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危中之机

股市节节下挫的大盘指数，似乎并不让广州人特别揪心。

到各个楼宇街巷转一转，通常的情况是，人们一方面承认市道越来越艰难，不会像以前那样，找几个侨胞，垄断一条销售线，就可以赚取“地区差价了”；另一方面，大家却也在千方百计忙着寻找各种市场的空隙。“特别能战斗”的羊城人坚信，宏观现象并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

有市场就会有波动，就像有空气就会有风一样。这道理，最早迎来改革开放的广州人早就明白。

“让手里的钱韬光养晦”

■刘迎春

（某国有企业职工）

在广东电子工业总公司有一个位置的刘迎春，离开湖南到这儿打天下已经6年了。

说受到改革开放大潮的鼓动，南下干事业也好，说禁不住市场经济的诱惑，南下挣大钱也好，总之，刘迎春最终加入了千百万“新客家”的洪流。如今，他和广州人一样，骑摩托车上下班，房改前抢房子。刘迎春觉得，自己“就像被广州坐了庄的一只股票，一举一动都带上了广州人思维”。

“广州人在市场中折腾得太久，不会轻易认输。无论多恶劣的情势下，都会有人赚钱，不同的只是获利工具要及时调整。”刘迎春并不认为经济大势的走向会和个体经济环境有着精确的同构，恰恰相反，他觉得是自己正在沿着一段上坡路走。“钱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摞越厚，多年的经验和社会积累正在开花结果”，透着一种自信。

刘迎春仍然喜欢――或者说习惯――把钱存到银行里，“一套三居室甚至更大的房子就躲在那里面，房价还会走低”；各类消费品的物价也将进一步夯实。换言之，刘迎春更愿意让手里的钱韬光养晦。选择与社会潮流相反的取向，有时候真不是一件坏事。

刘迎春是那种“找零食吃”的人，不喜欢赖在一个项目上没日没夜地干。不过，他也说，要是早几年达到现在的收入，早就干个体办个小公司了。但眼下维持公司的成本太高，还是打游击比较适合。打打短工，帮人策划项目，是刘迎春的拿手好戏。

他觉得应当保持“随时变现”的可能性，才能“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

“光靠物质激励和约束是不够的”

■朱敏

（某银行交易员）

金融体制改革将把一些打的、刷卡、出入写字楼的白领打入冷宫，不过，银行交易员可能是叹气声中鹤立鸡群的一族。尽管这一行尚未被普罗大众看清楚。

作为中国第二代交易员（第一代差不多都已经手握绿卡周游世界去了），朱敏也摸爬滚打了6年，主要是对银行的外汇资金进行管理，套期保值或者利用汇差赚钱。

朱敏的工作分对公和对私两种。1998年人民币岿然不动，让朱敏所在的外汇资金部狠狠捞了一把。新的一年里，他们仍然希望人民币不贬，这会使市场好判断一些。广州人的金融意识正在市场的颠簸中疯长起来，去年买卖外汇的钱翻了一番，朱敏的工作量也随之放大。“经常还可以看到一些退休职工盯着汇价琢磨，很多人的判断能力很强。”朱敏说。

但真正的交易员制度尚未成形，经常有一些“鬼佬”跑到9楼来兑花花绿绿的外汇，因为外汇资金部的英文招牌是Foreign Exchange。朱敏说，在国外，交易员对整个银行的资金有着生杀予夺大权――搞垮巴林银行的里森也不过是个交易员――因此商业银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可能使交易员成为整个银行的大脑和灵魂。“现在我们就是替行里赚钱，与国外同行的收入天差地别。不过，做交易员，物质上的激励和约束都是不够的，很多东西还要靠道德来维持。”

朱敏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办公室，有电脑，有股市行情，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并且银行也鼓励员工对国内经济指标有更感性的认识。“外汇资金部和电脑部是我们行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直接受益者，朱敏期待着新一波改革尽快到来。

中国银行交易员的前途异常明确，无非是去外企、调到总行或者深造。1995年伦敦培训回来后，朱敏更倾向于继续读书。欧洲的交易员多是集数学、工程学、金融学博士头衔于一身的跨学科人才，他们正在像拧螺丝一样把各种利率工具铆紧，不断翻新金融模型，干的全是原创性的活儿。

“我们还仅仅是处于应用阶段。”朱敏不无向往地说。

“炒股像养花种草怡情冶性”

■蔡初孟

（某政府机构官员）

政府部门的官员说起话来很正统，也很文化。他们正在为“朝不保夕”的位置而奋斗――精简之风今年要在地方“登陆”。

身为广东省电子机械工业厅副处级干部的蔡初孟，是前的大学生，而电子厅很快就要被合并进信息产业厅。不过，蔡倒是保持着一份自然自在的心情：“能留在厅里当然最好，被下放到科研所或行业协会也无可无不可，并不担心‘钱途’将会由此出现多少坎坷。”

