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剪纸源流考

一、剪纸问世之前

剪纸是基于有无相生、虚实相成原理形成的平面造型艺术。在剪纸尚未产生的年代，自然界的事物向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适宜于剪纸表现的形象：形状各异的树叶、花草、玲珑剔透的雪花，以及山川景物的剪影，都促进了人对造型艺术的思考。一旦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原理被识知，运用这一原理反映生活的艺术创作必将成为可能。

运用平面材料通过切削、镂刻等手段塑造形象的活动就是虚实相成原理的具体实践。较早的记载见诸《吕氏春秋》：“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日：‘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史记·晋世家》亦记此事：“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叔虞，曰：‘以此封若。这件事广传后世，屡被征引，最终以“剪桐”作为‘分封”的代称。梁代沈约有诗曰：“微叶虽可贱，一剪或成圭。”唐代王勃也说：“剪桐疏爵，分茅建社。”皆以此事为典故。

成王即周成王，叔虞是武王之子，叔虞受封，乃西周之事。不过，当时如何将桐叶做成圭形，所记未详。《吕氏春秋》作“援”，《史记》作“削”，直至沈约才作“剪”。此后则一律作“剪桐”或“剪梧”。将“援”引申为“剪”有武断之嫌，但是，无论如何，将树叶仿圭成形的举动，确实也是近乎剪纸的造型艺术了。至今，民间仍有“撕纸”一项，作为剪纸的品种而存在。因此，若说西周时已经出现了剪纸的雏形，也不为无据。

“剪桐”的实物不可能见到了，但是，人们发现了不少以镂雕手法制作的工艺品。距今约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件玉雕作品，其中有一件“玉冠状饰物”最为珍贵。该物1986年出自浙江省余杭县遗址，高5.2厘米，仅0.3厘米厚口。外轮廓复杂而规整，通体镂空45处，在虚实互补、虚实相应的作用下，神面的形象得以完成。作品充分反映了作者对虚实关系的运用和对镂雕技艺的掌握。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中期弓鱼伯墓出土了一大一小2件青玉鹿，皆为片状，造型的完成全靠轮廓线，情同剪影。1950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的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了3件镂花银饰片。这3件饰片的花纹、质料、形状、大小完全相同，每片外长19厘米，内长9.1厘米，中间的镂花纹饰回旋蟠曲，舒卷流畅，形制极似剪纸。

与剪纸相类的古代实物绝不止上述几件，除玉器、金银器之外，尚有皮革、竹木等多种材料，都运用了镂空、削刻技术，并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后世著名的品种，其共同特点则是实现了虚实相应、虚实互补的设计。倘若这种设计与技术被用于纸张，那么，剪纸就诞生了。

二、汉代的剪彩为幡

汉代在剪纸史上的主要成就是用丝织品制成春幡。这种春幡的出现，有赖于节令风俗的流行时尚——立春时节的活动。古人对立春的重视从商代就开始了。《尔雅》上说：“春为青阳，谓万物生也。”沿革至汉，朝野上下都在立春日举行迎接春神“句芒”的典礼。汉《郊祀志》有：“迎春祭青帝句芒，青车旗服，歌为阳，舞云翅，立春幡。百官衣皆青，郡国县官，下至令史，服青帻。”所谓“句芒”原指主管树木的官员，后引申为木神和青神，又称“青帝”。立春祭青帝，以祈祝全年农业丰隆，意在劝农。祭春活动的重要内容是“立春幡”“服青帻”。“幡者，帛幅下垂之旗也”。汉代的春幡多为青色，《后汉书·礼仪志》说：“立春之日…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这里的立青幡与衣青服皆指政府行为，官方意识很强。民间则通行用各色丝织品剪刻成小幡戴在头上，是对春神的祈祝，也是对政府号召的呼应，形式上则是大型“青幡”的延伸，后世则称其为“剪彩为幡”。“彩”是对多种丝织品的统称，包括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各种纺织品。王符在《潜夫论》中一再主张“变风易俗”，激烈地反对“浮侈”，批评了多种奢糜风尚，其中也包括“剪彩”一项，并将其归入“宜禁”之列。他说：“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彀，缝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这里所说的“刻画好缯”、“裁切绮彀”皆指剪刻各种丝织品；“令广分寸”则透露了小幡的尺寸；“缝铁成幡”则说除剪、刻之外，尚需缝纫、联缀等工艺才能最后完成小幡；而“用功千倍”又证实了制作工艺的繁复与精细。汉代的丝织品在用于书写或绘画时，又被称作“纸”。《后汉书·蔡伦传》上说：“用缣帛者谓之纸。”《晋书》中也说：“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即名幡纸。”汉代的丝织品在特定的使用环境中即被称作“纸”，在造纸技术尚未普及的时期，“剪彩”已近于剪纸。汉代于立春日剪彩为幡的习俗，开创了春幡的先河，为晋唐以至于宋所承继，成为中国古俗中的著名事项，民俗对剪刻工艺的促进作用，尤其不可低估。

