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维奥拉精神世界的探索者

比尔・维奥拉于195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他的父亲是意大利裔的天主教徒，母亲是英国裔的基督徒，而他从小接触的则是美国的新教。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很困惑”。这种复杂的家庭宗教背景令他从小就对信仰这个话题格外的敏感。而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的经历，更是令他对佛教和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种精神传统的熏陶和后天的潜心研究，使精神追求成为维奥拉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他的作品中，禅宗、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神秘主义等题材的身影无处不在。2007年，他代表美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创作了作品《遥远的彼岸》（The Far Shore）。维奥拉为这件作品选择了15世纪的圣伽罗大教堂这个特殊的场地。他说：“教堂神圣庄严的气质很适合这个作品，虽然在布展之前曾经有人对我想把3个液晶屏悬挂在圣台上方表示不满，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一名观众在参观后说道，我“非常震撼，都不舍得离开现场”。

在问到为什么对生与死等人性体验这么感兴趣时，维奥拉说：“我在6岁的时候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经验。那年夏天我和家人在纽约度假，我滑下皮艇掉进水里，一下就沉到了水底。然后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蓝色和绿色的水草轻柔地飘舞，鱼在静静地游，柔和的光透过水照在我身上，没有温度，很安逸。我以为我到了天堂，没有恐惧只有安心。当然后来我叔叔跳进水里把我救了起来，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从我腰下把我捞起，很粗鲁地打断了我的宁静。”维奥拉在回忆这段经历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经历，我想一直停留在那里。”可以说，这是维奥拉对死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而这段经历的宁静和幸福使他没有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对生与死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水也成为了维奥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在《回归》（The Refur 2007）、《安妮卡》（Anika 2008）、《遥远的彼岸》（2007）和《梅丽娜》（Melina 2008）等作品中，水都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全部出自《变形记》系列，这些作品被展示于垂直等离子的屏幕中：黑白、飘忽的人影在穿过一道无形的水墙后进入了彩色的光明世界。停息片刻后，又再度折回其来处。作品将观众带至了生死交汇以及循环往返的变形过程。而在2006年的作品《崔斯坦计划》中，维奥拉为同名的大型歌剧担当了视觉总监，他所制作的影像被悬挂在交响乐团的上方。整段视频都从水中拍摄，水中模糊的人影配合着折射的阳光不断飞舞，飘渺的作品风格很好地配合了唯美的爱情故事，这使该作品成为了维奥拉个人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他表示，“我的很多创作都是在试图重建我6岁时看到的那个情景，没有声音，只有宁静和安祥”。

如今61岁的比尔・维奥拉已创作了100多件作品，所有的作品都演绎着他个人情感的变化和对世俗以及精神上的思考。他的作品就像他本人一样，复杂而神秘。他关心着太多的话题，对世界有着独特的见解。有时候同他聊天，脑子只要慢一点，就会完全跟不上他的逻辑。从道教到可兰经，科技的发展到灌木丛的生长，他的思维是跳跃的，仔细聆听仿佛又不无道理。就像他所说的：“活着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些什么，我留下的就是我的作品。”

Q：在你2006年创作的《崔斯坦计划》中，水表达了什么意义？

A：《崔斯坦计划》（The Tristan Project）是个很棒的作品，和导演彼得・塞乐斯（Peter Sellars）合作肯定是个很棒的经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导演。我想借这个作品来表达灵魂脱离身体时的状态。众所周知，人和很多动物都会做梦，而在不同文化中也都有灵魂在晚上脱离身体，去另一个世界旅游的故事。不管这种说法是不是合理，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很美好的想法。

当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它不再受肉体的牵连，而转变成了一种没有重量不被约束的状态。非洲的巫师就相信灵魂会在晚上离开身体四处游荡，然后在早上返回身体。我讲这些故事的意思是想说世界上有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当然知识也很重要―那就是神秘感。因为知识只能解释一部分的问题。 但是如果放弃这些枷锁，你会发现神秘感像是一个黑洞，这个探索是没有尽头的。所以科学让我们留在现实中，而神秘感可以让我们前进，这种探索就是艺术家们存在的意义。

