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安全法范文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1篇

1.事故主要原因

1.1农用车由生产工具向交通运输工具转变 以前，各种农用车均作为生产工具而服务于田间地头，用于农田耕种，农用品和农产品的运输。上路行驶机率小，与其他交通工具冲突少，事故发生率低。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用车作为一种运输工具和代步工具被广泛使用。走亲访友，运输物品，买卖货物，致使大量农用车涌上道路，加之部分驾驶员不遵章守纪，行驶随意性大，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秩序，导致事故频发。

1.2无证、无牌上路，违章载人等问题突出 一辆农用车上拉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现象已司空见惯，全国范围内，因农机车辆违章载人引发的群死群伤特大恶性事故不断。同时，农机车辆自身缺少安全防护设施和应急设备，加上驾驶者驾驶技能低，安全意识差，缺乏应对突况的经验和能力，甚至少数驾驶者根本不具备驾驶资格和驾驶能力，就盲目驾驶、无证上路，直接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3驾驶员非职业化转变，安全意识淡薄 我国的农机驾驶员以前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操作员而形成的一个专业群体。作为生产工具的操作者，其驾驶技术的培训较为严格，培训内容全面，每个农机驾驶员的技术往往都相对过硬。但是，随着农用车数量的大幅度增加，“驾驶员”也相应增多，盲目驾驶，无序上路现象严重，存在严重的事故隐患。

2.预防措施

作为专门负责农机车辆牌证发放、管理的农机部门，以及担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工作中一定要抱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就是最大的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认真履行职责，扎扎实实把农机交通事故预防工作抓紧、抓好、抓实。

2.1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必须到位 农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安全意识的淡薄，交通安全意识没有深入人心。因此，提高农民特别是农机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是当务之急。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台、宣传栏的宣传阵地作用，广泛开展建设交通安全村、事故预防宣传版块巡回展、“送安全下乡”等活动，大力营造加强交通安全的舆论氛围，使广大农民群众从思想上受感触、受震动，扩大安全教育面，以达到减少事故发生的目的。

2.2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必须到位 现今农村驾驶员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状态，驾驶技能、安全意识亟待提高。因此，安全教育必须到位。交通管理部门、农机部门要相互配合，深入农村、深入田间地头，宣传无证驾驶、无牌上路的危害性，让农民真正从思想上重视交通安全，切实绷紧安全驾驶这根弦。

2.3农机部门管理必须到位 农机车辆管理应进一步扩大范围，加大深度，要做好农机的排查摸底工作，详细掌握农机的保有量。同时，组织人员上门服务，进村进户，对无牌、无证的车辆进行整改，使黑户车无藏车之地，报废车无法上路，帮助正常行驶的车辆办理相关手续。农机部门更应认真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切实履行好安全法赋予的农机发牌发证职责，做好农机驾驶员培训工作，严把驾驶员考试关，依法实施行政许可。

2.4违章处罚力度必须到位 违章处罚是交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减少事故隐患的一个有效措施。但是在农村，违章处罚容易引起群众的误解，农民对其抵触情绪较大。因此，在执法过程中要注意方法，宣传在先，要严格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对在道路上查获的存在违法违规的农机车辆，要妥善处理，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2篇

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刑法规制

1.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

食品安全的概述。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也是一门专门探讨在食品加工、存储、销售等过程中确保食品卫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隐患，防范食物中毒的一个跨学科领域。

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为了改善市场机制在内的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以法律为基础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某种干预、限制或者约束的行为。如：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社会经济个体的行为实施的直接控制。综合来分析，政府监管机构承担政府的监管职能，具有专业监管性及独立性，集准立法权，主要承担法律责任、技术责任。《食品安全法》对刑事责任的概括是，市场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有两种，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第143条）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144条）。2011年最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加大了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处罚力度。

2.当代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状况

我国食品安全的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2011年3·15特别行动中，央视曝光了双汇“瘦肉精”养猪一事。瘦肉精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量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但瘦肉精有着较强的毒性，长期使用有可能导致染色体畸变，诱发恶性肿瘤。

牛肉膏事件：2011年4月，合肥、南京等多地的一些熟食店、面馆为牟利而用牛肉膏将猪肉变牛肉。专家指出，食品添加剂在一定安全剂量内食用，并无危害，但若违规超量和长期食用，则对人体有危害，甚至可能致癌。

京津翼地沟油机械化规模生产具体事件：2011年6月底，“新华视点”初步揭开了京津冀“地沟油”产业链的黑幕。调查发现天津、河北甚至北京都存在“地沟油”加工窝点，其加工工艺科技含量高，产业链庞大并以小包装的形式进入超市。

染色馒头事件：2011年4月初，有媒体 爆出在上海市浦东区的一些华联超市和联华超市的主食专柜都在销售同一个公司生产的三种馒头，高庄馒头、玉米馒头和黑米馒头。这些馒头都是回收馒头中加香精和色素加工而成。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标准体系有待健全。《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表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对问题风险治理为核心治理科学化。但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有些急需制定或修订的配套法规规章尚未出台。《食品安全法》实施已近三年，《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附属配套条例还没有正式尚未出台，此外，在某些领域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过于粗放，疏于精雕细琢，抓小放大、急需进一步细化监督管理条例。二是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与食品安全形势不适应。《食品安全法》在处罚力度上虽然比之前的《食品卫生法》有所强化，但总体看仍然失之于轻，而且违法违规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匹配，对违法违规者无法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食品安全薄弱环节监管有待加强。我国食品安全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城市郊区、农村、偏远山区的，由于监管力量薄弱，实施力度有限，交通往来不便等问题，往往成为监管的空白或者薄弱地区，有的地方甚至成为假冒伪劣食品的集散地，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处罚范围的局限性。刑法中有些对一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判罚确实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因此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在立法上存在着轻重。

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比较笼统或者表示不明确，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

具体的责任制度不能保证。《食品安全法》对市场主体的民事、刑事法律责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由于缺乏更高的责任要求，对于监管主体来说，《食品安全法》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行政责任的追究，现实中责任难以发挥制裁和促进作用。应该重新设计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

