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农民工:何处栖身?

时间:2022-10-23 08:48:10

城市里的农民工:何处栖身?

对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来说,听王晓军的故事就像媒体上报道关于中500万大奖一样,只可幻想。

东西七道巷,南北五道巷,这是一个迷宫版的世界。

这里阴暗,逼仄,是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兰州的第一站。

清晨的城中村

在这片六七千平方米的面积上,密密匝匝地立着三层、四层的小楼,密集的建筑把这里切割成一个迷宫版的世界。楼与楼之间的距离也近到对面房子里的手机铃声响起,这边房子里的住户赶紧找电话的程度。即使在正午,楼与楼的夹缝间,也不会有一缕阳光照射进来。

一只老猫抑或是一条黑了身子的白狗,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在你的面前,对你狂吠几声,掉头跑掉,不知从哪里旋起的一阵风,吹着塑料袋就朝你扑面而来。阴暗,逼仄,混乱,一切与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格格不入,但却是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兰州的第一站。

许三贵住在这里有快十年时间了,房租从80元不断上涨到现在的200元。其间他也搬过无数次家,但是总是在这片地方辗转腾挪。搬家没有特别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隔壁的住户太吵闹了,或者与房东不太对脾气了。

5月2日清晨6点40分,许三贵背着一大一小两个铁锤走在阴暗、逼仄的巷子里,身后跟着的是许想贵,同样背着两个铁锤。一根结实的尼龙绳系于锤柄两端三分之一处,像一杆钢枪一样背在身上,这是他们在兰州这座城市赖以谋生的工具。来兰州务工的农民工最终十之八九都会走入砸墙或者搬运行业。

这是一对来自漳县武当乡的堂兄弟,许三贵32岁,许想贵45岁。在兰州,许想贵一切都要听从许三贵的安排,因为只有许三贵可以更多更快地联系到包括砸墙、刷墙、背装修垃圾和搬家具等各种力气活。运气好的话,许想贵可以跟着一天挣到100块钱。

在一家没有招牌的包子铺前,许三贵和许想贵坐在露天的餐桌边,点了水煎包子,一碗豆浆。水煎包子1块钱5个,豆浆一碗5毛。这天早上,许三贵联系上了南河滩新村的一个搬运家具的活。要出力气,他一个人点了十个包子。

包子铺所在的巷子位于张苏滩市场后面粮油市场附近,也是这片迷宫的南出口。陆续有更多来自外乡的人从迷宫里走出来,开始为这一天的生计忙活。许氏兄弟不停地和熟识的人打招呼。

早上7点一过,从粮油市场附近的南河道各座桥梁,一直到宁卧庄宾馆,像许三贵一样的农民工或站,或坐,或躺,开始百无聊赖地等待私人或者装修公司工头来找他们干活。

许三贵喜欢呆在宁卧庄宾馆前面一片浓密的树荫底下,他说:“这个地方夏天特别凉快,困了还可以躺在草地上休息。”

在兰州,雁滩、十里店是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最集中的地方。

许三贵的世界

许三贵的世界很小,就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这里生活着他的妻子、上学前班的小女儿还有农历三月份过完三岁生日的儿子。

虽然住着一家子人,但是许三贵的房子里却连一台电视也没有。许三贵说:“我们打工的,总是搬家,置办什么家具,把钱存下才是正经事。”屋子里的床、桌椅、板凳全是房东家的。

许三贵兄弟姐妹四个,他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许三贵说:“从小家寒,初中没有毕业,就到新疆昌吉的农场打工。”十七八岁的许三贵和来自贵州、四川、河南等地的外出打工者在昌吉一眼望不到头的农场里负责种植油葵、棉花。从种到收,一年的工钱将近5000元。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漳县小伙许三贵来说,这个收入已经很不错了。许三贵说:“每次回家,村里人都说你把钱挣下了。”

