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

摘要 由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法律规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的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实质上是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人。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方法有很多，但标准只有一个，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属于反证，而对推定事实的反驳则是本证。开展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讨论，对建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实务操作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证明责任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210-06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对于及时救济环境受害人的损害、维护法律的正义价值、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以及促进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讨论，相关概念混淆特别是对因果关系推定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概念及其关系纠缠不清，这对构建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理论体系以及指导实务操作无疑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在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试图厘清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框架，并对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进行初步探讨。

1 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立法理由

在普通的侵权诉讼中，受害人负有证明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明责任，若其不能举证使法官确信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将要承担法官不利判断的风险。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与普通侵权的受害人一样，环境侵权的受害人需要承担因果关系成立的证明责任。但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对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行推定法则，以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环境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原因即环境加害行为往往极为复杂。同一危害后果可能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加害行为引起的，污染物进入环境发生诸如毒理与病理转化、扩散、吸收等物理、化学或生物反应的过程相当复杂，甚至根据现有的科技水平也难以对有害物质的影响方式及其危害性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1］。

其二，结果即环境损害往往极为严重。“环境损害”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现象，由于人为原因引起环境污染与破坏,既对环境要素造成损害从而导致“环境公益”损害，大部分时候也通过“环境”这一媒介造成人身财产等“环境私益”损害；既包括已经造成的损害，也包括现实的危害性［2］。环境损害还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反复性、广泛性等特点，往往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其三，相关取证极为困难。由于环境加害行为蕴含着复杂的专业知识，在对因果关系中的原因进行取证时需要相关的科技知识和仪器设备，这往往是受害人所不具备的。而且很多造成环境损害的原因，即使是用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也难以形成确定性的判断。环境损害长期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无疑会造成取证上的困难。另外，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一般为具有一定经济、科技和信息实力的企业，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和抵抗能力的普通民众。加害人往往处于强势地位，他们手里往往掌握了造成环境损害的第一手资料，而加害人却通常会以企业秘密为借口拒绝向外界提供与污染和破坏有关的资料，这进一步加剧了对因果关系取证上的困难。

以上特点决定了受害人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极端困难性。按照普通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欲证明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中存在因果关系，一般须证明以下因果链条的存在：被告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有毒物质被告将该有毒物质排入环境该有毒物质通过空气、水、土壤等扩散该有毒物质达到原告的身体或财产原告发生损害。而且原告还要证明该有毒物质使人、养殖物、种植物等致病或致死的机理。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来说，一般是难以做到的。若要求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和普通侵权的受害人一样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由于受害人往往不能证明这一责任构成要件，则绝大多数的受害人将不能得到赔偿，从而也使无过失责任原则形同虚设。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补偿，对于受害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由于加害人掌握了造成环境损害的直接资料，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则可能面临被告拒绝提供的情形，而且还可能使诉讼陷入科学争论的泥潭，这无疑会拖延诉讼。因此，为维护法律的正义价值和提高诉讼效率，法律规定对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实行推定。

宋宗宇等：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2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基本内涵

关于因果关系推定的定义，学者们有着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因果关系的推定，是指在损害发生后，数个行为人都有可能造成损害，但是不能确定谁是真正的行为人，或者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时，法律从公平正义和保护受害人的角度出发，推定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3］。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因果关系推定，意指依据一定的事实，推定损害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认为加害行为就是受害人受损害的原因［4］。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因果关系推定，即对于某种表见事实发生损害，即推定损害与该事实的因果关系存在，受害人无需再证明其间的因果关系，即可对表见事实之行为请求损害赔偿，而行为人则惟于以反证证明损害与该事实无关时，始可免责的法则［5］。

