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与高校毕业生求职实证研究

【前言】关系网络与高校毕业生求职实证研究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高校毕业生初入劳动力市场，较少的社会经历导致个人所积累的关系网络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尽管如此，其个人的求职也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毕业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缺少具体的工作经历，不同毕业生的求职差异更多源于在学校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以及个人所...

摘要：本研究从关系网络的视角探讨了我国高校毕业生求职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受教育水平越低，在求职过程中越倾向于使用社会关系；使用关系网络对毕业生成功求职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毕业生的初始收入没有影响。如果考虑毕业生工作的单位所有制性质，通过强关系求职的毕业生进入国有单位的概率更大。

关键词：关系网络；高校毕业生求职；强关系；弱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3.2；G647.38

自1999年扩招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各界的关注焦点。近十年来，学术界对劳动力市场中初入职毕业生的群体就业研究繁多，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个视角各个角度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研究拟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探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在以往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关问题研究中，学者对嵌入在毕业生就业网络的社会关系衡量时多使用家庭背景，比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工作的职业、行业和所有制单位等。但从对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资本的定义角度看，家庭背景并不能完全代表个人的社会资本。

高校毕业生初入劳动力市场，较少的社会经历导致个人所积累的关系网络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尽管如此，其个人的求职也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毕业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缺少具体的工作经历，不同毕业生的求职差异更多源于在学校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以及个人所嵌入的社会资本的差异，相较于整个劳动力市场中各个年龄阶段的劳动者，即目前社会学研究中关系网络与求职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关系网络与求职关系的研究中，毕业生群体的研究解释力度会更大。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对高校毕业生群体的研究，可以有效地剥离出由于已有的工作经验所积累的行业人力资本及职业人力资本对新的工作找寻的影响，而这一因素在目前的社会网络与求职的研究中控制较少。第二，对个人能力的控制更加严格，不仅仅包括个人受教育水平，同时包括个人受教育水平的质量以及个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等，这样能够更好地解释关系网络的作用。

因此，高校毕业生群体作为劳动力市场中每年都大量涌入的进行工作找寻的新生群体，探讨他们的关系网络与求职的关系，对于认识劳动力市场中求职问题具有新的意义。

一、理论基础

1908年，齐美尔发表《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最早提出了把社会想象作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的观点。但之后的时间里，对社会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段沉寂的时间。

马克・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er）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1973），提出了“弱关系假设”，这一研究激起了关系网络研究新的浪潮。格兰诺维特认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弱关系”可以发挥提供非重复信息的桥梁作用，对找工作有更重要的作用。

随后，博特（Ronald Burt）在“弱关系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洞理论，认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个人所在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有关。个人的社会网络中非重复冗余的社会关系越多，其所占有的结构洞就越多，对于个人的职业升迁越有帮助。博特通过对美国77个行业以及职业经理人升迁的实证研究检验了结构洞理论。

林南扩展和修正了“弱关系”假设，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1982），认为通过弱关系不仅能帮助获取有效信息，更可以获取不同资源。这是对社会结构分析的一大突破，因为它改变了以前认为资源只能为占有者所用的观点。

在中国社会中，强烈的关系主义文化背景的特点之一是人情交换（边燕杰，2012）。针对中国的国情，边燕杰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强关系对职业流动的作用更有成效（Bian，1997），并进一步将工具性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分为提供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发现使用弱关系的求职者更可能获得关系网络中的信息资源，而使用强关系的求职者更可能动员关系网络中的人情资源，使用信息资源的求职者入职收入高于使用人情资源求职者的入职收入，以及混合资源的求职者的收入（边燕杰，2012）。

国内外的学者对关系网络以及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关系理论在社会学以及社会经济学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研究中将主要考察高校毕业生群体，验证关系网络在毕业生工作找寻中的作用。如边燕杰的研究中所分析，关系网络具有提供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的优势，由于本研究在数据采集中主要考虑了关系网络对于毕业生工作找寻中信息资源的作用。

二、研究假设

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来看，求职行为通常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化的求职行为，另一类是非市场化的求职行为。前者包括根据公开的市场招聘信息求职等“市场化”的行为；后者主要指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得工作（Davern，1997），关系网络有利于求职者求职，在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但不同人群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使用会有所不同，初始位置低的人更倾向于使用网路，因为他们初始位置上能提供的资源较少，需要通过网络来获得更多的资源（张春泥、刘林平，2008），已有研究表明蓝领工人相比白领工人更多地使用网络（Corcoran，1980；Marsden，2001）。由此，我们提出：

假设1：高校毕业生受教育水平越低，越倾向于使用关系网络进行求职。

假设2：使用关系网络的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通过市场化求职的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概率。

我们进一步分析不同程度的关系对毕业生工作找寻的作用。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由于信息资源不合理分配，弱关系可以提供更多的非重复的信息，以帮助求职者在工作找寻中具有相对优势。亲戚或家人由于生活圈子相对一致，可能难以提供有效信息； 相反，不太熟悉的人，彼此异质性大，往往更可能提供有效的信息。对此，我们对高校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弱关系的作用进行检验。

