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内容创新的现实挑战与曲线诉求

[摘要] 中国电影产业近年来业绩不俗。然而在市场不断扩大的和票房持续攀升的背后，隐藏的是审查与分级的管理方式决策、商业与艺术的创作重心取舍、历史与现实的题材路线选择和金牛与明星的业务战略布局四重挑战，并由此生发出现代社会问题的闹剧式生猛书写、回避现实的都市小人物轻松喜剧、醉心于历史与神话人物的内心刺探和避险与票房动机下续集作品泛滥四种无可奈何却又个性鲜明的选材视角和执导风格。

[关键词] 电影产业 内容创新 曲线诉求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7.001

国内电影产业如今正处于蓬勃生长阶段，近年来一直保持了不俗的业绩，影院产业还吸引着地产商竞相扎堆。2011年世贸股份签下100套高端数字银幕；2012年万达集团影院产业和商业地产分别申请上市。影院产业似已成为商业地产商下一个竞逐方向和利润来源。“中国电影业从建国初期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和进步，然而面对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电影产业的严峻挑战，中国电影业陷入了一种困境之中。”[1]反观国内电影市场的另一面，观众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既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激动和兴奋，也没有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更多的反而是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如商业化气息浓重、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忽视电影内涵等。观众中产生这种反响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电影人及观众长久以来对国产电影内容创新难以释怀的梦想。

一、执着于梦想

民族电影就是以国内发生的人或事为题材所拍摄的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影片。一部好的民族电影不仅可以帮助国外观众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还可以使国人体会到自己民族的伟大，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当代青年人很需要一些催人奋进的民族电影，因为这一代人已经越来越西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教育和民族荣誉感。通过民族电影，可以了解到国家的历史以及国民修养，而一个国家民族意识的地位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强大程度。通过电影《金陵十三钗》，张艺谋对民族电影的追求再次得以印证，也证明此前尝试其他类型电影的经历只是小插曲而已。虽然该片未能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丝毫不影响其作为民族电影的意义和价值。2012年2月电影《白鹿原》在柏林电影节全球首映，法新社对导演王全安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规模宏大、讲述中国20世纪历史变迁的史诗电影。张艺谋与王全安前赴后继，对中国民族电影的内涵和形式不断进行解读和创新。

艺术电影，即最为广义的对世界、社会、原创的或批判性的表达，是对电影语言的实验性尝试。毋庸讳言，其探险与拓荒多有落败，甚至迷失，但正是他们在不断地拓展电影世界的疆土。而当艺术电影的实践一旦成功，主流商业电影便立刻将其经验吸纳。电影不仅是一种商业活动，而且也是一种艺术活动，这正是艺术电影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艺术电影的倡导者们大多认同电影的艺术性，力图通过电影活动展示电影作为艺术的魅力，以及表达电影创作者自己独特的个性。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姜文始终在梦中飞翔。而《太阳照常升起》被他称作是“观察了自己的梦”。《让子弹飞》，是他梦的延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姜文有意识地要拿电影来讨论中国当下的问题，认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通过电影来发言。但观众还是在这部影片里所挖掘出各种隐喻。这颗飞翔的子弹，至少无意击中了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

独立电影又被称为独立制片电影，主要依靠制片人或导演的各种渠道融资，甚至包括个人出资等形式来制作影片。小制作、低成本和技术手段的简化是它的标志。由于独立电影在题材、拍摄手法和表达方式上受到出资方的影响比较小，所以可以涉及到一些主流影片较少涉及的范围，也更能表现出电影制作者的个人特点。中国第一个独立剧情片是1990年由张元执导、王小帅参与前期工作的《妈妈》，之后是王小帅导演的《冬春的日子》，这两个作品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奠基之作。相比较近年来逐渐体制化的英美独立电影，当下中国的独立电影总有着地下电影的色彩，这与西方的独立电影形成巨大的反差。2011年中国第四届南京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处女作奖的作品《草芥》就是一个考察和解读中国独立电影状态很好的标本。

二、国产电影内容创新的现实挑战

虽然中国电影人的电影梦想正逐步得以实现，然而随着电影商业化步伐的加快和国内外竞争的加剧，中国电影内容创新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仍不可忽视，这直接影响着中国电影经济和社会文化价值的体现与健康发展。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四方面：

1. 审查与分级的管理方式决策的挑战。近年来，关于借鉴其他国家经验，改革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但在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电影审查制度的问题上，多数讨论流于形式，实际作用不大。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决策层认为更重要的是考察他国电影审查制度和电影分级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寻求国内社会环境与电影分级制度契合点存在诸多困难。或许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迟迟难以出台《电影审查法》、改革电影审查制度及制定电影分级制度的深层原因。相对立法而言，电影行政管理的人为因素给部分电影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的同时，更多电影工作者的感受可能是无奈与困惑。