在研究古代剪纸的论文中，屡见“汉武帝影像会夫人”之事，通常将此事作为剪纸的起源而被征引，虽大家亦不能免。其实，此事疑讹。今查，较早的记述共有三处：第一处见于《史记·封禅书》：“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第二处见于《汉书》：“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第三处见于晋代干宝《搜神记》。《搜神记》文句几与《汉书》同，早有前人疑为“抄自《汉书》”，不堪重引。两处所记大同小异，虽夫人姓氏或王或李，但其所言一事无疑。重要的是，两处所记均未言明这个帷帐中的影像是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艺实现的。有可能用纸、用丝织品或其他材料剪刻成影像；但是，更有可能由真人化妆投影，这个影像不是还会“还幄坐而步”吗?那么，为什么会将此事与剪纸搅在一起呢?毛病可能出在对宋代文献的误解上。宋代高承《事物纪原》曾说：“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一”后人以为影戏与剪纸关联甚密，故辗转附会，以讹传讹，最终差点弄假成真。

三、两晋的人胜与北朝的剪纸

两晋时期，承汉遗风，不废汉俗，仍于立春日剪彩为幡。宗懔《荆楚岁时记》说：“玄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亲朋会宴，啖春饼、生菜，帖‘宜春’二字。或错缉为幡胜，谓之春幡。”这里的“剪彩为燕”传诸后世，至唐则称“春燕”。贴“宜春”二字，未必是剪纸，书“宜春”而贴之的可能性更大。除剪春燕、春幡之外，还剪制各色花朵。晋《新野君别传》说：“家以剪花为业，染绢为芙蓉，捻蜡为菱藕，剪梅若生。”当为时令好尚使然。

两晋时期的新动向在于“人日”增添了“剪彩为人”的事项，这是剪纸史上的重要史实。《荆楚岁时记》上说：“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置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人日”之俗汉以前未见，抑或有之而不普遍。《北史》中方见诠释：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一般研究者均认为：人日是招魂或祭祖的节令，源于原始巫术，其形成基础当是信仰观念。这一天，民间剪彩为人形或镂金箔为人，佩戴在头上或贴在屏风上，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人胜”。人胜的出现，不能排除汉代“剪彩为幡”的影响。将人胜贴在屏风上的行为，开创了将剪纸用于居室装饰的先河，对于后世民间盛行的窗花、炕围子花、顶棚花等装饰性剪纸意义非凡。

已发现的最早剪纸实物都是高昌古国作品，相当于南北朝梁武帝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这些剪纸于1960年和1967年两次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其中有4件作品至关重要：一件是“对马团花”，同出的文书纪年为高昌章和十一年(公元541年)；另一件是“对猴团花”，同出文物纪年为高昌和平元年(公元551年)；另外2件是“形团花剪纸”，同出文物纪年为高昌延昌七年(公元567年)”。

“对马团花剪纸”仅存3马，复原后可知系6对1 2马，复原直径约25厘米，中间为正六角形，将一张纸四折后剪刻而成。最早命名为“对马”，在收入《中国美术全集》时，改称“六边形对鹿”，后引者则或鹿或马、甚或为羊，莫衷一是。就其形象而论，作马较确切。视其为鹿的依据，大约在于居中者有一只向后卷曲的“角”。细品其形，这也许不是角，而是耳与锯齿状花边连接后的残存。即使视其为角，位置亦过于靠前，违背总体形象。若视其为耳，则两耳，一耳与边饰连，无角，即马。

