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冷战时代科幻电影的文化意涵

摘 要：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形式，不仅仅只是提供消遣与娱乐的工具，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传达，甚至可以看成是对于当代社会思潮、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通过对冷战时期好莱坞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进行研究，并结合文化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去探讨冷战时期科幻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和焦虑等时代特征。

关键词：科幻电影；冷战；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4-0092-03

一、科幻电影中的冷战意识

一般人对科幻电影的刻板印象大多是认为其剧情叙事与场景是建立在宇宙星际的太空飞船或是遥远的未来世界之中，但科幻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又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反映功能，它能提供一个充满想象力但同时又能提供一个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思辨性的场所，用来探讨许多当今社会文化的重要课题。

虽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科幻电影就开始在美国出现，不过那时候的科幻电影大部分还都只是拥有某种科学或奇想的B级片，以此来满足青少年和广大劳工阶层市场的需要，而本质上当时的科幻片也大多作为恐怖片或惊悚片的一个亚类型，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科幻电影才算是迎来了自身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许多学者研究指出，大多数的科幻电影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美国从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所拍摄而成的。[1]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的震撼、恐惧影响到了之后科幻片的创作，许多关于核武器与核弹爆发所引发的种种灾难性后果的科幻电影开始出现，最著名的要数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而像奇爱博士这样的疯狂科学家形象在这一时期常常以反面形象出现，这些科学家沿袭了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的形象，均以既冷血又邪恶的形象示人，他因能看到整个地球的毁灭而狂喜不已。[2]

二战后的美国，战争带来的阴影还未消失，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社会阵营的冷战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共产主义势力。此时在麦卡锡氛围的高压之下，科幻电影被当做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无所不在的可怕威胁与恐共氛围被作为题材移植到科幻电影中，许多科幻电影中出现了外星人入侵地球、巨大的怪兽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影射当时左翼或共产党分子。这些“入侵叙事结构”类型的科幻电影中，都蕴含了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与人民对共产主义渗透的微距，用外星人、怪兽等异族（Alien）、他者（Ohter）来表现人们内心深层的恐惧，而在这些入侵题材的影片中，1958年的科幻恐怖电影《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则被许多社会学者认为是一部代表“反麦卡锡主义”的先驱之作。

影片描写洛杉矶郊区某小镇遭到外星人入侵，本地人被一一替换了脑子以至于人类变成没有感情，没有知觉，只有理性的行尸走肉。主角为医生，某次到外地开完医学会议回来，虽然家乡小镇如昔，隐约感觉到在这平静的表面下却暗藏危机。当他终于发现了这个阴谋的时候，奋力呼救，但所有人都没把他们当回事，甚至把他们当成疯子。影片根据杰克•芬尼（Jack Finney）1955年出版的科幻小说《身体入侵者》（The Body Snatchers）改编，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以来它被翻拍成三至四个版本，而每次翻拍均对应着类似的时代背景。

第一次是1978年的《人体异形》（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第二次是1993年的《外星人入侵》（海湾战争），第三次是1998年的《夺命高校》，第四次是2007年的《致命拜访》（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影片中电视新闻多次暗示）。只有集体意识的外星入侵者影射的是当时寡头政治的恐怖气氛，科幻电影正是将这种时代背景转换到另一个宇宙或是未来的想象世界中，再来表现这些批评和质疑。

而60年代随着冷战的降温，美国国内问题凸显出来，现在那些美国人担心的“外星人”出现在自己的家园附近：要求民权的黑人，反抗父辈的青少年和反对越战的自由派人士等。美国核武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以及1968年“阿波罗13号”登月的成功，为科幻片未来主义的传统增加了强烈的现实危机感和不确定性，而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和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更能延伸至两国核装备竞争在文化上的体现。与此同时，灾难性的越南战争及由此引发的风起云涌的反战运动，又为科幻片注入了灰暗，焦虑和绝望的悲观色彩，这对于乐观，自大和天真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消受的。[3]

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猿星球》系列的出现。该系列试图提出这样的思考：究竟什么是异族？是人类自身还是其他物种？影片描述了一个宇航员一觉醒来后，着陆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他发现在这个星球上居住的人类已经变得和动物没什么区别。而类人猿成了这里的统治者。他吃惊地发现这个星球上的猿类有着和人类相近的等级制度，人猿是统治者，猩猩是居中阶层而黑猩猩则是地位最低下的族群。1977年乔治•卢卡斯拍摄了《星球大战》，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幻片对于之前的科幻片来说具有颠覆意义，卢卡斯和他的工业光魔（Industiral Light and Magic）工作室的诞生标志着通过特效制作使得《星球大战》成为第一部科幻卖座电影，然而《星球大战》所带来的科技狂热效应并未推动社会思潮的发展，反而使之退回到保守的美国小镇价值观（Middle- America value），代表即与卢卡斯的电影同名的里根“星球大战”计划和他的经济政策。[4]

