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孤星血泪

题记

“世上只有妈妈坏，生了娃儿她不带，跟着奶奶吃咸菜，根本没有人来爱!”这是在“留守儿童”中广泛流传的一首童谣。

“留守儿童”是一群“制度性孤儿”。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去城里打工拼命挣钱；另一方面，农民工由于至今无从得到所在城市的“市民待遇”，无法将他们的子女留在身边。为了生存，他们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工作，不能轻易离开城市，这种带不出与回不去的双重矛盾，导致。留守儿童虽有父母，但仍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的现实。

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守儿童”群体，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主要是安全问题，包括人身安全、饮食安全和心理安全。本刊记者在实地调查采访中发现，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极度渴望父母的关爱，希望多与父母进行心灵交流。正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父母的缺位而逐渐失去爱与被爱的能力。出于适者生存的自然属性，他们的心被包裹上一层硬壳，以致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逐渐变得冷漠无情。即便父母回到身边，他们也早已失去快乐起来的能力。2010年，《中国青年报》上的―份《留守儿童调查报告》称，“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些孩子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监护，有的失去生命，有的被反复，有的流落社会，扭曲了整个人生。

悲剧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反复上演。

在越来越多的社会慈善人士关注下，农村中自发成立的类似“留守儿童之家”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这些组织带给了孩子心灵上的很多抚慰。但即便是“留守之家”的创办者，也仍然感叹自身力量和社会公益力量之杯水车薪。

改革开放最大的红利来自于人口红利，而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正在“献了青春，献了健康，再献子孙!”当我们重新回到大山深处、回到偏僻的农村，当我们面对孩子们那期盼、纯真眼神的时候，也许会突然省悟到：就是这些孩子，在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城市便利生活埋单、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经济高速发展埋单的时候，恐怕任何人都难以承载对他们“原罪”式的负疚感。

“留守儿童”虽然隅居农村，可是谁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将来对社会的影响――他们也是未来社会的主流。如何让“留守儿童”不再感觉自己是“孤儿”，这是全社会都应该重视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无良树霸，对10岁儿童下黑手

2月18日，被害孩子小龙的“头七”，记者去了小龙家。此时县、镇领导刚结束慰问，小龙一家仍沉浸在悲痛中。强忍悲伤的爷爷殷军成用低沉的乡音，一五一十地诉说他知道的和他听说的一切……

2月12日晚7点，小龙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跟小伙伴去村口玩。6年前，小龙父母远赴深圳打工，多年没回来，直到2011年暑假才把小龙接去深圳，小龙在那儿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在老家，爷爷奶奶快70岁了，每天还要干很多活。平日里，小龙跟爷爷奶奶话不多，就喜欢跟同龄的小伙伴玩。

这天晚上，他们在村口一家五金店铺前玩捉迷藏。小龙躲到商铺大铁门边上，敲着铁门，以吸引蒙上眼睛的小伙伴。正巧，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路过此地，这个人可能被敲击铁门的声音惹恼了，二话不说，走过去朝着正在淘气的小龙身上就是一脚。其他孩子见有人来，便四散跑开，各自回家。小龙无缘无故被踹一脚，怎肯罢休，与男人顶撞起来。争执中，男人拽着小龙走进了胡同……此后发生的事除犯罪嫌疑人外无人知晓，村口多部摄像头也没捕捉到该男人的行踪。

“平时吃完晚饭出去玩耍，最晚8点多他就回来了，可当晚都10点多了，小龙还没回来。我和他奶奶觉得有点不对劲，就出去找…一直找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也没有任何消息……”小龙的爷爷回忆道。

2月13日早上6点不到，小龙的爷爷又早早起来，在村口街道上逢人便问，把平时跟小龙关系要好的几个孩子家的门都敲开了，这些孩子一致说昨晚跟小龙在一起玩过，后来小龙被人捞走了(方言强行带走)。他们回家后并没告诉父母，也没什么异常表情。其中一个孩子说：

“昨天小龙大哥把他拉走了。”小龙的爷爷很意外，小龙的哥哥大龙今年刚满17岁，过了年就跟他爸爸去深圳打工了，没回来过呀!

