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江村经济》的思考与反思

[摘 要]：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大师，其著作《江村经济》是其最具代表的作品，该书对于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以及欧美对中国的了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15年是费先生去世十周年，本文以此对《江村经济》表达愚见与思考，缅怀大师，追随步伐。

[关键词]：江村经济 反思 费孝通

自我国思想家严复对《天演论》算起，他第一次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带入了中国的浪潮，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着中国早年的学人，以此开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程。在学科传入的近百年间，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人类学家与学者，而费孝通则是国内与国外培养的学者中最有成就的人类学家之一，其著作《江村经济》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历程，同时也是西方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最为细致的描述。本文从先生的写作过程、《江村经济》的贡献以及最后讨论当今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使命与责任，缅怀大师、追随步伐，人类学、民族学探索在路上。

一、先生与《江村经济》

先生的《江村经济》写于1938年，是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求学于马林诺夫斯基时的毕业论文，因此其还有一个英文名称 “Peasant Life in China”，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中文版《江村经济》的副标题;就像先生在题目一样，书中对位于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系统对该村落的现状进行了记录。

当我们翻开江村经济的扉页时，我们会看到一段话“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由此展开了一段先生的奋斗史与不愿被轻易提起的往事。先生早年读书于东吴大学学习医学科，后由于各种原因求学于北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深受美国社区研究的归国社会学家吴文藻从此开始了先生的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其良好的悟性以及发奋的努力后考入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在学习期间其对体质人类学进行了细致的学习，为其大瑶山的花篮瑶的研究奠定了体质人类学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在恩师吴文藻的主持下，先生与自己比翼双飞的才女王同惠喜结连理，开赴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他们定期向吴文藻老师汇报调查状况。但事情有时充满了遗憾，在调查过程中前往下一个村落时先生与王同惠在向导的带领下掉队，因此迷失方面误入抓捕猎物的陷阱使先生受伤严重，为了救助先生王同惠独自原路返回，却在焦急中迷失方向、溺水身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或许是先生最难忘的时刻，新婚燕尔的夫妻就这样各自天涯。先生受伤后返回吴江养病，期间在开弦弓村边养病边挨家挨户的进行调查，这为《江村经济》的写成收集了资料。同时利用先生姐姐的费达生有力资源，并对该村新兴的近代工业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先生由于养伤的机遇，为其博士论文的写成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先生也曾有过表达，是王同惠成就了《江村经济》的书写，或许是命运的巧合与安排，让先生在悲痛交加的情况下，完成两人曾经的愿望支撑先生完成了调查，同时先生也完成了对花篮瑶数据的整理工作，最后使《花篮瑶社会组织》得以问世成为了王同惠的遗著。

二、《江村经济》及其贡献

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布・马林诺夫斯基写到：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①

因此该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人类学的发展史。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伴随着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也主要集中对异民族、异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异社会结构的分析，西方国家认为异文化是落后和野蛮的，希望由原来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来反观当重构今天西方的发展历程。而先生的《江村经济》便有所不同，是本土中国对自己所生活的本土社会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者不仅仅要掌握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对主客观的转换中寻找制衡点，使民族志的写作更加具有科学性与客观性。在先生撰写并完成《江村经济》的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各国反对殖民统治，驱赶殖民者，而人类学、民族学主要是以研究异文化以及殖民文化为基础的，此时的学科研究基点被打破，因此学科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而先生的著作正在此刻提醒并昭示了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即本土人类学。

《江村经济》对江村从地理位置，家庭、财产经济、生活、宗教以及农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主要调查方法是参与观察。梳理学科方法的发展史可知自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功能主义理论，人类学开始了一场关于调查方法的革命，田野调查;意义在于在调查区域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持续时间为一年以上，即一个生产周期。先生通过对江村的调查，由一个中国东北的小村庄可以窥探整个农村的发展。先生也曾自己说道希望“运用对中国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就是我的目的所在”。

费孝通是在与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中，最后决定将“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作为其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而该题目也是先生于1938年春所提交的论文题目，该题目的确定可以明确反映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普遍意识与思想，但是最终马林诺夫斯基的建议先生将题目改为“江村”。对于论文题目的改写，有学者分析认为“在当时人类学、社会学大的研究背景之下，美国的社会学家帕克所开创的社区研究，为社会学的微观区域研究开创了方法的导向，因此由‘？开弦弓村 ’转变为‘？江村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当时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而展开的美国人类学的新的研究取向，即对社区的研究的影响”①。世界各国的人类学研究中主要集中与对无文字的研究，他们局限于研究“原始社会”和“未开化社会”，即研究的对象都只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无文字社会”，而先生的江村研究是对中国这个有文字记录的社会的全方面的调查，由此开始了人类学从“无文字”到“有文字”的记录，在学科史具有飞跃性的历史意义。先生所撰写的《江村经济》深受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即需要产生功能，从而形成文化与社会，因此在先生的著作中无不散发着功能主义的主要思想，但是功能主义思想只关注共时性的研究，而缺乏对历史性的研究，其诟病也受到了其他流派的攻击。以马林诺夫斯基的所撰写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例，其著作更多的是对特里布恩到的共时性研究。而《江村经济》的撰写区域是中国农村，是一个具有历史记录并且有完善文字的文化体系中，在文化历史背景的调查为先生的著作的历时性增添了光彩，也补充了功能主义历时性缺乏境遇，因此在功能主义的学科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