“对猴团花剪纸”，复原后当是8对16猴，围作一周，各对猴子均回首相顾，极为生动。中心是八角星结构，复原直径约26厘米。两件“形团花剪纸”均以八瓣花为中心，外延扩展为16瓣圆形花朵，极似。两件尺寸相同，直径25厘米。

纵观上述4幅剪纸，其共同特点有三：首先，将纸折叠后剪成的图形，存在着一定随意性，终极效果尚有一定偶然性。其次，这些剪纸都是殉葬品，当是慰藉亡灵的财富象征，与“对马剪纸”同出的十余个剪纸“银锭”、“方胜”可以为证。最后，这些剪纸虽然是今日所见最早的剪纸，却不是剪纸的初创，在此之前当有更早的创作。另外，这里的剪刻工艺绝不可能单为制作殉葬品而独设，当是日常生活中剪纸工艺的反映。所以，南北朝时期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剪纸一定兴隆。

四、唐代的春胜与装饰剪纸

唐代剪纸有四事可考：一是剪纸已广泛用于岁时节、室内装饰和丧葬习俗等诸多生活事项之中；二是剪刻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作品已相当精湛；三是剪刻所用的材料愈见丰富，包括纸张、金箔和丝织品等；四是出现了“剪纸”一词。

继前代遗风，“人日”剪刻人形之俗依然盛行，名为“人胜”。温庭筠《菩萨蛮》词有句曰：“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李商隐的《人日诗》更为精绝：“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记晋风。”这些诗句不仅反映了剪彩为人胜的实际情景，而且透露了继承魏晋遗风的自觉意识。令人振奋的是，“镂金作胜”“剪彩为人’的实物竟然得以流传，今人亦可得见。这就是收藏在日本正仓院的两枚唐代剪纸。傅芸子在《正仓院考古记》中对此描述甚详，兹抄录如下：

据齐衡三年(公元856年)《杂财物实录》称：“入胜二枚，一枚有金箔字十六，一枚押彩绘形等，缘边有金箔裁物，纳斑阑箱一合，天平宝字元年闰八月二十四献物。”今品则以二残片粘合为一者。一片系于浅碧罗上，粘有金箔剪成十六字云：“令节佳辰，福庆惟新，变(当为燮字之误)和万载，寿保千春。”《杂财物实录》所称有金箔字者即此。今金箔诸字黝黑，罗色亦暗矣。又_片较大约四分之三，粘于其下，边缘图案以金箔剪成，上粘红罗之花叶，缘内左下端有彩绘剪成之竹林，一小儿戏犬其下，金箔边缘及彩绘人物色彩如新，犬形已残耳。此当即《实录》后称之物。

日本天平宝字元年，相当我国唐代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虽然这两件作品缘何“献物”于日本不能悉详，但作为中国唐代遗物已确凿无疑。《杂财物实录》所称“人胜二枚”，有欠斟酌，实则应为“人胜一枚、春胜一枚”。彩绘人物这一枚是人胜，其中一小儿戏犬竹下，是为“剪彩为人”之属。边缘金箔镂刻成网状花纹极似唐草，曲卷舒伸，疏朗得度，刀法精准，致密凝练。虽有部分残损，仍不失精品气度。就其形制而论，绝似今日广东佛山剪纸，正所谓“铜衬料”作法。其中的小儿、竹林与小狗当是剪素绢为之，复加彩绘而成，这与当今“勾绘剪纸”又极其相类。可知唐代剪刻工艺与我们现在的剪刻工艺已经庶几近之了。

金箔镂作16字这一枚，既无人物，亦未作人形，断为人胜，有失草率。就内容而论，无疑是节日祝辞，寓意吉祥、口吻喜庆，又有“佳节”、“千春”之语，该是立春所作无疑，定名“春胜”也许更确实。总之，保存在日本正仓院的作品，一为春胜，一为人胜。

