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学”研究甲子录

摘要：回顾历史，“冼星海研究”已经走过了60年的漫长历程。60年的研究历程可谓漫长，产出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累积的研究文献可谓浩瀚，冼星海获得的地位可谓崇高。纵观进入“甲子”的“冼星海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多几少”的态势。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定性多，技术理论层面的分析少；纪念回忆性质的感言多，编年事件调查的研究少；人物事件追忆的研究多，创作心理层面的研究少；内容重复拷贝的成分多，新视角新史料的成果少；缺乏学术规范的研究多，规范研究广度推进者少……。这些问题如果不予解决，将会制约“冼星海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会对整个中国新音乐家研究的工程，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冼星海 ;研究;音乐史 ;《黄河大合唱》 ;“冼学”

中图分类号:J 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072(2007)01-0053-10

问题的提出

2005年6月13日，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一百周年纪念；2005年11月，是主席为冼星海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60周年。“冼星海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现象，可以说自从、等国家领导人为冼星海题词之后，在中国的音乐学术领域就已经正式开始、全面地展开。当时，这个学术现象只限定在解放区的地域范围之内。建国以后“冼星海研究”随即成为当代中国代表性音乐家研究中最为“抢眼”的“显学”。

回顾历史，“冼星海研究”已经走过了60年的漫长历程。

“六十一甲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甲子”似乎算不得什么，但是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新音乐家的研究个案来说，60年的研究历程可谓漫长，产出的研究成果可谓丰硕，累积的研究文献可谓浩瀚，冼星海获得的地位可谓崇高。

“冼星海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词语，当历史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阶段以后，这个学术词语便承载了时代“主旋律”的声音和意志。每当适逢冼星海诞辰或逝世周年（特别是逢十、五），国家宣传、文化部门就会组织艺术研究部门、音乐学校的专家学者召开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各地的文化艺术机构也会组织大型的纪念会议、举办各类音乐会演出等。

在当代中国新音乐的历史上，能够获此殊荣的新音乐家群体，只有冼星海与聂耳二人。在两者中由于聂耳在世的时间较短、作品数目较少，其纪念活动的学术成分相对于后者来看相对较少。所以，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是“冼星海研究”步入“甲子之年”后的当务之急。

历史的回顾

有关于“冼星海研究”的历史文献，从研究性质上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评价类，第二类是纪念回忆类，第三类是赏析介绍类。三者之中，前两类的学术价值较高。从历史分期来看，应当分为三个时段：20世纪40年代初期至50年代初期，是第一个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是第二个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叶，是第三个时段。

以下就让我们进入历史的长河中去探寻前人的研究足迹、总结他们的历史贡献。

第一个时段（20世纪40年代初期至50年代初期）

第一个研究时段可以说是“冼星海研究”的萌芽阶段，第一个研究时段还可以分为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两个时段。伴随着《黄河大合唱》的完成语首演，冼星海在当时的中国乐坛随即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次年便出现了一些介绍冼星海其人、其作的文章，其中露若的《大众作曲天才――冼星海先生》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冼星海研究”文献，“露若”在这篇赏析介绍性的文中，概要地介绍冼星海的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部分新音乐作品，出于当时历史观念的缘由，作者将冼星海定性为“大众作曲天才”，这就对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大众化、时代性、民族化、革命化风格做出了较为恰当的定性。署名为编者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座谈会摘录》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黄河大合唱》演出效果的第一篇综述，综述作者对当时引起轰动效果的《黄河大合唱》上演事件，做出了较为全面、翔实的记录。随后的几年之内，有关于冼星海的文章相对较少。