3.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全面完善

监管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完善监管的公开制度，确保问责监督的实现与落实，那么就必须增加对问责的外部监督，从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中必须建立在食品安全信息、监管信息公开的前提之下。《食品安全法》规定了监管机关内部的信息通报制度，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相互通报获知的食品安全信息，更应该建立适当的面向社会的信息公开制度。

对食品安全问题刑法处罚力度需要加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惩罚力度不够，使得他们从中有利可图。如果在刑法上没有打击食品安全的问题的，则食品安全的问题则好难得到确保的放心了。不少犯罪分子知道相关法律对食品安全犯罪刑罚规定的严重滞后性而逃避了严厉的刑罚制裁。其实罚金刑是对他们牟利目的最致命的打击。但现行刑法对仅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加以适用，刑罚的严厉程度甚至不及行政处罚，使得罚金刑的作用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应将罚金刑作为主刑单独适用，提高其严厉程度，然后并将罚金刑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值得补充的一点是罚金应以“销售金额”为基准应修改为以“货值金额”为基准。

没收财产刑未得到充分利用。食品犯罪不仅侵害了国家的卫生监督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严加惩治。同时，食品犯罪又是贪利刑犯罪，因此，财产刑中最严厉的刑罚“没收财产刑”应发挥更大的效能。在食品犯罪的刑罚设置中对于结果加重犯规定“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未能突出没收财产刑的作用，会使法官优先选择适用罚金刑，而忽视对没收财产性的适用。对于这种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没收财产是最恰如其分的财产刑，有利于消除再犯隐患、达到最好的特殊预防效果。因此，个人认为针对结果加重犯，只规定没收财产刑，而将罚金内容删去，或者将“没收财产”位置提前，修改为“并处没收财产或者货值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使法官优先选择适用没收财产刑。

食品安全问题从风险预防和源头控制做起。要从根本上完善对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必须从风险预防、全面保护、政策和适度的基本理念抓起，要对食品安全刑法保护重新认识，对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坚持风险预防、全面预防的基本以及加强食品源头控制能力的建设等。

适当提高食品安全的定刑。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应该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食品安全责任的追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按照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所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通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予以刑法规制，因为应当查证查货发现危害性而不履行防止危害的发生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目前在罪名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罪名。因为现在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不妥当，食品生产者虽然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也有时候会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危害性难以做到控制和估量。如果将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给予以犯罪化。那么在从立法的角度上去看除了不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在一定的程度上难防止了食品安全问题事件的发生。因此对不作为的食品安全的监管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加强激励制度的设计。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制度设计中缺少激励机制，更多的是侧重于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我国某些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中隐含着一些鼓励食品生产者采用食品安全技术来生产安全食品的制度激励，但支持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对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是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普遍实行激励制度来引导农户和企业进行安全和健康的生产，如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等，从而不仅保护了环境，而且更有利于食品安全。激励制度的设计应体现出赏罚分明的原则，这样才有利于建立公平的秩序，对于那些信誉好的商家，政府应实行奖励，从而鼓励它进行安全健康的生产。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还需要走一段相当长路程，任务十分艰巨。虽然当今的食品安全问题的规制问题在进一步完善，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中全体的立法者的努力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犯罪率会不断的减少，最后食品安全法律不断的健全发展。

[1]张文敏.食品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07

[2]王可山，郭英立.食品质量安全政府管制缺陷及其完善[J].改革与战略，2007.04

[3]曹 红.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督检验体系[J].安全，2004.04

[4]张 婷.政府食品市场监管职能研究[J].当代经理人（中旬刊），2006.07

[5]黄 倩.我国食品安全质量监管中的信息公开体系构建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6]王中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 2007.12

[7]高育红.西方如何保证食品安全[J].江西食品工业，2010.02

[8]李建辉.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J].2004.12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3篇

2006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正式施行，笔者通过对该法的学习，并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比较，发现两部法律均对“非法拦截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设定了处罚。虽然两部法律的案由表述不完全相同，但笔者认为两者的基本含义相近。即客观上表现为非法拦截机动车，后果为影响车辆正常行驶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财产较大损失。然而在设定“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处罚上，两部法律却作出了不尽一致的规定，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施，公安机关及民警处罚该种违法行为，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可能产生歧义。现在笔者对“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处罚适用法律问题，在简单分析分析基础上，谈谈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一、对“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处罚的法律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一款（八）项规定：非法拦截机动车辆，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财产较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根据该法第九十九条二款规定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一款（四）规定：非法拦截机动车，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由公安机关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此处“情节较重的”可以理解为不听民警劝阻、造成了交通严重堵塞或财产较大损失以及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情形等；根据该法第二十三条二款规定，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比两部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对非法拦截机动车，有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节较重的，处罚种类和幅度的规定不相一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实施上述行为设定的主处罚为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的处罚为十五日以下拘留；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实施上述行为设定的主处罚为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的处罚为五百元罚款，即使对首要分子的主处罚也是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的处罚为一千元以下的罚款。相互对照便可发现，对非法拦截机动车，有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等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时就可能相对严厉。因为，对违法行为人适用的主处罚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其次可以并处罚款。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时就可能相对轻微。因为对违法行为人适用的主处罚是罚款，其次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

二、“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的性质。

从行政处罚法的角度看，所有违反国家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均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但公安机关的管理有其特殊性，其主要分为治安管理和其他公安行政管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一般说受到的处罚相对较重。从广义上理解，原来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消防管理、居民身份证管理等行为，都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从狭义上讲，现在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消防管理等行为已不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范畴，而是属于违反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行为。但是对于其他公安行政法律中规定了拘留处罚的违法行为，应当仍然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就“非法拦截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而言，一个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明确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一个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可以适用拘留的处罚的违法行为。同时，在道路上“非法拦截机动车辆”的违法行为，客观上一般会造成诸如交通严重堵塞、财产较大损失等危害后果，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所以，可以确定无论是“非法拦截机动车，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情节较重的”行为，还是“非法拦截机动车辆，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重堵塞或者财产较大损失的”行为，应当都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都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予以处罚。

三、“非法拦截机动车”违法行为处罚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均为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即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关涉及拘留处罚的违法行为应当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相对于专门处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而言，属于特别规定。根据立法法有关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那么对“非法拦截机动车，且有较重情节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应当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但立法法同时又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相对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来说为新的法律规定，那么对“非法拦截机动车，且有较重情节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4篇

