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两次结合”的历史条件及经验启示

摘 要：总结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取得革命、建设与改革辉煌成就的艰辛历程，其根本原因在于成功地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两次结合。两次结合是在一定的理论准备、实践基础和直接推力作用下实现的。两次结合的历史进程给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历史条件；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6-0080-04

总结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经验，最宝贵的就是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两次结合”。也正是“两次结合”才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来看，以“两次结合”为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具有可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第一次结合的历史条件

2002年4月15日同志在纪念谭震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明确地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高度概括为“井冈山道路”。这一概括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蕴，即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动态性、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过程中，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堪称是结合的起点，这是在一系列的理论准备、实践基础和直接推力作用下而促成的。

1.理论准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和思考为第一次结合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思考的理论问题。早在党成立之前，等人就主张从中国的“实境”出发、实际社会“根本解决”的思想。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著作中系统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5我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曾说：“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2]32邓中夏认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步骤、手段、方法。”[3]54恽代英则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4]480而曾是党内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也说过：“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5]310大革命时期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著作，分析了在民主革命中依靠力量、革命对象等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些光辉的巨著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做出了艰辛的探索，集中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科学理论著作，其中包括《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着重阐述了红色政权理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及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内容，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精神，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探析国情、指导革命的这些伟大思想，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2.实践基础：党成立后至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为第一次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党成立之初对于道路选择问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态度。早期工人武装运动几度遭到挫折，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也趋于失败，1927年后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广大乡村做了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实践证明，特殊国情决定我国革命道路不可能照搬照抄他国的模式，唯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道，独创性地解决革命的道路问题。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6]47教条主义态度导致异常残酷的现实，日益突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初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井冈山开创了新的斗争局面，有“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是“星星之火”能够发展成为燎原之势的前提。指出：“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7]正是在充分吸取早期革命斗争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教训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十月革命道路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这一过程贯穿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正确认识所作的艰辛探索，符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路线，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的实践反映。

3.直接推力：教条主义危害的深刻教训以及等人的创新探索。十月革命道路即“俄国人的路”虽然给中国指明了通过革命取得无产阶级的途径，但幼年的党缺乏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缺乏科学的认识，从而使思想禁锢在“俄国人的具体道路”之中，即被“城市中心论”束缚。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几度曲折。随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从十月革命道路模式中解放出来，在其领导地位上改变了被动地位，彰显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主体性，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改变共产国际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决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8]800教条主义的盛行带来严重危害，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却给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指明了方向，证明了“城市中心论”的俄国革命经验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遭到彻底挫败，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伟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些严重的挫败中吸取教训，通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带领人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为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

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由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就已提出，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因素，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才真正实现了第二次结合。

1.理论铺垫：建国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第二次结合作了积极的理论探索。随着战后初期的经济复苏，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日渐暴露，但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奋斗的历程，先后发表了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苏共二十大后的1956年4月初，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创造，现在更要努力找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9]302这告诉我们，党在那时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没有最终实现第二次结合，但为后来成功实现结合作了理论准备。另外的《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著作；刘少奇提出的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整顿工业企业、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等论点都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2.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为第二次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自苏共二十大起，中苏两党出现分歧，之后两国关系逐渐恶化。这从客观上增强了我党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此强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的建设过程为第二次结合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主要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的完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经济上，工农业生产在动荡中曲折发展，最终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些成果的取得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正面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和“化”运动、“”的挫折则从反面提供了实践经验教训的借鉴。由于从“本本”和个人意志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使得1957年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发生了偏离，并最终酿成了“”的惨剧，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吸取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实践环节上作了重要准备。

3.直接推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邓小平等人的创新探索。针对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指出，和平因素增长超出战争因素增长，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时代主题的转变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带来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必须把以“建设”为主题的思想从以“革命”为主题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被粉碎后，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与邓力群、王震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适时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两个凡是”思想被冲破，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思想理论准备，这必然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起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10]一定程度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从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历史进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成功结合的重要标志。

三、“两次结合”的经验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理论工具”。而在此历史进程中，对“两次结合”经验的积极总结给予我们当前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深刻的启示。

1.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本质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228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照搬照抄本本教条、因循守旧无益于我们事业的成功，唯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才具有科学的理论和实际价值。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两次成功结合，正是不同时代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品质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是我们事业能够不断推向胜利的重要经验。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强调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入理解，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品质，以此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更富有强大生命力。

2.科学把握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科学把握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要求和实现基础，也是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客观要求。民主革命时期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66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结合都在于科学把握了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是等人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基础之上实现的；同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为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上，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密切观察国情和世情的演变，正如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0]

3.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任何科学的理论，都不是先验的，都是随着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人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两次结合都是在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实现的。党成立后经历了多次胜利和失败的交替，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鲜经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促成了思想的产生；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兴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深刻启示告诫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充分吸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开拓美好未来。

4.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创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前者是对“俄国人的路”即“城市中心论”的一种反叛，而后者则是对“苏联模式”的间接批判。两条道路的开辟都体现了“走自己的道路”这一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唯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达到了总体性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井冈山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两次结合。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直接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1301984 年又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14]95深刻揭示了“走自己的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5.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两次结合”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直接相关，都把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理论前提。井冈山道路实现了第一次结合，是在对中国具体国情这一客观实际研究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而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从“城市中心论”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反对教条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本本”中解放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思想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2011年强调：“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15]启示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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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R].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