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金融包容的文献综述

【摘 要】 在当前中国新常态大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金融的新常态。通过对国内外金融包容的文献梳理，对金融包容从金融排斥、金融生态角度进行辨析，详述了金融排斥到金融包容的发展过程及两者异同点，分析了金融生态各层面对金融包容水平的影响，最后提出通过改善金融生态各层面提高金融包容水平的建议，以期对我国未来的金融包容性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 新常态； 金融包容； 金融排斥； 金融生态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2-0013-05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指社会中一些弱势群体（如落后地区、低收入者、小微企业等）被主流金融体系所排斥，无法以恰当的形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的过程。2011年金融包容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FI）统计显示，全世界约25亿劳动适龄成年人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下滑，金融排斥的程度处于恶化状态，而金融排斥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使各国政府和学者对这一现象更加重视，金融包容的概念随之被提出。

联合国在2005年宣传小额信贷时首次提出金融包容一词，并将“包容性金融体系”的构建作为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此后，亚太经合组织（APEC）2013年年会将“提高金融包容性”作为公平、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内也意识到了金融包容的重要性，如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发展普惠金融（包容性金融）作为金融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包容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融包容对经济的正效应逐渐被证实，金融包容已经成为实现社会公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及建设公正、和谐、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的必需手段。

二、金融排斥与金融包容的理论辨析

（一）金融排斥的理论及现状

金融排斥由Ldydhorn & Thrift（1993）首次提出[ 1 ]，较早的金融排斥是指地理排斥。英国（Fuller，1998）、美国（Pollard，1996）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金融排斥具有明显的地理倾向性，贫困地区金融分支机构的关闭率相对较高，尤其在多民族地区、蓝领家庭和单亲家庭聚集的地区以及租赁房子的地区最为突出。其后的学者Kempson & Whyley（1999）将金融排斥的研究扩展到人文指向性，在地理排斥之外将金融排斥概括为五个维度：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 2 ]。Sherman Chan （2004）界定金融排斥为：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3 ]。

国内关于金融排斥的研究时间尚短，最早是2006年田霖在研究金融地理学时引入，田霖（2007）利用我国31个省份数据分析得出目前我国金融排斥水平区域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贫困地区，而且富裕地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 4 ]。此外，田霖（2007）在国内开创性地对中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使用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落后的农村地区以及城乡边缘地区金融排斥非常严重。此后关于农村金融排斥的文献还有王修华（2009），不同于田霖使用综合竞争力模型的测度方法，王修华创新地使用金融排斥的六维度确定计算金融排斥的指标，结果表明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是影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推动新农村建设必须破解金融排斥。鉴于中国不同年份统计数据的灰度较大，胡振（2013）创新地使用灰色聚类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全国的金融排斥状况进行了分析。刘长庚、田龙鹏等（2013）则通过2006―2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实证研究了金融排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排斥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所有金融排斥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度达到了26.1%。焦瑾璞（2015）对我国目前的金融排斥分布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金融排斥最大的困难群体是农户，其次是低薪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小微企业和失业人员。

综观以上金融排斥的文献，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排斥的研究基本围绕以下方面展开：金融排斥的内涵分析、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虽然研究时间不长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有些问题阐述得还不够深刻。第一，对金融排斥的内涵界定没有达成共识，导致金融排斥的衡量指标较为混乱，造成不同文献的不可比较。第二，对金融排斥的根本原因缺乏深入研究。金融排斥是社会排斥的一个子集，是特定社会制度和经济背景下的产物，要解决金融排斥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第三，金融排斥的研究范围偏于狭隘。金融排斥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者，没有站在供给者的立场考虑。金融排斥激化了金融服务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双方问题的解决，正因为如此，金融包容的概念应运而生。

（二）金融包容的兴起和研究范畴

金融包容正是在金融排斥程度愈加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包容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金融包容的内涵研究

在对金融包容的概念理解上，目前学界大都从产品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两个层次进行阐述，即要求在接触到金融服务的同时还要有能力和机会去使用金融服务。鉴于金融排斥首先表现在地理排斥，人们对金融包容一开始的定义表现在产品接触性。如威尔士议会政府将金融包容定义为不论收入水平或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有效管理资金。随着对金融包容研究的不断深入，Regan & Paxton（2005）将金融包容的内涵扩展到了需求宽度与参与深度。宽度体现在人们需要在适当时接触到一系列产品与服务，不仅包括银行账户，也包涵合适的、支付得起的信贷、储蓄及保险工具，使人们能够应付收入波动、管理额外支出及规划未来财务。深度则不仅限于接触，也需要能力及机会去使用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 5 ]。Ardic et al.（2011）也认为金融包容的内涵包括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两个方面，前者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给特别是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ATM机的分布和密度，后者由供求两方面因素决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金融包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包容只研究某些群体，如Fernandez认为应重点关注低收入者、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如何长期稳定地获取基本金融服务，从而帮助他们减少贫困。从广义上讲，金融包容涵盖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如Leeladhar（2006）、Sarma（2011）、Chakravarty（2011）等都认为金融包容是应该让经济体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以合理的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不再指向特定群体或者阶层。田霖（2013）认为金融包容实际上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金融领域的破题，指个体、群体、企业、组织或者地区等接触并融入金融系统的过程和状态[ 6 ]。王国红（2015）强调金融包容包括两方面要义，一方面强调经济主体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强调金融机构在稳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下提升竞争性和创新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选择[ 7 ]。