接着，小龙的爷爷奶奶又去寻找，老两口越找越着急，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小龙的爷爷打了110报警，110回复说，孩子失踪不到24小时，不能立案。

将近8点，其他孩子都要上学了。小龙的爷爷跟老伴商量，还是去找那几个孩子，带我俩去他们昨晚和小龙一起玩的地方看看吧，也许能有什么线索。很快，孩子们带着小龙的爷爷奶奶往村口走去，还没到村口，正赶上昨晚那个男人出来，几个孩子落荒而逃，一边跑一边喊：“就是他!就是他把小龙捞走了!”

小龙的爷爷上前质问此人：“你是不是打过小龙?”

“我没打过!”

“是不是竹对小小龙捞走了?”

“我没有!那孩子说话你敢信?”

“那咱们到派出所说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我又没有杀人，去派出所干吗?”

听到这话，小龙的爷爷心头一震小龙很可能已凶多吉少。他马上给田湖镇派出所打了电话。很快，警察将这个男人带进派出所。

此人叫汪小峰(化名)，是邻村远近闻名的无赖。后来记者在汪小峰居住的毛庄村了解到，汪性格孤僻、不合群、易怒、多动，之前曾打伤过两人。

后来的审讯记录显示：“2月12日晚7时许，汪在从田湖村行至和店村路边时，碰见受害人殷某在和几个同龄孩子玩耍，汪某朝受害人蹬了一脚，遭到受害人辱骂而发生争执，汪对殷某殴打至休克，然后将受害人扔到渠中，致受害人死亡。”

2月14日早上10点多，小龙的尸体在村西北方向的深渠里找到。

小龙的爷爷对记者说：“我抱着孩子，看到他只有下巴到脖子还有一点点血色，其他地方早已没人样了，全都是黑青色的”“孩子是被连打带淹、硬生生折磨死的啊!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天理何在啊”

后悔过后，沮丧父亲深深无奈

经过一次又一次平复情绪，小龙的父亲首度接受了媒体采访。他在与记者对话过程中，几乎每次开口都要哽咽好久，嘴唇几次抽搐到无法说下去。

《家庭》：你们平时和孩子的感情怎样?

小龙父亲：我们对不起孩子。他稍大一点能走路时，我们就去深圳打工，现在孩子10岁了，我们都没回过家，就是去年暑假带他去深圳玩了一趟。这孩子学习一般，很腼腆、老实，从来不跟别的孩子打架。这些年，我们欠孩子的太多了，以后也不可能弥补了，那种痛苦实在……

《家庭》：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来见孩子一面?考虑过让孩子跟你们一起生活吗?

小龙父亲我们刚去深圳时，每个月就400多元工资，现在每个月1300元工资，加上加班费，总共不到220。元，除去我们和老人、孩子的生活费以及孩子的学杂费后，就剩不下什么

了。

我们也想过把孩子接去深圳上学，可私立学校上不起，即便是上公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要找人托关系，不然每年还要额外交1万多元费用。我们人生地不熟，上哪去找关系啊?那么多钱我们根本无法负担。其实要论基本工资，在河南本地和在深圳差不多，之所以那么多人背井离乡去那边打工，就是因为可以多挣点加班费。在河南，工作时间是8小时，即便加班也没有加班费。而在深圳，我们每天工作11小时，从早8点一直到晚8点，中间有1小时吃饭时间。为了多挣3个小时的加班费，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家庭的分离，结果连孩子的命都不能保全……

《家庭》：现在，你在家庭和工作上有什么打算?

小龙父亲：大儿子和他妈是请假回来的，过些日子还要回深圳：我已经辞职了，留在家里等待这件事的最后结果，亲眼看行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另外，老人年纪都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需要有人照顾，我得留下来照顾他们。欠他们太多了。

采访手记：

不要让“留守儿童”成“问剧儿童”

记者在相邻的和店村和毛庄村走访时发现，事发当晚，确有村民听到呼救声，却以为是有人酒后打架，没引起重视，致使小龙失去最后的求生机会。记者在面对曾和小龙一起玩耍过的孩子时，他们竞嬉笑打闹，根本没意识到他们的同伴失去生命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如果他们中有人在第一时间报警，结果也许不会是这样。他们也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冷漠早已成为普遍状态。“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容易被伤害的群体，理应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他们的安全问题与心理问题环环相扣，相辅相成。