由于调查中没有进一步细化毕业生所涉及的具体关系人，以及与关系人的交往程度，因此，本研究中对强弱关系的划分主要依据角色的定位。角色法则是根据网络成员与被研究者的角色关系来判断关系强度。其中，“家人和亲戚”被定义为强关系，“朋友和熟人”以及“实习单位认识的人”被定义为弱关系。为此，我们提出：

假设3：由于具有信息优势，通过弱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能够获得更高的起薪收入。

毕业生工作找寻中，所在工作部门的性质有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之分。拥有体制内①资源集中的国有部门的工作是高稳定、高声望和高福利的，体制外②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边燕杰、王文彬，2012）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4：通过强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在体制内工作的概率大于其他方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概率。

三、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北京大学2009年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分别在东、中、西部抽取省市，每个省市选择有代表性的高校， 其中包括全国重点高校、一般本科院校、专科及高职院校， 每所高校根据毕业生学科和学历层次按一定比例发放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5643份。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主要包括：1.毕业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民族、党员信息；2.毕业生的受教育状况：包括学历、学校类型、学习成绩（是否为班级前25%）、是否担任学习干部、是否有实习经历、是否获得过奖学金；3.毕业生的家庭背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入学前家庭所在地；4.毕业生的求职情况：求职的结果、求职的途径、求职的信息来源；5.求职成功毕业生的初始起薪、工作所有制性质。

毕业生求职的途径主要通过“您使用下列获得工作的相关信息途径的情况？”考察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是否使用关系网络。在本研究中，毕业生通过社会关系求职主要是指获得社会网络所提供就业信息资源。在本题中，共有10个题目，每个题目要求毕业生按照四分法进行选择，“1～4”分别表示“经常使用、比较常用、不太重用、从没用过”。其中，共有七种选择是通过市场化渠道获得（如网络招聘信息等），三种选择来自于关系网络。分别包括“父母、亲戚介绍的信息”、“朋友或熟人介绍的信息”以及“实习单位提供的信息”。

在调查中经常使用或比较常用“父母、亲戚”、“朋友或熟人”以及“实习单位”三种渠道任何一种所提供的信息，我们认为该毕业生在工作找寻的过程中使用了关系网；相反，没有使用这些信息渠道的毕业生我们认为他们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求职。针对求职成功的毕业生，进一步通过问题“您获得这份职业的信息途径的来源是哪种？”来获得求职成功的信息具体的来源渠道，根据角色法，我们将“家人和亲戚”确定为强关系，“朋友或熟人或者实习单位人员”为弱关系。

表1显示了调查中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其获得工作的信息来源，明显可以看出，67.3%的毕业生通过市场招聘信息求职，16.1%的毕业生通过父母和亲戚所提供的信息成功求职，11.7%的毕业生通过朋友或熟人提供的信息成功求职，而通过实习单位关系人提供信息求职成功的毕业生比较较低，仅为4.9%。

（二）模型设定

对假设1的检验，我们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模型为：P（Y） = （模型1）。其中，“Y”表示毕业生求职中是否使用关系网络，如果毕业生在工作找寻中使用了关系网络，则Y=1，如果没有使用，则Y=0。“X”包含可能影响毕业生工作找寻的一系列变量。主要包括：

“受教育水平”：四分变量，我们以专科毕业生为参照组，分别设定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三个虚拟变量；

“性别”：二分变量，如果男性，则为1，女性则为0；

“担任学生干部”：二分变量，如果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则变量为1，否则为0；

“党员”：二分变量，如果是党员，则为1，否则为0；

“学习成绩”：二分变量，如果是班级前25%为1，否则为0；

“学生的生源地”：二分变量，“大中城市”为1，否则为0；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连续变量，我们根据其受教育水平换算为连续变量进行换算，如小学毕业=6，初中毕业=9，高中毕业=12，大学本科=16等等。

对假设2的验证，同样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模型的因变量为“是否已经落实工作”，如果落实了Y=1，否则为0，模型中其他的控制变量“模型1”中一样，包括毕业生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党员信息、担任学生干部、学习成绩、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生源地等变量。

对假设3的检验，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针对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群体，验证工作找寻不同的信息渠道对初始收入的影响。由于毕业生的初始收入水平间的标准差比较大，因此，模型的因变量采用毕业生月收入的对数形式，控制变量与模型1中一样。

对假设4的验证，同样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模型的因变量为“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如果是国有单位则Y=1，否则为0，模型中其他的控制变量模型1中一样，包括毕业生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党员信息、担任学生干部、学习成绩、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生源地等。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受教育水平与毕业生使用关系网络求职

