者干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相比之下，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概念的理解超越了静态均衡分析，而是指在历史时间和动态调整中，因资产有形磨损、无形磨损以及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失灵的自然结果，是市场经济天生不稳定的来源。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经济的核心本质，而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折旧费）无法通过自身再出售得到补偿这一事实，导致马克思认识到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投资成本补偿的重要性。这样，马克思经济学不再考虑进入、退出市场与沉淀成本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产品价值实现角度直接探讨沉淀成本的出现，广义沉淀成本不仅与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还与资产自身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是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尽管从短期来看，产业组织经济学强调沉淀成本的承诺和博弈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概念等，为考察沉淀成本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状况，而且还需要考虑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的狭义观点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拓展分析，将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考虑投资成本的价值补偿问题，从而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广义沉淀成本的形成动态过程及其后果[13]，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沉淀成本的产生与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第一阶段是投资决策，主要是指购买或建造厂房设备的承诺，而且还包括在投资付诸实施之前需要支付的搜寻信息和签订契约方面的交易成本投资。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在生产中不仅需要考虑激励与协调机制，还需要考虑各类资产的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程度，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自然资本，从而看到折旧成本自身对各类资产的沉淀成本影响。第三阶段是产品销售，需要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如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则不会出现沉淀成本。如果产品和服务滞销，就会亏损。此时，需要考虑第四阶段，企业是否出售固定资产。如果再出售价值能够补偿投资成本，那么也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进而不会出现债务和信贷问题。然而，如果再出售价值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就会出现沉淀成本，其结果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会随之而来。尤其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价值实现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或时间滞后，经济中的政治、历史、社会和心理等因素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影响企业的再生产条件。因此，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都需要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导致沉淀成本出现，以致引发再生产中断。一方面，从长期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沉淀成本，一切投资成本都可以流动起来；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即使出现沉淀成本，也不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沉淀成本的大小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可以说，沉淀成本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然而，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看，沉淀成本产生意味着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进一步说，如果这些行业出现的危机能够很容易波及其他行业、其他地区，使国民经济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危机。因此说，如果处于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沉淀成本，企业通过资产自身的再出售很容易解决自身财务困境，也就不会有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然而，正如马克思（也包括凯恩斯）所强调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成本无法通过社会产品价值得到实现，企业也无法通过资产出售得到补偿而产生沉淀成本，很容易产生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错误会自我消除，或者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会纠正这些错误。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金融恐慌会轻易地失去控制，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为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差距是引起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但在解释这种差距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凯恩斯认为，出现差距完全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马克思则在强调需求和供给都有问题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了供给（即生产能力的侧面）上。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投资支出起到了扩大总需求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双重作用。因此，资本家的投资支出引起的生产率超过了总需求时，资本主义经济很难摆脱价值实现受挫的恶果[14]。
图1 沉淀成本的产生及其政策取向
