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全无胜利可言

人类恐惧、诅咒病毒，也曾踌躇满志，深信自己有能力制造出药物和疫苗来击败传染性病毒，而后来又焦虑地发现，病毒拥有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变异能力，能够随时以新的面孔卷土重来。

不客气地说，在和病毒斗争的革命史中，人类全无胜利可言。但好在我们并非束手无策，短暂的胜利仍能挽救无数生命。本世纪重要的一课是，2003年非典病毒的蔓延。人类的全球移动，给病毒的生存条件带来变化，它因此反作用于人类和牲畜。新疾病能够迅速传遍全球，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处境。

但是“共同处境”，是一个横扫一切的词语，往往就是在这个词语的感召之下，最强音盖住了许多微小的声音。

时隔10年，我们采访了一些普通人，他们都是在非典中未受到伤害的幸运儿―其实也就跟我们大多数人那样，经历了那样一个奇异的时刻，死亡逼近，而我们死里逃生，适当的恐惧令人警醒地意识到一切都有可能骤然终结、终将终结，感受力上日积月累的尘土被裹挟着消毒液的风吹走，求生的渴望令人们短暂地从日常的疲态里惊醒，人们对以前觉得微不足道的生活感慨万千。

记得那一年的北京，太阳毫不留情地照耀着，天气格外好，草木丰美，我趁机甩脱了对未来的担忧，每天都带着“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情享乐生活。但10年之后与朋友聊起来，才得知就在离我不远处的一栋楼里，很多人都回到了老家，一层楼里就只留下6、7个人，一位原本患有抑郁症的女孩在那个阶段不堪压抑的环境，精神彻底崩溃。

“感同身受”带有一种理解力上的傲慢，现实只存在于个人的体验中。这一次我们采访了当年首度向世界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真相的《TIME》记者黄永，我们能理解他说的“2003年，我第一次觉得工作给我带来了成就感，我写给美国人看的文章总算影响到了中国人”。但没人知道他自年轻时便有自杀倾向，在一线采访SARS疫情，他从来不戴口罩，也不采用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一方面自恃身强力壮，另一方面可能潜意识里也觉得，让我得这个病试试也挺好。”再比如一位从出生就被医生判定活不过5岁的“职业病人”，在非典的时候考虑的是要不要趁这个人烟稀少的机会，上街去那些平常人流量大的地方，“这次不必再担心轮椅蹭到别人身上了。”

在最强音之下，仍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声音，或许你也愿意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