Q：听上去你对不同的宗教都有很大的兴趣，你是怎么在这些不同的信仰中找到平衡点的？

A：从各个宗教中摘取我想要的部分吧！我母亲是英国基督徒，我父亲是意大利天主教徒，但是我从小去的是美国新教徒的教堂。1970年左右，美国年轻人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结束了，科技在迅速的发展，所以政府针对年轻人做了一次大调查。我记得在那份调查卷中有两道关于宗教的问题：第一题是“你是宗教教徒吗？”,95％的人回答了不是；而第二道题是“你有精神追求吗？”，神奇的是这回95％的人回答了是。可以看出是传统的宗教体系让年轻人不愿意信教，而追求精神性答案的本性却是很多人都有的。所以我也不能说自己是什么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神秘主义和基督教都对我有很深的影响。现在人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在各种体制内找到共同点而不是分歧，很多西方人都被训练的太悲观了。

Q：所以你特别关心生死这个话题吗？

A：对，因为这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在《遥远的彼案》（2007）中，人们从生与死中间穿插，这个过程由一道水墙来代表。当人们走到这面水墙前时，这道墙看上去更像一面玻璃，但当你开始触摸它时，水便开始从你的指尖融化，人们可以很轻松地穿过这道墙。我觉得这是生与死一种很唯美的形象。

我小时候曾经认为生与死之间的那道线很清晰，人出生，在世界上度过几十年的时间，然后死去。但像我之前给你讲的溺水事件那样，其实死亡就在我们身边，一不留神就可以轻松地滑进死亡。很多有过濒临死亡经验的人都可以告诉你，生与死的界线其实是很模糊的。就像当我大儿子出生时，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人，这么脆弱无助，好像随时都会死一样。我看着他的脸，那并不是一个可爱婴儿的脸，反而更像一个濒死老人的脸，皱褶深重。我明白那一刻不光是诞生，而是介乎生与死之间的一种状态。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且永远都是并存的。

Q：你的作品通常都要依靠现代科技来完成，但你好像还没提起过技术这部分？

A：当然，想法比技术要重要的多。科技的存在也是因为人类是很特殊、很有智慧的生物，技术可以为我们提供温饱让人类进步。人的大脑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器官。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就是靠机器来维生的。在《遥远的彼岸》的拍摄中，为了能让流下来的水看上去像透明玻璃一样均匀没有瑕疵，我的团队就设计了一个能平衡水的装置，这样的技术都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我不认为科技是靠一些MIT（麻省理工）的工程师来实现的，肯定有一个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在推进着这些进步。灌木丛为什么会长刺呢？它怎么能预料到会有动物来吃它的花和果实，所以需要长刺来保护自己呢？我愿意把这些事情想象成一种神秘的事。

Q: 你的作品都很抽象，你希望观众怎么去理解？

A: 我并不期望观众能看懂什么。应该说，我并不期望我的作品能带给观众什么特定的情绪，因为作品表达的情绪是很私人的。但当这些情绪被做成影像在公共空间展示时，他们就变成了公共资产。观众可以说我完全不懂你想说什么，或者产生强烈的共鸣，艺术家本身对观众的反映的控制能力有限。这种未知正是艺术的美妙之处吧。我在作品里想表达很多情绪，但我并不追求细节，也不想通过作品去证明什么，或者让观众去正视某一件事。

我自己可能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理解或者是用语言来形容这些情绪，而这是件很好的事。如果你的作品太具体了，观众在得到艺术家想表达的信息以外就没有空间产生自己的想法了。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艺术家会在这个事情上犯错误，作品并不是关于自己的，而是关于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是要涉及一些比人类本身庞大的力量的。我的工作只是记录一个瞬间或者一个想法的产生过程，至于到底是什么想法相信每个观众的体会都有所不同。

拥有复杂的情感是人类和其他生物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这一生不断地被外界所影响、被他人所影响，被互相影响，我愿意把人的一生想象成一种舞蹈。中国人不是有个说法叫“人生如戏”吗，我觉得大概是一个意思。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这是一个无止尽的循环过程，印度教管这个叫“湿婆之舞”（Dance of Shiva），指的就是创建和销毁的不断循环。

Q: 所以湿婆也被称为生命之神和毁灭之神。

A: 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点，湿婆同时也是掌管转世职责的大神。如果神的世界真存在的话，我不管科学怎么说，我认为是存在的，那么每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必须留下一些东西。在西方，希腊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我们死的时候，会有一个神秘人乘船带你去往河的另一岸，我们可以理解为天堂。但要过去河对岸，你会忘记这里生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换句话说，留下记忆是得到平静的前提。希腊人懂得人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留下些什么。失去记忆的那种空白感是去天堂的必要条件。

懂得留下些什么也是引发我创作的最根本因素。艺术品之所以可以在艺术家死后的千百年里继续发光，是因为她们会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想法和新的理念，知道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是永恒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是我创作艺术的原因，我相信也是很多艺术家创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