总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坚信完全理性，因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走得太远，以致无需考虑沉淀成本问题，如果不把沉淀成本添加到理论模型中，我们就会丧失判断力，也就无法认清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由于有限理性、真实时间以及非遍历性背景（Nonergodicity）的约束，沉淀成本的产生是由资本市场、产品市场以及政府政策等造成的，难以纳入新古典一劳永逸的优化模型中。沉淀成本的出现对微观和宏观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容忽视。尤其是沉淀成本的出现，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和财富效应，使背负债务的企业逐渐缩小生产规模，从而波及宏观经济，很容易引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究其本质，这主要与投资成本的补偿机制有关。对于企业的生产耗费来说，包括机器、设备和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摊入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都需要通过社会再生产运动得到相应的补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价值运动的方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价值上补偿，在实物上如何更换，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状况，也直接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相互供给，形成互为条件、互为制约关系。
五、一般性结论及其制度或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条件下，任何投资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或产品市场得到补偿，从长期来看不会产生沉淀成本，自由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如地协调人们之间的行为，个人仅仅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结果却导致了有效率的、最佳的社会结果，无需政府干预，仅仅关注短期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影响并无大碍。然而，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的思路，可以看出马克思《资本论》优越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所在，走进一个有货币、信贷、固定资产甚至真实时间的世界里，市场具有不稳定性，诸如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没有沉淀成本，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考虑现货市场、长期契约或垂直一体化等组织边界问题。迪克西特和平迪克研究不确定性与沉淀成本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创建了实物期权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新古典净现值方法[15]。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狭义沉淀成本，但对于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对于沉淀成本的本质认识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总供给政策并兼顾总需求政策，区分有无沉淀成本经济模型这一简单两分法，再次确立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核心关系，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制度或政策创新的基本原则，即加强风险和沉淀成本管理。
1从经济理论创新上看，沉淀成本也会引起市场失灵，又一次驳斥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产生最佳结果这个斯密神话，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经济条件。自由放任并不可行，私人契约和政府干预都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和技术创新等，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产生的沉淀成本十分显著，很容易造成创新悖论，并不是技术进步越快越好[16]，也不是创新越多越好[17]，因此，有管理的适度竞争或适度垄断是合意的，过度竞争和完全垄断都不会产生最优解，尤其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更是如此。
2沉淀成本概念为研究市场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超越了静态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条件变化不大，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某些事情。然而，在一个不稳定性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能够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进行准确的预测，我们只能依靠有根据的猜测。在这个有根据的猜测中，我们往往会低估其中的猜测成分，所以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出现。也就是说，企业投资成本只能从产品销售收益中得到补偿，才有可能不断购入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保证企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一旦产生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难以回到均衡状态中，自由市场受到质疑，政府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全球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需要各国采取合作方式加以解决。
3从制度或政策创新看，确立了沉淀成本与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为政府干预指明了方向。交易成本与经济绩效可以间接地通过沉淀成本大小反映出来。与一般均衡竞争性市场资源充分流动性相比，整个经济是不会存在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任何债务问题都可以通过资产出售得到补偿。然而，沉淀成本引入，有限理性和金融市场动荡，很容易发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客观条件，在于投资成本无法得到补偿，无法偿还债务，很容易产生通货紧缩[18]，而交易成本也是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包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为此，完全依靠市场和完全依靠政府干预都是有害的，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沉淀成本就成为核心问题[19]：一是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增强信息透明度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二是积极完善长期契约、垂直一体化或所有权配置等，减少委托—成本，加强激励与约束管理。三是政府制定加速折旧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总供给政策。四是除了总供给政策外，还要加强总需求管理，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甚至是收入分配调整政策，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以上这些政策有助于产品和服务销售价值实现，可以达到降低沉淀成本的目的，避免产生债务和经济危机。
