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拾得遗失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1-0238-02

摘要：遗失物是指权利人因非故意丢失而未被任何人占有的动产。拾得遗失物是指发现他人遗失的物并予以占有的事实。关于拾得遗失物的效力，立法上有两种体例。一种是拾得人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另一种是依照一定的条件而取得所有权主义。促进拾得人将遗失物返还失主是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第一性目的，合理确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的归属是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第二性法律目的。围绕以上两个立法目的，本文将从理论上对拾得遗失物制度进行重新构建。

关键词：遗失物；报酬请求权；拾得人义务；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所有权取得

拾得遗失物是指发现他人遗失的物并予以占有的事实。我国《物权法》中关于拾得遗失物制度的规定详见于第109条至114条。对这一制度如何加以完善，理论和实践中尚存争议。本文参考我国法律有关此制度的规定，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讨论：

一、拾得遗失物的界定

所谓拾得遗失物是指发现他人遗失的物并予以占有的事实。该定义表明拾得遗失物有以下特征：

（一）标的物须是遗失物。

所谓遗失物是指权利人因非故意丢失而未被任何人占有的动产。通俗地说，遗失物是指他人不慎丢失的动产，包括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但不包括抛弃物或因他人侵权而丢失的财产，如盗赃物等。归纳起来，遗失物有以下特征：（1）遗失物的范围是动产。因不动产在自然属性上位置相对不可移动且以登记的方式公示，故不动产不存在遗失的问题。（2）遗失物须是他人之物，即遗失物应当是有主物，所有权人即使丧失了对动产的占有，也并不当然丧失对该动产的所有权。（3）遗失人丧失了对该物的占有，同时这种占有的丧失非出于遗失人的本意。

（二）须有拾得的行为。

所谓拾得，是指发现并实际占有遗失物的行为。有学者认为，在一定场合如他人屋内、交通工具或公交车站、学校等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时，应当将遗失物交给住户、管理人或相关工作人员，住户、管理人和相关工作人员为拾得人。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首先，从我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拾得遗失物制度主要强调“拾得”行为，对于拾得场合并无规定，故拾得行为的发出者即为拾得人；其次，拾得人在他人屋内，交通工具上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同样可以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其返还义务。

二、我国《物权法》中的拾得遗失物制度

（一）《物权法》规定的拾得遗失物制度的效力。

我国《物权法》在《民法通则》第79条的基础上，对拾得遗失物的规则作了改进，第109至11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招领公告。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遗失物自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在现代各国民法中，关于拾得遗失物大多数国家采取有条件取得所有权的立法例，如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民法典都有规定，日本情况较为特殊，民法典只作原则性规定，具体规定则体现在《遗失物法》中。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物权法》用五个条文直接规定了拾得遗失物制度，前文已述，在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物权法》，都没有赋予拾得人直接或者依照一定条件而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效力。由此可见，我国采纳的是罗马法中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的立法体例。笔者认为，此种做法欠妥，理由如下：第一，《物权法》规定的拾得遗失物制度片面强调拾得人之义务，而忽视了其权利。《物权法》中的有关条文对拾得人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极不平衡，有违民事立法所倡导的公平原则之嫌。第二，根据法律规定，“遗失物自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这一固守“国家所有权主义”的制度反映出对私人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平等保护原则的背离。

（二）对拾得遗失物制度立法目的的分析。

为了能够合理分配失主和拾得人的义务，从而更好的保护相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有必要明确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立法目的。在非基于所有人自己意识表示下丧失对动产的占有并非丧失所有权的前提下，出于保护私人所有权乃至整个物权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和目标的考量，各国民事立法构建的拾得遗失物制度虽然具体内容有所差异，但无不首先规定他人可拾得该物并承担返还的义务。如《德国民法典》第967条、《瑞士民法典》第720条等。我国《物权法》第109条亦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这些立法均表明：就遗失物拾得制度的第一性目的规范意旨而言，是以恢复遗失人对遗失物的占有为意旨的。