对“模型一”的验证结果显示（如表2所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系数都为负值，表明与专科生相比，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较高层次的毕业生使用关系网络获得工作信息的概率较低，且差异非常显著，结果支持了假设1。学习成绩也具有负的影响，成绩在班级前25%的毕业生使用关系网络获得就业信息的概率低于成绩较为靠后的毕业生的概率。对于是否有过学生干部经历来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使用社会关系获得信息的概率更大，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使用关系网络获得求职信息的概率是未担任学生干部毕业生的1.153倍。辅修过第二专业对毕业生使用关系获得求职信息有显著的作用。但毕业生的性别、党员信息、生源地以及毕业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的对毕业生使用关系获得求职信息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关系网络与毕业生求职结果

假设2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明显看出，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使用关系网络获得信息对毕业生求职成功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使用关系网络获得求职信息的毕业生求职成功的概率是没有使用关系网络的1.670倍；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设2，毕业生使用关系网络求职成功概率更高。同样，我们将关系网络求职的三种途径分别作为控制变量放进模型中，结果显示，朋友、熟人以及实习单位关系对毕业生求职成功具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相反，家人亲戚关系网络对于毕业生求职成功具有反向作用，尽管这一结果并不显著。由此可见，朋友熟人、实习单位关系作为弱关系，其所提供的就业信息对于毕业生求职成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这一作用高于强关系（如家人亲戚）提供信息的作用。

其他因素，如毕业获得过奖学金以及担任过学习干部对毕业生求职成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男生比女生在求职很有优势，男生找到工作的概率达到女生的1.5倍。但学习成绩、辅修第二专业等因素的作用不明显。

（三）关系网络与毕业生初始月收入

对假设3的验证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毕业生求职过程中使用关系网络获得信息，对毕业生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相反，使用强关系如父母亲戚获得的求职信息，对毕业生初始收入负向的影响，这一结果同样适用于来自于朋友熟人所获得的求职信息，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假设3相反。结果表明，毕业生通过关系网络获得信息资源，而这一信息资源对毕业生求职成功所获得的收入的影响不明显，至于如边燕杰研究中所提到的，关系网络所提供的人情资源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毕业生的学历对收入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人力资本理论。相较于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收入均显著地高于专科生，且从三个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博士生的收入最高，其次为硕士生，再其次是本科生，最后为专科生。另外一个对收入作用很明显的变量为毕业生所在单位的性质，国有单位相较于非国有单位，毕业生进入单位国有具有明显收入优势。但相较之下，其他因素，如毕业生的学业因素对毕业生初始收入的影响不明显。

（四）关系网络求职与毕业生所在单位所有制性质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高校毕业生在找工作时，期望工作单位首选为国有单位的比例达到了70%以上，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关系网络对毕业生进入不同性质单位的影响。根据假设4，在关系网络中强关系发挥重要的作用，验证的结果见表5；根据表5中的计量结果，强关系即在本研究中毕业生最终求职成功的信息来自于通过家人亲戚，对毕业生进入国有部门具有的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强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进国有部门工作的概率是市场化求职毕业生的1.36倍，同样，弱关系对毕业生进入国有部门工作也具有正向作用，但这一作用不明显。

其他的变量中，学历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从计量结果来看，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毕业生进入国有性质部门工作的概率明显地提高。其中，本科生是专科生的4倍，硕士生是专科生的5倍，博士生的概率最大，达到专科生的19倍。由此可以见得，毕业生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进入国有部门工作的概率越大。

另外，性别也具有显著的影响，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找到国有部门的工作，并且二者的差异非常地显著，足以见得，不仅仅男生更容易求职成功，同时在进入国有部门的竞争中，男生同样具有性别的优势。党员的作用也很明显，党员毕业生进入国有部门工作的概率是非党员毕业生的1.7倍，这一结果我们理解比较吻合；例如，近些年日益激烈的公务员考试，基本都要求党员身份，作为其他类型的国有单位，对毕业生的党性身份也有隐形的要求。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毕业生进入国有部门工作的概率越大，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影响下一代的受教育水平，同时间接地影响了下一代的工作所在的部门。这一推论有待通过路径分析的方法进一步的得到验证。至此，计量结果支持了假设4的推论。

五、小结

本研究从关系网络理论的视角探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越低的毕业生越倾向于使用关系网络进行求职，同时，使用关系网络求职对毕业生找工作成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毕业生初始收入的作用来看，使用关系网络求职的毕业生并没有显出明显的优势，相反，通过家人亲戚或朋友熟人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收入更低。对于毕业生进入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来看，强关系具有明显的优势。

研究对毕业生求职中是否使用关系网络的衡量主要是通过求职中信息获得方面，而对于是否具有人情因素没有考虑。因此，仅仅是通过信息作用判断毕业生是否使用了关系进行求职，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带来一定影响。但是，信息资源对毕业生求职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因此，从信息的角度考察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

针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更加清楚地测量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所涉及的强弱关系，以及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的资源信息、关系网络在求职中发挥的具体的作用是未来细化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 体制内：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业。

② 体制外包括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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