19岁的时候,老家给许三贵说了一门亲事,他必须回家结婚了。靠着当年4000多元的工钱,许三贵没有让父母拿一分钱,就把媳妇娶进了门。

婚后,许三贵没有再去遥远的新疆,他在兰州张苏滩蔬菜市场干起了装卸工。许三贵说:“两个人装一车,每人能挣30元。”这个只凭力气,不需技术的活计,许三贵整整干了三年。有一次,许三贵在市场等活,一个搞装修的浙江老板问他,愿不愿意干清理装修垃圾的活,许三贵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连续干了4天,许三贵不但清理装修垃圾,还跟着其他工人学着砸墙。4天下来,挣了160元。许三贵再也不去蔬菜市场装车了,他开始专门跟着装修公司干。

“活做得好,人老实,就总是有活干。”许三贵说,“现在他一个月下来收入在2000多元。”妻子生下小女儿后,许三贵就把母女接到了兰州。但是许三贵却不愿意妻子出去打工,他很有男人味地说:“我找你就要养活你,挣钱是男人的事情。”

许三贵在兰州十年,替人家砸墙装修房子无数,他也进去过这个城市很多普通小区,甚至不少高档楼盘。“做梦也想住这样的房子,眼睛一睁,还在自己的破床上躺着呢。”许三贵说,这样的生活不属于他。他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挣钱,把老家剩余的几间老房子翻盖好。

许三贵始终忘不掉他上学时的艰难,“要翻过两座山梁,路陡得很。”兄弟姐妹四个中,只有许三贵上到了初中,后来因为家里实在无力供他上学了,许三贵才辍学打工。这对许三贵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当初比许三贵学习差很多的一个同桌,由于家庭条件好,高中补习了三年,终于考上了师范学院的大专,现在是老家一个学区的总校长。

2007年,儿子出生后,妻子回家呆了两年,又回到了兰州。“小女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许三贵说,“想让孩子上城里的幼儿园、小学,将来还要考上大学。”

一个睡觉的地方

4月29日晚7时许,外面天色依然很亮,迷宫里的巷道里却已经很暗了。在一幢四层楼房里,陆续回来的租客开始淘米洗菜。

这里每一幢小楼的结构几乎完全一样,狭小的院落,数十间大小不一的房间呈“回”字形把房子一层一层往上摞,中间形成一个中空的天井。一般房东占据最高层的房间,用一扇铁门将其与租客的空间完全隔离开。除了每月收缴房租和水电费外,房东和租客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在许想太眼中,他们和房东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群。

4月29日这天,许想太和邓元海没有等到一份工,他们很早就回到了出租房里,两个人干掉了一瓶二锅头,已微醺。这间位于二楼,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摆了三张床,常住着四个人,除了许想太、邓元海外,还有蔡爱民和文小军。

这间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是200元,四个人分摊,对他们来说倒不是最重的负担。要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谋生,要懂得的远不止挣钱而已。“这些人不怎么注意卫生。”一名房东说起卫生的糟糕状况,不禁皱起眉头。前段时间,她就专门跑到村委会投诉邻居租户把废水排到她家,还有放在她房屋旁边的公共垃圾桶,“搞得大家把那儿当成了垃圾堆,我的房子里有股怪味,蟑螂也多了。”

这名房东说:“这也不能说是别人故意,谁让城中村的房子都靠得这么密,巷子都建得那么窄呢?”在不见天日的城中村深处,即便是晴天的时候地面也都是湿漉漉的。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张咏梅和他的研究生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农民工居住条件相对较差,主要是面积狭小,农民工住房中的生活基础设施也比较差,2.2%的人住房中没有电,37.3%的人住房中没有自来水,有独立的厨房、厕所、暖气、煤气或天然气的住房比例分别为22.2%、25.3%、25.9%、31.8%,有洗澡设施的比例最少,仅为8.3%。另外,还有30.9%和53.7%的人分别表示住房中没有电视机和电话。但是没有发现农民工没有地方住的情况。

