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述评

发轫于西方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肇始于1983年――当时主要是出于外交的考虑和对外宣传的需要而基本局限于中央一级人民政府，历经近20年的实践，满足了对外宣传的需要，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大力启动于2003年――由于“非典”事件的刺激，经济全球化浪潮外部冲击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内在要求之双重压力的推动，“中国新闻发言人群体脱颖而出”①；全面铺开于2004年――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开始在国内广泛确立；蓬勃发展于2005年――新闻会数量大增（截至斯年岁末，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级政府共召开1088场），质量显著提高（新闻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新闻性不断增强），普及面大幅拓展（国务院有近70个部门设立了80多位新闻发言人，全国有27个省区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②。

研究现状

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之后的整20年间（1983～2003），由于其发展仅局限于对外宣传，在国内影响不大，因此在这一时段对之研究近乎空白。从2003年起，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逐渐呈“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俨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实践的勃兴呼唤相关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实践的蔚然成风使得相关问题成为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与实践相呼应，从2003年6月份起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随之而起，直到2004年底可称之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启动阶段”――表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显著增多，共有40篇左右。③我们还可从网络媒体的极大关注，“理论人”的理性追问和“实践人”的现身说法三方面勾勒出本阶段研究的大致状貌：一是各大网站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表现出极大热情，既有相关动态资讯报道和常识性介绍，又有理论探讨和争鸣，如五洲传媒网和中国网两家网站都设有“新闻发言人制度”专栏；二是《郑州大学学报》在2004年9月刊载了一组由国内知名学者喻国明、陈力丹等执笔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笔谈，“无论是对我们为什么需要新闻发言人的追问，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思想的溯源，还是对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困境的忧虑，以及对新闻发言人与政府形象进行科学定位的思考”④，都能从某一侧面触及问题实质，将研究引向深入；三是《新闻记者》开辟《新闻发言人天地》专栏，并于年末最后一期启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主讲的“新闻发言人实务系列讲座”，较为系统地介绍相关理论及实战技巧。

整个2005年可以说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提升发展阶段”――不仅表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数量稳中有升，共有50篇左右，更重要的是，涌现出了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和专著。该阶段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学术界结束了此前的散兵游勇式的作战方式，学者们以团队协作的形式联合攻关，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代表性的有：第一，陆续出版了一批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理分析和经验归纳并重的教材和专著。如《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⑤、《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⑥以及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策划的一套“新闻发言人系列教材”，目前已出版的有《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实务》、《中外新闻制度比较》和《危机传播管理》等；第二，有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课题组取得了不少重量级的成果。如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发言人与会研究”课题，课题组于2005年8月在《今传媒》上发表了以《中国政府执政能力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为题的阶段性成果；第三，当对局部和枝节问题有了深入洞察后，理论整合便成必然。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新闻与新闻发言人实务》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面世的。这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型专业书籍，从现代社会对政府工作透明度的要求，以及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入手，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框架的建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涵盖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实务和案例研究等多个领域，有较高的理论性、实用性和可读性。⑦

文献综述

截至2005年底，关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涵义、发展轨迹及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条件

匡正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概念的认识，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和学者喻国明所多次强调的：“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制度”，必须不断完善这种制度，才能充分保障它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真正传播主体，新闻发言人只是“被授权的代言人”，政府在赋予发言人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责任。陈力丹从对马克思关于人民政权建设思想的溯源中，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马克思人民政权建设的一个基本观点，其设立应当是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人民报告工作的一种日常形式。⑧对基本概念的这种认识使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建立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之上。

学者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历史的梳理，大多视野开阔，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20年来的发展历程置于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历时演进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强烈的对比凸显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亟待规范的现状，有助于唤起我们加速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研究和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对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得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原因，学者们将之归结为以下社会条件：①国家意识形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背景下加强民主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思想的全面铺开，政府职能向“服务型”的全面转型，为新闻发言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②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要求；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④我国大众传媒业的长足发展，新闻传媒越来越倚重政府作为重要消息来源，政府亦重视通过媒体加强其话语影响力；⑤突发事件的催化。

2.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这方面研究可谓学界之述备矣，且比较科学全面，因此，大部分学者对此尽管文字表述各有千秋，但多观点类同，笔者将之综述为以下三点：①政府和公众沟通的主渠道――以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②政府媒体公关的主战场――以塑造和优化政府形象；③应对危机情形的主途径――以规避媒体事件的发生。

