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检视完善策略

摘要：在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收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行为却也日渐加剧，人们的个人信息权益容易遭到侵害，却无法很好地应对或抗衡。当下应发挥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作用，这是公民寻求帮助的重要途径，可以对个人信息权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应降低个人诉讼成本与取证难度，切实提高公民的维权效率。本文对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检视与完善进行分析，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减少对公众权益造成的损害。

关键词：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检视；完善

在互联网时代下，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社会公众权益被侵害、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与利用的风险。目前，个人信息涉及个人私权，并且关乎他人与社会利益，所以具有显著的公共属性，这也是公益诉讼介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中的关键因素。现阶段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问题已经十分严峻，甚至为社会发展蒙上了阴影，很多人都受到个人信息泄露的困扰，而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将成为免受侵害的重要途径，也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个人信息权益属性分析

（一）人格权与财产权

通过对个人信息进行分析，其具有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并且属于独立人格权，其中个人信息人格权益具有较强的识别性特点，简单来说就是身份证号、指纹等，在客观上可以清楚识别出人的现实身份。另外个人信息也具有相应的财产属性，这是互联网时代赋予个人信息的价值，由于近些年互联网得到全面发展，也正式宣告进入大数据时代，而数据信息也成为互联网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从各大平台围绕数据信息进行争夺就能够看出，每个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数据库，并基于财产规则进行严格管控，包括访问和获取，这也成为引发违法采集数据的根本，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不正当行为去抢占用户信息，并以此来转换成经济利益。

（二）身份信息与行为信息

个人信息逐渐从静态转变为动态，也就是传统个人身份信息与现代互联网中的行为信息，由于静态信息代表个人身份往往会长期存在，并且很难进行更改，可以借助该信息去识别个人身份。还有现代互联网中的行为信息，其代表人们在互联网中留下的痕迹，这些行为信息随时随地都在产生被记录。目前来看互联网平台对于此类信息更为关注，由此可见行为信息的价值会更高，通过收集就可以分析个人的喜好，从而制定个性化推送服务。通过转化行为信息展露出财产价值，所以各平台才会积极挖掘行为信息，同时注重获取与分析能力培养，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当下应避免过于偏重个人身份信息保护，必须认识到行为信息的独立价值，如果任由各大运营商进行获取，必然会引发严重的泄露风险。

二、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学理论检视

（一）理论前提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而公共利益则代表无数个人利益的总和，当然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利益属于独立于个体利益之外的整体利益，个人信息与这两种论调完全符合。另外通过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展开分析，个人信息保护属于公共领域，并且同时具备外部性与正外部性特征，所以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比如非法获取或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就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在司法机关与相关部门正式介入前，违法者会以极低的违法成本获取个人信息，再通过非法买卖转换为高额的经济效益，而受害者不仅自身权益遭到侵害，同时还会引发其他严重后果。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对违法行为展开纠正，往往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在诉讼过程中双方的实际地位、投入的成本以及举证措施不同，这也代表被侵权者具有承担败诉的风险，并且胜诉后获取的损害赔偿，对于违法者来说并不严重，因此往往不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1］。

（二）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现代互联网平台在个人信息获取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即使相关领域的人员参与也无法获取证据，而普通原告主体更无法提起民事诉讼，包括证明民事侵害的成立。相比之下公益诉讼能够汇集行业专家，无论检查机构还是个人信息保护组织，可以更为有力地与违法主体进行博弈、较量，最大程度保障公民利益。个人保护公益诉讼是目前极为有力的举措，除了维护好社会秩序外，还能通过判决书起到示范效果，杜绝违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

三、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完善策略

（一）完善个人信息权利损害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完善目标，在于制止对公众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对个人权益形成最大的保障，所以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制止层面，应该借助公益诉讼的功能区进行预防，震慑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主体。目前来看公益诉讼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司法救济手段，而提起侵权诉讼的基础条件，就是原告应证明存在加害行为、事件以及损害发生的具体样态。不过在我国传统法律条例中，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并不能实现个人信息权益的有效保障，尤其是原《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大多会分为人身、财产以及精神损害三种样态，但是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犯，未必会出现以上三种形态，所以个人信息公益诉讼中的损害制度存在缺陷，而个人信息保护也将受到传统损害理论限制。当下应根据时代发展对损害理论进行适当扩充，现代互联网社会公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会承受信息损失，两者具有间接性特征，所以信息受到侵害后大多为间接损失［2］。例如近些年比较常见的电话诈骗、网络诈骗等，其根源就在于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从而引发各类后果，因此在网络运营商或其他主体违法收集、存储以及运用个人信息达到相应标准时，应允许公众提讼对违法行为展开制止。从2021年3月工信部下架了不少APP中就能看出，大多都是因违规使用通讯录、相册等权限，对用户的信息进行收集，所以才会遭到制止，而这种行为也增加了社会公众信息安全风险。另外我国在2021年8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其中第七十条就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以及国家网信部门授权的组织，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为了实现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最大化效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了损害或侵害状态的理解与认定，赋予个人信息自决权，也就是当相关主体实施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后，个人将有权利履行程序启动公益诉讼，杜绝不法分子的侵害行为。

