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制度刍议

摘 要：交叉询问制度是源于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一项重要的询问证人方式，被喻为查明案件事实的“引擎”。我国在1996年第一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之时，庭审的模式发生了改变，逐渐改变了以前的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化。交叉询问制度的雏形初步建立起来。然而，与英美国家交叉询问制度运行相比，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使得我国交叉询问制度在运行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交叉询问；主询问：反询问；诱导询问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08-02

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l）是刑事诉讼庭审活动中对人证进行调查时所适用的一种方式和机制，它是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的一大突出特点，由控辩双方对出庭证人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复询问，来引导他们提供证言，一切有可能对判决产生影响的人证均须经过双方当事人的交叉询问以进行检验，且法官的采证与裁判行为必须受双方询问结果的制约，不得随意突破而妄自下判。交叉询问基于程序正义，依靠控辩双方的充分对抗和周密的技术性规则来检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美国著名的证据法学家约翰·威格摩尔就曾宣称交叉询问无疑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发现事实的最伟大的法律引擎”[1]。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引进了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因素，集中体现在交叉询问规则的确立方面。交叉询问规则总体上得到我国立法的肯定。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交叉询问制度的规定

我国的交叉询问规则在立法上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155条和第156条的规定中。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2条至146条还分别就询问的主体、对象、顺序和规则作了补充性规定。从以上的法条中可以将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的主要内容大致上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首先由当事人就案情进行自我陈述，然后由控辩双方对其进行询问。在必要的时候审判人员也可以发问。第二，在对当事人进行完法庭调查之后，首先由控诉方进行举证，然后由辩护方进行举证。第三，对证人和鉴定人的取证时，应当首先由审判人员核实其身份及与案件的关系，告知法律责任并让其在保证书上签字，从而保证其证言的真实性。然后，先由提供证人一方对其进行询问，然后经审判长许可再由对方询问。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第四，询问证人、鉴定人应当遵循一些特定的规则要求。如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的事实相关、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不得威胁证人、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等。第五，确立了异议制度。如审判长可以依职权制止控辩双方的发问内容与案件无关或发问方式不当的发问；控辩双方如果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方式不当，可以向审判长提出异议要求制止；审判长对控辩双方的异议请求应当作出支持或者驳回的裁决。

综上所述，我国在立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基本确立了交叉询问制度的总体框架。但是交叉询问制度这种舶来品在我国的适应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并需要与我国国情慢慢结合，眼下自然还有一定的缺陷。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交叉询问制度的规定的缺陷

（一）原有的审判模式限制了交叉询问的适用效力

近几十年的庭审制度改革，已经由原来的法官职权主义庭审方式转变为当事人主义的庭审方式。但是受我国原有审判模式的影响，交叉询问制度的引进，并未完全改变法官的地位，而是仍然强调了法官查明案情的责任，法官在庭审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法官可以询问证人，可以任意打断控辩双方的询问。加之我国不存在英美式陪审团制度，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并未很好地体现，因此交叉询问制度并未很好地在实践中得以运行。

（二）证人出庭率比较低

交叉询问的主要任务是对证人反复地询问，从而揭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因此证人出庭做证是交叉询问制度得以运行的基础。设想一下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那交叉询问制度就失去了其设立的意义。因此在英美等国家都确立了保证证人出庭做证的相关制度。例如，在英美证据法中规定对传闻证据原则上进行排除，因此当证人有能力出庭不出庭时，那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将要转化为传闻证据被排除，不具有证明力。因此，英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做证的制度及相关的补偿制度，从而促使证人出庭。而控辩双方为使自己的证据更为有力往往都会采取积极的方式保证证人的出庭。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但是，由于其没有配套的制度保障及人们的法律意识还不够强，证人不出庭已经常态化了。