1.农民群众的责任,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是农机安全生产的基础。

近几年来,在国家支农惠农的政策的指引下,尤其是在购机补贴政策的拉动下,农民购机种粮的积极性高涨,各种农业机械快速发展,涌进农村千家万户。农业机械的普及使用,农机事故常有发生,怎样来防止农机事故的发生,维护自己的安全呢?农民群众的责任,就是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安全法律法规,维护自己的安全,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学习有关的农机、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提高农机安全意识和农机安全法制观念。二是在道路上不得坐卧、停留、嬉闹、追车、爬车、拦乘车辆等行为。乘坐客车时,不得将身体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跳车。三是在乡村道路上行走,应随时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再行走。四是不搭乘拖拉机、农用运输车去上街当圩。五是观看农业机械田间作业时,应站在安全的位置,不准随便搬弄农业机械。总之,农民群众应明白,天大地大安全最大,金贵银贵安全最贵;一生安全、一世富,一次事故一世穷的道理。做到随时随地都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2.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责任,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确保大家的安全,这是农机安全生产的关键。

翻开农机交通事故的档案,我们发现,大多数的事故都是驾驶操作人员造成的,因此,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必须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做到珍惜生命,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确保大家的安全。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加强责任心,就必须时刻把农机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时刻把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生产再忙,安全不能忘;生产再急,安全第一。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加强责任心,要做到遵章守法,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财产负责,而且是对他人的生命财产负责。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加强责任心,就是要参加农机技术培训班,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农机安全操作技术,做到三懂四会。懂农业机械构造和工作原理,懂农机操作规程,懂安全生产知识。会操作、会调整、会维护保养、会排除一般常见故障。在驾驶操作时克服麻痹大意,心存侥幸的思想。明白“安全是生命,安全是效益,安全是致富之本,事故是败家之源”的道理,在思想上重视安全,在操作中注意安全。做到出门讲安全,进门保平安。

3.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责任,加强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农民群众和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农机安全生产的保证。

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是法律法规授予农机安全管理部门的职责。农机安全监督管理人员要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要有强烈的责任心,认真贯彻农机安全法律法规,把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做到每个工作细节中去,落到实处。在工作中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各项农机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就可以避免许多因管理疏漏造成的农机事故。只有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责任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的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农机事故隐患,将事故消灭于萌芽之中。

强烈的责任心是一个人做好工作的前提。不具备这一条,即使再简单的工作也做不好。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是一名农机安全监理人员起码的职业道德。有了责任心方能敬业,自觉的把份内之事铭记在心。有了责任心方能尽职,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了责任心方能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奋力拼搏。有了责任心不会的可以学会,不懂的可以弄懂,不容易发现的错误能被发现,可能出现的事故可以制止,可以避免。

4.采取措施,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法律适用 法律解释 交强险 道路交通安全法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案例背景

2009年4月26日原告杨君驾驶云q06795号长安车从兰坪县城驶往金顶街，当车行至黄金线k172＋500处时，将行人和忠义撞倒，致和忠义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2009年5月11日兰坪县交警大队依法作出兰公交认字（2009）第0000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杨君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和忠义不负事故责任。杨君驾驶的车辆系从别人手中所购，未办理过户手续。肇事时杨君未取得合法的驾驶执照，但其在保险公司以罗庆海的名义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兰坪县交警大队于2009年5月20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由杨君赔偿给死者和忠义家属各项费用221651元，之后杨君在保险公司理赔过程中，保险公司认为杨君无驾驶证，作拒赔处理。

五原告杨君、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遂向法院，要求确认原告杨君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并赔偿支付保险金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肇事车在买卖过程中未办理过户手续，肇事时，行车证上所有人是和智鹏，投保人是罗庆海。原告杨君未取得合法有效的驾驶执照，但2008年1月25日起肇事车实际所有人为杨君，2008年7月29日杨君在被告处办理了强制保险单，虽然保单上被保人栏填写的是罗庆海，但联系电话栏填写的是杨君本人的电话号码，杨君投保时，罗庆海已死亡，实际投保人应认定为杨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规定的，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责任，是保单的内容。杨君与保险公司签订了格式合同，合同有效，但是原告杨君在驾驶车辆时，未取得驾驶资格。原告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未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其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对原告杨君、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杨君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二、驳回原告杨君、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宣判后，原审原告杨君、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不服，向云南省怒江中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3、认定双方的合同中第九条系约定免除人身伤亡的违法、无效合同条款；4、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上诉人杨君于2009年4月26日因无驾驶证肇事致和忠义死亡，肇事车是参加交强险合同保险的合法车辆。一审法院以杨君未取得驾驶资格、其他上诉人未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为由，驳回上诉人是错误的。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必须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2、违反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3、违反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在无证及醉酒等情况下，免赔财产损失，但没有规定不赔偿人身伤亡费用；4、无证驾驶属行政管理范畴，不应影响受害人的民商法上的权利；5、驾驶员无证驾驶违反了行政法规，是行政责任的范畴，上诉人杨君与保险公司的纠纷，不应因此影响受害人的民事权利；6、双方的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第九条无证驾驶不赔偿其他损失和费用的约定，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7、中国保监会的复函属内部规定，不是国家规范性文件，且违反法律规定，不能适用。8、交强险是针对车，不能因为驾驶员的过失，影响对受害人的赔付，因为受害人无辜的；9、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11月4日的会议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适用。

