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秦岭古栈道与南北文化的关联

作者：孙文娟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是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在信息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中，依托的是媒介，它是信息传播和接收的载体。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活动，一定要借助于载体，也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媒介作为一种传递的渠道，作为一种传播的手段，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工具，是传播过程完成的前提条件，任何传播都离不开媒介，并且任何形式的传播都要依赖一定的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因素则是传播完成的必备条件。任何传播都离不开媒介，媒介在广泛使用的时候，说明技术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下使得媒介得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普及。

古代的文化传播与交通状况是分不开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处处与交通密切相关。自先秦时期，人们就凿崖斫壁，修筑栈道，结束了秦岭南北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从秦昭襄王到我们这一代人，从修筑艰险万分的秦岭古栈道算起，到修筑贯通秦岭南北的高速公路，时间跨度竟长达两千多年。《战国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古栈道是秦入蜀的重要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是巴蜀文化与关中文化的传递带，秦岭古栈道对南北文化传播作用不可小视。不与秦塞通人烟古栈道历史悠久，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比古罗马大道的历史更为悠久。有专家指出:古栈道不仅是中国唯一，也是世界唯一。由天梯云栈构连形成的古老栈道，在数千年间穿越着秦巴大山，如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穿越着中国历史文化的重重关山，在人类的生存、争战、迁徙、邮传、贸易、交融等诸多领域积淀着一份厚重、独特又有些神秘的文化。秦岭的高大、闭塞，沿途的惊险，难以翻越，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先人们难以逾越自然的阻隔。秦岭造成了历史文化的阻隔，因为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时代背景以及生产力水平低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南北方不同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出现了秦岭本土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秦文化、宗族文化、山水崇拜、出世文化和神仙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枝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秦岭绵延千里，横断三秦，是阻碍关中与大西南沟通的一大屏障。两个久负盛名的“天府”，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它们之间横亘着秦岭，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要翻越秦岭这座大山是非常困难的，大诗人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并说“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自然障碍把关中与汉中以及巴蜀地区隔开了。“秦虽有心，蜀虽有情，五万年间，爱不相接”，只有到了秦惠王将要伐蜀，开通了石牛道，秦蜀之间才开始交通。”回望远古时代，尚未出现铁器，也未发明火药，现代的开山技术、设备更是空中楼阁般虚幻。艰险万状的地理条件给沟通巴蜀秦陇等地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悬崖绝壁，千沟万壑，令军旅、行人苦不堪言。秦岭南北最窄处也一百多公里，没有人烟，食宿无着，当时注定植被茂密，古树参天，完全可能迷路。我们的先祖很早就在秦巴大山中寻觅、踩踏、开凿道路，最早可以追溯至商代末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最有力的证据是蜀人参加牧野之战，说明居住在四川盆地的蜀人在商末已走向中原。此外“一笑倾国”的美女褒姒生长在秦岭南麓的古褒国，而周幽王的国都却在今关中长安县斗门镇附近，可见险峻的秦岭并没有完全隔断人类的婚姻联系。从古到今，翻越秦岭山路艰险，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闭塞。闭塞有两重性:一方面，因闭塞而保护了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却因闭塞而影响了发展。闭塞的环境，在农耕时代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闭塞环境就转化成新时代的劣势。因为闭塞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它的发展。关中也是如此。农耕时代，秦国的地理优势是人们十分羡慕的。荀子曾说，秦国“国塞险，形势便，山川林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自秦至唐，关中几乎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关中却渐渐冷落了。

秦岭古栈道融南北文化精髓在历史进程中，秦汉移民、战争等原因，南北方开始有往来。栈道在南北方的交往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南北方的交流往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促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古代，边关告急、官吏升降、王命急宣、公文下达只能依赖驿道。畅通的栈道为沟通中原与大西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积淀了一份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栈道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种创造性建筑，一般在河岸、岩壁凿孔架木而成，是古代山区险要地段交通的主要形式。《辞海》的解释是“我国古代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木、铺板而成的一种道路。”根据现藏于汉中市博物馆的汉代摩崖刻石对褒斜道沿途设施记载和近年实际考查得知，栈道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则置驿。这些凌空飞架的栈道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湍湍绿波之上，时而一廊，时而一阁，时而一驿。

