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伪低碳”

本刊尝试提出“碳排放关系链”等概念，将视野拓宽，以甄别可能存在的“伪低碳”元素。

所谓低碳(low 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即使人类曾经引以为豪的高速增长或膨胀的GDP也因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而大打折扣，低碳理念随之兴起。

什么是低碳经济呢?通行解释是，低碳经济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构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体系。换言之，凡是能提高效率、降低能耗、降低排放、减少污染的经济发展，都应当是低碳经济。

不过，本刊希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低碳和低碳经济的视野再拓宽一些，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予以观察，以甄别那些“伪低碳”元素。

这些“伪低碳”元素，可能属于某个阶段性必然遭遇的困惑，可能属于好心办坏事的过失性误区，也可能是搭便车似的附庸风雅。本刊无意“一棍子”打死那些正在实行中的低碳行动，只在这里综合各方信息抛砖引玉，以辨真伪。

营销贴金型：假借“低碳”之名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低碳建筑”一夜风行。所谓低碳建筑，一般是指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此之前，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建筑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几乎占到了5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运输和工业领域。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建筑的“节能”和“低碳”注定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目前低碳建筑已逐渐成为国际建筑界的主流趋势，在中国，低碳建筑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已写进国家的发展规划中。事实上，早在2007年我国提出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0年，将使单位GDP能耗比2006年降低20％的目标。

但是敏感的商人总是能在一瞬间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卖点。低碳概念，成为一些公司进行产品营销时的贴金手段，以博取消费者的眼球，同时也希望博取相应的政策支持。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不管当下“低碳”产品的市场成熟不成熟，现在有“低碳”后续发展能力的开发商也好，没有“低碳”能力的开发商也好，在做“低碳”项目开发的公司也好，没有做“低碳”项目开发的公司也好，大家都在乐此不疲地谈“低碳”。

随着节能建筑热潮越演越烈，很多专家和媒体已经对绿色建筑提出了质疑。上海《新民周刊》就指出，在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的引导与扶持“低碳”宣传的浪潮中，就像2009年豪宅元年出现了众多涨价当豪宅的“伪豪宅”一样，不乏有众多“伪低碳”的项目开发者浑水摸鱼。

该杂志批评说，用一点保温环保材料，多种两棵树就是“低碳”科技房地产产品，这势必在未来楼市中泛滥。

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认为，“绿色建筑以其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应正在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方向。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绿色建筑就没有问题，通行无阻了。”

另一个层面，由于目前高昂的成本制约了“低碳”产品的大众推广，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发展到“低碳”产品比较成熟的阶段。

早在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就刊登了一篇名为《绿色建筑的坏消息》的文章。建筑评论家CathleenMcGuigan用“绿色豪宅”一词点出目前绿色建筑面临的三大问题，即占地大、造价高、设计局限。

这位专业人士认为，对太阳能的充分利用使绿色建筑通常占地面积比一般建筑要大，大量使用新型环保材料，让绿色建筑的身价比一般建筑要高出许多。此外，由于建筑物的寿命周期很长，诸如太阳能电池板等高科技设备的使用年限也成为绿色建筑发展的瓶颈，这些设备若提前报废，那绿色建筑将骤然变成能耗大户。

“低碳建筑”概念的泛滥只是企业假“低碳”之名进行自我贴金的一个缩影，一哄而上的局面向来喜欢在这个社会频频上演。

当然，低碳经济导向刺激了新能源、高效低碳交通、绿色节能建筑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给产业革命和技术改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在通往低碳和低碳经济的路上，企业的营销行为，远不是趋之若鹜的即兴表演就能获得市场认可的。

顾此失彼型：“碳排放关系链”失衡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按下葫芦浮起瓢”，意思就是顾了这边又丢了那边，用一句成语叫作“顾此失彼”。那么，碳排放领域是否会遭遇这个尴尬呢?

在采访碳足迹咨询公司总经理门小瑜时，他也对记者表示：“国外也有很多用高昂代价去换取低碳帽子的案例。”而在国内，一些行业同样也难免进入理念和行动上的误区。

在这里，《新经济导刊》尝试提出“碳排放关系链”概念，以更方便地说明问题。

所谓“碳排放关系链”，是指任何实现低碳排放的产品，都涉及一个原料采集、生产、使用、回收、销毁的碳排放过程，这个过程所有环节，构成了该产品碳排放的关系链条。

既然任何产品都拥有一个“碳排放关系链”，那么在对其进行低碳测评时，就必须将整个链条纳入，如果只看在其某一个环节，或者为了某个环节的低碳，需要其他环节的高碳得以交换，这种低碳就不是真正的低碳。