隋唐之际立春剪彩迎春事，又见于杜台卿《玉烛宝典》：“俗间悉剪彩为燕子，置之檐楹，亦戴，帖‘宜春’之字。”这与晋时流行的“剪彩为燕以戴之”乃一脉相承。开元吏部尚书崔日用《立春游苑迎春应制诗》有旬云：“瑶筐彩燕先呈瑞，金缕晨鸡未学鸣。”太和进士李远也有《立春日诗》说：“钗斜穿彩燕，罗薄剪春出，巧着金刀力，寒侵玉指风。”除燕之外，唐人诗词、文句中所反映的剪彩题材尚有：春幡、春胜、春钱、春蝶、春虫、绶鸟、鸡、凤等8种。

剪彩迎春之俗，在宫廷内部亦颇兴盛，景龙年间，唐中宗首创于立春日赐群臣彩花之举。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初八立春，中宗皇帝命侍臣自芳林门经苑东至望春宫迎春，并出剪彩花，人赐一枚，又命学士赋诗吟咏此举。自汉以来，历代君王皆视立春为大典，立春幡、祭青帝、鞭土牛、造华胜，各种活动层出不穷，而所有侍臣人赐一枚剪彩花的做法，却前所未有。这件事载入史册后，即成后世师表，为历代君王所效法，几成定例。

中宗朝侍臣、学士奉诏赋诗者极多，尽管这类应制诗多奉迎溢美之辞，然也偶有佳作，宋之问《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诗》中的两句：“今年春色好，应为剪刀催。”即成千古名句。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献中已出现了“剪纸”一词。杜甫在安史之乱际，避乱走彭衙，受到故友接待，赋诗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这里“剪纸”一词的出现，用作动词，与今日将剪纸用作名词有别，但毕竟是最早的例证。剪纸工艺正在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艺术品类。

唐代用于室内装饰的剪纸实物也找到了，这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被发现的“装饰纸花”，共6件，与唐代文书同出，现存大英博物馆。6件剪纸均呈正方形，图案骨骼为四角对称式，大小在9-13.5厘米之间。做法是先用各色彩纸剪成逐层收缩的花形，然后重叠粘贴在一起，构成花朵，最多者达9层。又有重叠后施加彩绘者。同类纸花亦见于敦煌其他洞窟的墙壁与天花板，证明其作用是装饰室内环境。

上文所说南北朝时期有剪纸殉葬的做法，在唐代依旧流行。此法既可尽祭奠之仪，又可俭浮侈之奢。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以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矣。”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先后发掘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的唐代古墓三十余座，出土纸钱、纸鞋、纸腰带、纸冠等纸制工艺品多件，与封氏所记吻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人形剪纸”。这幅剪纸用浅色纸剪成，无彩绘，表现7个直立并肩的人形，每人中部均有一处三角形镂空。联系杜甫《彭衙行》中“剪纸招我魂”而论，唐代当有剪纸招魂习俗，这幅人形剪纸，当是物证。

又参照《荆楚岁时记》所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等事而论，这幅人形剪纸恰合七数，一向定名为“招魂人胜”论而有了根据，但是，应该如何观看这幅剪纸，似可商榷。此物1964年出土时，未能及时发表，直至1973年方首次在《文物》上刊出照片，采用了“方头”朝上、“两足”朝下的形式。此后，《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及《中华民族博览》等书刊在征引此图时，一律因袭此式。但仔细揣摩，似有可疑。主要疑点在于：人形头面方齐，体态难辨，造型跷蹊有悖常理。如果试倒转180度看，7人并肩而立，每人发式相同，发角分开左右向，双手拢抱胸前，下身直袍垂地。此时方见合理、生动。若此式成立，以后征引当一律正之。五、宋代的剪纸艺人与剪纸纹样

宋代剪纸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成就：一是仍沿汉唐遗制，于立春剪春幡，并拓展到元旦，出现了“年幡”。二是出现了专以剪纸为业的手工艺者。三是出现了审美价值突出的观赏性剪纸。

元旦，北宋时已称“新年”。民间多用青纸或青绢剪制小幡，卜几个联在一起，戴在头上，俗称“年幡”。高承《事物纪原》说：“或于岁旦刻青缯为小幡样，重累凡十余，相连缀以簪之，此亦汉之遗事也。俗间因又日年幡。”还有一种可以贴在门楣上的大幡，如《皇朝岁时杂记》所说：“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戴之，或贴于门楣。”这种青幡与汉时立春日剪春幡之事一脉相承，高承也认识到这一史实，所以才说：“此亦汉之遗事也。”宋室南迁之后，此俗仍沿不辍。