1945年伴随着冼星海逝世的消息传回国内，国内各音乐媒体开始刊载纪念、介绍、研究冼星海的文论。佚名发表于上海《音乐艺术》的《中国作曲家――聂耳、黄自、、星海、赵h》 ，是一篇较早地针对“左翼音乐家”群体的历史贡献、音乐作品进行介绍与评价的专论，虽然内容较为单薄，但是作为较早地向“国统区”民众介绍新音乐家作品的专论，其历史价值较高。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成功以后，在当时中国乐坛上引发了一股“合唱运动”，当时的作曲家均以能够创作出受到社会民众欢迎的合唱作品为荣。“合唱队”、“歌咏队”之类的演出团体，一时间也成为当时演出活动中的基本力量。杨杉的《星海歌队通讯》 ，就是记录这种历史现象的报道性文章。赵h、李凌在他们主编的《新音乐月刊》（华南版）中，首次提出了“星海研究” 这个学术概念，这种提法开了20世纪中国新音乐家研究中个人研究之先河，为后来蔚为壮观的冼星海研究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马思聪在他的《忆星海》 一文中，较早地开始了对冼星海回忆的研究，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较早的回忆性研究的代表作。佚名的《冼星海先生精神永生》 ，是一篇纪念、评价类的文论，作者开始将冼星海放置到较高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审视。署名为东方的《歌手、黄河、伟大民族――我对冼星海遗作的认识》 ，将冼星海定性为时代的“歌手”，将《黄河大合唱》定性为“伟大民族”的代表，这是将冼星海政治地位、历史地位较为明确地进行评价的文论。李绿永的《星海、星海的创作道路及其功绩》 和《星海的创作道路》 ，是当时较为深入地进行“冼星海研究”的两篇代表性论文，在文中，李凌对冼星海的历史地位、社会价值、作品创作等，做出了音乐学层面内的研究。赵h的《星海的几位老师和他的创作特征》 是一篇针对冼星海师承关系、个人风格进行研究的文论，在文中对作曲家与他的师承老师之间的创作关系做出了研究，对他们各自的音乐风格做出了粗浅的比较研究。郭沫若的《吊星海》 虽然简短，但却是当时文化名人参与冼星海纪念研究的代表作。

1946年以后至“”之前的60年代初期，“冼星海研究”便成为音乐研究领域的“显学”，成为音乐史学、音乐创作研究必须涉及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建国初期，当冼星海被尊崇为“人民音乐家”以后，这种时代研究特征便更为鲜明）。

在建国之前的研究时段中，“冼星海研究”的代表性文论还有：潘予的《〈黄河大合唱〉的表演问题》 ，该文是较早地进行《黄河大合唱》表演技术研究的专论，也是20世纪中国合唱演唱技术研究的代表性文论，自从合唱艺术进入中国以来，如何使之中国化？便成为中国音乐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文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粗浅的尝试。

第二个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

当历史走近新中国以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将冼星海与聂耳并列为“人民音乐家”，从政治上、艺术上对他们的地位予以肯定。音乐学研究领域便以自己的研究行为配合这种时代潮流。“冼星海研究”也随即进入到第一阶段的第二个时段。

在建国初年，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吕骥撰写了具有导向性质的《纪念星海同志》 ，在文中吕骥的人物定性具有导向性，随后出现的有关研究，基本上均是按照这种“口径”展开的。由“新音乐社”辑录的《冼星海先生略传》 ，是史上所见最早的一篇记录、研究冼星海传记的成果，虽然尚显粗朴，但是基本脉络尚显清楚。《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逝世四周年――纪念盛况在上海》 和《星海纪念音乐会演出拾零》 ，是两篇分别记录、报道北京上海在建国初始分别举办演出纪念活动盛况的文献，研究它们对于了解当时纪念冼星海活动的历史史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征求聂耳、冼星海“作品与生活资料”的通知 ，在当代音乐史上由此拉开了由政府组织的收集、研究著名音乐家资料活动的序幕。聂耳、冼星海在建国初期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一直被视为中国当代音乐历史上的“双子星”。半年以后，征集工作初见成效，随即发表了当代“冼星海研究”中最早的冼星海年谱――《冼星海年谱纪略》 ，最早的冼星海作品目录――《冼星海作品简目》 ，以及滑田友调查、研究冼星海早期音乐学习生涯的《冼星海在巴黎》 。这些文献成为建国初期冼星海研究的第一批成果，它们的出现对于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文献基础。史学资料研究取得推进的同时，还出现了冼星海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文献――《星海歌曲研究杂记――乐句连接的原则和结构设计》 ，盛礼洪当时还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在学期间便写出了学习、研究冼星海作曲技法的研究论文，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在音乐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音协编辑出版了当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冼星海选集》 。除了资料文献收集、文集出版之外，还建立了“冼星海研究”的实体――“冼星海纪念室” 。马思聪 、丁善德 、安波 、郭乃安 、马可 、李凌 、谢功成 、刘雪庵 等人也先后刊载从各个方向展开的冼星海研究文论。“冼星海研究”也随即进入到建国初期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进入50年代中期以后，“冼星海研究”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在“双百方针”精神的鼓舞下，音乐研究者开始试图走出前期出现的“冼星海神化”的误区，客观、深入地研究冼星海的音乐作品。其中关于星海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马思聪先生在1956年第8期的《人民音乐》上就简短地涉及过，由于是一篇讲话稿，所以未能深入地探讨。八个月以后，《人民音乐》刊载了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的汪立三、刘施任、蒋祖馨的《论对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篇向权威挑战的当代音乐研究、音乐批评历史上的经典性文论。面对当时“冼星海神化”现象，他们在开篇部分提出：