总而言之，通过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沉淀成本概念的比较与综合，从中看到，有无沉淀成本是二者的关键所在。前者认识到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严重后果，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后者通过假设完全理性或者理性预期，仅仅关注短期，但从长期来看并不会存在沉淀成本，看到了斯密倡导的市场神话存在的约束条件。正视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现实，使我们把制度创新或政策创新定位于投资（生产和交易）成本补偿上，使风险管理和社会管理都着眼于沉淀成本管理，不仅包括总供给政策，还包括总需求政策，甚至还有经验、惯例和习俗等行为规则，以应对这个充满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这“两只手”，提高经济体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对于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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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成本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包；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沉淀成本
作者简介：汤吉军(1971-)，男，辽宁丹东人，经济学博士后，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副教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087-04 收稿日期：2008-03-03
一、问题的提出
长久以来，Outsourcing已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Outsourcing常常被翻译成外源化(赵伟等，2004)或外购(External Procurement)。本文采用通常的翻译“外包”，即企业由内部生产转换成外部购买。然而，直到最近，这一问题才因为理论研究者试图了解一些重要的发展经验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学上。基本上，许多研究外包的理论模型建立在生产成本比较基础上(Freenstra et al，1996；Glass et a1，2001)。虽然重视外包行为成本分析，但仅着眼于外包的契约不完备性(Grossman etal，2002)。除了考虑生产成本方面，林毅夫等(2004)考察不确定性对外包行为的影响，从而发现外包实际上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隐含前提是交易成本已经存在。
由于外包被视为依据现存的生产结构转换成外部购买，被视为一种非一体化行为，很少考察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外包决策的影响，仅仅考虑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外包的影响。为了更全面理解外包行为，我们需要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向前看的机会成本分析，以及向后看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分析综合起来，进而理解它们对外包的影响。既然外包被视为一种从内部生产结构转向外部购买，此时外部购买是从内部生产继承下来的，不像新建企业那样简单处于自行生产或购买选择之中，因而需要考虑现存的生产状况对外包决策的承诺或嵌入影响，这样我们确立了研究外包决策的成本分析框架，并不仅仅是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等机会成本的影响，更需要考虑过去已经发生沉淀成本的影响。虽然大多研究外包效应的前提是外包已经发生，但对外包动因研究仍然存在空白(赵伟等，2004)。本文则试图从成本角度解释外包存在的理性逻辑。
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概念的界定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是指投资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机会成本之和，它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其中，固定成本是与生产规模变动无关的成本，而可变成本是与产出的变动相关的成本。在短期看来，固定成本既可以是可避免的，也可以是沉淀的。一旦企业生产产量为零，可避免成本便不会发生。然而，如果企业停产，有一些不能避免的成本就会构成沉淀成本。
沉淀成本是动态概念，成本是否沉淀取决于决策时成本是否具有可补偿性。生产成本是静态概念，由生产技术决定，投入(与此相关的成本)是否固定取决于投入要素使用是否与产出水平变动发生变动。事实上，沉淀成本对市场结构十分重要。可竞争市场强调沉淀成本对进入的重要性(Baumol et al，1982)、在位企业通过市场抢先阻止进入(Gilbert，1989；Shapiro，1989)、沉淀成本构成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Dixt et al，1994)，以及沉淀成本对公司治理结构和融资结构选择的重要影响(Wiliamson，1985；Whyte，1994)。
通常，沉淀成本(Sunk Cost)是指决策时不能得到完全补偿的那部分成本。产生沉淀成本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是资产专用性投资。当投资是企业或产业专用性时，其物质特征难以再转移到其他企业或产业。在许多情况下，较小的产品或劳务的调整很可能都需要显著的调整成本。威廉姆森(2002)将专用性资产划分为：(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2)物质资产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其价值；(3)人力资产专用性。在特定交易关系中，所获得的技能、专有技术和信息具有较大价值，而在关系之外，其价值很小；(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专门为特定购买者所做的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如果没有购买者的商业承诺，这种投资就不会盈利。由于这些资产具有专用性，很难转为他用，其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为零，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