（三）询问中的相关技术性规则不完善

我国的现有法律中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对交叉询问所要遵循的规则规定得比较笼统。例如：由于缺乏周密的证据规则，使诉讼双方的竞赛以及法官对出现程序争议的裁断缺乏规则和依据，容易损害程序公正甚至实体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图确立证人证言在法庭调查方式中所要求的证据规则，其第146条规定，询问（讯问）证人、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鉴定人“应当遵循以下规则：（1）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事实相关；（2）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3）不得威胁证人；（4）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我国的法律的相关规定虽然表面上看十分公正，但是它与交叉询问制度有着一定的矛盾。因为在英美交叉询问中只要符合一定的规则是可以进行诱导询问的。我国这种一刀切的绝对禁止的做法太过于简单化，不具有完全的科学性，因此，法条中虽然对交叉询问有所体现，但不能完全满叉询问运行的需要。

（四）与交叉询问制度相关的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交叉询问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很多障碍

在英美法系等国家除规定了交叉询问制度之外，还有一些配套制度保障交叉询问制度的运行。比如说，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开示制度是在庭审前如需控辩双方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控辩双方可以对彼此提出问题，交换各自的证据，集中争论焦点，从而控辩双方在庭审之前作好充分的准备，提高庭审的效率。但是因为我国对证据开示制度没有完善的规定，双方在庭审前不能作好充分准备，庭审时常常出现“突然袭击”，拖延了审判进行，降低了审判效率，间接地延长了羁押时间。除此之外，与交叉询问配套的制度在我国往往都规定得比较笼统，甚至是根本没有，以至于降低了交叉询问的可操作性，使交叉询问制度有如空中楼阁，流于形式。

三、我国交叉询问制度的改革构想

在交叉询问过程中，既要充分进行交叉询问以发现真实，同时又要注意程序的顺畅与效益，必免程序的过分拖延。交叉询问是质证活动的主要手段，询问方式是否科学、合理，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有必要确立一种当事人为主、法官为辅的混合制交叉询问制度。

（一）改革交叉询问规则

1.完善主询问规则

交叉询问由主询问开始，而且应由申请传唤该证人、鉴定人的控辩双方进行主询问。双方同时申请传唤的证人、鉴定人，其主询问顺序由双方合意决定，如果不能决定时，那么由法官决定。如果证人鉴定人是法院依职权传唤的，因为证明事项为何，法院最为清楚，因此应由法官先行询问，再由当事人询问，其询问的顺序可由法官决定。因为法官对相关待证事项已经进行询问，所以当事人所进行的主询问，其实仅具有补充的性质，在主询问中，禁止诱导询问。所谓有关诱导性问题，一般是指问题含有答案或问题中暗示应回答的答案。禁止诱导询问的理由在于，主询问的对象是由本方当事人所申请传唤，而主询问的目的又是建立有利于本方的事实，因此证人的属性往往是友性证人，其易于迎合主询问的问话而非真实的陈述：或屈服于询问者的诱导而有错误陈述的危险，因此主询问原则禁止提出诱导性问题[2]。

2.完善反询问规则

反询问的目的就是针对主询问所要确定的事实，以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问题进行询问，从而产生与主询问相对立的焦点。因此有必要对反询问划定一定的范围，使其争论的焦点比较集中。也正是由反询问设立的初衷所决定，在反询问中原则上容许询问者对受询问人实施诱导性询问。但是，但儿童作为证人时，由于其智力和理解能力的有限，如果在反询问时对儿童进行诱导询问，容易造成事实扭曲的结果，此时法官可以斟酌情形，对诱导询问加以限制或禁止。同时，诱导性询问在若干特殊情形下是不能使用的，对此英美交叉询问制度中规定有如下几种情况时，不得进行诱导性询问：当证人有明显的迎合询问者的倾向时；证人有屈从于询问者的危险时；容易使证人陷于错误的诱导询问。因此，对此类问题，询问者应将两个事实分开询问，不得结合在一起。