宋代立春仍延续汉唐礼俗，剪彩为春幡。《事物纪原》描述春幡较详：‘冷世或剪彩错缉为幡胜，虽朝廷之制，亦镂金银或缯绢为之，戴于首。亦因此相承设之。”旺”《东京梦华录》说：“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南宋立春依然如此。《梦梁录》上说：“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武林旧事》也说，立春前一日，“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又说：“是日赐百官春幡胜，宰执亲王以金，余以金裹银及罗帛为之，系文思院造进，各垂于幞头之左入谢。”从以上记述不难看出，宋时的春幡、春胜仍以剪刻丝织品为之，是“剪彩”遗风。宫廷赐百官的春幡甚至有用金银打造者，从工艺材料角度来看，已离剪纸相去愈远，但是，又证明了朝廷对民俗节令事项的认同与尊崇，无疑对民俗将产生激励作用。

北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剪纸艺术创作的手工艺者。《东京梦华录》上说：“东角楼街巷，瓦子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瓦子，又称瓦市、瓦舍。吴自牧《梦梁录》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东京汴梁瓦子极多，是从事商业活动而兼有娱乐功能的市井。瓦市中有说书、说经、小说、相扑、覆射、杂班、驯鸟、影戏、踢弄、装神鬼、舞番乐、水傀儡、谈诨话等多种表演项目。重要的是，瓦子中还有一项“剃剪纸”。“剃”与“剔”通，含“剪除”或“刻除”之意。现在北方农村的剪纸艺人也常用“剔花”、“剔纸花”形容剪纸。瓦市中的“剃剪纸”无疑与其他项目一样，现场制作、即时出售、边剪边卖，兼具表演功能。至于剃刻剪纸的内容及形制，则可参见周密在《志雅堂杂钞》中的描述：“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二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此处共记述了3位剪纸艺人：一是“剪诸色花样者”，二是俞敬之，三是“少年”，3位艺人所剪内容各有所长。“剪诸色花样”即剪刺绣粉本，俗称“绣花样子”。至今，民间仍然采用剪纸做底样，将花样贴在待绣底料上，绣做时沿纸边下针，形成边线挺括齐整、绣线高凸平滑的效果。俞敬之又作“余承之”，这是剪纸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民间艺人，他专门剪刻诸家书字，即名家的书法作品，自此开创了具有单纯审美意义的剪纸观赏品。已见诸文献的用纸剪字的艺人并非俞敬之_人，《诚斋集》中有一首“赠剪字吴道人”，序云：“道人取义山《经年别远公诗》用青纸剪字作米元章字体，逼真。”诗云：“宝晋云烟杂海涛，玉溪花月写。一生不倩毛锥子，只倩并州快剪刀。”此法至今盛行民间，尤以河北丰宁的剪纸文字最为优秀，宋代俞敬之、吴道人当为始祖。“少年”剪纸艺人独具默写之能，即“盲剪”。能在袖中摸索，“剪字及花朵之类”。宋代剪纸技艺之精湛可见一斑。

这些技艺精湛的剪纸实物，现在已很难见到了。可幸的是宋代陶瓷作品上保留了剪纸纹样，这就是吉州窑的玳瑁釉茶碗上的剪纸纹。江西吉州永和窑的匠师们成功地把剪纸移植到陶瓷上，创造了新型的陶瓷装饰方法。先把剪纸贴在沾了黑釉的陶胎上，再喷洒一层竹灰，即黄赭釉，然后揭掉剪纸。烧造后，即呈现出黑色的剪纸纹样，又叫“剪纸漏花”。从已经发现的黑釉瓷器中可以知道，剪纸纹多见于黑釉茶碗的内壁。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单独纹样型。碗内只一幅剪纸，或花朵或文字，位置不固定。二是复合纹样型，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剪纸纹样，均匀布置在碗内。有一只黑釉玳瑁盏中置“二龙腾挪纹”，一龙阴纹，一龙阳纹，两相对应极为生动。还有一只黑釉盏内分布了3个适合纹样，每个纹样的外形均作双钩四合如意，内饰吉祥文字，三者分别为“长命富贵”“福寿康宁”“金玉满堂”。类似的布局尚有团凤纹、双凤串花纹、梅鹊鸳鸯纹等。三是满地撒花型，口沿饰一道花边，内壁散布若干相同的剪纸花朵，最多者可达15之数。这些剪纸纹样几乎与今日各地的剪纸窗花如出一辙，显示着宋代剪纸的高度成就。

