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亲属作证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07-146-02

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隐忍退让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亲亲相隐原则就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经过中国近代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已经慢慢地为我国立法者所淡忘。但是,同样是在封建时期甚至更早建立起亲属相隐制度的西方国家,它们却建立了类似于古代亲属相隐制度的近亲属免证特权制度。

关键词 亲亲相隐 免证权 人权

一、中国古代亲属作证制度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不乏一些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亲属容隐制度或者说亲亲相隐原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之一。一般认为,亲属容隐制的内容为:一定亲等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不得告发尊亲属;但是谋叛以上的国事重罪不得相隐。不过在认识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明白:中国古代的亲属和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亲属有所差别。古代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亲属关系只从父亲方面来计算,母亲方面的亲属是被忽略的,古人将母亲的亲属称作外亲,以别于本宗。外亲和自己的关系极其疏薄,而且服制很轻,比如外祖父母的血亲关系和祖父母一样,但是服不过小功,仅仅等同于伯叔祖父母。而且,受到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影响,一直以来,父权、夫权在古代中国居于家庭支配地位,正所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从其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我国的亲属容隐思想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论语•子路》中有过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则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上述对话说的是: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作证,是正直的表现;而孔子则认为父亲犯罪,儿子隐匿,正直就包含在其中了。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直”是宗法伦理意义上的正直。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要正直,不仅要讲实话,更重要的是看其所说的真话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

两汉至南北朝是亲属容隐制度的发展时期。“亲属相隐”思想在汉朝有非常大的发展,它被斌予了更加广泛的内容,在制度上也得到进一步规范化和明确化。汉律里正式包含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即汉宣帝地节四年颁布诏令“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份诏令,首次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来解释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阐明了容隐制度在伦理上的合情合理。另外,诏令中提到“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说明了父、夫、祖隐子、妻、孙虽不是“皆勿坐”,但至少涉及死罪时可由廷尉报皇帝“圣裁”,有减免刑罚之可能性。也就是说,此时,汉代正从过去的“单向隐匿”开始向‘双向隐匿”转化。此后,到南北朝时期,容隐亲属的范围从原先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孙”之间开始扩大至平辈的兄弟姐妹之间。

从隋唐开始,中国的容隐制度就比较完备了,《唐律•名例律》中规定了亲属容隐制度的大原则:“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牌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在容隐亲属范围扩大的同时,容隐行为的范围也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随后,一直到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容隐制度也没有大的变化。

二、国外有关亲属作证的规定

古代西方,也曾有过容隐制度的思想。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引用智者色拉叙马霍斯的抱怨:“不随和亲友行不法之事,还要受亲友的憎恨;至于不公正者,其情形则恰与此相反。”这反映了当时社会主张亲属相隐瞒罪过的事实。而且,在古罗马法中,也有了关于亲属隐匿的规范。比如尊卑亲属间互相告发则丧失继承权。而到了中世纪,法律系统复杂纷乱,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以至地方法错综并存,很难对当时的法律现象作出简单的断语。但是《旧约•申命记》明确要求将叛教的亲属送至公共场所处死,可见教会法在宗教犯罪方面禁止容隐。直到近代,西方虽然推崇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的思想,但是仍然在法典中保留有关亲属容隐的规范。比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37、248条,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157、257条等分别规定,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匿隐、令他人隐匿自己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等均不受处罚。这些规定从正面肯定了容隐的权利。

现代西方的法典破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但是旨在保护封建人伦等级的亲属相隐制度却被保留下来,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一个制度有着深深的社会人性根基。体现在大陆法系立法上,就是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35条,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2条,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 条均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证人可以拒绝回答亲属成员中的一员造成因为犯罪行为、违反秩序行为而可能受到追诉危险的那些问题。

除此以外,英美法系中关于亲属作证制度主要是规定了夫妻免证特权(the Husband-Wife Privilege),该特权也被称为婚姻特权(the Marital Privilege)、配偶特权(the Spouse Privilege),是指不能强迫夫妻中的一方提供在婚姻存续期间从对方获知的情况。英美法系国家的婚姻免证特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婚内交流特权和婚姻证言特权。婚内交流特权所防止的是配偶一方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提供证言,它保护的是夫妻之间的秘密交流。只要秘密交流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均可提出请求。而婚姻证言免证特权又可分为不提供不利于配偶之证言的免证特权与阻止配偶作证的免证特权。前者指的是免证特权的所有者为当事人的配偶,后者则赋予刑事某件中的被告人阻止其配偶作证的特权,又称“配偶无能力免证特权”。该特权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促进婚姻关系的和谐。而且也确实对婚姻的稳定起了促进作用。这方面的立法实例比如,美国统一证据规则(1999)504 条(b)款规定:“每个人享有拒绝以及阻止其配偶或前配偶就其在婚姻存续期间向其配偶所作的秘密交流作证的特权。”(c)款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为对被指控配偶不利证言的特权”。当然,能够证明夫妻间交谈的内容的其他证人,可以在法庭中予以披露。而且,如果夫妻一方已经死亡或婚姻关系已经解除,这项特权亦即消失。

综上,证人拒绝作证权是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将其纳入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实属必要。科学合理地界定拒绝作证的种类、内容及进行必要的限制,加强对刑事诉讼证人权利的充分保护,已成为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人权保护,顺应国际诉讼法制发展潮流,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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