随着很多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一系列金融包容政策的推广，金融包容的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如产生原因、效应和促进措施等，但鲜有学者从金融生态角度对金融包容产生的相关机理进行研究。金融包容状态是整个金融生态的产物，是金融生态主体相互作用、金融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从具体的金融生态现状对金融包容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目前的金融包容状况，知悉其产生的原因，还可以从根本上对症下药，促进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因此，下文主要通过对影响金融生态的因素分析进一步剖析金融包容产生的机理，寻找提高金融包容水平的方法。

（一）宏观经济环境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已是短期无法改变的事实。张慧莲和汪红驹（2014）通过对中国与美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分析，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结构调整、要素供给等方面的新常态。总的来说，宏观经济的下行带来银行总资产的减少和不良贷款的增加，资产―负债比下降，银行资产状况恶化。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至9 825亿元，相比2014年第四季度增加了1.16%①。随着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常态，这一形势并不会明显改善，金融生态面临恶化。在新常态这一转型期，金融包容的倡导和实施将有助于缓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阻力。目前国内外研究均证实了这一说法，并且分别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金融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Sarma，2010；王修华和关键；刘波、王修华和彭建刚；徐敏和张小林；粟勤、朱晶晶和刘晓莹）。

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虽然经济减速使金融生态环境面临恶化，但通过金融包容的发展，可以在改善金融生态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生态与金融包容，并不仅仅是金融生态影响金融包容的关系，金融包容反过来也可以作用于金融生态，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对金融生态有着显著的正效应。

（二）法制环境

法制环境影响着金融包容的进程，公正合理的金融法律制度将有利于金融包容程度的改善。邢会强（2011）从金融法的二元结构出发，认为低水平的金融包容违背了二元结构，转向了专为富人服务的一元结构，而包容性金融体系则以包容性增长为背景，将复杂的经济社会分为“穷人”和“富人”分别具体对待，他提出了金融包容的关键在于“二元化”，即通过对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不同政策标准，实现金融包容，最终减小贫富差距[ 15 ]。戚莹（2012）认为金融法是保障金融资源配置公平的法律规范，金融包容通过给予弱势群体使用金融服务的机会减少了不公平，同时金融包容带来的正效应也将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霍昱廷（2013）认为阻碍金融包容推进的重要原因是监管框架的缺失，通过对各类金融机构、移动金融乃至一些小的信用社和社区银行的审慎监管，金融包容并不难实现。周仲飞（2013）也认为金融包容的实现离不开监管，金融包容应成为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之一。冯果、袁康（2014）则围绕开放和民生两个角度阐述了当前金融改革问题，指出金融改革应遵循“两种功能”和“三重价值”，金融的功能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功能，还有社会功能，金融改革也不应仅限于金融安全与效率原则，金融公平原则同样重要[ 16 ]。

综上所述，金融包容符合金融法要义，从公平性来看，银行的存款来自社会大众，因此银行具有向这些公众提供金融服务的社会责任。从金融安全与效率原则来讲，小额信贷贷款金额低，并不会对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因此更加宽松的金融包容环境应该倡导。总而言之，金融法改革应该保障社会公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使用金融服务的权利，同时，金融机构应该将这一社会责任法律化，推动金融包容的实现，最终改善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

（三）信用环境

信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金融包容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王蓉（2012）对江苏省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没有做过资信评级的中小企业占全部被调查企业的45.28%，超过一半的企业被拒绝贷款的原因是企业信用等级不够[ 17 ]。究其原因是目前缺少合适的风险评价体系和信贷管理办法：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采用与大企业相同的信用评级标准，这造成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相对较低。在农村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李韬和罗剑朝（2014）对山东泰安地区的农村调研显示，有59.6%的农户受到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而农户家庭自有土地面积是影响信贷配给的重要因素。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资金供给者如金融机构一般要求贷款的农户和中小企业采用保证、抵押、质押、农户联保等方式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这样就使得一些无法提供这些材料的农户和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另一方面，资金的需求者如很多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又缺乏自我约束意识，在出现信用问题时，往往选择逃避银行债务，严重影响了银行加大乡镇企业信贷投入的信心。

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信用问题的解决对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第一，增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还贷意识；第二，完善征信体系，建立专门适用于中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评级标准；第三，加强对新型融资服务手段、信贷产品及抵押与质押方式的创新和使用，缓解中小企业抵押资产缺乏现象。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体系下，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才有保障。

（四）制度环境

易宪容和卢婷（2006）认为基础性制度的缺失是金融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基础性制度的改进可以促进公平有序的金融生态的形成，这需要市场主体公平公正交易的平台、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和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 18 ]。目前这三个方面还很混乱，比如间接融资市场上，国内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行差别化待遇，对前者的金融服务需求包容度较高，而后者偏低。在直接融资市场上也是如此，由于证券市场制度在设计时就存在不平等，上市融资几乎只对国有企业开放，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只能依靠成本高昂的银行间接贷款。目前我国的利率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没有形成风险定价机制，国内上市公司通过制度缺陷获得了大量财富，而中小企业却成为制度的牺牲品。王景武（2005）从金融生态角度对区域性的低水平金融包容给出了解释，认为中央政府实施的有差别的金融制度安排最终造成了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进而使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扩大。他提出政府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改善中西部制度环境，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 19 ]。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还可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包容状况，促进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