近年来，不少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推广新型能源汽车，比如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一定程度上属于“碳排放关系链”顾此失彼的例证。电动汽车是近年来被视为节能减排汽车的重要发展方向，不论是政府政策还是企业战略，都对此给予了较大期望。

不过在去年年底，就有相关人士对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的碳减排提出不同看法：“电动汽车真能做到低排放吗?换一个角度，以电动汽车与传统的燃油汽车相比较为例便知端倪。”

一般说来，传统的燃油汽车以汽油、柴油为动力，直接将化学能转化为动能推动汽车前行，汽车的效能直接由发动机效率决定其是否高耗能，是否低排放，是否减少污染。而电动汽车以电能为动力，将电能转化为动能推动汽车前行。

目前人类还没有能力直接使用自然界的电能，人类使用的电能都是由其他能源转化而来，比如传统化石能源的煤、石油，比如其他新型能源的风能、水能、核能、地热能、潮汐能等，其转化(发电)过程是有效率高低比率的，转化(发电)后还有输送效率、变电效率、充放电效率，最后才是由电动机转化为动能的效率。

“实在不知道，经由五次转换后的效率会比一次转换效率高或低?”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发言者质疑道，“要知道，在我国，绝大部分电能都是由火力发电即传统化石能源(煤、油)转化而来，而且，电动汽车的车用电池是有寿命的，回收处理废旧车用电池可是高技术、高成本、高能耗的，人类吃电池污染环境的亏还少吗?特别在中国。”

换句话说，在电动汽车的“碳排放关系链”上，不能只看到电动汽车运行时极少排放温室气体，其实，在电动汽车使用电能让它开动时，其前端为了提供电动汽车用的电能，其后端为了解决废旧车用电池的回收处理，已经比传统燃油汽车排放了更多的温室气体。

因此，在他看来，目前电动汽车的推广时机并没来到。何时才是时机呢?在新型替代能源能真正高效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时候，在电池回收处理技术达到高效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时候。

无独有偶，相关的争论也体现在其他领域。比如，目前被视为新能源的生物质能领域，国外发达国家以粮食生产生物质能(如玉米乙醇、大豆柴油等)的行为就饱受质疑。

目前，粮食和纤维等农业用水占全世界淡水使用量的86％。水资源短缺已经日渐成为全世界各国发展的掣肘，工农及城市居民用水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若要采用生物质能完全取代化石能源，必将耗费大量的水资源来种植生物质原料，从而加剧水资源枯竭的进程。

在本刊组稿过程中，也有相关人士举出其他例子。比如太阳能发电是低碳行为，但其设备多晶硅材料的生产过程却被质疑为高污染高耗能的。

政治博弈型：低碳版“货币战争”

哥本哈根会议“一声炮响”送来了低碳理念。但这个理念的讨论过程，却并不是那么愉快的。

在这次峰会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基础四国”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和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阵营。两大集团之间的交锋成为本次峰会的最大特色。

大会举行的第二天，一份由英国、美国、丹麦拟写的提案浮出水面，之后，主席国丹麦私自抛出一份“丹麦文本”强使大会讨论。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峰会各国必须坚持《公约》和《议定书》确定的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双轨制原则，协商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害。

13天的谈判争吵，换来的是一纸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本哈根协议。绿色和平组织在大会闭幕后发表声明，对峰会的最终成果表示“极度失望”，认为“各国元首错失了拯救人类气候的最佳历史时机”。

“我觉得整个事件都是安排好的一场戏。”向来爱作惊人之语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不久前的演讲中将哥本哈根会议直接解读成一场低碳版的“货币战争”。他直言不讳地指责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场别有用心的政治闹剧。

郎咸平表示，气候变暖的数据是由英国一所“五流大学”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提供，而该学院的教授是被收买了的。郎咸平所说的这件事，就是去年底闹得沸沸扬扬的“气候门”事件。

2009年11月，一名电脑黑客窃取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电子邮件服务器，窃取英国气候学家之间交流的上千封电子邮件内容。邮件和文件显示，一些科学家操纵数据，伪造科学流程，甚至篡改对自己研究不利的数据，以证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起到的巨大作用。

“气候门”之后，人们的焦点开始转向全球气候变暖的可信度上。一些人隐约感觉，人类活动影响气候这一说法，也许是谎言和欺骗。

就在细节浮出水面的前天，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约翰一贝丁顿(John Beddington)曾警告说，迫切需要以更坦诚的态度来面对某些预测的不确定性。在他干涉之后，相关科学家随即承认，喜马拉雅冰川消融的速度也被过度夸大了。

