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吐鲁番的主人

一生戎马的大将军张雄怎么也不会想到，去世1300多年后，他的一家四口每天都要被各国旅行者盯着看上好几个小时。张雄生前披甲执剑，守卫那小小的汉族政权，死后又赤条条地躺在博物馆里，用不腐的身躯捍卫吐鲁番曾一度无比兴盛的汉唐史迹。

很久以前，吐鲁番是一片。但人类文明出现时，这里早已成为深入内陆的一片土地。上古居民们间或地拾到贝壳，也会当做非常珍贵的珠宝装饰在衣服上，大海对于他们来说只存在于想象中。吐鲁番的现实是炎热和干燥，但同时也有天山上的冰川融水，悄然浇灌这片盆地和盆地里的居民。

冰川融水，孕育了世界闻名的葡萄。千热天气，保留下了无数古代千尸。麴氏高昌王国的大将军张雄一家，是吐鲁番最有名气的出土千尸。不但因为这四具千尸保存得非常完好，还跟张雄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吐鲁番被载入史册，是从汉代开始的。在《史记》与《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吐鲁番居民是“车师人”，他们是深眼窝高鼻粱的印欧人种。车师的国都建在一座黄土高台之上。因为河水交于城下，故而汉人称之为“交河”。车师人是外来客，在他们之前吐鲁番是否有土著人已不清楚。汉武帝刚开始经营西域时，车师人帮助匈奴人横加阻挠破坏。于是大汉与匈奴之间，围绕车师展开了5次大战。直到汉宣帝时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才最终进入大汉版图。

吐鲁番盆地里的另一座大城，就是张雄所效力过的高昌。高昌虽和交河一样都是黄土的颜色，但形制大不相同。交河是车师人在黄土台地上抠挖而成，建筑学上称之为“减土法”，而高昌则是在平地上采用夯土的方式建立，与同时期的中原城市相类。

高昌初建于汉武帝时代，当时大将李广利率兵去大宛争夺汗血宝马，兵败而不得入关，只好在吐鲁番盆地屯田。此后近800多年间，高昌统一了吐鲁番盆地诸城，无论是独立还是并入中原政权，一直是由汉族人和汉文化统治，城市规制也是模仿长安。公元8世纪末，回鹘人从吐蕃人手中夺取吐鲁番后，基本上一直效忠中原政权，汉文化也依旧是高昌的主流文化之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275年蒙古叛军将高昌与交河两城一同焚灭。

高昌的汉族人，除了当年屯田于此的汉朝军士后裔之外，还有历代由中原经大漠逃荒、逃难至此的流民。汉族的高昌和西域民族的交河，这两座相距50公里的城市，成了吐鲁番盆地两个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很难想象，最终的结局，是孤悬塞外的高昌从身心两方面统一了交河。

趁着南北朝的乱世，高昌这些弃将和流民的子孙们建立起了王国，王权几经易手，最终落到了来自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固区)的麴氏家族手中。麴氏在高昌共传了10代，其间一切政治制度悉用中原模式，继承和发扬汉儒的河西文化也在其辖属范围内得到空前发展。

在吐鲁番博物馆的陈列柜台中，随处可见在高昌城市和墓葬出土的《毛诗》、《论语》断片残文，甚至还有人仿效中原做法，直接用《孝经》随葬。史书上记载，麴氏高昌王的房间内，挂着“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像”，以彰显王室对儒生们的尊敬和倚仗。强势的汉文化，也让王国境内的众多其他民族为之折服。在交河故城康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龙朔三年康延愿铭记》中，记述墓主人康延愿“其先出自中华”。但根据更深入的考古挖掘才知道，康延愿压根就不是什么中华人士，而是深目高鼻的粟特人。制造“中华”国籍，只是当时的一种潮流罢了。

在高昌城北4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寸草不生的灰黄色土地，如果不是仿唐式建筑和众多的游人与大巴车，没有人会意识到这里埋藏着无尽财宝。这片土地是高昌曾经的公共墓地，现在依照其所在地的乡村名称，被唤作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张雄的古尸，便是在这里出土的，一起出土的，还有石制和木制的人俑、动物俑，美丽的纺织品以及陶制与金属的器皿、装饰物。

除了个别随葬的完整经卷之外，在这些古墓中出土的大部分文献，都并非古代吐鲁番人故意留下来的。这些写过字的纸，很多被做成了冥衣，被纳了鞋底，或者被糊在了其他什么地方，纯粹是废物利用。但是考古学家将它们分离、展开，就成了无比珍贵的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都是无意中流传下来的，所以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契约、公文、经卷，甚至还有儿童练毛字用的草稿，故而从某种角度上说，研究价值比敦煌藏经洞的那些经卷更高。