1980年里根接下了卡特留下来的烂摊子，在美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一个时期进入白宫。据尼克松的回忆录中说，里根执政期间的最大功绩在于扭转之前美国在“后帝国时代”（postimperial）的尴尬地位，重树美国民众的信心，并让美国重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5]里根执政时期正是美苏两极争霸中美国由守转攻的时期，其强硬的执政态度同样也影响了这一时期好莱坞电影的创作，在八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中，主要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硬汉”电影的大量涌现，另一种则是较之于六七十年代社会风气更为保守的怀旧情绪。在科幻片中，《终结者》、《机械战警》、《超人》等一系列“硬汉”电影成为一个又一个票房神话，另外又有《回到未来》这样充满着小镇价值怀旧气息的影片。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国际间大局势相对和平的状态，进入九十年代和新千年，科幻片中已经较少出现上个世纪冷战时代那种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对峙，但是伴随着生物科技与基因工程的成功，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人工智能、基因克隆技术。人的本体论以及环保主题的思辨。

二、从乌托邦到恶托邦

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见于英国作家莫尔的拉丁文小说《乌托邦》。小说的内容是假设世界上一个叫作“乌托邦”的岛，岛上实行非基督教、共产主义以及理性至上的原则与制度，而人民所生活的方式，都是完全理想而完美的。莫尔的《乌托邦》不仅是虚构的小说，也是政治和社会理论，是对一个理想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所作的具体描述。所以从一开始，乌托邦就不仅是文学的想象，也是社会的讽喻。[6]

冷战期间，乌托邦一度是斯大林主义的同义词，表示一项无视人类软弱和原罪的计划，暴露出对一致性以及对一种完美制度的理想的强烈意志，因而不得不把这种制度强加给它的不完善的、不情愿的主体。鉴于对于这种政治集权所造成的束缚与不自由，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许多关于乌托邦的反面类型――恶托邦式的作品，包括三部最著名的《我们》、《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都讲述了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和现代技术精心控制着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操纵信息和思想，政府左右着社会历史和个人记忆。通过举办、定期举行、禁止某些具体活动来引导人们的感情及两性生活，调解人们的失意或满足、恐惧、冷漠或幸福的情感――政府影响着人际关系，并使个人为满足自己的物质和心灵方面的需要完全依赖它。[7]扎米亚京（Zamyatin）、赫胥黎（Huxley）和奥威尔（Orwell）推断出20世纪上半叶这些集权政治带来的危险，同时也指涉了未来科学文明所带来的同质性的后果，都把丧失自我与思考视为人类未来的最大悲剧，政治这种丧失或是由于沉溺在科学现代化的表象之中，由此带来了思想专制的束缚。

而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冷战时期和自由世界反集权主义时期，这一种反乌托邦式的题材依然引人注目，同时还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出现了新的趋向，其中对于由科技快速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比如工业的快速扩张、运用高科技核武器的军备竞赛、以展现“后工业”社会环境（垃圾、废墟、酸雨和空间窒息）以及“后现代”精神家园（变态和异化、堕落和虚无）的热衷成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幻片的一个重要取向。

虽然三大著名的恶托邦小说中只有《一九八四》被翻拍成了同名科幻电影，不过这三本科幻小说中对于未来科技所造成的集权约束下人性的麻木不仁和异化的描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科幻电影中不胜枚举。