六、元明两代剪纸的新用途

元代剪纸史料较少，仅见二事可记，一是扫晴娘，二是走马灯。扫晴娘，用纸剪作手持扫帚的妇人形象，悬挂在树间或屋檐下，民间相信以此能够扫除阴云，停止下雨。久雨不晴时，多有此作。清代汪汲《事物原会》中称：“元初，泽州李俊民咏扫晴娘诗云‘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摇手’。扫晴娘之名，始见于此。”若此说无讹，扫晴娘创始于元初。

走马灯最迟起源于宋代，宋人《观灯图》中已见走马灯，但不能确定那时使用了剪纸。元代谢崇可《走马灯诗》写得较为精详，连表现的内容都明晰可证，诗曰：“飙轮拥骑驾炎静，飞绕人间不夜城。风鬣追星来有影，霜蹄逐电去无声。秦军夜溃成阳城，吴炬宵驰赤壁兵。更忆雕鞍少年时，章台踏碎月华明。”研究者多认为这里所述走马灯中的人物即为彩纸剪成，粘贴在走马灯中央立柱上，旋转时，在灯面上投影，形成人马奔跑之状，正所谓“风鬣追星来有影”。这里表现的故事则是楚汉之争和火烧赤壁。

明代，扫晴娘依然盛行。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有这种民俗剪纸：“雨久，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笤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日‘扫晴娘’。”虽然还是用纸剪成，但比元代复杂了。衣服用红绿纸另剪粘贴，笤帚则不是剪纸，而是近于真实的小帚了。

明代还出现了_一种用剪纸做成的节令风物“闹嚷嚷”，也叫“闹蛾”。用乌金纸剪作蝴蝶、草虫，插戴头鬓，在春节期间大量应用。明代沈榜《宛署杂记))称：“以乌金纸为飞鹅、蝴蝶、蚂蚱之形，大如掌，小如钱，呼日‘闹嚷嚷’。大小男女，各戴一枝于首中，贵人有插满头者。《荆楚岁时记》云：人日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即此意也。”这种节令风物以头饰的形式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不仅盛行民间，还被引入宫廷。刘若愚《明宫史》称：“自岁暮正旦，成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咸簪于首，以应节景。”

明代剪纸又被广泛应用于制作花灯，元宵节期间，花灯品类极为繁盛，其中出现很多以剪纸为装饰的灯品。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外此又有五色蜡纸菩提叶者，若沙戏影灯，人物旋转如飞。又深闺巧娃，剪纸为灯，尤为精妙。有以绢灯剪为诗词，时寓讥诮，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

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也是花灯的收藏家、鉴赏家，其家藏花灯甚多，号为“世美堂灯”，张岱的好友夏尔金是一位制灯的高手，善于“剪彩为花”制成纱灯。《陶庵梦忆》中说：“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彩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更用粗铁线界画规矩，匠意出样，剔纱为蜀锦(曼皮)，其界地鲜艳出人。耳金岁供镇神，必造灯一盏，灯后，余每以善价购之。余一小侯善收藏，虽纸灯亦十年不得坏，故灯日富。又从南京得赵士元夹纱屏及灯带数副，皆属鬼工，决非人力。”

七、清代剪纸拾遗

入清以近，记述民间剪纸的史料渐多，不仅证明关注剪纸、记录剪纸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证明了清代剪纸的发达进步。功用最为显著、流行最为广泛的是挂签和千张。

挂签是垂悬于门楣之下的装饰品，长方形，5张为一堂，剪刻出吉祥用赞语，用以祈福。上端贴在门楣上，下面大部自由垂悬，空气流动时，会出现摆动，其渲染气氛、装点环境的功能十分显著。已知挂签在清代有很多名称，计有欢乐纸、欢乐封、欢乐图、过门笺、门彩、彩牒、斋牒、门牒、挂千、挂钱等10种之多。“挂签”则是今人通用的名称。