张雄的墓穴是夫妇合葬，其中随葬了大量精美的人俑。这些人俑身着各色绢制服装，有仕女，有宦官，有歌伎，有的骑马，有的跳舞，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是大唐风范，宛若是唐代上层社会生活的掠影。但张雄出名并非因为这些随葬品，而是因为他曾是高昌末期的两朝元老，统管全国军政。再说说张雄的主人，高昌末代君主麴文泰，他生在隋唐相交的年代，幼年时曾随父王来到中原向隋朝进贡。后来唐代隋立，已当上国王的他，又带着妻子来朝见太宗。唐太宗对他不薄，把他的妻子赐姓李，算作宗亲，相当于和麴文泰攀了亲戚。然而几年之后，麴文泰停止了朝觐，反而和大唐当时的敌人西突厥一起东击伊吾，西掠焉耆，还抢劫唐朝的商队。在张雄妻子的墓表中可以看到，张雄曾力主麴文泰与唐为善，但显然没有得到允诺。最终张雄郁郁而终，死时年仅50岁。

唐太宗当时正想打通西域，重现汉时版图，逮住这个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他随即下诏讨伐高昌。麴文泰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以为然。他一方面相信突厥人会帮助他抵御，一方面通过他多次去中原的见闻，得出了唐朝的国力不如隋朝，无法跨越大漠来讨伐的结论。谁知，公元640年，快马来报，大唐军队已经穿越大漠，兵临城下，西突厥的大兵却连夜逃跑了。麴文泰凉惧而亡，他的儿子献城投降，高昌、交河等城从此成了大唐的西州。

在高昌尚未平定时，伐高昌的唐军副将姜行本的纪功碑就已经刻出。这块碑上的文字，是中原与西域从大分裂到大一统的过程中，最切中历史脉搏的语句。

“高昌国者，乃是西汉屯田之壁，遗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裔也。往因晋室多难，群雄竞驰，中原乏主，边隅遂隔……”

这里面，虽误将难民后裔的麴文泰当做了汉军苗裔，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原乱，则西域失；中原治，则西域归。这一至理，在此后更加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一次次地被验证。

与交河相比，高昌故城的面积要大得多。再加上并未像交河城那样建在土台之上，故而生满了骆驼刺等抗旱植物，苍蝇和蜣螂也到处飞舞爬行。不过这并不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因为距吐鲁番市区太远，景区又太大太空旷，所以游客稀少。一阵阵热风吹过，身处高昌深处的笔者不住地眩晕。相信当得知大唐军队越过了大漠时，麴文泰就是伴着这种眩晕惊惧而死的。

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身为汉人的麴文泰显然是一个搞分裂、投敌邦的小人嘴脸。但事实上，除了《讨高昌诏》里所谓的“反道败德，幸灾好祸，间谍酋豪，交乱种落”之外，其他文献中罕见他的罪行。相反，麴文泰一朝，对于高昌来说，算是大乱后的复兴。或者可以说，他的悲剧，是在于大国夹缝之中的小国无力抉择自己的历史。但在异族和母邦之中，麴文

泰未经深思熟虑便一头扎进了前者的怀抱，这不能不说是作为君主的他，面对大唐崛起的历史潮流毫无察觉。

麴文泰虽可怜可悲，但并非恶人、小人。一位在世界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就记录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麴文泰。

这个大人物就是玄奘。在他的口中，麴文泰虽称不上伟岸，但至少善良真诚，崇敬释教、敬仰母邦文化。在玄奘口述、其弟子慧立执笔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录了玄奘西行求法路上，是如何受到麴文泰惯情襄助的。

来到高昌之前，玄奘经历了西行路上最艰难的时期，他走过了“目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沙碛，九死一生来到伊吾。当时伊吾国中恰有高昌使臣，遂将大唐法师来西域一事禀报了麴文泰，麴文泰立刻把玄奘迎接到了高昌。

之后就到了《西游记》里常见的桥段，麴文泰软磨硬泡想劝玄奘留下当国师。法师不许，绝食四天，麴文泰又惊又敬，稽首谢罪，允诺法师西行。仅有的条件，就是与玄奘拜为兄弟，并留他在高昌讲法一个月，归国时再来讲法三年。及讲法时，麴文泰低跪为蹬，令法师蹬着他走上法座。今天的高昌故城里，存留下的宫殿遗迹，就是当年发生这一幕的地方。

玄奘西去时，麴文泰度了四个沙弥充当随从，又做了法衣三十套，赐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还有让玄奘足够用十多年的马三十匹和苦力二十五人。为了能让玄奘西行路上不受阻碍，麴文泰给西突厥以及其他二十四个小国的君主写了国书，送了厚礼。玄奘起程时，麴文泰带着文武百姓一起将他送出城西，临别时更是抱着法师恸哭。前文所说的张雄，作为重臣，当时应该就站在他俩旁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游记》里唐太宗的形象和作为，压根就是麴文泰干的。拜为御弟、赠马赠金、通关文牒。哪一个是唐太宗干的呢?西天路上的诸国，给玄奘行个方便，也是看在高昌王或突厥可汗的面子上。玄奘若真是自称“唐王驾下”，怕是要直接当成奸细抓起来了。有了麴文泰在人力物力上的资助，玄奘此后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危险困苦，不但不用化缘乞食，甚至还可以“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