《美丽新世界》中未来新世界里德人类每天服用定量配给的药物，让人忘掉七情六欲，处于“幸福”状态，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因为人口数量过多，女性必须佩带“马尔萨斯带”以控制节育，这些类似的内容在《发条橙》、《巴西》等科幻电影中都有所表现。而《我们》中的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以及认为古人（现代人）是野蛮落后且无组织，科幻片《五百年后》和《越空狂龙》更是将这些情节寄予影像化地呈现与讽刺。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的前言部分这样介绍《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8]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和东欧的剧变，虽然距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预言已经越来越遥远，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未来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美丽新世界”，没有人受害，人人快乐的各取所需，美丽新世界里的人们已成为一种“后人类”，他们不再需要思考、学习与信仰。按照波兹曼的观点来看，二十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是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阅读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电脑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恶托邦题材的科幻电影对未来世界的描绘都是有关科学与科技所带来的僵化和对人性的冲击。拍摄于1971年的《发条橙》就已经在未来世界预先提及了以科技、药物扼杀人性，以及个人和反人性的国家机器抗争的主题。整部影片讲述了男主角艾利克斯与几个同伙混混终日四处胡作非为，后来艾利克斯被逮捕关进监狱后，未来世界的政客为了一己之利，将充满暴力倾向的艾利克斯，强迫用一种“新技术”来治疗，加上药物的控制，以去除其本身的暴力个性。虽然乍看之下影片的确有如乌托邦想象世界中的没有暴力和犯罪的允诺，但影片中男主角因为接受这种治疗后，从此失去了其作为单一个体的性格，无法拥有自己的情绪、也不能反抗，如果加以延伸想象，这种假以“科技”的名义对个体实行的改造，钳制人们的思想的手段，其实为未来科技高度发达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的复辟提供了可能性。

这一时代很多恶托邦题材的科幻片中常常会运用一些黑色幽默以讽刺或暗喻未来体制下人性的僵化与思想的枯竭，比如在《巴西》中的未来世界在餐厅里，所有客人点餐的时候都不能说出食物的名字，一定要制定号码来点餐，上菜的时候甚至还会随餐附上照片，但不管点的是几号餐，端上来的永远是同一种东西，只不过是颜色的差别而已。

而在《五百年后》中沉默寡言的THX-1138生在二十五世纪严密镇压的未来社会里，性是被严格禁止的，政府并以药物控制人们的生活。《五百年后》整部电影对白简洁，呈现出简约而苍白的风格，人类只是个符码和剩下的黑色剪影，对照刺目的白色背景，表达出这时一个被电脑、广告、机械集权控制，毫无生气、没有爱，也没有个人的地方。

恶托邦题材的科幻电影，或多或少都掺杂了一些政治意义的指涉，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冷战登峰造极所造成的人们心里对于独裁与集权的深层焦虑与恐惧，另一方面则基于当时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权威和未来的质疑。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恶托邦题材的科幻电影，则要数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

《银翼杀手》开篇时2019年的洛杉矶和其他科幻片中的未来世界别无二致，黑暗且阴雨不断，这个污秽肮脏的2019年并不如想象中的美好，反而较之当今世界是一种倒退。城市到处都是科技之光的成果，但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从未见过阳光，还有外国语的霓虹广告牌，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城市里挤满了移民住户。同样的，个人信息在未来社会都能通过各种渠道被人们轻而易举的获得。有权有势的人住在高高的塔楼之上，以一种《一九八四》中“老大哥正在注视着你”的方式观察着城市的一举一动，而人类随着科技的进步，制造出许多植入人类记忆的机器人，以供人类工作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影片也以独到的视角对人与机器人的认同进行了阐述，在《银翼杀手》导演最终剪辑版的结尾，暗示了一直致力于抓捕即将退休的机器人的警探德加原来也是一个机器人，这种对于人类自身本体论的质疑与担忧，伴随着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基因生物工程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发现而大量出现。

三、结 语

科幻电影同时也是伴随着电影的出现而出现的，科幻电影的先驱乔治•梅里爱早在1897年就注意到了“特技摄影”，但电影从来就不只是纯粹给观众提供娱乐的工具，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传达，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电影作品成为了反映时代潮流的产物，冷战意识形态不自觉地渗入影视作品中，而科幻电影作为一种依托既有的科学技术，在银幕上投射出对于未来世界无限幻想的类型片，大多以跳脱现实、戏谑或是负面灾难性的伪装来完成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并对当下具有批判与警示功能。

参考文献：

[1] Geoff King, Tanya Krzywinska.魏译.科幻电影迷航[M],台北:书林出版社,2003.

[2] 曲杨.当代弗兰肯斯坦――解析美国冷战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7(9).

[3] 游飞,蔡卫.美国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4] Susan Hayward:Cinema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M].2nd Edition, Routledge Key Guides,1964.

[5] Susan Jeffords，Hard Bodies:Hollywood Masculinity in the Reagan Era[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3.

[6] 张隆溪.乌托邦：观念与实践[J].读书,1998(12).

[7] (美)彼得•吉•斯蒂尔曼.反面乌托邦之幻想与乌托邦之期盼[OL] 天健出版网,2008-09-17..

[8]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