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莫里哀喜剧中的女性形象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

摘 要： 十七世纪伟大的喜剧作家莫里哀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入分析，发现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的特征，折射出了莫里哀在那个时代开放而超前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莫里哀喜剧 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

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杰出的代表，是现代欧洲的喜剧之父，是世界戏剧史上的一颗巨星。他创作了许多为人所传诵和学习的经典剧作，其中，他的两部杰出的代表作《伪君子》和《吝啬鬼》几乎是家喻户晓，光芒经久不衰。莫里哀是古典主义流派中民主思想比较突出的作家，他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他毫不留情地讽刺虚伪恶毒的僧侣，批判贪慕虚荣的资产阶级，揭露腐朽衰败的封建贵族。另一方面，他具有先进的民主意识，对下层人民抱有一定的同情，并热烈地赞扬他们的勇敢善良，勤劳忠诚。他的剧本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是十七世纪法国社会风貌的真实体现，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莫里哀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别的人物：贵族、资产阶级、僧侣、仆人……而其中有一类人物却较少得到人们的关注，即莫里哀喜剧中的众多不同阶层的女性形象。从这类形象的塑造中，我们能够挖掘出莫里哀对爱情、婚姻以及对当时生活在男权社会里地位低下的女性的态度与看法。

十七世纪的法国是欧洲最强盛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家，封建贵族虽然正逐渐走向衰败，但在整个国家与社会中仍是处于重要地位，在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动下，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开始与贵族争夺权力。他们成了君主平衡政治，巩固自己的统治的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妇女问题必然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继续在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上流社会的妇女在浓郁的宫廷文化氛围中更多地做起了花瓶、香水、调味品，而下层社会的妇女一如既往地尽着女人的‘天职’：妻子、母亲、管家婆、劳动力，她们自身也并未对这样的生活产生过任何疑议。”[1]

从十八世纪开始，欧洲逐渐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资产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压迫的愿望日益强烈，首先在思想领域展开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的斗争，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逐渐深入民心，唤起了人民的觉醒，使人们意识到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的重要性，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进步、大发展的变革中，有一个方面却始终被人们遗忘在脑后，那就是妇女的处境与地位。“男女之间无平等可言，为了改善人类的社会组织，男人们既要作立法者，天赋的理解就要多一些，我们必须首先把这作为考虑问题的总的基础”，“我不希望看见（女性世界）塞满了形而上学家、历史学家、思辨哲学家，或是任何一类博学多才的女学究们。我担心，随着女性才智的增长，她们会失去温柔的天性”。[2]（P333）这是当时人们对女性的普遍看法与态度，从中，妇女的地位和状况可想而知。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为争取女性权益而勇敢呼吁的人，普兰·德·拉·巴雷就是十七世纪法国一位重要的女权主义者，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二十世纪著名的女性主义者）的《第二性》一书中提到了他在他的专著《论两性平等》中的观点，“他认为，男人利用优越的体力去支持他们自己的性别，而女人则因习惯而默认她们的依附地位。她们从未有过公正的机遇——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受过教育。他认为，所以，根据过去的行为不可能对她们作出判断，没有什么能够证实她们劣于男人。”[3]（P125）这显然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评价不同。

莫里哀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却是一位充满进步的民主思想的剧作家，“他在极具艺术魅力的喜剧创作中，将女权主义者发出的微弱呼声变成让人喜闻乐见的喜剧情节和人物形象，把不合理的女性处境及不公正的女性评价以有趣的故事、裸的男性道白和机智尖锐的两性对话表现了出来，让他新型的女性观在人们开怀的大笑声中深入人心传播开去。”[1]