对星海同志个人的评价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当前的音乐创作实践和理论工作的问题。人们有理由要求我们的理论家们除了写写一般的纪念文字之外，还应多做些深入具体的研究工作。……人们对星海同志的作品的评价往往是不够实事求是，而是流行着一种全盘肯定、过分赞扬的做法，这种做法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星海同志的交响乐作品的评价中。

进而他们便以乐谱为依据，对星海的部分交响乐作品进行了技术层面的剖析。针对星海“主导动机”的运用，他们说：

他企图仅仅依靠一些现成的音调（例如《国际歌》，英美国歌等的音调）去引起听众的联想，而没有结合着其他的艺术手法去共同塑造完整的感人的音乐形象。又由于这些音调的引用都极片断化，并且没有经过清楚的呈述就做了太多的变化，所以使听者不但不可能从其中感受到作者企图表现的东西，甚至连这些动机本身都往往很难被人听出。

在所引述的谱例中不难发现，法国号演奏的代表英国的主导动机，大提琴、倍大提琴演奏的代表苏联的主导动机的变形，在乐谱中所处的位置是比较隐晦的。除非是专门分析，仅仅去听演奏，一般听众是不可能发现它们的,又如何以它们作为主导动机去有机地统一全曲呢？在此之后，他们指出“脱离了形象的创造，而像插标签一样地使用主导动机，是不可能表现任何事物与思想感情的”。他们认为在创作中以主导动机去统领全曲是交响乐创作的基本的艺术手法，而以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某些歌曲的主题作为主导动机来使用，对于提高作品的接受率和艺术感染力都是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但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作曲家必须认真与谨慎地去做，否则就会弄巧成拙。因为每个歌曲都有自己的艺术“原赋予” ，必须把这种“原赋予”中的不符合新创作的成分“剔除”出去，如若不然，这种东西就会对新作品的艺术整体性构成“破坏”。“异体” “植入”“新体” ，并且要在“新体”中起着核心的主导作用，要求作曲家必须对“异体”的选择要非常谨慎，必须具备对音乐素材的高超的驾驭能力 。

汪、刘、蒋等人还认为冼星海“忽略了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及在表现上的特点；而热衷于史实细节的自然主义的表现，企图用音符去‘直译’新闻报道（这根本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他们指出星海创作中的基本概念问题的偏差，音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艺术的基础就是它具有“非再现性” 、“非语义性” 的基本属性，也正是由于它具有这种拙于描绘、长于表现的特性，才使得它在众位艺术中成为一种独具艺术魅力的艺术。而以音乐去描写“苏英、苏美条约的签订”、“第二条战线的实现等等”，甚至使自己的音乐创作“包含了许多现实的战斗内容”，这些又都是“根据了的《论持久战》和许多政治经济学材料来写的” 。这种把音乐创作当作“政治论文” 来写的做法，恰恰就是把音乐的短项全面地暴露出来。在文论的结束部分，他们针对当时社会上“为贤者讳”做法，甚至“认为对星海作品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都是有问题的”的错误观念，提出了自己坦诚的批评。他们认为“人民对他 的敬爱决不会被几部失败的作品所掩盖”。

总之，这是一篇充溢着真诚、胆识与学术眼光的当代音乐研究与批评的经典文论。如果没有当时“双百方针”、《谈话》营造的相对宽松的批评观念场，这种文论就不可能面世。令人困惑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真诚的批评面世之后，往往都会招致不公平的大规模批判，汪立三等三位也没有逃脱出这个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的“命定劫数”。无可否认的是，汪、刘、蒋的批评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个别对他们进行批判文论中，有一些看法也是公正、中肯的。但是总体的批判确实是偏颇的，没有学理依据的，甚至是谩骂式的 。