由此可见，促进拾得人将遗失物返还失主是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第一性目的，这就要求立法以此为出发点对当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分配。因此我国《物权法》第107条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不适用以维护善意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善意取得制度。合理确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的归属是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第二性法律目的。在民事立法中确定无人认领遗失物的归属有利于明确该物的归属关系，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同时也有利于物的有效利用，做到物尽其用。故在立法上应当对于无人认领遗失物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予以明确。

三、拾得遗失物制度之重构

（一）建立有效的鼓励机制，在鼓励拾得人无偿返还遗失物的同时，赋予拾得人合理的报酬请求权。

1.在鼓励拾得人无偿返还的同时，赋予拾得人相应的报酬请求权。

见上文所述，促进拾得人将遗失物返还失主是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第一性目的。许多国家通过立法赋予了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其本质应当定性为一种能够有效促进拾得遗失物制度第一性目的实现的鼓励机制。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71条规定：“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权人支付拾得人以报酬。”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05条规定：“遗失物拾得后六个月内，所以人认领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机关，于揭示及保管费用受偿后，应将其物返还之。”日本单行《遗失物法》第4条规定：“（一）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劳金给付于拾得人。（二）有第10条第2款的占有时，受物件返还人应分别将前款规定的酬劳金的二分之一，给付于拾得人及占有人。”

与上述各国立法不同，我国无论是在《民法通则》还是《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中并未赋予拾得人相应的报酬请求权。《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失主偿还。《物权法》所确立的拾得遗失物制度沿用了该规定。

对于是否应借鉴德、日等国通过民事立法赋予拾得人以报酬请求权，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曾存在以下两种对立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赋予拾得人以报酬请求权虽然适应了一些司法审判的需要，但是却与中华民族历来所提倡的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产生了矛盾。应该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故法律不做出要付费的规定为宜。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应当给拾金不昧者以相应的报酬。其理由是：许多国家如德国、日本的民法中都有相应的规定。同时，《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把道德要求写进了法律，显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意识觉悟，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这样做容易导致拾得人失去返还动力。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在处理立法是否应当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这个核心问题上走向了两个极端，其各自的主张却未能使二者很好协调。对此，笔者认为：在民事立法上应当综合考虑上述两种观点，以维护拾金不昧这一良好的社会道德为目的鼓励拾得人将遗失物无偿返还给失主；然后通过立法赋予拾得人与之行为相适应的报酬请求权以体现拾得人对于正当利益的追求。同时立法也应当规定拾得人所应当尽到的法律义务。

（1）以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为目的，鼓励拾得人无偿返还遗失物。

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和《物权法》第109条、第112条之规定体现了无偿返还遗失物的原则,这无疑是我国拾金不昧的传统社会道德在立法中的体现。在立法中应当有效协调道德观念与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使二者和谐共存，但却因为与社会道德相背离而难以为公众所接受，同时也给世人所认同的社会道德价值观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一味地把拾金不昧的道德观念完全排除在拾得遗失物制度外的观点不可取，故法律应当鼓励拾得人无偿返还遗失物。

（2）正确看待人的利益追求，赋予拾得人一定的报酬请求权。

一味地提高公众的社会道德水平，从而忽视公众对正当利益的追求的价值导向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应当通过民事立法赋予拾得人相应的报酬请求权。同时，为了倡导首先鼓励拾得人无偿返还遗失物，在立法条文中应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设定为“可以”这种可为立法模式而不是“应当”这种应为模式。对于那些确实有拾金不昧道德情操的拾得人，其完全可以在返还遗失物时放弃报酬请求权。

2.报酬请求权的实现。

关于如何才能有效确保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笔者认为法律应当赋予拾得人相应的同时履行抗辩权。首先，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发生和行使主要不在于担保债务的履行，而在于谋求双方同时履行，以维护利益的公平，“其只能消极地阻止对方的请求，并无积极实现自己债权的功能”，因拾得人的返还义务同失主支付报酬的义务并无先后顺序而应同时履行，故赋予拾得人同时履行抗辩权有助于保护拾得人的合法利益。其次，同时履行抗辩权在立法设置上属于调整债权关系的法律范畴，故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客观上不会造成标的物（遗失物）所有权的变动，这与拾得遗失物制度重在遗失物返还的价值导向相符。

