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技术在信息时代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摘要】信息技术是人类理性的结晶，而理性的内核是哲思，因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变革必然推动思想观念的现代性变革，使传统的哲学沉思转变为信息化的系统对话。而观念变革又必然凝结着社会文化的变革，其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已不限于狭义的媒介技术对社会运动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建构或解构，并将引发主体从认识方式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全面变革，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和体察信息技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多重意义。

【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确定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2）12－0075－05

在人类社会因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信息爆炸与高速流动引发的社会文化裂变而震撼的时候，人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比特”带来的“E托邦”冲动。媒体则更是首当其冲。因而，当人们自视自己已经进入信息与技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信息时代”时，其率先进入的恐怕是由信息技术直接导引出的“媒介时代”。那么，这样一个时代有怎样的特点，其对社会文化的当下与未来有怎样的确定性、又有什么样不确定性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为信息技术作文化价值定位时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的传播学命题。

一、信息技术与观念变革

信息技术是人类理性的结晶，现实世界是一个理性世界，它们都是人类思维着的头脑用理性思维建构的。而理性的内核是哲思，以及由此发展开来的哲学。所以，当哲学被古希腊人称作智慧（或智思）之学的时候，信息与技术的含义也就包含其中了，虽然这里的“智慧（智思）之学”还不是一个能够完整表达哲学底蕴的定义，但是它却比较简捷地让人们接近了哲学的本质一一反思，并且间接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思想。同时，也牵涉到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即思想观念与信息技术的关系问题。

黑格尔曾经指出：“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在这里，黑格尔作为一个实在论者给我们指示了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是“事实”；其二是“反思”。“事实”在哪里？在于“事物之实在”的现象信息，所以，有无“事实”信息，面对多少这样的信息，如何获得和解读这些现象信息背后隐藏的实在的意义就成为反思之所以为反思、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前提。

在古希腊，哲人们用观察和经验的信息为自然哲学之思开了先河，进而发展出西方古典哲学的原子论与理念论、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再到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最后到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其所作的都是人们的宇宙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反思。而这样的反思所以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固然是始于哲人们强烈的问题意识、惊讶与探索的追问心态，以及从宇宙中寻找人类存在的最高意义的终极人文关怀，还由于人们观察与经验的手段与范畴得益于出于同样的惊讶与探索而脱离了哲学母体、独立于世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这一进步的丰富成果不但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提供了古代哲人无法想象的“事实”信息，使现代哲学的反思得以以一种新的哲学方式，即信息的方式进行。如果说，传统的反思方式受到传统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局限，主要靠哲人的沉思来进行，其反思结果是抽象的追问的话，那么信息的反思方式则是因为有了现代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革命，而转变为信息化的系统对话。

对于这一转变，哲学家们同样表现出一贯的“惊讶”。在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习惯于总体上是分析性的、还原论的，即侧重于从物质实体的纵深上作机械式的穷根究底的追问和切分，偏重于经验归纳和一级高于一级的抽象。这样的哲学思维指向性明确，但是由于其忽略实在的关系特征及其整体性。因而其哲学之思便摆脱不了自设的孤立或独立不变性，缺乏整体性观照。

