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老翟头”

“”期间，我认识一位下放的中学教师。他姓翟，生产队男男女女都管他叫“老翟头”。其实，“老翟头”年龄并不大，不到50岁，只是身体羸弱些，说话声音苍老些罢了。“老翟头”祖籍福建，有一张典型的闽人的脸，瘦而且黑，满脸皱痕，散发着淳朴与厚道。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时，“老翟头”在哈尔滨一所中学教汉语。10年后，他“因言获罪”，被“遣送”到活的那个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时，“老翟头”整日沉默寡言，白天干活，晚上看书，自己孤独地住在生产队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很少与人来往。不知为什么，我非常可怜他，常在刮风下雨不能上工时，炒点油酥豆，打上二两小烧，来到“老翟头”的住处，与他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很快，我们便成了忘年交。

“老翟头”喝酒有个特点，喜欢一干而尽，然后乘着酒劲述说他教书的往事。

他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时，只在初中设汉语课，当时在一些青年教师心目中，汉语处于次要的地位，都不愿意教。“老翟头”自报奋勇，承担了4个班的汉语教学任务。为了让学生掌握系统的汉语知识，他刻苦学习《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钻研《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还攻读了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他说，汉语是中华民族的魂，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国人学不好汉语，写不好汉字，就是对不起老祖宗。

1971年，早春二月，春节刚过，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当“挣工分的老师”，只供饭，不给钱。我斩钉截铁地说：“干！”磨盘当讲台，土墙做黑板，泥桌泥凳泥娃娃。从此，在我插队的那个小村子里便有了朗朗的读书声。

一天，我上完课，从教室里出来，只见“老翟头”手捧几本书向我跑来。他抚摸着我的头，气喘吁吁地说：“我要回哈尔滨了，送你一套我用过的《汉语》课本，留作纪念。这6本书你要好好学习，好好保留。要记住，汉语是中华民族的魂，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教语文，就是要引导学生说铿锵有力的中国话，写方方正正的中国字，书洋洋洒洒的中国文，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双手接过书，深深地向“老翟头”鞠了一躬，望着不断消瘦的这位老人，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是一套由张志公先生主编的《汉语》课本，书里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钢笔字，或红，或蓝，或黑，工工整整，这显然是“老翟头”备课时留下的墨迹。

从此，三尺讲台横亘在我生命的原野上，“老翟头”的谆谆教诲融入我生命的河流中，任凭岁月更迭，世事沧桑，我始终守着“老翟头”给我的6本《汉语》书过日子。1978年，我凭着过硬的汉语实力在县里当上了小学语文教研员。

弹指一挥间，10年过去了。一天，我去哈尔滨开教研会，得知“老翟头”已患中风病多年，便抽空前去探望。

下午的太阳从摆满鲜花的窗户斜斜地射进屋内，“老翟头”全身被阳光映照着，仿佛披上一层金光。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斑白的头发下，面容显得十分憔悴，嘴巴已经严重地歪向一边，喉咙里说不出话，成了一个植物人。

我握住他的手说：“翟老师，您好！我看您来了。”他毫无反应。我俯下身子，放慢语速：“我是白金声，10年前，咱们在生产队一起干过活，一起喝过酒。”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凑到他耳边大声地说道：“在我刚当老师的时候，您送我一套《汉语》课本。您说，汉语是中华民族的魂，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教语文，就是要引导学生说铿锵有力的中国话，写方方正正的中国字，书洋洋洒洒的中国文，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时，只见他眼球微微滚动几下，两行泪珠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我太高兴了，他的哭，说明他听懂了我的话，说明他还有记忆。他的儿子站在旁边蹑手蹑脚地说：“我爸爸中风多年了，任凭别人怎么和他打招呼，他就是记不起来，唯独你用汉语的回忆首次唤醒了他。”

回首30年教研生涯，如果说我有一点成绩的话，除了可能比其他人对教研工作多想了一点，多做了一点，更缘于“老翟头”的指点。“老翟头”珍贵的6本书，“老翟头”语重心长的一段话，让我从初登讲台的后生到特级教师，到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一切都凝聚着一种情结――感恩。人生路上，有缘碰上一个好老师，那就是造化。流年“逝者如斯”，教研“不舍昼夜”，我将倾注生命，完成未尽事业，以此报答大德后生的“老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