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所有制――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奠基

在教科书外，在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实践中，以平台免费与应用收费结合为特征的分享型经济，正在孕育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王伟光最近谈到：“市场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但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与公有制结合，最后由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这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人类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信息革命前沿日益主流化的“分享型经济”，就具有公私结合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所有制上的发展潜力，对这一命题可能给出意想之外的全新答案，值得大胆假设。

社会经济形态的所有制前提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是工业化时代，根据工业生产力的特性，资本（资产）是不可复制的、排他的、专用的。公有与私有，都是在资产不可复制前提下（资本专用性条件下）讲的。

在信息化时代，根据信息生产力的特性，资产可复制，一旦信息资产、知识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不断加大，超过50%，资产通过复制而“公有”就可能成为一种制度现象。当前，许多美国资本家发现分享比不分享赚钱还多，因此大量投资基于LINUX等开放源代码的（半公益半商业）的商业，如开放的云服务、大数据服务。这等于一个怪现象：资本家为了多赚钱，竟哭着喊着去埋葬资本主义。这一点已经引起《纽约时报》右翼评论家的忧虑。从表面现象上看，这似乎在印证资本主义在高度发展阶段，会出现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现象。但实际上，问题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分享有别于共享（指资本与劳动的共同分享），它趋向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社会经济形态。

如果反思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套所有制说辞的源头，我们发现，二者在资本不可复制（经济学上称之为“资本专用性”）上可以找到共同理论源头和前提。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互联网的核心特征，就是资本可以复制，但劳动却归属于节点。信息革命波及范围，已超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时间尺度和内涵边界。

进一步前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所有制前提，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我在《新文明论概略》上下卷中曾揭示过，自从日耳曼法中将排他性概念引入所有权起，一直到《拿破仑法典》将支配权与使用权正式融为一体化所有权，才真正把所有制与资产的专用性进行了内在绑定。而这种绑定管得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却管不到互联网。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财产权内部归属与利用两权的绑定在过去工业化中并没遇到问题，然而它却在今天成了互联网的实质革命对象。信息革命之所以能称为革命，就在于它可以解除前提假设上的绑定，从而使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按照互联网实践推论，所谓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可能在保留“资本不可复制”这一前提下实现。从国资委治理思路来看，普遍服务与商业赢利的矛盾难以解决，说明资本即使公有但只要不可复制，仍难以在微观均衡水平（包括初次分配和资源微观配置）产生公共产品属性。互联网实践的革命性本质在于另辟蹊径，通过扩大可复制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解决普遍服务的公共性与赢利的私人性的矛盾，从而在更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扬弃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谓的新，就新在这里。

“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实践基础：互联网所有制

在教科书外，在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实践中，以平台免费（“公有”）与应用收费（“私有”）结合为特征的分享型经济，正在孕育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其所有制基础，既不同于私有制，也不同于公有制，姑且称之为互联网所有制，或者叫分享型经济所有制。从直观上看，阿里巴巴复制网店这种生产资料给网商，完全在微观机制内部就解决了公平问题，完全不劳国家所有或国家干预的大驾，阿里巴巴并没有因此象中央企业那样造成商业亏损。

这一点正在形成某种国际性共识。2013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的主题就是“分享型经济”（shareconomy）。Sara Horowitz在2011年12月发表《分享型经济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较早提出了分享型经济的概念。2012年以来，这个概念开始成为一个全球热点。在信息时代，“所有权”（实际是所有权中的支配权，归属权）与使用权（利用权）分离，为前者“公有”，后者“私有”的奇异婚配创造了条件。

分享型经济借助信息生产力的核心特征（资产可零成本复制，将基础设施（IaaS）、“厂房”（PaaS）和“设备”（AaaS）等生产资料免费提供给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如应用开发者），通过按使用收费的机制，将普遍服务与商业性赢利两种相反机制第一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产权规则是：使用生产资料如果亏损，所有者不向使用者收费；一旦赚利，则三七分成――所有者得30%，使用者得70%。相当于说，普遍服务功能以（准公共物品的）平台免费形式实现，商业赢利通过（准私人物品的）应用收费方式实现，二者互为条件，围绕支配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互补方式统一于所有权。这就解开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有制设计中的公私对立死结。这种创新由生产力发展自然决定，而非人为外力决定。

中国工业化6年后将基本完成，信息生产力的出现，使财产权和所有制出现了创新的机遇。云计算是分享型经济的生产力基础。借助数据可零成本复制，信息资产和数据化的生产资料，可以在保留支配权条件下，以平台方式开放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根据劳动者使用的情况，从劳动者收益中支付一定对价给所有人。劳动者仅仅凭借使用权，而不需要支配权，就可以介入知本运作，创造财富。这使他的身份，从劳动力转变成劳动者。这是任何国家干预和二次分配都无法做到的。

大众创新因云服务而无须自己投资生产资料，通过以人力资本为主的微创新，在第一次分配中就使弱势群体公平实现个人梦想。这与国资委下的中央企业的公有制实现方式有所不同，首先，中央企业所面临普遍服务与商业赢利的矛盾，在分享型经济中被统一在一起；其次，中央企业全民所有的实现要通过二次分配实现，现实中面临部门所有的改革难题；而分享型经济直接把生产资料复制（“公有”）给劳动者，使之在初次分配中，就获得实现中国梦的机会；而亏损则不需要承担生产资料上的损失，这是信息生产力的特殊优越性所在。

对习惯于普遍主义的标准经济学来说，需要引入历史主义视角（也就是李斯特关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视角），才能辨别与解释清楚由信息生产力引起的资本可复制与不可复制之间的所有制区别；否则就会引发“资本可复制与不可复制效果相同”这样的理论悖论，在实践中受到“互联网+”现象的惨烈冲击，溃不成军。

新旧社会经济形态的宏观分野

在资本稀缺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体制差别很难分辩，未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是二者的后继者）的真正区别，可能表现在资本丰裕（包括金融过分动员储蓄偏离实体经济）导致产能过剩后的制度性选择上。

同样面对由工业化的中间环节利益（华尔街或特殊利益集团如官僚资本）膨胀引发的产能过剩，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导向上，不会真正消除中间利益（异化于全民利益的部分）本身，例如只是用萨班斯法一类的监管去抑制中间利益集团，但治标不治本。这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周期性反复出现。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另一种选择，就是以人为本，通过制度性地抑制中间利益集团（超过应得部分），通过使生产更加贴近最终消费者，消除中间不合理的特殊利益，使两头（江山社稷和老百姓）获益。例如，一本书卖100元，五级批发中间环节（代为比喻从华尔街到权贵的一切特殊利益）得50元。通过互联网，卖50元还赚钱。这时如果能把这部分中间利益符合制度地（或通过制度创新）、产消合一地复归给民生，就会产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实质性选择。这一点对当前需要面对严重信用膨胀（背后是严重的工业化既得利益）的中国来说，具有现实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仅仅是工业化形态，需要借助比马克思时代更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即信息生产力，创新所有制，才能找准问题，解决问题。那时，原来仅被当作特色的，将可能意外成为普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