3.报酬请求金额的确定。

关于报酬请求金额的确定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同意谭启平教授的观点：“遗失物的价值应按返还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如果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则应按公平原则确定。若遗失物价值难以衡量，则应支付适当数额的酬金。至于何为“适当”，则应参照该物对于遗失人的重要程度确定。悬赏广告与法定请求权的关系实为请求权竞合关系，应以请求权竞合规则由拾得人自选择。”

（二）将侵占他人遗失物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法律实践中，拾得人侵占遗失物拒不返还的现象时有发生，此种行为在侵犯失主合法权利的同时，也严重违背了我国拾金不昧的传统道德。不难发现，《物权法》并未对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行为作出相关规定，而学者们对此种行为也持有不同的观点：（1）不当得利说，该说认为拾得人拒不返还拾得物的行为无合法根据，并且造成了失主的损失，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2）侵权行为说，该说认为，从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的行为本身来说已符合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可认定为侵权行为。（3）公平责任说，该说认为此种行为应按公平责任处理。

比较以上三种观点，笔者认为“侵权行为说”更具说服力。首先，所谓侵权行为是指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或者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不问过错，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后果的行为。由此可判断，拾得人将拾得的遗失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的行为完全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其次，将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从而通过民事责任的强制力迫使拾得人将遗失物归还失主，更有利于保护失主的合法权益。再次，通过民事立法将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能够有效与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建立联系，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协调统一；同时，也能够在客观上对拾得人的侵占行为起到一定威慑作用。

（三）关于无人认领的遗失物的归属问题。

我国《物权法》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归国家所有，学术界对此多提出批评并建议我国立法采用日耳曼法体例中的取得所有权主义。“拾得人获得遗失物的所有权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招领期限届满而无人认领；第二，遗失物价值微小。如果遗失物价值较大，应归国家所有。拾得人可按法定比例取得报酬。第三，依法律规定，该物品可以归个人所有。如果遗失物可能为赃物或法律禁止个人持有的枪支、文物等物品，拾得人应将其上交有关部门。”本文也部分赞同此种观点，主要理由是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使事物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但对于此观点中的“第二，遗失物价值微小。如果遗失物价值较大，应归国家所有。拾得人可按法定比例取得报酬。”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理由如下：第一，如果较大价值的遗失物在无人认领的情况下归国家所有仍然无法避免拾得人在拾得较大价值遗失物是将其据为己有的情形发生，从而使失主的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犯。第二，“价值较大”这一概念难以界定。有人认为可以参考刑法中有关 “数额较大”的规定予以认定，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合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数额较大”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省份所体现的具体数额不尽相同。若采用这一概念对“较大价值”进行界定，则会造成拾得人在不同地区拾得相同的遗失物但该物的所有权归属不同，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不公平。

从《物权法》中不难看出，拾得遗失物制度已被我国民事立法确认为一项物的所有权取得制度，而任何所有权取得制度都必须遵循合法原则，立法必须明确规定取得所有权的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拾得人拾得价值微小的遗失物时仍然要求其履行各种义务，则会使拾得人在行使道德义务的基础上又付出较大的法律义务成本，而拾得人却不具有报酬请求权，又无法在无人认领的情形下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这与立法之人性原则背道而驰。

四、结束语

拾得遗失物制度的第一性立法目的在于促进遗失物的返还。从维护社会道德出发，优先鼓励无偿返还，在此前提下，同样也承认使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与此同时，法律应当将那些侵占他人遗失物的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并予以相应惩罚以保护遗失物所有权人的合法利益。合理确定无人认领遗失物之归属是第二性目的。无论遗失物价值大小，在拾得人将其上交有关部门后一定期限内无人认领的，该遗失物可以归拾得人所有，从而做到物尽其用，同时也可以起到鼓励拾得人积极上交遗失物的良性作用。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余延满、马俊驹：《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董学立：《遗失物拾得制度研究》，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第2005年第4期。

[5]中国法制出版社：《物权法（草案）学习讨论参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6]王艳玲：《遗失物立法中的几点思考和建议》，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1期。

[7]蒋拯、谭启平：《遗失物制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