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要理由是：1、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的，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的约定，因致害人杨君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被上诉人仅有垫付符合法律规定的抢救费义务，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2、根据保监会办公厅［2007］71号《关于交强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根据《条例》和《条款》，被保险机动车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人醉酒，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仅有垫付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的义务；3、云南省高级人民云高法［2009］234号《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二条第6款的规定“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情形，保险人只在交强险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受害第三者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请求保险人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未规定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享有免责的权利,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明确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从条文的表面来看，法律与条例之间似乎存在冲突，但就其本质来看，两者并不矛盾。《强制保险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制订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它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的细化和补充。同时，《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立法精神。因此，应把《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作为特别法来进行对待。虽然《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没有直接规定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其条文隐含之意是非常明确的，即在驾驶员无证驾驶发生人身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承担的只是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否则，如果保险公司承担的仍是赔偿责任，那么，《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显然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从立法的精神来考量，《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强制保险条例》虽然强调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驾驶人违法行为的放纵。如果因驾驶人的明显违法行为导致第三人的人身伤害仍然要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有悖于立法的本意。中国保监会是直属国务院，其所作出的复函不属于内部规定，且复函的依据是《条例》和《条款》，复函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高法[2009]234号《会议纪要》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不能直接加以适用，但其对下级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统一执法认识和尺度方面具有指导作用。保险合同条款第九条是关于保险人在法定情形下向受害人垫付抢救费用，并依法向致害人追偿垫付费用的规定。本条的法律依据是《条例》第二十二条，在此基础上，对垫付的条件、标准和操作进行了具体规定而已，其本身并未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2010年4月1日，二审法院驳回五原审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是：第一、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是否有效？第二、在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保险合同中的关于无证驾车、醉酒驾车的免责条款能否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第三、如何看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及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23条的立法旨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四、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对待保监会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在民商事案件中的作用？如何正确理解法律适用原则？这其中，第一个问题相对独立，第二、三个问题联系紧密，将合在一起讨论，第四个问题将单独讨论。

一、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关于原告杨君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

本案中判定原告杨君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无非是我国的保险法和2006年3月1日国务院第12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列》）。然而，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该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相应地，2009年9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3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该解释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这就使得该合同效力的判定在法律适用上较为复杂。这是因为，根据该解释第一条“保险法施行后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判定上述机动车强制保险合同效力应该适用2002年修改的保险法，因为原告杨君作为肇事车实际所有人，在被告处以罗庆海的名义办理强制保险单的时间为2008年7月29日。然而，根据该解释第四条“保险合同成立于保险法施行前，保险法施行后，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申报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在合同成立后被告保险公司发现杨君未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如果要主张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就应该适用2009年修改的保险法。

结合本案，被告保险公司在明知杨君没有驾驶证，冒用罗庆海的名义办理投保手续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在合同成立后发现杨君未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并未主张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因而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这是因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保险法施行后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既然2002年修订的保险法没有对保险公司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作出规定，那么就可以参照适用2009年修改的保险法，而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而该解释第五条对“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保险法施行前，保险人知道解除事由，保险法施行后，按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行使解除权，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三十日的；”和“保险法施行后，保险人按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解除合同，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二年的；”两种情况规定的期间均是自2009年10月1日起计算。

被告保险公司既然在明知杨君没有驾驶证，冒用罗庆海的名义办理投保手续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在合同成立后发现杨君未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并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解除强制保险合同，因而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退一万步讲，即使根据2002年修订的保险法上述强制保险合同无效，根据上述解释第二条“对于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认定无效而适用保险法认定有效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由于被告保险公司既然在明知杨君没有驾驶证，冒用罗庆海的名义办理投保手续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异议吗，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十六条“……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任……”，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也同样有效。因此，尽管在理由的表述上不够充分，但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杨君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

二、《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及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22、23条的立法旨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关于无证驾车、醉酒驾车能否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问题

既然原告杨君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是有效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责任赔偿限额内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然而，被告保险公司却以该合同的约定及《条例》第22条的规定为由拒赔，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拒赔理由做一番分析。

我国《条例》第22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规定能否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合法理由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正确理解该条款，而要正确理解适用该条款必须将其和《条例》第22条之外的其他条款（比如第1条、21条、第23条）以及它的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立法旨意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

应该看到，法律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实质其实是不同利益间的博弈，国家是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衡量和取舍后，优先保护在一定社会时期应优先保护的社会利益，这种一定社会时期应优先保护的社会利益也就是立法的价值取向，一部法律或一部法规的价值取向，往往可以从它的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内容中看出来。《条例》 是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授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其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从此条不难看出，出台交强险的目的在于保护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兼顾多方利益。因此，当其他的合法权益（比如对无证驾驶造成人员伤亡进行赔偿时涉及到的保险公司的利益）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应首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宗旨。

《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从此条可以看出两层意思。第一，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在机动车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必考虑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程程度如何，由此确立了交强险对保险公司采用“无过错责任”的赔偿原则。第二，保险公司免除上述赔偿义务的唯一事由是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因受害人的故意行为而导致，其他因素（也包括无证驾驶在内的《条例》第22条规定的所有情形）则在所不问，只要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保险公司均应向受害人进行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这也与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相同。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考虑到如果受害人故意造成直接自己损害而让无辜的人承担责任，无法体现出公平正义。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此项免责明示并没有改变交强险对保险公司采用的“无过错责任”的赔偿原则。

《条例》第22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情形均属致害人重大过错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对此，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是必要的，也体现了对受害人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可是，如果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后不得向致害人追偿，无异于鼓励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等严重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导致更多交通事故的产生，与交强险的公益性也相悖。基于此种考虑，《条例》第22条第1款赋予保险公司在款下三种情形垫付抢救费用时享有对致害人的追偿权，赋予保险公司有限的追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条例》第22条第1款是在三种情形下对保险公司赋予垫付抢救费追偿权的赋权条款，而非免责条款。《条例》第22条第2款允许保险公司在三种情形下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承担责任，是保险公司在三种情形下对受害人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是财产损失而不包括人身伤亡，是因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把财产损失的概念扩大化，把因人身伤亡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与直接的财产损失等同起来，这样不符合立法本意。当然，对于此处的财产损失如何理解，存在着争议，对此，最高法院立案庭曾于 2009年10月20日，以【2009】民立他字第42号函答复安徽高院，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中的“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的理解，即这里的“财产损失”应包括因人身伤亡而造成的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不过，此复函遭到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质疑。因为如果按复函所称受害人“‘财产损失’应包括因人身伤亡而造成的损失”，那么《条例》所称“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还有什么可赔偿呢？根据2009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3次会议通过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 保险合同成立于保险法施行前而保险标的转让、保险事故、理赔、代位求偿等行为或事件，发生于保险法施行后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而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因此，当对何为财产损失存在着两种以上的理解时，应该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财产损失是指狭义的财产损失，也就是与因人身伤亡直接引起的损失并列的其他财产损失。简而言之，在三种情形（包括无证驾驶）下，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可以免责，对垫付的抢救费用可以向致害人追偿。唯有这样解读《条例》第22条才不会给整个交强险制度带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这是因为，根据《条例》第23条规定的精神，保险公司对三个赔偿项目承担限额赔偿责任，即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然而，如果不把第22条1款当作抢救费用免责条款而非赋权条款，再加上《条例》第22条第2款的财产损失免责条款，也只是对保险公司前述三个责任赔偿限额中的两个进行了免责，即对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进行免责，还有一个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没有免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对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主张免责依据何在？