二是交易成本也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当交易成本提高初始投资支出和降低打捞价值时。例如，谈判成本、运输成本，以及在买卖间信息不对称等都会进一步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尽管资产不是产业或企业专用的，但经常也是部分沉淀的，一般是由于“柠檬”问题(Akerlof，1970)，使出售的资产价值大打折扣，就像汽车市场的旧车问题。即使是新的，只要买到手之后，再出售价格就会下降，也会带来沉淀成本。同时，交易成本、特别是搜寻信息成本本身也是沉淀成本，往往没有其他用途(柯武刚等，2000)。
三是显性或隐含契约的存在。由于契约不完备，终止契约时，一些成本无法消除，进而构成沉淀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马修斯(1986)提供了这样一个定义：“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准备契约和事后监督及强制执行的成本。与生产成本不同，它是履行一个契约的成本。”交易成本与其他经济理论中的其他成本一样是机会成本，它也可分为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存在的意义。这一理论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但是，科斯只用交易成本对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进行了一般性分析，没有对交易本身以及交易类型进行分析。威廉姆森发展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从契约角度进行分析。由于在交易中资产的专用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交易的未来预期等各不相同，对交易者履行契约的约束力不同，因而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确立了比较制度分析的基础。
由此可见，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有一定的联系。其中，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从事前考虑的，从事后看也可以变成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既是产生交易成本的原因，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原因。同样，契约既可以消除沉淀成本，也会产生沉淀成本。在没有交易成
本的情况下，即在信息完全情况下，也就不会发生沉淀成本。不管怎样，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是从事前机会成本角度看的，属于向前看行为，它本身行动取决于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大小；而沉淀成本是从事后机会成本的反面角度看，属于向后看行为，是由现存的生产成本和已经发生的交易成本所决定的。向前看(机会成本)、现存生产状况，以及向后看(沉淀成本)这些行为对研究企业外包决策十分重要，这也构成我们研究外包决策的基本分析框架。
三、外包行为的成本解释
当把外包视为一种从内部生产转向外部购买，此时往往取决于企业面对的生产成本优势、交易成本优势和沉淀成本优势，它们共同影响外包决策。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依次分析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对外包决策的影响。
(一)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生产成本对外包决策的解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和市场运行都没有成本，因此企业是内部生产还是在市场上交易，仅仅取决于生产成本大小。事实上，有效率的企业在价值链上配置资源都是通过比较优势进行的，而其他活动日益被外包给外部供应者。相对于企业内部生产而言，企业外部购买经常考虑节约生产成本，这是因为外部供应者能够扩大市场需求份额，进而使它们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收益，熨平生产计划和集中技能。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自行生产或者购买活动选择十分重要，这主要需要准确计算这两种选择的相对生产成本大小，说到底取决于生产成本比较优势差异。当企业自行生产的生产成本小于外部购买的生产成本时，那么就会在企业内部生产；反之，当企业自行生产的生产成本大于外部购买的生产成本时，就会在市场上交易。
(二)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交易成本对外包决策的解释。在企业继续内部生产和转向外部市场购买之间的最优选择更多要超越节约生产成本的考虑，这是因为企业和市场运行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为了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外包可视为垂直非一体化，其决策一般可以等同于垂直一体化决策。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外包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与此相关，资产专用性程度、有限理性和交易不确定性都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变量。其中最最重要的维度是资产专用性，它是外包决策中一个重要变量。当且仅当治理和协调成本小于供应者带来的生产成本优势时，外包才是合意的。这是因为关系中资产专用性投资与未来供应者发生交易很可能产生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很难明确协议的意图和执行等。此时很难忽略交易成本对外部决策的影响。
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看，都是从向前看角度理解外包决策。决策者是否采取外包行动应该依据预期现金流比较自行生产和购买大小，即使在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下，当且仅当市场交易比内部生产更有效率时，交易才在市场上发生。此时，如果交易双方之间的交换需要专用性资产投资，并且不能毫无损失用于其他目的。例如，如果生产过程的外包部分需要外包企业投资特定的运输设备，不能用于其他用途，这个投资就是资产专用性。然而，如果毫无损失地可能用于其他用途的投资，那就是通用性资产。
虽然依据给定的信息，外部购买的当前生产成本优势相对很容易说明，然而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未来成本很难说清楚。这是因为供应者有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决策时，并不知道交易方是否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设计和执行契约使这些成本十分显著，但是甚至相关的货币成本也很难得以说明。因而从交易成本角度看，当企业外包出现资产专用性时，企业外包的需求将会减少。
(三)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沉淀成本对外包决策的解释。事实上，外包决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行生产或购买决策，而是由内部生产转换成外部购买，现存的生产结构必然对外包产生影响。尽管对于企业内部生产的过去投资都是沉淀成本，外包决策时应该忽略，但是放弃这些相应资产的行动，对企业来说十分困难。如果企业决策者不能忽略这些沉淀成本，那么它们从事外包行为就会减少一些。由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规范决策理论时刻警告我们，“不要为溅出的牛奶哭泣”，“让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所以对于外包决策，我们很少考虑沉淀成本的影响。 从规范决策角度看，企业当前自行生产对于外包决策来说应该是不重要的。这是因为在当前自行生产活动以前的那些投资，实际上都属于沉淀成本。这些沉淀成本都发生在过去，不能通过今天的行动得到改变，因而不应该考虑它们，仅仅应该考虑未来的和相关的现金流，这是理。然而，在行为经济学中，个人决策往往受沉淀成本影响。对于沉淀成本的重视经常导致行动的持续性，甚至行动升级。这些行为都被称为沉淀成本效应(或称为沉淀成本谬误)，都不同程度出现在商业活动中(Garland et al，1991；Staw，1976，1981；Staw et al，1978)。并且在每一种情况下，以前投资的货币、时间和努力都会干扰当前行动的决策，使企业决策者心理效用水平变高。