自先秦时期，人们就凿崖断壁，修筑栈道，为文化的相互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秦岭栈道历经沧桑，促成了南北的统一，促进了西南西北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从成都至西安相距两千多里，秦岭、巴山两大山系及其支脉横亘其间。这种地理环境使蜀地与中原的联系极为困难。为了谋求发展，秦蜀先民千方百计，不惧艰险，前赴后继，在崇山峻岭中开凿出石路栈道，沟通了秦蜀间的联系。古代流传的五丁开山，石牛成道，武都担土，山分五岭等神话传说，生动反映了蜀道开凿的历史过程。南北不同族群的人类活动生成了差异的文化，连通中西交通的栈道对于南北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成为了信息传输的媒介。文化通过交通充分地传流、扩布，促进本地文化对其他素质文化的吸收，并为本地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增添新的活力。通过对秦岭古道在历史时期联通中西交通地位与作用的考察，可以深刻地认识中华文化之博大包容，更可以认识秦岭古道为主的关中通西北交通的进步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秦岭古栈道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更是文化进一步交流的桥梁。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几个盛世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都首先是以完善交通运输系统为前提的，都对关中通西北的道路建设投入了更多的心力。飞栈连云的秦岭古栈道，凝结着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沉积了丰富的历史故事，保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使得历代墨客骚人为之咏叹不已。千里蜀道和万里长城、大运河一样，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勤劳的见证和智慧的象征。#p#分页标题#e#

无论古代与现代，栈道在我国历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周、秦、汉、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栈道是历代王朝政治中心———京都通往西南乃至通往与西南临近国的要道，她与连接东西的丝绸古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栈道本身在历史上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交流和政权的巩固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而蜀道沿线的历史文物更是国之瑰宝。蜀道在历史上沟通成都平原至关中平原，融会贯通着沿线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学、民间文化，沿途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成为西部最有影响和最为繁忙的文化与经济的交互传播线路，也是跨越西南与西北最活跃和最兴旺的商贸线路，不仅直接促进了区域间的物流和人际交往，也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往来。秦岭古栈道与南北文化当初那些尚未完全摆脱原始生活状态的古代先民自然踩踏出来的原始小道并不是栈道，把原始小道开辟为能供车马行进的官驿大道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春秋时代，秦人国力壮大，为征战需要，把原始小道开凿为可供千军万马行进的通道便势在必行。据史料记载，秦人的建筑工艺已相当发达，秦始皇每消灭一个国家便在咸阳原上仿造这个国家的宫殿，以空中阁道与之相通。

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从自然赋予的传播能力出发，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动力推动下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古代先人的传播活动，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从仓颉造字到摩崖石刻到蔡伦的造纸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古代历史的脉络向前发展无不与底蕴深厚的秦岭有着密切的关系。把原始小道开辟为能供车马行进的官驿大道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从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看，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

最初用于军事战争的烽火台、擂鼓或者燃放烟火等传播方式是口头传播时代的传递和交流信息的主要方式。文字传播时代是口头传播之后的一种更为高级的传播方式，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它的产生大大加速了人类利用体外化媒体系统的进程。作为前提条件的文字的产生使人类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两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从早期的石壁、石器、陶器、青铜器，到甲骨、竹简和木简，再到后来的纸张，书写材料不断趋于轻便，文字信息的传递就越发的容易。在秦岭地区发源的仓颉造字、石刻、造纸技术等等对于文化传播有重要作用的发明，在秦岭古栈道的开拓，驿站、邮政设施建立之后，文字信息可以传递的区域也越来越广泛。以文字为核心的信息系统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大大推进了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两大天府之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和融合。栈道交通邮驿系统及其遗存见证了古代中国邮驿制度的高度文明，是人类信息传播方式和古代交通组织的杰出代表，保存着秦汉至今丰富的历史信息，完整地记录了人类交通发展和多元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是人类交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和文明对话交流的结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