《条例》第23条对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设置了两个赔偿限额，即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在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时，即使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时，保险公司尚需对受害人进行限额赔偿，更别说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不仅有责任而且还是无证驾驶的严重过错，因此，保险公司对无证驾驶造成的人员伤亡进行限额赔偿应是理所当然。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从中可以看出两层意思：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明确规定了“先赔后划分责任”的原则，如果肇事车辆参加了交强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在机动车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必考虑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程程度如何。交强险赔偿限额不足的部分再划分责任，再由侵权人按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因为，交强险作为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其投保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驾驶资格的取得并非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驾驶资格的取得与否也不影响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赔偿责任包括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两部分，而如前所述，《条例》第22条承担赔偿责任的除外情形仅就财产损失做出规定，并不包括人身伤亡的赔偿。综观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条例》第22条的立法本意，交强险对在人身权的保护方面，适用的是无过错归责原则，即严格责任，人身伤亡的赔偿是无条件的，而对财产损失的赔偿是有条件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

总之，交强险的公益性（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不以盈利为目的）、强制性、权益保护定向性（强调定向保护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兼顾多方利益。）、“无过错责任”原则（《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条例》第21条确立的保险公司无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的处境（受害人无法了解和预知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机动车是否购买了交强险等信息）决定了保险公司对无证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中的被告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内向原告进行赔偿。

三、司法实践中应谨慎对待法律解释、正确理解法律适用原则

本案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有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原则的问题。

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审判时适用了保监会的复函以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这就涉及到法律解释范畴问题，本文将把其和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于 2009年10月20日答复安徽高院的【2009】民立他字第42号函放在一起讨论。

我国的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答复作为司法裁判中就具体的个案进行的那种具体的法律解释，有别于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带有某种司法立法性质的抽象的法律解释，因而，还不能算作是狭义的司法解释，保监会的复函由作为国务院保险业主管部门作出，但也不是针对一个规范性文件所作的整体性解释，因此也不算是狭义的行政解释，而云南省高级法院的会议纪要，则充其量只是一个指导下级法院审判某类案件的内部文件，外界对其内容根本无从知晓。作为法官而言，面对着这些明显违背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目的和宗旨的复函， 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绕开它们，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 。

此外，在法律适用的原则方面，本案同样值得关注。本案及类似的案件中，众多保险公司在主张免责的依据时往往会说，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而言，《条例》是特别法，应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条例》 。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为，姑且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就算是真的存在矛盾，也应该是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这是因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有一个适用前提，那就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位阶要相同，即是由同一个立法主体制定，很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条例》则是由国务院制定，前者属于法律，后者属于行政法规，两者的位阶根本不同。同时，《条例》第22条规定特定情形“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都进行赔偿。

结语

在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对法的精神的信仰比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更为重要，唯有这样，才不至于受某些强势利益团体的误导，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制度和交强险赔偿制度的根本宗旨，而交强险无过失赔偿责任的确立则是这一法律制度进步文明的最高体现。在交强险案件的审理中，必须按照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观念，按照法律体系的内在联系，按照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依法保护了特定情形下（包括无证驾驶事故中）受害人获得保险公司的责任赔偿的权利（附有关案件判决书），实现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佚名.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怒民二终字第10号[eb/ol]. www. /sifashijian/ws/201007/20100712091623-2.htm, 2010－8－12．

2、佚名.无证驾驶情形下保险公司应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eb/ol]. /faxuejieti/ms/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6篇

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归责原则体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此条款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归责原则体系：

1、保险公司的无过错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款规定确立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无过错责任。对于该款规定的理解，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如果肇事车辆参加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予以赔偿，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如何。

第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各种损失（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超出了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对于超出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2、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该款规定确立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过错责任的原则。

3、机动车对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无过错责任。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的规定： 第一，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该款规定确立了机动车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有减责事由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主张减责，即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主张减责。 第三，有免责事由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即如果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从上述分析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对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赔偿确立了一个崭新的责任体系，它不是简单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也不是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归责原则，这样有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过于概念化，《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制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出台具体的司法解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现行的“三者险”是“商业三者险”还是“强制三者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2004年5月1日起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5月1日中国保监会已经因保险公司风险提高而对车辆保险的费率做了调整，其中必须购买的第三者责任险上调了10%。但因“强制三者险”具体的保险内容和赔付办法等，国家至今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先前推出的第三者责任险其实是“商业三者险”，与交通安全法规定必须购买的“强制三者险”性质不同，统一的强制三者险制度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根据国家保监会的统计，目前，我国有24个省市先后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保险，如安徽省人民币政府于1994年2月3日了《安徽省机动车辆、船舶法定保险暂行规定》，对安徽省内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因此，笔者认为，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出台前，对已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省市应认定“三者险”为“强制三者险”。

2、受害人是否可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持否定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是人身损害赔偿，保险责任赔偿是合同纠纷，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立法本意是要保险公司提前支付保险金及时理赔，并未将其作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如果将保险公司作为此类事故赔偿责任的被告，那大量的因责任保险而产生的纠纷将涌向法院，保险公司将有打不完的诉讼官司。为此，受害人不能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另一种是持肯定观点，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赋予了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即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讼主张赔偿。因为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此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的赔 付义务，在发生第三者险时，可以直接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进行赔偿。《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也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当被保险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赔偿金，事故的受害人取得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公司有义务直接对受害人给付赔偿金。当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的赔付过程中与受害人发生争议时受害人是可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的。笔者对此是持肯定观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自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2004）婺民一初第2281号民事案件的审理，开创了判决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责任的先河后，各地又有一些法院作出了类似的判决，如2004年11月4日人民法院报第四版报道的《平阳审结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也是判决由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