尽管外包决策仅仅应该考虑自行生产或购买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但是当前的自行生产活动实际上是以前投资的自然结果，不能忽视以前行动对外包决策的影响。如果沉淀成本效应存在，那么我们发现，相对于那种没有沉淀投资的外部购买而言，企业是不愿意进行外包的。这意味着，在当前自行生产活动中，沉淀投资将会减少外包的需求。
沉淀成本阻碍外包决策，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决策中包括沉淀成本可能来自于组织内部信息不对称，其中经理层拥有私人信息，有动力去偷懒，不愿意进行创新活动，因而外包决策也会被延期，企业决策者有动力抵制或者扭曲信息，在组织内部他们害怕现有的权利受到威胁。第二，延期外包也是由于决策者的个人心理。外包构成政策的中断性。对过去自行生产决策负责任的决策者往往避免外包行动。简单讲，就是因为外包会造成以前投资决策错误的印象，为此，他们把这看作对于他们能力的一种贬低，或者对于他们自尊的一种诋毁，使其有意无意地维护他们以前所做的有问题的决策。同样，这种心理动机也会削弱外包行动。当决策者对开始的自行生产负责任时，外包常常受阻。第三，阻碍外包另一种解释可由阿克斯和布鲁默(1985)提供。他们认为，决策者阻碍外包，主要是想避免出现资源浪费。
总之，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对外包决策的影响十分重要。其中，自行生产或购买取决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比较优势，它是向前看机会成本的大小；而沉淀成本对于外包决策的影响，是向后看的。仅仅新建企业面临一个自行生产或购买决策。对于现存企业，外包是非一体化，是由内部生产转换成外部购买，以前的承诺成本无法忽略。所以我们需要超越或摆脱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沉淀成本谬误。实际上，尊重沉淀成本也是一种理。只有当没有沉淀成本时，才能仅仅看到自行生产或购买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比较优势。否则，沉淀成本
也会减少外包的数量，鼓励企业继续自行生产。
四、一般性结论及对我国企业外包行为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解释外包行为，即从过去、现在和未来角度共同解释外包行为，确立研究外包行为的成本分析框架。当企业内部生产有利于外包行为时，决策者仍然比较保守。尽管依据生产成本优势，有可能使外包行为需求增多，但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会进一步减少外包需求。首先，外包决策中考虑资产专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成本，会减少外包需求；其次，决策中考虑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也会进一步减少外包行为。虽然从生产成本角度看，企业倾向于过度从事外包行为，这是因为它们忽略从外部购买时的交易成本。事实上，在企业外包决策时，决策者对于因外部购买带来的资产专用十分敏感。同时，决策者对外包中的沉淀成本反应也比较敏感，这些都会减少外包数量。
对于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企业而言，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是继续生产还是外包，实际上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环境密切相关。企业是自行生产还是外部购买，取决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比较优势和沉淀成本的大小，特别是需要考虑沉淀成本效应。为此，首先，需要大力完善市场制度。它不仅仅是要素、产品和劳务，而是一种利益交换，因而需要劳动分工，价格信号合理，使各自专注于比较优势功能，可以解决分工后的协调问题。
其次，不断完善企业内部决策机制。一方面，时时刻刻注意沉淀成本的影响，听取下属劝告，必要时对决策者所负的责任进行重新分配；另一方面，需要培育一种不怕失败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使决策者勇于承认错误，不断修正错误。应该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有大量不可预测的事件，应该设计一个良好的决策机制，避免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再次，需要大力完善网络治理结构。它是一种超越市场和企业的治理结构，可以使组织结构得以简化，增加相互沟通，减少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同时，信息沟通可以减少相互不信任，增强预期稳定性，从而避免组织成本过高问题，为沉淀投资创造一个稳定的回收时间。
最后，企业资源都是有限的，企业一体化作为一种组织是有边界的。而外包则突破传统的企业边界，可以利用企业外部的各种资源；将非核心的技术和知识外包给不同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这是因为接受外包的企业相互竞争，珍惜得到的机会，会自觉履行契约，很容易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效率。
沉淀成本范文第7篇
关键词：鱼糜废水；预处理选择；物料回收；沼气利用
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5）05-0169-02
1 鱼糜废水来源及特征
鱼糜是一种新型的水产调理食品原料，是作为鱼丸、鱼糕、鱼香肠、鱼卷等日常调理食品的主要原料。在沿海港湾城市等鱼类资源丰富的地区，常有鱼糜生产专业工厂。
鱼糜生产因鱼类不同有粗浆和细浆之分，其生产废水的水量、水质也有较大差异。鱼糜生产工序为：新鲜鱼类采肉、漂洗、擂溃、拌馅、成型、熟制等。废水产生环节包括鱼肉清洗废水、漂洗混合废水、旋转混合废水和压榨废水等；另外，机台清洗时瞬时排放量较大、浓度较低。生产1 t鱼糜产生的废水量约为20～25 t。
2 鱼糜废水处理分析化验
到实际生产线取生产废水化验，具体化验数据及实验过程照片如图1～图4所示（备注：上清液均指原水未经加药自然沉淀2 h左右上层浓度较低水样）。
2.1 实验一：中低浓度鱼糜综合废水
2.1.1 综合废水实验数据
综合废水实验数据见表1。
2.1.2 实验数据分析
①原水无需加药经自然静置沉淀1 h即可产生50%沉淀物，沉淀2 h时，沉淀物为25%，上清液（上层水样）占75%，COD浓度降低达70%。
②若原水直接加药物化沉淀预处理，其吨水药耗成本为3.8元/m3废水（2 kg/m3×1.6元/kgPAC+0.04 kg/m3×15 元/kgPAM=
3.8元）；若进行自然沉淀后的上清液再经混凝沉淀，药耗成本会大幅降低，约为未经沉淀的50%，即1.9 元/m3废水。
2.2 实验二：高浓鱼糜废水
2.2.1 高浓鱼糜废水实验数据
高浓鱼糜废水实验数据见表2。
2.2.2 实验数据分析
①鱼糜线机台高浓排水无需加药经自然静置沉淀1.5 h即可产生40%沉淀物，COD浓度从30 240 mg/L降低到13 440 mg/L，降低率达65%。
②自然沉淀后上清液再经加药混凝沉淀，COD从13 440 mg/L降低到8 240 mg/L，COD去除效率为40%。
其吨水药耗成本为5.5元/m3废水（2.5 kg/m3×1.6元/kgPAC+