在这场论争之后，随着音乐理论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更为“神化”冼星海的研究文论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冼星海研究”开始从中心城市往全国各地转移的迹象，杀青的《加速工农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纪念冼星海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佚名的《中国音协新疆分会关于纪念聂耳逝世二十五周年、冼星海逝世十五周的计划》 ，便是这种“转移”的代表。科什巴耶夫的《和冼星海相处的日子》 是一篇回忆与冼星海在苏联学习期间相处生活的文章，该文对于了解冼星海在苏联期间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鹤童在《星海同志在延安》 中，对冼星海在延安期间的艺术创作与生活教学情况，做出了回忆，为当时音乐史学界了解冼星海延安时期的情况，具有史料价值。孙幼兰在《冼星海在“岭南大学”及其他》中，则对冼星海少年时期的学习与生活的历史情况，做出了探索，成为当时最早研究作曲家青年生活的研究成果。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年“”期间，冼星海及其作品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有关研究自然也就“销声匿迹”。

第三个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叶）

经过十余年的“蛰伏期”以后，伴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运动的展开，“冼星海研究”也随之进入到第三个研究时段。

第三个阶段的初期的文献，大多属于批判型――批判“”对冼星海的“文化围剿”、政治迫害，此类文献的代表，就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创作研究室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破产》 。通过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从而扫清了“冼星海研究”的政治障碍，为研究的正常展开铺平了道路。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的《忆星海》，是一篇回忆冼星海生平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对作曲家的生活情况，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追忆与记录，为冼星海生平研究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史料。李凌的《星海在延安》、陈美琦的《冼星海在法国》，分别从各自掌握的史料中，对冼星海延安时期和法国留学时期的个人生活，做出了挖掘和研究，成为新时期初叶冼星海生平研究的重要史料。1980年，在冼星海诞辰75周年、逝世35周年之际，中国音乐家协会又适时在武汉成立了“聂耳、星海学会”。这个学会是一个专门研究聂耳、星海生平、创作的学会组织，学会的成立为研究全面展开、深入发展，提供了组织的保障。

作为青年学子的田青，在当时写出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作者在文中对冼星海之所以称为“人民音乐家”的历史成因、个人因素、社会背景等，做出了较为新颖的研究，成为冼星海研究的新生力量。作为冼星海学生的莎莱，满怀深情地写出了回忆恩师的论文――《平易 谦逊 坚毅 勤奋――忆良师冼星海片断》 ，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对冼星海的教学活动、事迹做出了回忆与论述，对研究这了解冼星海的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深情无限忆星海――座谈会纪要》 是一篇记录在“聂耳、星海学会成立期间，冼星海的生前同事、学生、好友等，聚集在一起回忆星海生前事迹、缅怀艺术成就的纪录性文章，文中的一些片断对于生平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进入到20世纪的80年代以后，“冼星海研究”开始呈现出由境内往境外扩张的态势，金建发表在香港《联合音乐》杂志上的《冼星海年谱》 ，是一篇年谱研究的新成果，该年谱根据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建国初期的冼星海年谱做出一些修订与完善，是80年代冼星海年谱研究的新成果。1983年，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冼星海的骨灰得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星海研究也随之进入到一个小高潮；配合着这个活动出现了星海的战友――吕骥、学生――瞿维、女儿――冼妮娜的感怀性文章 。田洪的《忆星海》 、于莳的《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 、聂耳、冼星海学会的《关于“冼星海墓”兴建的建议》 、瞿维的《聂耳、冼星海的历史地位》 、梁燕麦的《争议与暴行的斗争――浅析冼星海的〈神圣之战交响乐〉》 、齐毓怡的《杨树叶儿哗啦啦――星海的〈催眠曲〉》 、谌亚选的《冼星海音乐美学思想在召唤》 ，分别从艺术生平、纪念方式、作品分析、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作曲家做出了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美学、音乐创作理论的研究与分析，成为这个研究高潮时期的一批重要成果。

1985年是冼星海诞辰80周年、逝世40周年，为了展开“双十”纪念活动，中国音协等机构有组织地展开了“冼星海研究”的学术活动，还举办了星海声乐作品演唱比赛活动 ，从而催生了一批有关的研究成果。