《太太学堂》这部剧作就裸地显示出了莫里哀对夫权主义的猛烈抨击。主人公阿尔诺尔弗为了培养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买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阿涅丝，他把她送进修道院，让她与外界隔绝，按照他的意愿要把她养成一个只懂得祷告上帝、爱丈夫、缝缝纺纺的愚昧无知到极点的妻子。13年后，阿涅丝被接出了修道院，果然驯服温顺。然而，阿涅丝一旦同社会接触，青春的觉醒就使她爱上了青年奥拉斯。封建制挡不住爱情的力量，她马上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懂得辨别和欣赏爱情的滋味。她会巧妙地利用阿尔诺尔弗人性的弱点向情人传达爱意，她的语言越来越具有力量和个性，面对阿尔诺尔弗的询问指责不再唯唯诺诺，屈从附和，而是站在自身的角度反击，她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欠你的情分，不像你想的那么多吧？”“你在这上头，可真辛苦啦！我各方面受的教育，也真漂亮啦！你以为我真就得意洋洋，看不出自己是一个傻瓜吗？想到这上头，连我自己都脸红；我要是有能耐的话，在我这年龄，我怎么也不要人把我当糊涂虫看。”[4]（P68）她开始认识自己，开始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获得了新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莫里哀对女性个人自由与独立思想的支持与鼓励，对男权主义的抨击与讽刺，他对阿涅丝的反抗与辩争是大为支持的，重获新生后的阿涅丝正是他所期望的少女形象。莫里哀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袭承着封建伦理道德的大男子主义的自私自利的丑陋本质，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男权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达尔杜弗》中的艾耳密尔是一位温婉贤淑的太太，她似乎汇集了一个妻子该有的良好品性：她忠于自己的丈夫，关爱子女，孝顺婆婆，她通情达理，温柔体贴，贤惠端庄，这也是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但不仅是在传统社会里，在高度文明平等的现代社会里，这些品质仍是值得发扬和推崇，是从古自今女性所具有的美德。而在封建社会中，妻子身上所具有的一些消极的意识，如夫权至上，绝对服从丈夫的意志，懦弱无主见，这些恶习却丝毫不存在于艾耳密尔身上。她尊重奥尔贡，但却不是盲目地服从，而是敢于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有着自己的独立个性。当奥尔贡痴迷于达尔杜弗伪善的表面工夫时，艾耳密尔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导演了让骗子原形毕露的戏中戏，她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丈夫看清真相，悔悟过来。在第四幕第五场中，艾耳密尔有意迎合达尔杜弗，虽然是在演戏，为了让达尔杜弗露出他丑陋的本性，但也有着些许的对奥尔贡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报复心理，“什么？这么快就出来啦？你在寻人开心。回到桌毯底下去，还不到时候；你就等水落石出，看明白了吧，将信将疑的事，还是不相信的好。”“我的上帝！千万轻易相信不得。有了正江湖，再明白过来也不迟。千万着急不得，小心弄错了。”[4]（P183）这些带有讥讽性的俏皮话语都体现出了女子特有的可爱本性。艾耳密尔是柔与刚的结合，莫里哀对她的塑造与刻画让我们看到妇女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依靠自身的努力，改变处境，把握主动。

《达尔杜弗》中的玛丽雅娜，《吝啬鬼》中的艾莉丝是莫里哀笔下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她们活泼可爱、娴静乖巧、单纯憨厚但却怯懦胆小，缺乏自主能力，不敢为自己而奋起反抗。相比于《太太学堂》中的阿涅丝，她们接受过一定的知识和教育，和社会有着正常的接触，不像一开始的阿涅丝那么愚笨至极，她们看得清事情的真相，有一定自己的意识，向往自己的爱情。但她们所接受的教育磨平了她们的个性，使她们变成了胆怯怕事，敢怒不敢言，逆来顺受的乖乖女。玛丽雅娜和艾莉丝的遭遇相同，自己都有着心仪的爱人，但专制的父亲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她们许配婚姻，不容许她们自己做主。面对父亲向来忍气吞声，绝对服从的她们，当面临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时，人性中要求自由独立的一面便被慢慢激发了出来。当玛丽雅娜的父亲奥尔贡提出要把她嫁给达尔杜弗时，明明满心不情愿的她却不敢说任何拒绝反对的话语，但在侍女道丽娜的刺激与鼓动下，爱情战胜了封建礼教，她也慢慢勇敢地表露出了自己的内心，“他们逼我的话，我就寻死。”“父亲的心思我做不了主，可是要嫁，我就嫁法赖尔。”[4]（P144）和玛丽雅娜相比，艾莉丝就显得更具有反抗精神。当她的父亲奥尔贡要把她许配给一个老头时，她立刻就奋起反抗：“爸爸，我不嫁。”“女儿，你要嫁。”“不嫁。”“偏嫁。”“我说，不嫁。”“我说，偏嫁。”“这事您强制不了我。”“这事我偏要强制你。”“我宁可寻死，也不要嫁那种丈夫。”“你寻死不了，还要嫁他。看看你这份儿胆量！谁从来见过作女儿的这样和父亲讲话的？”“可是谁从来见过作父亲的这样嫁女儿的？”[4]（P225）从这段激烈的父女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权社会中男性的霸道无情，也表现出了艾莉丝要求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面对自己的幸福，她比玛丽雅娜要勇敢果断许多。在这一类懦弱胆怯，完全依附于男权的女性身上，莫里哀或多或少地也显示出了她们的反抗精神，她们的行为活动不能由她们自己做主，但她们的思想开始渐渐独立，用死来捍卫自己的爱情婚姻自由是她们能够表现出的最大的反抗，虽然这是种可悲的做法，但毫无疑问的，这是对男权专制的间接控诉。

