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云南跨界民族问题与边疆和谐社会构建

【摘 要】 本文从风险社会视角出发，分析了云南跨界民族问题，提出了规避社会风险，构建和谐边疆的相关措施。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地区经济；重视教育，促进民族认同；加强人口管理，保障边疆地区和谐安全。

【关键词】 风险社会；云南；跨界民族问题；和谐社会构建

一、风险社会概述

贝克在其论著《风险社会》中，分析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来自于社会结构的“重塑”或“消解”，他指出，“现代性脱离并重塑了既有的社会结构，消解了人们生活行为最基本的确定性特征―包括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和职业”，这些“传统参数的丧失”导致人们的不安全感上升。[1]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区也把风险划分为两种类型：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2]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风险冲破了空间界限，其范畴也不仅仅限于最初的自然风险，而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种类也更加复杂多样，导致当前社会中的风险越来越难以防范。由此，社会风险便成为了社会冲突的根源，引发社会危机，也因此会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造成威胁。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社会问题严峻，正如贝克所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3]

二、云南跨界民族问题分析

中国社科院葛公尚研究员指出，跨界民族必须具备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原生形态的民族本身被政治疆界所分割，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4]云南大学教授刘稚认为，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5]在云南，与中越、中老、中缅交界地居住的壮、傣、苗、瑶、景颇、拉祜、哈尼、佤等民族就是跨界民族。跨界民族不等同于跨界民族问题，但却蕴涵着跨界民族问题。民族跨界而居，是国家之间政治力量进行疆域分割及其自愿迁徙的结果，而跨界民族问题则是政治疆域划分的外在力与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对其传统文化高度认同的内在感召力相互作用的产物。

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与泰国邻近。边境两侧居住着16个跨界民族，这就造成了云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是有目共睹的。由于跨居民族所在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民族政策的差异，使得原本发展水平基本一致的这个族群因为政治疆界的分隔力出现差异而导致不平衡，跨界民族往往会把落后归因于各自的政府，一旦他们要求改变困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铤而走险，给边疆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威胁。云南沿边跨界民族，由于大多居住于高寒山区，交通闭塞及其它自然因素影响，加之政府长期投入不足，教育发展落后的问题仍未发生根本改变，依然有很多人不通汉语。在这些地区，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远不及对宗教的重视。云南边境地区的民族、宗教、以及跨国犯罪问题，严重影响边疆社会安全稳定。一些敌对民族分裂主义者企图利用该地区的民族问题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国外一些宗教势力，也企图利用跨界民族地区对中国进行宗教渗透。此外，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很多民族群众没有走出过大山，对他们所生存世界之外的认识几乎空白，导致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或是中华文化的认同脆弱。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和边境地区全方位的开放，跨境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再次受到冲击，以往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开始削弱，伴之而起是跨境民族本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上升。[6]最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边民往来密切，人口流动频率大；边境通婚手续繁杂，费用高，往往导致婚姻无法正常登记，造成户籍管理、生育教育等一系列不和谐社会矛盾，给边境安定工作带来了各种问题。

三、风险社会视角下和谐边疆的构建

党的十六届六次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正是因为如此，在风险社会视角下探求符合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和治理模式更显意义重大。

1、跨界民族问题影响边疆和谐社会建设

首先，跨界民族跨居两国或多国，也必然牵涉到跨居国的边境和领土问题。其次，跨界民族尽管被政治疆界分割，但地域相连，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相似的心理特征，在民族向心力的驱动下，被分割在不同国家的跨界民族往往遥相呼应，形成联动作用。第三，跨界民族问题造成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地缘政治从狭义上来说，指的是一个国家同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具有边际效应。中国的地缘政治枢纽在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是跨界民族聚居区。一旦跨界民族问题产生，就会导致国外的同源民族声援和抗议，造成地缘政治不稳定。

2、规避风险，构建和谐边疆

边疆、民族问题，从来都是国家安危所系的大问题。重视并解决云南跨界民族问题，是关乎边疆和谐社会建设的大事。因此，边疆跨界民族培养风险观念，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风险承受力，才能更好的抵御风险，捍卫边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1）抓住机遇，发展地区经济。云南跨界民族地区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程度较深，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低，严重影响了边疆和谐构建。云南边疆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桥头堡建设的机遇，并结合和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建成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积极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经济，为边疆和谐稳定奠定物质基础。此外，发展边疆跨界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就要不断改善和提高民生，通过各种社会援助，加快民生建设。积极推进就业工程、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发展卫生事业、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改善地区的社会福利，实现民族的共同利益。

（2）重视教育，促进民族认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的教育实力不仅体现在中心城市，还体现在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地区由于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导致师资力量缺少。当地群众对教育的认识不到位，国家对跨界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政策不完善，都是导致这些地区边民国家意识淡化，国家观念模糊的原因。因此，在风险不断呈现的当代，泛民族主义泛滥，境外敌对势力不断企图对我境内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因此，要加强文化教育，逐步拉近跨界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差距，使各族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实现各民族团结合作，实现边疆地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关系。

（3）加强人口管理，保障边疆地区和谐安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互市和通婚是人口管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应对流动人员进行分层管理，摸清他们的基本情况并进行调查和登记，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对于涉外婚姻，还应尽量通过简化跨界通婚手续，降低费用、赋予国籍等措施解决问题。云南边疆跨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社会事实，是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引发的社会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人口安全的高度加以解决。中央已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国家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表达了对这一问题高度关注，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对于“跨境婚姻”带来的显性或可能引发的潜在社会风险，应从相关的法制健全、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层面进行综合治理，防患于未然，以维护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7]

【注 释】

[1] [德]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05-106.

[2]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

[3]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

[4] 葛公尚.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J].民族研究，1999.6.

[5] 刘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J].云南社会科学，2004.5.

[6] 何跃，高红.文化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境民族教育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4.

[7] 张金鹏，保跃.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与社会稳定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参考文献】

[1] [德]乌里尔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 曹兴.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

[3] 方芸.云南跨界民族与可持续发展―云南跨界民族研究三题[J].云南社会学，2001（5）.

【作者简介】

徐 玲，女，彝族，云南开远人，云南红河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