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看论语的两个英译本

［摘要］长期以来，西方翻译界一直集中围绕“如何译”进行探讨，局限于文本内的研究，译本研究主要讨论的是译文优劣的问题。到了80年代，翻译领域出现了重大转折――“文化转向”，从此，翻译研究从探讨“如何译”的问题转变到“为什么这样或那样译”的问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 诗学 论语译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043－02

一、研究背景

辜鸿铭和庞德分别在19和20世纪翻译了《论语》，译文风格迥异，时代性强。其中，辜鸿铭的译文受到了西方英语读者的青睐，但也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其译文过分取悦译文读者，扭曲了《论语》的本来面目；庞德则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性地英译了《论语》，给予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然而，长期以来被众多学者批判是对原作的“误读”或者“误译”。

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它主要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因素的操控下译者对原作进行改写。本文拟从翻译操控理论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因素视角来对比研究辜鸿铭和庞德的译文，探讨其不同翻译特色背后的社会原因。

二、勒菲弗尔操控理论

安德列・勒菲弗尔是文化翻译研究的一面旗手。1990年，他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将翻译现象置入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和研究，由此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角度。他指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改写。然而，一切形式的改写是对文本的操纵，改写就是使文本按操纵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产生影响和作用，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以下两方面的限制：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写（ideological rewriting），即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二是诗学方面的改写，即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Bassnett& Lefevere，1990:8)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关注的是社会怎么样或者应该怎么样。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译者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他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因此也决定着他在翻译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

（二）诗学

“诗学”（ideology）关注的是文学怎么样或者应该怎么样，强调的是译作可接受性的问题。诗学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一张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清单；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作用的观念。”诗学的第一个方面指的是文学创作技巧和手段，关系着译文的可接受性问题；诗学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指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这意味着翻译选材主题必须符合这个社会系统，否则，译作将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很难进入目的语社会。

三、两因素对两译本的操控

（一）意识形态对两位译者翻译的操控

辜鸿铭翻译的论语诞生于1898年，当时中国正处于晚清时期：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后，彻底沦为欧洲列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出现了空前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仁人志士出于爱国情怀，纷纷救国救民，企图改变中国饱受西方的命运。其中，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打开中国及中国人智慧的钥匙――论语”，因此，他决定向西方译介论语，消除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抵触心理和野蛮态度，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成见，并从根本上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见序言），从而实现救过救民的愿望。同时，西方文化处于强势中心地位，中国文化处于失语状态。这种时代背景决定了辜鸿铭的翻译策略――归化。

庞德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和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于1950年在监狱中英译了论语。当时西方人心底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对战争和秩序混乱的社会充满了憎恨，渴求有序的生活。论语中彰显了古代中国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这个特殊时代所需要的。庞德译经时正处于战火连连、秩序混乱的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社会传播真正的儒家思想，以求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他在翻译儒家典籍时深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旨在抓住儒家思想本质，体现原作的精髓。在绝大多数情况，他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比如，通过拆解繁体汉字的方式诠释汉字的词义，采用汉语句法来翻译。

（二）诗学对两位译者翻译的操控

辜鸿铭在英译论语时，英国正处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首先从诗学的文学创作技巧和手段方面来看，辜鸿铭采用了典雅的维多利亚式英语句式、严谨的文体风格。然后，从诗学的社会功能层面来看，辜鸿铭翻译论语的选材符合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主题。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批判现实主义成为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思潮。作为该时期主要文学形式――小说，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道德教诲功能。该时期的小说的创作功能主要是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不在于消遣，而东方儒学经典――论语正好契合目的语该时期的诗学功能。因此，辜鸿铭在英译论语时受到目的语诗学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译文可接受性强，得到了目标读者的认可。

庞德是20世纪初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代表，提倡意象主义诗歌创作三原则：“一是直接表现主客观事物；二是不用一切无助于“表现”的词语；三是以口语节奏代替传统格律。”他的诗学观又直接影响他的翻译活动，在翻译《论语》时，他采用的拆字法来翻译汉字，译文充满意象。比如，在译君子坦荡荡中的“坦”“荡”时，庞德译成sun-rise over the land level；grass, sun, shade, flowing out.他把“坦”解析为“土地、日出于地平线上”，把“荡”拆解为“草、水、太阳、阴影”。通过对二字的拆解使得译文融入大量意象，译文就像一首意象派诗歌。他在翻译《论语》时采用了中文文法，译文风格简练。比如，在翻译“不学诗，无以言”时，庞德译成“Not study the odes, won’t be able to use words”。该译文从目标语语法角度来看缺乏主语和系动词，则为残破句。然而，考虑到诗学因素，他实质上受到当时意象主义诗学的影响和操控。

四、结语

辜氏和庞氏在翻译论语时，受到了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在不同时代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下，他们的翻译目的不同：辜氏在晚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下，为了改变现状，自强救国，选择翻译论语；庞氏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经济大萧条的洗礼下，为了改变西方混乱的社会秩序，选择翻译论语，从论语中寻求根治西方文明的弊病。辜氏受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功能的影响，原文的选材主题契合目的语该时期的诗学功能―道德教诲功能；庞氏受20世纪意象主义诗学的影响，采用拆字法诠释汉字，模仿中文句式翻译，因此，译文简练，融入意象。同时，通过该个案研究可以看出，翻译具有时代性，今后对译本的研究尤其是文学经典的译本研究应该结合时代因素来研究。

【参考文献】

[1]Bassnett,S.and A.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1:48.

[2]Ku Hungming.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Shanghai: Kelly and Walsh,Limited,1898.

[3]Ezra,Pound.Confucian Analects[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53.

[4]Yin Qiping,Gao Fen and Tong Yanping:A History of Criticism of English Fiction[M].上海:海外语教育出版,5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