其中，针对作曲家生平事迹回忆、挖掘的文献有：唐荣枚的《星海在上海》 ，蔡咏春的《关于冼星海同志的几张照片》 ，康普的《〈黄河大合唱〉在纽约》 ，瞿维的《聂耳、冼星海给我们的启示》 ，汪秋逸的《崇敬的怀念――忆星海在郑州》 ，光未然的《星海这个人》 ，徐炜的《忆星海老师》 ，黄锦培的《忆冼星海在新加坡养正学校读书并参加校军乐队的经历》 ，李一非的《回忆冼星海老师》 ，梁寒光的《记星海同志为延安女大学员上课的一天》 ，张棣昌的《忆冼星海》 ，陈荣喜的《校门半掩路漫漫――冼星海工作生活缀拾》 ，钱亦平的《冼星海与他的法国老师――杜卡》 ，马惠文的《吕梁扬战歌 战士卫黄河――关于〈黄河大合唱〉的一段回忆》 ，杨景循、陈婉雯的《星海在广州的时候》 ，余亦文的《四万万同胞的呐喊――〈黄河大合唱〉诞生始末》 等。

作品创作手法分析、美学思想研究的文献有：许翰如的《日记两则――整理、登记冼星海同志遗作随感》 ，李正忠的《聂耳、冼星海歌曲的文学》 ，孟文涛的《从一首曲子看星海歌曲的音调造型和结构设计――分析〈青年进行曲〉》 ，罗小平、高梁的《试论冼星海的美学思想》 ，许树坚的《民族的心声、时代的号角――试析冼星海声乐作品的创作特征》 ，梁燕麦的《民族解放的战歌――介绍冼星海的〈9.18大合唱〉》 ，唐诃的《“由民间来而又回到民间去”――兼谈星海歌曲的群众性》 ，梁茂春的《冼星海的音乐观》 ，李缑竦摹顿星海的歌曲创作》 ，卞祖善的《珍贵的历史遗产》（谈星海的交响乐作品） ，陈岚的《指挥〈黄水谣〉笔记》 等。

纪念缅怀性的研究文献、官员讲话有：周巍峙的《发扬革命传统创造人民新声――在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冼星海逝世40周年、诞生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李焕之的《中华民族振兴之歌――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 ，冼妮娜的《〈黄河〉是永存的》 ，丁鸣的《革命精神 服务精神 创造精神的光辉榜样：聂耳、冼星海――在辽宁省纪念聂耳逝世五十周年，冼星海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火尔的《继承和发扬革命音乐的优良传统――记聂耳、冼星海学术座谈会》 ，马惠文的《纪念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锋、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星海》 ，黄锦培的《无产阶级有号兵――冼星海》 ，边笛的《学习聂耳、冼星海，开拓民族音乐新兴之花》 等。

适逢冼星海诞辰80周年、逝世40周年的时机，遵循冼星海当年的夙愿，也为了纪念冼星海这位“人民音乐家”。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原广州音乐学院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更名命名仪式，也成为纪念冼星海诞辰、逝世纪念活动的一大“亮点”。时任星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赵宋光教授发表的《时代的号手、大众的知心，民族的先觉――从星海的音乐教育理想谈星海音乐学院肩负的重任》 ，是星海音乐学院的办学理念和奋斗目标的集中展示。佚名的《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冼星海逝世40周年诞辰80周年及学院命名大会》 记录了这次盛况。齐毓怡的《冼星海年谱〔选载1937．7－1938．11〕》 ，是音乐家编年史研究的代表作，它的诞生，弥补了以往冼星海年谱研究中的不足。

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期，“冼星海研究”承续了前半期的繁荣，在研究评价、纪念回忆、赏析介绍等类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在人物生平研究方面的成果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俄罗斯华人作曲家左贞观的《星海在苏联》 ，佚名的《冼星海第19号作品在苏联发现》 ，梁谋的《冼星海出生地初探》 ，秦启明的《冼星海在延安诸说辨――对孙焕英〈延安鲁艺时期的塞克和星海〉的异议》 、《冼星海年谱简编》（一至四） 、《冼星海著作年表》 、《不顾一切 为党工作――冼星海的苏联之行》（上、下） ，陆华柏的《回忆我和冼星海、的一点交往》 ，达纳斯•巴伊卡达莫娃著、瞿维译的《那时我们称他为阿地――回忆冼星海》 等。

在作品研究方面的成果有：瞿维的《爱国主义的颂歌――介绍冼星海〈第一交响乐〉》 ，杨定抒的《〈黄河大合唱〉在国统区的演出》 ，杨昭庆的《冼星海与村野校歌》 ，何平的《冼星海合唱作品的多声写作手法》 ，彦克的《浅论冼星海的古体诗词歌曲》 ，王震亚的《西洋作曲技法在星海的救亡歌曲中的运用与衍变》 ，邓宗舒的《冼星海古诗词歌曲旋律探微》 ，曾芸的《冼星海与歌剧〈军民进行曲〉》 等。