采访小龙事件后，记者走访了六个村子的近百名“留守儿童”，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不知道如何在危急情况(如触电、火灾、溺水)时自救，他们感觉记者的提问是谈笑。更有甚者，他们在公路上随意奔跑，在车流中“见缝插针”，对自身安全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是孩子，尽管他们的家长不在身边，但发生的每一起事件之后带来的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这些幼小生命的损失无不在用血敲响警钟――不应让“留守儿童”成为“问题儿童”。

关于“留守儿童”，人们呼吁了太多，但类似悲剧仍不停上演。在生存的压力下，“留守儿童”的父母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挥洒汗水，无暇顾及孩子的健康和教育。也许，我们无法真正懂得他们的伤悲。但我们清楚，经济发展增速数字的背后是这些“留守儿童”的孤寂童年，是他们在城市打拼的父母离家时的背影和无奈的血泪。如果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也请大家别忘了这些被牺牲了的一大批儿童。“留守儿童”已成为个别家庭的创痛，千万别酿成社会之痛!

连夜回家，竟撞见女儿不堪一幕

2010年9月3日清晨7点，老柄从深圳风尘仆仆赶回南塘镇农村自己的家。大门敞开着，里面停着一辆草绿色的摩托车，老柄心中有种不祥预感，于是快步>中上楼去。大女儿小艳的房门没关，她和本村的烂仔阿诚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看到这一幕，老柄气得发抖，拽着小艳的头发就把她拖起来。小艳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分辩说自己是被迫的。

被惊醒的阿诚，见此情景夺路欲逃。老柄一把扯住阿诚往外走，说要到阿诚父母那里讲清楚他怎么会睡在小艳的床上。这时，老柄看到本村另一个烂仔阿晨惊地从二女儿小梅的房间里跑出来。老柄正愣神问，阿诚拼命挣脱，蹿到了一楼，推着摩托车准备逃跑。老柄抢上一步堵住大门口。阿诚心慌，连摩托车都顾不上，一溜烟跑了……

连羞带惊，小艳和小梅抽噎着告诉父亲，头天晚上11点多，阿诚、阿展还有阿伦、阿树爬窗进来了她们。老柄心中五味杂陈，他暴躁地把两个女儿打了一顿，同时又深深地自责。

老柄告诉记者，女儿小艳还没出生，他就出外打工了。妻子除了怀孩子回家分娩外，其他时间都在外地和他一起打工。小艳和小梅一直由她们的外婆带着，2003年姐妹俩的外婆去世，两年后她们的妈妈也病逝了，这给两个孩子的心灵和家里的经济造成极大打击。

更无奈的是，姐妹俩越是孤苦，老柄越是不能留下陪伴她们。因为家里的田很少，种地根本养不活一家人，他只有外出更加卖命地干活。每年最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两天。平常，他把姐妹俩的生活费寄到在村口开药店的侄子处，由小艳去取……前段时间，他听到了一些闲言闲语，说经常有很多烂仔到他家“鬼混”。他又生气又不安，连夜从深圳坐车赶回来，竟撞见小艳和烂仔睡在一起的那一幕…

老柄狂怒地报了警，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去南塘镇派出所录了口供。第二天，警方根据现场遗留的证据，逮捕了姐妹俩供出的四人中的阿伦和阿诚。

女儿受罪，父亲的心一阵阵揪痛

听到女儿向警方的供述，老柄怎么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的家，居然被村里的不良少年当成淫乐场所――姐妹俩向警察列出曾过她们的名单竟有10多人。

早在2008年下半年，小艳小学六年级时，好友介绍一个男孩子给她认识。那个男孩子有一次去她家里玩时了她，后来，这个男孩子又多次她和小梅。

小艳被那个男孩子后，渐渐地，村里有更多烂仔发现小艳姐妹家里没大人在，就经常来“欺负”她们。有一次，一个试图小梅的烂仔因进行得不顺利，一边骂骂咧咧地扇小梅耳光，一边强行拍下她的……

