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音乐史上“和”的音乐审美观念的形成

摘要:“中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美学概念之一,“中和”美学思想在我国古代审美形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中和 音乐审美 美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8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

“中和”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审美形态,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中和”、“和谐”的美学思想,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产生了丰富的艺术门类和艺术成果。“中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根本,也是最原初的审美形态,它几乎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产生,并一直贯穿在中国审美形态的发展过程之中。

“中和”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音乐美学观念。它的形成,与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有着密切联系。“中和”的思想,最早是由于音乐要求音声和谐而提出的。关于“和”的思想,我国古代的音乐美学论著很多,最早见于公元前16世纪的《尚书•舜书》:“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等。西周末年,《国语•郑语》中记载,史伯从早期五行思想出发,认为“和”是“以他平他”,要“和六律以聪耳”。在《国语•周语下》中也谈到:“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说的是和谐的音乐。

又有《左传•昭公》中说:“和与物,峨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仪则乐”。提出了“和”、“和声”说。春秋末年的晏婴认为,“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只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才能成“和”。 《左传•襄公》中记载,季札认为音乐应该“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以上论述表明,当时的音乐评论,对“中和”思想已有较为粗浅的认识,认为音乐是诸多因素的相成相济,强调不同事物的交合,即异一相杂,异声相和。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雅乐趋于败落,新声逐步兴起,得到统治者的普遍认同。新声不合于诗、礼,与“先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的观念不符。于是,恢复古乐、强化礼制、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以确立君臣、父子、大小、尊卑的政治、社会格局的观点便应运而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中和”准则应该是美与善的结合,应该合乎礼的要求、以仁为本,音乐的感情必须受德的规范、礼的制约,应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合乎中庸之道。

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提出性善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矣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他认为,音乐所表现的应是对仁义之德的喜乐之情,作乐者不仅要具备仁德、表现仁德,而且要以仁、义之德为乐。

荀子在《荀子•乐论》中提出性恶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动于静,而仁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荀子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他认为雅、颂之乐和礼仪一样,具有使社会免于乱而归于治的作用。他提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音也”的论断,并根据“审一定和” 的论断指出“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认为音乐既可使君臣和敬、父子和亲、长少和顺、民心归附、天下大齐,又能使个人心平气和,心志向善,社会关系和睦,同心同德。荀子不仅认为雅、颂之乐的根本特性是中和,而且认为这种音乐的社会功用也是也在中和。

“中和”思想对古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音乐创作和审美的指导思想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思想就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和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认为音乐应中正无邪,以宣扬仁德、礼仪为己任。在以仁、礼、中庸为出发点的“中和”思想中,儒家基本思想得到充分体现。“中和”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强调伦理道德、美善相乐。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音乐美学思想,崇尚“法天贵真”,否认礼乐教化,认为礼乐与人性相对立,不足以治天下,要“退仁义,宾礼乐”,主张“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恬淡平和”,表现人的自然性情。

魏晋时期的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要求越名教、除理法,恢复人的本性。在他的论著《声无哀乐论》中提出“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声又自然之和”,“声音以平和为体”。他认为一方面音乐只有和谐的形式美,而没有表现的对象和内容:一方面又认为音乐蕴含着一种“平和”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音乐的善和真,和谐而又平和的音乐就是真善美的音乐。

宋元时期的理学思想将“天理”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音乐上提出“淡和”的观点。周敦颐认为,“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忧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要求用淡和之乐消除人们的欲求,平息人们的躁动,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周敦颐以“中和”思想为基点,吸收道家的“恬淡平和”思想,发展成“淡和”思想。明末时期的徐上瀛在他的《溪山琴况》里提出相似的观点,认为“弦上之取之惟贵中和”。

“中和”思想一直占据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吸收、融合各学派不同音乐美学观丰富自身;一方面又影响各学派的音乐美学观,使各家音乐美学思想在兼收并蓄中得到丰富与发展。虽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在注重音乐的社会功能,净化社会风气,提高道德修养,对古代音乐的发展、不同美学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许健.琴史初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2001年版.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林语堂.孔子的智慧.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