清代挂签根据用途可分为三种：第一种用于一般民众居家的装饰；第二种用于街市店铺；第三种用于庙宇佛前。三种形式略有不同，正如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所言：“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世家大族鲜用之者。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者，日小挂千，乃市肆所用也。”挂签不仅流行于北京，各地均有分布，顾铁卿在《清嘉录》里记述了杭州的挂签：“门厅之楣或贴欢乐图，皆货自杭郡，以五纸为一堂，剪楮堆绢，为人物故事，皆取谶于欢乐，以迎祥祉。”

千张也作“阡张”，就是成叠的纸钱，用于祭祀祖先、神佛或丧葬扫墓。纸钱唐代已有之。清代阡张证明自唐以来，纸钱一直久传不衰。清代纸钱分祀神与祭墓两种，祀神用黄纸，祭墓用白纸作大纸钱。福格《听雨丛谈》称：“纸钱，京师祀神，用黄纸凿成钱象，以代焚帛。祭墓则用白纸凿成大钱，径三四寸，以代冥器，若祀庙则否。”阡张之名起于明代，沈榜《宛署杂记》称：“烧阡张，各家祖先，俱用三牲熟食。货草纸细剪为阡张，供其前，俟三日后，焚而彻之。惟佛前则供用果麦。阡张至元宵罢，乃焚。”入清以后，继续沿用此名，祀神、祭墓以外，阡张还用于“解天饷”。《清嘉录》记录了民间解天饷的盛况。其主要内容是收纳阡张，凡境内居民，每户均须献纳阡张若干副，以此象征钱粮，待齐集后，在玉皇大帝殿前焚化，以祈福祗。

清代的民俗剪纸还有端午节的彩葫芦和重阳节的花糕旗。《燕京岁时记》说：“又端阳节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泻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

《帝京岁时纪胜》也说：“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这种习俗，至今仍有传承，各地农家在端午节前粘贴剪纸葫芦于门户，因此在民俗剪纸中衍生了形态不同、寓意丰富的各种葫芦。

花糕旗是用于装饰糕点的剪纸小旗。《帝京岁时纪胜》中说：“京师重阳节花糕极盛。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累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彩色旗以为标帜。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花糕旗不仅被用于重阳花糕，还用于“太阳糕”。二月初一，用米面做团饼，5枚一层，顶上作小公鸡，称“太阳糕”，用以祭日，也插剪纸小旗。又有做寿用的寿礼、婚嫁时用的糕点以及祭祀时用的面点，都要安插剪纸小旗，统称之为“花糕旗”。

民俗剪纸用于婚丧嫁娶的实例很多，宫廷中也同样盛行。现存北京故宫交泰殿东侧走廊的顶棚上，至今仍存留清代皇帝大婚时粘贴的“顶棚花”。中央一枚大团花，四隅4枚角花，均以“龙凤呈祥”为主题，一龙一凤腾挪于祥云之上。当年是红底黑花，复加白粉勾描。初创时一定华丽喜庆。现在虽然褪色，仍不失为珍贵的清代剪纸资料。

剪纸的绣花样子也始于清代。绣花样子是刺绣的粉本，专业术语叫“勾稿”，俗称“花样子”。先用薄纸剪刻成各式纹样，贴在底料上，依样绣花，刺绣完成时，纸样子完全被绣线覆盖，再也拿不出来了。因此，剪纸绣花样子是一次性的刺绣粉本。《红楼梦》里曾记述了农村女孩“铰”花样子的事：“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便拣了一朵牡丹花样子的笑道：‘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儿们，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这里所说的“最巧的姐儿们”正是农村剪花样子的少女。可知在清代早期，剪纸绣花样子已经非常普及。

清代剪绣花样子的艺人留下姓名的较少，有张石女，值得一记。《保定府志》称：“石女，张蔡公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奁，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所谓“剪制香奁”当是纸糊的首饰盒或化妆盒，表面贴有绝巧夺目的剪纸，现在农村仍有传承。

清代剪纸的重要成就还体现在各地民间剪纸的逐步成熟，各自形成了稳定的风格。山东高密、陕西凤翔、河北蔚县、河南淮阳、湖北鄂州、安徽阜阳、浙江金华、福建漳州、黑龙江海伦等各地著名剪纸之乡，皆于清代确定了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