姐妹俩不开门，烂仔们就爬窗进来，或者撬锁进来实行，然后洗个澡，整理一下衣服，就骑着摩托车绝尘而去，偶尔还会留下过夜――这一套，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这些烂仔一来就是一大帮，姐妹俩害怕，既不敢也羞于对外人说。

2010年9月2日晚，小艳把自家两层小楼的大门从外面锁上，然后蹑手蹑脚地从楼梯旁的窗户爬进屋里上二楼睡觉。她这样做，是想制造没有人在家的假象。这种“空城计”虽然曾成功地让一些骚扰者悻悻而归，但还是有些人不会上当。

晚上11点多钟，小艳躺在床上听见一阵攀爬走跳的动静，知道安恬的睡眠只是一个奢望了。那天小艳来例假，也没得到烂仔的丝毫怜悯，依然胁迫她发生性关系；而妹妹小梅更是惨遭三人…前一天，也就是9月1日中小学开学的日子，刚刚小学毕业的小梅本该去镇里的中学注册，但不断的骚扰使她没心思去，念初二的小艳也无心回校上学……

听着两个女儿诉说所受的罪，老柄的心一阵阵揪痛，还是努力劝她们回学校上学。虽然村里和小艳、小梅差不多大的青少年很多都出去打工了，但老柄深知，只有读好书才可以让女儿有机会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不用再像父辈那样做着又辛苦又低薪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可小艳姐妹怕报案后遭到烂仔和烂仔亲戚的报复，更难以面对这件事公开后村里人的目光，便不想待在家里上学。半晌，小艳才松口，说买一辆自行车给她，她就同意回学校，也可以载妹妹上学。

于是，老柄连忙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又给女儿交了学费。三天后，老柄就匆匆赶回深圳干活去了。老柄没想到，两个女儿上了两三个星期的学就不愿去了，上千元学费又退不了，他很生气，可隔得那么远又管不了她们。于是，小艳姐妹带着自行车去了茂名打工，之后又辗转别处，有意无意地不再与父亲联系。就这样，老柄失去了两个女儿的音信。

留守姐妹两年被十多人，谁来回答这沉默的拷问

沉默拷问，姐妹俩远走他乡

为更加全面地了解此事，2012年2月17日，记者去了南塘镇老柄家所在的村子。

村里较少行人，许多一两层的房子稀落地散布着。一位老人家告诉记者，村里600多人，其中400多人外出打工去了。青壮年都出去了，小孩就留给家中的老人带。记者向他打听到了老柄家的住处，兜转一阵来到老柄家的房子前――电表上写着老柄的名字。这是一幢外层铺设淡黄瓷砖的两层小楼，锃亮的大门紧闭。

坡下住着的那位阿婆告诉记者：“自从前年发生了那些不好的事情，小艳和小梅就没回家了。阿柄报警之前，我劝阿柄不要去告，私了就好，他偏不听。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多不光彩……

记者找到在村口开药店的小艳堂哥，老柄一向委托他转交生活费给小艳，可他拒绝谈任何关于姐妹俩的事，称“不关我的事，我一点都不了解”。

而对案最关心的人反而是犯阿伦、阿诚的亲戚。阿伦的叔叔阿振坚称侄子是被冤枉的，是那姐妹俩自己生活作风不好。阿诚的父母也一口咬定，儿子没她俩，全家人正想方设法为其翻案。

最后，记者走访了姐妹俩曾就读过的乡村小学。―位教过她们的女教师说：“她们都很乖，成绩也不错。尤其是小梅，每次考试都在前五名，只是读到高年级不知怎么经常迟到，不来上课，成绩也不好了。和她交流，她只说是去走亲戚。跟家长也联系过，也没有什么改善…后来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点，唉……”

离开村子，记者的脚步越发沉重。

老柄报案前的两年里，小艳和妹妹一直在独自消化这“可怕的秘密”，是因为没有倾诉习惯7找不到倾诉对象?或畏惧说出后农村性道德的压力?还是受到了怎样的胁迫或引诱，而报案后姐妹俩选择出走，不愿回家，不联系父亲，她们有什么怨艾或无奈?现在她们过得可好?身心的创伤是否还在痛?

姐妹俩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她们家那大门紧锁的房子，在被遗忘的角落里，以谜团般的沉默拷问着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