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1 02:34:41
摘 要：王安忆以其独特的眼光来关注女性，尤其是关注女性的人生。她创造出了生动的人物形象来阐释曲折的容易堕落的女性悲剧命运。《我爱比尔》讲述了一个师大艺术系学生阿三爱上异国人比尔之后的心理路程、恋爱经历以及在精神上堕落毁灭的过程。本文介绍了阿三的爱情悲剧和堕落悲剧，并从各方面仔细分析了阿三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探讨了女性要想真正摆脱悲剧命运必须认清自己的价值、建立独立的人格的意义。
关键词：王安忆；阿三；悲剧命运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发表于1995年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她向读者展示了上海女性阿三的悲剧命运。 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对于王安忆这样有着高度创作自律和自觉的作家来说，她不甘心写一个平凡的都市言情故事，就像作者自述所说的那样：“在处理材料的时候，表面上，在故事外部我喜欢常态的东西，但我喜欢里面是非常态的。”[1]在这篇小说里，王安忆笔下的阿三命运是悲剧性的，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悲剧命运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
一、 爱情悲剧
阿三的几段异国恋情中，与比尔的恋情是她最用心、最专注的，也是造成她日后悲剧的重要原因。她第一眼接触比尔时就疯狂迷恋上了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在英语与外国人的环境中，她虚构了自己的地位，迷人、热情直爽、酷爱自己和放荡不羁的吉普赛女郎成了她追寻和模仿的对象，她希望自己也能像她那样被西方文明所接纳并获得他们的喜爱。但重要的事实是比尔不爱阿三，只是非常喜欢阿三。这非常喜欢的实质，其实就是一种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美感。在与比尔的恋爱中，阿三的位置是被欣赏的，而不是与他们平起平坐、享受一片天空的。“在优雅可亲、温情脉脉的背后，是冰冷的不带任何感彩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格局”。[2]比尔最后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阿三。
比尔离开后，阿三又与法国画商马丁恋爱。她很快发现比尔的存在其实是很抽象和不现实的。与比尔的恋爱不同，阿三与马丁是一场精神上的恋爱，保持着特别纯洁的气息。然而，最后他们还是面临分离。“马丁，带我走我，我也要去你的家乡，因为我爱它，因为我爱你”。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王安忆笔下的阿三，其实是有着摆脱不掉的传统情结的，她的爱情观依然是传统的：相爱，便应永远厮守。马丁是真的爱阿三，却不能接纳她，原因在于马丁太在意他的“上帝”，他害怕受到外界的改变。无法想象马丁将这个东方异类的阿三带入家乡会引起怎么样的轩然大波。如果说比尔之恋宣告接近西方的不可能性仅仅只是迫于体制的差异，那么马丁之恋则是从根本上封锁了阿三接近西方之路。
二、无根漂泊
比尔的离开使阿三的西方梦开始破裂，而马丁则彻底地粉碎了阿三的这个美好梦境。精神的寂寞和生计的需要使她开始以“大堂生活”来逃避现实。这个由上海文化孕育出来的女性，开始了精神上的游牧生活。在无数次的酒店大堂邂逅中，她沉醉于由外国人和外国语、灯光、烛光、玻璃器皿、瓶里的玫瑰花堆积起的帷幔里。但她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着难以找到真爱的担忧和对眼前这个浮华世界的迷惘。她努力过、追求过、改变过，然而还是不被西方认可。阿三追寻西方的梦，只能是海市蜃楼般虚幻。当阿三在画展上见到帅气温柔的外交官比尔时，命运的大手就已经开始了对阿三悲剧的掌控。
近代以来，东方一直是被西方奴役、侵略的对象。欧洲人成了权威的审判者，他们替东方判断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有用的，一切以他们的意志为基础。这种他者眼中的认同是痛苦的。阿三在她的几段异国恋情中，感同身受的恰恰就是这种不被接纳的痛苦。西方带有猎奇和自我的眼光去寻觅中国的“异国情调”，就像比尔看阿三。这是阿三悲剧人生形成的历史原因。但是阿三的悲剧主要来自于她自身。由于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她一直试图摆脱她深深植根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一心想归附于西方文化，但实际上她永远无法脱离自己的根。她自己认为的西方文化也非常的浅薄，这就使她处于一种精神归属的游离状态，造成了思想上的无根和精神上的漂泊，从而导致爱情、价值观、自尊的全面崩溃。
三、不懈求索
《我爱比尔》最后，阿三逃出监狱。当阿三在越狱的逃跑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小母鸡的沾着血丝的处女蛋后，阿三的意识才被彻底唤醒。如王安忆所感叹的那样：“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之中，我们从离群索居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被侵略的不仅是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经济生活，还有我们的感情方式。”[3]阿三最后的失声痛苦既是追悔，也是精神上的重生。在这个世界漂泊了一圈之后，她终于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土地，回到了她的精神家园。
王安忆以其独特的眼光来关注女性，在揭示了女性的弱点之后，她并不让女性陷入绝望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而是极力让女性的心灵得到净化，以宽容的心态去感化人性。《我爱比尔》的结尾设计正是作者这种写作取向的印证，处女蛋意味着新的起点和开始，这个开放型、意味深长的结尾为女性的重新振作增添了一丝光亮，让人于绝望之中看到了一丝晨曦与希望。
参考文献：
[1]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284.
[2]谢青.悲剧性的存在―由《我爱比尔》看王安忆的悲剧意识[J].宝鸡文理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04，24（4）.
[3]王安忆.我是女性主义者吗[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67.
作者简介：王蒙（1987―），女，山东诸城人，本科，高校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