上述看法都有相当道理，但是都没有全面阐明因果关系推定的内涵。第一种看法将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限于两种情形：一是在数人侵权时，不能确定谁是真正的行为人；一是在因果关系难以明确时。其实，难以确定谁是真正的行为人，也就是因果关系难以明确，所以，这两种情形其实可以合并成一种。同时，这种观点并没有表明，因果关系推定必须基于一定事实的特征。因为没有一定基础事实的存在，因果关系推定便无从进行。另外，这种看法还忽视了推定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因而允许当事人提出否定性证据予以。第二种看法揭示了推定必须基于一定的事实，但是与第一种看法一样忽视了推定是可以被的，因而也是不全面的。第三种看法认为行为人对推定事实的反驳是反证，但是，在法律推定中，由于法律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加害人，故行为人对法律推定中的推定事实的反驳并不是反证，而是本证。另外，这种看法在因果关系推定的定义中引入了“表见事实”的概念，易使人认为因果关系推定就是表见证明。而学界一般认为，表见证明仅是事实推定的一种特殊类型，故在因果关系推定的定义中引入“表见事实”这一概念欠妥。

关于推定的概念，各国学者的理解大致相同。一般认为，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或者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未知的推定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的一种证据规则。推定之基本要义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推定是一种证据规则，或者说是一种证明手段；其二，推定的依据是法律规定或者经验法则；其三，推定的前提是已知的基础事实；其四，推定的结果是确定未知的推定事实的真假；其五，推定的结果并不必然正确，应当允许反驳，但若无重要证据予以否定的，推定事实将被视为真实。根据对推定的上述理解，我们认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指法官根据法律规定，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定环境加害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允许当事人提出证据予以的规则。此定义揭示了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依据是法律规定。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要对其实行推定必须有特殊的理由，并由法律加以规定。若无法律规定，而法官直接适用推定的话，无异于法官造法，这将使实体法上的许多规定失去意义，这在大陆法系是不允许的。在我国，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是有法律依据的。

其次，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必须基于一定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必须存在基础事实。根据法律推定的要求，在作为法律要件事实的乙事实（如因果关系）需要证明时，只要甲事实替代乙事实被证明，就认为该要件事实即乙事实获得证明。理论上将甲事实称为基础事实，而乙事实被称为推定事实。法律推定的实质在于通过证明较易证明的基础事实的存在使推定事实也获得证明。那么，怎样证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基础事实呢？国外的一些因果关系推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例如，若证明某项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按照传统理论，须证明五项事实!①被告企业生产过程定物质的产生；②将其向外部排放；③通过媒体的扩散；④到达原告的身体、财产；⑤损害的发生。根据间接反证说，若原告能够证明被告有排放有毒物质的事实②，而原告因该物质受害⑤，或者能够证明该物质曾经到达原告的身体或财产④，即证明②＋⑤或②＋④，则认为其他事实均已获得证明，也即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在这里，原告对②＋⑤或②＋④的证明就是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在不能确定基础事实是否存在的情况下，原告不能凭空要求法院进行因果关系推定。当然，如何证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基础事实，恐怕要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结果是确认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推定的概念之中存在着两个事实，一个是基础事实，一个是推定事实。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中的基础事实已如上述，而推定事实就是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法院判断基础事实存在之后，若无重要的否定性证据，法院将直接确认推定事实存在，即确认因果关系存在。

最后，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的结果允许反驳。推定事实显然并不是必然符合客观实际的，为追求事实真相，应当允许加害人进行反驳。此推定事实显然是不利于加害人的，为维护公平，应允许进行反驳，同时加害人为避免不利推定，亦不得不进行反驳。

3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

因果关系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它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在人们欲通过诉讼证明这个客观事实存在时，却不得不对因果关系打上主观的烙印。由于人的主观认识不可能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甚至可能相反，而诉讼却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终结，判决必须依据法官已掌握的事实作出，法律为此规定了各种证据规则，以保证判决的相对公平和提高诉讼效率。于是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便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规则联系在一起。因果关系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实是整个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关键所在。

英美法理论上一般把推论分为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和可反驳的事实推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一般把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官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推定。事实上的推定是指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法官依据经验法则所作出的推定。对于事实推定均允许反驳，而对于法律推定则有不同的立法例，如日本允许对所有的法律推定进行反驳，而法国则仅允许对部分法律推定进行反驳。我们认为，推定既然是一种对事物间的常态联系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可能与客观实际不符，故凡是推定都应当允许反驳。不可反驳的推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推定，“可反驳的推定在用语上是一种矛盾”。［6］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除了推定的依据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在法律推定中，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对推定事实不负证明责任，而在事实推定中则相反。