3.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依据与法律保障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论文中，约有40%左右的文章提及制约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是法律根基的薄弱，而且，从该角度研究的作者无一例外呼吁加快我国相关立法的进程，并指出法制化是保证新闻发言人制度良性运作的必然选择。国内学者对此的探讨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密切相关的“信息自由权”、“知情权”、“信息公开之义务”的法律依据；二是以信息公开、信息自由为立法旨趣的法律保障。由于美国是世界上对公民信息自由权的法律认可和法律保障法典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此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时，采取与美国相关方面进行横向比较的方法，习鉴他人，醒省自己，通过学习和借鉴美国成熟、完备的法律规制，审视和反思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之欠缺。

4.着眼于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陈力丹《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⑨中归纳的该年度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话题中，有两个话题即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涉及新闻发言人制度，因为它们均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上位阶概念。关于前者，他认为：“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关于后者，由清华大学“新闻发言人与会研究”课题组提出的“新闻执政”在本年度已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陈力丹指出，意欲实现“口号”向现实的转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即“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这也印证了上述第三条的综述结果。

5.着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术”的研究

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在实战，因此对其操作要领、实践技巧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其实施流程、微观运作进行细致剖析，自然成为对之进行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①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能力，前者如政治素质、媒介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等，后者如合理操控媒体的能力、交际沟通能力、危机驾驭能力等；②各种新闻形式（如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吹风会等）的运作程序和操作技巧；③新闻发言人的媒体形象设计，如屏幕形象设计、非语言符号把握等。

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基于上述综述，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存在着两点不足：

第一，广度尚可，深度不足。经过学者们三年多的开拓性工作，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触及，但理论深度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介绍性的论文占了很大比重，理论创新性文章屈指可数。例如在介绍美国相关制度及法律时，缺乏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结论：步美国后尘，仿效其做法，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困境即可迎刃而解，其错误倾向不言而喻。

第二，理论与实践结合松散。如前所述，新闻发言人制度重在实战，但实践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正如许多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专著冠之以“理论与实践”的书名，但由于它们多是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之急需而作，过分追求实用性和工具性，大多没能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和实践结合不紧，甚至脱节。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研究新闻发言人制度时，应以理论界定为逻辑起点，以理论阐释和理论创新为研究重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对策与实战技能为旨归。正如费尔巴哈在《遗留的格言》中所说：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而要实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创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

1.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交叉学科透视

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上有诸多学科支撑着，主要涉及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宣传学、舆论学、组织行为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交叉学科透视，就是要整合政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政府公关学、舆论宣传学、公关语言学等内容对本课题做出科学解答，亦即以“新闻发言人制度”为核心，从以上交叉学科角度对之进行全方位理论扫描和透视，方能全面把握其理论内涵和实践对策。如前所述，学界对此虽有所触及，但大多是借新闻发言人制度之瓶装相关理论之酒，缺乏深度融合后的理论生成和创新。可以说，从此角度剖析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学界只是站在起跑线上，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核心研究与边缘研究并重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构成理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正式规则具有国际惯例的共同性质，有良好的外国模式可资借鉴或移植，但非正式约束由于其历史传承性和文化积淀性，将其进行配套移植是愚蠢的，更是不可行的。因此，不能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变迁或创新仅仅看成是法律法规条文的变迁或创新，学界还应重视对非正式规则的研究和探索，以促进相应的文化建设、观念转型及制度环境营造。

3.中国传统文化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理论滋养

辩证法有一个著名的原理：历史与未来两极相通，即探究历史规律、把握今时实践与预测未来趋势有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因为“现代既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对立面，也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延续体”⑩，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要实现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的理论创新，可从先哲圣贤的思想宝库里汲取与当代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践相契合的有价值的思想因子。例如，由清华课题组提出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运作规约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就有很大的理论挖掘空间和阐释意义。再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具有很多双重属性，如信息服务与舆论引导、设置公众议程与满足公众知情权等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观念”、“和谐思想”可为新闻发言人妥善处理以上矛盾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从此视角切入，无论对政治传播本土化的理论建构，还是对当下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都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传统‘和谐观’的现代价值”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陈宗林：《中国新闻发言人群体脱颖而出》，《开放潮》2003年11~12期

（2）薛凯：《“国新办”新闻背后的新闻》，《半月谈》2006年第1期

（3）王展:《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2003-2004)述评》，《今传媒》2005年第7期

（4）《新闻发言人制度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笔谈）》，《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9月

（5）［美］玛格莱特・苏丽文：《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一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杜江主编：《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高钢、孙聚成：《新闻与新闻发言人实务》，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8）陈力丹：《健全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监察和限权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9月

（9）陈力丹:《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

（10）任遂虎：《传统“和谐观”的现代价值》,《寻根》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