知命之年的蔡初孟觉得，自己所拿的1000多块钱，比起中专毕业进银行的儿子来说，虽然算不了什么，但较之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父亲的退休金，又要体面得多。

蔡初孟常说，人与人、时代与时代是不可比的，年纪大了就该给年轻人让路。如果提前退休，是不打算再搞什么产业了，倒是打算买点股票。他说大势如何无所谓，主要有个寄托，学点金融知识，就像养花种草怡情冶性。他说炒股要定量，不管利空利多，都绝不“超编”。

看着远亲近邻们一个个发起来，“封面人物”们一个个倒下去，蔡初孟拥有的是一副过来人的口气。他觉得，像自己这样三世同堂的家庭不会有什么负担，还不至于发生像百年不遇的洪水那样片瓦不留的情况。

岁末年初，广东虽然接二连三地爆破了几个金融机构，但蔡初孟觉得，斯人有斯疾，广东的承受能力也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而且，多年的管理经验告诉他，想做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大势不好，正给那些独具慧眼的厂商提供了乱中取胜的机会。

“‘皇帝般地独裁’让钱翻番”

■朱培坤

（房地产商）

炒房产出身的广州恒生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培坤，正念着暨南大学的民俗学硕士，以期在这个很容易叫人“头脑过热”的市场里闲庭信步。在去年广州地产界一片肃杀的气象中，朱旗下的22个房盘逢凶化吉销售一空。

1994年，朱培坤从一个机关的翻译人员摇身变为私企老板，用15万元换回来750万元（这种超常规发展在广东并不希罕）。目前他正在玩一个把1500万变成15000万的魔术。朱培坤瞄准的是市道低迷之际的“垃圾股”。

算起来，假设一个楼盘只有一平方米，开发出来至少需要4000块钱。朱在扮演一个“破烂王”的角色，专捡那些只开发了一半，比如已投了每平方米3000元而无力再投钱的瘫痪了的“盘子”。也就是说，他只要再出手1000元，即可扮演救世主。比如4000元一平方米的地皮有800元的盈利，那么待朱的追加1000元激活那3000元死钱时，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800元盈利中的600元；如果有超额利润，他会照单全收――高风险高收益。朱培坤坚信这一点。

这也决定了朱培坤的资产结构。朱培坤的银行负债只占总资产的一成，而且绝不向别人转让股权，手里面有现金和绝对支配权，这在这个紧缩的时代确实至关重要。朱培坤坚持反对资本的社会化，反对员工持股，反对与人合作，坚信“像皇帝般的独裁”能最有效地使他的钱翻番。他牢牢地掌握着拥有的八个企业的集团的权杖。名片上印了一串的“总经理”和“董事长”。

朱培坤正着手做下两个“盘”，位置均佳。他说，1999年的投资规模绝不比去年少。

他认为自己走的是平民路线，4000元左右一平方米的商品房，又赶上广州出台“房改房上市交易”的政策，会有很多人换房，所以不管其他人怎样凄风苦雨，他总是一片艳阳天。

“收入和开支只是个意愿问题”

■苍鹰

（摇滚歌手）

不管东南亚金融危机闹得多凶，从新疆来的摇滚歌手苍鹰都要花15万元，出他的第二张专辑《奴隶》。

苍鹰的收入和开支正在减少，不过他相信这纯粹是个“意愿问题”。只要他放弃思考的时间，带上弟兄们去广州的酒吧里唱那么几晚，钱仍然会一分不少地落袋为安。从这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苍鹰都会一如既往地喜欢金钱，“钱本身不是坏东西，坏的是世道人心。”他说。

苍鹰也不喜欢贷款，因为他觉得负债会妨碍自由；而且他认为银行只会锦上添花，从不会雪中送炭。仍然是那个揣着1000块钱南下广州徘徊街头的苍鹰，仍然是那个在“泡沫时代”丢掉10多万元的苍鹰，他和他的乐队没有什么合同，仍然在遵守着精神契约，仍然在按另一套信用规律办事。

1999年，苍鹰正在做一种“长线投资”。他花几千块钱在工商局注册了10种以“苍鹰”为商标的产品。他在自己的名片上也设计了一个形象创意，黑红两色，桀骜之态跃然纸上。诸如电池、眼镜、衬衫之类，尽管这些产品尚属子虚乌有，但苍鹰坚信，它们将会像猫王的白衫金饰和少年维特的青衣黄裤一样流行起来。时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市场都将存在，这是苍鹰的观点。

当然，等“品牌战略”一旦奏效，苍鹰就会越过万顷波涛，跑到美国一个小酒馆去为大家唱歌、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