注释

1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度重大课题――《冼星海历史档案、音乐作品与创作研究》（课题编号：04JDXM76001）组成部分。

2露若：《大众作曲天才――冼星海先生》，《新音乐月刊》（副刊），1941年第2期。

3编者：《〈黄河大合唱〉演出座谈会摘录》，《新音乐》1941年8月第三卷第一期。

4佚名：佚名：《中国作曲家――聂耳、黄自、、星海、赵h》，《音乐艺术》雅典艺术社出版（上海）1946年10月第三卷第一期。

5杨杉：《星海歌队通讯》，《戏剧与音乐》1946年3月第一期。

6本社：《拟星海研究提纲》，《新音乐月刊》（华南版）1946年4月第一卷创刊号。

7马思聪：《忆冼星海》，《新音乐月刊》（华南版）1946年4月第一卷创刊号。

8佚名：《冼星海先生精神永生》，《音乐报》（半月刊）1946年4月第一期。

9东方：《歌手、黄河、伟大民族――我对冼星海遗作的认识》，《戏剧与音乐》1946年8月创刊号。

10李绿永：《星海、星海的创作道路及其功绩》，《人民歌声》（月刊）1946年4月第四期。

11李绿永：《星海的创作道路》，《新音乐丛刊》（渝版）1946年1月第一辑。

12赵h：《星海的几个老师和他的创作特征》，《新音乐丛刊》（渝版）1946年1月第一辑。

13郭沫若：《吊星海》，《新音乐丛刊》（渝版）1946年1月第一辑。

14潘予：《〈黄河大合唱〉的表演问题》，《音乐 戏剧 诗歌月刊》1947年12月第四期。

15吕骥：《纪念星海同志》，《新音乐》1949年12月（第八卷第五期）。

16本社：《冼星海先生略传》，《新音乐》1949年12月（第八卷第五期）。

17佚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逝世四周年――纪念盛况在上海》，《音协通讯》1949年12月第二期。

18佚名：《星海纪念音乐会演出拾零》，《音协通讯》1949年12月第二期。

19佚名：《征求聂耳、冼星海同志的作品与生活资料》，《音协通讯》1950年2月第三期。

20佚名：《冼星海年谱纪略》，《人民音乐》1950年10月第一卷第二期。

21佚名：《冼星海作品简目》，《人民音乐》1950年10月第一卷第二期。

22滑田友：《冼星海在巴黎》，《人民音乐》1950年10月第一卷第一期。

23盛礼洪：《星海歌曲研究杂记――乐句连接的原则和结构设计》，《人民音乐》1951年1月第一卷第五期。

24中国音乐家协会编：《冼星海选集》，音乐出版社1953年出版。

25纪念室的有关情况，请参见：崇飞《介绍冼星海纪念室》，《人民音乐》1955年2月号。

26马思聪：《纪念聂耳、星海》，《人民音乐》1955年10月号。

27丁善德：《沿着聂耳、星海的道路前进》，《人民音乐》1955年10月号。

28安波：《冼星海同志永远在指导与鼓舞着我们》，《人民音乐》1955年10月号。

29郭乃安：《冼星海作品中的音乐形象》，《人民音乐》1955年10月号。

30马可：《冼星海是我国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家》（上、下），《人民音乐》1955年11、12月号合刊；1956年1月号。

31李凌：《发扬聂耳、冼星海的战斗传统》，《人民音乐》1955年11、12月号合刊。

32谢功成：《谈〈黄水谣〉的音乐处理》，《人民音乐》1955年11、12月号合刊。

33刘雪庵：《回忆星海二、三事》，《音乐通讯》（中国音协）1955年11月第三期。

34汪立三、刘施任、蒋祖馨：《论对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人民音乐》1957年第4期。

35本文所说的“原赋予”，是指该歌曲原来的文化历史成因与艺术文化思想内涵等。

36这个“异体”就是原歌曲。

37这个“新体”就是新创作品。

38这种驾驭能力包括，在充分地发挥“原赋予”的思想能量的同时，还必须小心地去抑制“原赋予”中不利于作曲家艺术构思的部分因素。

39“非再现性”是指音乐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础不是其再现性的功能（无疑它有一些这样的功能，如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和中国民间器乐曲《百鸟朝凤》就是有机地运用了这种功能），更具本质属性的是它的抽象性与表现性。