2. 商业与艺术的创作重心取舍的挑战。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文化消费产品竞争的加剧，艺术被商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电影的商品属性也逐渐凸显出来。然而，电影的商品性与商业电影在本质上并不一致，商品性电影并非都是商业电影，电影想要表达的内涵和导演的执导思想是确定影片属性的重要标准。然而在现行体制下，要用一个版本的电影文化产品去满足差异巨大的众多电影文化受众，还要顾及投资人的获利要求和艺术创作理念的重心，这对很多新生代导演都是极为艰巨的考验。艺术抽象是一种风格，但以涵义的充分表达作为代价却是得不偿失的。

3. 历史与现实的题材路线选择的挑战。众多导演的作品题材与社会现实渐行渐远，转向了历史的演绎及武侠魔幻主题，陈凯歌和张艺谋的转向最为明显，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触及科幻及未来题材，创作的想象力几乎仅限于古代。以往钟情于都市小人物题材的冯小刚很快也加入此列。不可否认，演绎历史也能给人以启迪，问题在于有没有真实的生活基础作为后盾。影片也许敢于调侃一下封建主义，却刻意规避现实。值得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位中国电影的重量级人物，将眼光转向虚幻的过去，既回避现实，也不敢想象未来呢？避讳的题材是被期待的，选择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选择面临困境的条件下，好莱坞创作者将视角转向未来的作法与成功实践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些许启示。

4. 金牛与明星的业务战略布局的挑战。由于美誉度不佳和观众审美能力的提高，当下流行的电影选材未来增长率预期不可能很高，而高市场份额的现实决定了这种类型的电影属于金牛型业务。但如果选取观众期待的现实题材进行创作，固然很有可能升级为明星型业务，但不确定性因素骤增带来的风险和机会成本高企，又恐怕得不偿失。毕竟中外先贤的“高处不胜寒”和“如非必要，不要增加实质”都是警世益言，再加上名不见经传的众多实例，权衡再三，在业界已有这种默契的情况下，部分电影人还是选择维持现状最为稳妥，既不损害自身利益，又不失去卖方市场条件下没有更多选择的观众，可谓用心良苦。

三、国产电影内容创新的曲线诉求

笔者认为面临以上挑战，中国电影导演在心态和行动上都不会无所作为。承载着观众的期待和批评，背负着艰巨的责任，中国电影正经历着艰难的创新模式探索过程。在错综复杂的环境约束下，生发出的一系列无可奈何却又个性鲜明的选材视角和执导风格，本身已经凸现了曲线诉求的心态和行动。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 现代社会问题的闹剧式生猛书写。如果说冯小刚是因编剧能力出色而晋身为著名导演，那么姜文“演而优则导”则创造了另一种奇迹。“姜文怀抱的是一种相当古典的电影艺术观，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对于所谓经典的追求：影片是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其间的意外、磨难、痛苦决定影片最终可能呈现任何形态，但唯独不可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2]作为“中国大陆最好的男演员之一”和“中国最有才华的导演”，姜文的电影观念和追求更为独特。“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因为种种‘冒犯’，而成为1995年重要的影片之一，并在90年代文化与电影中占了一个特殊而微妙的位置。”[3]影片《让子弹飞》以一辆马拉火车的抢劫开头，多少有些闹剧的意味，可以说一开始就“为了钱”；此后有关于权势、地盘和女人的争夺，继之又涉及情义和正义。钱是这部电影一个重要线条和情节剂，也是各方暗算和争斗的核心之一。然而这种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愿望与某些作品后面的人的欲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影片的鲜明特色正是在于用极为简单明确的语言和极富张力的动作传递了一系列近乎直白的暗语，由此体现出创作者对暗语内容表达的强烈愿望。影片对其刻画的近代社会现实批判的力度和勇气之大令人侧目，但虚构色彩浓重的历史背景，以及以闹剧形式传递暗语的方式仍然体现出明显的曲线诉求特征。