如果说艾耳密尔、玛丽雅娜和艾莉丝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女性主义还不是那么的明显强烈，她们身上还具有着一些甚至是很大部分的男权主义社会中的女性特质，那么《达尔杜弗》中的侍女道丽娜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高举女性主义大旗的女性形象，她虽然身份低微，也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敢于公然违抗夫权，向男性提出挑战。她言语犀利，颇具胆识，对于主人奥尔贡的痴迷愚顽，她敢于冷嘲热讽，直言不讳地把他说成傻子，“他爱疯了他；他成了他的英雄、他的命根子；他时时刻刻赏识他，句句话引证他；他干的顶无聊的小事，他看做奇迹；他说的话，在他看来，全是神谕。”[4]（P126）在得知奥尔贡要把女儿嫁给达尔杜弗时，道丽娜更是毫无畏惧地与奥尔贡唇枪舌剑，有理有据地指出这桩婚姻的荒唐与危害，对奥尔贡的蛮横专制提出严正抗议，她说：“您要知道，女孩子嫁人嫁的不称心，就有不守妇道的危险，嫁过去规矩不规矩，全看给她挑的丈夫是好是坏；有些太太不正经，丈夫变成人人的笑柄，往往就是丈夫作成了太太的不正经的。总之，有些丈夫，怪模怪样，女人不存二心，很难办到。谁把女儿嫁给一个她所恨的男人，谁就对上天负责女儿所犯的过失。”[4]（P140）从这些话中，也表达出了道丽娜对男女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当玛丽雅娜面对父亲的逼迫怯懦畏缩而不敢提出异议时，是道丽娜积极地鼓励她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让她获得了反抗的勇气，并且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集合起所有人的力量，撕破了骗子的假面具，为她破解了难关，使她和情人得以破镜重圆。道丽娜目光敏锐，聪明理性，敢作敢为，在她的身上明显地体现出了女性要求摆脱男权束缚，勇敢争取婚恋自由、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思想，她充分展现出了一个新时代女性所具有的美好品质。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中这样评价莫里哀的创作：“他猛烈抨击强迫婚姻，要求给少女表达意见的自由，给妻子以尊重和独立。”[2]的确，莫里哀喜剧中所塑造的各种不同的女性形象，不论是由男人所培养出的“理想妻子”，温文尔雅的贵妇，善良怯懦的小姐，还是地位低下的女仆，都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女性主义倾向，这些人物都是莫里哀的代言人，表达出了莫里哀的思想与看法，“他一反男权中心社会的传统观念，对女性的生存处境、女性应具有的品质及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等问题，阐述了自己超前的女性观”[3]，这也是莫里哀喜剧一大优秀的品质。即使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莫里哀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仍值得我们的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董建.女性主义新视角：莫里哀与博马舍的再认识[N].职大学报，2003（1）.

[2]大卫·莫那翁，著.朱红，译.简·奥斯丁和妇女地位[A].奥斯丁研究[C].上海：上海文联出版公司，1985.

[3]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莫里哀，著.李健吾，译.喜剧六种[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