在东方，中国传统哲学则持“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认为主客统一，秉持整体性的直观考察，多用类推逻辑，偏重于事物的定性分析而少用定量分析，是一种对宇宙万物当下的整体直觉感悟，执著于直观想象和逻辑思维，追求善和圆满的人生。这一思维定势持中宽和，包容强，但是缺乏哲思上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实证研究的态度。量子力学的创立动摇了牛顿经典力学对哲学反思的机械分割式追问的影响，信息论、系统论以及复杂科学的兴起，则揭开了信息与技术的面纱，推动了西方哲学由分析思维到整体论的转向，也为中国传统哲学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变革打开了新的通道。哲人们在惊讶之后发现，恩格斯早就指出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列宁也曾指出，自然科学正在曲折地、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他还说“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更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精辟地绘制出了自然科学终将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归人文，与哲学指向同一的图景。信息技术革命担起了科学与哲学指向同一和形成新的自然科学哲学的桥梁，开创了“信息即负熵的科学技术新时代，为人们进入与传统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有显著差异的信息经济、信息社会奠定了信息基础，为东西方哲学摆脱信息时代的到来所引发的哲学危机提供了可能。但是一种观念体制（包括哲学）的转换，要面对改变其原有体系和结构带来的种种风险。首先，人们要面对一个“以信息的名义主导的时代”，而非以其他名义主导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信息概念最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精神”。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而“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信息化的哲学反思就应该是这样的“非常不同的内容”，并以此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所以信息时代的观念变革将引发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主导性理论思维的摇摆，甚至空白，导致哲学反思从方式到内容的困惑、茫然，甚至是颠覆，西方非理性思潮在二十世纪的此伏彼起即是例证。

万学之祖的哲学如此，政治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亦如此，信息时代的观念变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这是它的确定性，也是它的不确定性之所在。它再一次提示我们，在这一时刻重温苏格拉底所推崇的德尔菲神庙门楣上的那句铭文：“认识你自己”。可是我们在一个信息哲学呼之欲出的时代，该如何解读信息技术与我们观念变革之间的关系？我们又如何去体察这其中种种不确定性给人类社会诸种观念形态的变革所指示的方向？这恐怕将是我们的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不加以追问的人文主题。

二、信息技术与社会变革

观念变革与社会变革是一对孪生兄弟。哲学形态的变革在最高的观念形态上凝结着社会每个变化层次，或者说每个文化领域的变革。在这里，推动这些变革的信息技术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并不是仅指人们日常所狭指的媒介技术，而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它包括从信息认识、处理、创造和传播乃至与此相关联的所有科学技术领域，涵盖微电子技术及其相关产品及于信息处理方式的革命；空间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及于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生物工程技术及于生物遗传和生物结构的信息处理方式的革命；纳米技术及于一般物质之原子、分子层次上信息密码的破译与重现方式的革命：虚拟技术及于信息环境构建方式的革命。此外，还有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工程等方面的技术变革在对上述领域研究的革命性支撑，以及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所开辟出来的新领域。所以，一场由上述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被称为信息革命，名至实归。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社会全面信息化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而是从认识方式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全面变革。

试以社会传播为例。作为信息的传授行为，传播是信息得以和物质与能量一起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的运动形式。简言之，“传播”=“信息”的运动；“信息”=“传播的材料”。因此，传播与信息技术的关联度不言自明。在传统的研究视角中，一般归于社会传播类的人际传播、组织（团体）传播、大众传播被公认为传播学的三大支柱。特别是其中的大众传播，由于其传播者是职业化的传播机构，其所运用的是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可以将信息在瞬间传遍全球，就更为人们所关注。原因有四：其一是大众传播面对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多数成员，对受众有舆论导向的“把关人”一一“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巨大：其二是所有权人，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或个人都有投资创办的利益之所在，新闻独立受限；其三是媒介的商业化经营与大众娱乐需求相交集导致的媒介娱乐化，即“媒介暴力”；其四是阶级革命的思想成果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大众传播的发生与发展中，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无视其对社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在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播的社会角色形象一再被人们重新描绘，功过杂陈，争议不休。而与这种争议相伴始终的既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之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有信息传播技术的形态变迁，而首先是从信息复制技术的演进开始的。

众所周知，最初的人类社会信息复制始于文字与纸张的结合，亦即印刷术的发明。这一旷世功劳虽生于中国，却扬于西方。问题的节点：一是中国汉字识读与活字制作的繁难，使书籍出版者偏于用雕版；二是国家意志层面尊崇一术的出版需求适用雕版。而西方的字母语言却极适合活字排印。因而戈登堡得到由中国经朝鲜传布到西方的金属活字，并用于手动印刷机之后，即拉开了人类社会大众传播的序幕，也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准备了最初的一击。正是由于这一击直指封建统治者的文化垄断，打开的是一道封建社会文化壁垒的缝隙，因此，其一旦与革命运动相结合，就会让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于一夜之间轰然崩解。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累积了数百年后，在获得适应的发行渠道和足够的读者群后，便于1833年成为第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太阳报》。书籍、报纸、杂志在这前后成为社会文化传承和思想流播的主要载体。择其著者既有潘恩的《常识》之于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之于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大众便士报之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所以，整个十九世纪，活字印刷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纸媒成为那个时代的传播特征。