（二）设立信息公益诉讼专项基金

目前来看公众对于个人信息侵害的问题并不重视，在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后，没能及时进行公益诉讼，这是因为整个过程相对复杂，并且需要各类费用的支持，而且在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受害主体的不特定性，导致损失无法有效确定，基于这一条件工艺赔偿诉求自然难以实现。为了给予群众最大的支持，很多西方国家通过设立专项赔偿基金制度，解决受害群体广泛、救济成本投入较大的问题，我国也可以借鉴成立该制度，并交由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裁判进行监管，以此来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与积极性。专项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不限于对确定受害主体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内展开赔偿，利用监督管理的方式促使被执行人，比如网络运营商通过专项资金对系统平台漏洞展开修复和升级。检察机关可以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以确保专项资金的运营和管理符合要求，同时定期公示基金的使用现状，以此来接受公众的监督，真正用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另外个人信息保护组织也可以对基金进行申请，主要应用在调查鉴定、律师代理等费用中，完成审核程序即可获取资金支持［3］。

（三）适当扩张原告主体资格范围

个人信息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下，大大加剧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正面临着困境，过度限制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导致无法真正有效地开展公益诉讼。因此当下除了要探索有利于多元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机制，还应适度扩张原告主体资格，以此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维护好个人信息安全。目前来看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时，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加，互联网时代下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的理论也在悄然滋生，为了支持广大群众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应适当开放提起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的限制。目前针对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有两种对立的争论，首先是支持者认为拓展主体资格范围，符合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需求，同时能够实现社会整体的正义价值目标。其次是相反观点的群体认为限制公益诉讼主体，能够对滥诉行为进行预防，同时与管理体制形成匹配，实际上应该持开放性态度，由于个人信息保护诉讼公益问题日渐严峻，必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构建多元化的主体模式，用于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

（四）衔接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则

在近些年的互联网主体个人信息侵害案件中，可以看到大多缺乏民事责任的配置，当下应衔接好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提高违法成本的措施，对惩罚力度进行强化。例如在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着明确停止侵害、消除危险以及赔偿损失等法律条例，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必须承担严重后果，因此该法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体现出比较高的保护水平。不过以往法律法规中的惩罚制度稍显不足，难以威慑违法利用个人信息的主体，造成这种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引起，首先个人信息受到侵犯后无法有效确定其中的损失，并且未必会涉及到经济与精神损失，导致赔偿损失诉求由于缺少依据无法被人民法院支持。另外即使可以计算赔偿损失，同时获得法院的全力支持，但是处于优势地位的违法主体并不惧怕承担损失。目前来看互联网时代下个人信息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利益，所以各大运营商主体才会收集用户信息，通过违法行为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鉴于互联网环境下的特征，必须合理规划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惩罚赔偿制度，必须要保证违法成本与收益对等或高于获取的经济利益，从而起到震慑预防的作用，确保各大网络运营商不会出现违法行为［4］。

（五）探索公益诉讼成本机制

尽管我国支持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但是很多原告主体并没有展现出较高的积极性，是因为诉讼过程中成本过高、步骤复杂等原因造成的，如果无法有效降低诉讼成本，原告主体的积极性就会削弱，尤其在成本与收益无法平衡的条件下，所以要探索诉讼机制与配套制度的完善，发挥出最大效用为广大公众提供支持。通过分析，公益诉讼成本不仅是案件中所消耗的金钱成本，还应该包括精神、时间等方面，另外现代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往往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含量，同时影响、波及范围相对较广，具有难以控制的特征，相比其他诉讼案件成本自然要有所提高。因此成本过高也成为公益诉讼的最大困境，不过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成本负担得到有效减轻，但这一政策需要由法院裁量决定。此外应探索其他有利于公益诉讼的费用收取模式，在费用收取上尽量向着公民个人倾斜。

（六）完善各主体协同互动制度

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往往会涉及多个不同主体，而各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制度，将会成为推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因素，因此要促进各方主体合力应对，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提供支持。首先是检察机关内部的协调配合，也就是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检察机关作为提起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主体，往往会对最终结果造成影响，在部分案件中可能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内部必须沟通互动，尤其是刑事检察部门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充分保障案件线索来源准确。其次是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协调，比如社会组织凭借自身专业性特点，收集到可能存在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线索，并及时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处理，而相关组织不时，检察机关可以及时提起公益诉讼，避免个人信息侵害行为与风险继续扩大。检察机关同样要与社会公众保持联系，积极接受公众反馈的线索和意见，同时将处理结果定期公布，保证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公开透明，获取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四、结束语

个人信息保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组成，尤其在当下社会中，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将会确保风险降到最低。目前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方面还不够完善，这也是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被纳入了立法范畴，但仍暴露出民事公益诉讼意愿不强、法律治理较为传统的现象，同时在立法到司法的过渡中，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当下社会个人信息内涵较为丰富，并且具有十分显著的公益属性，将其纳入公益诉讼范围既有法律上的可行性，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求，因此要针对性地展开检视与完善，提高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董储超．论风险社会视域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优化进路［J］．学术探索，2020（12）：117-127．

［2］蒋都都，杨解君．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公益诉讼探讨——以公众的个人信息保护为聚焦［J］．广西社会科学，2019（5）：107-115．

［3］张炜达，呼啸．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建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0（4）：69-80．

［4］符颖．论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J］．法制与经济，2020（7）：38-39，42．

作者：山成斌 单位：刚察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