40“非语义性”的定性与分析，请参见张前、王次荨兑衾置姥Щ础》第25至27页的论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41马可《冼星海是我国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家》。《人民音乐》1955年第11、12合期。

42“政治论文”一词取自于汪、刘、蒋的原文。原话是这样的：“追求在音乐中写政治论文”。

43这里的“他”即是指冼星海本人。

44由于篇幅所限，对汪等人的反应文论不再引述。

但是刘福安的《以汪立三为首的小集团是怎样反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却是不能不提的，该文是一篇用批判代替讨论，以人身攻击代替学术争鸣的典型。批判程度各异的其他文论还有：韩中杰《让冼星海的交响乐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人民音乐》1957年5月号；姚牧《与汪立三等同志谈星海的交响乐作品》，《人民音乐》1957年6月号；王云阶《驳〈论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人民音乐》1957年8月、9月号连载等。

45杀青：《加速工农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纪念冼星海同志逝世十五周年》，《黑龙江音讯》1960年9月第九期。

46佚名：《中国音协新疆分会关于纪念聂耳逝世二十五周年、冼星海逝世十五周的计划》，《新疆音乐通讯》1960年8月第五期。

47科什巴耶夫：《和冼星海相处的日子》，《国外乐讯》（中央院编译室）1959年10月第六期。

48鹤童：《星海同志在延安》，《人民音乐》1960年11、12月号。

49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创作研究室：《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破产――揭露“”对聂耳、冼星海的攻击》，《人民音乐》1977年3月第二期。

50田青：《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音乐舞蹈研究》，1980年11月第二十一期。

51莎莱：《平易 谦逊 坚毅 勤奋――忆良师冼星海片断》，《音乐舞蹈研究》1980年11月第二十一期。

52钱韵玲等：《深情无限忆星海――座谈会纪要》，《音乐爱好者》1980年第三期。

53金建：《冼星海年谱》，《联合音乐》（香港联合音乐院）1981年4月号。

54吕骥：《三十八年的悬念》；瞿维：《回到祖国的怀抱》，《人民音乐》1983年3月第三期；冼妮娜：《父亲回来了》，《音乐舞蹈研究》1983年2月第二期。

55田洪：《忆星海》，《音乐舞蹈研究》1983年2月第二期。

56于莳：《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音乐舞蹈研究》1983年11月第十一期。

57聂耳、冼星海学会：《关于“冼星海墓”兴建的建议》，《通讯》（聂耳、冼星海学会）1983年6月第四期。

58瞿维：《聂耳、冼星海的历史地位》，《通讯》（聂耳、冼星海学会）1983年9月第七期。

59梁燕麦：《争议与暴行的斗争――浅析冼星海的〈神圣之战交响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2月第一期。

60齐毓怡：《杨树叶儿哗啦啦――星海的〈催眠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2月第一期。

61谌亚选：《冼星海音乐美学思想在召唤》，《中国音乐》1983年6月第二期。

62有关于此，请参见：晨耕《歌唱的艺术与艺术的歌唱――听全国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演唱比赛随感》，《人民音乐》1985年10月第十期。

63唐荣枚：《星海在上海》，《人民音乐》1985年5月第五期。

64蔡咏春：《关于冼星海同志的几张照片》，《人民音乐》1985年7月第七期。

65康普：《〈黄河大合唱〉在纽约》，《人民音乐》1985年7月第七期。

66瞿维：《聂耳、冼星海给我们的启示》，《人民音乐》1985年8月第八期。

67汪秋逸：《崇敬的怀念――忆星海在郑州》，《人民音乐》1985年8月第八期。

68光未然：《星海这个人》，《人民音乐》1985年9月第九期。

69徐炜：《忆星海老师》，《人民音乐》1985年12月第十二期。

70黄锦培：《忆冼星海在新加坡养正学校读书并参加校军乐队的经历》，《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71李一非：《回忆冼星海老师》，《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72梁寒光：《记星海同志为延安女大学员上课的一天》，《乐府新声》1985年12月第四期。

73张棣昌：《忆冼星海》，《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74陈荣喜：《校门半掩路漫漫――冼星海工作生活缀拾》，《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75钱亦平：《冼星海与他的法国老师――杜卡》，《音乐爱好者》1985年第四期。