3.完善交叉询问异议规则

交叉询问制度有着严格的程序、范围和规则要求。当诉讼当事人一方的询问行为或法官的裁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立法应该设立当事人异议规则，即当事人认为相对方或法官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有权向法官提出异议，由法官审查被异议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法庭异议对于法庭审判的规范、高效运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因此，当事人的异议通常是启动法官审查程序的前提条件。法庭异议的理由通常是不合法，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以不适当为由提出异议。异议应当在可被异议行为或决定作出后及时提出。有权对异议作出裁判的只能是法官。法庭应当在异议提出后，及时对其进行审查和作出裁判，不得延误。控辩双方的异议一旦得到法官的支持，将导致被异议的行为或决定被撤销或变更。为了保证审判的便捷和效率，对法庭异议作出的裁定一般不得表示不服。只有对一些严重违法的行为，才能在法院的终局性裁判作出后，以程序违法为由提起上诉或抗诉。

（二）建立新型诉讼制度

1.增设公诉审查程序

在后建立公诉审查程序，适用于除简易程序以外的刑事案件，设计该程序的核心旨意是保护被告人防止无谓审判的权利，该程序在被告人提出异议的情形下启动，同时为了防止过多地耗费诉讼资源，冲淡庭审中心地位，程序的进行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同时赋予辩方以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为防止公诉审查程序造成法官的庭前预断，实行公诉审查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制度。公诉审查法官书面审查的主要依据是全案卷宗，达到标准的案件，裁定交付审判；反之即裁定驳回，驳回者不得再行，但发现新证据的情形除外。一旦经过公诉审查法官裁决交付审判，案件将移交给审判法官，但卷宗回送给检察机关，审判法官在审判前所能接触到的仅仅是不包含任何证据的书[4]。如果将交叉询问定位为一种属于是以当事人为主的模式时，交叉询问程序一旦沦为以法官的询问模式为主的运作情形，那将与未实施交叉询问并无不同。因此，法官不得未审前先阅卷，审判时再代替检察官纠问被告，而检察官在卷宗无疑问下，需要携带相关卷宗在法庭中负实质的举证责任。只有法官和检察官能各司其职，交叉询问的活动才会易于落实。

2.增设证据开示机制

法院进行公诉审查程序主要是通过对控方卷宗的审查进行的，但公诉审查程序中，并没有赋予辩方以阅卷权，主要理由是考虑到公诉审查程序是一种辩方自行选择进行的程序。而且证据开示进行的前提应当是审判将要进行，在公诉审查程序中，案件是否交付审判尚待审查确定，可以说进行证据开示的时机尚未成熟。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的卷宗移送方式虽然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但笔者认为，中国刑事诉讼改革坚持吸收对抗制合理因素的大方向是可行的，对抗制诉讼模式所具有的对被追诉者人权的保护、对被追诉者诉讼主体地位的正确认识，对诉讼民主价值的体现使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1996年的改革方向。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改革进程的加快，辩方的取证能力将逐渐加大，要求辩方向控方开示相应的证据是符合控辩平衡的要求的，由单项开示走向双向开示也是各国证据开示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限制法官先入为主、庭审走过场仍旧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所在，因此我国必须选择证据开示机制[5]。

3.增设证人强制出庭做证制度

由于证人是否出庭以及出庭率的高低问题直接影响着交叉询问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应当明确我国的证人出庭作义务。目前我国对此的规定仅仅是在法条中规定证人有出庭做证的义务，但对于是否出庭没有相应的强制措施，也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保障证人出庭。因此我们应在大力进行法律宣传，提高其法律意识之外，大力从制度着手，制定相应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措施，同时加强对证人及其家人的保护，减少其后顾之忧。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鼓励其出庭做证。

参考文献：

[1]许兰亭.试论交叉询问艺术——兼谈刑辩律师的基本功[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2）：97-102.

[2]刘立霞.交叉询问规则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3，（1）：12-16.

[3]樊崇义，陈永生.交叉询问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完善[J].中国律师，2005，（12）：50-52.

[4]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陈卫东.模范刑事诉讼汝典[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