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事实真伪不明时，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是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应当由哪方当事人来承担证明这一案件事实的责任是由法律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所决定的。证明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证明的规定，而是关于没有证明的规定，在诉讼开始或诉讼进行中，证明责任作为一种后果的责任规范都不会发生适用的问题，因为事实是否真伪不明并不清楚，只有在审理完结之时，证明责任才表现出来［7］。可见，证明责任只有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会表现出来，在案件事实已经真伪分明的时候，并没有证明责任适用的余地。证明责任是不可转换的，在诉讼过程中转换的是提供证据的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适用证明责任做出判决是法官在案件构成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推定的适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这种“无奈选择”的不足。因为在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出现结构性的举证困难时，如相对一方显然处于强势地位或者持有直接证据或者举证要求较高的专业知识，就会出现由他承担证明责任而有失公平或者违背社会观念的现象。于是，法律为保护受害人利益和出于某种社会政策的考虑而规定适用推定。

根据法律推定的要求，在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证明基础事实存在后，在无重要的否定证据的情形下，法官必须适用法律推定，将推定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不是法官从推定的原始事实中得出被推定的事实的结论，而是法律这么做的”。［8］所以法官不得作出与法律规定不同的推定。可见，法律推定的实质在于直接将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受不利推定的一方。法律推定规范具有证明责任规范的性质，在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意义上，将产生证明责任倒置的效果。可见，证明责任倒置实际上是实行法律推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对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3］。我们深以为然。该法条的逻辑可以展示为：在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为真时，法官应当推定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害人要避免法官的不利推定，就必须证明该因果关系不存在，加害人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法官应当推定该因果关系存在。可见，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属于法律推定。

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不同，从而认为以上关于环境侵权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不是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9］。我们认为，这些观点并没有正确认识法律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在一般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由提出事实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但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因果关系的证明极端困难或者对方处于强势地位等，法律则规定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环境侵权诉讼就是这种特殊情况。证明责任倒置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责任倒置只是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10］可见，证明责任倒置是基于法律推定的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形式。

除了前述关于因果关系推定的第三种定义认为加害人对推定事实反驳是反证外，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有学者认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以加害结果为依据，以及时赔偿为目的，以举证责任的转换为特点，原告不必作严格的证明，只需作表面性证明，倘若被告不能做出的反证，便认为因果关系存在”。［11］还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推定的最后环节是加害人就因果关系不存在承担反证责任，须指出的是，举证责任之转换意味着加害人之反证并非仅使推定事实再度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加害人必须就推定事实提供充分的反面证明［9］。我们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加害人对推定事实的反驳不是反证，而是本证。本证与反证的根本不同在于，对某待证事实提出反驳的当事人是否对该待证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负有证明责任的，该反驳即为本证，不负有证明责任的，即为反证。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加害人对因果关系不存在负有证明责任，故加害人对推定事实即因果关系存在的反驳不是反证而是本证。但是，加害人对基础事实的反驳却是反证，因为推定适用的前提是基础事实的存在，而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只能由受害人来承担。

4 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适用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以上分析，几乎能够明确认定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条件和程序，鉴于这个问题在实务操作中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再进行详述。

4.1 适用的条件

第一，须存在基础事实。基础事实的存在，这是适用推定的前提。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基础事实的存在只能由受害人来证明。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仅免除了受害人对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丝毫没有免除其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受害人既对基础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其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自然必须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以使法官获得心证，否则法官将不能确认基础事实的存在，从而也不能适用推定。

有学者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应采取各种相应的降低因果关系证明度的方式进行因果关系推定［12］。还有学者认为，当发生环境污染时，力求以自然科学的证明为依据，确定污染因子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当无法确定时，就应在以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评价原则的基础上，采用各种相应的降低因果关系证明度的方式进行因果关系推定，以实现被害人救济的法律价值［13］。这些观点事实上并没有在因果关系推定中区分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而是笼统地论述因果关系推定。其内在的逻辑是：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显然没有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但为救济受害人的损害，却又不得不认为因果关系存在，于是只有要求降低证明度。这无疑是加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使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规则形同虚设。