至十九世纪末，这一局面被声像技术的崛起而改变。首先是电影，紧接着是于二十世纪初商业化运用的声音广播，再接着是电视，多种电子复制技术使信息时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扑面而来，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已无可更改。特别是电视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以其强大的视听冲击力推动着各种形态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缩短了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时空距离，加速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其传播结果有正，亦有负。正面的如前述，负面的则如批评者所揭示的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在这种控制中形成的文化霸权与媒介暴力。这在信息技术发达而又主张新闻自由和人权天赋的西方尤为突出。在这里，“新闻媒介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独立行事机构”，即“操纵经济命脉和政治命脉的私人盈利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所期待的“公共空间”或者是信息与思想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并不能缩短大众与统治阶层的距离，反而会促进媒介的更加巨大化和垄断化，成为垄断媒介傲慢、自私、偏狭、低俗，乃至侵犯公众权益的工具。因而，所谓的“第四权力”，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意志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信息统治权。此外，现代媒介技术的信息刺激力也使受应习惯于长期暴露在大众传媒的信息笼罩中，易引发思维惰性和思维平板化、生活虚拟化。

与上述大众传播和社会变革的关系交叉在一起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传播技术造成的互联网传播魔岛。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既为传统分类中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又让大众传播出现了分众化、小众化，甚至是个人化的可能；它既与传统大众媒介以相互渗透、兼容、融合的方式作一体化发展，又以电脑为核心，实现着“电脑加传播”（C+C）的个性化传播。而最为特别的是这种媒介形式无限地扩张了人们此前并不归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非社会传播”，亦即“自我传播”。至为关键的是受众个人面对网上虚拟世界时的纯粹自我对话、自我交流。这里的传者即受者，受者即传者，由此实现了高度主动的自我传播，并且越来越多地占据着网民的网上时空建构，其对网民个人，乃至网络社会的网络公民的影响已不止是个性化信息自主选择、自主创造、自主传授这么简单。对这一全新的信息技术应用的长远传播后果，以及对其与大众传播的相互影响与渗透的机制与效果的判定，也很难在短期内见到确切的答案。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传统意义的“非社会”的“自我传播”已因之而改变，这一改变就是其为大众传播与自我传播之间建立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因而，其在一定意义上，信息技术的变革已经使“自我传播”有了“社会传播”的意义，而且比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传播机制更为复杂，所以，其应进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阈应当是肯定的。因为这其中所包涵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能比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社会化的大众化传播更为复杂，也更难把握。

三、信息技术与文化变革

信息技术的变革何以会对观念的变更、社会的变革产生有如上述的影响，其原因当然是异常复杂的，很难从某一个学科视角给以全面准确的回答。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信息技术是经由信息传播起作用的。前文已从传播学的角度给传播作了一个定义，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角度，从文化学及传播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上进一步体察信息技术及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定性与不确定的意义。

何为文化？历来众说纷纭，总的说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人为性和群体性。它是人造物，本质是人对自然的人化，是人类为自身的目的，在群体活动中创造的，为群体享有，并通过群体传播与继承。在这里，传播的意义己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授活动，而是具有人类社会特定指向的文化活动，是“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融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类本质体现出文化的普同性，又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独特生命在特定群体中新陈相因、代代相传，并随着时空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异。同样的道理，文化在传播中形成特定的功能，构成复杂的系统。该系统中诸种要素相互间既有联系，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结成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和信息文化。其中，信息文化即是“人类用来创造、保存、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媒介”。信息与传播使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实现互补。这样的“实现”既受制于外部环境又因传播而不断改造着外部环境，通过生产、生活实践的巨大创造力使人之为人获得更为有利的生态环境。语言、文字乃至各种复杂的信息符号等技术系统由此创生并反过来作用人的文化进程，丰富着人类的文化思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及价值体系，即文化类型、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并反映或导引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信息技术系统对人类文化变迁的意义。

