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时期劳资关系

【摘要】发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三友实业社停业纠纷是民国时期影响巨大的劳资双方争议案件。由于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因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谐的劳资关系本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可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又使纠纷争议成为常态。本文正是以三友实业社长达两年之久的纠纷案为例，浅谈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矛盾发展及中间组织、地方政府等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劳资关系 工会 地方政府

三友实业社为上海市著名民族棉纺织企业，创办于1912年，以毛巾、棉布为主要产品，其产品质量上乘，又因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民众的抵制日货运动而进一步崛起，因而产品风靡全国，利润颇丰。三友实业社招收工人时为了利于工厂的发展进步因而偏好招收知识性青年，可这在另一方面又由于青年易受新思想感染，加之工人队伍的发展壮大，使该厂工会组织发展健全。这也为日后劳资关系紧张的一大原因。

自1932年日本人纵火三友实业社后，日军以三友社与日僧冲突为借口，发起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该厂被迫停业，工人先后逃离工厂。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日军撤离，工人陆续返厂。但三友实业社资方无意使沪厂复工，准备将经营中心转移至杭州分厂。劳资双方因而就沪厂是否复工问题发生争执。

纠纷持续时间为1932年5月至1933年底。在此期间，三友社工会多次组织工人与资方谈判无果，便向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多次呈文请愿。上海市政府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前提、为保证自身权威形象亦多次出面调停。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办事效率较低，加之资方态度强硬及相关劳资法律并不健全，致使本应尽快解决的争议一再拖延。由于地方政府调停无果，工会向中央国民政府上告的同时又组织绝食团以煽动社会舆论。在社会舆论的支持及国民中央的严令督促下，上海市政府确实有所作为。其具体措施包括修改《劳资争议处理法》将任意仲裁改为强制仲裁，特一法院以查封三友社为惩戒办法的强硬措施。然而中央的介入并未使事件平息下来，资产阶级团体认为中央政府有失公允，阻碍国货的发展，因而一致反对。政府调停不得不就此作罢。戏剧性的是，这场长达两年之久的纠纷以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出面调解告终。

从这场纠纷案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出面调停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前提，在劳资双方之间的斡旋意在避免激烈冲突。作为执政方，其关心的是社会关系稳定、自身政治的安定，并非我们常说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居中调停时其确定的是劳资双方的共同稳定。关于这点，从其修订《劳资争议处理法》及倡导劳资合作，并以劳资合作为施政方针可见。无奈，由于当时政府强烈的长官意志及资方强硬的态度致使纠纷案一拖再拖，办事效率低下。

在劳资纠纷中，工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三友社来看，由于工人队伍发展壮大，加之工人中有较多的知识型青年，因而工会组织发展健全，乃至成为上海颇具影响力的工会之一。工会的强大，使本长期处于弱势的工方在劳资纠纷中具有话语权，可以为自己争取利益。我们从商务印书馆两次罢工事件亦可得出，正是由于工会团结了工人，多次呈文请愿，有组织、有目的地制造社会舆论，进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工人谋取应得利益，而非一再退让。总的来说，工会的发展使劳方在资方强势的情况下，拥有与资方对抗的基础，进而保障劳方利益。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资本家阶级还是以“合作”态度来处理劳资关系的。著名实业家穆藕初、荣德生都曾提及劳资双方“互助”。实业家张元济先生也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就面临外国资本主义压迫，若再加之劳资纠纷，更属不易。只是劳资双方为不同利益团体，因而冲突难以避免。三友社劳资纠纷案仅是资本家不合作的个案，总体而言，虽然偶有顽抗者，在认知方面，资方还是主张劳资合作至上，采取妥协态度。至于资方是否作出妥协，还是主要取决于对其利益得失的权衡。

这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劳资纠纷，在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多次出面调停无果下，竟由杜月笙一次出面得以解决，确实引人思考。首先，杜月笙调解所言“外货倾销，本国工业衰败，劳资竭诚互助挽救犹恐不及，本案若再纠讼不已，两造均无利益可言”确实具有一定意义。以“民族认同”代替“阶级斗争”在外敌侵扰不断的动乱时期颇具现实意义，因而受劳资双方认可。同时，杜月笙作为沪上名人，具有更令人震慑的身份便是青帮头子。青帮是民国时期全国帮会势力活动中心，作为非正式组织，其黑色手段与强大势力令各界忌惮。这场持续两年之久的纠纷，多半是因为劳资双方忌惮青帮势力而被迫调停。至于杜月笙出面调停使劳资双方及时止损的原因，想必是为自己提高身份，大改以往黑势力形象，从而为自己披上合法化外衣的一大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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