他们很少有娱乐,打发漫漫长夜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喝醉。靠近许想太的床边,摆着7扎已经喝完的空啤酒瓶。许想太说,他们这些人都很能喝酒,他一个人可以在半小时喝完一扎啤酒。“到兰州惯上的瘾,夏天干活的时候总想喝,几锤下去,酒精变成汗蒸发了,哪里能喝醉?”面对怀疑,许想太拍着胸膛说。

除非老乡之间偶有来往,住在这里的租客之间很少走动。文小军说:“这里的人总是像防贼一样防着。”但是文小军才不管那么多,他说:“我们哪里都能住,随便找个老乡能挤下个身子就行。”

只要容身就成

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村民自建房的房租也是水涨船高,现在一间房的平均价格至少是100元。如果想要租到地段好一点的小区楼里,出租价格已经接近千元。

这段时间,老家的庄稼都种上了,闲下来的男人们陆续离开老家去各地打零工。在张苏滩社区的这片城中村里,房子已经非常紧俏,来兰州已经20天的许想贵还没有租到自己的房子。许想贵说:“房子不是没有,就是170元的价钱有点高了,让人无法接受。”如今,他只好在老乡的出租房里,地上铺上干活时捡的木头板子,打地铺。即便如此,还要分担一些房租。“老乡也不容易。”许想贵说。

26岁的蔡爱民来到兰州刚一周时间,目前也是“加塞”住在老乡的房子里。蔡爱民是漳县马景乡人,2003年第一次出去在新疆打工,夏天经常冒着40多度的高温在农场干活,一个月才600元。此后,他又在兰州北站货场干装卸工,一个月辛辛苦苦不过1000元。由于有木工的手艺,2008年,在亲戚的介绍下,他去山西干建筑工。在工地上,成了专门的木工,一天就有60元的工钱,是他外出打工以来最好的收入。

今年2月份,他再次去了山西,呆了一个月,没有找到活,给在兰州打工的叔叔打电话,得知这边有活,就来到了兰州,跟着叔叔许三贵干活。虽然一周运气好,挣了700多元,但是要独立承担每个月百余元的房租依然是很重的负担。“我们干活全靠运气,这周也许有几百,或许接下来一个月都会没有活干。”无法预知的未来,让小蔡很是无奈。

许想贵家里种着十亩旱地。他说:“从正月到现在就没下过雨雪,冬小麦全完了。”邓元海来兰州已经20天了,挣了300元,除去日常开销,现在反倒欠着老乡100元钱。“一碗面要6元钱,吃饭、住房、坐车这些一天就要投进去20元。”已有醉意的邓元海说:“人多活少。”

收入没有预期,但是支出却是必须的。对这些打零工的农民工来说,一个月的房租基本上占了他们收入的20%,再加上伙食,手头的余钱不过几百元。

在这个群体里,他们自有生存的规则,这种规则就是从老家带来的不破的乡情。文小军说:“不愁没地方住,这么多老乡在这,只要能够容身就成。”

挣钱回家

几乎所有的农民工从来不把扎根城市当作他们的目标,挣钱回家才是他们的目的。张咏梅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从调查数据来看,自己租住的所占比例最大,为83.1%,自己购买住房的只占4.3%。

王晓军就是这4.3%中的一员。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晓军离开清水老家,在兰州某高校的一间食堂里当学徒,其后便在兰州市安宁区开了一间餐馆,由此在兰州开始赤手创业。

2003年,兰州的房地产刚刚起步。此时,王晓军在兰州已经靠着开餐馆有了一些积蓄,近20年的生活,让他们一家很难适应老家农村的生活,王晓军和妻子商量,也许他们可以在兰州买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兰州人了。

今年8月份,他将在雁滩高新区拿到属于自己的房门钥匙。今年,他的大女儿也要参加中考。这意味着,王晓军奋斗10年后将成为真正的兰州人。

而对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来说,听王晓军的故事就像媒体上报道关于中500万大奖一样,只可幻想。

许三贵现在老家翻修了新房子,他说:“等将来回去养老。”他也留恋城市,但是城市并不属于他。“如果有一天,没有活了,留在城市就成流浪汉了。”许三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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