归国后，玄奘不再是高昌王弟，他翻译经书的赞助人，是剿灭了自己恩人的唐太宗。但玄奘西去和归来时，唐太宗做了什么?他先是对法师的西行横加阻挠，法师载誉归国后，他甚至还两次劝法师还俗当官。如果说有点功德，也就是此后花钱赞助译经，并建寺盖塔罢了。这与麴文泰的雪中送炭，以及“低跪为蹬”的虔敬之心相比，无疑相距太远。

在奉旨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上，玄奘表示自己西天取经都仰赖大唐，一句未提麴文泰。但可以说，玄奘这样做，应是因为慑于唐太宗的压力，毕竟麴文泰是罪人。法师对麴文泰的恩情一直记在心上，除了在《三藏法师传》中可窥一二外，在归国路线上，他也是按照约定，重走陆路，而没有选择更方便一些的海路。只不过当他风尘仆仆地来赴“三年之约”时。文泰已死、高昌已并入大唐。

可能有人会说，麴文泰确是崇敬佛法，但如何能证明他热爱母邦文化呢?其实，这句话反倒可以颠倒过来。麴文泰对中原文明的热爱，应该超过了佛法。玄奘西去取经时，还并非闻名四海的高僧，只是个20多岁、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独行僧人。麴文泰一听到大唐来人了，便径直将其迎入国中，奉为上宾，这无疑是源自其心中对母邦文化的崇敬，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思乡之情。

若真是如此，麴文泰的悲剧色彩，岂不是又增了一分?穿行于高昌故城残垣断壁中的风，应是他的不尽叹息吧。

在高昌故城之北不远处的火焰山下，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所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回鹘高昌王国的王家寺院，号称“吐鲁番的莫高窟”。唐朝中后期，吐蕃势力占据了西域，甚至一度东侵，攻破了长安。公元866年，亲唐的西州回鹘军队光复了高昌和交词，继承了此地的汉唐文化，并加速了其与西来文明的融合。直到1275年被蒙古叛军毁灭，400多年间一直向中原王朝进贡。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回鹘高昌的文化宝库，这里也和如今莫高窟一样，大部分洞窟都紧锁大门，只开放为数不多的几个。在一扇绿色的、关闭着的大门外，坐着头戴花帽的维吾尔族老艺人玉素甫・艾依提，除了与游客合影之外，他一刻不停地弹奏着怀中的热瓦甫。

虽然不知道回鹘高昌王国的音乐是什么样子，但玉素甫弹奏的铁定不是他的祖先的旋律，因为谁都知道那是《达坂城的姑娘》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甚至有日本游客到来的时候，他还能弹奏一曲《四季歌》，博得一阵『京叹。

如今吐鲁番的维吾尔人，是回鹘高昌王国居民的后裔。虽然还吃着和祖先当年一模一样的烤馕，但他们已经不再穿着祖先的服饰、不再书写祖先的文字、也不再信仰祖先的宗教。“柏孜克里克”在突厥语里的意思是“有画的地方”，在维吾尔语中是“山腰”的意思。从史书上可以看到，这里本来的名字是宁戎寺。史建于南北朝期间，在回鹘高昌王国时期达到极盛。当时回鹘高昌已经是西域佛教的最后阵地，1221年长春真人丘处机西游至此地时，当地的回鹘僧人对他说，

“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

和莫高窟不一样，我们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很难找到一幅非常完整的壁画，有的是被整块地切了去，有的则是被用利器胡乱地划伤，大多数佛菩萨的面部都被铲掉了。完整切去的。是被欧洲和日本的考古学家和文物强盗盗走的，而那种单纯性的破坏，可能是出自公元13世纪吐鲁番佛教衰颓之后当地权贵之手。更有传闻称，这是古时附近村庄里的顽皮孩童，因为害怕墙上的“妖怪”夜里来找他们，故而挖去了它们的眼睛。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吐鲁番的其他佛教洞窟中。

然而，吐鲁番人也在补救。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让此地的故城和石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果成功的话，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无疑将让更多的人知晓，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从1994年开始，他们选择了最有希望的交河故城进行首次申遗，结果同时申请的其他四个中国遗址避暑山庄、曲阜三孔、武当山、布达拉宫全部成功，唯独交河落选。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丝绸之路中国段进行了考察，这又燃起了吐鲁番人的入遗热情，这次他们希望能够将交河、高昌，以及众多古墓、石窟一同申遗。在交河故城之畔，有80多户维吾尔族居民，很多人已在此居住了五六代。他们在河滩上种葡萄为生，生活也并不算殷实。为了保护交河故城，政府呼吁他们搬家、退耕，这些居民都没有打什么磕巴。而在吐鲁番其他地方，也能够看到许多尽职尽责守卫文物古迹的维吾尔族工作人员和普通的村民。

在与一群从东北来的大学生合完影后，玉素甫又坐在柏孜克里克的佛窟门前，弹起了他的热瓦甫。他的祖先曾为吐鲁番辉煌的古代文明挥洒过汗水，也曾对这里的艺术瑰宝漠视甚至伤害。如今，轮到玉素甫这代人了，他们选择了为吐鲁番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