0.10 kg/m3×15元/kgPAM=5.5元）。
3 工艺流程的确定
综上所述，建议采用以下工艺流程，如图5所示。
4 结 语
①鱼糜废水夹带漂洗水带出的鱼肉组织碎料，具有大量的水溶性蛋白，COD、BOD、SS及氨氮高等，易生化。CODcr浓度一般为5 000～15 000 mg/L，平均在8 000 mg/L；SS在500～2 000 mg/L，平均在1 000 mg/L；氨氮在50～250 mg/L，平均在120 mg/L。
②原水通过自然静置沉淀即可有30%～70%左右沉淀，上清液COD浓度降幅约50%～70%。自然沉淀排出的含鱼糜碎料未混入药剂，可以通过污泥处理系统，脱水后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该段未加药的物料和生化后的沉淀污泥建议分开设置，独立处理，便于回收利用。
③若原水直接加药物化或经不加药初沉后加药物化沉淀，COD虽有一定降低，但药耗运行成本在3元/ m3以上，对于业主运行是较大负担，应优先选用不投药的生化组合工艺。
④对于高浓度的鱼糜生产废水，经自然沉淀后CODcr仍达8 000 mg/L，负荷仍然较高，若直接进入缺氧/好氧生化工序，仍需巨大的池体土建和设备及运行成本，因此，增设深度厌氧工序是必要的，若沼气产量足够多，还可以对产生的沼气进行回收利用，作为蒸汽锅炉能源。
参考文献：
[1] 刘天齐.三废处理工程技术手册（废水卷）[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99.
沉淀成本范文第8篇
[关键字]电镀废水 铜 镍 回收工艺
[中图分类号] X75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3-174-2
电镀企业日常生产产生大量含重金属的废水，重金属离子不易分解且毒性较大，必须严格处理后才能排放。电镀废水中重金属处理和回收技术有不少，如离子交换法、电解法、膜分离法、电去离子法等。目前以上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但都要求对电镀废水进行严格的分质分流，且处理水量不能太大；而实际生产中，很难实现废水彻底的分质分流效果。因此，本文结合某电镀工业园区内电镀综合废水回收工程，采用三级沉淀法处理工业园区的电镀废水，研究了三级沉淀回收工艺和各因素对回收效果的影响。通过工艺使用后的结果表明，此工艺在确保污水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减少污泥量，提高污泥品位，使其具有回收价值，从而实现污泥的资源化。
1 实验分析
某电镀工业园区内的电镀综合废水，其pH为1.3，含Cu2+89.8mg/L、Ni2+60.85mg/L。
1.1 主要仪器及试剂
TAS-99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设备公司；PHS-3C型pH计，上海雷磁厂；JJ-4六联搅拌仪，金坛友联仪器研究所；工业纯石灰，浙江建德石灰厂；分析纯液碱，上海化学试剂厂。
1.2 工艺流程
（1）一级沉淀：在含有铜镍的电镀混流废水中投加石灰乳溶液调节pH为2.0～4.0，按0.005g/L加入絮凝剂PAM（聚丙烯酰胺），生成的沉淀用沉淀池进行固液分离，测定铜镍损失率。
（2）二级沉淀：向经一级沉淀的电镀混流废水投加石灰乳溶液调节pH为5.0～7.0，并按0.005g/L加入絮凝剂PAM，对生成的沉淀进行固液分离，测定污泥的量和其铜、镍含量。
（3）三级沉淀：向经二级沉淀的废水加液碱/石灰乳混合溶液，调节pH为10.5，并按0.005g/L加入絮凝剂PAM，用沉淀池进行固液分离，测定污泥的量和其含铜、镍量，最后通过加入硫酸调节出水pH至中性，实现电镀废水达标排放。
2 结果与讨论
2.1 一级沉淀pH对铜损失率及一级污泥的影响
图2为一级沉淀反应pH对铜损失率和一级沉淀泥重及其含铜量的影响。
由图2可知，在pH为2.0～4.0范围内，随pH上升，溶液中的铜离子不断沉淀而被去除，铜的质量浓度不断降低，铜损失率逐渐变大。此外，随着pH的上升，一级沉淀的泥重也逐渐增大，但是其污泥含铜量都不高，使一级沉淀泥没有可再利用价值，所以要在减少二级石灰投加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少一级反应中铜的损失率。一级沉淀的最佳pH约为3.0。
2.2 二级沉淀pH对污泥含铜量及泥重的影响
将废水pH调至3.0后，沉淀并固液分离，上清液中继续加入石灰乳调节pH至5.0～7.0，研究二级沉淀pH对污泥含铜量的影响，结果见图3。
由图3可知，随pH上升，废水中大量金属离子被沉淀，污泥质量逐渐增大。由于二级反应在初期生成大量沉淀后，水中铜沉淀速率随 pH升高而越来越低，且加碱量随pH升高而越来越大，造成二级沉淀泥重虽不断上升但铜品位不断下降。为生成尽可能多的高含铜量的二级泥，选用二级沉淀的较适宜pH为6.0～7.0。
2.3 二级沉淀pH对离子去除（损失）率的影响
在2.2相同的实验条件下，考察二级沉淀pH对Cu去除率和Ni损失率的影响，结果见图4。由图4可知，在pH为 5.0～7.0范围内，随pH增大，铜离子不断被沉淀，分离液中铜的质量浓度快速下降；对镍离子而言，由于其沉淀pH较高，因此在较低pH下，镍的损失率受pH影响并不大，由于少数"局部过碱"现象的存在，镍的质量浓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本文的目的是得到较多有再利用价值的高品位二级沉淀铜泥和三级沉淀镍泥，这就需要在二级反应中尽可能多地沉淀铜离子并减少镍的损失， 较适宜的二级沉淀pH为6.5～7.0。另外，二级沉淀后出水中铜的质量浓度越低，对日常生产中铜的稳定达标排放也越有益。
2.4 液碱石灰配比对三级沉淀泥量及污泥含镍量的影响
首先分别配制质量分数为5%的液碱溶液、石灰乳溶液，再按液碱-石灰乳混合液中石灰乳所占体积分数为10%（即每100mL混合液中有10mL质量分数为5%的石灰乳溶液和90mL质量分数为5%的液碱溶液）、20%、30%、40%、50%，分别配制得到5份液碱石灰乳混合液，并分别用此混合液调节三级沉淀pH至10.5，考察三级沉淀反应中液碱石灰乳混合液中石灰乳所占比例对污泥量及污泥含镍量的影响，结果见图5。
由图5可知，随液碱石灰乳混合液中石灰乳体积分数增大，三级沉淀污泥量逐渐增大，而污泥中的镍含量则逐渐降低。增大液碱石灰中石灰的体积分数，有助于促进絮凝反应，达到较好的沉淀效果，且石灰远比液碱便宜，使成本降低；但由于加入的是石灰乳，部分石灰未反应便进入污泥中，在较高pH下部分石灰会以碳酸钙形式存在。这2种因素都会引起污泥增多，从而降低污泥含镍量。综合考虑生产中需减少出泥量，保证污泥镍的品位及控制处理成本，确定三级沉淀中液碱石灰乳混合液中石灰乳的体积分数为20%。
2.5 综合成本核算
考虑到二级沉淀的最佳pH为6.5～7.0，分别对二级沉淀pH为6.5、7.0时进行全流程药剂成本核算，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二级沉淀pH为6.5时，铜回收量与pH 为7.0时基本相同，药剂成本也基本相同，但镍回收量较大，且品位较高。平均二级泥量为0.8974g，铜品位为7.6%；三级沉淀泥量为0.6133g，镍品位为6.62%；全流程药剂成本为5.49元/t。综合产泥量、回收的污泥含铜镍量，并以最近三月SMM电解铜、电解镍平均现货价的60%为标准，计算出铜经济效益为4.09元/t，镍经济效益为5.68元/t，所以二级反应pH以6.5为佳。
经过此工艺改造的处理后出水铜、镍离子质量浓度分别为0.128mg/L和0.214mg/L，出水指标已达到GB21900-2008《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3 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通过采用分级沉淀法对废水中铜、镍进行利用和回收，取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中铜回收量为0.0682g/L，镍回收量为0.0406g/L，处理成本为5.49元/t，优于电镀园区原有的处理流程，且回收水中铜、镍产生的经济效益分别为4.09元/t和5.68元/t，该法既可实现出水达标排放，又可实现铜、镍资源回收，是一种经济、环保的电镀废水资源化处理工艺，在给企业创造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实现了资源的回收。
参考文献
[1]曲伟，王帅等。对排污企业暗管偷排现象治理的探讨[J].科技传播，2010（20）.