3、法院是否可依职权或应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受害方开始对事故车辆的责任保险是否订立、与哪个保险公司订立，保险限额是多少都不清楚，所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的并不多见，一般都以机动车一方为被告，常在诉讼中查明事故车辆订立了第三者责任险，为此，法院是否可依职权或应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呢？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1）在发生第三者险时，直接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进行赔偿是法律规定的；（2）《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五条、七十六条对保险公司的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是法定义务；（3）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范围”是案件审理必须查明的事实，是计算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数额的前提；（4）保险公司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常常与当事人发生争议，出现拒赔或少赔的现象，让保险公司参加到诉讼中来，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审判 。因此，法院可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

三、当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存在的法律冲突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诉讼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在适用中存在着相关法律冲突也是无法回避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难以操作性：

1、实体上的冲突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根据该条款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即使对方负全部事故责任，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就是说，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依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负的责任大小确定，并不能说只要不超出保险责任限额，保险人就应当全额赔偿第三者。对于肇事车辆不负责任的事故，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就不应负赔偿责任。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确定的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与《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应承担的具体的理赔限额是不一致的。这一法律冲突如何适用急需解决。

2、程序上的冲突

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按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是由承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而按《保险法》以及保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是根据公安机关处理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及调解协议或法院的调解、判判文书来确定理赔金额的，即司法机关处理在前，保险赔付在后，二者程序截然相反。由于该程序上的冲突，导致大量的案件无法先行解决，酿成纠纷，诉至法院。

上述问题已经成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过程中的障碍，《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应尽快通过法律的修改或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妥善解决，同时为有效地贯彻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务院也应尽早制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7篇

>> 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长期以来,虽然有工商、卫生、质监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参与食品监管工作,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食品监管处于“群龙无首”局面。《食品安全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 建立风险评估监测制度

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和三聚氰胺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先被消费者或媒体披露出来,监管部门才发现,监管部门总是慢一拍。为此,《食品安全法》第二章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进行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 统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是衡量食品安全的“标尺”,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标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同一产品有几个标准并且检验方法不同,使得某些标准难以执行。《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严加规范保健食品门槛

针对目前保健食品行业存在虚假宣传、添加违禁物质等问题,《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一条对这些问题严加规范,国家对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实行严格监管。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其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必须真实,应当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

>> 食品添加剂使用要科学

近年来,食品生产经营中添加剂不规范使用,甚至滥用,成为危害食品安全的重要源头问题。《食品安全法》强调了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实行许可制度,没有经过许可的,不可以作为添加剂来添加。同时还规定,食品添加剂应该在技术上确有必要,而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食品生产者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 名人代言食品广告担责

有些名人,在没有了解代言企业或品牌的实际情况下,为了不菲的代言费,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为名人食品广告准备了“紧箍咒”:“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有了这样的法律约束,名人代言食品广告再也不能信口开河了。

>> 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

《食品安全法》强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不得实施免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可以自行对所生产的食品进行检验,也可以委托符合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食品行业协会等组织对于消费者需要委托食品检验机构对食品进行检验的,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

>> 生产不合格食品赔十倍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赔偿消费者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加大对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者的处罚力度,“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 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优先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消费者受到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受害人需要违法者的损害赔偿来弥补自己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害。然而当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经营,造成严重后果时,在缴纳罚款、罚金后,一般无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指明,违法企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 实施“问题食品”召回制度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资格刑 禁止从业 肇事逃逸 归责原则 法律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5月1日正式实施到现在已将近一年了，它在交通管理、预防交通事故、保障交通安全、处理交通事故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它较之旧的交通安全法规，出现了不少新措施、新原则，所以也引起了一些新的争论和见解。下面我谈谈我个人对它的一些问题的浅显观点。

一、剥夺资格权的问题

1、资格与资格刑

资格有两种意思：一、为获得某一特殊权利而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二、从事某种活动时间长短所形成的身份。在这里我们就是说前一种。要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我们就必须具备驾驶车辆的先决条件，驾驶的资格。而这一先决条件在全世界都一样，那就是我们要有自己合法的驾驶证。我国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

资格刑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包括了某一刑种的共性，这类的刑罚方法是以剥夺犯罪人的一定权利或资格为内容的。资格刑，是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或资格的刑罚的总称。

在《资格刑研究》中关于资格刑立法是这样说的：“一般认为，对从事特种职业者，如医生、律师、司机等在职业上之犯罪，剥夺继续其职业资格，可以避免在职业上再犯同类之犯罪。”

可以看出，剥夺资格一定程度就是禁止从业。禁止从业，是禁止行为人从事某种职业的权利，它一般是指禁止从事与所实施的犯罪有紧密联系的职业。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关对司机驾驶资格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饮酒后驾车的，处暂扣驾驶证及罚金，而醉酒驾车的除暂扣驾驶证及罚金外还要拘留。一年内有醉酒驾车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行为人有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及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情节之一的，处罚金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我国的《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是这样规定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剥夺一些司机驾驶车辆的权利。包括禁止驾驶，吊销驾驶证或禁止颁发驾驶证。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个人拥有一辆甚至几辆车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个人参与交通的机会很多很多，于是，利用交通工具来实施犯罪或发生在交通工具运输过程中的犯罪时有发生。而禁止驾驶或吊销驾驶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能预防这类犯罪的。

3、交通肇事罪的定罪范围以及处罚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第三款中这样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有全部或主要责任，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 酒后、吸毒后驾驶机动车的；

（二） 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

（三） 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车辆而驾驶的；

（四） 明知是无牌照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 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第三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第四条，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

（一） 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 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 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第七条，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

二、肇事逃逸现象在“终身禁驾”的重罚之下未能减少的原因分析

肇事逃逸，终身禁驾，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还老是存在着司机肇事后逃逸的情况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以下几点：

1、驾驶员重车技轻理论，对交通法律法规的知识知之甚少，交通肇事后逃逸；

2、司机在开车过程中精神高度集中，一旦发生事故，往往惊慌失措，匆忙逃离现场；

3、一些司机存有侥幸心理的司机，发生事故一逃了之；

4、交通事故发生后，对方当事人（受害一方）或者是对方当事人家属往往会不理智对待肇事司机，采取过激行为，殴打司机以泄心中怨气。肇事司机此时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有些肇事司机并不是不明白逃逸的严重后果，但是还是先逃了再说。因此，肇事逃逸现象就多了。