“你知不知道人类排放出多少二氧化碳?65亿吨，你知不知道细菌排出多少?1500亿吨。”郎咸平自问自答，“人类65亿吨只是细菌的零头而已，而因现代工业所制造的二氧化碳是零头的零头，根本没有影响力。”

在他看来，这场低碳式“货币战争”的逻辑是这样的：借口新兴市场国家的碳排放量大而征收碳关税。交多少钱呢?美国人也定好了价钱，比如最多收70美元一吨碳。如果不想交碳关税也没关系，可以向欧美各国进口碳降低技术，其根本目的，在于全面阻挠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力量的经济发展。

关于碳排放量对全球的气候影响程度值得进一步讨论，也许得仰仗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不过，郎咸平的上述“阴谋论”观点其实并非无中生有。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低碳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这也完全可以被当做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砝码。然而，低碳理念和地球环境问题，实不应该成为少数国家谋取本国利益的一种手段。

表面文章型：低碳式“唯GDP论”

环渤海地区环境正日益恶化，程度越来越严重。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渤海水污染防治审计调查结果，目前环渤海陆源超标排放现象依然严重，环渤海沿岸共监测陆源入海排污口96个，其中超标率为82％。据统计，近年来进入渤海的年污水量占全国排污水量的30％以上。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在调查中发现，环渤海地区主要城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由于长期条块分割，环渤海地区呈现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大部分省市都有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目前又在争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

上述现象看起来和碳排放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的“唯GDP政绩论”正是造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原因所在。GDP被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当成“政绩”的计量器而加以供奉，尽管受着“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的告诫，但这种告诫往往沦为一种空洞的口号。

从经济层面来说，实际上这几年，所谓的低碳、环保、新能源、循环经济等等，概念丛生，口号泛滥，但所说的大致都是彼此交叉。中国人喜欢一哄而上，这期间，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总是政府提倡什么，社会就跟踪什么。而政策一出，一些地方政府就能马上总结出一批“成绩”。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加速了中国本土产业转移的速度，但这些产业转移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重工业污染正逐步向中西部转移。新华社《望》周刊报道，温州龙湾区的皮革制造业是从台湾转移过来的，当初被福建厦门市拒绝后落根在这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追求快速发展的温州也曾在产业选择上饥不择食，环评未评，污染未治，给现在的治理造成了极大压力。现在，这些年皮革制造业在向中西部转移，比如在重庆打造“西部鞋都”，几十上百家企业过去了，这种产业转移从一定程度上使温州经济增速放缓，进入一个阵痛期。

浙江温州市管理科学院院长周德文认为，从将来的产业布局看，占地少、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可能是最适合像温州这样的东部地区发展的产业。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腾笼换鸟”，将本地资源约束力强的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这其中也必然包括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产业。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也认为，产业升级转换和产业转移，首先要靠市场自我调整，政府主要是改变激励规则。现在东部把污染产业转移出去了，而各地

是不是也要下决心不让那些不能解决环保问题的产业进来?这可能还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强行干预。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也告诫说：“要警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移，同时警惕新一轮产业转移污染中西部。”

深入探究，中西部一些地区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承接产业转移，而且不问“青红皂白”来者不拒，一方面透露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渴求，一方面也暴露出对地方GDP数据的渴求。事实上，不少重化工厂的碳排放量向来巨大，在注重GDP、不注重环境问题的政绩思路指导下，低碳与低碳经济实在是无从谈起。

当然，一些企业也乐于逢迎上级领导的喜好，政府提倡什么，企业也能马上“偷换概念”摆出什么。

“我认为误区在于人们对低碳经济缺乏研究与思考，狭义化、笼统化、标语口号化了低碳的概念。当然，我反对这样的行为，这是企业的短视行为，想赚快钱，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是不会这样的。要制定低碳标准，加强监管，甚至完善这方面的法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说。

除上述“营销贴金”、“顾此失彼”、“政治博弈”和“表面文章”之外，还有一些“附庸风雅”、“人云亦云”类型，他们夹杂在真正的低碳行动之中，或有所求，或心血来潮一时兴起转头即忘。世间万事万物，自有规律，新兴概念出现之时，各色人等相继跟进，难免出现真伪交织之势。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假以时日，低碳真伪自见分晓。

“低碳”历程

1997年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2001年3月

美国总统布什刚开始第一任期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

2005年2月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四种方式减排。

2007年3月

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2012年之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即所谓“后京都”问题是在内罗毕举行的《京都议定书》第2次缔约方会议上的主要议题。

2007年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产生了“巴厘岛路线图”，“路线图”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

2009年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即“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会后，“低碳”理念和“低碳经济”风行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