我们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必须明确区分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推定法则仅免除于其有利的一方当事人对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而没有免除他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14］。不管是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还是加害人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都必须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是一物的两面，证明责任回答的问题是，就特定的案件事实，应当由谁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明标准要回答的问题是，就特定的案件事实，当事人应提交多少证据加以证明。既然当事人对某特定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其对该案件事实的证明就必须达到证明标准，否则，该案件事实即为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该当事人就必须承担证明责任。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若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则法官无法对基础事实存在获得心证，法官不能对基础事实的存在获得心证，则推定不能适用。另外，从法律价值方面考量，对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实行推定，直接将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加诸于加害人。这种分配的实质在于减轻受害人的证明责任，而加重加害人的证明责任。若在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情况下，还要降低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度，这对加害人来说有失公平，对很多生产企业来说无疑意味着讼灾。

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呢？虽然环境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但是法律已经根据其特殊性作出了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安排，已经是对受害人的特殊照顾，没有必要再降低证明度，所以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当和普通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一样要达到民事诉讼法所主张的证明标准。我国传统之民事诉讼法理念主张“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目前多主张“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我们亦主张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以，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

受害人如何证明基础事实呢？国外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的理论，如疫学因果说、间接反证说、姑且推定说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这些理论事实上是关于受害人证明基础事实的证明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在于如何使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达到一定的标准，以使法官获得心证。但是这些证明方法并不等于证明标准。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标准只有一个，方法却可以有很多。

第二，该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或然性的联系。或然性即可能性，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或然性的联系，即表明由于基础事实的存在，推定事实有可能也是存在的。例如，受害人证明了以下事实：A加害人将某有毒物质排入某条河流，B受害人引该河流中的水灌入其鱼塘，C其鱼塘中的鱼大量死亡。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受害人的鱼很有可能是因为加害人排放的有毒物质而死亡的，即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仅是一种可能性，不具有必然性，因为鱼塘中的鱼的死亡的原因还可能是由于有人下毒；或者不是该加害人排放的物质所致，而是另一工厂排放的有毒物质所致；或者是该加害人排放的物质与另一加害人排放的物质相结合所致等等。当然这些可能的情形都是有待于加害人去证明的。如果受害人不仅证明了上述三个事实，而且还无争议地证明了其鱼塘中的鱼是如何因为该加害人排放的有毒物质而死亡的，即受害人已经证明了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此时没有推定适用的余地。如果受害人仅证明了A事实和C事实，而受害人引入鱼塘中的水不是该河流中的水；或者受害人仅证明B事实和C事实，但是没有证明加害人排放了有毒物质，显然不能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因为在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没有或然性。

第三，须无否定性证据基础事实或推定事实。与证明相比，推定的一个突出的弱点是结论不够精确，有时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15］。因为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仅具有或然性，故其结论并不必然正确。另外，受害人对基础事实的证明仅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高度盖然性即高度可能性，即基础事实并不必然为真。所以须无否定性证据基础事实或推定事实，因果关系推定方能适用。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加害人在反驳因果关系推定时，有两种证据攻击方法：一是对基础事实进行反驳，一是对推定事实进行反驳。对基础事实的反驳是反证，只需使基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反证即获成功，法官将不能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对推定事实即存在因果关系的反驳却是本证，加害人之证明须使法官达到符合证明标准的心证程度，本证才能获得成功。综上，在言词辩论终结时，如果基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则应认为基础事实为假，不能适用因果关系推定，亦即认为推定事实亦为假；如果推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则应认为推定事实为真，即环境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2 适用的程序

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推定可以分为三步：初步证明推定加害人反证［9］。我们认为，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程序如图1所示

推定是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最后一步。在受害人对基础事实证明之后，法院虽 然可能确认推定事实，但并没有最终确定推定事实，是否确定推定事实处于待定状态。由于法院有最终确认推定事实的可能，加害人为避免不利推定，须对基础事实和拟推定的事实进行反驳。若反驳成功，法院将不能适用推定；若反驳失败，则法院将适用推定。但是，加害人之反驳是成功还是失败，须在言辞辩论终结之后才能确定。也只有在确定是否有否定性证据拟推定的事实之后，法院才能决定是否确认推定事实。[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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