然而，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人们对语言、文字、传播媒介等信息技术文化系统的文化价值及意义的认识却多有偏颇。人们长时间忽略了是信息技术文化使事物以符号的形式进入人类的文化世界，对符号文化的文化记录、传播与创造功能视而不见，不懂得信息技术文化还具有民族文化载体的功能，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是人类社会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界，并从原始到文明，不断地积累和飞跃的原动力。在西方，卢梭视技术是对原始人性的背离；在我国，除儒学之外，其他学问在几千年里都被视为“左道旁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技艺更被鄙夷地称之为“雕虫小技”。可是卢梭们不知道技术本来是人的本质构成，是人的人文理想一一自由的最为基本的载体。

自由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的时间性展开。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即“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它的本质的构成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是技术与文化最基本的关联，与之相关的是时间概念与实践原则一一计算与计算意识。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使人的存在更具人的本质意义的则是信息技术。因此，信息技术的变革必然会导致人的观念变革、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这样的影响当然是两方面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技术就是入的（无）本质”，则技术必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技术“把自由潜能带向现实”，“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因而有学者认为：“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丧失。……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就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信息技术作为人类技术本质中最为核心，也最为突出的组成部分，与高度发达的科学从表面到深层的渗透，既发挥了推动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巨大功用，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变迁，同时，也愈来愈显明地展现着人的异化、技术的异化，体现着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而这种二元性最为鲜明的表征就是人通过网络技术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徘徊以及对虚拟世界的心灵皈依。与此相比，“快餐文化”、“微博革命”固然倏忽而起，多米诺效应明显，但是其对于人性的本质变迁，却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总之，信息技术与传播的密不可分，以及其与发现与发明、文化的丧失与涵化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作用成为文化变迁的基本途径，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它的变革是文化变革的一部分，又是文化变革的基本动因，既是旧的文化特质放弃或消解的过程，又是新的文化特质习得或创生的过程，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因与果。

综上，信息技术作为信息本身，亦作为信息载体和信息传播手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相表里的作用，贯穿于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由表及里亦由内而外的全部活动中。信息技术活动也因而是人的社会实践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意识形态与生产形态的至为精妙的共同体，是理解人之为人的文化生成，以及社会之为社会的文化变迁的锁匙，也是人类在现代条件下掌握自身命运，面对人的本质在不断创造的同时又不断地离开它的自由本质而异化时，不可逾越的两难抉择之文化命题。因而正确认识并把握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不仅对我们正确面对当今时代的种种文化现象是必要的，而且对我们超越自我、超越当下，展望与把握人类的文化未来，也是十分重要的。因而，从传播的视角，将我们的时代称为信息时代抑或直称为媒介时代，应是一个切中时代脉搏的命题。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从这个基点上出发认识和讨论信息技术在大学乃至国民教育课程中的文化价值定位，即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教育者层面的精神、物质、交往、创造价值；受教育者层面的知识、技能、情感、意志价值，将会使我们更加接近信息技术的人文本质，也就更加接近“人向人的本质复归”的人文理想。

而就近期的这一“接近”而言，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现代大学文化在现代国民性构建中应该承担的导向作用，即其在民族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的信息角色的作用。其理论层面的意义既如前述，其实践层面的意义则在其不可替代的“先行者”作用，亦即其在信息时代所形成的信息生产者与信息需求者一体化发展的信息创新共同体的示范作用。其价值就是全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树立标尺。尺度之一就是创意文化的信息化发展。其终极目标则是通过创意文化推动全社会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观念变革，实现人文本质的信息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