沉淀成本范文第9篇
关键词：振冲碎石桩沉淀泥浆水循环利用
0 前言
振冲碎石桩是利用在地基中就地振制的碎石快速加固松软地基的方法。它是利用起重机吊起振冲器，运用振冲器中的潜水电动机带到偏心块，使振冲器产生高频振动；同时开动水泵，使高压水通过射水泵管喷嘴喷射高压水流冲击孔底，在边冲边振的联合作业下，将振冲器沉入预定深度并形成钻孔；再在清孔后向孔内分批填入碎石来制作成桩[1]。桩土与原来的粘土构成复合地基，以提高其承载力、增强稳定性、减少沉降量，同时还显著地增强其抗震性能，无论是公路、桥梁、堤坝和房屋等建筑的软基均可采用振冲碎石桩处理成复合地基以满足工程的使用与抗震的要求。
1 振冲碎石桩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振冲碎石桩在高层建筑地基的加固及处理中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它具有技术可靠、设备简单、操作技术易于掌握、施工简便快速、工期短、既不用水泥,又不用钢材,加固后地基承载力有显著提高等优点。适用于中、粗砂和部分细砂或粉砂土地基、特别适用于沿海地区的砂质土地基。然而，由于振冲碎石桩的成桩机理，成桩过程势必用水量很大，当然必定会产生大量的泥浆。
振冲碎石桩施工的两大技术难题一是泥浆排放量大、污染环境，若采取外运处理方式运输成本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施工进度；二是施工用水量大。若能采用沉淀泥浆后集中外运水循环利用的方式，将会大大减少泥浆的外运量，节约了成本同时加快了施工进度，另一方面水的循环利用也解决了施工用水的难题，具有明显的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
2 泥浆排放总体方案
在指定的排污场地开挖作为沉淀池，在振冲桩施工现场设置临时集浆池收集泥浆，排至泥浆中转池（如机组距离泥浆进行沉淀较近，可不设中转池），然后从中转池用泥浆泵通过管道将泥浆排至泥浆沉淀池。设置两级泥浆沉淀池，施工产生的泥浆经两级沉淀后使用清水泵将分离出的清水抽至各施工机组，循环使用，这样既节约资源，又能保证泥浆的处理效果，不对环境造成污染。
图1 泥浆处理流程图
3 泥浆排放处理系统布置
3.1泥浆收集系统
(1)在指定地点挖好临时集浆池。
(2)将整个施工场地划分成若干小施工区域，每个施工区域一台施工机组，且每个小施工区设置一个小泥浆坑，机组施工产生的泥浆通过排浆沟直接排至小泥浆坑。
(3)用泥浆泵将小泥浆坑内泥浆排至临时集浆池。
(4)在临时集浆池上架设大功率排浆泵与泥浆中转池相连，设专人进行看护。
3.2泥浆中转输送
施工机组的泥浆通过临时集浆池输送至泥浆中转池。临时集浆池的泥浆通过3PNL型泥浆泵抽至泥浆中转池，泥浆中转池用3PNL泥浆泵通过管道输送至泥浆沉淀池。
3.3泥浆沉淀池设计及开挖
泥浆沉淀池容量以能满足以上泥浆排放量及排放强度估算量的要求，并有不小于10％的设计安全储备量。泥浆沉淀池采用机械开挖，围筑土堰应分层夯实。
图2 泥浆沉淀池断面图
3.4清水循环利用
泥浆沉淀池内上部清水通过沉淀池另一端部预埋ø150管自由分离至清水池，用清水泵将分离出的清水抽至施工现场供各施工机组，循环使用。为保证水的循环效果，清水池宜为砌筑而成的水池，不宜为土坑。
3.5安全防护
为保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防止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或物体掉入集浆池或泥浆中转池或泥浆沉淀池或清水池，在各池的周围搭设1.5米高防护栏杆并设警示标志和灯光。设专人24hr昼夜巡视中转池、排浆管道和泥浆池，发现管道、围堰隐患险情及时采取补救、堵漏或加固措施，防止泥浆漫流。
4 结论
采用沉淀泥浆后集中外运水循环利用的方式，施工过程无需安排泥浆车外运泥浆，泥浆可等到施工结束后集中处理，外运成本将会大大降低。另外，泥浆集中处理，将泥浆的污染降低到了最小化，从环保的角度来看，意义也举足轻重。沉淀泥浆后集中外运水循环利用不仅使水得到了循环利用，而且大大减少泥浆的外运量，降低了运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施工进度，具有明显的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
沉淀成本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化学沉淀法；含铬废水；应用；进展
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随着现代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铬在电镀、制革、冶金、化工等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与之相应的含铬废水的排放量也大量增加。铬元素在废水中通常以Cr3+和Cr6+的形式存在，前者对鱼类的毒性极大，对人的毒性相对较小；后者对人毒性极大，且极易致癌。根据我国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1996）》规定：铬离子是第一类污染物，不分行业和污染物排放形式，也不分受纳水体的类别功能，一律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其排放浓度必选达到标准，铬的最高浓度为1.5mg/L，而Cr6+的浓度不得高于0.5mg/L。所以含铬废水的处理必须要经济、可靠并且占地小。本文根据实践经验和查询资料，将对化学沉淀法处理铬离子的应用和进展进行具体的论述。
2化学沉淀法在铬处理中的应用与进展
化学沉淀法是一种传统的废水处理方法，应用范围也较广，在处理铬、钒等重金属离子的过程中，根据沉淀类型的区别，化学沉淀法分为氢氧化物沉淀法、难溶盐沉淀法和铁氧体法三种，下面对其进行一一论述。
2.1氢氧化物沉淀法在铬处理中的应用与进展
（1）氢氧化物沉淀法的特点：氢氧化物沉淀法又叫做中和沉淀法，也就是说在含铬废水中加入见，将其中的阳性重金属离子以氢氧化物或盐类物质的沉淀析出，发生的反应为：Cr3++3OH- Cr（OH）3，常用的沉淀剂有石灰、碳酸钠、氢氧化钠等。此法由于沉淀剂来源广、价格低、并且管理方便、自动化程度高，所以应用十分广泛。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如：重金属污泥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废水中的铬化物形式存在的铬无法清除；需要排放废水的PH值进行调整，增加处理成本；如果废水中很有硫酸根，这种方法会产生大量的硫酸盐废渣。
