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麟对传统儒家“礼”观念的超越理解

作者简介：陈鹏，（1980―），男，河北沧州人，河北金融学院社科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马兰兰，（1989―），女，河北廊坊人，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攻儒家伦理。

摘 要：贺麟以同情的态度对传统儒学的礼制观念进行了超越性的理解。他从儒学根源入手，引入西方哲学理念，从超越的角度和共相殊相的关系中对儒家礼制观念的三纲五伦说进行了较契合传统儒家原意的诠释理解，避免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变异。

关键词：传统儒学；贺麟；礼制；超越

近现代，批判儒家思想的声音犹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儒家的礼制思想也成了众多学者批判的重点之一。其中，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贺麟以同情的态度对传统儒家礼制思想进行了超越性的理解。

一

贺麟的新心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最后一个新儒家思想体系，因此他有条件对先前的儒家思想的优劣得失进行理论总结。他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流”[1]P261。他一语道破了当时很多学者批判儒学背后隐藏的中国人骨子里对儒家思想的依恋。“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在生活方面，对人处事的态度，立身行己的准则，大家也莫不在里争取完成一个新儒者的人格。大多数的人，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不能自觉地发挥出来。有许多人，表面上好象在反对儒家思想，而骨子里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实际上反促进了儒家思想。自觉地正式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只是时间早迟，学力充分不充分的问题”[2]P289。

贺麟对儒家思想的情结是非常之深的，其眼光也非常独到。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儒的声音，贺麟认为这样的批判反而更能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因为“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为他们的洗刷扫除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3]P138。这样的初衷使得贺麟在建构自己新心学的过程中，从儒家哲学的根源入手，从传统儒学入手，进而寻找传统儒学的真谛。

贺麟认为，儒家思想既是旧的思想同时也是最新的思想，而新与旧的交融就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说：“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合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4]P9。他反对种种指责儒家轻视艺术、缺乏宗教思想和宗教精神、不探究哲学的说法，他认为：“凡此种种说法，皆所以企图将儒家褊狭化、浅薄化、孤隘化，不惟有失儒家的真精神，使儒家内容贫乏狭隘，且将使儒家思想无法吸收西洋的艺术、宗教、哲学以充实其自身，因而亦将不能应付现代的新文化局势”[5]P9。循此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则儒家狭义的人伦道德方面的思想，均可扩充提高而深刻化。贺麟之所以把礼制观念看作礼教，因为他更多的是从道德的层面来诠释儒学的。孔子、孟子都对道德的约束作用十分看重，贺麟把传统儒家的礼制观念纳入道德的范畴来分析，正是符合了传统儒家创立礼制观念的初衷，同时也摆脱了变异后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二

西汉的三纲说是以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p135为基础的，这也成为了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社会的最基本的礼制，这种三纲说被后世大都诠释为后者对前者单向的义务。五伦则是传统儒家提出的人能在社会中生存而必须遵守的五种规则。而三纲和五伦在很多后人看来都是从诞生之日起就规定好的，只能服从这种礼教，而不能怀疑和更改。贺麟则试图从道德的层面重新解释三纲和五伦，使得这种儒家的最基本的礼制更接近传统儒家的本意，从而避免了其变异的可能。他认为三纲五伦是一个完整的伦理规范系统，三纲比五伦更能体现“合理性”的原则。他说：“三纲说实为五伦观念之核心，离开三纲而言五伦，则五伦说只是将人与人的关系，方便分为五种，此说注重人生、社会和等级之爱的伦理学说，并无传统或正统礼教的权威性与束缚性”[7]P75-58。因此，在五伦的社会关系中，“只要社会上常有不君之君，不父之父，不夫之夫，则臣弑君，子不孝父，妇不尽妇道之事，事实上、理论上皆应可以发生”[8]P58-59。这势必导致人际关系的失调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必须由先秦时期的五伦说上升到汉代的三纲说。

在这里贺麟的思想出现了矛盾，他的本意是想从传统儒家的礼制观念出发，从道德层面上来解释五伦对社会人际关系的调节与约束作用。但是同时他又发现经过后世演化出的三纲之说似乎比传统儒家的五伦之说更能有效地调节社会人际关系，也更符合他的新心学“合理性”的原则。但三纲说却并非是传统儒家提出，而是出自西汉，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三纲说是传统儒家礼制思想的变异。传统儒家希望以伦理为本位构造一个稳定的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但是以伦理为本位必然导致人际关系的等级化。在传统儒家看来，“礼”就是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化身，同社会、家庭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时的“礼”对在上位者和在下位者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五伦更多的是从道德和自觉的层面对社会起作用，对双方是平等的。而三纲说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剥夺了在下位者的权利。这与传统儒家礼制观念的初衷完全不同，变异现象十分明显。

三

贺麟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这个角度不论是五伦还是三纲，都避免了传统儒家思想发生变异的危险，这就是超越。贺麟认为：“先秦的五伦说注重人对人的关系，而西汉的三纲说则将人对人的关系转变为人对理、人对位分、人对常德的单方面的绝对关系。故三纲说当然比五伦说来得深刻而有力量。举例来说，三纲说认君为臣纲，是说君这个共相，君之理是为臣这个职位的纲纪。说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就是说为臣者或居于臣的职分的人，须尊重君之君之名，亦即是忠于事，忠于自己的职分的意思。完全是对名分、对理念尽忠，不是做暴君个人的奴隶”[9]P60。这样，贺麟就从理念的绝对性，引申出了三纲理论的权威性，从而把三纲说成是超跃历史和现实的永恒不变的伦理信条。三纲说不是针对具体而言的，而是对“理念”而言的，这种超越地理解近乎完美地解释了传统儒家礼制观念中有关等级差别的论述。由于贺麟有熟悉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背景，所以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主要是借助于当时世界上盛行的新黑格尔主义来诠释的。他把君和臣都看做是一种理念，一种共相，只有人人遵守这种理念的时候，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就很完美地解释了传统儒家思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的真谛。为臣者服从的是君这个共相，而昏君暴君并不在这个共相之内，而是殊相，因此为臣者不必服从殊相，也就不需做昏君暴君的奴才。

五伦说是传统儒家礼制观念的主要方面，三纲说则是在传统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变异后产生的。其中不仅包含了传统儒家礼制观念的精华，同时也被后儒们加进了很多的专制色彩。贺麟拨云见日，从西方哲学引入理念的观念，从超越的角度，从共相殊相的关系中得出了最契合传统儒家本意的结论，从而避免了传统儒家思想变异的进一步加深，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从儒家思想的源头出发来研究其发展，客观对待其利弊，才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态度，在这一点上贺麟的做法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作者单位：1.河北金融学院；2.河北大学）

基金项目：2013年度河北省讲师团系统科研课题《儒家道德文化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研究》（201341）

参考文献

[1] [2][3]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4] [5][7][8][9]贺麟.文化与人生[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6]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