2. 回避现实的都市小人物轻松喜剧。冯小刚的贺岁片在精神层面与王朔的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特点是将宏大的政治话语用于一些不够庄严的场合或者琐碎的市民社会小事上。然而这种作品不仅是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的结果，更是普通民众厌倦庙堂教化与回归世俗生活的必然回应。正是紧扣这一点使冯氏电影成为市民生活的代言人和市民梦想的者。然而从影片《大腕》开始，冯小刚在语言上开始与王朔拉开距离，不再满足于讲述小人物的市民生活和制造曲折但最终美好的故事，而是套用一种宏大叙事的画外旁白和庄严的镜头语言来推进故事。“冯小刚对现实生活的把握能力，使得他的影片充满夸张而却不失生活的质感，从而让观众在观看狡黠睿智的情节设置中体验到的一种爆笑与辛酸急转骤变所带来的淋漓。”[4]然而转型后的冯小刚似乎呈现出另外一副面孔。影片《夜宴》展示的奇观化场景可谓色彩丰富、美不胜收。但作为传达影片内容与主旨的表现符号，这些美仑美幻的影像实在是失之空洞、流于形式。“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时代，这种‘政治无意识’已巧妙地转化为民族和个人的竞争力和发展力。”[5]影像的精美和奇观化场景的渲染与炫耀，恐怕是这些电影大片吸引观众眼球的一个重要卖点。影片《集结号》再次转型为战争历史题材；《唐山大地震》又涉猎灾难题材；《非诚勿扰》的推出更加凸显出其转型后作品类型的摇摆。

3. 醉心历史与神话人物的内心刺探。陈凯歌一贯的艺术目标就是在作品中注入文化反思和哲学意味，用电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体验是其作品的灵魂。影片《无极》隐晦的传递信息方式已经使信息较为模糊、含蓄，加上可以误导观众的虚象构建太多，使得电影传递的信息片断含混不清，如此一来，观众将更多的精力放置于电影创作者意图的猜想上，而影片的内容情感表达却被忽略或者减弱；影片《赵氏孤儿》涉及有关“人性”这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心话题，是当时社会谈论政治经济的主流话语方式，只是如今重拾这种题材未免落入俗套。无论如何，人性的复杂性这个命题，对于陈凯歌来说，是深刻存在于他意识里的，可见陈凯歌的“人物感”实在是太强了。“在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风格，去戴着面具并且用虚构的博物馆里风格的声音说话。”[6]影片《梅兰芳》强调名人的普通人心态的生活，悖论的是，他越是强调普通人的生活，强调平民化，却只能说明并且进一步促使他离真正的普通人越来越远，离真实的思想感情越来越远。“形式的视觉凸现性与其意义的空洞、审美趣味的全球同质化与异质化、电影观看与电影观赏、基于文学原著的改编型制作与抛弃文学原著的编造型之间的悖逆。”[7]而这些悖逆是电影界内部、电影界与观众群体、电影观众内部以及更广泛的中国文化界的一系列更深的悖逆的显示。

4. 避险与票房动机下续集作品泛滥。续集最大的魅力在于“安全”――对电影公司来说，系列电影积累的口碑与粉丝是续集收回投资的保障，影视公司热衷拍，院线热衷引进，观众也热衷买票，而且选角、构思、宣传方面也更省时省力；对院线来说，无论是引进还是排期，与其冒险尝试毫无群众基础的新片，不如保守坐收有票房保障的续集；对观众来说，60元左右的票价，还是花在大片续集上相对保险，即便再差至少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和场面，解开上一部留下的悬念。然而，续集保得了票房，却未必保得住口碑。票房与口碑齐飞的续集永远凤毛麟角，票房和口碑之间的矛盾冲突，对大片续集来讲是个问题。常见的情形是，观众一边大骂片商炒陈饭抢钱，一边争先恐后买票去看，典型的周瑜打黄盖。反过来，尽管1992年电影《新龙门客栈》口碑远胜2011年的《龙门飞甲》，但票房上却不可相提并论。在全球经济危机、好剧本匮乏及创意稀缺的大背景下，电影公司续集成疯可以理解，但却不是长久之计。《东成西就2011》之后观众才知道原来上世纪的那部电影是《东成西就1993》。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续集总有终结的一天，电影业要发展，口碑要维持，票房要保证，最终还是躲不过创新，绕不开变革，毕竟电影是勇敢和智慧者的游戏。

结语

现实是复杂的，实践是高于理论的，因而理论在现实和实践面前总不免显得苍白和局限，但这并不足以证明理论研究是不必要的。本文试图对我国电影产业内容创新面临的挑战和由此生发出的曲线诉求加以梳理和归纳，从而对目前国产电影“叫座不叫好”现象背后隐藏的观众和导演之间的矛盾进行解读和分析。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在审查制度的完善、分级制度的环境适应和现实题材选择的契机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基金项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青年科技基金项目《陕西影视文化产业创新的困境与出路研究》QN1105

参考文献

[1]周星.全球化空间中的中国电影生存发展问题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2]马潇.商业与精英的两极――从冯小刚、姜文试论中国电影雅俗共赏之殊途同归.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3]戴锦华.雾中风景：1978～1998年中国电影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405

[4][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206

[5]杨矗.古装动作大片批判.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6][美]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P403

[7]王一川.从《无极》看中国电影与文化的悖逆.当代电影.2006（1）

作者简介

张小刚（1979―），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金青梅（1970―），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陕西省文化产业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