（2）氢氧化物沉淀法的影响因素：利用氢氧化物沉淀法处理含铬废水，影响去除效果的因素有废水PH值、沉淀剂的类型、沉淀方式等。PH值是氢氧化物沉淀析出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控制合理的PH值才能使沉淀析出，否则会出现反溶现象，不利于沉淀的析出；沉淀剂的选择时沉淀效果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常用的：NaOH、CaCO3、Ca（OH）2、CaO等。其成本较低，效果也较好；采用氢氧化物沉淀法处理重金属离子废水时，还要考虑沉淀方式的问题，当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较低时，出现的沉淀物会很细微，导致难以沉淀，通常加入絮凝剂使其迅速沉淀。
（3）氢氧化物沉淀法的研究进展：氢氧化物沉淀法最关键的问题是固液分离效率太低，主要依赖沉淀自身的重力作用进行沉降，严重影响了沉淀效率。如何改良沉降效果是氢氧化物沉淀法重要研究方向之一，目前有利用设备加快固液分离的，如：改平流池、浓缩池为斜管、斜板澄清池等，增加砂滤池等。
2.2难溶盐沉淀法在铬处理中应用与进展
（1）难溶盐沉淀法的特点：所谓难溶盐沉淀法是指在废水中加入沉淀剂与其中的重金属离子形成难溶于水的化合物以去除金属离子的方法。难溶盐沉淀法通常有硫化物沉淀法、某酸盐沉淀法（如磷、碳等）、钡盐沉淀法等。如在含有CrO42-的废水中加入Ba2+，发生反应：Ba2++ CrO42- = BaCrO4，而铬酸钡是难溶于水的钡盐，可以直接析出，多余的钡盐还可以通过加入硫酸盐除去，工艺简单，反应速度快，但是处理成本较高。在酸性条件下，利用硫酸盐则会发生这样的反应：
Cr2O72－+3HSO3－+5H+=2Cr3++3SO42－+4H2O
Cr2O72-+6Fe2++14H+=2Cr3++7H2O+6Fe3+
在酸性环境下，首先将Cr6+转化成Cr3+，然后在进行上文中的氢氧化物沉淀反应，完成废水的处理。另外，应用难溶盐沉淀法处理废水的还有很多优点：可以回收废水中的金属，以抵消处理废水的成本；处理后的水可以循环使用。缺点是硫酸盐或硫酸盐过量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2）难溶盐沉淀法沉淀效果的影响因素：难溶盐沉淀法的影响因素有：沉淀剂种类、沉淀剂用量、沉淀方式等。难溶盐沉淀法在进行处理废水时要选好沉淀剂类型，常用的沉淀剂有：FeSO4，NaHSO3，Na2S2O5，Na2S2O4，Na2S2O3，这些沉淀剂成本较低，处理效果较好，费用也较低；而沉淀剂的用量是难溶盐沉淀法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用量过大，会造成沉淀剂的浪费，同时在废水中加入了其它的离子，造成了二次污染，用量过小则会造成金属离子去除效果差；有些难溶盐的沉淀颗粒较小，需要采用合适的沉淀剂进行辅助沉降，才能达到较好的沉淀效果。
（3）难溶性盐沉淀法的研究进展：在难溶性盐沉淀法处理废水过程中，最主要的难题是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如何避免硫化物对环境的二次污染时难溶盐沉淀法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另外，在处理污水残渣是可以直接出售，也可以从残渣中提取金属，目前国内某专家已经有了如何提取铬元素的研究课题，所以如何从沉淀残渣中回收金属是难溶盐沉淀法的另一个研究方向。
2.3铁氧体法在铬处理中的应用和进展
（1）铁氧体法的特点：铁氧体法是近代有日本电气公司提出了一种处理工业废水的方法，其工艺流程是先在废水中加入铁盐，通过工艺条件的控制，使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进入铁氧体的晶格中，从而形成复合铁氧体析出溶液，然后再进行固液分离，达到去除重金属离子的目的。其具体的反应化学方程式为：
Cr2O72-+6Fe2++14H+=2Cr3++7H2O+6Fe3+
Fe2++2OH-=Fe(OH)2（沉淀）
3 Fe(OH)2+1/2O2=FeO﹒Fe2O3+3H2O
FeO﹒Fe2O3+Cr3+=Fe3+[Fe2+﹒﹒Crx3+]O4
此方法的优点是出水水质好，沉渣分离容易，设备相对简单，并且化学性质较稳定，一般不易造成二次污染；缺点是回收到的金属很难再次利用，需要与亚铁、碱与热能等才能回收，处理成本高。
（2）铁氧体法的影响因素：铁氧体法去除金属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沉淀剂用量、反应温度和PH等。影响复合铁氧体的形成的重要条件是提供足量的Fe2+和Fe3+，所以在进行反应时需要加入足量的Fe2+和Fe3+，如FeSO4，FeCl2；反应温度是另一个影响铁氧体晶体形成的关键因素，高温有利于反应的进行，但也会造成能量消耗和环境污染，所以一般用常温下反应；PH过低不利于沉淀的进行，所以应当加入适当的碱，控制PH，保持在8.8-9.2最佳。
（3）铁氧体法的研究进展：铁氧体法处理重金属废水主要的问题有：能耗大、不能连续操作、处理时间长、沉淀物不易分离等，为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与其它污水处理方法结合的工艺，如电偶-铁氧体法、离子交换-铁氧体法等，以改良铁氧体法的缺陷。
3结论
化学沉淀法是一种传统的处理废水方法，一直被广泛应用，最近几年来这种传统的方法结合现代的污水处理方法和自动化控制技术，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的处理工业重金属废水的方法和手段。目前，怎样能在满足废水处理的条件下，对废水中的铬进行回收，是化学沉淀法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将来化学沉淀法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冯彬， 张利民. 电镀重金属废水治理技术研究现状及展望［J］.江苏环境科技，2004，17（3）：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