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率为何连连上调

7月21日，央行宣布提高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8月15日开始施行。距离上一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政策生效仅有半个月。

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被认为是宏观调控的猛药。而在我国，央行短期内连调存款准备金率，背景是货币政策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也成为温柔的信号。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1．3％的增长速度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峰值，这一速度出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上半年，信贷投放增量接近央行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的90％，尽管此前央行于4月份调高贷款利率27个基点，于6月份宣布7月初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

有人认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了1．3％，仍在合理区间，且困扰中国的电力、煤炭和运输瓶颈没有重来，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状态。 然而，现实并不让人乐观。我国经济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投资和高出口基础之上，而这一发展模式难以具有持久力。目前，投资加速背后更多体现了一种政治生态，并偏离结构调整的目标。出口拉动下的持续顺差，导致我国贸易摩擦频繁，人民币因此面临更加严重的升值压力。

为控制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衡，国家从收紧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采取调控措施。过去几年间，央行调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窗口指导，但收紧流动性的努力收效甚微，这意味着紧缩政策最终并没有有效传导到商业银行层面。

具体来看，今年央行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大约锁定3000亿元商业银行资金，但相对于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2．18万亿元，这一数额无足轻重。更何况，央行继续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已不大。再看利率政策，央行面临两难选择。4月份出台的利率调整政策，仅调高贷款利率，其用意既要控制经济过热，又想扩大消费，还要避免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但这一多重目标的政策，其效果大打折扣。

近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制约内需不足的因素，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原因，有居民消费观念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居民收入总体不高，且收入差距过大。我国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例一直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即使加上农民的2万亿收入，也仅占当年GDP的32％，而成熟市场国家的收入分配率普遍都在54％至65％之间。

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当前在采取控制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同时，还应在分配政策调整上有明显的动作，即提高工人工资特别是提高出口导向型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惩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行为，其意义不仅在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在于提高企业生产或投资成本，防止经济过热。

事实上，追求GDP增长、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劳动者福利的改善，推动劳动力价格均衡点的上移，应当是比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为重要的目标，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重要措施。同时，工资水平提高后，国内收入和消费增加又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也将增强宏观调控的效果。

(摘自8月14日《中国审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