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观及其启示

摘要：福利的构成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包括精神文化、政治参与、社会机会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在森那里，福利就是人的需要的各个方面，这些需要要通过全社会的积极努力才能得以实现。森从经济伦理和道德哲学高度论述的福利内涵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发生重要转变。现在，人们更加注重从可行能力、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等角度对社会福利问题进行研究。同样，森的福利理论对各国的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福利；经济收入；实质自由；权利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16-02

福利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人们对福利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在福利的政策实践中，各国也产生出不同的福利模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或者大小之争。总体上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及实践在不断地深化。

人们通常将福利与人的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德国经济学家E.恩格尔认为，社会福利是为了达到“满足日常生活欲望的状况”。吉登斯则认为，“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关乎人的幸福”。与强调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不同，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福利不是单纯的个体的事情，它关乎整个社会；福利的获得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社会整体的统筹安排。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设计对福利的获取和实现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文化和道德因素也对福利产生作用。

本文通过回顾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析福利内涵的演进和变化，重点分析阿马蒂亚・森的福利观点。最后，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念

对福利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福利经济学说史角度考察福利内涵的变化或许更具启发意义。

首先来看旧、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的论述。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旧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等人的局部均衡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庇古将福利等同于效用，并进而认为效用可以用货币来表示。庇古引用边际效用的概念，认为边际效用越大，福利越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可以用国民收入来表示，国民收入是一国国民的个人福利的总和，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意味着国民福利越大。庇古认为，可以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和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新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等分析工具来论证福利的最大化途径。与庇古相比，新福利经济学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忽视收入的再分配。他们认为，由于福利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福利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福利在个体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继而反对对收入的转移和再分配。

通过对新旧福利经济学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将福利等同于收入，收入的多寡决定福利的多寡。所不同的是，旧福利经济学主张对收入实施二次分配，新福利经济学则十分崇拜市场的调节功能，对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主张“价值中立”。

总的来说，新旧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的认识停留在经济福利方面，对福利的研究囿于国民收入和经济效率方面，迷信财富万能，以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可以满足国民的福利需求。如此狭窄的研究视野使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前景缺乏信心。英国经济学家格拉夫说：“要建立一种有用而值得重视的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可能性非常之小。”特别是当“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提出之后，也意味着新福利经济学的终结；同时，也为福利经济学的未来打开了另一扇窗。事实上，自20世纪下半叶来，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的确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均对福利问题提出过独到的见解，对福利理论和政策实践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笔者认为，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开辟了福利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使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二、森的福利理论

阿玛蒂亚・森在批判以往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以新颖的视角和方法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森对福利主义提出了批判。福利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福利水平可以通过一揽子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来进行衡量。森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福利主义狭隘性的体现。因为，由于不可能获得对于个人福利的完全信息，仅仅通过对收入和财富的比较不可能对社会福利作出一个准确的比较。第二，森对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仅用个人效用指标来衡量社会福利也存在着缺陷，功利主义将导致“反公平现象”。据此，森提出了“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这样，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和个人能力的提高。第三，森对福利经济学“价值中立”的原则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福利主义“价值中立”的原则对可以运用的信息施加了种种限制，使得一些非经济事件如压迫、剥削等被排除在社会福利函数之外，而这些事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很大。森主张把基本价值判断引入福利研究领域，森的基本价值判断是指在任何条件下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价值判断，如追求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等。只有满足了基本价值判断，经济福利的改进才能被视为社会福利的增加。第四，森对贫困与饥荒问题的研究是对传统经济学“财富万能”观点的挑战。传统经济学认为由于市场竞争所创造的财富必然会解决贫困问题。而森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与前面所述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以往福利经济学所倡导的重物质利益、财富、经济增长、效率以及收入均等化不同，森更关注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关注基本的价值判断，关注真正意义上的人；关注公平、正义等与福利攸关问题。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更是从实质自由的高度论述福利、自由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森把发展的目标看做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森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是为人的福利服务的。森对实质自由的定义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福利内涵的理解。在森看来，实质自由是一种可行能力。它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自由还包括各种“政治权益”。

由此可以推断，福利的构成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包括精神文化、政治参与、社会机会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在森那里，福利就是人的需要的各个方面，这些需要通过全社会的积极努力才能得以实现。森从经济伦理和道德哲学高度论述的福利内涵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发生重要转变。现在，人们更加注重从可行能力、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等角度对社会福利问题进行研究。同样，森的福利理论对各国的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通过对福利经济理论的演进分析，可以看到，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在不断拓展。从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到倡导增强人的可行能力和拓展实质自由，福利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福利内涵的演进和其展现出的价值理念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几点认识和启示

福利与个人的生活状态和权利实现密切相关，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即是说，福利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福利观念的转变和福利制度的革新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还能进一步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通过福利内涵的考察，结合我国的实践，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正如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所揭示的，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民众的福利多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这也是早期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由于片面追求GDP量的增加，带来了生态恶化、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占人口多数的阶层的福利状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因此，需要以新的发展观和福利观取代传统的发展观和福利观，以增进社会和个体的福利水平。新的福利观应充分赋予社会和个体社会权利，以培育和增进其可行能力。

2.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和福利增进的必要基础。公平意味着不能剥夺他人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意味着反对滥用特权。在我国，由于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存在很大差别。反思我国改革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作为一种结果的不公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机会的不平等，源于差别化、分别对待的制度和政策设计。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民众福利不仅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以尽可能地解决结果的不公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确保个体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同时重视纠正社会和经济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

3.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人的自由权利从而幸福快乐的保障。森的研究表明，一个健康、良好的市场的形成，在根本上有赖于它和民主政治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消除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市场正常发展、公平竞争、有序运作的基础。民主政治建设意味着还政于民，让民众享有对社会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管理权。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监督，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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