76马惠文：《吕梁扬战歌 战士卫黄河――关于〈黄河大合唱〉的一段回忆》，《乐苑》（四川音协）1985年第二期。

77杨景循、陈婉雯：《星海在广州的时候》，《通讯》（聂耳、冼星海学会）1985年3月第十一期。

78余亦文：《四万万同胞的呐喊――〈黄河大合唱〉诞生始末》，《音乐舞蹈研究》1985年11月第十一期。

79许翰如：《日记两则――整理、登记冼星海同志遗作随感》，《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2、3期。

80李正忠：《聂耳、冼星海歌曲的文学》，《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81孟文涛：《从一首曲子看星海歌曲的音调造型和结构设计――分析〈青年进行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82罗小平、高梁：《试论冼星海的美学思想》，《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83许树坚：《民族的心声、时代的号角――试析冼星海声乐作品的创作特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84梁燕麦：《民族解放的战歌――介绍冼星海的〈9.18大合唱〉》，《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85唐诃：《“由民间来而又回到民间去”――兼谈星海歌曲的群众性》，《音乐舞蹈研究》1985年12月第十二期。

86梁茂春：《冼星海的音乐观》，《人民音乐》1985年4月第四期。

87李缑瘢骸顿星海的歌曲创作》，《人民音乐》1985年6月第六期。

88卞祖善：《珍贵的历史遗产》（谈星海的交响乐作品），《人民音乐》1985年10月第十期。

89陈岚：《指挥〈黄水谣〉笔记》，《重庆音讯》1985年11月第九期。

90周巍峙：《发扬革命传统创造人民新声――在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冼星海逝世40周年、诞生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音乐》1985年11月第十一期。

91李焕之：《中华民族振兴之歌――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人民音乐》1985年10月第十期。

92冼妮娜：《〈黄河〉是永存的》，《音乐舞蹈研究》1985年11月第十一期。

93丁鸣：《革命精神 服务精神 创造精神的光辉榜样：聂耳、冼星海――在辽宁省纪念聂耳逝世五十周年，冼星海诞辰八十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音乐生活》1985年9月第九期。

94火尔：《继承和发扬革命音乐的优良传统――记聂耳、冼星海学术座谈会》，《音乐生活》1985年9月第九期。

95马惠文：《纪念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锋、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星海》，《音乐探索》1985年9月第三期。

96黄锦培：《无产阶级有号兵――冼星海》，《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97边笛：《学习聂耳、冼星海，开拓民族音乐新兴之花》，《民族音乐》1985年12月第四期。

98赵宋光：《时代的号手、大众的知心，民族的先觉――从星海的音乐教育理想谈星海音乐学院肩负的重任》，《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99佚名：《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冼星海逝世40周年诞辰80周年及学院命名大会》，《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4期。

100齐毓怡：《冼星海年谱〔选载1937．7－1938．11〕》，《音乐艺术》1985年9、12月第三、四期。

101左贞观：《星海在苏联》，《人民音乐》1989年5月第五期。

102佚名：《冼星海第19号作品在苏联发现》，《音乐生活》1989年4月第四期。

103梁谋：《冼星海出生地初探》，《音乐研究与创作》1990年第九期。

104秦启明：《冼星海在延安诸说辨――对孙焕英〈延安鲁艺时期的塞克和星海〉的异议》，《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105秦启明：《冼星海年谱简编》（一至四），《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6月第二期至1990年3月第一期连载。

106秦启明：《冼星海著作年表》（上、下），《天籁》1990年3、6月第一、二期。

107秦启明《不顾一切 为党工作――冼星海的苏联之行》（上、下），《交响》1992年第三、四期连载。

108陆华柏：《回忆我和冼星海、的一点交往》，《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3月第一期。

Researching on Xian Xinghai during the Cycle of Sixty Years

Ming Yan

Abstract:

Looking back the past sixty years, research achievements about Xian Xinghai score great success, leaving research documents plentiful and substantial .In generally speaking , research achievements about him are characterized as fellows: On the one hand, definition in ideological layer,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 about Xian xinghai are rich ;an the other hand, analysis in technological layer, investigations on chronicle events, studies in creative psychological layer are poor. And most of them are lacking in creativity and academic standard .If these insufficience couldn't be handled well, it should restrict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Xian Xinghai research and make unfavorable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about new musicians in China.

Key words:

Xian Xinghai; Research ;Musical History ;Yellow River Cant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