5、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以来，可以看出新的法律较之以前的有关条例、地方法规更侧重于“以人为本”，废除了之前一些地方出台的“撞了白撞”的原则。这些特征在事故责任的划分以及损害赔偿上尤其明显，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事故后，负全部责任，有证据证明受害方有明显过错，减轻其事故责任。而在赔偿问题上则是实行“无过错原则”。因此在发生事故之后，肇事司机往往要面对庞大的赔偿金而无力支付。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由保险公司从第三者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内先行支付”，因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未能出台，而造成了超出司机责任部分的赔偿金，保险公司不予认可、不能得到赔偿，因而在肇事后，在侥幸心理的趋使之下，驾车逃逸。

关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资格问题。我认为这种资格刑也是存在弊端的。我们不难知道，在我国，对于以开车、运输等为职业的人来说，禁止驾驶就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但是对那些对交通工具依赖性很低的人来说，禁止驾驶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影响不大，无关痛痒。在国外，特别是在很多的发达国家，人们对交通工具的依赖性是很强的，禁止驾驶起到的预防犯罪作用确实是很大的。有研究表明，在对交通犯罪上，处以短期的自由刑的威慑力没有禁止驾驶的威慑力大。有些犯罪能得以实施，是行为人有这种实施一些行为和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剥夺这些犯罪人这些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对实现刑罚的目的有好处。不过，我们要注意，剥夺的一定要是犯罪人从事犯罪所利用职业的资格。在对交通肇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使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它用与合适的人群；另一方面要使它的弊端最小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定的归责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冲突

（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归责原则体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1、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此条款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归责原则体系：

1、保险公司的无过错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款规定确立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无过错责任。对于该款规定的理解，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如果肇事车辆参加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予以赔偿，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如何。

第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各种损失（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超出了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对于超出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2、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该款规定确立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过错责任的原则。

3、机动车对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无过错责任。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的规定： 第一，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该款规定确立了机动车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有减责事由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主张减责，即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主张减责。 第三，有免责事由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即如果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从上述分析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对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赔偿确立了一个崭新的责任体系，它不是简单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也不是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归责原则，这样有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过于概念化，《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制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出台具体的司法解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现行的“三者险”是“商业三者险”还是“强制三者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2004年5月1日起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三者险强调的十是“有责赔付”。“强制三责险”是指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政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在规定的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的一种强制保险。5月1日中国保监会已经因保险公司风险提高而对车辆保险的费率做了调整，其中必须购买的第三者责任险上调了10%。但因“强制三者险”具体的保险内容和赔付办法等，国家至今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先前推出的第三者责任险其实是“商业三者险”，与交通安全法规定必须购买的“强制三者险”性质不同，统一的强制三者险制度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根据国家保监会的统计，目前，我国有24个省市先后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保险，如安徽省人民政府于1994年2月3日了《安徽省机动车辆、船舶法定保险暂行规定》，对安徽省内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因此，笔者认为，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出台前，对已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省市应认定“三者险”为“强制三者险”。

2、受害人是否可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持否定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是人身损害赔偿，保险责任赔偿是合同纠纷，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立法本意是要保险公司提前支付保险金及时理赔，并未将其作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如果将保险公司作为此类事故赔偿责任的被告，那大量的因责任保险而产生的纠纷将涌向法院，保险公司将有打不完的诉讼官司。为此，受害人不能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另一种是持肯定观点，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赋予了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即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讼主张赔偿。因为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此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的赔付义务，在发生第三者险时，可以直接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进行赔偿。《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也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当被保险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赔偿金，事故的受害人取得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公司有义务直接对受害人给付赔偿金。当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的赔付过程中与受害人发生争议时受害人是可直接列保险公司为被告的。笔者对此是持肯定观点的。

3、法院是否可依职权或应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受害方开始对事故车辆的责任保险是否订立、与哪个保险公司订立，保险限额是多少都不清楚，所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的并不多见，一般都以机动车一方为被告，常在诉讼中查明事故车辆订立了第三者责任险，为此，法院是否可依职权或应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呢？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是，（1）在发生第三者险时，直接由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进行赔偿是法律规定的；（2）《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五条、七十六条对保险公司的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是法定义务；（3）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范围”是案件审理必须查明的事实，是计算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数额的前提；（4）保险公司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常常与当事人发生争议，出现拒赔或少赔的现象，让保险公司参加到诉讼中来，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审判 。因此，法院可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

（三）当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存在的法律冲突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诉讼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在适用中存在着相关法律冲突也是无法回避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难以操作性：

1、实体上的冲突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根据该条款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即使对方负全部事故责任，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就是说，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依据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所负的责任大小确定，并不能说只要不超出保险责任限额，保险人就应当全额赔偿第三者。对于肇事车辆不负责任的事故，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就不应负赔偿责任。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确定的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与《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应承担的具体的理赔限额是不一致的。这一法律冲突如何适用急需解决。

2、程序上的冲突

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按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是由承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而按《保险法》以及保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是根据公安机关处理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及调解协议或法院的调解、判判文书来确定理赔金额的，即司法机关处理在前，保险赔付在后，二者程序截然相反。由于该程序上的冲突，导致大量的案件无法先行解决，酿成纠纷，诉至法院。

上述问题已经成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过程中的障碍，《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应尽快通过法律的修改或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妥善解决，同时为有效地贯彻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务院也应尽早制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参考文献资料

1. 《资格刑研究》吴平著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9篇

这一定性引来了法律界的不同意见，尤其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机动车驾驶员，听说车与宠物狗相撞也将作为交通事故处理的消息后，无疑对行车又增加了一分风险，他们对此几乎百分之百表示反对。笔者在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后，认为车与宠物狗相撞不应属交通事故。

什么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章附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款“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这就构成了形成交通事故的几个要素：一是驾驶“车辆”，二是行驶在“道路”上，三是主观“过错或者意外”，四是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也作了定义：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其中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也作了详细解释。不在这些“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没有驾驶车辆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交通事故”，而是属于其他事故，不由交警处理。这些事故或是民事纠纷，应由人民内部或由派出所调解解决，或是治安或刑事案件等，如有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假象，达到谋杀、骗保等。

如果将宠物狗作为是你的“动产”受到损失而来认定是交通事故的话，还要看你是否具备了交通事故的当事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节“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中对“行人”有七条规定，在道路上怎么行走，怎么过人行横道、铁路道口等都有详细规定，其中第六十四条：学龄前儿童以及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智力障碍者在道路上通行，应当由其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或者对其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带领。这就是说，监护人如果放纵以上所指这些无行为能力的人单独上路而造成交通事故的，监护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回到宠物狗上，宠物狗当然没有行为能力，它上路主人当然是它的监护人。根据城市宠物饲养规定，宠物狗上路必须由人牵引，连牵引绳的长度都有具体规定。从大多数车撞宠物狗的案例看，绝大多数是主人是没有牵引而造成的。你有没有牵好它?你起到了监护人的作用了吗?《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二)款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在这里，虽然宠物主人没有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主观意愿，但实际上是造成了一种故意行为后果。对这种行为，机动车一方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二)款规定，不承担事故责任。司法界人士表示，关于“车撞狗”的责任认定应当根据过错归责原则，即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只有车辆方存在过错(如车辆违章行驶、闯红灯、驶入人行道等)而将狗撞伤或撞死，才应承担责任。多大的过错承担多大的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

法律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车与宠物狗相撞是否属于交通事故的争论，还暴露了我们在交通行为中社会公德的缺失。本来道德层面上可以解决的问题无须再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应该什么事，不管大小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前段时间，在网上数百万网民声讨“虐猫事件”，那张照片引起了网民的强烈谴责，照片中那个用高跟鞋活活踩死小猫的年轻女性，经查实后她为此丢了工作，她追悔莫及，想不到为一只小猫成为“众矢之的”。我在想，那只被踩死的小猫有没有“证”?为什么广大网民还没有弄请小猫的“身份”就如此大动干戈?原因很简单，人是有理性的，这样对待小动物是不道德的。广大网民也没有从法律层面上去追究虐猫者的法律责任，而是从一个人最起码的良心上去谴责虐猫者的道德问题，而不管小猫它是否有“证”。我们常说，社会公德是法律的底线，是衡量一个文明国家的水准，能用公德约束的就没必要诉诸法律。再说，一个国家并不是法律制定的越广越多越详细越好。而且发达国家也没有专门为道路宠物事故立法或作出法律解释，他们只需在道路边竖块提醒标志，告之此路段有青蛙、蛇或是什么小动物穿行即可，驾车人自然会小心避让。

财产安全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预期效果；完善

新《食品安全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实际上是近年食品安全形势变化而导致的法律规定的必然变化。先是毒大米、毒面粉事件层出不穷，苏丹红、二英似乎还在昨天，三聚氰胺就马上甚嚣尘上；对接着又遭遇多美滋、蒙牛OMP特仑苏牛奶困惑的民众来说，很难不发出“我们还能吃些什么”的疑问。这些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是社会快速向前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新《食品安全法》正是在支付了这些无比沉重的生命安全与社会成本代价之后，在急迫的社会压力下出炉。这个背景下，有关“十倍赔偿”规定的初衷也就不言而喻。

一、“十倍赔偿”规定的必要性

关注“十倍赔偿”本身，它实质上是一种惩罚性条款。惩罚性条款，一般认为是引自英美法系国家，他们认为只要存在欺诈、恶意、压制或者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因此，这些国家在食品安全案件中常常会判处高额的罚款金额，如因为咖啡太烫，麦当劳赔了数十万美元；因为香烟有害健康，万宝路赔了数千万美元等。因而，国外食品制造、销售企业的违法成本是很高的甚至是巨额的：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的违法成本极低，这也是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关键原因。如此看来，出现“十倍赔偿”的规定，加大处罚力度，无疑对食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来说都是一道紧箍咒，这就在无形中迫使企业生产和销售质量更好更稳定的食品。关于“十倍赔偿”的规定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倍赔偿”规定的预期效果

不少专家学者的一个疑问在于，“十倍赔偿”究竟能达到怎样的预期效果，“十倍”究竟够不够。我们认为，公众关心的不只是个案中赔偿多少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正义，即法律能否真正解决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而真正将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化。防范于未然，总是比事后一个一个进行弥补显得成本更低，也更令人信服。“十倍赔偿”究竟对生产者的震慑效果有多大?中消协副秘书长武高汉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就指出，食品和普通商品还不一样，如果一袋奶粉只有10块，“损一罚十”也只有100块，但消费者实际的损失远不止这些。换个更通俗的例子来讲，假如你吃了一碗4元钱的有毒凉皮，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而卖毒凉皮的只被罚款40元，或只被吊销许可证，除非闹出人命来，除非“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他才会被判刑。违法的成本如此之低，法律就没了震慑力。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有一位人大代表表示，新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对利益驱动下的违法行为，除没收违法所得外，还“处以最高多达货值金额lO倍的罚款并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偏轻。在食品中添加有害化学物质，应该视为投毒，而刑法规定，犯投毒罪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观点经不少媒体报道，已受到相当部分的民众的支持。

三、有关“十倍赔偿”规定的完善

在我看来，新《食品安全渤关于“十倍赔偿”的规定无疑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不可将其神话，过多地寄希望于这一条文，换句话说，它最重要是在于宣誓意义，表明当局加大惩罚性赔偿的坚定决心和对于违法食品生产的坚决的否定性评价，它的意义不在于对实际执行中的绝对强制性规范，相关的规定仍待法律进一步完善。对于一般的食品安全事件，采用“十倍赔偿”的做法是可取的，也会起到应有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甚至事故，或者说，厂家明知会造成极大损害、却仍然生产的食品安全事件，显然适用刑法规范，按照投毒处理更为合适。《食品安全法》中“十倍赔偿”的规定与刑法的配合适用有待于法律进一步加以规定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漆多俊.经济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赵颖彦.陈颖婷.《食品安全法》10倍惩罚性赔偿标准还是太低[N].址海法治报》.2008-12-22

[3]杨耕身.食品安全法如何承载起生命安全之重[N].《东方早报》，2009-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